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幻贵州田野报告二期

2019年12月18日，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与空间生产小组在黄孙权教授的带领下，第二次踏上了西南延绵的丘壑。「乡建中的中国」正被一个巨大网络结构下被卷动着，出发以便思考，行动以便反思，学会在田野中辩证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琢磨社会─技术关系如何共同地形塑我们。

此次贵州乡村扶贫建设调研探访的行程共计7天，贵阳市的花果园社区 (18-19)；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都匀市毛尖镇坪阳村螺丝壳河头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19)，三都县九阡镇石板村 (20)；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万达小镇-标志性地产扶贫(20)；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市楼纳村大冲组楼纳国际建筑师公社 (21)，安龙县坝盘村 (21)，巴结镇南龙布依古寨 (21- 22)；安顺市的紫云县中洞苗寨 (22)；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县大利村妇女织染拟合作社、侗天山居民宿 (22-23)，归柳村，丰登村倚山人手作工作坊 (23)，黎平县茅贡镇粮库艺术中心&乡创学院 (23)，从江县占里侗寨，高增村乡约乡见村寨联盟、从江生态文化社&侗房民宿(24)，黎平县無名营造社，黄岗侗寨创客中心、好声音客栈、村民民宿组群 (24-25)。

自2016年起围绕着“城、乡的空间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次的田野调查实践。贵州田野报告二期系列文章是「乡建中的中国」研究课题下暂时性的田野思考。无论如何，故事带来更多的理论思考，我们在田野间发现的问题、思考和案例书写，都是大时代下中国、山水、群体、个人的共同足迹，提供讨论和批判的基础。

撰文：黄利红

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

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当代艺术与策展研究研究生

一、引言

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同时使得中国广大的乡村走上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中国进入脱贫攻坚战。然而，截至2020年2月，还未脱贫的贫困人口仍有近300万，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50多个。[mfn]收官之年再发力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新华社，2020-02-06[/mfn]2020年的国家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攻克这最后一批深度贫困人口，并同时巩固之前脱贫的9000万人口不再返贫。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国家级别的脱贫运动中，以政府行为作为主导，各种类型的民间主体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地区领导着小规模的乡村建设。这些不同层次的民间力量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模式并赋予了中国广大乡村建设运动以新的活力。本文将以贵州省黎平县茅贡计划和从江县从江生态文化社两种典型的乡村建设案例进行案例介绍和模式分析，以期探得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典型做法之一二。

二、乡村建设运动与乡村建设模式

2.1 二十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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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整个二十世纪，对中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主要有几大方向：新农业生产技术,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农民文化教育以及强调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综合并行。其中官方层面的乡村建设分为两大派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对于土地生产关系偏温和改良性质。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专门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试图领导全国的农村建设运动。[mfn]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页[/mfn]民国时期的共产党则偏向革命激进的手段改变乡村生产关系。1925年起，共产党便发布《告农民书》组织农民协会，开农民代表大会，发展农民运动，成立农民政权和武装力量。新中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包含各省、市、地区行政机构、乡镇机构主导着中国乡村建设。

另一方面，民间层面的乡村建设则因国势分为几个时期：晚清1902年至全面抗日1937年，全面抗日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1949年后因国家政权统一，民间的乡建力量也逐渐被收归国有而逐渐消逝。直到2003年率先提出“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温铁军到了“村治派”最先开始的地方——河北定县，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mfn]欧宁.理想与现实——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J].广西城镇建设. 2013(09)[/mfn] 而后，以建筑师规划师为突出表现的一大批“有识之士”，涌入乡村，开展力所能及的乡村建设。较为典型的如2003年温铁军的后定县实验，2007年欧宁、左靖的“碧山计划”，2007年渠岩的“许村计划”，2009年李昌平、孙君的郝堂村实验等。不同的类型和方法的新乡建案例体现出当代乡建运动的活力，也暗示着民间乡建仍处于实验阶段。

2.2 特殊的脱贫攻坚战略

在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运动中，有一个当下最为突出的时代使命即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国家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 年）》。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中央致力于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创新建立了责任、政策、投入、动员、考核、督查等六大制度体系，出台了两百多项政策。[mfn]黄承伟.论中国新时代扶贫理论实践研究[J].中国经济报告,2019(02):22-27.[/mfn]各省市自治区地方政府相继响应中央部署，分别出台地方的具体扶贫措施。在自上而下的努力中，中国乡村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对以乡村生活为基底的地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3 乡村建设系统理论研究综述

