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乃是一场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动员知识分子批评中共的缺点错误，然后将在鸣放运动中批评中共者，按照其言论罗织入罪，中共动员各级党组织对这些人加以批判，开群众斗争大会，将其打成「右派分子」。总计全国被划为 「右派」者有55万2,877人之众，而且这个数字只是1980年代以后中共官方愿意承认的数字而已。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决非偶然，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的。笔者认为，研究者欲探讨毛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应先探讨毛的知识分子观。毛泽东一生曾多次发表谈论知识分子的言论，他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时而肯定，时而贬损，往往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因此，要研究毛的知识分子观并不容易。本文透过疏理大量文献，结合毛的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毛的知识分子观。

关键词：毛泽东、知识分子、反右运动

引言

1

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乃是一场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动员知识分子批评中共的缺点错误，然后将在鸣放运动中批评中共者，按照其言论罗织入罪，中共动员各级党组织对这些人加以批判，开群众斗争大会，将其打成「右派分子」。总计全国被划为 「右派」者有55万2,877人之众，而且这个数字只是1980年代以后中共官方愿意承认的数字而已。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决非偶然，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的。笔者认为，研究者欲探讨毛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应先探讨毛的知识分子观，毛是否对知识分子持全盘否定态度，或毛氏也曾一度希望，与知识分子合作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毛曾打算与知识分子合作建国，为何最终决定狠狠打压知识分子？这单纯出于毛个人的好恶？还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还是马列主义的影响？抑或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一生曾多次发表谈论知识分子的言论，他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时而肯定，时而贬损，往往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因此，要研究毛的知识分子观并不容易。本文透过疏理大量文献，结合毛的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毛的知识分子观。

• 中共建国前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从总体上讲，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始终否定多于肯定，而且毛氏从早年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不抱好感，对大知识分子更为反感。这与其早年经历不无关系。1918年夏，毛泽东、萧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学会成员到北京。时值法（国）中（国）教育协会中方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组织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萧瑜被聘为协会秘书。毛与萧瑜、蔡和森商谈数次后，决定不去法国而留在北京。萧瑜、蔡和森致信蔡元培，请他帮助毛氏找一份校役的工作，使其能够留在北京半工半读。蔡元培鼓励青年上进，认为校役工作太差，乃致信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请其为毛安排一职。毛遂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左右。由于李大钊不认识毛，只为其安排了一个打扫整理图书馆的工作。1924年，李氏为此曾向萧瑜表示歉意。毛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小职工，月薪八元，属工人工资，难免受到教授和学生的冷待。对此，毛始终耿耿于怀。他对斯诺(Edgar Snow)回忆：由于我的职位低下，没人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对毛泽东而言，早年在北京大学之经历，确实不甚愉快。毛觉得北京大学的知识精英相当势利和傲慢，简直不把他当人看待。毛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或许对方未必故意令其难堪，只是将他看成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理员，没有给予重视；至于毛说知识精英不把他当人看待，则未免言过其实。不过，毛在北大的经历并不愉快，似无可疑。1949年以后，毛一次也没有去北京大学。那时北大校长马寅初诚邀毛前往北大演讲，帮助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但毛不为所动。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寅初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毛泽东一生对北大兴趣淡薄，并不重视马寅初的邀请。后来毛虽然为北大亲书校名，但他对北大似乎是不甚热情的。由于知识精英轻视和冷落毛，使其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与人生道路。毛决定放弃跻身知识分子行列，选择从事农民革命。而且，知识精英对毛的歧视，使其对知识分子产生不平衡心理，而且这种心理伴随终生。后来毛发动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固然有各种因素，但由于自身的经历，使这些运动具有浓厚的个人风格。后来毛在给其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如此写道：

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

毛信中所谓几乎人人都要经历过的社会常态，可谓毛的夫子自道。清末民初之时，人才辈出，北京更是冠盖云集。精通国学的有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留洋的有胡适、傅斯年等人。毛在湖南第一师范固然算得上出类拔萃，但一旦到了北京，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他既没有留学的经历，不通洋文，又没有著书立说，在学术界并无成就。毛虽然是一个幸运的胜利者，但他同样有被留学生和大教授轻视的经历。

1921年，根据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的发言可知，纵然此时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仍认为：

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 。

由是观之，毛此时虽已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惟毛仍将教师、记者之类的知识分子工作视为理想职业。同时，他又深感自己如果做一名「专用脑力」之人，相当辛苦。毛一方面欲以知识分子的职业谋生，一方面又苦于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1920年11月，毛在给罗荣熙的信中就明言自己的感受：

