目录：

• 马克思的“魔鬼方案”为何能改变世界和中国
• 列宁的“先锋党”模式如何塑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 共产党为何能用“阶级民主”战胜国民党的宪政民主
• 历史和未来：从新民主主义到共产乌托邦，再到新民主主义回归

拙 作《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讨论稿。简称：70年文）（ https://boxun.com/news/gb/pubvp/2019/10/201910211202.shtml ）一文发表后，由于对以往大家公认的一些史观提出了挑战和新说，引起了学界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到目前为止看到的系统批评或局部点评文章有八篇，分别是张成觉、张杰、查建国、杨子立、王庆民和孙大骆撰写的（其中杨子立和王庆民分别各写两篇，都发表在博讯网和中国战略分析网站上），另外还收到李逍遥和吴称谋的推特私信或邮件的系统评论。另外还有几十位推特网友在推特或其他自媒体上的发表了多次评论，很多见解都非常深刻和多有启发。2019年11月16日，纽约思想俱乐部还以“民国丢失大陆70年反思研讨会”为题，专门邀请20多位专家学者研讨拙作提出的观点，大家都发表了让我深受启发的见解。在此，我向发表系统评论文章和发来邮件或在自媒体上发表评论及参加研讨会的诸位朋友表达深深的谢意！由于你们的批评和评论，让我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理解到很多疏漏和错误，我将在70年文正式定稿时引用各位的批评，或采用你们提供新数据和新观点。

诸位最集中的批评，基本都在如何看待共产党当年的成功和国民党到底因何失败两个问题上，对我提出的共产党新改革方案也都持不可能被接受或与虎谋皮的态度，也有评论者认为我的政改方案是变相帮共产党的忙，前提逻辑就是帮共产党洗地，对共产党就应该打倒加清算。为此，我将针对这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个系统回应，把70年文未尽之意在这里解释清楚。至于各位关于史实和细节的若干批评，凡我认为应该接受的，都会在原文定稿时加以采纳。就不在本文具体回应了。本文主要阐述几个根本问题和解释若干重大分歧。并希望发表后进一步求教于各位。

我的讨论稿中曾说共产党用一套新民主主义说辞和方案与国民党的宪政方案比拼，结果导致国民党失败。各位在评价我时，最集中的反对意见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致认为，新民主主义根本不是宪政民主（国民党的宪政方案才更符合现代民主理念），民主也不是共产党的初心和目标。共产党的初心是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只是最低纲领或过渡目标或骗局方案，事实也证明共产党是用民主词语欺骗大家，赢得政权后很快就去搞社会主义了。

我要说的是，上述见解只是基于事后结局倒推出来的价值判断，不是当时的事实判断。当我们回到那个语境的历史场景，站在当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及西方人的角度体会那些文宣和方案时，感受会大不相同。请不要忘了，1940年代末，世界性的普世价值民主虽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实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对民主制度能否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发生疑问，而苏联又用另类制度似乎证明还可以有其他选择（如今天中国给世界造成的困惑一样），因此，对中国来说，两条道路和未来制度选择之争，是难以避免的。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并且被坚信的普世价值民主，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才逐步确立起来的，直到苏东剧变——被称为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才被普遍确认的。1940年代末，普世价值民主对中国还不构成不可替代的样板力量，风靡全球的是用社会主义体制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经济危机周期问题、生产效率问题和劳工权利问题。全世界充斥着左倾思潮，并且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把世界分割为两大阵营。中国就处于这个左倾潮流之中。抗战后的国家体制，是倾向于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孙中山思想），让人民“翻身当家作主”；还是维护富人权利、无视遍地贫穷、但制度上更像宪政？这个分野，决定了制度方案的普遍接受程度，也决定了成败。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输掉的结局，在上述分歧中已见端倪。

需要认真回答的是，为何共产党搞假民主，国民党搞真民主，国民党却输了？大家给我的回答是，共产党依靠邪恶的苏联，给钱给枪，所以才赢了（这也是目前海外民运和几乎所有中共反对派的历史观）。那为什么国民党依靠更强大的美国，也给钱给枪——而且是公开给，不像苏联偷着给中共，国民党为何还是输了？

网上一帮朋友给我找了答案，说苏联给了中共百万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还有三万关东军加入中共，还给了中共三个朝鲜师，军力超过了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才输了。

那我还要问，为何从黄桥战役（1940年）开始，国军就以优势兵力总是败给中共军队——那时共军还是小米加步枪（7000人只有一门迫击炮），韩德勤近三万人用重装备攻击却惨败？再后来，上党战役（1945年10月），共军2.6万，国军3.7万，共军那时还没有拿到苏联军援，国军为何还是惨败（3.5万被俘）？稍后还有邯郸战役，共军还是以少胜多（吃掉国军7个师）？

网络信息严重夸大了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偷偷援助，关东军只剩60多万人，哪有百万装备？何况苏联守着城市不让共产党进入，等着国府来接收，日军装备和人员实际被国共两党瓜分了。1947年国共在东北开打时，共军仍是劣势，怎么到1948年底，共军还是以少胜多，变成百万大军入关了？有朋友说，由于美国马歇尔不让国军追击林彪，让他缓过劲来，所以才输了。但我接下来的问题，他就无法回答了：就算林彪被打到国外（退入朝鲜苏联，但无法根本消灭），势力也很弱小了，怎么卷土重来时，国军以优势兵力还是败了？

1946年6月苏联在东北撤军回国时 几乎拆光了东北工业设备都拉回苏联了，造成东北工业20亿美元的损失。假如网络传言，苏联给了共军600-800架飞机，几千门大炮，几千辆坦克，共军靠什么工业力量维修支撑的？三万日军加三个朝鲜师？这个数字可能被重复计算了，因为关东军本来就有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团，全部投降后就被苏军整编给共产党了（后来韩战开打，毛泽东又还给朝鲜了），共军大概用了四千左右关东军技术医疗人员可能是真的（成为后来被中共受勋的四野日本老兵）。但这些加起来，共军与国军比仍是弱势，为何还是赢了？1947年国共在东北争夺的同时，国军用两大重兵集团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那时关内共军还没有拿到苏联军援，为何国军还是输了？

又有朋友给我解释说，因为美国1948年对国军中断军援——被迷信共党民主的美国白左坑害了，最后导致国府失败和美国丢失中国。我在70年文中已经明确写了，美国从一开始的军援目的就是帮助国民党取得战后联合政府的主导权，而不是贸然打内战去消灭本来无法消灭的共产党。1945年重庆谈判前苏共给中共的指示也是不要打内战，去跟国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蓄意扩大内战，要把美国拉下水长期支持，若短期能打赢，美国也许就认了，但战争拖长需要再增加美国负担，美国为何要搅入这个浑水？而且一打内战，蒋介石就更像一个独裁者了（国大刚开完，蒋介石就废了宪法制约，给自己拿回了独裁权）。美国有什么理由从初衷要支持中国民主化联合政府改成支持一个独裁者独霸天下？所以埋怨美国或事后痛恨美国都是不公道的。是不承认自己（国民党）为何腐败无能，打不过共产党的推诿责任的表现。

还有网友跟我争辩说，共党间谍厉害，能随时拿到国府准确情报，还忽悠国府发金元券，所以国府输了。

这种一定要把国民党辩护成伟光正的说辞简直就是笑谈！共党间谍厉害是不假，但国府从军统到中统还有各集团军情报系统也大量渗透到中共当中啊。隐蔽战线的争斗精彩绝伦悲壮不已，怎么就不能给国府拿回真情报？国府还大量抓捕了中共情报人员，最后在重庆把中共数百情报精英都杀了，怎么就打不赢情报战？

问题肯定不是出在军事上。国民党以优势兵力加真民主的宪政方案，最后败给了军力劣势再加（假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方案的共产党，肯定另有原因——政治上的原因。回顾历史看清真相，必须剥去国共两党各自给自己描述的“伟光正”形象，才能找到国败共胜的根本原因。而我已多次强调，解释历史真相，不是为了与诸位朋友争论70年前的孰是孰非的，而是为了看清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出路在哪里的。还有什么历史资源可以启动并获得成功？

历史的密钥恰恰在于中共采取了“假民主”战略才获得成功。这个假民主定义是后世根据普世民主观念倒推出来的，并不代表中共自己当时对民主的认知（存心要拿个假的来忽悠大家），也不代表当时全国上下各阶层对中共民主理念的赞许认知。也不要忽视中共自己顽固相信马克思的阶级民主才是真民主，并把这当成理想主义来追求。