在如此长时间且复杂艰辛的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学者致力于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和模式总结。乡建是一个集策划、设计、管理、实施、维护，还有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素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工作。[mfn]叶强, 谭怡甜, 张森. 寄托乡愁的中国乡建模式解析与路径探索[J]. 地理研究, 2015, 34(7): 1213-1221.[/mfn]现代系统论从整体与部分出发，以整体为核心兼顾要素，提出整体发展是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mfn]常绍舜.从经典系统论到现代系统论[J].系统科学学报，2011, 19(3): 1-4.[/mfn]在全球化的今天，大洋彼岸商业帝国的一个小决策会对中国最偏远乡村产生影响，反之亦然。确实，中国的乡建运动丝毫不亚于任何已经实施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视角解读当前中国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叶强等从系统理论出发综合了国外乡建的模式和经验、基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政策框架为表现的中国乡村建设政策机制、从一般到现代系统理论的研究成果和当下典型乡村建设实践的经验，归纳出中国乡村建设的系统结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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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已经有的乡村建设行为主体视角分类，结合当前乡村建设典型案例，并基于乡村建设系统理论框架中的主体系统视角将实践类型分为五类：政府主导型、资本主导型、技术团队型、乡村精英型和多元主导型。并以分阶段治理机制和主体意识培育机制为乡村建设的新标准，将乡村建设的治理分为三个阶段。

但笔者以为叶群等人结合实践案例的分类方法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其在考虑主体类型中模糊了个人主体和组织主体的区别，模糊了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的分界。因为乡村建设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在建设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主体主导的现象，难以将其定性为单一主体主导类型。且叶群总结的系统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央政策的总结和梳理之上，二级系统的元素偏向于政策目标性，功能层是基于宏观发展方向的分层。由于现实乡村建设的复杂性，政策到达地方要经过多重要素组合，已经表现出难以评判是否是单一政策效果的特点。该系统中，仍然将区域发展政策、工业化、城镇化放在外延系统里。虽其关注到了外延系统和内核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仍然是延续了城乡二元制的治理理念，把城镇化和乡建作为两大独立过程。在系统结构中未体现外延系统的作用其实是内置于内核系统的元素动态变化之中的。

为更细化体现乡村建设实践的行为主体类型，强调系统理论中的治理结构中的阶段性治理和实践层面的功能性目标，结合内核系统中的一级子系统与农业地理区位理论，优化叶群等的乡村建设行为主体视角下的实践类型，并提出新的乡建模式分析结构 [mfn]行为主体的内外区别并非是将城乡二元对立，仅以案例乡建所在的地域之外为外部。[/mfn] 。

其中，进一步将叶群等人的“乡村精英”和“村干部”统为“乡村精英”。因为在现实的村治案例中，乡村精英不一定是村干部，但村干部一定是乡村精英，故而乡村精英在功能作为上是包含了村干部的。将“技术组织”拆分为公益性质和非公益性质，分别归到“企业”和“社会组织”中。

三、脱贫攻坚大背景下的贵州省乡村建设运动

3.1贵州省的脱贫攻坚战

贵州省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经过十二五的努力，十三五期间，贵州省需要扶贫的人口仍旧有493万。截至2019年5月，贵州省仍有47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黎平县和从江县在列。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就脱贫攻坚战出台了“33668”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和精准脱贫“十项行动”。

在贵州省扶贫开放办公室发布的《贵州省“十三五”脱贫攻坚专项规划》中，将脱贫攻坚战分解为五大专项行动。

本文选取的案例所在县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和从江县，两县相邻，同处贵州省与广西省交界处，地理区位因子十分相似。民族人口，从江县以苗族侗族人口居多，黎平县以侗族人口居多苗族次之。侗族是个爱好唱歌的民族，侗歌在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成为社会风习。

从江县小黄村的侗歌已经走向世界，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茅贡是侗戏鼻祖吴文彩的故乡，2008 年被国家文化部公布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拥有侗戏、侗族大歌、侗族木构建筑技艺、古法造纸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有独特的文化景观——花桥和鼓楼。与这些相伴而生的是丰富多样的民族节日。基于以上自然和民族文化资源，两县政府都在乡村旅游上重点投入，从江县重点建设如加榜梯田、岜沙苗寨、小黄村、占里村等旅游景区；黎平县则着力打造“百里侗寨 [mfn] 百里侗寨，是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城为主轴，南部肇兴镇和西部茅贡镇为两翼,连接高寅（榕江方向）－茅贡－登岑－地扪－腊洞－高近－流芳－寨南－寨头－青寨－蒲洞－县城（锦屏方向）－肇兴（从江方向）－堂安－平善－滚正－四寨－黄岗－竹坪－九龙－岩洞－铜关－宰拱－述洞－额洞等侗族村寨，辐射沿线3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的山水田园风光和自然风物走廊。 [/mfn] ”旅游精品线路。2019年12月，研究小组去到两县，选取了两例不同操作类型的乡村建设案例进行田野访谈。