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

诚然，毛并非无缘无故不满「专用脑力」生活，乃是他受到伤害后，希望改变工作环境，暂时放弃脑力劳动，宁愿从事体力劳动。毛这类被主流知识精英轻视的边缘人，往往对当时的知识精英与主流文化怀有敌意。在承平之世，他们往往无所作为，但一旦生逢乱世，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成为颠覆现有秩序的造反者。根据余英时的研究，中国史上的造反集团，其领导主体从来不是务正业的农民，而是形形色色的边缘人。如黄巢为盐枭、李自成是曾为站卒的乡村无赖、洪秀全则为客家籍的不第秀才，是双重边缘人。边缘人在治世难有展布，惟一到乱世则有大显身手之机。近百年来中国之动荡，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故20世纪成为都市中国边缘人最活跃的时代；而「革命」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活动场所。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中，明示知识分子乃是共产革命之对象。原文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类「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而以「反动派知识阶级」为重点。原文如下：

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

关于第二类，原文说：

「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类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因为他们「染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国的洋气」，而且与教会、买办阶级有联系。「中产阶级的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

在原文所列的表格里，关于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栏中说：

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关于第三类「小资产阶级」，原文说：

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类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欢迎（革命）。」

至于第四类和第五类均没有涉及知识分子，故不一一赘述。

原文结束语说：

谁 是 敌 人 谁 是朋友？我 们现 在可以答复了。一切勾 结 帝 国 主 义 的 军阀 、官僚、 买 办阶级 、大地主，反 动 的知 识阶级 即所 谓 中 国 大 资产阶级 ，乃是我 们 的 敌 人，乃是我 们 真正的 敌 人：一切小 资产阶级 ，半 无产阶级 ， 无产阶级 乃是我 们 的朋友，乃是我 们 真正的朋友。那 摇动 不定的中 产阶级 ，其右翼 应该 把他 当 做我 们 的 敌 人，即 现时 非 敌 人也去 敌 人不 远 ：其左翼可以把他 当 做我 们 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 们 要 时 常提防他，不要 让 他 乱 了我 们 的 阵线 。我 们 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 们 的真正 敌 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 敌 的中 间 派有多少？有四百万。 让这 四百万做 敌 人，也不枉他 们 有一 个 五百万人的 团 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 铺 唾沫。

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 团结 起 来 ！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投身革命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持基本否定态度，把中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毛对知识分子持基本否定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知识分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从事生活劳动之时，没有所谓知识分子。只有当原始公社崩溃，奴隶社会出现后，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开始有了若干剩余产品，文字也渐渐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开始分工，知识分子遂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一定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发展阶段，即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据马克思的说法，原始社会是共产公社，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政府和法权。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尚未分开，社会上没有文化教育事业，没有专业的知识分子，只靠长者向后辈传授生活和劳动的经验。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于是产生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形成社会阶级，从而也出现了国家政权与法权，为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奴隶制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奴隶主贵族，因为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由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再不必使用全部奴隶去从事生产，而可以从奴隶中选出一部分较为聪明的，有专长或特殊技能的奴隶，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文化科技的工作。这一类的奴隶，就是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原是社会出现了阶级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化的产物。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阶级，而必须靠知识谋生，依附奴隶主统治阶级而生存。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通过思想文化的工作，去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专政制度。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除了因为个人的不快经历外，实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不无关系。事实上，在革命过程中，中共不少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均持怀疑态度。反观中共建立之初，不仅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党的主要领导人均为知识分子。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即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和包惠僧，都是知识分子。当时中共在全国总共只有53名党员，也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是故，中共成立之初，乃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党。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共后，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党内迅速掀起一股怀疑和排斥知识分子的潮流。其时，苏共正轰轰烈烈进行反「托派」之清洗运动，而「托派」多为知识分子。为此，苏共规定，工农党员经重新登记，可直接领取党证，而非工农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在接受训练的中共干部，也是学习苏共这种做法的。随着这批中国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他们都广泛传播从苏联学来的「阶级出身论」和「阶级出身论」。从此，这些理论成为中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时国民党不断围剿共军，生存是苏区的头等大事。在军事高于一切的形势下，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往往低于军事干部。

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党从组织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推行领导干部工农化，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怀疑知识分子干部对革命的忠贞程度。1934年，川陕根据地在肃反运动中甚至提出：

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当时，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仇视与乱杀知识分子的情形最为严重。结果，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四方面军中，很多明明识字的干部，为了避免惹祸，宁愿伪装为文盲；夏曦主政湘鄂西苏区时，也杀了许多知识分子，以致在这块苏区中，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陆冬生数人被承认为党员者；毛泽东主持中央苏区肃反「AB团」运动时，也杀了不少知识分子。

