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社长李伟东先生于2019年10月16日发表《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反思》（简称李文）一文后，引起了热烈讨论。由于李文颠覆了长久以来已被大家公认的历史观，招致激烈批评，赞成者较少。一个月来，公开发表批评李文或部分赞同的文章共有六篇。11月16日，纽约思想俱乐部还召开了专题研讨会，2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对李文的批评也是多于肯定。本刊把李伟东修订后的定稿和外界对他的批评文章以及他回应外界批评的文章都辑录于此，目的不是为了辩明谁的观点正确，谁的观点错误，而是对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有更深切和丰富的把握与理解，从而更好地观照当下，为中国寻得实现宪政民主的可行之道。另外，网上（主要是推特上，限定只能写140字）至少有50人次参与了激辩。网上激辩涉及很多重大问题和重要历史细节，为了记录下这些珍贵的思想火花和辩论氛围，我们也原样摘录了约三万多字，集锦于此，与读者共享；也是为了留下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录，让后人可以看到在一个言论自由的讨论平台上，思想的彼此激发，能够收获怎样的成果，及目前的思想深度到了何种程度。

本刊说明：摘录的推文，凡是李伟东自己写的，均用“李：”开头，网友写的均用作者名字起始，但网名较长的作者，只节录了名字首词。

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祭及战略检讨

——兼谈大陆政治改革和稳定台海局势的两个建议方案

李伟东

目录：

• 不科学的历史认知及“民国派”的不现实建议
• 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
•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一
•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二
•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三
• 真正的历史教训及大陆政改和台海关系的两个方案

附件：《大中华邦联方案》

笔者题记 ：很多年以来就想说说这个话题。心中充满悲凉地写完这一篇后，也就不枉我此生所学所思了。本文破解了一个历史难题，同时也拯救了我自己多年来因在历史迷雾中理不出头绪而矛盾挣扎的灵魂。能不能拯救朋友们的灵魂，那要看天意了。直面那段历史中所有争议性问题，并说出我自己的判断，需要勇气，因为几乎颠覆了所有人的历史认知。好在我是个有点勇气的人。我知道，我的结论还会引发新的争议，你可以不同意我说的，但请有理有据地驳倒我，我佩服跟我较真并驳倒我的朋友。

2 019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108年国庆，也是她丢失大陆70年祭日。回首民国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令人唏嘘。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最后功败垂成，抛下了五万万同胞，退守孤岛，被逼退出联合国，至今只剩16个邦交小国（海地可能也动摇了）。但令人赞赏的是，一个管辖土地只剩下台澎金马的微型中华民国，却能在蒋经国治下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因而逐步实现了政党轮替式的普选民主政治，再次成为亚洲令人刮目相看的真正民主国家。然而，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巨大成功，目前也在大陆极权制度的压迫下趋于变形：从可以撬动大陆整体民主化的重要跷跷板，正趋向于跟大陆彻底脱钩，一个党纲主张独立的政党正在执政，一个“台湾国”只剩下一层待揭开的面纱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一百多年前，中华民国开国之父们的民主梦想，是否注定到最后只能成就一个岛国的民主政制？他们的历史格局，就只有这么小吗？他们那个全中国的民主梦还能实现吗？

另一方面，被抛在大陆的五万万同胞，在历经了28年磨难、被各种运动整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才终于吃饱饭并逐步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日子。但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至今不能实现，仍在极权统治之下。而这个极权政体正咄咄逼人地准备“收回和统一”台湾，将民主的和缩小了的中华民国彻底灭掉。70年前那场大决战，并未彻底落幕，新的决战正在到来。台湾和大陆人民的历史命运都取决于这场迟到了70年的决战。历史的天枰将向哪一方倾斜？2300万台湾同胞和14亿大陆同胞，正处于惴惴不安之中。

中华民国110年之后，她的命运到底是蜕变成一个微型岛国，还是仍有撬动大陆民主之踵的能力，神奇归来？《中华民国颂》里的那句歌词：“千秋万代，直到永远！”，还能如愿吗？蔡英文总统在刚刚结束的中华民国108年庆典上发表了《坚韧之国 前进世界》的演讲，呼吁抵制一国两制，坚守“中华民国台湾”六个字的共识（中华民国=台湾）。而国民党则以中华民国创国党的身份发出批评：蔡英文总是把自己说的似乎与中国无关，正在为台独铺路，如果再让她执政四年，中华民国将在她手里粉身碎骨。韩国瑜则发表《两岸政策白皮书》，既反一国两制，也反台独，提出“爱台湾，护中华；顾腹肚，拼未来”的竞选口号。

台湾的命运在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后仍然与两个中国纠缠不清，这种纠缠到底会给两个中国和台湾带来何种结局？

让我们回到70年前，看看那场决定命运的决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可对今日即将到来的新决战提供宝贵借鉴。我以此文作为中华民国丢失大陆70年之祭文，并尝试作出70年来从未有过的深刻战略检讨（说句玩笑话：这笔老账该算算了）。

在这篇长达四万多字的论文中，我根据对历史进程的研判，提出了解决困局的三个战略性方案：一个是时空穿越性的《1946年民国宪政改造方案》（意在通过沙盘推演，看看能不能帮蒋公找到一条破解当时困局的出路。这是一个无法挽回历史的马后炮。但对未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前途也许有借鉴意义）；第二个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意在推动大陆沿着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推动政治改革）；第三个是《大中华邦联方案》（意在稳定台海局势和给台湾扩大国际生存空间及给大陆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一个新思路）。但这些方案都要随着对历史演进的经验总结顺势提出，因此请您耐心读下去。读完了，敬请批评，我可能按您的意见修改，所以我在本文标题下定义为讨论稿。

• 不科学的历史认知及“民国派”的不现实建议

大约从15年前起，中国大陆和海外兴起了一股重新研究民国宪法和民国制宪经验对当下中国的特殊价值的民国派思潮，甚至出现干脆主张民国复归或在大陆重建的思潮（只是思潮，尚未形成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改革已死，民国当归”（陈永苗）。记得大约同时我提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口号（革命是指制度转轨，形式可以从暴力革命到颜色革命到自我光荣革命等很多种，我当时主要呼吁和鼓励共产党自我光荣革命）。民国复归派有几位很有影响的理论家，如辛灏年、丁毅、陈永苗、封从德、王雪笠、阮杰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1、在对共党极权无可奈何之际，应该改变思路，呼吁重新看待民国47宪法对当今中国的价值，呼吁重建民国，或干脆呼唤民国当归，因为只有中华民国才称得上是“新中国”，而共产党自我标榜的新中国，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历史复辟。张博树在评价辛灏年这个历史定义时说：灏年先生独立思考，精神固然可佩，但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却出了问题，犯了和共产党解释历史时“非黑即白”且“一贯到底”的同样错误。其实，无论国民党的历史还是共产党的历史，都不能用这样的线性方法来解读，因为它至少会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参见张博树《“共和”60年》）2，中华民国是华人世界的民主样板和100年来硕果仅存的华人民主努力的优秀成果，不应让其仅在一个岛上存在，应该继续鼓励其光复大陆或在大陆推行民国宪法；3、中国不用到处搬用民主经验，本有现成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独创的民主体制（五权宪法和总统与内阁分权的混合政体），只要在大陆推行民国1947年初颁布的宪法（即所谓47宪法，因其于1946年末通过，所以有时也被称为46宪法），就可以迅速填补共产党倒台后的宪政真空，实现制宪和大选，完成民主转轨。但他们没说如何能让共党倒台，似乎民国复归战鼓一响，大陆共党政权就呼啦啦大厦倾倒了，人心也望风而归（因为天下苦秦久矣）。封从德在上述前提下反复强调从民变到兵变再到政变的思路，只是从来不说大陆整体民变如何会发生（他们一直被大陆的少量民间抗议所鼓舞，视为民变在即。也从未总结为何民国在1948年也激起了民变，失去民心后，在共党打击下导致失败）；4、在总结70年前国民党如何丢失大陆的问题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由于苏联帮忙（给钱给枪）和共党邪恶地蛊惑了人心。如同老电影里的台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

民国派思潮出现后，除了在国内和海外部分反对派中得到一些响应外，至今无法形成运动。另有一些激进的海外反对派则大力支持台独，自然反对什么民国复归。最尴尬的是在台湾的国民党一直视而不见，从未响应和支持过，说明他们早就不想什么反攻大陆的事了。民国政府如今在试图摘了民国牌子的民进党手里，就更谈不上支持了。只有如我这样被误称为“统派”的学者，与民国派在社交媒体上有过一些深度讨论，但也是零碎和不系统的。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上：1、民国派对1949年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历史教训的讨论是相当肤浅的，找不准当年失败的原因，很难谈到什么复归。2、轻率地把1947宪法拿到今日中国来用——在民主转轨时刻，也是对今日中国知之甚少的表现。经历70年巨变的大陆，人心和经济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难以嫁接47宪法的变化。如果真有转轨的那一天，47宪法也只能是个参考文本。大陆的立宪需要另起炉灶。

言归正传，咱们回到70年前。

• 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

中国这个自秦始皇以来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大帝国，虽然历经朝代更迭、大一统短暂崩塌、少数族裔统治（有人说元和清都不算中国，但无论中华民国还是如今的共产中国的官方史观仍然根据道统和文化传承确认元和清都是中国），但统治集团的几个基本理念一直保持着并世代传承和顽固不化，成为一种统治基因，哪怕某个具体的统治者在年轻时一定程度接受了另类思想（如民主），也会在实际掌握统治权之后逐步蜕变成“准皇帝”一样的威权统治者（如孙中山和毛泽东），这几乎是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化之前的历史宿命。这几大统治基因是：1，大一统（无论谁当政，如果没有统一就一定要实现统一）；2，中央集权；3，如果不能建立起帝制，也要共推一个领袖——准皇帝（换句话说：天无二日）；4，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王败寇（中央政权无法协商或民主产生，只能实力为王）。这种统治基因在20世纪初撞上了民主大潮，专制基因与外来的民主浪潮博弈了100多年后至今仍未见分晓。奇特的是，这种大博弈大冲突，实际已经发生了三次：1911、1949和1989（六四事件是后话，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现代中国近110年的历史表明，在世界第一次民主浪潮席卷而来之时，拥抱民主还是维护专制，或者在两者之间寻求变异的混合模式，不仅是裹挟所有人的大潮，更是争夺统治者的那些精英们内心的张力和冲突。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冲突一直左右着自1911辛亥以来近40年的历史。中华民国从民主开端，到1949年却被以“蒋家封建王朝”的污名赶出大陆。那场内战和革命，从1949年的视角看起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看中国）都是有一个更接近民主的、有朝气和清廉的政治力量战胜了蒋氏弱势专制力量，“人民当家作主”了。不管后世如何揭露当时全世界都上了共产党的当，但当时的人民和主要西方国家都认为是“准民主”在中国的又一次胜利（英国1950年1月即承认新中国，美国1948年后基本放弃了对国府的支持，韩战后才恢复支持）。毕竟新的中国看起来是个多党政治协商出来的“准民主”政体，并同样承诺大选，比败走的国府更民主更廉洁并获得人民支持。

我们姑且先承认后世史家普遍认可的结论——从共产党后来的倒行逆施往回推导出来的结论：共产党欺骗了全世界，那我们来看看共产党在哪些方面骗了世界。大约八年前，我曾经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短文，总结了共产党的五骗：1，骗农民给土地并且鼓励破产农民血腥对待地主，从而没了退路，只好跟着共产党走；2、骗工人说自己与工人阶级是同阶级而且是他们的先锋队。实际自向忠发（一个镶着金牙和左手有六个指头的淮盐商船大副，1928年7月在瞿秋白被罢免之后在中共莫斯科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主席，按习惯称之为总书记。由于特征明显并被已叛变的钳工出身的顾顺章指认，国民党特务于1931年6月将其逮捕，向忠发随即叛变，但还是被处决了。向叛变导致在上海的中共总部再也无法隐藏，只好投奔江西苏区）之后，共产党领导层一直由左翼知识分子和知名将军组成，工人党员的忠诚度一直不被确信；3、骗全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说共产党才代表中国的民主方向；4、骗苏联说自己不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政治路线是（经苏联同意的）先搞新民主主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说他们骗苏联是因为自1958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搞社会主义了，要超越苏联一步迈进到共产主义）；5，骗美国说自己才是中国的民主政党，代表中国的民主方向。由于以上的成功欺骗，共产党在1948年前后赢得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苏联和美国的共同支持，因此才赢得了最后胜利。这个五骗的总结曾经赢得很多点赞，并被认为远远超过了民国复归派关于共产党仅仅是靠苏联支持取得成功的简单认知。

但经过近些年的深入思考，我注意到上述总结仍然是历史的皮毛和表象，并非历史深处的逻辑。虽然历史给出了如下事实认定：1，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第57个支部，是拿着苏联卢布起家的；2、1924年起，苏联指使中共混入国民党高层和北伐军，试图逐步取国民党而代之；3，1930年代初，苏联指挥中共在江西武装割据和独立，成立了背叛民国的苏维埃共和国；4，1945年苏联攻入中国东北后，给了中共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及整编后的三万关东军和约三个朝鲜师，并在林彪进入东北初期失利时，让他们退入苏联和朝鲜保存实力。但这些都不是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

第一）前面提到的五骗虽然从表面看是合理的，但深入分析仍不能百分百地确认就是骗。中共的确兑现承诺，给了农民土地（历史代价是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但从1953年开始三大改造起，为了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才再次剥夺农民土地，合并成人民公社。后来从1979年起（全国普遍实施是从1980年起）又用承包方式事实上再次还给了农民土地，一直至今。从1947年中共各“解放区”土改开始，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农民实际得到私有土地约五六年时间。这股巨大的历史动力足以动摇这个农民大国原来的统治基础——国民党只做了有限的减租减息工作。

第二）中国的产业工人本来就人数不多（1940年代只有数百万），由于从1920年代起共产党就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传播阶级论调和剥削认知，工人中认同共产党说教的人很多。共产党的逐步壮大让工人阶级看到了自己未来将上升为领导阶级的光明前途，自然跟着共产党走。而实际上共产党从来就看不起工人（自向忠发之后），经常用流氓无产者的定义敲打工人和雇农，自己则以工人阶级先锋队名义去领导工人阶级。这一点，傻傻的工人阶级到1980年代在国企下岗了都没弄明白。

其实，那场持续半个世纪（从1908慈禧光绪去世到1949共产党得了天下）的中国命运大决战，不过是一帮右翼知识分子（国民党）和一帮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裹挟工人农民乡绅和资本家的大决战，是中国知识精英在选择中国道路问题上的生死对决。最后是打着“更民主”旗号的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我们后来会逐步发现所谓“更民主”其实更接近民粹主义）。民主这个舶来品真是让全中国的知识精英都着了魔，至今还纠缠其中。当下的中国又在“到底是威权统治更好，还是民主更好”的争议之中动荡并殃及香港，而且这种争议正在波及世界并改变着世界的“头脑生态”。其实如今的共产党正在蜕变成1948年的国民党，在威权还是民主的困局中挣扎。

第三）民主浪潮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让这两个精英党陷入民主还是专制的搏杀之中（客观地说，两党领袖在民主和专制的选择方向上都有双重取向，内心里真正想的是到底用哪种手段更能独霸天下），他们都是“内专外民”的（内心专制，表面民主），关键是看谁能让百姓和国际相信自己是更民主的（从国共两党对民主宪政的认知程度而言，国民党是超过共产党的，可惜策略欠缺）。可悲的是，一场让数百万人丧失生命的内战，表面上争夺的却是谁更代表民主？如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武斗，争的却是谁更“忠于毛主席”。

那么，既然两党都标榜自己要民主，为什么不能合作建立民主政府呢？他们表面上也这样做了，但后来都由于实际利益冲突撕毁了协议（共产党要政府中的14个部长席位，国民党不给；国民党让共产党裁军，共产党把正规军裁成民兵应付），陷入全面内战。这就苦了两党之外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他们本想在抗战胜利后可以看到和参与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的建设了，现在两大领路人却陷入了内战，迫使他们不得不选边站。