3.2 乡建新方法：茅贡计划

3.2.1 茅贡镇与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

被策展人左靖[mfn]左靖，1970年生于安徽。策展人，乡村建设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碧山》和《百工》杂志书主编，曾在国内外策划几十场当代艺术展览和电影展映。[/mfn]称为“茅贡计划”的项目所在地位于黎平县的茅贡镇上。茅贡镇辖区内共有 46 个自然村落，其中 11 个中国传统村落，与周边乡镇的 30-50 个传统村落相连接。镇政府所在地位于黎平县城与榕江县城中间，随着黎平至榕江 308 省道二级路改造通车，茅贡融入黎平与榕江半小时经济圈。下辖的各个村落到底茅贡镇的时间最长约半小时，最短只有几分钟，村落的地域分布较为集中。

茅贡镇的地扪村距离乡所在地4公里，全村都是侗族。村子里侗族文化生态保存良好，2005年，由香港明德创意集团资助创建国内第一个民营生态博物馆落地地扪，馆长任和昕 [mfn] 任和昕，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秘书长，地扪生态博物馆馆长。 [/mfn] 。生态博物馆是上个世纪70年代诞生于法国的前沿文化保护理念，类似文化保护区的概念，在注重村落生产生活的记录和文化传习的同时，引入村民参与村落管理，强调村民是真正的主人，鼓励他们以民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文化，并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用自己的文化造福社会。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将整个村子的生活作为活态的展品，博物馆本身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做生活记录，开发了文创产品但是收效甚微，无法直接作用于村民生活和经济的发展。而2015年12月贵州到广州的高铁开通，打破了黎平县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的经济不发达状况。资本迅速找到这个地区，简单粗暴的旅游模式开始蔓延。作为“百里侗寨”旅游精品线路的重要一环，地处偏僻的地扪面临着成为下一个“丽江”、“西江”的命运。为打破这种粗暴的简单旅游发展模式怪圈，2015年底，左靖与任和昕联合推动，在地方政府的参与下，于茅贡镇推出了“茅贡计划”。

3.2.2 茅贡计划

茅贡计划的工作包括:分批次邀请国内外的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逐步改造乡镇闲置的国有资产；分期建设一系列的文化艺术空间和服务设施，包括艺术中心、民艺中心、书店、旅店等。通过空间生产 [mfn] 空间生产：将乡镇上闲置的国有空间资产，农村里废弃的历史建筑遗产，通过建筑设计工作者进行创意激活再生利用，重新梳理建筑空间的历史属性和文化脉络，变成新生命的空间资产。 [/mfn] 、文化生产 [mfn]文化生产：邀请本地学者、村民与外来的艺术家、设计师和人文学者分工协作,以调研、出版和展览等形式、深人探究和梳理本地文化，使本地民众通过大家的工作重新认识自己的社区，又让外来者得以系统了解本地文化从而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教育和培训当地青年人，吸引他们共同参与建设。[/mfn] 和产品生产 [mfn] 产品生产：将挖掘乡土资源（农产品、土特产品、手工艺品），通过吸纳外来文化创意资源，重新提升创造本土产品价值。构造一个让乡村和城市可以共享自然馈赠的系统，恢复并建立农村与城市家庭互信互惠的生产/消费关系。 [/mfn] 等形式，开创一种混杂的文化经济模式，使外来的资源在此集中和生发；同时，当地的资源不再流失或者外益。把内(本地的资源)与外(艺术设计和商业模式)两个方面联系起来，使乡镇的文化和商业功能足够强大,以便向周边村寨辐射。村寨有条件地接受适度的观光需求，不承载过度的旅游开发，最终使乡镇成为物质、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地，从而保护好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以及乡土文化的传承。茅贡计划的空间区域组成有粮库艺术中心、茅贡乡创孵化中心、乡创公寓、百村百工中心、百村文化中心，百村木构工场等。