1918年暑假，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与蔡和森等人一度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是自己却留在中国。因为没有留过学，在放过洋的人面前，毛就显得缺乏国际视野，不懂得西方文明；毛不通俄文，无法阅读马列经典原著。从苏联回来，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更是长期排挤他，嘲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从1927至1934年，他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1949年，毛到莫斯科访问。从毛与斯大林的对话，就可以充分说明毛当年受国际派排挤之苦况。据师哲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 毛主席 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 」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在国共内战与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主要敌人，乃是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故需要争取除了两者以外的一切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延安时期，中共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使其为中共革命所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讲法才略有改变。1939年，毛指出：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抗战之初，确实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1939年，他写下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乃是他此时肯定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在毛的著作中实属罕见。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 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然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肯定是暂时和有限的。他认为：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 _； 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对毛泽东而言，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力量，并非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社会群体，而是依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员。毛不承认知识分子是群众的启蒙者，反而认为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接受思想改造。另一方面，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也面对来自中共党内的一定阻力。正如毛所言，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明白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中共利用知识青年爱国的心理，高喊延安是革命圣地，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前往陕北。1938年，从5月到8月，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各界人士，就达到2,288人。到1938年12月，抗大有10,000人，陕北工学有3,000人，靑训班有2,000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20,000人。

从国统区投奔中共的知识分子，将延安视为革命圣地，往往怀着过高期望。当他们发现原来延安也非净土，同样有一些社会阴暗面，不免感到失望，并撰文加以批评。抗战初期，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为中共输入了大批怀抱革命理想的知识青年，使中共的革命根据地显得生机勃勃；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的来临，难免对工农老干部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加上双方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格格不入，以致双方出现矛盾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工农老干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党的纯洁性，自然难免会排挤知识分子。延安整风前夕，红军干部王震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当时轰动延安的墙报。他特别注意到王实味的杂文。王氏的文章经常揭露延安的阴暗面，王震看后极为不悦地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据鲁煤回忆：「当时在解放区，知识分子无一例外的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天生是被改造的对象。」

王实味发表文章攻击延安干部的特权现象，实为毛整肃知识分子的关键点。王实味被派到中共中央研究院，担任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因为要将共产党干部许多丑事公诸于世，王写了四篇杂文，总名为「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日开始，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揭露了当时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高级干部「回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小干部则饥寒交迫，「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此外，丁玲、萧军、罗烽等也表达了对中共的不满，写了好些揭露延安阴暗面的文章。王实味文中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反特权思想，以及延安文化人蔑视领导权威的各种言行，令毛感到自由主义、人性论已威胁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与个人权威。遂决定整肃王实味。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 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自唾自弃的辞外，王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至于丁玲等人，则受到严厉批评，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在下一波整风运动中，仍然厄运难逃。作家萧军、何其芳、罗烽、艾青、陈企霞等也遭到批斗。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中，知识分子遭到严重冲击。在长达3年的延安整风和审干期间，几乎所有的干部，被有组织、有计划地逼迫，人人「脱裤子，割尾巴」，「下水洗澡」和「引火烧身」，把包括自己祖宗三代在内的个人详尽历史，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言行，巨细靡遗地向党彻底坦白交代。1942年，毛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毛在该报告明示其对知识分子之态度。表面上，在文化不发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他仍然承认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但他话锋一转，又公然贬损知识分子：有许多知识分子，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接着讲的一番话，在正式发表时被删去了。他嘲讽知识分子读死书：

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们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

诚然，厨师做饭确是一门艺术，惟毛泽东以这种技能来否定书本知识，则未免失之片面。毛片面强调实践之重要，而且将实践等同体力劳动。如此不仅贬低了理论对实践之指导作用，而且抹杀了知识分子对创造和传播知识之贡献。1942年5月，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再一次用工农与知识分子作比较：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长期持轻视和不信任态度。在毛看来，知识分子的头脑，有很多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与思想纯朴的工人农民相比，是很不干净的。毛这种反精英文化的农民观点，使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某种敌意。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毛都将知识分子视为彻底革命的对象，所以他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批判和斗争知识分子，以教育和改造他们。

根据中共党史专家何方的研究，延安整风开创了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何方认为，中共长期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因为国际共运有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中共受到苏共的理论影响，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纪律和容易动摇。此外，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生活作风方面也存在自由散漫、骄傲自满、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等弱点，故中共认为知识分子本身就有「原罪」。