在我看来，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念也不能完全说是假民主。那是个适应了当时中国现代化需求的（请参见张博树的论述《共和60年》），节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方案，是个多阶级合作的方案，是个“半民主”方案。如果中共建政后能坚持新民主主义十年以上，而不是去搞共产大跃进，就不会在六七十年代遭致严重的治理失败。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重回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而已（还没在政治上完全退回，所以才会有当前这些被人诟病的极权问题）。而国民党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忘记或背离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扶助工农的思想，仍然坚持权贵资本精英制宪、脱离底层贫困人民的结果。好的民主方案不仅仅是一套宪政技术，还要看制宪后的民主成果对谁有利。如果宪政是真的，但实施起来普天下的穷苦人（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都觉得与自己无关，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实惠，那他们去支持共产党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让我们再次回到历史，去寻找那个让中国天翻地覆了的真实逻辑。

一，马克思的“魔鬼方案”为何能改变世界和中国

19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共和民主制度遇到重大挑战的时期，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出版）和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中论述的工人阶级生活困窘的惨状，以及连续经济危机和各帝国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给初期的资本精英民主共和制度蒙上了似乎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的阴影。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差不多用了150多年，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才找到合理的阶级合作模式，即让中产阶级成长到把社会变成橄榄形结构（中间阶层大）来缓解两极分化矛盾，从而建立起不分种族、性别和财产程度的普选民主制度，以及逐步保护少数意见者的权益包括言论权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民主共和制度，才站稳脚跟。

而这个艰难成就的取得，是在另类社会治理模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模式的持续挑战下才自我逐步完善的。最关键的稳定因素并构成“资本主义国家”成功治理模式的是：实现了初次分配和社会再分配结构在总体上各取1/3的状态，即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在初次分配中取得总利润的各1/3，国家再通过税收拿走另外1/3去进行社会再分配，保障教育医疗帮困国防等公共事务。而且这个过程一直到1990年代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体系瓦解（即福山教授所谓的“历史终结”）才见胜负。民主共和宪政的一系列原则才被公认为普世民主价值。但与马克思鼓动工人阶级用“剩余价值隐藏剥削”的道理与资本家长期争夺利润份额，最终达成妥协密切相关。

当然，还有很多相对贫困国家仍在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困惑当中，包括实行了民主制度的葡萄牙和印度及另外七八个国家，仍在宪法上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既坚持共产党领导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4个国家——朝鲜、越南、古巴和中国，还看不出短期转向宪政民主的可能。特别是剩下的中国模式还会与民主模式争斗多久，胜负前景如何，我们后面再论。还有，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制度实验总体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并没有随着它的制度实践理论——列宁主义被一起埋葬，马克思主义仍是一种不容易解构消融的理论，仍在大学课堂上被争议着并时不时在地球的矛盾焦点中被拾起重新成为武器。

那么，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构建了一种什么理论，让世界为之撕裂近200年之久，并把中国也卷入其中，至今不能自拔？

简言之，马克思用一套巧妙自创的经济学分析，推翻了几千年来被看成天经地义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理论基石和保护这个基石的法律及上层国家制度。马克思主义至今没有被彻底驳倒和解构，我见到的最有力的解构理论是，马克思掩盖了资本、土地等私有财产作为持有人历代积累的固化劳动的正当性，把它们排除在劳动价值之外，因此剩余价值理论不成立。但马克思自己早就预防了这一手，把资本原始积累与圈地远动和血腥掠夺挂钩，驳斥它来源的正义性。这个后续争论我们姑且不论，且看马克思如何推翻了前述私有制的正当性，并成为后来共产党的有力思想武器？

马克思说，地主资本家的所有财富都是变相掠夺来的（这让后来挂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弯着腰在台上被批斗甚至被枪毙的、通过几代人辛苦劳作积攒了百十亩土地的富裕农民觉得冤死了）。因为他通过剩余价值分析发现了“剥削”的秘密，地主资本家事实上每天都在隐性剥夺劳工权益而自肥，世界上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与地主资本家无关。地主资本家其实是人类的掠夺者，历史正义在劳动人民一边，他们有权再剥夺“剥夺者”，把财富和生产资料抢回来，由生产者组成自己的联合体，共同生产，按劳分配。作为控制再分配的国家机器也应被人民代表控制（专政），而不应为地主资本家服务，帮他们剥夺劳动者。如果地主资本家掌控的国家机器不同意这么做，劳工大众有权利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甚至是武装革命，推翻政权，建立人民专政的自己的国家。这样也就解决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矛盾，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及经济危机周期，使社会做到根据需求而有计划生产。当做到这一切后——包括消灭了剥削阶级后，国家机器甚至都可以不要了，人们完全可以根据需求有计划地生产（从而避免生产过剩危机）和有计划地分配，直到物质极大丰富和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而且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一切国家壁垒都是资产阶级的土围子，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实现共产主义。

而共产主义才是最民主的制度，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资本家在台上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在台上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因为无产阶级民主代表大多数人利益，所以它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当资产阶级被消灭后，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了而且都平等了，也就彻底实现了民主。因此，共产主义就是最完美的民主（这段关于民主的叙述，不是马克思原话，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总结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当年轻的马克思（30岁）和恩格斯（28岁）于1848年2月，把上述颠倒历史观的宏大叙事和结论以《共产党宣言》的名义发表时，真的是石破天惊，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170多年来，为了推翻所谓“剥削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几乎夺走了数以亿计的生命。这个斗争此起彼伏，席卷全球，至今刚近尾声。成为人类为一念之差而战的历史奇观。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最颠倒历史观的结果是，有一批人坚信“造反有理”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可谓经典），而且造反正义了。原先千百年来，造反都是犯罪，而且都是杀头之罪。你贫穷是你命里注定，你可以向官老爷或主人哭诉，请求恩惠，但不能造反。现在马克思说，地主资本家和维护他们的官老爷才是真正的小偷，他们用“剥削”这个巧妙的伎俩偷走了你们的劳动成果和财富。你们有权夺回来，他们不服就打倒他们。你个人无力打倒他们，你们要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消灭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这简直是一套解决两极分化的“魔鬼方案”。这个方案不请求地主资产阶级逐步开明化，通过阶级合作及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来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普世民主（170年前地主资产阶级也没想这么做，是被马克思逼迫了100多年后才想起这么做。如果说马克思是撒旦，那他也是坠入地狱的上帝的弟弟或大天使，有他出来挑战上帝，上帝才想起整顿人类秩序，让其民主化）。他干脆直接号召穷人造反，推翻“剥削阶级”建立自己的人民专政国家。

可以想象，马克思这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邪恶”逻辑，传到中国这个有两千年反复出现农民造反的贫穷大国，是何等的石破天惊和颠覆史观。造反居然有理了？！我们怎么原来没想到呢？抢夺土地和浮财从古至今都是大罪，非议皇上或官僚更是大逆不道。现在马克思说这都错了，你们主动去抢才是正义的，把他们的统治推翻，由你们自己主政才是正义的。发动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大革命才是正义的。你们力量不够就要联合成农会、工会和妇女会，其中先进分子再组个党（想想千年以来的民间帮会传统），底层阶级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这造反大业就成了。而且这个追求高尚无比，是追求真正的民主，是为了“普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而且这条道路看似被俄国已经实验成功了。所以，结论就是：走俄国的路（毛泽东）！

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的一个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说这个话的时间点，是著有《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一书的裴毅然教授帮我确认的。这句毛泽东的名言，后来被收入毛的“红宝书”语录本，修订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裴教授还确认说，民间舆论认为毛那一代共产主义者口头讲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帮心里想着权力的骗子，从来就没有什么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这个评价不确切。毛他们是有权力欲，但也是一代真诚到迷信程度的共产主义者，不然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闹剧，并且失败了也执迷不悟。裴教授还告诉我：毛泽东早年读《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史》，一下子就叼出要害：“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出处在《毛泽东文集》）”。