3.2.3 粮库艺术中心首展与米展

■ 茅贡镇粮库艺术中心

茅贡镇粮库艺术中心由镇上闲置已久的一座废旧粮仓改造而成。主持改造设计的是梁井宇的“场域设计”。2016年8月28日，作为茅贡计划中“文化生产”主空间的粮库艺术中心举办了开幕展。展厅A为“19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展厅B为“百里侗寨风物志”。以及特别项目——场域建筑和北京建筑大学ADA研究中心关于侗族禾仓建筑的研究成果“禾仓计划”、同济大学王红军博士带领团队对侗族主要建筑形式的研究“侗寨营造实录”。此外，开幕展还包括茅贡计划2016年参加第1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项目“另一种可能:乡镇建设”，以及三个独立设计师品牌：自然家、Phaldesigni和本土品牌“吴天喜”等内容。与粮库艺术中心组合成小综合体的有“茅贡乡创学院”、“接待中心-书屋”、“木屋酒店”，由陈国栋的“無名营造社”主持设计。

3.2.4 茅贡木构产业

■ 茅贡百村百工中心

接着，2017年8月18日-2017年12月31日，在与粮仓艺术中心同属于茅贡计划下的茅贡镇茅贡百村百工中心（老供销社）举办了“米展”，策展人同样是左靖。展览的主办方是贵州省黎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贵州省黎平县茅贡镇人民政府；承办方是黎平县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意在以米为媒介，通过认识侗族的米相关的生产、米食的制作，礼仪风俗习惯的研究，来让当地人和外地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的血脉源流。

■ 木构工厂

当地的木材资源非常丰富，每个村都有木工队，茅贡镇子木匠师傅总数有近2千人。2010年上海世博会贵州馆的木工师傅就是出自茅贡。于是茅贡计划为扶持当地的产业，选择了木构产业作为农业之外的生产性活动来扶持，在茅贡镇上单独建了木构工厂。邀请国外的木构建筑师来指导，同时邀请了四川省有经验的木构团队来传授经验。用意在启发当地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出独立的木构建筑团队。木构工厂里有好几个小作坊，师傅都集中在一起做活。由木构工厂统一接单，分配给师傅做。当时还做了个关于木构的展览。但木构工厂从设计到落地一共持续了近8个月就宣告结束。

行为主体总结： 前期规划阶段由外来行为主体个人左靖和任和昕发起，联合已经在地发展13年的地扪生态博物馆（内部行为主体）。在项目施行阶段，改造当地的镇公有资产势必涉及到当地的镇政府（外部行为主体-乡政府）和寻求上一级县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外部行为主体-县政府部门）。同时，在施行改造的时候，梁井宇的“场域设计”（外部行为主体-企业）和陈国栋的“無名设计”（外部行为主体-企业）、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外部行为主体-社会组织）作为主要的参与主体。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参与到基础建设的工人来自当地的散户即内部行为主体个人-村民。组织百工白村中心&木构工厂开始由工厂接单分配给木工师傅时，围绕着木构工厂的运作已经形成了合作组织，且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木构队。故而，在行为主体中应当考虑到木构产业队这非正式组织。

3.2.5 茅贡计划现状与乡建模式总结

2015年底，茅贡计划启动。在2016年2月29日写就的《黎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茅贡计划的名字为“茅贡艺术家文化创意乡居建设项目”，属于独立于旅游产业的文化产业工程下的子项目。2016年5月26日，茅贡计划参与第15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展。艺术中心的开幕展通过媒体传播，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地政府才开始正式注意到茅贡镇的茅贡计划，并进一步战略升级为茅贡文化创意小镇。2016年8月5日的采访中，左靖透露出已经对政府宣传使用“茅贡镇文化创意小镇”的名字，但当时获得政府的支持不大。2018年10月11日，黎平县组织部石庆硕提到：“将茅贡文化创意小镇建设成为辐射黎平北部乡镇中国传统村落的“集散地”和侗文化推介的中心地……文化创意小镇有四大目标：注重高位推动，打造“茅贡计划”；带活多元业态，打造文化旅游产业综合体；加快文化艺术培育，增加人文积淀；链接精准扶贫，实现资源效益共享。” [mfn] “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范本——黎平县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文化创意小镇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年10月11日 [/mfn] 可以看出从2016年到2018年，茅贡计划由单纯的艺术文化产业项目升级到文化创意带动旅游和就业的综合性项目。

