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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德主义者砸烂自动纺织机器那刻开始，机器取代人的阴影就一直盘踞在工业社会的上空。人们不只惧怕机器从智能上赶超人类，更惧怕它们即使不超越人脑，也足以大规模取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力。杨安泽另类的竞选过程让机器换人不仅跻身政治论争的焦点，甚至划向了一种新的身份政治。然而，机器换人飞速上升为公众谈资的同时，也同时掩盖和压缩了对自动化导致的其他社会危机的讨论。 

自动化与劳权的倒退

在书籍《正常人之战》中，杨描绘了因为机器和人工智能引入而导致各个阶级的劳动者，包括高薪高技术白领相继失业的社会前景。杨在书中将这种反乌托邦式的社会解体崩坏过程称作“The Great Displacement”，意味着被机器所淘汰的劳力注定会遭遇一辈子的结构性失业，不可能通过社会已有的帮扶项目和职业培训转行进入新的领域。 

通过将自动化视作最大的威胁，杨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左非右，只向前看的未来主义实干家，连他近日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名字都叫Humanity Forward。这种话语一方面试图粘合重整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塑造新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却也不经意制造出一种压倒式的反乌托邦话语：机器大规模取代人力是一个线性、均质、可预测，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式的过程。既然机器才是关乎社会生存的终极敌人，其他社会问题似乎只能成为这场历史浩劫下零散的注脚。这种单向度的描述，忽略了自动化下意识形态的角力，和其不经意间制造出的各类并行和次生危机。 

历史上，关注机器换人问题的学者主要隶属于左翼，比如霍布斯邦把卢德运动看作欧洲激进劳工运动的先声和有机组成部分。但当代的自动化与劳工论争，却吸引了各个领域，不同学科与政治立场的人士。右翼加速主义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积累进一步模式跃迁的机遇，甚至认为机器才是资本主义最终形态本尊。另一个极端上，左翼加速主义者兴奋地推出了异女权主义（Xenofeminism）和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宣言（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认为自动化将加速后性别、无工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自动化从未超越既有党派的阵营，或许恰恰相反，各种意识形态得以打着看似中立的自动化口号来论述自己版本的故事。 

事实上，机器换人的反乌托邦式场景，激发全民基本工资讨论的同时，也早就被各类反劳权的话语所吸纳和利用。机器换人一直都是保守派反对提高传统服务业，特别是快餐行业最低工资的理由之一，支持者认为一旦强制提高工资，企业就会用机器取代劳工。这种话语也成为了新经济下很多科技公司自辩的护身符。社会学者Alex Rosenblat 在研究网约车公司时就发现，Uber等公司擅于具象化自动驾驶等取代司机的恐慌，将之转换成合理化劳工剥削的借口，和宣传自己解决劳工再就业的素材。Uber虽然从不承认旗下司机的劳工性质，却一直宣称每月可以为市场解决两万就业，其宣传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NAACP都曾经认为其为有色人种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而为其背书。比起解雇后领着失业救济的日子，被技术公司的算法禁锢在一个低薪的行当，似乎听上去成了那个不那么坏的选择。 

一刀切的机器换人预言，很容易使得对工作有无的恐慌，挤压掉对工作好坏的讨论。在想象的大灾变面前，似乎只要创造出一些工作，让失业率数据更好看，就是值得激赏的举措。这使得大部分人忽略了另一个问题，机器使得很多人失去曾经的“好工作”之外，也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大量低薪和不稳定的“坏工作”。  

幽灵工作的崛起

Mary Gray和Siddharth Suri在《幽灵工作》中，描绘了与自动化失业并行的另一种孪生现象：由技术瓶颈、程序漏洞和算法缺陷等所带来的低薪隐形劳动。作者将之归纳为“自动化最后一英里悖论”，全自动化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每个新算法都会带来新的对人工的需求，使得全自动化的终点线不断往前推延。2005年成立的亚马逊著名“网络血汗工厂”MTurk是幽灵工作最早的代言人，创办初衷就是为了识别海量人工智能无法归类的图片。比如与谷歌合作的一个早期项目招募了来自世界167个国家的五万名劳工标注了32亿张图片。后来，更多的项目开始涌入，涵盖文本分析、应用测试、数据审核、水军招募等，大量实验团队也入驻平台招募廉价被试。稳定时期，MTurk平均能招募到10到20万活跃劳工，任何时间点都有二千到五千的工人同时在线工作。这些劳工不受美国联邦最低工资和工会保护，平均时薪不足两美元，大概只剩时薪一美元的监狱劳工可以为其垫底。 

MTurk上一个训练AI语音助理的任务截图

但MTurk只是隐形劳动力大军的冰山一角，大部分技术公司都偷偷雇佣着大量帮算法打工的劳力。比如Uber长期依赖Figure Eight等公司招募的外国临时工来审核旗下司机的资质和交易的真实性，其百分之一的订单都经过了后台人工查验。成立于2007年的Figure Eight原名CrowdFlower，是业内著名的人工辅助机器学习公司，为所有硅谷巨头提供高定制的数据分类、标注和审查服务。其最主要的服务并非开发算法，而是大量招募低端劳动力来处理从超市小票到街景照片的一系列数据。谷歌与美国军方合作的军用无人机项目Project Maven，也采用了Figure Eight的标注服务来提高其无人机目标的精度，而被雇佣的底层劳工对此并不知情。 