那么选边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谁更民主。从国共重庆和谈开始到共产党占领南京的四年间，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了艰难的选择。如果说他们都被共产党骗了，也不尽然，因为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文化人。从1946年李公仆、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开始（后来史家挖掘出李公仆死于部下暗杀，与特务无关。还有一种说法是闻一多死于共产党特工暗杀，为了嫁祸国民党——不能完全证实），共产党就指控国民党是特务统治和专制政府。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撰文指责国民政府特务统治并说共产党更代表民主方向。知识分子的心就倾斜向共产党了（不管后来如何证实了共产党的阴谋，都难以改变当时的人心向背了）。

再看到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们迅速地“五子登科”陷入腐败，再看共产党干部战士的同吃同住甘心清贫，知识分子就更倾斜了。再进一步看到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当时还是温和的，并没有打杀地主）更符合农民之心，就觉得共产党要得天下了。再进一步看到来自美国的考察团赞扬延安和边区的民主作风和民主实验（用黄豆投入碗中当选票），就更相信共产党要民主是真的了。那边厢国民党背上了暗杀知识分子的污名，这边毛泽东却在窑洞里与黄炎培（后来的副总理）大谈用民主方式跳出专制循环的历史周期律。知识分子的观感就可想而知了。

第四）关于如何骗了苏联，前面已经谈到。中共开始也是对苏联亦步亦趋的，新民主主义方案是苏联帮助制定的，政治协商方式的新政府也是苏联同意的，苏共也没有逼着中共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只是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就看不上赫鲁晓夫了，觉得自己可以当共运领袖了，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超越苏联的社会主义，率先进入共产主义了。前面还提到中国统治集团的大一统和独断乾纲的统治基因，此时毛泽东独掌了大权，一言九鼎了，统治基因中毒素就爆发了。

第五）美国如何被骗有后来麦卡锡主义时期揭发出来的材料为证，美国也讨论过失去中国大陆的得失，有心人可自己找材料参考。但说就是几个白人傻子轻信中共，也有失偏颇。因为中共当时不完全是欺骗。从中共对未来中国政体的选择倾向上看，可能更符合美国利益，不然他们就不会阻止孙立人追杀林彪，也不会对国府禁运，也不会派五星上将马歇尔来中国说和，更不会成立军调处，一直像维和部队一样不让两边扩大战争了。美国一直到国府丢了南京，司徒雷登大使都没有像苏联大使一样跟着国府跑去广州，而是在南京等着共产党来谈判，或许为了建交。直到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才明白，一个巨大的中国，已经脱离美国的掌控，“一边倒”向苏联了，世界的冷战天枰倾斜了。

我们再来综合评价一下共产党的骗与非骗。

综上所述，如果说从1945到1949 ，共产党就是跟全中国及全世界玩了一个民主骗局——根据该党后来的行为（包括1957年镇压知识分子、1958年狂热建设共产乌托邦饿死数千万农民以及后来的文革极权专制所制造的种种灾难等），往回倒推出十年前的行骗意图，那这也是一个充满战略思维和取得了极大成功的骗局，是一群高手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骗局，可以说是无人可以逃脱的骗局。共产党的行骗技巧有这么高超吗？这多少有些说不通吧？就算是共产党高层囊括了当世所有高级骗子并骗了所有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以及共产党的几乎所有基层党员，都没有主观行骗的故意，他们是真诚地在为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流血牺牲顽强奋斗。很多人到死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党后来会蜕变成一个领袖独裁并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党。如果说那些牺牲者，从一开始就与党魁合谋做一件惊天骗局，为了把中国带入人间地狱，并为此不惜反叛和推翻当时的合法政府，那真是侮辱了他们的善良和真诚。

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如前所述，共产党不过是中国知识精英中的左翼激进分子，他们当年真的在追求民主。只不过他们要的民主更具有民粹色彩或真诚相信所谓阶级民主，也嫁接了中国古典的天下大同、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四海皆兄弟、穷人翻身当家作主、天下无欺压、天下无腐败的农民乌托邦式的民主（在他们的理解中，上述定义也就是社会主义。这如同孙中山曾明确宣称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个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憧憬中的民主模式，其实还暗含一个“人民领袖和大救星”的位置，说到底就是对一个与人民打成一片、为民做主的好皇帝的需求。毛泽东曾宣称他的民主是囊括了东西方民主精华的最好的民主：兼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说到底，1949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实际是两党民主方案的大比拼：国民党拿出了一个很好的47宪法并实行了普选（47宪法以46政协会议讨论为基础，共产党也参与了起草），但人民更喜欢共产党拿出的更倾斜于普通民众权益的民粹民主方案。

共产党方案节制大资本、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照顾工人的劳动权益、更注重言论自由（后来实际这么做的是另一回事）、更尊重在野的民主党派、更看重廉洁和亲民、更看重人人平等、更看重国家主权和安全。很遗憾，一个具有右翼保守自由主义精神和更接近现代民主形式的宪政方案——国民党的方案，输给了一个更民粹主义的民主方案，还暗合了一个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这场大比拼，国民党首先在政治上输了，其后的军事失败，不过是政治输了之后的必然结果。至于苏联支持共产党之类的事情，不过是这个大历史逻辑的细微末节。张博树说：总的来说，內战時期的中国共产党，志在宏图，政策基本得当，懂得自我約束，也善于自我宣传，确实贏得了越来越多“解放区”乃至“国统区”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反观国民党作为当時中国的当权党，却在抗战期间就已身染腐败重疾，战后更是迅速走向败落。（引自《“共和”60年》）

如果说共产党不是骗子，只是迎合了民众的实际利益需求，那么，毛泽东是不是骗子呢？也不是。他虽然被评价为没读过洋书包括马列原著、没出过国，就是一个充满痞气的农民小知识分子。但自遵义会议上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入他手之后，共产党在抗战中利用日寇入侵造成的国府管辖断层竭力发展壮大自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成功的被后世史家称为欺骗的运作，其实都是战略家的大手笔。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制定游说直到成功也是极有智慧的。他也不愧是个一流的军事指挥家，梁漱溟曾经在国民党军事家蒋百里那里听说了抗日持久战这个概念后，来到延安找毛泽东彻夜深谈，惊讶地发现毛泽东不仅同时想到了持久战，而且已经把怎么打持久战、持久战的三大阶段及具体的用兵之道说的头头是道。黄炎培去见他时，又发现他不仅懂民主，而且对运用民主解决专制循环充满信心。这都不是骗局，只不过毛泽东最后操作这个民主时，把它变成了民粹式的大民主。如果说他是个农民，那也是极为狡黠的农民。他并非不懂民主，而且对民主的模式和运作都很熟悉，不然不会在与国民党的制宪争议中逐步占上风（但他并不信仰西式民主，他信仰和实际要实现的是阶级民主，要搞的是“民主集中制”）。他也没有从抗战胜利起就存下了一颗用民主骗术独霸天下的心。他曾经设想让国民党把他们融入新的联合政府，从此开始进入议会斗争时代。他也没想一开始就发动内战，因为1945年共产党的实力只及国府的1/4。内战兴起时，他也没想到只用3年多就赢得天下。能不能赢，他根本没有把握，所以做了与国民党再打十年的准备。所以，抓住民主这个人心所向的法宝，并把共产党打造成民主先锋是他真诚的政治战略，并希望籍此让共产党胜出。他取得天下后，也兑现了民主承诺——组建了多党协商出来的联合政府，并成功运作了五六年。

但是，后来他变了，前面提到的统治者基因开始发挥作用，同时共产党原来就把新民主主义政治当成最低纲领，而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成最高纲领。个人崇拜和领袖欲望及新民主主义政治取得的阶段性成功让他忘乎所以，逐步蜕变成十分霸道和完全根据个人喜好行事并强势超越共产党自己确定的革命阶段论的暴君（历史学者挖掘出他从延安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劣迹斑斑的独裁者了。是的，但那时总体上是隐性的，党的基层和外界并不知道）。他开始背叛共产党与国民党争民主时代的民主承诺，逐步陷入一党独裁和个人独裁，开始醉心于在国际共运中争夺领袖地位，并为此不惜改变土地制度（搞人民公社）和工业制度（搞计划经济和国企主导）。直至把党内还有一点民主作风和亲民之心的同志逐一打到，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文革，直到把中国折腾的濒临崩溃。还是没有忘记争夺国际上的领袖地位，当不了共运领袖，就去当“丐帮”（第三世界）领袖。

毛泽东是共产党民主承诺（仅在承诺时间长度意义上）的背叛者和造反派。由于他的背叛和留下的种种恶果，使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天下时的诺言成了一场大骗局，累及那些为民主自由英勇牺牲的烈士也都跟着成了骗子。今天的舆论甚至经常调侃埋怨蒋介石当年剿匪不利，让共产党后来坐了天下，导致几亿人缺衣少食，甚至被大批饿死，毫无人权可言。也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党内同志造了他的反，批判了他的“晚年错误”，在经济上做了拨乱反正（只完成了一半）。因此，今天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是对的，但不是什么不忘共产主义初心（这个共产主义的初心，根据历史经验早就该搁置了。我们最后一节再讨论），而是应该拾回争民主自由的承诺和初心，才能无愧于那些牺牲的烈士。

中共虽然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念成立的，但到1940年代全党最低理想就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共产党主导的民主），并且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基本都认为自己一生能实现新民主主义就不错了。建政初期也确实按着这个路线在走，所以才有开局欣欣向荣的气象。只有毛泽东和党内极左派忘记和背叛了这个最低纲领和民主承诺，当然毛也有抑制腐败和不忘本的理由。为了压制全党意见他残酷地搞起了党内路线斗争，并把民国黄金十年培养的和建政后从海外归来帮助建设的近300万知识分子都打成了右派和右倾，几乎葬送了他们的一生。而且为了与苏联争夺共产圈的领导权，发疯似的搞起了共产乌托邦，改变了新民主主义的工农业经济制度，使经济几近崩溃，饿死了数千万人。在刘少奇陈云等努力恢复经济（给了农民自留地农贸市场等有限自由）的三年中，他还是不服输，用一系列阴谋诡计卷土重来发动文革，把他的同事都打到，继续沿着他1958年的共产乌托邦路线狂奔，直到把经济彻底搞崩溃，全国再次陷入内战。

毛泽东成就了新民主主义的大业，但他随后就背叛并砸烂了它。他一生不过是在为一个农民式的大同世界理想在奋斗——无处不均匀、不患寡而患不均（他的确实现了这个理想，只不过是无处不贫穷的平均主义）。毛泽东是尚有一些追求民主理想气质的共产党的毁灭者（当然，共产党理解的民主与我们今天不同，他们要“无产阶级民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他亲手毁掉了人们曾经尊敬和佩服的共产党。他临死前其实面对着后半生的重大失败和由他导致的深重灾难，像一个后继无人的悲情帝王。我希望中共能够对得起自己那些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的先烈，主动来一场光荣革命，升华到为实现民主而且是普世民主而奋斗的轨道上来。

【关于共产党如何用阶级民主论赢得胜利的理论和现实逻辑，及与马克思列宁的历史渊源，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历史渊源和模仿列宁党给国民党造成的弱势威权问题、最后失败的原因等，我专门撰写了《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一文，做了详细论述，请参阅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9/11/201911182245.shtml 。还有我的相关演讲视频：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9/11/201911190927.shtml 。

由于本文主要从国民党为何失败角度探讨历史，所以共产党这个侧面的问题，就另文探讨了。】

【本节的结论引起了巨大争议。初稿发表后，有两位很有深度的作者发表文章对我逐条反驳，一位是孙大骆先生（《李伟东70年祭政论文是失败之作》），另一位是杨子立先生（杨先生针对我写了两篇驳论：分别是《与李伟东商榷〔民国丢失大陆七十年祭〕文史实》和《也论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胜利：再与李伟东商榷》），王庆民先生对杨子立先生的驳论做了反驳，也同时批评我的若干观点，我基本同意王先生的看法。但本文还是要讨论一下孙先生和杨先生的意见。作为本节的重要补充。孙先生对我全文进行了批判，但我认为把本节的问题说清楚后，其他问题在逻辑上就不用说了（孙挑的技术性错误我都遵照改了并致谢）。

孙先生首先对我的文章立意做了定性批判：“这个文章在政治上是保皇的，在思想上是保守的，在对于历史的总结上是错误的，在历史的假设上是脱离历史现实的，在对未来的政治设计上是貌似进步实为倒退的。…当年中共宣传的民主方案恰恰是在糊弄外人尤其是在糊弄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同时这个民主方案也根本不是激励解放区的广大老百姓和其官兵舍生忘死的为中共打天下的思想动力和拼命的原因”。

然后他的论述却让我有点不谋而合之感：

“简单的说，中共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装头脑用苏联共产党列宁斯大林式组织形式建立一个信仰坚定朝气蓬勃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党的建设）然后又制定一个能抓住民心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类似土匪强盗式的暴力土地政策。这样就立刻得到了民心，使千百万贫困农民摆脱了几千年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一个有一定独立人格有基层自主权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农民（苏维埃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武委会儿童团，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翻身的农民在经过干部的有力的明白的政治思想工作便焕发出全部的精神积极性抱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参军参战视死如归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

“而在这样打破所有社会秩序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和军队及人民的面前，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正相反，即仍然按照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法律契约行事，仍然维护几千年的土地政策和封建宗法关系使千百万农民仍然没有自己的土地并严重依附于地主豪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当然蒋介石政府也想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使农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可是国民党的土地政策不是名正言顺的暴力抢夺地主的土地而是用国家的钱赎买地主的多余的土地再无偿的分给农民。可是国民党没有钱也就没有及时的实行这个土地政策。这样，千百万人心就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并为共产党打天下所用，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在双方动员各自的农民争天下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千百万农民士兵不知道为什么打仗，当然也就没有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的牺牲精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而千百万的农民对于什么自由民主的概念是不闻不问毫无兴趣的。农民只对自己的土地财产有兴趣。”

“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失败的国民党却代表了正义，胜利的共产党却代表了非正义。”

“但是共产党的合符国情的政治路线的结果还要通过武装斗争来体现。恰恰是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又远远高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也就会直接导致政治的失败了。”

“一句话，共产党的胜利是政治的胜利，但绝不是李先生说的是共产党的民主方案高于国民党民主方案的胜利。恰恰是共产党的这个民主方案是对外的最大的谎言，这个谎言怎么会成为共产党得到天下的根本原因呢？”

“在这个物质实力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双方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就会上升为主要的因素，即政治路线军事战略人的英雄主义的意志和民心之类层面的东西。在这个精神层面共产党是远远的高于国民党的。”

“就是说，在1945年之后，双方表面拼的是物质实力武器装备实际上拼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即政治路线军事战略战术人的英雄主义意志和民心向背。既然在物质环境层面共产党已经接近了国民党在精神民心层面共产党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国民党，那共产党得天下就是必然的了。这才是共产党得天下的根本原因，而绝对不是双方的民主方案高低的问题。”

“只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各种导致胜利的因素在共产党的身上逐渐的累积起来，在加上毛泽东的深谋远虑的智慧的人为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加上国民党蒋介石犯下的各种错误又从反面配合了共产党毛泽东的路线的正确，二个不同的正负因素相抵，共产党必然胜利的规律才会形成并运转起来最后导致一个物理结果------共产党得到了天下。”

好了，引述到此。我之所以抄录一千多字孙先生的原文，就是想让读者看看，当给自己先框定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共产党是靠欺骗上台的，并用共产党后来统治的恶果往回倒退当年胜利的原因时，会产生何等自相矛盾的论说。

我在推特上早就说过，胜利者并不代表历史的终极正义，失败者秉持的宪政民主理念在当时未能实现，不等于没有未来价值。但分歧在于，胜利者虽不代表终极正义，但他的现实主义路线——即新民主主义方案，暗合了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总方向（如张博树的论述），这个总方向包括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和尽快提升生产力。在宪政和贫穷两大问题同时摆在面前时，如果不能达成宪政合作，那么就应该把解决贫穷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才是人民最急需的。用暴力土改来解决是手段错误，不等于农民急需用均田来解决粮食问题这个前提不对，也不能否认均田带来解决贫穷的效果和对人民向心力的凝聚。孙先生自己已经论证了这个效果：使千百万贫困农民摆脱了几千年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一个有一定独立人格有基层自主权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农民（苏维埃农会妇救会青救会武委会儿童团，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翻身的农民在经过干部的有力的明白的政治思想工作便焕发出全部的精神积极性抱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参军参战视死如归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千百万的农民对于什么自由民主的概念是不闻不问毫无兴趣的。农民只对自己的土地财产有兴趣。