然而，2016年政府的重大项目投入表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茅贡计划。研究小组未找到黎平县政府网公布的2017年重大项目投入表，在2017年度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项目表中也同样未见茅贡计划。2018年的预算公开表中也未有茅贡文化创意小镇。报表显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百里侗寨”精品旅游线路的打造。黎平县十三五规划中，对“百里侗寨”的投入是75000万元，占总规划的1.64%。2016年重大项目投入中，“百里侗寨”投入23802万元，占全年投入1.93%。在披露的资金用途中，大部分在路面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卫生整治方面。

茅贡计划的“创始人”左靖在《碧山》第10期（2017年9月版）中透露出了对茅贡计划项目前景的担忧。而2017年10月，“米展”尚处于展期中，但是政府的资金投入接续不上。2017年年底，承担房屋建设的包工头并未收到该有的工资。2018年上半年矛盾几次升级，2018年6月工人开始集结公开要债，2019年夏天，州纪委下来查茅贡计划资金链断裂的原因。2019年底，研究小组到达项目现场，得知工程建设款还未完全支付。现实是，2019年整年茅贡粮库艺术中心关门休业，即使定时有当地的阿姨来保洁，但是防不住潮湿的白墙渐生斑驳水渍。粮库艺术中心唯一还被使用的功能是夜晚变成旁边茅贡中学早恋小情侣的幽会场所。而左靖在做完“米展”后便彻底离开了这个项目，并未收到应得的报酬。

总结： 茅贡计划作为新的乡建尝试，开辟了乡镇建设的可能之路。虽半路遇险中，但其为保护村寨本身的生活及传统文化不被旅游破坏而将消费活动集中在镇级地域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由于政府同期需要先保障其他项目的投入和建设，未真正将资金投入到茅贡计划。现今，唯一可以拯救茅贡计划搁浅困局的只有期待政府继续投入资金与运营和期待外部资金的进入。但是根据政策要求，政府投入的同时，相应外部资金也需要投入同等的份额。这个规定给投资者造成成本压力，且没有更多元化的吸引投资的元素。因为工程建设债务问题未偿，产权责任不明，预期收益也不明朗，外部资本便不会轻易进入。当地也没有足够经验的运营团队和人才来承担起运营筹划。所谓的合作社都只是听从于乡领导、村干部的行事，村民没有形成真正的自觉生产。茅贡计划在前期调研期间，没有对当地村民的经济情况和生产能力做充分调研统计。在实施期间，以文化生产为主，经济产业接续不上，且配套的餐饮、住宿等投资见效快的旅游设施没有过多考虑，导致计划依赖政府投入和外部资金投入比例过重，一旦政府资金出现问题，项目就会陷入瘫痪。且文化生产依赖人才的支持，当地乡镇没有高等教育机构培育相应层次的人才。当地人仍是以外出务工获得主要经济来源，人才外流严重。茅贡计划的真正实施时间过短，还未起到吸引人才回流的作用。项目的长期生长需求和短期见效需求产生矛盾、本地未有足够支撑的经济产业基础。这几大问题下，茅贡计划搁浅就成为了必然。

3.3 回得去的故乡 看得见的未来：从江生态文化社

从江生态文化社发起在位于贵州省从江县东部的高增乡。高增乡下辖35个自然寨，共有人口15325人，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是一个以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乡。2018年底贫困人口为3923人，政府投入扶贫资金252万元。 [mfn] 数据来源：从江县高增乡人民政府2018年工作报告 [/mfn]

3.3.1 个人行为主体：杨光倩

杨光倩是高增乡人，在上海念大学，后在北京、上海的一些NGO工作过。2014年返乡，2015年正式成立从江生态文化社。本想延续普通的公益扶贫方法：从事乡村教育，筹集来自城市的公益资源如爱心款、爱心物资带到乡村里送给困难群众。但是发现这些物资并不完全适用当地的乡情。有一次，送暖心包给孩子们，冬天里给光脚的孩子穿上雪地靴，却在半路被孩子丢弃。于是开始思考转型。在乡村学校中教孩子们唱侗族大歌时，发现他们唱侗歌时非常的自信。于是转型专注于非遗文化保育工作，并同时致力于发展社区经济。

3.3.2内生性行为主体：从“从江生态文化社”到“侗房”