毛还说，所有小知识分子（布尔乔亚）都应该附在工农大众这张皮上，为他们的解放尽一份力。因此他们蜂拥地甚至散尽家财投身革命，成为1920年代起的一批理想主义者，为共产主义（真正的民主）奋斗终身！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当年那批躁动的想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精英们飞蛾扑火式的新宗教。世界和中国也真的因为马克思而改变了。如何改变的历史，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至于他们为何不能理解这是一条“通往新奴役之路”，很好解释。因为苏联表面风光背后的邪恶秘密，是苏共执政四十多年后才被揭露出来的，中国人也是到1980年代才明白毛泽东后期都干了什么的。早期那批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主义情怀难以质疑，他们是真诚相信他们在为真理和光明而战。你说他们是骗子，他们会觉得是天大的冤枉。

马克思主义这套煽动起全球数亿人口参与，使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遍及五大洲的造反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和血流成河，不仅促使“资产阶级”和民主共和国向促成阶级合作的方向改革，最终在中产化和普世人权保障的制度下稳定下来，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有所反思和分化。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和第二国际就出现了一些所谓“修正主义”苗头。经过一定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若干东欧共产党和中共，都不同程度出现过对马克思和后来列宁的激进阶级斗争方式做一定修正的倾向。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所谓防修反修的争斗，同样造成了激烈的争斗和流血牺牲。

如在中国，毛泽东在经历了1958年共产大跃进的惨重失败后，仍不认错，不肯向他的“修正主义”同志们让步。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继续向共产乌托邦方向狂奔，直至搞得经济崩溃、全国内战、至死方休。所以裴毅然教授认为，如果说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聚集的大批共产主义狂热分子，还有某种盲目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话，毛泽东在后来造成大批人饿死之后，明知错了却不肯认错和下台，仍然逼迫他的党和同志继续所谓的共产主义事业，事实上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恶魔。

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革命教条中付出惨重代价的中国，终于在毛泽东死后，开始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行动。把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知降格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上大幅度向所谓新民主主义回归。但政治和思想上仍囿于马克思主义的窠臼之中。何时能解脱还是未知数。这是后话。

二，列宁的“先锋党”模式如何塑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光有马克思主义“共产理想社会”这个新“宗教”，还不足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只是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铸就了自己的教主地位。而“新宗教”的传播不光有了耶稣这个已经升天的新教主就行了，还需要11个忠实的门徒和传教团，需要一个尘世间的新教皇，如圣彼得及圣伯多录和天主教会及宏伟的人间天国象征——教堂。在圣彼得堡——后来的列宁格勒，这个新教皇、教会、传教士和教堂，由于历史机缘巧合，几乎是同时诞生了：列宁成了共产革命的新教皇兼俄罗斯的“新沙皇”，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简称共产党，后来的全称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新教会，那些忠诚的党员成了传教士，布尔什维克政权连同冬宫和后来是克里姆林宫，成了新教堂，在那里的教团组织叫“人民委员会”，任何一个委员都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还有一个守卫这个教会包括清除异己的神秘组织叫做契卡。

列宁如何成为苏联的缔造者，不是本文要回顾探讨的主题，本文只侧重于讨论列宁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如何影响了中国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老百姓如今上点年纪的，大概还记得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镜头：一个邋遢的富农到冬宫向列宁求情给他们留点粮食，列宁指着他的鼻子狠狠地说：你们必须交出粮食！如果不交就枪毙你们！然后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一手叉腰，另一只手臂伸向前方，目光炯炯地说：让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发抖吧！然后是他的卫士瓦西里安慰妻子说：面包会有的。这些电影画面大概只给中国观众留下了一个领袖的威严和抢来粮食的“正义性”印象，其他就不记得了。其实中国人都忘了，如今自己每天要打交道和管着自己的共产党，本就是列宁的苏联共产党的在中国翻版。1960年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胡来让大批农民饿死，不如说是列宁指使他这么胡来的，后来的文革也是列宁在毛泽东头脑中下蛊的结果。虽然那时列宁已经死去多年了，如同马克思死去更久远一样，但这两个秃顶的洋人，仍然占据着中国的中心舞台，何时落幕退场还不知道。

列宁最著名的著作是《国家与革命》。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砸烂旧世界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行动路线、组织原则、战争策略、外交准则、法律教条和可以随意屠杀的国家权力。列宁抛弃了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要一起革命的教条，认为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薄弱地区如俄国或中国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再向其他国家扩展。这个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要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消灭来实现（列宁的思想导师之一普列汉诺夫评价列宁说：他为了让一半人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不惜杀掉另一半人）。在革命取得成功后要迅速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用暴力消灭一切反抗的反动阶级，保卫胜利成果。并迅速建立起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避免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直到把资产阶级复辟的一切可能性消除。

列宁认为国家本来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不是有人说的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产物（如孙中山后来想的和做的）。无产阶级国家就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这个任务一旦完成——标志是除了无产阶级再没有其他阶级了，也就意味着阶级消亡了，国家也就消亡了，阶级斗争自然停止了，社会就进入了共产主义。因此，在列宁这里，共产主义不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结果。没有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干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平等关系（即彻底的民主）会自然生长出来。换言之，共产主义如果不能建成——官僚主义及腐败还有空间的话，那一定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因素干扰破坏的结果——在这里你就找到了毛泽东用斗私批修理念发动文革试图改造人心和人性的思想源头。

如果说，马克思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两极分化和周期危机弊端，开出的药方是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极端的《魔鬼方案》的话，列宁则根据这个方案建成了一个“魔鬼国家”，这个国家的宗旨只有一个：消灭资产阶级，包括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团队或先锋队（忠勇的传教团）来完成，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来执行列宁的方案，一切都无从谈起。让我们来看看，为了建成列宁式的魔鬼国家，列宁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魔鬼团队：共产主义先锋队或先锋党——共产党。

共产党的建党原则（不是共产党章程里书写的组织原则，而是我根据共产党的实际运作情况总结的原则）：

（1）党的最高纲领和信仰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条不可替代不可修正不可变更。

（2）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进行毫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

（3）这个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和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的国家模式。

（4）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不等于工人阶级，比工人阶级高，是由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包括出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信仰了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这一条实际规定了共产党是由一群左倾激进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教团，他们都具有天然的导师身份。

（5）共产党实际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科层累积的权威组织。中央具有必须服从的裁决权。

（6）中央是一个委员会式的“民主”决策机构，重大决议必须投票决定，而且要少数服从多数。但投票前议案确定过程采用的原则是列宁发明的“民主集中制”。这个独特的冠以民主之名的决策机制，事实上把党的领袖列宁变成了无人敢反对的教皇，而且后来的共产党里都有这样一个教皇。

（7）党的领袖必须同时是思想教主，没有思想的人事实上做不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如中共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很快就被淘汰了）。这个最高领导人如果事实上没什么思想，党也会选择一帮理论家帮他创立和完善思想，最后以他的名字命名。

（8）共产党内事实上不允许派系存在，因为派系就会带来分庭抗礼的另类教主，对唯一教主构成威胁。当然由于思想倾向不同，必然带来暗中派系，所以清洗派系就成为共产党内永远没有休止的路线斗争源头。这个党内清洗有时比对党外的阶级斗争还要残酷并血流成河，如苏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共的AB团事件及文化大革命。

（9）共产党实际是一个秘密社团，具有一系列秘密工作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当它能公开活动时，也保留着秘密组织的传统。对严守秘密具有偏执的顽固。并为此设立了处罚泄密之叛徒的党内恐怖组织，如苏共的契卡和中共的特科及后来的社会部。严守党的秘密成为党员宣誓的重要内容。也使阻碍信息公开成为这个党的基本原则之一，因而也使这个党显得神秘和不可告人。

（10）共产党都会建立党军或在军队中建立政委制度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抓住枪杆子是共产党永远不变的原则。

（11）共产党同时是个舆论宣传机器，笔杆子和舆论阵地必须抓住。政治斗争多半会以舆论斗争的形式出现。

（12）共产党可以与其他党派结盟，形成统一战线，但党必须在联盟中居于领导地位。

（13）共产党注重青年接班人培养，用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组织接续力量。接班人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是准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主义者。

共产党对党员的组织原则也极为特别：

（1）入党要求极为严苛。你不能自己登记成为党员（像世界上其他政党那样），必须有两位党员作为入党介绍人。并经过党的长期考验（有的考验长达几十年），认为你合格了，你才能被批准加入。所谓合格标准有三个，一是你对党表达的忠诚，党最后确认了，二是你的历史对党毫无保留地透明交代清楚了，三是你的一切社会关系党都了解清楚了，党认为不会对党造成危害了。