我说的新民主主义方案，不是仅指毛的一个书面报告。我早就写清楚了，是指一整套对当时国府体制的政治改革方案，是一套看起来充满民主和廉洁气息及朝气蓬勃的新建国大纲，即孙先生肯定的政治路线。是政治路线对头（只针对当时态势而言，不是说它指向的共产主义终极道路而言），共产党才赢了。看看孙先生的论述，是不是在重复我的话：中共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这样就立刻得到了民心。…一句话，共产党的胜利是政治的胜利。…国民党的政治路线正相反，即仍然按照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的法律契约行事，仍然维护几千年的土地政策和封建宗法关系使千百万农民仍然没有自己的土地并严重依附于地主豪门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政治路线的胜利，就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胜利啊——共产党当时没有别的路线啊，怎么能简单判定是欺骗呢？共产党自己一开始就声明这是初级纲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怎么是欺骗呢？那么多人愿意跟着走，不觉得被骗，除了农民现得利的自私心起作用，还因为共产道路通往新奴役这个判语，在当时还是个未被证实的结果，大家都不懂——包括共产党自己。他们真诚地相信阶级民主就是代表大多数的民主，他们就在为人民解放而奋斗。胡平先生的文章《天堂的理想与现实的地狱》就论述了这个理想很丰满，结局很残酷的故事。但理想在当时就是傻傻的理想，不是有意欺骗。不能用后来的结局倒推证明当年那些人们的主观骗意，这是一个中国左翼精英们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时对历史方向的误判，是一个大悲剧。如果不这样理解，孙先生又如何来否定您的老干部令尊当年参与土改时的心里志向和自我评价呢？

理解当年共产党的路线暗合现代化总需求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大历史的总脉络至关重要。不光是可以看出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真实原因，还可以判断今日共产党继续选择的道路错在哪里。应该往哪里走，才是正确的。当然，孙先生希望我能提一个一步到位的宪政民主方案，而不是给共产党“续命”的改良方案。他甚至据此认为我就是想让共产党千秋万代的。我只能苦笑：让共产党千秋万代，我建议它改名干嘛？我理解民主派想让今日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急迫心情，因为我自己就是宪政民主派。但一步到位的方案比比皆是，不用我提。而让共产党自然转轨的方案却不多见——我的算之一。用共产党自己的思想资源说服它认清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先迈出艰难的第一步，是不是比急火火的打倒方案更符合实际情况？略说止此，我相信孙先生会明白的。谢谢孙先生花费大量时间撰文与我讨论，启发之处良多。不过有几句话我还是要说一下，以孙先生的学识和文采，怎么会相信郭大骗子的一句谣言？把我说成什么王的军师，而且当成结论定语反复贬损式地提起？似与先生的品格和智商都不符。咱们平等讨论观点见解，你用贬损式语句，是不是就像大批判文章了？

杨子立先生写了两篇文章与我商榷，学术功力很不一般，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就不引用杨先生的原文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我不引述的原因是在杨先生的大逻辑下，他的论据和结论都没有问题，是自洽的。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与他大逻辑不一致，因此对同样史料和历史过程的观感不同。所以我不去跟你争辩具体历史细节。只讨论一下历史大逻辑。

杨先生的大逻辑与孙先生一样，也与很多民主派人士的历史观一样，认为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是罪恶史。1945-1949年共产党的逐步胜利，是邪恶力量在魔鬼帮助下获得成功的历史，因为接下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近80年来的历史都是罪恶史，而且共产党当年获胜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那这个获胜就是匪夷所思的，甚至是宿命的。这等于说，如果未来共产党的运气还那么好，谁也拿它没办法。

由于杨先生的历史判断就是一个罪恶获胜的历史，无奈的历史，所以选取的历史资料全部都是为了论证这一点的。但我至少认为，有如下几点杨先生的论证是有重大疏漏和不严谨的。

1 杨先生认为国民党在制宪过程中无错，都是共产党漫天要价（其实就想破坏宪政）和捣乱才造成无法合作。这一点我在《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一文和本文中，已经把国民党作为威权独裁党，由于自身制宪不诚才导致制宪失败的原因都说清楚了。就是说，不仅共产党不想真诚制宪，国民党也不想。这是一个双向破坏和失败。忽视这一点，只说一方责任，其实不是历史全貌。

2 杨先生把共产党作为列宁式极权先锋党，说的完全不可战胜，忽视国民党作为同样的列宁党自身的弱点和修为问题，其实还是历史宿命论。世界上没有不可战胜的党，是因为他的对手的政治路线比他失败，他才赢了。关于国民党政治路线的失败，我已大量描述过了。不正视这一点，恰恰是以往通行史观的问题。

3 杨先生的历史判断严重夸大了苏联的外援力量，和共产党对苏联的听从程度，也夸大了美国援助态度摇摆对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我也有大量论述，不再重复。

4 杨先生举了若干例子描述共产党血腥土改对民心的打击，认为不仅没有取得民心支持，而且大家（？）都是逃亡的。留下来跟着共产党的农民都是被胁迫的，他们帮着共产党打仗都是被逼无奈的。我建议杨先生看看同样批评我的孙先生的论述，或杨奎松的论述，就不用我多说了。总之，我认为杨先生描述的当时的民心，是不准确的，是历史误判。杨先生也因此认为人心并不重要，苏联军援、美国撤火、共产党魔鬼精神和知识分子盲目左倾投靠共党，才是共产党这股邪恶力量获胜的原因。我反复强调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对当年中国现代化需求的适应，还是请杨先生认真思考一下。如果认为历史就是疯了，沿着错误方向狂奔，谁也挡不住，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对历史无知，没有找到解史密码。人类大历史的逻辑，不会错的离谱。几亿人都被一股邪恶力量裹挟，自动选择罪恶，而且集当年所有正义力量都拉不回来。我不相信历史会发生这样的“奇迹”。

5 在这场论辩中，有一个现象让我很奇怪。我不停地穿越回去，替国民党想辙，看看在若干历史节点上，国民党若能采取正确的路线，可否将后来共产祸患消灭于那个时点上，让其无法长大，终止在那个时代。如果做不到，国民党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这也是我这篇论文的主旨）。但所有来跟我争论的朋友，都想尽一切论据，证明我做不到或国民党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到。你们在反复论证共产党胜利不可避免，也即国民党失败不可避免，神都没招。但却裁定我的历史观是在拥共，而你们的却都是反共的。这真是奇也怪也，明明是你们在论证共产党不可战胜，我在想辙战胜它。怎么我是拥共的，你们倒是反共的？

好了，插进来这一大段的辩论记录，是因为初稿发表后引起的争论不能忽视。记录下来给读者参考。就到这里吧。】

做了如上分析结论后，读者一定会问：你的结论是不是对国民党太不公平了？是不是美化了共产党？请再往下看。

•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一

说到国民党，就不得不说到孙中山。他是国民政府确立的国父，也是国民党确立的永远的先总理（同盟会总理）。这两个称号他是当值无愧的。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1894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905年在日本黑龙会支持下成立同盟会）就要革满清政府的命，提出了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方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五族共和、军政训政宪政、天下为公、临时约法、五权宪法、地方自治、联俄容共、扫荡军阀、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大亚洲主义等主张。孙中山还设计了暗含三民主义的中山装、参与设计了民国五色国旗和海军军旗（即后来成为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还创立了《中国日报》和《民报》。中国一百多年的革命史有两条思想主线，之一就是孙中山的上述思想，可以简称孙文主义，另一条是马列毛主义。而且这两个主义互相映衬互相纠缠，难坏了当时的天下书生，其取舍赞否构成了那个时代整个民族的精神搏杀。共产党后来把孙中山一直尊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每逢建国整十年的大庆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孙中山画像，与城楼上毛像遥相对立，互相呼应，因为毛的成功离不开孙的襄助，他们真乃“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是惺惺不相惜”。

孙中山不仅是革命理论家，而且是实践家，更是“继续革命”家（让我们想起毛泽东晚年疯狂的继续革命）。他一生都在继续革命，在第一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仍不愿在自己创造的宪政框架内行事，反复掀起二次、三次革命、护国革命、北伐革命，成为民国初年到1928年约17年间中国军阀混战的源头之一。他的继任者蒋介石在艰难统一中国之后，又不得不面对另一类革命——共产革命的困扰，直到在大陆彻底丢掉了孙中山的革命成果。因为共产革命是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找苏联帮忙，苏联连同借款和顾问一起打包塞给孙中山的。可以说共产革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借款利息，终生如影相随，直到利息压倒本金。

孙中山从1895年起连续筹款筹人，在广东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后来终于在他的同盟会“中部分会”的分支“共进会”的参与下，借满清政府将中部兵力抽调去平息四川保路运动、中原兵力空虚之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终获成功。孙很快回国，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并立即北伐，与袁世凯对垒。后与袁世凯谈判：只要袁世凯逼清廷退位，孙就将大总统让给袁，他自己下野休息去发展实业和铁路。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也完成了一场中国式的光荣革命——清王朝和平退出历史舞台了。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孙中山被任命为铁路督办。按理说革命大业已成，接下来宪政磨合运行问题完全可以随它自然生长。但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个《临时约法》来捆住袁世凯手脚，让他什么事都干不成（参见 张博树: “百年国耻”的背后——中国近代史再梳理（上）中国战略分析 zhanlve.org/?p=7571）。总统做任何决定都要由议会赞同才能施行。袁世凯绕开议会自行决定了一次向列强借款事宜，并被怀疑指使赵秉钧刺杀了宋教仁（宋教仁是临时约法和内阁制政体的主要设计者，按国民党当时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选举结果，宋教仁应该出任内阁总理，对虚位总统袁世凯构成了权力威胁），但这个怀疑至今都无法证实，后世也有认为赵秉钧自行其是或陈其美指使的。孙中山不听黄兴用和平方式和法律手段抗争的劝告，马上发动了二次革命要打倒总统（此时民国才成立一年），而不是回到议会和宪政框架去“纠正”袁世凯。袁世凯也与孙中山较劲，孙提的广东至广西的铁路方案也被袁否决。总统与议会之争夹杂着府院之争再次演变为武力冲突。

二次革命导致八个省市脱离中央政府，内战爆发，最后袁世凯获胜，国民党死难近万人并被取缔，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并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国民党与袁世凯合作取得的辛亥革命宪政成果，迅速被国民党抛弃，再次转为武装革命。中学生历史教科书上都简化说由于袁世凯复辟称帝导致孙中山二次革命。其实那是孙中山发动了二次、三次革命之后的护国战争。孙中山一手缔造的民国，才存在一年他就想毁掉重来。也导致合作方袁世凯觉得民国宪政还是碍手碍脚，还不如恢复帝制搞君主立宪更符合中国国情（他的倒行逆施也自食了恶果，导致他于1916年病逝）。孙和袁联手创立了民国共和宪政，又一起从各自方向上毁掉了它。皇上没了，大总统也没了，袁世凯统辖的北洋六镇（相当于六方节度使）再也没人节制了，因而群雄并起，军阀混战开始了。不客气地说，这场军阀混战纯粹是因为孙中山不在宪政框架内解决问题，亲手毁掉自己创建的民国，推倒重建引发的。当然也有论者认为，与袁世凯是无法进行宪政合作的，孙-袁之裂纯属宪政之初的合作双方一个要革命另一个要君主立宪的必然冲突。不管哪一方责任更大一些或历史有多大惯性，但出现的宪政契机没有被合理抓住，双方都走了极端路线，使宪政框架毁于一旦，是后来导致军阀混战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尽管袁世凯死了，又出现张勋辫子军拥立溥仪短暂复辟（12天），北方军阀们互相厮杀，大总统和国府总理两个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北京民国政府（所谓北洋政府）的牌子始终立着，议会框架一直都在（也有朋友不同意此论，认为北洋政府的宪政框架也损毁殆尽），宪法草案被反复修改并趋于成熟。连被称为贿选总统的曹锟都于1923年制订出一部比较好的宪法。各军阀之间虽然打仗争地盘和税源，但各自管辖的地方也颇有良政，如吴佩孚、阎锡山和张作霖各自管理的地方都挺安稳，民生并未凋敝。并非像后世史家描述的那样战火连天，水深火热。反倒是孙中山自己另立的广州政府也起了内讧，他与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闹翻，用军舰炮击广州导致百人死伤，得了个孙大炮的名声。

不过，此时的孙中山以他巨大的开国声望，如果愿意回到宪政框架内运作，仍有机会改造北洋政府重掌大权，继续打磨民国政制，使它趋于成熟。后来1925年孙中山北上北京，就是段祺瑞、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邀请去谈判的，结果身染重病终于不治。留下的遗训仍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去世后，北京有12万市民涌进中山公园瞻仰遗容，有两万多人护送灵柩去香山碧云寺暂时安置。可见孙的号召力，就算不再武力革命，也能够挽回民国运作。但他的遗愿之一却是像列宁那样保存遗体供后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来瞻仰，并请苏联提供水晶棺。苏联专家认为孙去世后遗体未做合理的防腐处理，已无法保存，但同意提供水晶棺。后来蒋介石统一中国定都南京后，将孙中山永久安葬在中山陵。只留下那只空空的水晶棺摆放在碧云寺至今，令观者叹息那个逝去的民主梦。这是后话。

孙中山带领国民党犯下的第一个战略错误就是自毁民国框架，在广州另立中央（更多的论者都认为孙的错误仅仅在联共）。并在袁世凯取缔国民党之后又组建中华革命党并要求党员向他个人效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即由此而来），然后以放弃外蒙和容许共产党混入国民党为条件，向苏联寻求援助，以便使他能够再次革命和北伐，建立他理想中的党国和党军。孙中山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威权主义的想法，可能与他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主张有关。但党国和党军一旦建立，就会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下去，没有重大变故难以撼动。他对北京政府采取的另起炉灶，推倒重来的做法，后来被毛泽东学去，1949年也推倒了民国政府而不是自己就任民国总统，另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两个中国的尴尬局面延续至今。可以说，毛泽东真是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包括个人崇拜和建立党国党军那一套都是跟孙中山学来的，并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19年10月1日，这两尊革命之神，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彼此互相凝视，看着他们的革命留下的巨大伤口——台湾海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正被滚滚驶来的导弹车碾过。

苏联顾问鲍罗廷要求孙中山，支持他的条件是容纳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形成国共合作，共建军校（黄埔），共同北伐。同时鲍罗廷私下给共产党交底：进入国民党，像藤缠树一样借着国民党的血气发展自己，最终取而代之。孙中山容共的决定从一开始就遭到党内同志激烈反对，形成了“联共、容共、分共”三派意见，这三派在后来与共产党的关系史中都发挥了不同作用。但孙中山自己坚决不听不同意见（包括儿子孙科和戴季陶等），甚至数次扬言：如果你们不同意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我自己退出，去参加共产党（可见他的不断革命，使资金和国际支持捉襟见肘，即使是毒药也要喝下去）。1924年，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完成改组并召开第一次党代会，100多代表中有20多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因以陈独秀秘书身份在国民党一大上表现活跃，被孙中山看中，钦点他成为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随后成为胡汉民的秘书，跟随胡去主持国民党上海党部。后来国民党广州中央政府成立后，毛又被汪精卫请去，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了多种宣扬国共合作的报刊并自己主持编辑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刊》。半年多以后，毛辞去部长，加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帝国主义》、《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等课程。后来又在武汉办讲习所，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说毛是秘书和宣传部长及农民运动专家出身，熟知那时的现代思想包括民主的道理，并非晚年给人留下的只看线装书的顽固老古董印象）。孙中山后来又组建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在其中任教育长和教官，给自己的党培养了若干优秀学员，包括林彪和陈赓）。

