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雪忠：武汉疫情爆发的政治启示 @ 博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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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人民最严密的政府，一定也是保护人民最无能的政府， 这是一条与物理法则几乎一样可靠的政治法则。
这是因为：
（1）即使是专制或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保护与服务民众的资源；
（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政府保护民众的意识和能力，就像一群长期严密管控囚犯的狱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现健康危机时，立马就能变身拯救囚犯的爱心天使；
（3）由于专制政体的逆淘汰机制，只会将那些品性和能力极差的人，送上各种极为重要的官位，这些人平时人五人六、作威作福，一旦面临重大危机，就一定是六神无主、进退失据。
（4）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也不受民众的控制，官员和民众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两者完全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官员们因而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身染恶疾，且求医无路、求生无门时，各级政府官员仍在聚众欢庆、歌舞升平，这就一点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有不少人在网上呼吁，要对武汉地方官员进行问责。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又像以往一样，让上层官员来对下层官员打几板子，是不可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的。比如，湖北省因要开人大会议而不如实公开疫情，我们会为此感到愤怒，但在全国两会期间，难道不是也一直要封锁负面消息，以便营造一种上下祥和的假象吗？

中国现行的落后政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权利的前现代政体，是绝不可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然后却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在前现代政体下，一个国家必然会分成两群人：一群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统治者；一群是唯唯诺诺、仰人鼻息的被统治者，而前一群人竟会真正关心和在乎后一群人的死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即使是在现代政体下，人们也不是“依靠”政府来保护和服务自己，而是“利用”政府来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服务。

也就是说，为了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更安全、更有尊严，全体国民共同表达政治意志（主要是制定宪法），来创设必要的政府机构，并委托部分国民行使政府权力，同时又用宪法持续而严密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使政府权力的人，就不是和其他国民泾渭分明的统治者，而只是由国民选任出来，在一定任期内履行公共职责的受托者，并应始终受到国民的监督和控制。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只是全体国民实行自我治理的中介和手段。现代政体下的政府，它的权力虽然应是有力的，但也必须是有限的。 政府权力应该强到足以履行正常的职能，却不能强到压制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武汉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不但政府会采取及时而高效的行动，而且媒体、专业人士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可以从各方面为应对危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可见， 此次疫情爆发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只是问责几名地方官员这么简单 ，而是必须要将政治转型提上全社会的议事日程， 必须用一个体现政治竞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社会自治等原则的现代政体，取代这个腐败、无能和不公正的前现代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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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亡国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他下令 @ 网易》

崇祯为什么亡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

崇祯作为亡国之君，是一个悲情人物，尤其是他在上煤山的时候还能回望京城大火，说一句苦吾民耳，更是让后人唏嘘不已。加上清朝初期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各地的反清复明活动也一直持续不断，但大多数都要和崇祯扯上一点关系。可以说，在清初的一段时间，崇祯的声誉反而越来越高了。

崇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勤政。在明朝的皇帝里，除了太祖和孝宗之外，可以说就没有比崇祯更勤政的皇帝了。而且，因为孝宗时期对阁臣还是比较尊重的，也比较倚重大臣的辅佐，但崇祯不同，崇祯时期虽然在制度上也还是沿用了之前的内阁制，但是因为他很勤政，而且对阁臣动辄斧钺相加，所以内阁实际上形同虚设。在这个意义上，崇祯时期的制度也是最接近朱元璋时期的。

官僚制发展到明朝，已经非常成熟了。甚至在有些时期几乎处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但它也还是能够自己正常运行，并且应对一些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武宗时期，武宗天性活泼好动，比较爱玩儿，不怎么理朝政，甚至内阁大臣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体系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转，平定了当时波及整个中原腹心地带的叛乱。

官僚制差不多就是在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来回摇摆。一种极端状态就是武宗时期甚至万历这种情况下，皇帝几乎不管，但是官僚体系仍然能够正常运转，完成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也就是说，可以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正常运转。另一种状态则是被驯服之后的状态，也就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无论什么情况，哪怕是天塌下来，它也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运转，完全不理会现实的危机。

崇祯亡国时候，所有人都等他下令

朱元璋时期，通过胡惟庸案就差不多让官僚体系成了第二种状态，但是因为他杀伐果断，精力充沛，所以他实际上兼任了宰相的功能，每天从天不亮刘开始批阅文件，到夜里很晚才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加上他手下还有大量参加了创业过程的开国功臣，所以能力还是足够的，运转起来也没有问题。他下发给各级官僚的任务，也都能够完成。