（2）共产党用党内同志的阶级情，替代了所有人的传统社会情感，包括对家庭、家族和所有社会朋友关系的情感纽带。“组织”成了共产党员的新家庭，为了组织，传统的一切亲情都可以放弃或为党作为代价付出。成为党员，你就和你的出身、家庭、妻子儿女都无关了，你成了“党的人”。党让你抛家舍业你就必须这么做，党批准你成家才能成家，而且你的妻子或丈夫必须通过党的审查。你要随时准备为党而死。

（3）你不能脱党弃党，你要离开共产党，必须是党开除你才行。

（4）你要把一定比例的收入作为党费交给党。

（5）你必须向党经常汇报思想，不能对党隐瞒思想活动，你对党必须是透明的。包括你知道的别人的思想活动也要告诉党。只有党才是思想健康与否的鉴别器，你自己不是。这意味着你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党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

（6）党员必须服从组织、服从上级、服从中央、服从领袖。

（7）党员必须时刻准备参加严酷的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毫不留情，随时准备杀掉他们。

（8）党员是党这部大机器的一个螺丝钉，党需要把你拧在哪里，你就在哪里，要无条件服从。

（9）党员的个人自然需求必须降到最低水平，不能被享乐主义和腐败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垮。

（10）党员如果被敌人俘获，不管忍受何种酷刑，都要保守党的秘密。如果泄露就是叛党，党有权处决你。

做到了上述这些，你就成了斯大林说的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员其实就是按照《终结者》T-800模式设计的机器人，植入一个程序后就顽强地去执行。没设计其他可能。但这符合人性吗？这样的党能产生和存在吗？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列宁缔造了这样的党和党员，如同撒旦创造了一个千禧年的魔鬼军团，在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中确实扮演了扭转乾坤的角色，而且所向无敌。中国国民党曾经试图学习列宁党，但由于学心不诚，难以放弃人性和贪欲，最后败给了真正的列宁党——中国共产党。

列宁的建党原则、发动世界革命和在中国发展分支机构的意图，不是凭空跑到中国来的，也不是中国哪个想不开的人主动去主动联络的的，而是列宁派一个机构来中国播种的，是列宁亲自送上门来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是送来的。

列宁为实现世界革命的意图，于1919年成立了个在苏共领导下的世界共产主义联盟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为了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发展共产党，专门成了远东局（期间还用过东方支部的名字），维经斯基、越飞、马林、米夫、鲍罗廷、李德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俄国人名字都是这个远东局成员。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王若飞、王明、瞿秋白、邓中夏、康生等赫赫有名的中共党员都曾拥有远东局成员身份，或者有倒过来成立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所以他们才能在中共早期历史中呼风唤雨，因为中共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第57个支部。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才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党。

而共产国际众多的支部（第一次大会就有40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参加），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东方，做成了一系列组建某国共产党的工作，并于二战前就在近40个国家内的某省市成立过割据性的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二战后，又使一堆国家的共产党赢得了执政地位。当然这都取决于某国内部贫富差距巨大、马克思的方案暂时受到欢迎的原因。共产国际可以说是20世纪东西方左翼思潮的源头（包括早期德国巴伐利亚共和国的组建和后来组织三万多人的国际纵队参与西班牙内战，抵抗法西斯），直到把世界撕裂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开始冷战。

中国国民党是在1924年由中华革命党、经苏共帮助改造后才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开始以列宁党的形式运作的。党军的摇篮黄埔军校也是苏共帮助建立的。苏共还在莫斯科以孙中山的名义建立了中山大学，专为中国培养革命者。国民党还曾两度要求加入共产国际，都因孙中山不接受共产主义，而是强调自己的三民主义，而被共产国际婉拒，但将国民党列为共产国际的友情党（如同台湾如今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还曾选举蒋介石作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可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苏共在中国帮助建立的两个革命党，只不过一个是友情党，另一个是支部。而且从一开始，苏共就试图调和两党纲领，让他们除共产主义目标外，其他现实目标基本一致，如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自主，反对列强，打倒军阀，实现统一，节制资本，扶助工农等等。因此也才能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既然国共两党都想学习列宁党的建党原则，那么最后分歧到底出在哪里，使两党后来成为特质完全不同的两股政治势力并成为血仇怨家呢？

共产党就不必说了，因为它基本按列宁的魔鬼党方式组建，而且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早期一切听从苏共指挥，让裂土建国就建国（江西苏维埃），让保卫苏联就保卫苏联（东北中东路事件期间），让城市暴动就暴动，让土地革命就打土豪分田地。而且在苏区发行的货币上都印着列宁头像，早期经费来源也都是苏联。中共的党员基本都达到了列宁党标准。在中国这个文化传统完全与苏联不同的人群中，能培养出一大批完全脱离中国底色的先锋党党员，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令人惊讶和叹息。并且经过28年的艰苦搏斗，牺牲无数党员，终于达成目标。中共自己的党史认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一直是中共的蹩脚的领导者，是造成大革命中（即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失败的主要祸首。实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一直到1934年中共从江西败退，苏共一直是中共试图独立自主的绊脚石，直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军事领导权，苏共的影响才降低。到延安整风和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才确立自己的思想领袖和特殊路线（农村包围城市，始终保持党军等）。

国民党最后只是部分变成列宁式党的原因大概如下（用“大概”这个词，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国民党的完整内部史，只是初步结论）：

（1）孙中山虽然自我解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不肯承认苏共的共产主义目标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模式，认为与自己的民权主义不符。在孙看来国家不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恰恰是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因此孙一直坚持宪政民主目标，不认同共产党的阶级民主目标。也因此后世评价孙给国民党定的目标才更符合普世价值。

后来国民党主持通过的1947宪法，也基本遵循了孙的三民主义原则。这个始于孙中山的与共产党宗旨不一致的建党思想，一直是两党的基本分歧，并为此血战了二十多年。虽然最后国民党失败了，但我的评价是胜利者未必代表历史正义（虽然也有历史进步因素），失败者未必是因为失去道义，而是存在重大策略失误。

（2）孙中山把实现宪政过程划分为三步走计划，即从军政到训政，再从训政到宪政。他认为要想最后实现宪政，必须组建一个强大的组织，必须军令政令统一，并且必须要统一思想。所以在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袁世凯取缔、他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就提出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建党原则，让党员向其个人宣誓效忠。黄兴等元老就拒绝了这个要求，宣布不参加。

后来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孙发现了列宁式党，觉得很投合自己的建党原则，因此希望苏共按列宁党规则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在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加入了“三个一”原则和党军制度，包括军中党代表和连队党组织制度。用“三个一”原则组建的国民党，尽管口号是三民主义，目标是宪政民主，但党团性质已基本与列宁党一样，成为领袖独裁的极权党。国民党自身的极权性质，一直保留到它在台湾放开党禁为止，长达70多年。

（3）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传统的专制皇权思维来说是巨大的进步和对原来基本国家理念的挑战。但这个理念的施行——在面对皇权专制随时可能复辟的当时，的确需要一个威权政府来推动。如果这个威权政府的理想还是在未来实现宪政来保障三民主义，因此这个威权政府在历史评价上基本可以被定义为“善意威权”。

但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外部压力和内部极权党自动的独裁扩张趋势，带来的外部观感和评价可能一直很负面，很可能被说成是挂羊头卖狗肉。事实也是如此，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新政府，实际上是开始“军政”阶段（目的是打倒列强和军阀，统一全国）的军政府。军政府是独裁政府，这是公认的，但由于目的崇高，大家就都跟随了。

1928年名义统一后，国民党又宣布进入孙中山的“训政”阶段，1931年正式宣布把国家变成党国，以党代政，国民党员的誓词除了效忠领袖，还加上了效忠党国。党国自己宣布训政五年即结束，到1936年开国大，立宪法，普选总统。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由于日本入侵，计划被打断，一直拖到1946年才重新启动宪政。

但是党国训政阶段，搞的是一党独裁。共产党作为第一在野党被宣布为匪党，属于被围剿对象，一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宣布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并没跟这个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个别人如周恩来被委以政府官衔（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即蒋委员长下属一个部的副部长，部长是陈诚），朱德等一批将军被授以上将中将等军衔，给了红军“政府部队番号“和三年有限军饷，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就是说国家还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党国，只是容纳了反对党来帮忙。从国民党实行军政并与共产党闹翻开始，共产党天天批判的都是“国民党独裁政府”，说它专制腐败，这给大家的观感并没有错。在野党跟独裁执政党争民主，在国际观感和知识分子评价中都会被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党国的确会发生大量值得批评的独裁腐败行为。这就给共产党这个“争民主又主张抗日的党”一直加同情分，直到1946年制宪，共产党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这个道义优势。“党国”成了国民党的一把双刃剑，直到彻底伤了自己。