【说毛泽东及他那代共产党人熟悉西式民主理念和民主运作，不等以说他们信仰这一理念，也不得等于说他们与国民党在后来政协会议争论如何搞民主时，就是想让中国进入西式民主——虽然他们喊民主比国民党还响亮。毛泽东及共产党真正信仰的是“阶级民主”，即所谓“民主集中制”。他们不是不理解西式民主的真谛——从个人自由到权力制衡的宪政，而是压根就认为西式民主无法集中决策，浪费时间和可能长时间议而不决，哪怕有决议也未必赶上领袖的英明。所以他们要的民主，实际是集思广益，最后由领袖拍板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教条一直被毛及邓那一代人所坚持，一直到今天还被新总书记以“全过程民主”的新说辞继续坚持着。】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两党共同发起了北伐，进军路上两党就起了内讧，互相打起来了。乡绅地主子弟出身的国民党军官，指责农民子弟出身的共产党军官说：你爹在乡下搞农会和土改，把我爹杀了！咱们还是同志？这一打就是十年（史称十年内战）。数十万中国的朴实农民（乡绅和贫雇农子弟）分别进入两大敌对阵营。在那十年中，他们彼此搏杀的血，染红了江西，染红了湘江（红军5万之众葬身于此），染红了云贵川，染红了赤水河、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染红了雪山草地，染红了陕北的黄土高原。直到日本人快要打进北平了，两党才想起应该再次联合共同抗日。但是，历经十年的无谓厮杀，损失了数十万青年的生命，中国的国防力量（军力和经济支撑力）严重受损，人心撕裂，已经无法应对日本的入侵了。

这个由孙中山犯下的战略错误和留下的巨大伤口，遗传给了他的继任者蒋介石。但一直到死，蒋介石都没能完成剿共夙愿。

• 国民党的战略错误之二

孙中山有两个嫡传弟子，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汪精卫。蒋介石严谨刻板、中正不阿，每日用极好的毛笔字三省吾身，思想上儒道基督三教互补，底色是儒法并重，具有三国时代曹操的逐鹿中原之志、英雄气概和统御群雄之才。汪精卫则秉承孙中山的思想风范和灵活的政治权谋——在关键时刻不惜舍弃原则而为政治利益权变。

蒋介石一生的理想大概就是完成大一统，至于到底是信仰三民主义还是信仰基督教，或者把两者再加上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都混一块儿也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是富国强兵，是政令统一。他一生都在为此奋斗。他的信条和由此确定的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没有内部之安和大一统，似乎无法抵御外敌。哪怕是外敌已经割裂了国土，他也要把剩下的中原先彻底征服再说。

自从1927年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并把它们赶上井冈山开始，他一路北伐，次年就直逼平津。张学良看割据偏安的大势已去，加上日本人在东北步步紧逼，他也需要有更大的靠山，所以宣告易帜，归顺中央了。经历了四年北伐，蒋介石终于在名义上完成了统一，并定都南京了。中华民国也自此开始了史称的黄金十年建设期。

大局初定，蒋介石对到底怎么治理国家似乎没有清晰规划。他还是烦心于统一仍是表面的。所以他仍要继续征服，让各方诸侯彻底归顺，包括消灭共产党这个老冤家。

假设：蒋介石能在统一后开始经济改革，着手改变土地制度，减租减息，遏制土地兼并，国家用公债购买土地低息分给农民。对工商业减税让利并抑制大资本；

假设：统一后能够迅速建立国防军，取消党军和地方军，建立统一的国防体系，不再保留中央军和地方军差别及嫡系非嫡系的待遇，并改革军制，消除对士兵的虐待打骂，实行官兵平等。同时开始国防动员，投资军重工业，准备应战；

假设：统一后能够开始戒除鸦片，至少在军中戒烟，并禁止军官纳妾（军官纳妾则导致用度高增，天天想钱不想国防）；

假设：统一后能够在基层开始自治选举（孙中山主张县级自治）；

假设：开始在全国剿灭土匪；

如果出现上述假设局面，十年后日本打入中原时，情况将大不一样。甚至日本就不敢入侵了。

但蒋先生的兴趣仍在征服军阀上。中央军的存在，又像是一个打着中央旗号的浙系新军阀。

在蒋介石仍然纠结于军阀困局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第一是发生了918事变，日本攻击东北军沈阳北大营。蒋介石默许了张学良的不抵抗，让东北军撤退到长城一线。整个东北在几个月中就彻底沦陷了。另一件是918事变两个月后，共产党在苏联指使指挥下，公开反叛民国中央政府，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使蒋介石刚刚统一的中国在腹地冒出一个国中之国。让人觉得非常狡猾的是，共产党刚建立苏维埃，就对日本侵占东北发出抗议，并对日本公开宣战了。天知道远在江西的共产党怎么对东北的日本侵略军反攻作战。但这一下子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与放弃抵抗的国府比较，国府就有了让人长期诟病的污点。共产党还占据了另一个道义制高点，他们指责蒋介石代表新军阀和大资本利益，不去提升民生水平，是对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背叛。而共产党建立割据政权不是要分裂，而是要取代国府，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并开始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受到农民欢迎。当国军前来围剿时，共产党说国军阻挡他们北上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共产党开始向湖南败退，但打着的旗号是北上抗日。

在这两件惊天大事发生后，蒋介石面临着重大考验。他的战略取舍甚至决定了15年后（1946年）的战略格局和国民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是抵御外敌，还是内战，关乎整个民国的道义形象。当然，也可以把苏维埃同样看成是外敌，因为是苏联指使的分裂势力。但包围在整个中原内部的江西就算独立也跑不了，围而不打也暂时坏不了年成。但东北就不同了，不仅让装备不亚于中央军的四十万东北军面对两万关东军弃地逃跑，还丢失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东北工业基地和几千里资源，给日本的野心平添助力。并且一旦东北丢失，日本就将东北与已经占领的朝鲜连在一起了，日本再也不是蕞尔小国了，加上早年占领的台湾，日本控制的地盘差不多与中国中原持平了，而工业和军事实力却高出中国几个等级。面对得了东北就即将养肥的强敌，还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犯下的第二个重大战略错误。

当然，我理解自甲午战败以来，中国就特别惧怕日本。蒋介石毕业于东京清华学校，对日军实力很了解。而孙中山的革命又是日本黑龙会支持的（国民党前身同盟会就诞生于日本）。日军利用从俄国手中夺来的南满铁路，在沿线驻扎关东军，多年来把东北勘测了解的非常透彻。满铁和黑龙会又把东北的军事情报系统握在手中。如果2.7万关东军失利（假设全面开战的话），日本驻朝鲜驻屯军也会迅速支援。而东北军因参与中原大战约一半兵力部署在关内，东北的驻军分散部署（但也有17万正规军和4万非正规军），军令不一，土匪出身的兵痞和大烟兵很多，战力不行。如果开战未必有胜算。

但基于东北的战略重要性几乎不可丢失，如果真抵抗和反攻，让驻守平津的16万东北正规军火速回援就未必没有胜算。何况进攻北大营的不过是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只有500多人，属于试探性的未经日本总部批准的冒险行动。而守卫北大营的则是东北军劲旅王以哲的独立第7旅，编制7000多人。如此优势（东北军的轻重武器装备都不比日本弱，坦克大炮飞机也都不比日本弱），竟然弃守逃跑，真是怪事。如果围歼了来犯之敌，关东军未必敢再犯，因为日本国内并不同意开战。就算全面开战，两万多关东军加上朝鲜增援的一两万人，四十万东北军也不该惧怕。关键是硬打回去，日本可能几年内都不敢再惹事。后来的满洲国就不可能出现。没有满洲国，再后来的77事变可能就避免了。【本文讨论稿发表后，好多批评者从大量军事战术角度帮我分析中国当时怎么都无法战胜日本，蒋介石只能退让，积累军力，以备将来再战。甚至说，如果没有1931年的退让，到1937年时连西南都受守不住只能亡国。还有大量批评者说，反日不重要，剿共才重要，宁肯降日也要剿共，甚至应该像汪精卫一样降日联日反共，就算让日本统治，也比让中共统治好，台湾和满洲国人民就过得不错。我对这种既恐日又恐共的说辞，觉得既可笑又无奈。我只想强调一点，在民族存亡的大义问题上，如果哪个政府不做顽强抵抗，或犹豫不决三心二意，最后这个政府被历史淘汰也是必然。蒋当年如果真想抗日，有很多选项，如再次联俄联共，把旅顺、延吉和丹东租给苏联五十年，同时与德国、英国和美国分别结盟——将青岛和秦皇岛租给德国五十年，将番禺和厦门租给英国五十年，将崇明岛和塘沽租给美国五十年，还可以将其他地方租给法国和意大利，请英法美联军进驻北京通州和大兴同时建立联合租界，请苏军进驻承德并租借，以夷制夷，就是不让日本独霸中国。列强都可能不用打二战了，有中国这块肥肉够吃了。让他们帮助中国建设五十年，租期到了再收回。当然，让列强如此进入中国，后果如何难以研判，我不过是极而言之，表达一个真想抗日，并非无路可走的意思。但蒋若能在战略高度认识到抗日比剿共重要，从1937年起就把自己变成抗日英雄，岂有后来之败——既败给日本也败给了中共。】

如此关键一战，蒋介石却放纵撤退，关键是没有意识到东北的重要，心思还在剿共上。希望张学良帮他拱卫平津，他好有机会安心在江西剿共。东北的事就交给国联去调停吧。这个战略错误的出现，几乎使民国满盘皆输了。而且带来全国人民和东北军的长期怨愤，终于在1936年爆发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颜面扫地，被迫开始国共合作和对日抗战。

蒋介石在918当天的日记中说：“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奇怪的是，他发了这通感慨后，仍然没有下令反攻，还是把东北弃之不顾了。可叹东北数千万同胞，当了14年亡国奴。只有东北军马占山部自行做了短暂抵抗，黑龙江就丢了。接下来东北的小股抗日武装就剩下共产党组织的抗联了。14年后，共产党进入东北的群众基础就可想而知了。

【东北丢了之后，蒋介石并没有大力加强华北防务，军事重心还在剿共上。1933年3月3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竟然带着大批鸦片逃往天津，弃省城不顾，致使日军第二天用120人的骑兵队就占领了承德，随后向长城主要隘口发动进攻。此时蒋介石才想起长城可能有失，先是令张学良、后又令何应钦组织抵抗，只调动嫡系部队17军参与抵抗，主要用非嫡系的29军（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去阻击。宋哲元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后改编给东北军，一直不服从蒋的剿共命令，枪口只对外不对内。可喜29军在喜峰口打的很顽强，500人的大刀队突袭日军炮兵阵地，砍死砍伤日军一千多人，500人只有23人生还。但终因蒋介石的嫡系17军在古北口溃败，导致华北门户洞开。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了日军占领东北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29军大刀队的英勇表现，说明民心军心可用。如果蒋认真抗张，即使打不败日本，阻敌于长城之外仍是可能的。】日本随后开始蚕食华北，搞五省自治，培植汉奸政权。蚕食到1937年，终于开始大举进犯中原了。

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认为是共产党在江西牵制了蒋介石（青睐蒋公的总结中就有这类说辞），使他的百万大军无法北顾。但此说不成立，因为1937年以前，蒋介石根本没想对日抗战。他把全副德式装备的现代化师都用来对付共产党了。前面说过，如果他在江西对苏维埃围而不打，共产党也折腾不到哪里去。如果他让东北军抵抗，后来的事情就不会那么糟糕。而丢了东北就满盘皆输了（这个东北，是蒋介石两次失足的失败之地）。退一万步说，就算日本打进中原，如果共产党不是被赶到陕北而是还在江西的话，已经对日宣战的苏维埃就会成为抗战力量。国府那时再让他们将功折罪，改编后投入抗战，合作局面就自然形成了。换句话说，日本就帮着国府把苏维埃灭了。何必让共产党占了日本入侵的便宜，最后把国府灭了？

还有一个问题：蒋介石大兵压境，五次围剿，怎么就是消灭不了共产党？把他们赶出江西后，一路追剿，还是灭不了，最终让他们两万多人逃到陕北？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的为穷人打仗的理念使其深植在中国的贫苦农民之中。他们的路线动摇了国府的根基和人心向背。政府无法杀光农民，因为这个国就是农民组成的，而且数以亿计，杀光了，国就没了。还有被中共吹的神乎其神的四渡赤水，战术上是很高明，但根本原因还是利用了蒋介石搞出来的中央军钳制地方军的体制矛盾，【使地方军阀各个都怕在帮着老蒋剿共的同时反倒被蒋吃掉（如贵州王家烈），所以偷偷对共军放生，避其锋芒。共军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和浮财，并随时补充兵源和粮食的动员模式，及利用中央军与地方军矛盾迂回其间寻找战机和随时溜走的运动战模式，使蒋介石无可奈何。有批评者说，即使如此，共军还是越打越少，到陕北时已不到一万人，如果不是日本进逼，张学良反水，共军还是可能被灭掉。因此张学良是千古罪人。我还是不同意，因为日本进逼，是189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的“固定因素”。不组织抗战反倒兄弟阋于墙，打内战，最后被日本乘机各个击破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即使没有杨虎城和张学良，西北军和东北军士兵不愿打内战，都想去抗日的军心也无法违逆。最后两军都可能哗变一部分跟着共产党跑了。蒋要灭掉中共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如愿。因为，再说一遍：外敌才是大家共同认知的主要危险。】

在国共内战告一段落（因为西安双12政变），但国防仍很疲弱的情况下，77事变爆发了，北平天津很快就丢了。让人奇怪的是，凡属日军来袭，国府的大部队都不在现场。日军用八千多人攻击北平（当然还有19万人在东北华北和朝鲜台湾做后援），国府就只有宋哲元29路军10万人在那里抵抗，得不到蒋介石的大力增援，很快就败退到保定去了。早年（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日本海军看着关东军得了东北眼气，也想在上海得手），史称128淞沪抗战，也是只有蔡廷锴19路军一个军（4.2万人）在那里支撑。而日本的进攻部队则有7.7万人。大部队都去哪了（有人说国军一部在福建闹事哗变，拖累了蒋介石。但这都是借口）？最后只好由国联出面调停停火。上海这一小仗失败的代价是，蒋介石默认了满洲国的成立。

日军攻陷平津后，国府的军队在沿海一线简直是兵败如山倒，山东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了才微微稳住阵脚，最后还是不得不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坝，主动制造黄泛区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国军才稍获喘息。东南方向淞沪会战，最后只剩一个团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库。山西方向，晋绥军在中央军和八路军的支援下以6个集团军28万人，顽强抵抗来犯的日军5个师团14万人，最后还是丢了大同和太原，西北煤田尽落敌手。稍后就是南京保卫战和大屠杀，然后是武汉会战失利，国府退守重庆才稳住阵脚。日军又攻陷广州，围攻长沙，又在南宁桂林发起进攻，后来又在滇缅一线发起进攻，还持续轰炸重庆，试图把国府围困在四川并剿灭。形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在日本威逼利诱下，拒不投降，坚持持久战，等待世界大局变化，不愧是民族英雄和中流砥柱。而一向心眼活泛的汪精卫，则在南京成立伪民国，甘心做了日本的傀儡，留下千古骂名。

问一个极端的问题：如果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美国及后来苏联的支援，光靠中国自己能不能单独战胜日本？我认为，战胜日本不大可能，但仍可以在西南西北长期坚持，日本想彻底灭掉中国也不可能。如果中国长期孤军奋战，结果可能是中国被一分为四：蒋介石的民国，汪精卫的伪民国，共产党的新中华苏维埃（大概能控制不连片的近百万平方公里和上亿人口，如同被割裂的巴勒斯坦）和伪满洲国。但前三个一定还都叫中国。就是说，中国至少有一半的人宁死也不会屈服。这是这个老大帝国的精神底蕴决定的。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针对中国的蛇吞象计划（先朝鲜，再台湾，再东北，再华北，再华南，再华中），的确在中国人不自知不团结和自我闹割据的背景下取得了成功，但要灭亡中国，不可能。

另一个问题：国共合作到底在抗战中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如后来史家评价的，中共完全借日本入侵的天赐良机，不抗日只发展自己，最后形成了与国府抗衡的尾大不掉局面。如今我们在海外网上看到的评论，都是骂蒋总统剿匪不利，骂张学良坏了老蒋的剿匪大计的言论。

前面说过，国民党在没有日军的压力下也灭不了中共，已经试过十年了。只要让共产党获得一块土地，哪怕只有几个月（如在贵州的遵义），它就会迅速在那里生根发芽，获取补给，招兵买马。因为事实上这是一支由狡猾的有信仰和理论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军队（与历朝的农民起义军都不同），他们与遍及全国的贫苦农民同根同源。只要国府不改当时的土地制度，共产党就有生存空间。国府如果也搞土改和抑制大资本，差不多就是共产党了，最后还会合在一起。