崇祯面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了。明朝的官僚体系经过万历末期和天启时期的混乱，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正是需要恢复和培育元气，并且逐步消除党争，让整个官僚体系重新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崇祯登台之后却没有这个耐心，因为边疆危机始终无法解决，而内部又很快出现了叛乱，所以崇祯始终处在比较焦虑的状态，没有耐心来缓解危机，总是急于求成，最后一事无成。

也正是因为他在心理上的过分焦虑，让他在对待大臣的态度上处在两个极端之间，很容易一见钟情，但是如果出现一点失误，又会完全失去信任，甚而直接诛杀。所以， 崇祯一朝阁臣变换非常频繁，被杀的被杀，被贬的被贬，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只能顺着他说的人，或者干脆不说话的人，以不犯错误为自己固宠保禄的主要手段，也没有人敢于任事了。

而且，在这种非常时期，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一个独当方面的大臣，在战争中不敢出错误，只能赢不能输，就算是赢得再多，只要输一次，就要被杀，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如果在承平时期，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是不太容易暴露出来的，但是这种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唯恐出错的状态，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特别明显。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所以并不独立判断，也不自己决策，而是逐级上报，等待上级指示，上级没有指示，他就坚决不动，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而这种逐级请示报告就会导致决策效率很低，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反应非常慢，什么事情都慢一拍。

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的另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反正江山是你的，好了是你的，坏了也是你的，那么兴亡就和我没有关系了，一旦被危机摧毁，也是你的失败， 整个官僚体系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也不会觉得对自己是多大的损失，大不了敌人来了投降就是了。

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上级没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不会去做。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谁这样做，反而显得别有用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这也就是说，王朝中期由盛转衰的时候，大臣的心态都是坐等出事，而在王朝末期，官僚的普遍心态都是天下兴亡，关我屁事。

★《周雪光：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张力》

按：本文为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接受的最新采访的译文，在该采访中周雪光教授对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的成因进行了组织社会学的分析。在访谈中，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张力，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此次肺炎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访谈中，他还谈及了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思考，以及他近期学术研究的方向及成果。原文链接在斯坦福大学官网上，文末附有英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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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讨论了一种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张力。这种张力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显现的？

答： 由于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 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 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 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

在现任领导下的几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中央集权。这就是地方政府失效的原因，地方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并推脱责任。其结果之一是，信息从一个治理层级到另一个治理层级被过滤或阻塞。问题每天都会出现，但却从来没有被媒体或公众关注过：其中就有有事故、犯罪、腐败。虽然也有人抗议，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是一个当局无法简单掩盖的极端案例，因此我们暂时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和批评。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中国社会认识到，信息的有效共享对中国社会安宁的至关重要性 。有时我会通过微博上的个人页面发布书评、评论以及对各种话题的看法，前段时间，我在看了HBO拍摄的《切尔诺贝利》剧集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切尔诺贝利灾难。这些都是信息失误，与武汉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自从病毒爆发以来，我的这个帖子在中国社交媒体和其他各种渠道已经被多次分享。

问：中央集权和有效治理之间这种根本的紧张关系对中国的未来有何影响？

答：历史上这种紧张局势造成了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分权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效益，并推动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是由分权所产生的，正是它使中国取得成功。但是，权力下放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因此它又回到了权力巩固的状态，正如我们过去几年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下所观察到的那样。

其次， 资源和决策权越是向上集中，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就越低。这表现在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性，反而给中央政府造成负担。 中国经济的放缓已经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现在，随着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中国经济几乎是在接近停滞。经济停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它将是多么严峻，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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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访谈链接：
https://fsi.stanford.edu/news/coronavirus-crisis-exposes-fundamental-tension-governing-china-says-stanford-sociologist-and

★《 邓聿文：“全国一盘棋”假象下的诸侯政治 @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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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

换言之，我们所看到和感知的中国，一直都存在两个：一个是大一统的、强调“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一个是分割的、以围墙、单位和大院为代表的，各自为政和自保的中国。

前者为统治者所宣扬、推崇和灌输的“历史规律”和政道传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就以“天下一统”为旨归，历代统治者，即使是分裂时代的统治者，也以统一中国为其使命。

后者表面看来被政治所排斥，但确是社会真实运作的“规则”。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它意味着只要在最高权力直接管辖不到的地方，地方统治者就可做“为所欲为”，民间对此有一个更形象的称呼，即“土皇帝”，虽然现在通讯和信息发达，但由现实权力体系和几千年遗传、继承下来的这种政治心态的混同所决定，本质上并未有多少改变。每一个权力单位，都是一个封闭的“小王国”，不仅有一个看得见的封闭围墙，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封闭政治心态。两个“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和谐”地存在同一片土地。