（4）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由于起源时依赖的阶层是上层精英集团、开明军人集团和民族资本家及乡绅势力，但三民主义宗旨又倾向于民权和民生（孙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还力主实现太平天国的平均地权政策，以洪秀全的传人自居。这使他从一开始就与其依赖的阶层实际只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民族主义，也即民族独立自主和排外的爱国主义（这一点一直被党内右翼势力始终遵循，因此国民党才会抗日救国）。

但他的民权、民生主张和节制资本扶助工农政策却与共产党接近，所以他又要与共产党结盟，甚至威胁本党如果不同意，他就不当国民党了，直接加入共产党。对蒋介石从苏联考察回来提交的负面认知报告也不认同，认为言过其实。

孙中山这个兼顾资本又爱贫民的价值取向，在贫穷遍地、战乱频仍、列强分吞的中国，给自己的党带来了严重的价值观撕裂，分裂成左右两个内斗的派系。

左翼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主张容共，右翼以胡汉民戴季陶为代表主张排共。胡汉民干脆指使暗杀了廖仲恺（重大嫌疑但不能定论，因胡的弟弟是凶手之一），并在主动争取苏共支持要求加入共产国际被拒绝后，变成坚定的反共派。

当蒋介石1927年排共后，汪精卫还犹豫了一段，后来也与蒋合流了。但他的左翼主张一直在国民党内无法施展，最后干脆叛变投降日本了，使国民党蒙受了重大耻辱。

国民党左派的另一部分人，如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及冯玉祥、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李济深等后来干脆分裂出一个小国民党，去跟共产党合作了。

所以我在推特上曾说，如果国民党在1944年末得到美国重要军援后，还不反攻日本（哪怕有重大牺牲），给自己洗刷由于汪精卫叛变带来的耻辱，只是在重庆坐等美苏打败日本，自己则拥兵等着抗战胜利后打内战，等到美国要求建立联合政府时，则有重大道义缺失，无法被人民信任。

事实上，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翼逐步掌权，代表的阶层仍是上层并轻视底层，就难免被共产党批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的宪政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而共产党则直接宣称自己搞的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民主”，所以有更多人拥护。

在我看来，这个批评并不为过，所以才有第三民主力量对中共的支持。但两党搞的都不是代表所有人的真民主，国民党虽有代表所有人的民主宪法，但事实上代表上层利益，又无法消除自身极权党的特质（蒋一直给其党内党外都是独裁者印象）。共产党则宣扬阶级民主，但代表了更多底层，所以“共赢国败”。

（5）国民党在学习列宁党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学到位，成为它后来失败的重要原因（我的话并不是认为只有列宁党才符合中国的历史方向和才能成功。我是在说，既然要学列宁党，又学夹生了，所以会导致失败）。这个问题就是控制不了党内派系，这个党内分歧，又外化为控制不了地方军阀派系，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蒋介石用中央军嫡系压制并总想吃掉地方军的努力，又加重了内部隐性分裂，成为给共产党造成生存空间和各个击破的条件。要想解决党内派系和地方军阀派系问题，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把国民党彻底列宁党化，建立起中央和领袖的绝对权威（需要一次国民党的“延安整风运动”），蒋介石需要向斯大林学习，成为继列宁——孙中山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领袖，思想流派可以是法西斯主义。同时把全部军队党军化，先向地方军阀派出大量党代表和政委，颠覆他们的传统指挥体系和军制，通过军变政变等一些列手段，把全国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并取消嫡系非嫡系之分，黄埔军校派及将军们与蒋校长的关系必须弱化并一视同仁。没有军队的大一统，表面的国家统一就会十分脆弱。如能建立起强大的党军，不仅可以对抗中共，打日本的实力也会大增，军令政令不统一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别跟我说那些军阀有多难对付，统一军制几乎不可能，就看蒋的思路对不对。对了就能成。

第二，不搞列宁党，首先实现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化，并将地方军阀纳入党内民主体系，通过党内民主化来解决权力制衡和腐败问题，一切问题公开讨论，民主决策。相信国民党内那么多学习了西方的精英，一定可以自己运作好党内民主，并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主执政党。这个党的出现，就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合拍了，战斗力也不会弱于党内独裁的共产党。因为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国民党，就不需要党国，就会与共产党合作并抑制它的阶级斗争的极端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共同研究解决扶助工农的问题，国民党的温和土改政策就可能顺利推行了。同时也就不需要训政时期了。1930年代后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民主后和土改后，及不打内战了，地方也顺从中央了，国防动员力就会大增，西方民主列强就都会来真结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意图就可能被抑制。

但如果国民党既做不成列宁党，又改造不成民主党，在一个威权和相对软弱的党制下应对复杂的中国问题（既有共产党攻击，又有日本入侵压力，还要解决贫困问题和抑制党内资本权贵），失败很难避免。

（6）国民党成了一个党内派系林立的威权党，并把国家也变成威权的党国后，它的内在矛盾就时时掣肘，让它既解决不了中共问题，也应对不了日本问题，长期顾此失彼。只好又学习列宁党用契卡治党的恐怖手段，建立特务统治来对党内和国家实施双向“维稳”。蓝衣社和军统、中统应运而生，并学习日本特高课的特务手段，后来又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学习美国的侦讯技术（1943-46年。美方认为这个所，帮军统培训了10万特工及游击队，给日方造成了3万多人的杀伤和提供了气象、密电等大量军事情报。但中共方面和美国部分专家如费正清则认为，这个所同时承担了剿灭中共的任务，使美方过早介入国共内战，特别是在1946年美方退出后，军统继续使用美方技术迫害共产党），把国民党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内部实施暗杀和秘密逮捕的法西斯组织，并把这一套外化到对付共产党和其他社会异议人士。

可以想想看，国民党抗战消极（被迫应战后丢失大片国土，在西南稳住脚跟后又不积极抗战了），又有大批党员和军队在国府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带领下投敌做汉奸，对内还实行特务统治，这样的执政党，有谁相信它会在战后真稿民主呢？事实也是国民党在制宪时只想延用党国一体的55宪草，在民盟和共产党帮助起草了1946宪法后，蒋又不想真实施。后边的失败就可想而知了。历史，不是能用一部后来颁布的民国宪法来简单判断国共到底谁要搞真民主的。

（7）最后来说说国民党员。国民党虽然学习列宁党，但很少有人变成共产党员那样的钢铁侠和螺丝钉及六亲不认，就是说还基本保持了人性，没有变成机器人。只有军统和中统这类特务组织成员，才多少有些像刀枪不入的机器人。因为所有党员的榜样就是他们的领袖蒋介石。蒋介石身上混合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基督教信仰，作风严谨诚信整洁硬朗，基本无恶习，因此也是他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的楷模。国民党员虽然也自称同志，但还保留着传统的自谦，经常开口就自称：兄弟我，鄙人….，让人有江湖犹在的亲切感。但是，这个信仰模糊，钢度欠缺的党，其实最适合搞民主。硬要变成威权党，并与另一个钢铁党搞血拼，胜算很小。

好了，历史给中国造就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革命党，而且都是“隔壁老列”造就的。一个要搞“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另一个要搞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按马克思的分析，这两个革命应该是历史先后递进关系。但在当年中国，却神奇地挤在一块儿同时发生了。而当年的中国，贫穷无助、饥民遍地，民族资本（国民党的依靠力量）非常弱小，事实上更适合共产革命。要想实现一个多阶级合作的真正的宪政民主共和，除非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掰碎了揉一块儿才行。如果做不到，他俩还拼起来了，最后历史的选择一定是谁能快速让人民吃饱饭（极端剥夺地主土地来均田，是历代改朝换代的老把戏和并非那么不可接受的传统，并非共党独创），而不是什么民主这类舶来品。毛泽东其实比蒋介石更深刻地感知到，王朝周期到来了，天下需要均田安民的新皇帝，人民既不要民主，也不要什么社会主义，他们只要土地和粮食！