早在中共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的信件中，就对民主个人主义者提出严厉警告，将其称为「人民中的中间派或右派」。他写道：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存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 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 ：「……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那些近视的思想胡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还因为……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有某些相同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毛泽东的上述这些言论，表面上是说给在大洋彼岸的艾奇逊听的，实际上是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严厉警告。这个警告与毛氏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是有逻辑联系的，是对民主个人主义者持怀疑与否定之态度：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早就将拥戴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敌人，认为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旦帝国主义进攻中国，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里，许多人很可能会与敌人里应外合，充当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而当年称其为「人民中间的中间派或右派」，只是为了缩小打击面，是一种统战策略而已。

•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1949-1957 年）

中共建国后，旋即发动土改与镇反，镇压一切反对势力。「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知识分子在农村的根基，也彻底断绝其回家的归路。「镇压反革命」运动显示了中共使用暴力镇压反对者的决心，百多万名「反革命分子」遭到屠杀，使知识分子的神经为之震慑；「抗美援朝」运动，使不顺从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背上「汉奸」与「卖国贼」之罪名，从而使先人和家族蒙羞。

对中共而言，巩固政权乃是当时至关紧要的任务。在毛泽东和中共看来，新政权的头等大事，乃是消灭所有敌对势力，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在毛看来，「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要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人民的生活习惯与社会风尚。要让全国数亿人民行动一致，服从中共的命令，最重要的是将毛泽东思想由上至下，从中国共产党推广到全国；要让人们不仅服从中共的领导和法令，而且要人们具有革命思想，自觉地执行党的命令。因此，思想的「革命化」，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对毛和中共而言，思想改造乃是构建新社会之前提。事实上，自中共建国伊始，毛就要将自己的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他要求所有人承命惟谨。知识分子的任务不是启迪民智，而是改造旧思想，阐释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共的理论政策。然而，知识分子习惯独立思考，不会盲目附和执政者的决策，甚至不平则鸣，批评时政，用毛的话来说：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知识分子的这种性格特征与毛泽东的要求格格不入。对毛而言，「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1949年以后，各种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就层出不穷。从思想改造、批判胡适、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及肃反运动，不但从未间断，而且越演越烈。不破不立，毛发动上述运动之目的，乃是要破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但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要将思想改造引入学术层面，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学术研究的惟一规范。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令不少学界翘楚都受到批判。至于清算胡风文艺思想之目的，乃是要确保自己的文艺理论不受挑战，从而树立毛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将胡风及其友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则是利用国家机器的暴力，罗织罪名，压制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反右只是这种政治运动之延续和发展，是中共建国八年来对知识分子最大规模的政治整肃。镇压胡风集团后，毛迅即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 。

中共估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百分之五左右，硬性定下肃反运动需要打击对象的指针。预设指标搜索敌人，难免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惟毛泽东明白此举可以在群众中树立对立面。透过整肃和斗争这个对立面，使全社会形成一种紧张的气氛，从而对所有人起着政治警示的作用，此乃毛一种相当有效的统治手段。反右运动乃完成肃反运动尚未完成的任务，将「肃而不清」的漏网之鱼一网打尽。

毛泽东在胡风材料的按语中，勾勒了其欲建立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秩序：对被群众揪出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且实行「舆论一律」，严禁出版、言论、结社、集会自由，几乎每个人「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对「反革命方面的人」实行专政，让他们像「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这是「极大的好事」。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之后，毛确立了「阶级斗争治国」之政治路线。透过运动群众推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专政控制阶级敌人，凭借「国家专制权力」（state despotic powers)扫除一切障碍，再按照毛的意志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毛向往的政治蓝图。不过，若因为毛不断打压知识分子，就断定毛完全否定和排斥知识分子，则不免失之偏颇。事实上，毛和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等人均有诗词唱和，并时有交往。但是，这是一种类似执君臣之礼，怀故旧之情的行为，毛并非将他们视作具有独立精神与人格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双方根本不可能平等交流政见。一旦知识分子敢于犯颜直谏，纵然是多年故交，毛也会不假辞色，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冲突就很能说明问题。1953年9月，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批评中共的农村政策忽视农民利益，认为农民生活太苦，令毛泽东大为震怒，斥责梁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不见血」的「杀人犯」，可见毛的雅量确实相当有限。在毛看来，知识分子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用笔杆子杀人」。另一方面，毛深知治国和强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故对一些学有专精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然科学家，毛都加以笼络和保护。例如，在1949至1957年这段期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确实是相对宽容的。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是靠脑力劳动去换取工资，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中共建国之初，为了安定人心，对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将大部分知识分子编入文化教育单位，基本上承认其1949年前的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工资待遇也维持原状，使他们绝大多数继续从事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工作，以用其长；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社会政治地位，再通过他们联系和团结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共同建设新国家。中共还积极争取留居国外的学者和留学生回国。1949年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950年前后，李四光、华罗庚、叶笃正、程开甲、谢希德、赵忠尧、王淦昌等一批科学家和学者，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裕条件，返回中国参加建设。到1952年底，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已接待2,000多名回国留学生和专家学者。

