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吗？——文化与政治制度

2019-12-15 作者: 懦夫斯基

达摩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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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读者：刚开始接触自由世界政治讨论，对政治理论几乎一无所知的新难民。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中国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人活该被独裁压迫。这也许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成分，但却对推动民主化没有益处，反而是帮助党国鼓吹其统治正当性了。

文化是什么

最初，人们认为，文化是客观的存在，从古至今地传承下来。这种看法，被学者们称作原生论。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多，对历史的梳理越来越有体系，人们开始认为，文化是就是一群人共同相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力量让这种信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文化是想象出来的、可变的。这种看法，叫作建构论。类似的思维之下，还有人再进一步，认为民族的概念也是想象的共同体。

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一群人的政治文化。

自古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某些政治体制更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文化，有些文化适合民主，有些文化适合独裁。

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中就曾说过，威权适用于亚细亚，民主适用于雅典。

法国的孟德斯鸠也相信文化和政府制度有相适应的关系，他认为皇权适用于欧洲，专制适用于东方，民主则适用于古代（指欧洲的古代），某种文化适用的政治制度输出到另一种文化，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事件。

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说，不会有人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驾驭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因此，密尔认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和制度时，要把既存的风俗民情纳入考量。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另一个说法：”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但是，密尔同时也认为，文化具有可塑性。也许某个理念对于某种文化来说很陌生，但是如果持续地接触、讨论这个理念，假以时日，人们会逐渐熟悉它，最终把它纳入文化惯性。

在孟德斯鸠和密尔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化现代化理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带来民主制度，而会带来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才是民主化变革需要的土壤。

如何衡量政治文化

公民文化

在《公民文化》一书中，两位作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归纳出三种政治文化。

村民型政治文化，由于这种文化总结自非洲土著的部落，有些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作部落型文化。

臣民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中央集权的威权制度。

公民型/参与者型政治文化，对应的是民主制度。

一群人有公民型政治文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偏好一步一个脚印的渐进式社会变革，支持现有的政治制度，生活满意度比较高。

两位作者认为，只有公民型/参与者型的政治文化，才更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也更有可能维持民主制度。

世界文化地图

英格尔哈特与韦尔策尔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组织历年的数据，绘制了世界文化地图。他们认为，在当代世界，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以下两个维度上体现出来。

传统价值vs世俗理性价值

传统价值主要意味着：

宗教
传统家庭分工
对权威的服从
以民族意识为荣
反对离婚
反对精神欢欣（例如酒精、大麻、其它毒品）
反对自杀
反对堕胎

世俗理性价值主要意味着：

淡化宗教和传统家庭角色
反抗权威
以世界主义为荣
接受离婚
接受精神欢欣
接受自杀
接受堕胎

生存价值vs自我表达价值

生存价值主要意味着：

强调物质和经济安全
倾向于以本民族作为思考中心
人际间信任与宽容较少

自我表达价值主要意味着：

强调性别、性、种族的平等与多元化
倾向于以世界和环境作为思考中心
人际间高度信任鼓励个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用这个两个维度建立坐标系，根据2014年数据，英-韦世界文化地图如下：

英-韦世界文化地图2014版

文化现代化理论与英-韦文化维度，可以很好地描述历史上的两波民主化转型。

工业化时代，一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传统价值，逐渐偏向世俗理性价值；后工业化时代，一批国家的政治文化从生存价值，逐渐偏向自我表达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处于这个坐标系的左上角。也就是说，重视世俗理性价值和生存价值，轻视乃至反对传统价值和自我表达价值，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显著特征。（但反之则不成立，不能说只要重视传统价值和生存价值，就是共产主义。）

再论文化与政治体制

说到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就不得不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国内支持其观点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正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本文就来唱唱反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注于研究宗教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西方把某些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观，与民主制度捆绑在一起，强加给其他文明，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他认为，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政教分离等等，是西方独有的思想，根本无法引起其它文化的共鸣。因此，其它宗教下的文化无法与民主制度兼容。

具体来说，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文化、儒家文化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制度；天主教文化的国家，维持民主制度难度比较大；伊斯兰教文化则将永远与非伊斯兰教文化处于冲突之中。

以下是亨廷顿对几种不适合民主的文化做出的解释：

天主教文化强调了教宗和真理的唯一性，阶级森严，而民主需要接纳各种思想的竞争，因此天主教文化与民主完全相悖。
儒家文化强调尊重权威、鼓励公社制度而不鼓励私人权利，与民主完全相悖。
伊斯兰教文化历史上就很暴力，没有对宗教事务和政治事务做出区分，严重地压迫女性，不但不可能发展民主制度，还会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造成威胁。

这些解释，均是在各文化的教条中，寻找与公民文化不一致的部分。然而，亨廷顿忽略了，所有这些文化，都既有不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也有适应民主制度的教条。

儒家文化虽然对公民社会、法治、个人权利等理念一无所知，但是同时也有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认可人民对无道统治者有权反抗，且不抵制宗教的多元化。
伊斯兰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适合民主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在其教义中，舒拉（Al-Shura，大意为”协商”）、伊制马尔（Ijma，大意为”公意”）、伊智提哈德（Ijtihad，大意为”创制”，即对经文的重新诠释）、麦诗赖海(Maslaha，大意为”公益”)等概念，同样可以为议会制政府、代议制选举、宗教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对神权的强调，可以对政权形成制衡。

每一种文化都既可以找出促进民主的教条，也可以找出妨碍民主的教条。既然如此，讨论某种文化是否能够发展或维持民主制度，就成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我们说，大中华文化圈的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中东的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时，其实是在基于当下的情势做出判断，从状况倒推原因。目前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是新教文化国家，我们就说新教适合民主；伊斯兰教国家少有民主，我们就说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合民主；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我们就说儒家文化不适合民主。这实际上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评判某种文化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应当放在时间尺度上，纵向观察，还要考虑文化的可塑性。

回到英-韦世界文化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当中，党国的位置很奇葩，与其它民主化程度较好儒家文化国家相比，更加重视生存价值，反对自我表达价值。体现在坐标系中，就是从一个圆润的色块中，歪歪扭扭地突出一块。这种偏离，很可能是党国这个政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这也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一致。党国删帖封号乃至焚书，镇压各类宗教，歧视少数群体，把经济发展当作头等大事，相信异见者是”闹事、想要天下大乱”，是极端重视生存价值的体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阻力，主要在这一维度上。

单一宗教代表的传统价值，只会把中国从世俗理性价值推往传统价值，这并不能”救中国”。推动宗教自由，才是推动中国从生存价值向自我表达价值转变。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积极地皈依某种宗教，而是不论自身信仰，所有人成为所有宗教的盟友，为其自由摇旗呐喊。每个人如何看待政治制度，就是这一群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选择如何思考，中国的文化便将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