从江生态文化社是由一群热爱家园的侗族青年人自发组织的本土公益团队，2015年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致力于保护贵州黔东南生态环境及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扎根乡村推动回归自然的本土化艺术教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发起火塘民艺教室、萤火之裳民族校服、侗族民艺青年成长支持计划等公益项目，在村寨建立侗族青年公益创新集聚地和文化公共空间，通过公益旅行和文旅融合的方式，倡导体验经济和公平贸易，改善弱势群体和民艺青年生计，探索民艺复兴之路，激发乡村新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生活。 [mfn] 信息来源：从江生态文化社微信公众号 [/mfn]

杨光倩的工作内容：

1、建立火塘民艺教室。去到不同的民族学校建立不同的民艺教室（火塘民艺教室），教他们侗族大歌、苗族芦笙、水书、铜鼓舞。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区会有教授不同的非遗艺术。从2015年直到2019年，火塘民艺教室已经走过了5年，先后在7个村寨成立：美德村、小黄村、污扣村（苗族）、增盈村（2019年新建）、高坪村、高增村、黄岗村。支持单位：腾讯公益、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贵州省亚桥公益服务中心，东软集团党委、东软工会、东软爱心基金等。 [mfn] 信息来源：从江生态文化社微信公众号 [/mfn]

2、推动公益旅行。通过公益旅行的方式，倡导体验经济和公平贸易扶持手工艺人，融合传统和现代理念，推动传统手工艺再生应用，通过建立生态文化公共空间的方式，为返乡青年、妇女等提供技艺培训。培育村寨导赏员，吸引城市家庭走进村寨有偿体验学习传统手艺。让更多青年妇女能够回归村寨，守护和传承非遗文化，通过自己的手艺，实现可持续生活。 [mfn] 信息来源：从江生态文化社微信公众号 [/mfn]

3、传承侗歌文化。放假时候，在文化公共空间教孩子们唱侗族大歌，举办传统手工艺的技能培训。早期因没有固定的文化工作地点，流动型工作途中困难较大，因而想成立文化体验工坊。最初拟在村民家里成立文化体验工坊，但是因项目收益不可知，遭到村民怀疑，于是成立自己的空间“侗房”。

4、成立“侗房”民宿。在历经4年的艰辛工作后，19年的杨光倩逐渐被村民们信任，工作也逐渐有了起色。但是杨光倩成立的从江生态文化社公益组织并没有直接受到政府相关政策下的资金补助，而是主要依靠公益基金会支持项目的运作。即使每年可以获得来自各方上百万的公益资金/物资支持，留给团队的运营资金也只有1-2万，工作人员生活艰辛工作困难。为解决资金困境，杨光倩带领团队开辟自己的“造血业务”即“侗房民宿”。2017年首个民宿落地高增乡政府旁，第二家侗房也于2019年10月落地肇兴镇对外开业。侗房不仅是一个民宿。它还是一个文化体验站，传播侗族侗歌文化；是一个文创商店，售卖村子里妇女制作的手工艺品；是一个展厅，展示插画艺术家兰才生的插画作品和文创产品。

5、消除青年妇女失业。2017-2018年在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和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从江生态文化社发起“幸福家园—高增侗寨女性公共空间能力建设项目。帮助村子里的妇女通过做手工艺创业、承接演出活动以及作为村子里的研学旅游对接人，带领研学团队。2020年1月16日-1月19日，在上海大世界和保利时光里举行了侗族民艺展演&公益音乐会。是18年文化社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公募支持下在腾讯公益发起筹款，由于只筹到部分资金，一直未能成行，2020年1.16-19日在得到从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上海保利时光里和上海大世界的支持，并在中国青年就业创业基金会的项目资金配套支持下融入侗族插画和非遗文创展览，在集结多方力量后才让这次上海公益音乐会侗族民艺展演落下圆满帷幕。

6、“Idea+设计：在中国青年就业创业基金会的支持下发起侗族民艺青年成长支持计划”公益项目。通过对侗族青年群体进行传统技艺传习、手工艺设计应用能力建设培训、设计师交流平台搭建等，提升侗族民艺青年的创新应用与自主设计能力。将民艺传承创新与改善民艺青年生计有机结合，打造侗族织绣染元素为主的公益产品，带动更多民艺青年获得工作和收益。

7、社区文化教育深化经验探索项目。拟搭建6个社区（黄岗村、增盈村、高增村、小黄村，寨坪、高坪）的民艺教师成长学习支持平台。社区教育是在社区里结合文化传承和生态自然内容的教育，引起社区居民对传统文化和对身处环境的知识学习与反思，社区共同寻找持续生活发展之道。