同时，中共明白，若能得到声名显赫，深受社会尊重的知识分子支持，对巩固其政权确实大有裨益，故竭力拉拢他们。例如周恩来曾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劝说其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及轻工业部部长。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投奔中共以后，只是单独生活，却有一个秘书、一个厨师、一个司机、一个护士、一个保姆、两个警卫，外加一部汽车以及四合院住宅一栋。中共建国后，由于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急需大批专业人才协助管理和建设城市。人才短缺确实是新政权面对的难题。中共理论家艾思奇指出：

今天不是人才太多，恰恰相反，而是感觉太少了。我们的教育机关，积极教育培养，仍然供不应求。

历经长期战乱的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建国事业千头万绪，毛泽东深感新政府人才短缺，故必须调整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乃屡次表示要重视知识分子，务求吸收他们加入新政权，为其建国大业效劳。1955年，毛就批评中共各级党组织，在过去六年没有放手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

镇压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毛泽东便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在中共党内挖出一批「反革命分子」，使毛的统治更加巩固。1956年，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完成，建立了生产数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地主富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被彻底消灭了，政权机关、法权机关、国家暴力机关与大众传媒，也俱为中共所掌握。毛这时不免顾盼自雄，希望中共能够广纳人才，利用知识分子的技术，为其建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毛遂决定放宽知识分子的入党标准。由于中共建国之后，不断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忙于检讨自己的历史与思想错误，难以安心工作，发挥才华。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毛汇报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第二天，毛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决定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彭真、陈毅、利瓦伊汉、周扬、胡乔木等参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及各部门、各方面的负责人共1,279人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比较客观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现状，肯定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确有巨大进步，并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也讲了话。毛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就三十年，最多一百年就差不多了，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同志们回去要向各方面说清楚这件事情。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

他号召：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组织下，汇集600多位科学家，并邀请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数月反复论证，编制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的指导下，规划纲要提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并确定12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项目或课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在这个规划里，提出要大力扩大科学技术人员的队伍。当时中国专门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是6万2千人，计划规定十年以后要发展到20万人。4月16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检查及改善当地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一是迅速解决缺少助手的困难；二是积极地解决房屋、实验用土地和基本建设的地皮等问题；三是切实改善图书、文物、档案和各种资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利用的状况。

然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他最希望团结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毛认为知识分子思想复杂，须要长期改造方能放心使用。上文提到，1956年，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宣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提法，因为自从中共建国以来，知识分子都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不受信任。如今周恩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这决非只是一个称号问题而已，乃是肯定知识分子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可以放心使用了，他们不再是外人了。然而，在随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并无使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提法，而是说：「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由是观之，毛认为知识分子并未彻底改造，仍不能将其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表面上讲，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没有什么重大区别，都是靠劳动自食其力，不是剥削阶级。然而，在中共的政治术语中，「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指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劳动人民泛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非敌对阶级，虽然也算是一个正面的称号，但是劳动人民只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的。不仅如此，这份文件还指出：「要继续改造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觉悟，必须同时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

在毛泽东看来，团结知识分子无疑是正确的。他们的学识才干与专业技术，对巩固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确有用处，毛指出：

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但是，毛泽东认为对知识分子既要团结，又要对其实行长时间的改造，因为他们的旧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过来。毛指出：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

是故毛对知识分子是疑而用之，且用且疑。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毛泽东一面宣称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动员知识分子自由争鸣，批评中共的缺点，帮助中共整风；一面又坚持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既宽泛又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可以指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可见毛的知识分子政策是相当矛盾的。毛一方面希望延揽人才，使知识分子竭忠尽智，为中共效犬马之劳，一方面又不信任他们，认为他们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不能将其视为自己人。如果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就表示没有必要对他们长期改造了。这样，知识分子就容易会自恃拥有知识，不会完全服膺毛和中共的领导。如果继续将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可以使其有原罪感，不敢骄矜自满，当其不听话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加以整治。正因如此，毛一再将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年9月，他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这样说：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即使在号召知识分子鸣放，帮助中共整风之时，毛泽东仍然没有改变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行列之说。1957年3月，毛在接见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