三，共产党为何能用“阶级民主”战胜国民党的宪政民主

我在“70年文”中总结了国民党在三大历史时期的战略错误。第一是说孙中山不该毁了初始民国框架，用革命方式推倒重建。因为要继续革命，无钱无兵，才招来苏联帮忙。而苏联帮忙的的条件是把共产党塞给国民党，让国民党容共。共产党相当于国民党建党的借款利息，从此就纠缠不清了，直到利息压倒本金。这一条，我遇到的批评是，袁世凯主导的第一个民国无法用宪政改造，孙中山是被迫革命。孙中山的真正错误就是联共。我不能完全接受孙中山无法在初始民国框架内匡扶正义的说法，因为有限制袁世凯的临时约法在手，还有国民党主导的议会，黄兴等元老都劝孙中山不要搞二次革命，孙不听。如果没有二次革命，孙中山怎么会犯下联俄联共的错误？这个错误一犯，后面的历史就都改写了。上一节我已经阐述了，如果不搞宪政而是开始搞军政了，两个成色不同的列宁党一起来搞革命，而且是目标不一致的双重革命，最后赢的那个一定是最激进的革命党。搞革命，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这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

第二个战略错误是说，蒋介石不该放纵张学良丢弃东北，应该反击收回失地。东北这个战略要地一丢，日本立刻被养肥并增强了进一步进攻中原的野心。东北一丢，就满盘皆输了。批评者说当时中国军力不够，无法阻挡日本，只能退让。我不能同意。因为当年日本全国军力只有26万人，在东北1.7万，在朝鲜两万左右。就算是装备和战力超过中国军队两倍以上，但东北军有40万人，装备并不弱（飞机大炮坦克都有），还有100多万蒋控制的国军，怎么就不能拼死一搏？蒋如果在1931年成了抗日英雄，收回失地，以后就满盘皆活了。何况攻击沈阳北大营的只是关东军一个试探性的500人联队，并不敢大打，而守卫部队有7000人之众，为何退却？就算日本敢扩大战争，把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都压上，也不是中国军队对手。关键是蒋介石不想抗日只想剿共，主要军力都在对付中共。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想打内战，导致道义和国土双失，那还会有好的未来？反驳者说攘外安内就是对的，不然让共党坐大，比日本还坏。我只能苦笑，丢了东北，最后不还是让共党坐大了，甚至连天下都丢了。当时蒋介石最应该做的就是再次联俄联共，同时与德国和英美结盟，共同应对日寇。解决了这个外患，同时建立联合政府，1931年就可以实现宪政。

第三个战略错误是说，1946年不该发动内战，此时共产党事实上已经无法消灭，硬要打内战，只能失败。最能控制住共产党的办法是把它圈进宪政，用权力制衡来抑制它后来的那些疯狂的阶级斗争行为，中国人民就有救了。丢了民国，无边的苦难就来了。我甚至为了给蒋介石解困，穿越式地替他设计了管住共产党和军阀们的《联邦制方案》。

这第三个战略错误之说，引来了八方批评。所以本节专门回应这些问题。主线是讨论一下共产党如何最后用阶级民主论或阶级斗争论取得了胜利，而国府的宪政架构却输了（这里不说是国民党的宪政架构，是因为1947宪法本来就是多党合作的产物，并非国民党一党的意愿）。

批评之一是说，宪政框架无法约束住共产党，他们消极抗战，养精蓄锐就是为了抗战后跟国民党争天下的。这个结论实际是在说共产党是是打不败的。打不败还要打，岂不愚蠢？打不败就更应该用和平宪政手段把共产党约束进来，让它没有打的理由。何况此说与共产党抗战后要挤入联合政府共同执政的心态和政策不符（为此共产党裁军、退出江南根据地、参与制宪、温和土改、准备接受政府公职等。一直到1947年还力求停战求和。请参看杨奎松关于这段历史的详细研究）。说宪政框架约束不住共产党，让他们进了联合政府，也会用他们的一套斗争思维最后架空取代国民党，还会搞共产革命。这套说辞是被共产党后来的作为吓住了，用后来历史倒推出来的结论。我从不相信承诺，但相信制度框架的约束力。如果当年国民党给了共产党14个内阁席位，让共产党有了内阁决议否决权（与民盟一起），他也不会主张去搞共产，因为是否决权而不是优势通过权。这个否决权本来就是为了抑制国民党独裁的。是国民党自己不肯放弃独裁，才坐失实现宪政的良机。

批评之二是说，共产党因获得大量苏联军援，在东北超过了国民党的战力，所以赢了。本文开篇我就说过，共产党在东北得到苏援之前，上党和邯郸战役，国军就连吃败仗，后来在山东和陕北又输了，这都跟东北苏援无关。何况所谓东北苏援也被严重夸大了。就算有苏援，国军在东北的人数、装备和战力都在共军之上，为何还是输了？那些长期坚持认为共产党胜利是苏联帮忙援助的结果、国民党只是军事失败的结论，严重误读了历史。而且这种不总结国民党政治失败的历史观，严重误导了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观察。误以为共产党就只是一个暴力集团，取胜没有任何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只是因为有苏联这个大魔头的帮忙才打败了国民党。这个结论不值一驳却顽固占据当下的历史观。只要反问一句：国民党有比苏联更强大的美国支援，怎么还是输了？我看到的回应就是去追究美国1948年对国府禁运及“白左”们怎么误导美国轻信共产党更民主的历史宿怨上去了。其实我在“70年文”中已经明确写了，美国本来就是支持国民党搞宪政的，不是支持它打内战的。不诚心搞宪政，一心要打内战才输了。

批评之三是说，共产党之所以赢了，是因为它搞了一整套欺骗术，骗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美国，所以才赢了，只要看看后来的历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共产党骗农民给土地，结果是农民土地到手三年就开始合作化了，后来又集体化了。骗民主党派和美国说要搞联合民主政府，结果很快民主党派就成花瓶了。骗知识分子说有言论自由，很快就搞反右斗争了。这都是事实。但为什么，当年那么多方面就都上当了呢？是大家都傻，唯有共产党聪明吗？承认自己上当才失败，不仅是自认太傻，而且等于承认共产党就是高明，谁都不是对手，也没有战胜他的希望。如果只剩下老电影的一句台词：共军太狡猾。历史就成了宿命论。那你今天反对共产党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你比他笨。

放下这些似是而非的反驳，就只剩下一条，两党的政治路线在“大争时代”一优一劣，所以国民党才输了。但最吊诡的是，国民党为何搞宪政民主还输了？不是输给了军事占优并更民主的力量，而是输给了军事劣势还搞邪恶的阶级斗争的共产党？或者说，从大概率上说，弱势的共产党根本赢不了，为何最终赢了？

前面谈到过，马克思《魔鬼方案》在解决贫富差距巨大、饥饿遍地局面时的斗争优势。不是宪政民主不对，而是对快速解决土地需求和贫困无力。在中国当时，能有效满足底层意愿的方案才有吸引，才更得民心。我的话，也招来众多批评，反驳我的都说人心没用，决定不了历史，历史还是军事实力决定的。那让我们看看，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如何“夺得“人心，从而解决了财政需求和战争动员的？而国民党又是如何在土地政策上输了共产党一筹，在进攻时被人民排斥，财力逐渐不支，最后丢了天下的？

先说结论：不是普世民主不好（不能用47宪法和国府制宪来证明国民党就是正确的，要看它的政治路线是否真代表了大多数），而是国共两党的民主理念都没有代表人民的普世性。但共产党代表底层就代表了大多数，国民党搞独裁、轻底层、重权贵、染腐败和打内战，就丢了民心。

阶级民主论和阶级斗争肯定是个最后要祸国殃民的东西（共产党后来的实践已证明），但当时的动员力却惊人。共产党堂而皇之地公开宣称要搞阶级民主，并宣称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大众民主，符合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也能够解决两极分化和生产过剩危机（连孙中山都同意），起到节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效果。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就是比国民党的旧民主主义（三民主义）好，因为它也就是孙中山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个新三民主义的实践版。共产党不隐讳这个新民主主义是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开说的怎么能叫欺骗呢？问题是那么多人——包括民盟、国民党左派和美国为何被“骗”了？因为当年普世民主在世界上还没被普遍确认，社会主义也看起来蒸蒸日上——不然怎么有那么多国家搞社会主义。全世界包括中国都在左倾思潮冲击之下。认识到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一套的深层危害——通往新奴役之路，是1980年代末期的事了。社会主义是马克思魔鬼方案制造的一场人类悲剧，当时中国躲不开，它的出现和在中国的胜利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历史弯路。