3.3.3 杨光倩的同行人：兰才生插画工作室

兰才生，2015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贵州黎平，在肇兴侗寨内创立“兰才生插画馆”，以苗族侗族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主题，创作插画，开发衍生文创产品。画风细腻的艺术插画在当地小有名气，受到海内外游客的肯定。他想以插画的形式，让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被更多人喜欢和了解。如今，他不仅在肇兴开创意手工作坊，网店、微信平台，还在家乡厦格村建了电商文创扶贫馆，当选厦格村青年文创协会会长，负责村电商扶贫馆的具体事务。

除了当地的返乡青年，还有来自不同城市，国内外名校不同专业背景，带着一份自己的热情想要为乡建和非遗传承创新做些努力的小伙伴，如目前在从江文化社在职的徐秀雯、苏江鹤、帅对旭、谢琳等。有的之前是城市NGO的项目主管，有的是海归回国，有的曾经是高校教师，有的曾就职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和设计院，如今在从江生态文化社一起致力于公益行动。

3.3.4 杨光倩的工作难点

1、资金获取困难。文化公益组织本身没有经济生产能力，运营资金都是来自慈善基金和爱心企业的捐助。为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需要投入额外的精力进行行政处理工作。且运营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是无法获得基金会的爱心善款支持的。

2、人才缺乏。当地村民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且留守青年多因家事所累，无法全职工作，年轻妇女要同时履行母亲的职责，开展工作较为困难。工作条件艰苦，使得外地来的志愿者无法长时间留下。培育当地青年需要较长时间。

3、当地未有先例，村民不理解。村民们不理解社会工作的概念，不理解文化保育工作的用意。且因工作范围较为广，很难长时间深入的驻地工作，与村民的空间距离较远从而无法弥补心理距离。逐渐的，杨光倩凭借自己的实际工作成果，让村民们逐步接受她的行为，理解她的工作。

4、当地未有先例，政府无支持政策。在申请注册生态文化社时，甚至无法在当地的注册程序中找到先例，耗时1年时间，层层上报才将公益组织合法化。但是近年政府的扶贫任务颇重，政府资源有限，没有涉及到文化社。

3.3.5 从江生态文化社乡建模式总结

杨光倩做为一个回乡服务的大学生，带着在外做社区工作和NGO服务工作的经验和资源。回乡后，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挖掘适合当地的乡建介入模式，选择以民族文化保育入手，以扎根社区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尊严地生活为目标，进行一系列的公益组织和服务工作。在面临着文化社的运营资金难的问题，杨光倩开起了民宿扩展收入来源。侗房不只是简单的民宿更是侗族文化的空间载体。作为乡村振兴下的乡村现象缩影，侗房连接着城市人民的旅游需求和乡村人民的经济愿望，体现了当下乡村建设中的多元经济结构和在地产业化的特点。基于系统理论的主体系统下的行为主体视角，将目前从江生态文化社所涉及的乡村建设行为主体分析。

通过研究小组对杨光倩的采访并对从江文化社的进一步了解，可以发现杨光倩的建设思路经历了几个时期：第一阶段，普通的带公益物品进村扶贫。第二阶段，转向民族文化保育，文化传承。第三阶段，意识到解决乡村妇女就业等实际问题，并着手开发路径。第四阶段，意识到自我造血能力是乡村建设工作者的必须能力，只有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才能实现“时间因素”这一重要乡建因子。第五阶段，逐渐形成乡建综合模式。从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扶持青年民艺教师，开发研学旅游服务项目，开发民族手工艺文创公益项目，成立独立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侗房民宿，到寻求艺术跨界合作开发综合性展演活动项目。目前从江文化社涉及的第一子系统元素已经有：文化、经济、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从演唱侗歌中，乡村妇女获得了锻炼，并逐渐获得成长，积累了可以独立领导表演项目的能力。村民们对杨光倩和她的项目更加的信任，在生态文化社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乡村内生性组织出现。从而为乡村系统建设的工作贡献了越来越多的有生力量。

四、以茅贡计划为代表的乡建模式和以从江生态文化社为代表的乡建模式对比

茅贡计划和从江生态文化社实践所在地相隔不远，具有相似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两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故而在初始经济要素上都没有显著差别。两个乡建案例的起步时间（从江14年，茅贡15年）都极为相似。然而由于二者的行为主体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二者所采用的方法迥然不同。基于行为主体视角，强调治理结构中的阶段性治理以及功能性目标，结合五大子系统元素与农业地理区位理论，研究者认为，两个乡建案例存在以下几点区别：