四天之后，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重申其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更充分表明他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不信任，他说：

这么一大堆知识分子，有些是工农化了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了共产党。有些没进，但是很接近我们。积极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只占一小部分，大概占 10 ％，或者多一点，据江苏说有 17 ％。另外一头，他们是有敌对情绪的，但不是特务。他同我们敌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勉强的接受，没有办法，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可能有百分之几。中间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没有这么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们是中间派，动摇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赞成，也读了几本书，但是没读进去，就是读在这个上面（指额头上面），没有进到里面去。

考知识分子有个办法。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戴一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些。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里的社会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有的时候，是可以分的，也是应该分的，但是讲到世界观，可就难分了。你说，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啊？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是后头学的，而且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跟敌人做斗争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还离开得这么远，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拢来。他跟工人、农民没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农民有话也不跟他们讲，他也看不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就翘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气。因为他读了几句书，的确有些神气。劳动人民看见你那个神气，看见你那个样子，他就不舒服。

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表明他对知识分子并无好感，甚至怀有敌意。他认为知识分子看不起工人、农民，将知识分子比喻为狗，要泼一瓢冷水才能使其清醒过来。本来，在毛的统治下，知识分子要争得「小资产阶级」的称号，就很不容易。如今毛说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根本就分不出来，实际上是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根据中共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属于剥削阶级，是无产阶级必须消灭的敌人。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无疑是将其划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如此一来，毛的讲话，就为3个月后发动一场打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既然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分子，仍然需要长期改造，那么他们鸣放的言论，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即使不是存心要推翻政权，至少也带有不少错误和「毒素」。毛鼓励鸣放，让对中共不满的知识分子，大吐「毒素」；让潜伏在社会不同角落的敌对分子，原形毕露。果然，知识分子因长期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积累了许多怨气，在鸣放运动中对中共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利瓦伊汉从六个方面概括当时的「右派言论」：

1. 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

2. 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

3. 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 运动；

4. 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

等根本政策，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

线，提出私人办报，办新闻社；

5. 他们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 = 代名词；

6. 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当这些「蛇」引出来后，就更能证实毛泽东的判断不虚，中共遂据此论证反右运动的正当性（legitimacy）。有研究者指出：

既然右派分子的进攻「极为猖獗」、「极为狠毒」，那么把这些毒草锄了当肥料，也就顺天应人了。这是中共至今不愿承认反右斗争在政策上犯错，只愿承认「错在扩大化」的最根本理由。同时，对右派分子的「摘帽」只称之为「改正」，而不是「平反」，原因亦在于此。

反右运动开始后，当然不能再让鸣放时期右派放出的「毒草」蛊惑民心。被打成右派者，从此被剥夺发言权；其余侥幸过关的知识分子也噤若寒蝉，从此再也不敢放言无忌了。如此一来，官方虽然没有明令废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反右之后，这个方针也就名存实亡了。中共要推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必须依靠和重用知识分子；要巩固思想统治，控制思想领导权，又必须贬抑知识分子，挫其傲气。这个矛盾，中共始终无法解决。

1957年 4月24日，北大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和贺麟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毛泽东当天看了以后，对他的秘书林克说：

教条主义学问不多，未摸清旧知识分子的底，而旧知识分子被压迫了一下，他们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摸清了我们的底。因此，现在应该压一下教条主义，埋头几年学些学问，纠正教条主义，将来主要还靠他们。现在旧知识分子尾巴翘起来了，但最后教条主义纠正了，用说服办法来说服旧知识分子。现在旧知识分子威风了，教条主义抬不起头，会不会乱，不会乱，因为群众有鉴别力。

从毛泽东的言论可知，「他们」和「我们」，在毛心目中是泾渭分明的，即使是「教条主义者」，也还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将来主要还靠他们」；而「旧知识分子」，就是毛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说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永远都是外人，即使学习马列主义，也是为了摸「我们」的底，是不可靠的，而「他们」现在的威风是一时的，最终还是要压「他们」的。这就是毛对「旧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的这种思路，是一种「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教条主义」者即使学问不多，工作方法粗暴，毕竟还是自己人；「修正主义」者是异己，其危害程度比「教条主义」者严重得多。然则，毛所谓「旧知识分子翘尾巴」又何所指呢？此乃中共与毛面对的一个根本矛盾：中共是靠动员广大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共建国后，遂在干部政策上全面贯彻阶级路线。中共这种做法，一方面由于工农干部对建立新政权确实立下汗马功劳，中共打下江山后，自然要论功行赏；另一方面，中共认定工农干部比知识分子干部忠诚可靠，其对革命的贡献也比知识分子干部突出，故中共偏重提拔重用工农干部。朱正指出：