用“几乎”这个词，是说还有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抵制中共在中国搞这一套的唯一希望就在国民党身上，蒋介石也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

由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盟，1942年10月9日，英美正式宣布取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随后1943年1月1日，英美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平等条约。这意味着自1840年以来的半殖民地历史的终结，中国再次获得主权完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英美苏都承认中国有权在战后收回东北和台湾，取消一切租界，并废除与日本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苏联在列宁时代就宣布取消沙皇时代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了）。这一年，苏共还解散了共产国际。可以说，蒋介石是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彪炳史册的英雄和功臣。也因此他在1943年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说国民党才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希望。

蒋介石借助国民党手中的两张王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反法西斯迎来民族平等，开始挺直腰板放言未来：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其他主义、学说和政党都不代表未来，也没有必要在中国存在了。他说： “五四以后 , 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 , 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 , 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 , 都是只仿其形迹 , 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 , 只能暂而不能久”。他指责中共为“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 “你看列强苏联和英美各国尚且都希望我们民族解放进步 , 国 家独立自由 , 所以他们在中国百年来所有无限的权利和无上的势力 ———就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条约 , 到了今天都已自动地先后放弃了。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党派 , 倒反而不肯放弃他武力割据的恶习 , 涤荡他封建军阀的观念 , 那还能算是一个中国的国民 ? 更如何说得上是‘政党’?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 , 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 , 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 , 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 ? 这样还不是反革命 ?”

蒋著的全部核心归结为这样一段结论 :“如果今日的中国 , 没有中国国民党 , 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 , 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地说 : 中国的命运 , 完全寄讬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 , 或是失败了 , 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讬 , 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 , 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 , 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一句话 ,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此段引自邓野《蒋介石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命题和国共的两个口号》，请参见其完整论述）。

国民党的报纸和理论家纷纷对蒋介石的观点发表评述，叶青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是三民主义的成功 , 国民党的成功 , 蒋总裁的成功 , 这可以看作正确的定论。如此 , 我们就可说三民主义、国民党、蒋总裁能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 , 因而能够满足中国需要了。中国有三民主义、国民党、蒋总裁以后，便用不着别的主义、别的政党、别的领袖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只需要一个主义———三民主义 , 一个政党———国民党 , 一个领袖———蒋总裁。这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注：教训在当时语境下即：结论）

认识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很正确。但在共产党存在庞大力量的当时，说不需要其他党了，这是不是准备打内战的架势？是不是不准备搞联合政府、继续一党独裁的架势？

共产党马上意识到了这个危险。虽然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宣称共产党才代表中国未来。但蒋的论说一发表，中共马上用报纸和领导人发表谈话，称中国反帝统一（1928年）和不平等条约的解除，都是在国共两次合作基础上实现的。1943年2月3日 , 朱德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称 : “最近中美中英签订的新约 , 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国际间获得独立平等的开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 , 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这次国共两党再度合作 ……又获得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就 , 扫除了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不平等”。再次强调新约的成立是国共合作的结果 , 此即民族与政治的平衡（参见邓野）。随后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就改成了《论联合政府》，虽然坚称政治路线要搞中共主导的新民主主义，但主题是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坚持国共合作。

公平地说，到1945年，两党内心里是一个要打，一个要和。共产党并没有狂妄到只占据中国1/4人口、1/3军力，又没有政府合法性的条件下要独吞中国。这真是一个建立宪政联合政府的大好时机。就看国民党能不能把握住了。如果国民党打心眼里就不想联合（他们上面的论述已表明），那就不要听从美国的要求建立联合宪政，一边要制宪，一边又要打内战，顾此失彼，结果双输。但要专心打内战，也有三个前提条件：1，说服美国认识到共产主义这套在将来的危害性（但在当时不容易论说清楚，只有丘吉尔认识到危险，发表了铁幕言说）；2，放下孙中山从训政到宪政的承诺之面子（蒋是个专好面子之人，很难）；3、迅速实施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全国开始温和土改，争得民心，并强势在国民党内反腐败。

估计读者也都看明白了，这三条，国民党都做不到。那就一心把共产党捆紧宪政啊，哪怕有重大让步（如给共党14席），也要让他先进来再控制（前面提到有批评者说根本控制不了，共产党那么狡猾又有苏联援助，弄进政府怎么控制？那你就等于说国民党干脆认输算了）。问题是国民党也不真心搞宪政，蒋介石就是迷恋独裁。所以我在“70年文”中说，真正的历史悲剧在于，两党都没有宪政诚意，都想独霸天下。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重演了一场两千年前的楚汉之争。输得还是军力强大的项羽（蒋），赢的是弱小的刘邦（毛）。蒋再无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最后像拿破仑一样客死孤岛。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土地政策之争，是如何把国民党导向失败，把共产党引向成功的——再说一遍军事和苏援不是决定因素，土地和粮食才是！

这个讨论的主要参考文献如下：

宋永毅《重审毛泽东土地改革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是于2019年10月在纽约召开的中共土改研讨会的综述），杨奎松《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及大量相关著作和论述，李炜光《1947—1948年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晋燃《中国国民党大陆时期的农地政策与实践述要》，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 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

宋永毅教授综述的土改研讨会观点，主要说明中共1950年血腥土改的严重后果及教训，可以作为认知国民党输了之后带来的历史惨剧的依据。也可以从反面证明国民党当时不可以输掉，输了就天倾西北了。但遗憾，它输了。至今无人无力回天。宋教授及诸位与会学者基本没有涉及如果国民党当年好好搞土改，会不会扭转乾坤。

杨奎松在大量历史资料分析和多年全国各地访谈当年情况后，对共产党抗战时期在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和1945年、46年和47年的土地政策沿革做了详细分析，说明了共产党抗战以来从类似于孙中山的温和土地政策，到1946年稍激进但又自我克制的土地政策（五四指示），又纠偏回温和的政策，最后到1947年遭遇国民党重点进攻开始才一直激进下去的过程。其中详细描述了延安边区政府的，基本按孙中山的办法发行公债赎买地主土地，然后分配给农民的土改过程，和区别对待具有汉奸历史的地主豪绅及开明绅士的颇得人心的不同政策。并且说，如果不是胡宗南打进延安，中断了这一过程，也许历史会有另一种可能。

杨奎松还进一步分析了在老解放区如山东和晋绥地区，本来抗战时的温和土改（减租减息和用较轻批斗和土地占用累进税迫使地主交出近半数土地）已经结束，农村土地关系已经理顺，乡村气氛也比较和谐。但由于1947年战事又起，共产党的财政压力大增，社会动员需求也大增，因此基本进入血腥土改状态，就是说把原来土改过的地区又搞了一遍土改（有的地方搞了好几遍，中共建政后也在多地出现类似情况），把地主富农的比例提高到20-30%，并且主张动员乡村破落户（痞子）去与乡里关系都很友善的地主“撕破脸”，开展斗争，让农民手上染上掠夺土地之血，成为给共产党的投名状，从而与共产党捆绑成一体的利益共同体，以便他们能在内战中站在共产党一边。

在山东及后来在东北，共产党基本采取了这种血腥土改政策，虽然毛泽东后来发现这么干不行（山东解放区造成了十万富裕农民逃亡到国统区，又被国民党武装成很多还乡团，打回老家与农民会和土改工作队反复互相仇杀），下令将划分地主成分比例下降到8%，但这个比例还是远高于中国实际存在的小地主比例。南方的地主比例就更小，土地细分化非常普遍，阶级矛盾几乎就是共产党故意制造出来的。秦晖甚至说关中无地主。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述的东北大地主，和后来著名的四大地主：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和刘文彩都是共产党的无耻文人们伪造的。

但杨奎松的重要见解就是提出了如果没有内战，历史可能不同的假设。当然他的结论是，只要让共产党当政，由于阶级斗争思维，血腥土改就无法避免。

但这套阶级斗争思维和阶级民主的追求，在共产党那里并不是一种骗术，而是奋斗理想，他们认为让穷人翻身就该如此革命（很遗憾，在众多批评者中，只有查建国认同我的说法）。而且由此导致的巨大战争动员力——特别是淮海战场居然能动员出500万民工支援60万共军打仗，创造了消灭80万国军的奇迹，使他们更坚信自己赢得了民心，代表了历史正义和正确方向。