网络上还流传着日军的一份战后伤亡统计，说日军在华死亡42万，其中只有851人是中共消灭的。还有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与日军勾结，后来毛为了掩盖真相长期将潘汉年关押。还有彭德怀贸然发动百团大战，招致毛泽东发火批评，骂他过早暴露了八路军实力。还有说新四军在江南不抗日，专门抢地盘，所以招致国军围剿歼灭，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证明共产党实际就是抗日的捣乱力量。

我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才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和真正的中流砥柱，三百八十万国军将士伤亡保家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抗日战争的主旋律。据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记载，日军伤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共产党吹嘘自己领导了抗战，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不是事实。但说共产党完全不抗战，也不是事实。共产党和敌后抗日解放区的存在和逐步扩大，虽居次要地位但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抗日力量。平型关一战，八路军就歼敌上千（那时还没有伪军），以后在山西河北山东江南的八年抗战中，共军与日伪军也有大小数千次战斗，消灭日军六七万人、超过五十万伪军是有可能的。据《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统计，抗战中，共军歼敌：日军527422人，伪军1186695人，合计1714117人（仅供参考）。到1945年，中共控制的解放区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正规军有132万，民兵260万。共有较大解放区18个。假设说，这些人都没有抗日，但至少占全中国人口1/5的人被共产党救起，脱离了日军奴役，也是一大贡献。何况这些解放区的存在，极大牵制了日伪军，给国军也大大减轻了压力。共产党自己统计：1943年，共军解放区抵抗了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并说近80万伪军基本都是国军投敌的。还说国民党在抗战中组织了近80万国军，不抗日，专门围堵共产党解放区。但据日本厚生省（卫生部）统计，1937-1945年，日军在中国共死亡54万人（国民党说他们消灭了48万人，所以我估计共军大约消灭了六七万人）。两国统计出入甚大，国共两党统计也出入甚大。但不管数据如何，马英九的话还是对的：“中共曾参与抗战，我方从不否认；但中共并非居于领导地位，而是辅助地位，也是事实”。

• 国民党战略错误之三

抗战终于胜利了，但国共两党的战略态势和实力却比抗战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抗战前国民党都无法消灭只剩下不到10万人的共产党（除陕北，还有留在江南、山东、东北、海南等地的游击队），抗战后共产党坐拥百万大军、上亿人口，其实是无法消灭的。出路只有一个：联合政府，而且一定是民主的，因为两大党竞选态势已经形成。应该说，1945年8月的中国（国共重庆谈判时期），是辛亥革命三十多年后，中国再次出现的一次重大民主契机时期，失去了就可能不会再有（历史悲剧是近八十年后，这个民主在大陆还没有实现）。这个时候，人民和历史都需要统治集团和领导人高尚一回：放弃传统的统治思维，别再争谁是老大，真正让人民决定命运——民主！可惜，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做到。十年前的老冤仇和老目标——独霸天下，再次左右了历史进程。中国人民真是悲哀，从约2000年前的楚汉相争开始（也可以更早到春秋时代开始），他们的命运就被争雄的霸王左右，要为他们到底谁得天下而流血牺牲。这次又要搭上552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战后统计，国民党伤亡和起义400万人，共产党伤亡152万人）。而差点自刎的新霸王变成了蒋介石，新汉王变成了毛泽东。

在决定命运的时刻，历史之剑在蒋介石手中。因为他拥有430万大军（1946年7月），而毛泽东仅拥有120万。蒋介石同时拥有同盟国中国战区五星上将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是威严赫赫的胜利之神，是正宗的政府代表。而毛泽东对国府而言只是抗日中涌现出来的民间武装力量的代表，是帮了政府忙的民兵（政府给了两个军队番号而已），只不过比忠义救国军等武装大了几号。抗战胜利了，政府可以论功行赏，给几个部长当当，但军队要复原、整编和划归国防军，自治区（所谓解放区）要交给政府统一管理。如此，国民政府不仅打赢了抗战，也顺手实现了统一。在蒋介石看来，也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共产党有什么好说的？再说别的，那就是叛乱了，政府可以剿你没商量，国际上也会支持国府反分裂。

而且，可喜的是蒋介石听从了美国的建议，结束独裁，厉行民主，承认中共和和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结束训政转为立宪和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他准备认认真真召开国民大会，搞总统普选，也准备颁布一部符合民主宪政精神的新宪法（即后来颁布实施的47宪法，这部宪法至今仍在台湾实施和令人称道，并被民国派认为仍然可以在大陆继续实施）。

蒋于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了抗战胜利后民主建国的总方针：第一：贯彻实践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尤其要优待工人和农民；第二，立即实行宪政，国民革命的最高目的即是实现全民政治，全民政治的关键就是还政于民；第三：实行军队国家化，完成中国的统一。此政策宣示一出，立刻得到普天下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及国际社会的欢迎和热切期待（除了共产党）。同一天，蒋介石就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在几天内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一直拒绝。后来在美国调停代表赫尔利将军的安全保证和陪同下，8月29日，毛泽东终于抵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四十多天的和谈。并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签了，但和平并没有如期实现。

蒋介石的和平诚意和立宪主张及心中实现大一统的小算盘，撞上了另有说辞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到底发生了什么分歧？责任又在哪一方？

1945年8月13日，即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的前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复杂的斗争”。从这个基调上看，他把蒋介石要组建的宪政国家判定为大地主资本家的国家，和继续维护某些外国殖民地及目前的封建制度的国家。而他自己和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为工农的、剔除任何外国势力的并由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在此之前，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对未来中国做出了共产党式的规划（在这篇四万多字的长篇报告中，毛泽东对他理想中的未来中国做了一个宏大的涉及方方面面的详尽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应该说共产党在未来战略策略和文宣方面的工作相当仔细认真，这也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他首先把蒋介石集团定义为法西斯在中国的残余势力，说他们在国统区搞的是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第一，抗战第二，是消极抗战（注：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并把中共看成第一敌人，把日军看成第二敌人。但说国民党内部也有爱国抗日派，并由此引出分化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他说这样的政府让我们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只出几个共产党员去政府做官并把这叫做让步，中共是完全不能同意的。必须成立联合政府并同时进行民主改革，结束一党独裁。并提出为建立民主自由统一的新中国，要联合民主党派，形成新的共同纲领：建立以工农和各民主党派大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府（注：这一条基本可以看成要把国民党在新政府中降格为次要力量，新政府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这也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实质内涵）。在军队方面，他一再强调要建立人民军队，说现在的军队是由军阀统领的旧式军队，存在脱离人民欺压人民的诸多恶习，并抨击国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意思是说，军队在没有被改造成人民军队前，共产党的军队是不能交出去的。但他也明确说，现阶段不适合搞社会主义，并在以后的宣传中努力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说成是美式民主，对美国民主极尽讴歌之能事。竭力避免给外界他要搞苏联制度的印象。以此吸引美国的支持和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他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是耕者有其田的和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发展经济，完全区别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做了大量辩护和阐述，请外界相信共产党在这一点是绝对真诚的。并要求国府现在就按国际标准实现言论出版结社罢工人身等一些列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并说这些自由，在全中国范围内，只有在共产党的解放区实现了。

毛泽东这套宏大叙事的新建国纲领，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现代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宪政制度，但在当时的观感上却是对旧国家制度的一次整体革命性变革，令至少是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及国际上耳目一新。我们不能用后来制定出来的民国47宪法及相应的普选制度来反观它，说它不如47宪法更民主。因为蒋介石想与共产党谈判时，47宪法连草案还不存在。而且那个宪法主调不是由国民党起草的，而是由民盟的张君劢为主、国民党里反对领袖独裁的孙科加上共产党周恩来等一批民主派起草的，蒋介石曾激烈反对，最后被美国逼迫才接受的（接受时战局大势已对他不利）。那么，蒋介石既然已同意制宪并组建多党联合的民主政府，1945年8月他要求共产党和谈时到底拿了一套什么建国方案来谈呢?应该说基本没有方案，只有一个原则框架。除了要求军令政令统一、让共产党交出武装和土地，给共产党若干大官封赏外，宪政方面只想继续沿用《55宪法草案》和1936年本已确定好的各省国大代表框架加一些共产党代表来制宪。

“55宪草”是1936年国民党为了还政于民起草的一份宪法草案，因通过时间是5月5日，所以简称55宪草。后来由于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原定的国民大会被迫推迟，该草案一直未交付国大讨论表决，所以到1946年都还是草案。这份草案制定时，由于国民党正处于1931年开始的以党代政的训政时期，国家已成党国，所以宪草体现的是党国精神，著名学者杨天石用八个字概括之：党国一体，总统集权。试想，经过八年抗战（东北是14年），中原已被共产党分割成18个解放区，拥有1亿人口，并继续向沦陷区扩张，国统区完全没有做政治体制改革，国民党就想用一个老的党国方案来统一中国并制宪，怎么可能被接受呢？再说一遍：我们不能用共产党后来建国也逐渐变成党国和极权来倒推它当年没有诚意、不愿和谈、破坏制宪。共产党当年为了破除党国，实行共党式人民当家作主（姑且把这叫做民主），与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现在国民党拿一个老方案来和谈，在共产党特别是那些已经土改并实行了民主选举的解放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旧政权或反动政权的复辟，是宪政新瓶装旧酒。我们反观历史，非常遗憾地看到，国民党本来拥有大批精英，但在抗战八年中完全没有好好研究胜利后怎么建国，采用什么样的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没有拿出像样的方案。对极大变化了的政治格局，没有一套新的应对之策。只是想打败了日本，国府出面光复全国，重新掌权是顺理成章的事。岂不知旧日山河已多了个新主人，并且搞了一大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统治术。虽然觉得共产党搞的也不太像真民主，但各方面观感还不错，连美国都评价挺高。想要赶走他们，让还乡团回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国民党也想制宪、多党联合、普选新政府，这方面是有诚意的。但端出来的模板，却让人觉得不过是一帮长袍马褂的地主资本家和银行家及社会贤达，一个县出一个人来代表本地人民，然后还选蒋总裁管理他们的一个举手过场而已。说要照顾工农，却未见具体方案（一直到败退，国民党的土改也没搞成）。而毛泽东的四万言建国新纲领一出，国民党的复辟方案就给人相当落伍的感觉了。我想当年的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就是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来看看，共产党给它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具体端出了一盘什么菜，为何吸引了工农、知识界、民主党派和老美：

首先，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1945年，在所有共产党解放区都完成了比较温和的以减租减息和剥夺地主部分土地（包括公债赎买和迫使地主捐献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土改（到1947年为了扩大兵源，又进行了更激进的没收地主土地的血腥土改，在山东曾导致10万相对富裕农户逃离。有些被国民党武装成还乡团）。农民都很高兴，希望保住土改成果——即不让国民党还乡团回来。

其次，民主选举和三三制政体（即共产党干部、民主人士加基层百姓代表各1/3组成的乡区县三级联合政府）,候选人基本是自由提名的，并且经过了普选和直选。为了让文盲农民投票选出自己中意的干部和县区参议员，采用了投豆选举、红蓝纸投票选举、背着投票箱走乡穿镇收集选票的多种方式。选出的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几乎成了中共民主实验的样板，被若干西方记者赞叹和美国观察团赞许。其他解放区也都实行了类似选举，比较成熟的如晋冀鲁豫解放区也是如此。而且妇女有同等投票权。这可是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开天辟地的第一回，英国和美国的妇女投票权，当时也刚刚实行了20多年。而且完全不限制财产水平的人人拥有的投票资格，当时在西方很多国家还没实现。客观地说，共产党是一个相当会玩民主的政党（后面你会看到他们搞议会斗争时也很成熟），至于它后来建政了为何不搞民主了，大家都明白。不管它当年搞这些选举花样是真心也好，还是纯粹为了跟国民党争天下也好，总之比还没来得及干这活儿的国民党胜了一筹。如果说共产党在沦陷区攻占那么多解放区后，不再与日军打仗甚至在防区边界方面与日军有所勾兑（国军防区也干这事），但他们也没像重庆那样歌舞升平，坐等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而是励精图治，积极构建新政权，坐等国民党卷土重来时好与之争天下，可谓相当深谋远虑。

再次，工会、农会和妇女会，这些能保障基本民众民主权利的组织，各解放区都有，令外界耳目一新。

再次，官民平等、官兵平等（实际等级制早就存在，但差距不大）、军民平等，军无薪饷，军纪严明，乡村民兵自卫，政府清廉，法治公平，匪盗皆无，烟赌妓皆无，产商两旺、几无饥民，社会祥和。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盼望的盛世光景。姑且不论有没有民主，就最后这一条，老百姓足以跟随矣。国民党回来后还能不能管理成这样，很难说。所以共产党说要保卫胜利成果。这个时候，延安整风时的那些压制民主和洗脑的事，形成事实上伟大领袖个人独裁的事，王实味的事，首长特供制度的事，和那些后世传说的乱七八糟的延安情史，外界都不知道，也没有蔓延到基层。

这套方案和状态是国民党始料不及的。所以我在本文第二节说，国共两党在1946年实际是不同民主方案的大批拼，而老百姓更喜欢共产党这一套。

从理论层面说，国民党拿出的是一个精英政治的制宪民主方案，而共产党拿出的是一个（带有民粹色彩的）民众大民主加多党协商民主的方案，而且对国家所有基本制度和大政方针都做出了重大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更长远的指向和危害当时无人能懂），并且制作了一系列“样板房”给大家参观和路演推广。所以后来胡适总结说，共产党的成功是长达二十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用现在的话说，当年的共产党是激进的民主改革派，而国民党则是有点顽固的政治保守派。这也是美国人当年观察中国之后的感受，他们并不是傻傻地上当了。用现代普世价值视角观察，仅看后来形成的47宪法和普选制度，可能更符合民主。但国民党最初拿出的是55宪草，47宪法是以民盟为主、共产党参与起草并逼迫蒋介石接受的。主要由在野党派拿出的宪政方案，不能算作国民党的初始诚意和功劳，而且反证当年的在野政治势力就是比当权的更民主些。这是后话。

因此，国共比拼，国民党开头在政治上就输了。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宪政方案比共产党落后太多，而是从中国当时面临的两件大事看，即从民权和民生两件事的急迫性上看，制宪解决民权（用代议制方式）与均田或加大减租减息解决土地分配及粮食短缺问题比较，后者更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保障民生也是最基础的民权。在90%都是穷人和90%都是农民人口的中国，代议制民主其实并不急迫，迅速解决粮食和温饱问题才是最紧迫和实惠的。如果宪政民主和耕者有其田能够同时解决，那当然好，但需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解决。但如果两党各有侧重，满足多数穷人利益的可能胜算更大一些。这个问题，在本文初稿发表后，由于引起较大争议。我写了长篇回应文章，其中详细论述了国共两党各自的土地政策及效能，及共产党从初期温和土改，到迫于战争压力变成血腥土改来动员农民帮忙的历程。请参见拙作《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

在前述态势下，国民党开始了艰难的补救行动——制宪还是很诚心的，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国民党的诚意首先体现在电邀毛泽东来谈判，并在整军收地等关键问题上都一再做出现实的让步。但私下里也重新下发了原来就有的《剿共手册》，并下令抓紧向沦陷区和解放区进军，与共产党争夺日伪军的受降权和每一寸国土。同时公开命令日伪军原地待命维持治安，不许向共产党投降（美国以盟国角度也发出了同样命令），共产党也要原地待命，不许争着去受降，要等待国府到来时整编。共产党也针锋相对对地下达命令：对日最后一战，努力争夺受降权（实际是争地争武器）。公开说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国府居然不让我们打日寇了，还支持日伪打我们，荒唐！不听他的！

但共产党开始也没想取代国民党（因为势力远不及国民党），虽然提出了《论联合政府》那么高的要价，但实际上已经动了加入政府，成为第一大在野党、转为“议会斗争”的心思。战场上一边拼命争夺，一边让步和谈。战场争夺，如上党（今山西长治）战役、邯郸战役、绥远战役、山海关战役，都是国共两党同时发动的（共党说是自卫反击战，但至少上党战役是共军在内战中打响的第一枪。中共党史将中原突围作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开端。其实那时双方已经打了大半年了），就是说双十协议是两党同时撕毁的。毛泽东同意去重庆和谈的同时，就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命令阎锡山抓紧向晋东南进军，抢下临近共军两个解放区的日军占领区，所以命令刘邓薄等将领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并搭乘美军在延安考察的飞机，将大批高级将领投送到山西前线，并说你们在前方打的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