诸侯政治与山头派系

中共的执政，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重了它。自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传统帝制时代，除少数年代给有功之臣和皇亲国戚封国外，虽然消灭了政治上的分封割据，但由于皇权不下乡，仅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保持乡绅自治，基本上等同一个个小的“独立王国”，只是没有武装。这也造成中国人一旦在战乱时期呈现一盘散沙状态。接受这种教训，执政党特别注重“全国一盘棋”，将党的统治一竿子插到底，在制度上避免地方诸侯拥兵自重、各自为政的局面出现。故我们看到，在中共统治下，没有出现地方诸侯直接挑战中央权力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是说，执政党的统治就有效规避了一个个“小王国”。由于政权层级过多，链条过长，信息传递中的“时滞”效应和监督缺乏总使基层政权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尤其是单位制度的实施和全面推广，造成每个单位其实都是独立的“小王国”，因为在改革以前，中国的单位制度基本上是一个小社会，作为全面控制人的一种制度，单位之内，吃喝拉撒睡都管起来，对单位职员来说，无须与外面发生交换联系。改革之后，此种全能型的单位制度只剩下一个空壳，如今人们除工作可能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其他需求都要通过市场和交换来解决，但单位制度造就的封闭心态被保留延续下来，并被单位制度的外在表现——围墙包裹。围墙不但没有随着单位的改革和变迁被拆除，反而由于安全问题而加固，并在整个社会蔓延开。现在城市的每个小区都建有围墙，还安装了探头。人们都在围墙之内工作和生活。中国政府前些年为了改善城市交通，曾经酝酿过拆除单位和小区围墙，打通道路的计划，但动议尚未提出，就遭到社会反对，实施不下去。

改革前期，由于实行财政包干制度，中国出现强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在地方，每个省的财政状况也不一样，像广东、山东、江苏等省的财力比大多数省份都要好，这些财力强的省份，对中央有一定的谈判空间，时被学者称之“诸侯政治”，威胁中央管治权威。这也才有朱镕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削弱地方财力进而削弱地方权力，免得尾大不掉，威胁中央。当然，这个阶段的“强地方弱中央”只是相对而言，由于执政党的组织体系贯穿于政府，而它又是一个讲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等级的政党，人事任命大权掌控在执政党特别是中央手上，地方政府还是受中央节制。尽管如此，实力强的地方诸侯也确实会有更多机会得到提拔重用。执政党用人号称五湖四海，但历史形成的山头派系在人事任命中具有很大作用。加之中国人本来地域观念就很强，某个派系和某个地方的官员在某位领导人当政时会受到格外关照，提拔到重要和关键岗位或者重要省份。

官员的体制性懈怠

此种用人状况在胡锦涛时期和习上台初期一度有所改变，一些在中西部贫困省份工作的官员会得到中央青睐提拔，但随着最高权威要打造一种新的全能型举国体制，小圈子选人的情况愈加凸显。比起前任，他更不可能容忍地方诸侯的坐大，其集中权力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一切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势力，不管它来自中央还是地方，保持绝对的政令畅通。然而，现实与规划总有差距，尽管他的指令无人敢违抗，全国看似一盘棋，但只要脱离了其视线，官员们就呈现体制性懈怠，无所作为，逃避责任，欺上瞒下，这实际是一种对唯一权威的消极抗议，也是权力的自我封闭。新冠病毒肺炎的扩散与它有直接关系。因为无人负责，官僚们都不做事，也就白白浪费宝贵的阻截病毒的时间。

同样，由于坐等上面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指令，面对各地纷纷采取封路封市封城措施来防止疫情传播，尽管明知这种极端做法会给民众生活造成极大干扰，但在没有上面明确的指示下，主管部门听之任之。只有在“封城”的负面效应全面显现，上面也发话后，主管部门才行动起来，去纠正这种现象。和 SARS 时期政府的此类回应相比，慢多了，当年 SARS 各地也曾出现今日的封路封城等“封闭式做法”，但公安交通等主管部门意识到它对抗击 SARS 的不利后，迅速制止了它的蔓延，不像如今全面开花。

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

此次疫情各地“封城”，一个直接的催化剂是武汉，如果说武汉“封城”乃迫不得已，得到上面的同意，这一举动带给各地的示范效应就是：在自救的借口下，中央和上面既不会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封省”、“封城”、“封村”等追究责任，它激发起了各地原先潜伏的对中央特别是唯一权威的消极反抗乃至一定程度的地方意识和独立性要求，借助于这个特殊时机，将之变成积极的以邻为壑的“封疆割据”。