1、行为主体的类别。可以看出茅贡计划的主持主体为外部行为主体，而从江生态文化社（以下简称文化社）的主持主体性质为内部行为主体。内部行为主体相对于外部来说更具有内生性和可持续性。虽然杨光倩在项目前期也遇到了村民的信任问题，但是经过长久的陪伴，杨获得了乡民的信任。而茅贡计划的行为主体为外来组织/个人，缺乏长久的陪伴和舍身处地的感受，故而与乡民存在相当距离。

2、组织结构的差别。茅贡计划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且其在一开始便是以长期、大规模、综合项目为考量。无论是左靖提出的三大生产，还是当地政府提出的以茅贡计划为核心的茅贡文化创意小镇要带活多元业态，打造文化旅游产业综合体，都是大综合体目标。在执行落地过程中，势必需要大量的资金，且工程项目关联众多，环环相扣，非常容易牵一发动全身。故而，在政府资金接续无力之时，且无相应木构产业保障政策之时，整体项目便搁浅。而文化社最开始从输送公益资源做起，逐步积累起乡建链条。文化社的着眼点在个体，通过以歌带动乡村留守妇女儿童，产生个体内生性发展动力，通过恰当的组织方式，联合起来，达到个体带动整体的脱贫效果。

3、参与到乡村旅游模式中的角色定位不同。茅贡计划初期阶段目标为保护村子里的生态文化，将旅游服务设施都集中到镇的层面。对于乡村旅游来说，茅贡计划的角色定位为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旅游内容的提供者。但是在整个茅贡计划中，没有专门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规划（酒店、饭店、娱乐场所、医院、区域内交通等）。而粮库艺术中心可以作为旅游的内容（旅游目的地）。但是中国艺术展览的市场主体却在大城市里。关于乡村、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来源于实景，但这些景观就在离茅贡镇不远的村子里，故而粮库艺术中心的展览只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一环而不是终点，所以无法达成吸引游客驻留从而产生经济消费的目的。而生态社作为研学旅游的组织策划者。研学旅游有清晰的客户群，有清晰的旅游目的地，有固定的旅游行程规划。借助组织不同性质的旅游目的地（纯景观、活动体验）实现深度游，达到使游客驻留的效果。

4、产业建设的参与程度不同。茅贡计划的定位是组织原本零散的木工队组成木构产业。最终要实现的是木构工厂运营方统一接单，分派给木工师傅做。这样确实可以解决木工师傅的信息短板的问题。茅贡计划原本想实现的合作社，实际中却并没有实现。而文化社参与乡村地区的产业建设则比较浅层，对当地产业的影响较小。虽然为当地调整产业结构，一二三产业融合提供了组织的力量，但也仅仅是帮助留守妇女售卖手工艺品和加入到乡村旅游的组织和服务中。

综上，茅贡计划对于乡村建设的系统建构更为宏大，也更广和深的链接了外延系统中的城镇化、更全面的涉及了系统诸多的元素，更完整的体现了阶段性治理的规律。从江生态文化社对于乡村建设系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元素把握更为深入和精细，并在顺势城镇化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更适合民族文化保育发展的操作路径。

五、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只摘取了两处案例，从案例的丰富性上不足够为中国乡建系统理论的实践提出补充参考。这两处案例存在极大程度的初始要素相似性，只能作为纵向的对照组，如进一步丰富实践案例，需完全不同要素的案例作为对照。茅贡计划的分析中，未获得准确的政府投入资金数额，未了解项目在落地实践到搁浅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故而其案例分析并不完整，是一个遗憾。鉴于学界对行为主体的定义和分类是基于具体学科来分，存在不唯一性。本研究所作的行为主体分类存在一定的不完整性。从本研究只选用了系统理论的主体系统中的行为主体视角来对案例进行分析，未更全面的进行基于其他系统的单独分析。在阶段治理机制中未对各主体的协调合作关系进行详述。系统理论因其更关注项目的结构性特征，关注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未着眼于乡村建设案例中的效果分析，无法从更贴近实际的操作效果层面了解事情的始末，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引用政府文献：

贵州省政府《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贵州省扶贫开放办公室《贵州省“十三五”脱贫攻坚专项规划》
黎平县政府《黎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黎平县政府《黎平县2016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月调度表》
黎平县政府《黎平县2017年度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项目实施完成情况表》
从江县政府《统计局2018年年度报告》
从江县政府《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