毛8月29日抵达重庆，9月10 日刘邓他们就已做好了进攻准备。整个重庆谈判都是在上党的隆隆炮火中进行的。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三天（10月12日），大家还沉浸在和平到来的喜悦中时，国府这边传来噩耗，阎锡山的11个师被共军全歼（阎老西晋军的1/3没了）。辛亥革命后长期独自经营山西，不让中央插手的阎大帅终于向中央求援，请中央军进入山西帮忙。半个月后国军试图打通河北交通线（平汉线）的重兵集团，又被刘邓全歼7个师（邯郸战役，共军1.6万对阵国军4万）。试图进攻绥远的共军被傅作义打退。山海关战役国军艰难突破共军围堵到达锦州（1946年1月，蒋介石给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下令，遇共军务必歼灭）。同时，江南新四军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八路军罗荣桓部六万多人，日夜兼程开赴东北，中共在延安的主要首脑几乎半数急赴东北。让后人看不明白的是，共军装备比国军落后一两个等级（当时还没拿到所谓苏联军援），而国军已是美式装备、军威盛大，是前来光复国土的名正言顺之师，怎么就打不过共军？民心向背啊！上党战役，共军2.8万人对阵晋军3.7万人，结果晋军3.1万人被俘。真不知这仗是怎么打的。但至少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共军动员了5万农民支援前线。后来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又动员了80万农民支援，楞是用六十万共军全歼了八十万国军。装备精良的国军像是外来的侵略军一样不被百姓接受。共军已经把那些昔日国府的国土赤化了。可叹。沉浸在国共协议之和平憧憬中的梁漱溟说：一觉醒来，和平已死。

我们再来看看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各自做了哪些让步。

国府方面要求中共尽快复原部队，除延安外，交回其他国土。国府最初希望给共军保留12个师，所有解放区的省级官员要由国府重新委派，并要求中共将江南的13个解放区先交还给国府。中共方面希望保留40个左右师，并提出六七个省府的主席或副主席由中共委任，若干城市的副市长由中共出任（包括要求出任北平行营主任）。在拟议中的联合政府40个委员中，共产党要14个，国民党不同意，只答应给13个。因为如果同意14个，共产党在内阁中就有了否决权。到双十协定签署时，国府同意共军先缩编到20-24个师，其他复原，总体上国共两军按6：1比例缩编；同意4个省（热、察、冀、鲁）国府主席由中共出任，晋、绥两省中共出任副主席；北平、天津和青岛由中共出任副市长。中共同意先从浙东、苏南、皖中、皖南和湖南五个解放区撤退（实际执行了）。双方裁军也实际执行了，有史料说，共军裁撤正规军只剩40万，后来内战爆发，又紧急通过土改增加兵源，未可全信。中共方面认真考虑了参加国府和议会的事宜，准备由毛泽东等8人出任国府委员，由周恩来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并准备将中共中央驻地由延安迁往江苏淮阴，毛泽东说离南京近点，好去开会。蒋介石也私下跟部下表达过善意：看看毛泽东这人到底怎么样？如果可合作，可以委派他去出任新疆省主席。

毛泽东之所以同意去重庆谈判，是因为事先接到了斯大林的催促电报。斯大林用苏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共：“日本投降，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计。如果继续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危险”。苏联在进军东北后，在对待国共问题上一直采取骑墙策略，并非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让中共灭蒋，因为在实力上做不到。而且苏联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一直有三个私心：

首先，不希望中国被任何一种力量统一，因为那样苏联就不好控制。所以苏联从1917十月革命以来，对中国一直采取多方接触援助政策，暗中支持一定程度的内战，以便从中渔利。因此说给中共武器也是不太情愿和有限的，以保证中共不被消灭，还可以与国民党扯皮为限。以东北为例，苏军一直不让中共接管城市（但可进农村，包括随着苏军打回来的残余抗联，也只占据部分农村）,他们自己占着城市等着国府来接管，而且说好三个月撤军就想走，是宋子文亲赴沈阳请求延迟等待国军到达，才答应推迟到1946年3月全部撤军。苏军守着关东军武器库不愿对共军开放，狡猾的共军用酒贿赂守军，苏军就装看不见让中共往外偷。后来看见很多国军都是由美军派飞机送来的，又怕美国势力过度染指东北，所以开放很多仓库给共军武器，也留给国军很多。四十万东北伪军（一说八十万），基本交给了共军十万，其他给了国军。后来又支援中共三个朝鲜师（由关东军三个朝鲜族师团），还有4000或更多关东军技术人员留给中共造炮弹和充当医护兵、通讯兵及参谋（后来又资料披露说，共军共收编了三万日军）。1970年，苏联与中共闹翻后，自己说给了中共70万支步枪、1.4万挺机枪、600辆坦克和800架飞机（所谓把70万关东军武器都给了共军一说就从此而来）。中共自己不认，甚至说苏联自己记错了。并公布1947年四野拥有大炮2000余门（11个炮团）和不到100辆坦克，大炮和坦克大部分是缴获中央军的。飞机连一架都没有。我们从其他史料和当时民众观感记录来看，也没有共军拥有飞机和很多坦克的印象，因为一直到1949中共开国大典，中共拥有的飞机也不到20架（缴获于国军南方机场）。苏联留给中共很多轻武器是可能的。重武器共军也不会用而且没有了维修支援系统——东北的工厂都被苏联拆卸搬回国了。

其次，希望国府保证苏军在东北大连和中长铁路的权益。国府答应了。

第三，希望国府保证外蒙古独立，国府也答应了。

因此苏联在整个国共内战中一直采取调和态度，一直到中共占领长江以北，苏共都建议不要过江，最好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他们希望出现两个中国）。中共拿下南京，苏联大使还与国府一起撤退到广州。只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傻傻地等着共军到来。

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后，气得拍桌子：为什么不让我革命！但还是在做好战争准备后去了重庆。

蒋与毛会面后，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这个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不好对付。后来听说毛泽东要求推迟1946年5月5日的国民大会（孙中山诞辰纪念日），以便给中共留下选择国大代表时间——这个时间是蒋已经宣布了的。极重信用的蒋怒不可遏，当晚日记记载：“共产党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某次见面，毛还威胁蒋说：“现在不跟你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你占点和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蒋很愤恨，数次欲将毛扣留审判，最后还是碍于美国面子将毛礼送出境。然后在日记中轻视地写道：“断定共人绝无成事可能，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握之中。”这个自信也体现在他9月23日的讲话中：“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蒋认为共军的战法和装备与江西时代没有多大进步，不足为虑。此处让人想起中共老电影里的台词：党国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哦！而毛对蒋的评价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又说蒋：看起来凶得很，但又怕事得很，现在已没了重心——到底是民主还是独裁，是战还是和？他已经没了路线。而我们的路线清楚得很，就是反独裁。

虽然双十协议签了又撕了，战事打打停停，到1946年初，国府方面认为已经控制了全国主要命脉：大中城市和交通线，因此光复国土之大局已定。又把共产党都赶到乡下去了（此处想起毛泽东说：你控制点和线，我控制面。以乡村包围城市）。蒋介石踌躇满志，觉得统一在望，共产党已在他掌控之中，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因此可以按照美国的建议，为了成立联合政府而制宪了。

同时，1945年12月15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称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必须结束一党执政，召开各界政治人士参与的政治会议，讨论成立一个各派政治力量都有代表权的政府。这个政府成立后，中共的自治军队应该国家化。这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新的世界警察首次对一个大型盟国的内政发表直白的政治要求。而且当时都在讨好美国的国共两党都不得不听。于是国共双方在美国新大使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下，讨论并签署了停战协定。随后，194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年内务必制宪，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共产党也觉得暂时没有大打和打赢的希望，不如参加制宪，看看能不能在宪法和新政府中让自己的意见占上风。所以也积极响应蒋介石的文告。

1946年1月7日，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治协商这个名称是张治中建议的），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含国家社会党）、青年党5人和社会贤达9人，共38人出席。蒋介石在会上做出四项承诺：人民自由（包括结社出版等）、政党合法、普选和释放政治犯。开了26天的政协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制宪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问题水平之高、气氛之民主前无古人。通过的五项决议：《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及《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都有相当高的宪政水准。

会开得这么好，有个奇特的原因，就是55宪草修正议案，蒋介石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没细看，也没参与讨论，以为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主导修订应该没有问题。决议通过了，散会了，蒋坐下来细读议案，大吃一惊并大怒，原来孙科放弃了维护国民党利益的原则，顺着共产党和民盟的意思把55宪草动了个大手术，把原来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的基本精神，改成了总统虚位和国民大会虚位（不开实体会议，国民在驻地自行行使投票等四权，即国民代表大会变成了不用开会的全体国民），由全体国民直选议员后，再由议会选举内阁，政体由总统制变成了内阁制。总统从此就成了个名誉职位。而蒋介石心中想的是当个实权总统，再由他强势完成统一，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孙科这一手简直就是帮着共产党搞了一次议会政变！

蒋在当天日记中叹息：本想制宪后可以让孙科当行政院院长，他可以逐步退休。结果孙科真是不堪重用。好在政协不是正式的立宪会议，宪草还可以再修改，修改后再正式送上国民大会审议。但共产党和民盟又提前出来堵路，要求宪草的修改执笔人不能是国民党员，推荐由民盟的宪法专家张君劢执笔，已被会议接受。蒋介石很无奈，只好约见张君劢的弟弟，请他出面请哥哥按蒋的意思修改，核心就是两条：实体国民大会和总统制政体。张君劢不同意这么改，最后妥协到国民大会可以实际开，但总统必须虚位，必须是内阁制。而共产党是两条都不同意改，扬言你要改，我们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了。以后的争议和共产党抵制国民大会不出席，接着又贬低原来政协是旧政协，要开新政协，抛开国民党另起炉灶，都是起源于这两项争议。所以轻易指责共产党破坏宪政，据不出席大会破坏制宪，从表面理由看是站不住脚的。但从实质看，这恰恰是共产党要的结果，他们正好可以据此指责国民党还是要搞一党独裁，立宪是假，独裁和内战才是真。共产党才是要搞真民主，国民党搞的是假民主，开的是伪国大。

好玩的是，当年的状况很像眼下的香港争议，共产党就好比今天在街头闹着要真普选的小青年，国民党就好比眼下的港府和北京，说我们必须要搞可控普选，选出来的人必须爱国爱党。小青年（共产党）说没有真普选，我们就不跟你玩了，我们要成立临时政府，自己搞真普选。今天的香港青年肯定是只能发泄一下，对实际达成愿望是无能为力的。而当年的共产党可不同，他们有枪有炮、有土地有人民，说干就真干了。国民党也不是今日北京，有各种掣肘不敢镇压，蒋介石早就憋着火呢，正好给共产党一个破坏制宪的罪名，就可以大兵讨伐了。所以当年的内战起源根本就不是后来倒推出来的结论：国府民主，共党独裁，共党在苏联帮助下把民主的国府打倒了。恰恰相反，当时的国际舆论和民间看法是，共党要真民主，国府要保留独裁。不然民盟怎么会跟着共产党跑啊？而且这还不是共产党故设圈套，蒙蔽舆论。因为在很快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国民党极右派（古正刚等）大哭闹场，痛骂孙科背叛先总理五权宪法精神，出卖国民党，让共产党坐大。蒋介石唬着脸一言不发地听着，会后表达了对右派的支持。之前还发生了国府特务殴打庆祝政协开幕之民主人士的较场口事件。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协本已通过的宪草修改案，被国民党全会否决，要求回到五权宪法和55宪草精神。这回共产党给国民党要独裁的定义就基本坐实了。

与上述时间同时，国共两党在东北正大打出手。苏军于4月6日实际撤军后，林彪的部队迅速占领长春哈尔滨等地，国府马上反击，重兵将林彪打出四平街。美国一直从中调停，不让追击林彪，使林彪退到松花江一线后得以喘息。接下来，国民党也不与共产党再谈什么宪草问题了，只是按张君劢意见修改出一个折衷方案（保留内阁制但实际召开国民大会），通知中共和民盟，国民大会将于11月15日召开，在2050名代表中给中共方面留了190个代表名额，给民盟留了80个名额。你们要来就带你们一起开会，如果不来我们也照开了（结果是两党都没参加。会议实际由1701名代表出席，当然是“合法”的）。国共两党既然已经撕破脸，共产党也确定不参加国民大会了。国府也就没什么忌讳的了。1946年6月6日大规模内战正式爆发，国民党开始全面进攻，共产党方面实施了中原突围作战。以后的军事形势——国民党如何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又丢失东北到全面失败的过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到1975年4月5日病故，再未踏上大陆一步，并早于他的老冤家毛泽东一年多撒手人寰。但至今蒋氏父子俩的棺椁仍暂时停灵于慈湖，准备哪一天国府反攻大陆成功，他们好能魂归故里。笔者曾去台湾拜谒过。但蒋介石带去台湾的200多万人及后人，已成台湾的外省人，并于本地族群处于政见撕裂之中。2018年，蒋介石的陵寝曾遭到台湾本地反对他的人泼红漆羞辱（而毛泽东的陵寝则建在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心点上并像列宁一样被人围观遗体，使天安门广场成为赫然的“14陵”，他的继任者们每天就在他的陵园旁办公和治理国家。为什么不让他魂归故里？）。目前台湾的政局混乱都是国府逃难至此后与本地人发生族群摩擦的结果。

国民党内战失败的具体情形请参见维基百科相关词条“第二次国共内战”。还有一篇由已故著名学者高华十年前撰写的、主要从军事角度检讨国民党如何失败的论文：《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很精彩，可参考。国共两党在议会斗争角度的决斗细节，请参考杨天石先生的《1946年的政协会议为什么功败垂成》。我的文章只侧重阐释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起源、过程和最后制宪失败的原因及各自责任。

需要补充说明几点：

1，1948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并就职之后，又在国会通过临时授权，赋予他处理戡乱救国时期的特别军政处置权。到台湾后又变成了终身总统。搞了三年劳民伤财的制宪选举之后，不但没有把共产党圈进议会，和平解决冲突，反倒引起全面内战，最后不得已，他自己又回到了独裁者的角色。他搞制宪本不诚心，是在美国和国内舆论压力下的被迫选择，因此制宪和武力统一行动顾此失彼，最后两样皆空。他自己事后也懊悔不已，说不该听信美国搞什么民主。

2，1947年7月4日国府决定要搞戡乱救国和总动员，但事实上国府统治区一片歌舞升平，对共军严重轻敌，轻言六个月消灭共军，根本没做战争拖长后怎么办的准备。结果财政支撑不住，光东北战役就耗费财政开支60%以上（他特别羡慕共军官兵不用发军饷），又贸然发行金元券，最后导致经济崩溃，战争就必输无疑了。

3，内战是靠美国军援发动的。但美国的政治需求蒋介石却没搞懂，在制宪上一直达不到美国要求的标准。美国并不支持国民党消灭共产党，提供军援主要是帮助国民党占领全国主要城市、控制局面和在制宪时居于有利地位，并不是帮助他消灭对方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严重误解了美国用意，试图用美国的军援扩大目标，一举独霸天下。因此美国的军援事实上是不够用的。蒋又没想到共产党这么难打，战争一拖长，美国就没有耐心了：花钱帮中国搞民主，结果上了一个独裁者的当。美国1944年帮助国军装备了39个师，后又装备了20个师。1945年出动数万美军帮着国民党把120万国军空运加海运送往全国各地搞受降。为了不发生内战，美国甚至劝共产党放弃海南岛，帮着把2300名中共琼崖和东江游击队员空运到山东解放区去了。内战爆发时，国军拥有飞机344架（对共军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各种舰艇240艘，这里也有美国援助的因素。在美国看来，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没想到国军与共产党还是打起来了，所以1947年中开始禁运，不再提供军援的决定也接踵而至。随着蒋介石对消灭共军的绝望，美国对一个民主中国的未来也绝望了。

本节的主题是国民党在1945年后的的战略错误。在我看来前面叙述的那些具体错误——制宪和战术方面的错误，都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错误就一条：共产党是打不败的（蒋二十多年就是不信这个邪，所以一直坚持不懈）。1930年代都打不败，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已经拥有百万大军、上亿人口了，根本就不是用战争方法能解决的。不管多艰难和做出多大让步，也要把共产党纳入制宪过程和联合政府，何况共产党愿意加入这个过程。因此中国人民后来几十年的苦难不是老蒋“剿匪”不利造成的，而是他制宪不诚造成的。至于到底用什么方式制宪，制宪的思路到底哪里错了，下节再说。