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做对他们过去功绩的酬劳，却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 …… 当拿不出足够数量懂得专业的党员去担任领导干部的时候，也就只好拿一些不够条件的去充数了。

事实上，工农干部最大的缺点就是文化程度偏低，有的甚至只处于刚脱离文盲状态。如四川省《富顺县志》记载，该县除了刚刚上任两年的书记文化水平比较高之外，从1949年12月到1981年的32年间，这些书记大多数都是小学和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小学生4人，初中生7人，高中生2人，大专生2人，大学生1人。小学生和中学生共13人，其中初中生和小学生占大半，这当中有3个四川人，14个北方人，1个浙江人；同一期间担任县委副书记共38人，其中小学毕业生10人，初中生19人，高中生4人，中专和简易师范生6人，大专3人，其中小学生和初中生占大半。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虽然怀疑和压制知识分子，但又有依靠知识分子的现实需要。这种需要之范围甚广，包括经济、科技、教育、宣传，甚至包括阐释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共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只培养了自己的党政军干部队伍，但并未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如今中共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要掌握各种专业知识、就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要受专业知识远逊自己的中共干部指挥，自然会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毛在1957年初也并非完全否认，中共确实面临这种挑战。他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句话，「有一半对，一半不对」，确实，「在自然科学的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上不懂，没有法子领导」；但是，「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

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

反右之后，凡是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人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毛泽东还专门发表讲话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 行是一个普遍的一般规律。去年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右派和中间派都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而内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我们共产党、工人、农民、干部对当教授一般是外行，人家一攻，我们是认为不能领导了。过去我们批驳右派不系统。……政治是管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就是你们在座的同志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工程师瞧不起我们。我们有许多人觉着自己不行，有点自卑感，是不对的。他们现在还不服气，还没有驳倒他们，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因为右派，中间派还看我们不起，我们要找出道理驳倒他们，一万行你只有一行嘛！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很困难，叫梅兰芳当总统行吗？他只会唱戏。

毛泽东有一种危机意识。中共乃是一个以阶级斗争得天下的革命党，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建设时期，毛忧虑它的领导面临合法性（legitimus）危机。那么，毛有何对策呢？他提出治本之策，是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他设想：

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

在当时，纵然是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也为数不多，据统计，到1957年，全国共有党员1,272万人，其中工人党员174万人，农民党员850 万人、知识分子党员188万人，其他成分党员60万人。

是故毛泽东认为，中共要长期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方为治本之策。然而，在中共的知识分子尚未成长起来之前，就惟有迁就现实，暂时向知识分子妥协，但此乃治标之策，只是权宜之计而已。质言之，毛认为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属于毛在1925年说的「反革命」力量，最终仍要将其消灭。只是在中共尚未完全掌握科学之前，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尚未培养出来之前，还需要知识分子为其效力，因此毛可以对其稍作让步，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服从和接受毛和中共的领导，决不能挑战毛的权威。在此前提下，可以给知识分子一点言论自由——此即毛在1956、1957年提出双百方针之本意。惟当毛认为知识分子拂逆己意时，就随时可以收回双百方针。胡乔木说：

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毛主席头脑里，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改变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敌对的心理。他本来跟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民主党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知识分子的一些代表人物，经常有个人接触，经过 1957 年，他感觉到这些人不大靠得住了。……所以，一个思想的方向、思想的潮流如果搞错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确实可以发生严重的影响、损失、灾难。

若然说毛泽东在中共建国之前，对知识分子虽然颇为苛酷，但尚能肯定知识分子对革命也有一定贡献；那么在中共建国后，毛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却日趋明显，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毛对知识分子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了。毛认为：