杨奎松的提示，让我们想到另一个可能，如果国民党不发动内战，忍辱负重地好好把宪政搞成，限制住共产党夺取天下的冲动，1947年后的血腥土改会不会消失在历史当中，根本没机会做呢？我的结论是完全可能！如果按我的穿越式联邦方案做了，共产党在分配给他们的十几个自治州里，也不敢搞血腥土改，因为没有了夺取全国的希望，也没有了被国民党消灭的恐惧（一边倒向苏联的国策也没有了），它的新民主主义就只好一直装像下去了。

我的批评者们读到此，一定会愤怒地批评我：共产党后来做的恶，怎么能怪国民党当年没限制住呢？嘿嘿，我前面说了，国民党是唯一能够限制住共产党的力量，这个历史使命没完成好，难道不该责备吗？至少我可以为之惋惜吧？

李炜光的文章着重阐述了共产党由于战争财政压力，进行的血腥土改的全过程。王友明的文章则详细记述了抗战期间和战后，共产党在山东老解放区进行土改的详细过程，包括15%的地主富农占有70%耕地这一数据的来源（这一直成为共产党考虑土改政策的基础数据）。可供参考。

最有意思的是晋燃的文章，他可能是一位台湾学者，他的文章发表在台湾自由中国时报上。他详细记录了国民党自孙中山以来的土地政策，及之后三十年的温和土地改革的实践，还有到台湾后的成功土改经验。从他的记述看，国民党一直努力温和土改，二五减租等，也进行了恢复乡村建设等一系列努力，终因战事频仍、官僚主义和党内意见不积极等一系列原因，特别是内战开始前后没有像共产党那样高度重视土地问题，因而没有抓住民心，终致功败垂成。他也批判了共产党夸大农村土地分化程度，用一系列数据证明秦晖的结论。但他说：不可否认的是，在农人之中，贫农是占绝大多数。如1930年代初安徽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总负债户为 38.82 % ，其中贫农户比重高达为52.99 %；浙江兰溪调查的2045户中，负债1168户，占57.11%。

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当年农村状况不是土地分配有多大不公，而是贫民遍地（地主也不太富裕。孙中山说是大穷和小穷之分而已）。如果这个时候公权力再与少量豪绅勾结，掠夺土地，借助日伪或国民党劫收大员的力量剥夺下层，造成流民增多和饥民遍地，及妓院烟馆遍地，还有官匪勾结危及民众安全，城市里资本和权贵再歌舞升平，社会的贫富反差观感就会很强烈，显得阶级矛盾很严重。国民党若治理不了这些，共产党解放区却能造成另一种社会安宁，虽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但普遍贫穷中都还能均等吃饱，并且消灭了社会上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那就是改天换地了，就足以让人民跟随。

宋永毅的文章还着重强调了，1950年血腥土改后，并没有带来共产党所谓的生产力解放，重新细分的土地和由于农民生产技术落后，种子肥料匮乏，反倒看不到增产增收情况，实际人均产量还低于1936年的最好水平。他认为官方说的第一年增长28%和第二年增产40%是胡吹出来的数据。但他也承认由于战争结束，回归农田的劳力增多，开荒增多也造成了粮食增产。我们姑且不论1950-1953年实际粮食增长情况（我查资料，实际小幅连续增长了八年，其中还应对了三年朝鲜战争的需求）,就看1979—1981的粮食大增长（生产力水平与五十年代相当），也说明只要农民平均得到土地，不管生产力是否先进，中国农民也能在三年中不仅自己吃饱，还可以养活全国。用血腥土改夺得土地是另外问题，但由于贫穷而产生的平均地权的需求却是无法忽视的。国民党没应对好，因此败了。共产党用血腥方式短暂应对好了，但又用集体化剥夺了农民，所以才发生后来的“行政大饥荒”（我定义的）。但农民没了国民党领导，已经无力更换执政党了。

本节的结论是：阶级民主追求虽然最后指向罪恶，但在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当时，却帮助共产党起到了巨大动员作用。国民党的宪政民主方案虽然在今天看来也更符合普世价值，但由于国民党自己代表的阶级力量脱离底层，制宪之心又不诚，所以失败了。

四；历史和未来：从新民主主义到共产乌托邦，再到新民主主义回归

本节做一个简单结论和未来建议（给共产党和海内外民主运动的）：

我之所以用悲剧史诗格调撰写“70年文”，就是感叹历史的吊诡之处：如果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合作，就既可以解决宪政问题，也可以解决贫穷问题。中国在1940年代就可以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了。可惜他俩打起来了，而国民党又败了。这就给了中共和毛泽东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疯狂实验共产主义的机会，直到饿死大量农民和经济崩溃及毛作古才停下来。

如果中国就是沿着毛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了，那可以说自1950年那个拐点起，一直滑向深渊。但略感幸运的是，共产党里还有一批当年干过新民主主义的老人，他们知道政权是从哪儿得来的，知道人民拥护什么，所以从1978年起大幅度地往新民主主义后退了，虽然政治上还不改。但仅仅因为经济政策的后退，不太彻底地还给了农民土地和重新引进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就创造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并且尝到了甜头，不想再放弃这个路线了。

如果说，当年国共无力共同解决宪政和温饱问题，历史的机会错过了，那只能认为民主就是需要温饱和小康之后才能自然产生需求的问题。就是说，历史并没有直落千丈不可挽回，由于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使70年来的历史曲线从50-60年代打折向下，又转向回升了，总体上构成了一个大U型的趋势。这说明尽管没有真民主，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也还是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如同张博树教授论述的，它暗合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共和60年》）。但共产主义却被苏东和中国的历史证明彻底失败了，目前还被朝鲜继续证明着失败（但朝鲜已经放弃马列主义，改为尊从金家自产的主体思想了）。

因此，对中国和中共来说，正确的历史选择，应该是完全退回新民主主义（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1950年的），用自己的思想资源挖掘出自己的真正战略优势。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2.0版，放弃共产主义这个魔鬼理想和魔鬼方案。该跟马克思和列宁说再见了。中共多年来跟苏共争独立，现在只有把这些洋祖宗都抛下，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共该回归中华传统和像台湾那样兼蓄普世价值了。人民温饱已经解决，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民权问题，也就是共产党追求的阶级民主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只不过不能再追求狭隘的阶级民主了，应该追求惠及所有人的大众民主和宪政共和了。

我在70年文中说，追随中共的大批知识分子，很多都是真诚相信跟着共产党闹的这场革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而战。当他们文革后反思自己一生所作所为时，发现跟着毛泽东走了一条以民主之名革命，却以新极权收场的弯路，最后成了毛姓新皇帝的陪葬品。这让他们愤怒和惊醒，所以成了党内民主派，要重新为中国人民争回民主，并自诩是“两头真”之人。相信共产党内还有很多这样两头真或要为自己父辈或祖辈争回历史荣誉的心向民主之士。

如果中共在20大上能再做一个历史决议，宣布回到新民主主义2.0，最好再能如我建议，把党名都改了，彻底跟“共产”告别，改称“中华共生党”，那就是完成了千年的历史担当，彻底放活自己和整个民族了。也不枉那些先烈的流血牺牲了。如果觉得列宁党的坚强机制，能够凝聚党心和抑制腐败，不叫共产党也仍然可以使用这个机制啊，理想主义从共产主义变为新民主主义也是贵党自己的理念啊！

历史天机已到转折时刻，抓住了，就满盘皆活了。

如果共产党愿意善意地自我光荣革命，我劝反对它的民主运动，也要对自己的路线进行修正：鼓励共产党自我改良，走出一条通向民主的和平转轨之路。

如果民运朋友认为我都是在说梦，那你们继续坚持打倒路线也没问题。但我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也请作为备选。反正我们的大目标都是中国民主化，彼此之间可以兼容。

说到梦，我在想，历史其实都是从梦开端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再到华盛顿和杰弗逊，还有马克思和列宁，理想社会的追求都是从梦想开始的。只不过有的梦做成了，如华盛顿；有的梦破灭了，如列宁。如今的中国，正在做着一场红色帝国的春秋大梦。我七年前曾预言，这场梦最后做不成。梦醒时分可能带来新的灾难。所以我想换掉这个梦，让中国重新做回民主宪政梦，把梦想变成真正美好的未来。

诸位可以把我的这篇论说，看成是《盗梦空间》的政论版吧。

2019年11月10日——15日和18日 于美国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