• 真正的历史教训及 大陆政改和台海关系的两个方案

（一）真正的历史教训和可能挽救国民党的方案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但还是用好几年时间对失败的原因做了反思和检讨，并写成《反省十三条》发给部下讨论。13条反省并不系统，其核心意思可以归纳为如下8点：

1：外交失败，只受制于美国，没有与苏联展开平衡外交（1944年三月，苏联曾建议与国府在东北搞经济合作，被蒋介石拒绝了）。而马歇尔又冥顽不化，逼着他搞民主制宪，向共产党妥协。马歇尔有“误害中华之罪”，是灭亡中国之“祸首”。而无论美国、苏联还是英国的对华外交都是只有强权，毫无信义。美国虎头蛇尾，轻诺寡信；苏联反复无常，自私残忍；英国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自己不加区别，均以“信义”对之，焉能不败？

2：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搞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动摇了“剿匪之基本”。这套制度与“剿匪对共政策”互相抵触。使他强烈感到不该学习美国民主。

3：军事失败和崩溃。此点总结有甚多层次，包括不听指挥、派系倾轧、临阵逃脱、作风涣散等等。他说：“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他有一点总结很重要，蒋深感军队政工系统的组织、动员和监察能力远不如中共。

4：党内分裂，无法团结。而且主要责任在李宗仁和白崇禧。

5：金融失败，主要是宋子文误国。

6：干部腐化，导致“五子登科”，民怨沸起。

7：“唯一之致命伤”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

8：自己“轻浮躁急”，不能厉行“科学精神”。轻信于人，过于宽大宽容。像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铭枢等，均不止一次背叛党国，自己均宽忍了。本该对他们“杀无赦”！

说实话，我看了蒋介石自己的这些总结，深感失望。他把责任都推给了美国和部下。对自己的反省只局限于自身性格缺陷。蒋介石的确是个中正不阿的爱国军人和中国古典绅士，但对政治经济和外交基本不懂，有点志大才疏。而且迷信军事力量，事无巨细到处插手现场指挥，遭到批评后还强词夺理拒绝改正。

对于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前途和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大战，他的总结总体上局限于军事层面，只对没有“宣传”民生主义有所懊悔。在我看来岂止是没有宣传，而是基本没做。高华先生也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军事失败。而我恰恰不同意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政治设计和路线的失败，才导致军事失败。我前面的所有论述都在阐释这一点。

退一万步说，在最后关头，国民党仍有保住民国框架，让共产党在宪政约束下行事的可能性。在共军节节胜利、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野，让李宗仁代总统继续与共产党谈判之时，共产党提出了《国内和平条件》8条，国民党认为如接受这8条无异于接受投降，因此拒绝了。但国民党此时如果提出重开国民大会，让共产党主政，请毛泽东当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退休，国民党仍可以弱势政党牵制共产党，使之不必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向苏联一边倒。在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和弱势的国民党还在议会中发声的情况下，共产党虽然得了势，但不至于发生1957年反右、58年公社化和大跃进随后大批饿死人的惨剧。可惜，蒋介石当时虽然下野，但仍在国民党内保有实权，宁肯彻底失败也不退让，最终导致中华民国在大陆彻底消失。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中国的事，在历史关键时刻，很难见到统治者展现高尚一回的德行——如华盛顿不迷恋总统宝座之事。

民间舆论对蒋介石有如下高度评价：1，坚持抗战，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中流砥柱；2一生坚持反共，至死不渝；3，坚持统一，反对分裂。为了汉贼不两立和避免制造两个中国，甚至不惜退出联合国；4，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5，中国的民主先驱之一，开创了民国宪政制度，虽然无法在大陆坚持下去，但将民主的种子扎在了台湾（包括县级自治选举和温和公平的土地制度），因此才有今日台湾的民主；6，现代大国外交的开创者和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的奠基人（1943年英美由于跟中国形成同盟关系，所以主动终止了历史上的所有不平等条约）；7，真正的君子。对于以上诸点，我基本同意，只对所谓开创了宪政制度，根据我前面的研究，略有保留意见。蒋介石肯定是现代中国的伟大人物、风云人物和有巨大贡献的人物，将来一定是先贤祠供奉的人物。但遗憾的是大陆和台湾的部分民众，一直认为他是个独裁者。

斯人已逝，余生也晚，余学也浅。行笔至此，闭目深思：假如我与蒋公同代并有幸成为他的策士（如曹孟德之荀彧和郭嘉），我能不能谏他一策，帮他走出民主还是专制、宪政还是剿共的迷局，使其满盘皆活呢？

站在今天的角度，评价其民主与否，独裁与否，与毛比谁更高尚，其实都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从不同角度和史料会给出完全相反的评价。这些都浮于皮毛，而且对今日之借鉴意义不大。唯有进入历史，进入他所面临的困局，看看换成你，能不能走出一条阳关道，才是反思的关键。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也并非是无意义的马后炮（想明白这一点，才算找到了解决中国迷局的钥匙）。让我们来一次思想实验吧。

其实，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人来说，历史的迷局之眼就五个字：大一统情节。蒋介石要军令政令统一，毛泽东说要用新民主主义统领全国，其核心意思都是四个字：我说了算。所以我前面曾形容他们是新的楚汉相争，是新霸王项羽（蒋）和新汉王刘邦（毛）。打了一场损失数百万中华好儿女的生命的大一统战争。这场仗真的不该打。

【本文初稿发表后，我在推特上说，我之所以用悲剧史诗格调重塑那段历史，就是痛感一次千载难逢的宪政民主构建机会，最后只是重演了两千年前的楚汉之争。令人叹息！】

历史的真正教训在于——对蒋介石而言，不是误学了美国民主，而是学得不到位。如果换成联邦制思路，上述谜题可能迎刃而解。

试想：蒋介石自北伐以来就跟军阀斗，就在打统一战争，打到1937年，日本人入侵了，各军阀才表面上归顺中央了（比1928年东北易帜时的中央权威增强很多，因为要联合抗战），包括共产党这个蒋介石眼中最叛逆的军阀。归顺的具体形式是都听从中央安排，分别划入统一指挥的各战区了。可以说，蒋介石也要感谢日本，因为他们入侵，才导致中国人自己不打了，都听他指挥了。连共产党都取消苏了维埃共和国只保留名义归顺中央的边区自治政府，军队也按两个番号整编然后去抗日了。但隐患是财政军费供给及军装样式都还是自己的，老蒋还是只能带着中央军玩，阎锡山还统领晋军，白崇禧还统领广西军，共产党统领八路军新四军，等等。所以，余英时说：蒋介石实际搞的是“无效独裁”。所以抗战中这些军队虽然都打日本，但彼此之间摩擦不断。抗战胜利了，老问题又都回来了，不光是共产党坐大了，其他军阀也坐大了，老蒋还是调不动，他让傅作义撤到江南，傅就是不听。让卫立煌撤出沈阳，卫也不听。中央军被老蒋偏爱，邱清泉两次抗命不去支援友军，致使徐蚌战场大败，黄维兵团被歼，老蒋也没军法从事。而非嫡系的山东韩复榘在抗战初就被枪毙祭旗了。所以老蒋的历次剿共，都带着顺势收复地方军阀的意图（黔军和贵州的地盘，就是趁着剿共之机被老蒋收归中央的。他对云南龙云和四川刘湘都想这么干），所以共产党非常明白，这些军阀的存在导致老蒋军令政令难以统一，也就成了共产党的天然生存空间。这些事老蒋自己也心知肚明，但他不换思路，就是沿着武力征服一条道跑到黑。

怎么换思路？只要用好联邦制设计，模仿美国，不用打仗就统一了——不是专制大一统复辟，而是民主联邦统一。这个联邦制如果拿到今天的中国，是否还适用，我有点迟疑，这很复杂，需要将来另文讨论。但联邦制对于1946年的中国却是天赐良机，用好了就天下太平了（可惜当时的人都没想起来）。我下面穿越一下，尝试做一个1946年的联邦制方案，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中华民国1946年宪政改造方案（李伟东2019穿越版）》：

1：在全国划50个州（也可以60个，根据需要。而且重新划省是共产党自己要求的，他不会反对）。共产党自己的18个解放区可以缩编成15或更少一点的州。给阎锡山划5个州（含内蒙、河北部分）。给傅作义在察哈尔、绥远和热河及内蒙划7、8个州。给李宗仁划5个广西广东州。给孙科划分长江以北共产党剩下地区的5个州，中心可在郑州。给蒋经国在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划5个州。给龙云在云贵划5个州，给刘文辉等划分四川和西北7、8个州。台湾划3个州，让陈诚或孙立人去管。新疆可以在南疆喀什设1维吾尔自治州，西藏设3个自治州(前后藏和康区，西藏地区也可以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加入中华民国联邦，只由中央管理外交和国防)，内蒙可以从西到东设4个自治州。东北设9个州（按伪满已划定的九省设置。张学良请求回东北主政就让他去）。再设9个中央直属直辖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沈阳、乌鲁木齐、拉萨，可定都北京或南京。如此这般把全国瓜分完毕，等于把全国划分为13-15个大区及约60个州。每个大区有个历史形成的或中央新任命的总头。但这些大区不是自治共和国，没有独立性，也没有隶属大区的财政和军队，只设中央特派员公署（15个总督府），代表中央监督联邦宪法和州自治法的施行，并代表中央收税。中央特派员必须把家属留在首都，自己拿中央薪水去大区巡视。决不能把大区搞成自治共和国，那就成了诸夏乱邦了，非打起来不可。国家政制的中层设置还是以50个州作为基础单位。

2：各州自己设置经济制度，共产党愿意搞新民主主义，就让他搞去。阎锡山还愿意保留封建土地制度和资本主义，随他去。最后从经济成果看，人民拥护就行。经济搞不上来的，愿意学习共产党州的还是学习广东开放经济的，自己去学，去比赛。

3：取消全国性政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暂时做不到，也要切断两党中央对地方分支的以党代政的指挥权，两党在各自治州只能在地方议会框架内运作。党中央只能给出总路线，不能具体操纵地方事务），政党地方化，回到自己的州去搞竞选。州一级施行从乡村到州府的逐级自治普选制度。州一级按议会内阁制设置。各政党竞选议员（不能排斥其他党存在和竞选），搞成一党独大也没关系，那就一党独立组阁，出任州长。州一级只设众议院，不设参议院。可以设立社会贤达咨议局。总之是只在州一级搞普选民主制，不在全国搞。但全国也是民主的，不过方式与州不同。

4：废除党军，军队国家化。各州可以保留只装备轻武器的州准军事自卫队，每个州只许装备三个师（开头的时候也不强制裁军，只要州里觉得养得起，就留着），但不许形成跨州的大区司令部。州自卫队不能跨州调动，除非其他州有紧急人道需求，通过州议会批准可以跨州支援。但必须在中央国防军监督下，完事必须撤回本州。每州再另设一个师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

5：中央国防军设置。由国共两党党军混编而成（再也没有党军了，也没有共产党政委了），保留150个师左右，全国重武器全都交给这150个师，多余的销毁炼钢。这150个师，用120个守卫边防，在边境驻扎并屯垦戍边，在自给自足基础上再加中央军费。其他30个师驻扎在9个直辖市周边，是全国50个州的联邦执法队，专门负责维和（维和要由国家宪法法院裁定合法，总统下令，总参谋部执行）、救灾并控制叛乱。同时组建铁道工程兵、空军、海军、核武部队等，全部是中央军，由中央军费供养。由国共两党那些大将军们，包括原来那些军阀的大将军，组成混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原来的国民党将军可出任主席，共产党的将军当国防部长。任务就是国防和控制内战，不听任何党派的。再另设中央税务警察部队，专门负责替中央在各州收税。

6：中央政制设置。先开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临时宪法。中央一级只设参议院，还可以设立一个咨议性的贤人委员会。参议员由各州选举产生，每州可以选两个中央参议员，参议会组成后再由参议员选总统和通过宪法。总统由参议院和贤人委员会混合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提名。全国不设众议院，也不搞政党政治，也不对总统普选。但可以对总统候选人全国评议投票，通不过的不能当选。就是说民众没有选举权，只有否决权。通不过的总统候选人，不能由选举委员会再提名，必须换人。总统、副总统不是参议员，是符合条件的普通公民，可以是任何党员，但当选后必须退党。每届总统、副总统任期五年。前三届候选人是政治协商会议内定好的。就是说15年后再考虑是否普选总统，和开始全国的政党政治。如无必要，或参议院判定会导致民粹主义泛滥，可以长期不搞，就在中央一级长期实行半民主制。15年后，那15个大区的和中央特派员的设置，就可以取消了。前三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政治协商会议议定，再交给选举委员会正式提名，第一届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第二届是毛泽东和李宗仁（或其他人），第三届是阎锡山和白崇禧（或其他人）。让这些老人们，过三届总统瘾就行了，他们就不打了。然后由总统提名，由参议院选举产生政务院，第一届政务院总理可以是周恩来，第二届是梁漱溟或黄炎培或张伯钧，第三届是张学良（估计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成熟多了）。由政务院总理提名组阁，各部部长人选（包括联邦警察局长）和各大区中央特派员（八府巡按）由总理提名，参议院表决任命。宪法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总参联席会主席及中央银行行长，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票决。

7：政务院设最高经济委员会。负责全国的水利、森林、矿产、铁路、机场、港口等全国性资源和设施的管理、建设、各州权益分配和级差地租确定，及中央转移支付标准。政务院只负责经济、民政、教育、医疗、科技、外交（外交与后来的冷战两大阵营保持平衡中立立场）、财政等国民经济和社会事务，不管金融。但有权调动指挥税警部队和联邦警察局的公安部队。

8：中央和各州税收按3：7比例分成。

9：如果某州发生经济崩溃、人道灾难或政治动乱并长时间不能解决，总统有权根据宪法法院裁定解散某州议会，临时接管州府管理并组织新的大选。中央参议院有权根据宪法法院裁定，改变州建制，将其划归有能力监管的其他州。

说明，上述方案若想采纳，需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第一，1944年下半年就要由国民党提出方案，交由共产党和各派系讨论。主要是与共产党讨论，在他们的18个解放区周边划定将来对日军代表国府受降的范围，不反对中共去受降，但要限定区域，给中央政府留出足够的受降和将来划分州界的空间，避免发生内战。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可以请美苏共同帮忙协调共产党，国府方面协调其他军阀。如阎锡山，就劝他不要到共产党的两个解放区（太岳军区和太行军区）中间去接受日军投降了，那块地方就留给共产党了，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上党战役了。但平汉线必须留给中央，将来中央进军时，共产党不能阻挡（如此就不会发生邯郸战役了）。共产党也不能在山海关阻挡原东北军成建制回归东北。海南岛还是请共产党让出来，山东大部都可以留给共产党，江南盐城（新四军3师黄克诚、洪学智部驻地，他们也不必穿着单衣跑到东北去争地盘了，然后又随着四野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淮阴等都留给共产党，等等；

第二，国民党内部对原派系也要在地盘和军队编制方面系统整合，取得合理的分配方案；

第三，到1945年上半年就要召开政协会议，与共产党必须达成土地和人民的分配方案，以及未来联邦制宪政架构的协议。国民党内部也要整合完毕，并达成处理伪军和汉奸的一致政策。国民党内部还要达成不许成为“劫收”大员的纪律，不给人民造成新的苦难。

如能完成上述整合，共产党以当时的弱势，尽管有夺取全国之志和未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也只能在他们那十几个州去折腾。而且一旦州议会和内阁的民主框架在联邦宪法约束下实现，共产党在本州改变政体的可能性就大大缩小了。如果此方案成功，不仅不会再有后来的中共党国及一些列灾难，甚至连韩战都未必发生了（没有中共的巨大军力做依托，苏共不敢同意金日成发动内战）。

这个方案当然是马后炮，但其中设计的全国和自治州两级分别采用不同民主架构的模式，可供未来参考，以避免全国议会形成对抗性党争或全国性民粹主义。

上述9条方案如获得通过并实施，中共就变成各州的地方党了（国民党也如此）。全国也就自然在联邦制下统一了，军队也就国家化了。这就是我给蒋公建议的联邦制方案。如能获得蒋公和各党采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也民主化了。