之前，在中央的压制下，地方的独立性和“诸侯意识”根本没有存在空间，现在在这种特殊情形下被复活，且以一种过度的形式出现，因为地方父母官都知道，此时以保护百姓为由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上面和中央是不可能怪罪的。这里有一个示范过程，当第一个“封城”没事后，接着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封城。此时若不封城，反而会引发当地民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特殊时刻，对地方的权力主体来说，地方意识打败全局意识，服务于本地利益要高于服务于全局利益。

这种危机时候的做法，虽然不是常态，但却比常态更能反映人们包括官僚群体的真实动机。民语有，大难来临各自飞，各扫门前雪，此次各地“封城”有点类似于此。这才是一个更加真实和残酷的中国，它戳破了全国一盘棋的假象。采取高压手段完全压制地方利益，不让地方有一点自主意识和空间，将政经大权完全垄断在中央甚至一个人手上，以维持一人权威和政治上的全国一盘棋格局，其负面效果，就是造成一个个封闭的权力空间，并在危机时候以一种剧烈形式反弹，为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而完全不顾全局和他人利益，甚至损害他人利益。此乃“新时代”的地方主义以这种曲折方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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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是习近平变态体制可以预期的危机 @ RFI/法广 》

《回声报》社评记者的专栏文章分析这次疫情危机的体制性因素，认为，无论是武汉肺炎，还是此前的香港反送中抗争，都是习近平任下可以预期的危机。

文章写道，新冠状病毒让中国经济受阻，导致数百人丧生，数以千计的人感染。但他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对中国技术官僚体制信誉的破坏。

中共运作缺乏透明，但仍能得到中国人的信任与服从，因为它有效率。在经济领域，它让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富裕起来，在所有其它诸如公共卫生等领域也显示出这种效率。这种效率是政权的基础。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了7个星期。这篇文章作者指出，否认疫情，导致无所作为的最主要原因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建立的变态体制。

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加速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集中推动消费和高科技。 在政治领域，它利用反贪腐运动，将党控制在自己一人手中，建立起毛泽东之后不曾有的个人权利体制，甚至将习思想写入宪法。他取消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彻底改变了邓小平自1978年建立的政绩提拔体制。如今，官员提拔最重要的标准是服从。

武汉肺炎危机显示，至少在武汉市，听话官员把持一切。文章引述作家许开桢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观点指出， 反贪腐运动的压力使得官僚体制领导人，包括那些高层领导人无所适从，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官位。在不知道上级领导的意见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

文章写道，习近平本人2月3日也承认，这次新冠疫情是对治国能力的重大考验。但文章作者就此指出，这场危机是可以预期的，新冠疫情只是一起，但不会是最后一起重大事故。

另一场重大事故是香港。如果不是习近平政权的专越来越转向专制，香港不会出现年轻人如此规模的抗争运动。香港的主权回归之初，人们还希望邓小平式的体制会逐渐开放。香港逐步开始走向民主，港人可以保留他们最重要的自由。但新毛泽东改变香港司法体制，这显示，不是北京向香港的模式靠拢，而是相反。香港年轻人7个月以来一直坚决勇敢地拒绝这种前景。

文章作者预言，中国还在向其它事故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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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控早已上報，中央為保節日氣氛失良機 @ 明報 》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生後，中央如何決策以及中國疾控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引人注目。求是網前日披露，1月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時，就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如今，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幾乎成為眾矢之的，被不少民眾斥責未盡通報職責。京城消息人士指，在1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前，中國疾控中心的有關報告已上呈中央，並建議立即在公共場所採取緊急防控措施，但由於臨近農曆新年，中央領導人要求有關措施不要影響節日氣氛，防控因此錯失良機。

京城消息人士指出，去年12月底，武漢傳出不明原因肺炎後，中國疾控中心隨即介入了解。1月初，中心向國家衛健委等中央部門及中央領導通報預警，認為這不明原因肺炎有通過呼吸道傳播風險，應立即採取行動，包括在公共場所防控等。隨病例增加，專家分析病毒後認為，該病毒與沙士病毒相似度極高，中央應及早行動。

向中央通報預警後，消息人士指，1月6日，高福要求啟動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二級應急響應；這是高充分利用其權限調動了預警機制。

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如何應對武漢不明原因肺炎並不是此次會議的重點。在會議上，中央領導人要求要注意防範，但同時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響即將到來的農曆新年節日氣氛。

在領導人輕描談寫的指示下，湖北及武漢當局對肺炎一事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在已發生人傳人病例後，湖北兩會照開，武漢也舉行盛大的萬家宴等聚會。京城消息人士指，包括高福等專家，在中央及地方均未高度重視疫情下，採取包括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預警方式。消息人士指，在制度設置上，中國流行病學、傳染病學等專家，必須向有關上級主管部門通報才能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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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