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皮毛论」。毛不承认有抽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在毛看来，知识分子并无独立性可言，他们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过去他们依附剥削阶级；现在他们依附无产阶级，实际上是靠共产党才能吃饭。根据魏承思的研究，自中共建政后，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结社、言论以及基本生存的条件。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被纳入中共体制内，才会被承认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几乎无力抵抗，因为中共掌握了各种社会资源（social substance）。到1957 年反右之后，中国大致上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不同的侧重点，但其目的是一致的：既要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和专长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又要提防他们反对共产党的统治。为达到目的，共产党政权从组织、经济生活、专业和思想上全面控制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工具化的结果，使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完全丧失了独立和批判的能力。魏认为反右运动后，原先的独立知识分子，大多被划成为右派分子而遭到放逐；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人，为求自保，也彻底放弃了对工具化的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是矛盾和复杂的。从感情上讲，毛一生手不释卷，本人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由于早年在北大受学者名流的冷遇，后来参加革命后，在党内又被张国焘、王明等留苏派歧视，故他确实并不喜欢知识分子，并屡次挖苦批判知识分子；但从理性上讲，他深知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除了可以为其从事物质建设，如发展经济和研究科技外，还能为其宣传各项政策和理论，因此知识分子是他不可不用的敌人。于是，他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与改造两手并用的策略，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也采取不同的政策与态度。在反右运动中，自然科学家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少。195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更发出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开展反右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这里，邓小平在〈指示〉原稿上加写了这样一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这个〈指示〉还规定了：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右派来衡量；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所有知识分子都持敌视态度。他不喜欢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故他主要防范的对象，乃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1957年7月，毛在上海督导反右时就对干部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毛更加难以容忍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往往质疑和批评毛的各项政策和意识形态。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知识分子往往埋首科学研究，其研究领域与现实政治较少联系，故毛氏对自然科学家始终比较优容。

结语

有研究者概括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特征时写道：

民国初年的社会有三大特点：第一、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也是旧传统的延续；第二、中央权力由坚强而式微，地方主义逐渐抬头；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国在加速蜕变中。

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各种势力并存的局面，包括具有革命思想的同盟会、主张与清朝妥协的立宪派、以及满清旧官僚。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央权力衰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在军阀混战中，各种思想在五四前后空前活跃。1927年，蒋介石领导北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各地仍然存在地方实力派，对国民政府往往阳奉阴违；中共也建立革命根据地，与国民政府对抗，蒋介石只是完成了表面的统一。

在1949年后，中共统一全国，建立了新政权，与辛亥革命之后由统一到分散完全不同。中共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政治、经济和思想，将全社会组织成一架集中统一的大机器，集中统一的政治，集中统一的经济，自然需要集中统一的思想。惟其如此，方能保证这架大机器按照统一的意志顺利运行。正因为要保持「思想一致」，正是中共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之症结所在。此乃党国体制（party-state）的根本问题，纵然是最高领袖也难以轻易改变。当然，毛个人的性格与作风，会使中国的政治运动具有毛的个人特色，如文革时将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使知识成为罪恶，在社会上造成敌视和轻视知识分子的气氛。然而，若将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完全归咎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则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东欧集团、北韩等国的论述中，「知识分子」早已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北韩甚至将党徽都修改为代表工、农、知识分子三个因素的图像，但这完全不妨碍苏联、东欧集团、北韩等国对教育、研究人员的严酷整肃。诚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提倡的，惟终毛之世，他从未践行这些承诺。因为若容忍知识分子自由鸣放，就难免会出现怀疑和批评毛和中共的声音，从而损害毛和中共的权威和声望。

笔者认为，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反智运动。它不但要消灭心怀异志的知识分子，就连丁玲、冯雪峰等左派知识分子，都在打击之列。从拥护还是反对中共领导的角度而言，将服膺中共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确实是混淆矛盾，敌我不分。从全局观之，中共当时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在群众中还享有较高威信，似乎不必发动反右运动，如此兴师动众去整肃知识分子。然而，从全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执政者要将自己的价值观灌输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头脑，要每个人都成为按照执政党意志行事的「齿轮和螺丝钉」，而不能容许出现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批评和意见。夏衍晚年回首往事说：

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 1957 年的反右派， 1959 年的反右倾、拔白旗， 1964 年的文化部大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其实，无论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中共都难以容忍，因为这表明中共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收效甚微，尚未打碎其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就证明他们越不听话，对共党就越是离心离德。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指出：「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共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往往带有「自由主义」倾向，与共产党中国「组织起来的社会」(organizational society)和「意识形态体制」(ideological system)，确实格格不入。中共号称无产阶级政党，但因工农阶级知识不足，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国政，故其领导层主要仍由知识分子构成，形成矛盾。而因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分类上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必须进行改造，使他们彻底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两者之间遂形成矛盾。中共除了不能容忍对党和领袖的批评，也不能容忍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质疑和修正。任何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质疑和修正，都会受到批判斗争。反右运动之后，毛对知识分子的知识本身也持否定态度。1958年1月，毛在南宁会议上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同年5月，毛又在成都会议上提倡鄙视教授们的学问，宣称：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只能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一旦他们不肯俯首听命，自恃拥有知识向党「闹独立性」，甚至质疑中共的各项政策和意识形态，他们的知识再多也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冯天乐系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

引用书目

一、文献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