如上，蒋公就成了中国的华盛顿，或者就是周公再世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了。这实际是一个再造中华九州的方案。如此蒋公就为天地重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了。若此美梦成真，统一之父、宪政之父、和平之父三顶桂冠就属于蒋公了。

历史难以假设，也不会从头来过。上面只是一种理论出路而已。

（二），《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下大陆的未来吧。之所以在民国失败总结之后兼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前面也大量总结了共产党的历史作为和它的特质。这个特质或基因能否在未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呢？

前面分析过，共产党是因为拿出了当时看起来更民主的方案，才在国共内战中最后胜出的。就是说，因为民主才赢得了人心。为什么建国后，协商政治的民主制度逐步变成了一党独裁，而且比蒋介石更独裁，造成的灾难更大呢？共产党为什么违背初衷，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呢？毛泽东在其中的破坏作用，我前面也分析过了。实际上，毛泽东去世后，当年跟着他一起向国民党争民主的同志，想起了当年的承诺（为人民服务），所以把经济制度改了，差不多改回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才获得了空前的经济进步。那为什么不能改回（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呢？或者更进一步的民主制度呢？怕什么呢？如果放弃高度独裁制度，放开言论管制和其他自由，人民才会更拥护，经济也才会更有活力，国际关系就彻底改善了，港台新疆西藏的事情就好解决了。更加民主，不也是当年共产党的初衷吗？所以我请红二代、红三代们反思一下，你们的父辈和祖辈，不仅仅是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才干革命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才流血牺牲的，什么主义如共产主义不过是你们认为达到自由的手段，民主自由才是当年他们追求的核心目标。如果这个手段不仅没有达到民主自由，反倒是走向了反面，难道还有什么保留价值吗？回到初心难道不是应该回到争民主自由这个初心吗？难道你们愿意父辈们因为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被世界历史一直描述为毛的帮凶吗？那才是玷污了他们当年争民主的英名。共产党当年是为反独裁争民主才奋斗牺牲的，这个历史只有你们回到这个初心才能被颠倒回来。不然就随着毛泽东的恶名一起被历史淹没了。回到这个初心，也同时证明了毛前半生确实带着你们的父辈做过正确的事，只是这个正确的事还没有做完，需要再努力。难道不是吗？

1980年代，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的历届当政者不仅事实上回归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多年的国有经济的扩张，对民营经济的挤压仍然强势，说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回归的程度还不够），而且在政治上也努力向新民主主义政治回归——只不过还远远不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和后来的三个代表及和谐社会的提出，都有政治逐渐宽松的内涵。说到底，共产党当年治理的失败，都是过早冒进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或者说中共建政70年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就是与这块国土水土不服的（用新民主主义政治架构，同样可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高速赶超）。而共产党当年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方案，不仅可以战胜国民党，也可以很好地治理和建设国家，因为它暗合了中国政治经济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大趋势。因此，为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共产党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原有的思想和实践资源，让政治体制向原来设计的初级目标回归。所谓“前三十年的艰难探索”，不就是探索出毛泽东那套冒进的方式被证明是失败的吗？那个社会主义的高级目标完全可以长期推后，让后人去研判是否还有实施的必要。如果能够彻底想明白，就该承认实际上共产主义那一套根本不适合中国，共产党取胜靠的是新民主主义，后来直奔共产主义才遭到惨重失败。现在该跟马克思和列宁告别了。回到初心，从本质上说就应该是回到为人民服务和让人民更民主自由的初心。这个初心其实与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是矛盾和互相抵消的，让共产党自己在内心中矛盾着并无所适从。因为理论误区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但世界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共产主义道路是一条通往新型奴役之路。为了中国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该与这种犹太人的乌托邦思想切割了。

达赖喇嘛尊者最近在赵紫阳百年诞辰时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说：我一生中结识和交往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半个多世纪前，当我初次访问北京和中国内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具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实现让普天下的贫苦大众都得到富足幸福的生活而热情地投身于工作之中，让我感动而钦佩。虽然以后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人民遭受了很多苦难，而且这些苦难大多恰恰出自于人为的错误，但是，我一直认为，在早期这些革命者的理想中，有一部分是符合佛祖关于众生平等的教诲的。我们今天不能，也没有必要因为过去的人为失误而放弃这样的普世价值。

这就是与早期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智者留下的印象和对当年共产党正确行为的肯定。那么，今天的共产党既然是那批共产党的后人，为什么不能重归理想主义呢？

共产党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时，一直说当年赢得了民心，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你们。通过我前面的分析，我同意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用极端方式巧夺民心的投机，因为急功近利，因而也不能长久坚持。为什么说急功近利、巧得民心呢？因为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事实上引诱贫苦农民用抢劫杀人的方式快速得到了土地。同时因为他们杀了世世代代跟他们一样勤劳耕作才积攒了一点土地的富裕农民，成了给共产党的投名状，才不得不一起跟着你们打天下。那些所谓地主不过是更勤劳更节俭的农民而已，他们逐步获取的那百十亩土地，与西方农场主比较而言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就是说旧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遍占有大量土地，只靠吃租食利生存的阶级，有几十亩世代辛苦积攒的土地，也只是小有富裕但仍自己辛苦劳作的农民。他们与贫苦农民其实是一个阶级。你们宣传中的恶霸地主其实比例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没有事实例证。那些关于白毛女、刘文彩、周扒皮的故事，近年都被证明是伪造的。这种在农村社会的人为撕裂，确实带来了大量兵源，但却是缺少历史正义的。那些参与屠杀另一部分农民的破落农民当时内心也一定是颤抖的，是害怕遭报应的。只是你们给了他们一个阶级仇恨的奇怪理由，他们才敢那么干。但事实上这个报应来得是如此之快，他们得到土地不过三四年，就被集体化了，然后就为自己的疯狂和短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大批被饿死了。共产党急功近利得到人心也就失去了。同时，农村由于阶级斗争毁灭了传统和谐社会，造成的问题长期演化至今，给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我写下这段话的意思是，共产主义理论事实上给中国造成过巨大的灾难，共产党因此也欠下了农民的一笔债，这笔债只有通过还权于民才能清偿。第二重意思是，当年共产党有与国民党争民主的基因，也有令人恐惧的阶级斗争思想带来的当年就有的民众不信任。在争民主这件光彩的事情背后还有血腥的阶级斗争基因在毁灭着前面的正确。现在是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与阶级斗争是一回事），回到民主自由理念的时候了。看到共产党当年在政协会议里与国民党争论民主的场景，我觉得你们的父辈是懂民主的，会民主的，只是被另一种阶级斗争理念撕裂了自己，所以才有行为逻辑特别相悖的社会操作，既做了好事，也留下了罪恶。现在是彻底做好事的时候了——去兑现民主吧。

【我在《中共如何借助阶级民主论赢得天下及历史教训》一文中写道：

如果说，当年国共无力共同解决宪政和温饱问题，历史的机会错过了，那只能认为民主就是需要温饱和小康之后才能自然产生需求的问题。就是说，历史并没有直落千丈不可挽回，由于1978年以来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使70年来的历史曲线从50-60年代打折向下，又转向回升了，总体上构成了一个大U型的趋势。这说明尽管没有真民主，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也还是有历史积极意义的。如同张博树教授论述的，它暗合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共和60年》）。但共产主义却被苏东和中国的历史证明彻底失败了，目前还被朝鲜继续证明着失败（但朝鲜已经放弃马列主义，改为尊从金家自产的主体思想了）。

因此，对中国和中共来说，正确的历史选择，应该是完全退回新民主主义（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1950年的），用自己的思想资源挖掘出自己的真正战略优势。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2.0版，放弃共产主义这个魔鬼理想和魔鬼方案。该跟马克思和列宁说再见了。中共多年来跟苏共争独立，现在只有把这些洋祖宗都抛下，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共该回归中华传统和像台湾那样兼蓄普世价值了。人民温饱已经解决，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民权问题，也就是共产党追求的阶级民主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只不过不能再追求狭隘的阶级民主了，应该追求惠及所有人的大众民主和宪政共和了。】

因此，我在此提出一个《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议方案》，供参考：

1：利用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资源，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定义为全面回归（1945年）新民主主义。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但长期推后、搁置或放弃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及相关政策；

2：适度放开党禁，不是放开自由组党，而是放开对已有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思想和组织束缚，让他们成为共产党的友好诤党和监督行政及监督腐败的党，让他们办报（适度放开言论限制）对政府政策进行批评和建议。让人民有更多的渠道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以及建议。回到建政初年那种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局面，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

3：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宪方案，各级人大代表不由次级人大递选而由各个选区直选（苏联当年就是这样做的），人大常委会改称立法院，负责日常立法。

4：回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更多地依靠民营经济和更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及建立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和国际标准的法治体系。

5：经过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回归，如果实验的顺利，共产党可以像毛泽东当年设想的那样改变自己的名称，建议用：中华共生党。因为这个名字更符合共产党曾经正确的历史作为，和今天倡导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梦，与全世界华人和平共生并且与全世界人民和平共生，难道不是更能体现共产党人的本质理想吗？共产党的“共”本来就有天下为公之意，但“产”就太形而下了，产有什么好“共”的？当年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抢夺有产阶级，历史证明这是把无产阶级自己送上新奴役之路的邪路。保留“共”，去掉“产”，改为“生”，共生，就一切都顺了。

以上方案，灵感来源于共产党自己的曾经光荣的被达赖喇嘛印证的历史，回归历史荣光难道不好吗？如果习近平先生能够带领共产党进行这样一次光荣的自我革命，将作为伟大的改革家载入史册。至于将来能否更进一步走向普世民主模式，那要看统治阶级的觉悟和人民的历史机缘了。对历史，我们不急，它有自己的缓慢的轨迹和规律。

我知道，上述方案一定会被急迫的海外革命派批评为“替共产党续命”。我不在意，我只在意历史的真实进步，哪怕是碎步前进。因为你天天诅咒它断命，它事实上还在顽强续命，并且无论是反对派还是世界上强大的敌手如美国，目前都拿它无可奈何。断命的诅咒和打倒的呼声，没取得任何实际回应。还不如提供个方案，促请它自我小步改变更有实效。

（三）台海局势和《大中华邦联方案》

让我们再看看目前的台湾，挣扎在统一还是独立的困局中。通过我前面的分析，台湾现在的民主实际是中华民国百年民主追求的结果，台湾目前的宪法是大陆人民和国民党先贤们创造的，只不过没有在大陆被采用，有幸在台湾生根开花而已，当然也和台湾人民自己争取落实的长期努力分不开。一部宪法，两地人民，百年争取，生命相连。在目前大陆极权体制下，台湾是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性的。只有大陆民主了，台湾才能彻底安全。因此回到为大陆争民主的正确轨道上来，才是台湾的正确选择。因为大陆民主了，哪怕台湾还想分家，从制度上说才有可能。为了解决目前困局，我为台湾设计了一个《大中华邦联方案》，可以作为促使大陆民主，也为台湾争取更大国际空间的过渡方案。希望台湾和大陆的有识之士，能用来参考。这份方案作为附件附在了文后。

到此，我关于中华民国丢失大陆原因的总结就做完了。这篇论文不仅总结了民国，实际也总结了大陆和共产党。发表出来，见仁见智，就任人评说了。之所以在大陆建政70年也是民国失败70年之际回顾总结那段历史经验和教训，是因为大陆的民主化还没有实现，中国人百年的民主梦还遥遥无期。台海两地的问题还悬而未决，而且未来还有再次发生内战的可能。70年前那个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到底是在哪里迷失的，需要去探寻，我们需要找回正确的道路。

在这番找寻之后，根据我发现的历史经验，我给三个方面分别提供一句话的建议：

1：给共产党方面：找回争民主的新民主主义蓝图；

2：给台湾方面：完成民国未竟事业——全中国的民主化；

3：给海内外民主运动：努力达到当年共产党用《论联合政府》方案与国民党争民主的水平，如是才能被称为够水准的反对运动，目前任重道远，还需努力。

这一篇总结是集我毕生所学所思，对当代中国重大问题的一次全面反思。以史为镜，方知未来。希望能有大智慧者将其纳入自己的思考，成为推动历史接续前进的助力。

这篇总结和其中提出的三个方案，也体现了我与张博树教授共同创建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宗旨和工作方向——我们就是要为解决中国难题提供各种可行方案。我们现在的团队加盟者，包括王天成、邓聿文、张杰、陈闯创等，虽然每个人的理念略有差异，但合作的事业大体是围绕战略研究展开的。我这次提供的三个方案就是这种特殊战略研究的一个实验品，当然是很不成熟的一孔之见，但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过大陆著名学者周舵的指点，也得到了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张博树的批评指导。我在初稿中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就是共产党的初心，但张博树认为共产党本来就有初级纲领和最高纲领，最高纲领才是初心（当然初心中也包含为人民服务和争自由等因素）。后来强势过渡到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发生历史灾难的原因。我尊重并同意他的这一理解，并做了整体逻辑修改和若干史实细节的修改。另外还得到裴毅然教授和民国派学者丁毅的指点。本文初稿发表后，共收到六人共八篇评论文章的批评，他们是查建国、张杰、杨子立（两篇）、王庆民（两篇）、张成觉、孙大骆（文章均发表于博讯网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网站），还收到李逍遥多次私信指点和吴称谋的邮件批评。另外至少50位网友在推特上提出了各种批评或建议。纽约思想俱乐部还于2019年11月16日召开了专题研讨会，2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包括胡平、徐友渔、荣剑、张博树、邓聿文、荣伟、叶宁、顾为群、张艾枚、翁寒松、赵云龙、郑旭光、张杰、罗小鹏等，都对本文提出了批评意见，对本文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此一并鸣谢！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行迈靡靡，中心如醉。行迈靡靡，中心如噎。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019年10月6日-20日

2019年11月19-20日修订

于美国新泽西

（李伟东系本刊社长兼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附录：

《大中华邦联实施方案》

李伟东制作于2018年9月28日

1 ，由中华民国主动提出大中华邦联这个和平民主统一方案。

2 ，邦联由两个实体中国组成，前提是两个中国互相承认主权和国际地位及加入联合国权利。期限暂定五十年，不能自由退联，五十年后再民主协商是否延期或统一或各自完全独立。

3, 邦联宪法由两个中国在各自内部公投确立～并设立邦联最高宪法法院，由两个实体中国各派 3 名共 6 名终身法官。

4 ，【邦联宪法主要条款】

一，邦联是民主政治实体，拥有国际主权地位和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权利，加入联合国五年后，由邦联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陆中，民国简称台中）的安理会席位。类似原苏联

二，邦联领土由两个中国领土合并组成，同时陆中领土去掉台湾，台中领土去掉大陆。

三，邦联总统前五年由陆中主席担任，后五年由台中总统担任，每五年一轮换。但陆中推举的邦联总统必须在邦联成立九年时由大陆民众依据国际公认民主程序普选产生。同时开放组党和新闻自由。

四，邦联有独立于两中的自己的国旗国歌国徽国花。邦联节日两中都过。

五，邦联有自己的维和军队，由两中各派 2.5 万人共 5 万人混编组成，军队中不能有党派和政委。混编后各派 2.5 万驻扎在两中首都，守卫邦联总统府和宪法法院（邦联总统府等机构跟随总统每五年分别在北京和台北）。邦联军队由两中财政供养。总司令由两中总参谋长共同担任，有权根据宪法法院命令（不是邦联总统命令）对违反邦联宪法行为采取军事行动。

六，邦联内部自动成为零关税自由贸易区，两中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两中不可以对任何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和特权或超国民待遇。

七，邦联发护照，

两中国民可以自由申领对方护照，即邦联承认三重国籍。

八，邦联语言是国语。

九，组成大中华贤人委员会，十年内完成两大任务： 1 真相与和解， 2 达成共同的历史认知，并修改各自教科书。

十，邦联取消所有民族特权，构建邦联公民认知和相应的社会政策。

十一，邦联宪法高于两中宪法。

5 ，邦联方案由民国提出，交由两国国民开放讨论并寻求国际支持。

6 ，民国主动提和平民主统一方案，回应了陆中的统一关切和急迫心情，同时也可以满足民国希望国际承认的急迫心情。同时化解迫近的军事冲突。

7 ，这是一个建设性的化解两岸关系死结的中间道路方案。其他问题可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