自动化换人的前景，也常常给科技公司带来巨大的同辈竞争压力。即使客观技术条件尚未达成甚至永不可能达到，很多公司也急着向外界宣传自家算法的高精尖，这使得为AI所付出的人工劳动变成技术行业需要极力遮盖的丑闻。  

劳工学者Benjamin Shestakofsky在一家致力于在线交易匹配的科技公司长期蹲点后发现，尽管第三方平台看似可以用算法来代替本来由线下劳工操作的任务，他的整个田野过程见证的却是公司对人工更强而非更弱的依赖。公司为了保证效率，反而不得不重新雇佣客服、审核员、数据分类员，甚至给分类员写分类指示的协调员等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力，来处理顾客和公司内部遇到的技术问题。公司最核心的服务，对外宣称的客户订单自动匹配，实际上是由远在菲律宾的六十多位工人面对一个电脑界面手动匹配完成。 

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Kiwibot有人工操控

另一个用人工取代机器的例子发生在硅谷创业公司Kiwi Campus。2017年，Kiwi Campus开始在伯克利校园内为学生提供机器人送餐服务，目前已经成功完成三万多订单，扩张到全美的十多个学校。根据官网的宣传信息，Kiwi机器人的送餐效率是普通外卖员的五倍。但2019年，新闻陆续爆出Kiwi机器人并不像官网说的那么智能，最多只是半自动。首先，因为这些机器人的运行速度非常慢，在实际操作中，公司依然雇佣人力负责把市区的饭菜送到大学城，而它们的明星雇员—机器人的平均送餐距离只有短短两百米。更讽刺的是，为了保证机器人不会在人行道上遇到突发危险，所有的Kiwibot都有远在CEO家乡哥伦比亚的劳工通过远程摄像头实时负责规划路线。这些工作人员每小时的薪酬是2美金，远远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和MTurk劳工的报酬齐平。正是因为可以用低薪劳工而非机器，Kiwi Campus省下了开发和安装测距摄像头的成本，其成功根本仰赖于廉价的南美劳工，而不是看似迫在眉睫的自动化。 

传统服务业外，电子游戏业也在雇佣大量的隐形劳力，他们往往担任游戏质量测试员 (quality assurance testers, QA) 的工作，反复手动测试游戏指定任务区域内的技术故障。在整个游戏业产业链条中，QA是待遇最差，最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工种，绝大部分都是短期合同工。由于游戏业全球化程度极高，很多测试任务不出意外都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劳工远程完成。在美国，QA的平均时薪也仅是刚好飘过最低工资标准。 

因此，与其说是机器直接夺走了工厂劳工的工作，不如说机器成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新中介，使得劳工被迫在世界市场的规模内参与竞次。过去三年在中国内陆省份和菲律宾兴起的AI标注和审查员产业，也是这种竞次的现实映射之一。 

疫情危机下的幽灵工作

幽灵工作，甚至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缓解突发性危机的捷径式方案。全球扩散的肺炎疫情并不只带来网购、网课、外卖应用的兴盛，线上游戏的火爆，也促进了幽灵工作的默默扩张。普通的技术岗位工作，很多也仰赖于团队个体在同一个开放空间实时的沟通。因此，即使是硅谷的全面居家办公，也需要考虑到沟通成本增加的问题。相比之下，幽灵工作包含的是已被打散切割到极致的重复性小任务，几乎不存在与其他劳工协调的障碍，成为肆虐的病毒无从打击，甚至能被其反向刺激的行业。 

今年2月底某兼职网站武汉版的招聘信息

以中国为例，居家隔离期间浏览各家兼职招聘网站不难发现，武汉等城市版的页面上充斥着各种线上零工任务的招募，堪称中国版的MTurk。从较正规的人工语音转写、手机应用测试、百科词条编纂到刷单、刷评论等灰色任务，这些零工的发布者来自中国各地兴起的人工智能资源公司，它们宣称“在家躺着”也能赚外快做日结。而恰恰是那些最容易被疫情影响到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如今不得不依赖这样的低薪平台来勉强维持生计。类似趋势也极可能很快出现在其他国家。在美国，疫情的蔓延导致Slack, Zoom等线上协作工具的火爆，仅仅今年前两个月，Zoom就新增了两百多万活跃用户，超过了2019年的总和。随着学校陆续改为线上教学，激增的视频会议需求必定带来更多的技术故障，也需要更多的幽灵劳工提供幕后支持。 

当然，社会和政治论辩中之所以常常只能看到机器换人的论调，除了幽灵工作更难追踪、统计和监管外，也在于只关注前者，可以卸下很多棘手的民族主义和本地主义包袱。如果一地工人的失业和待遇下降与另一地劳工的命运相关，后者是否应当对前者负责？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或者说，选择性忽视后者本身就印证了这个时代主流政治运转的方式。进步与保守都是有界限的内部论争，外地和外国劳工的权益从来不在考虑范围。肺炎疫情已经撕开了制药、汽车装配、甚至电子游戏等产业全球供应链秘而不宣的剥削规则，但暴露出的现实，却并未唤起对底层劳工的关注，而更多成为政治实体和企业主张经济脱钩的理由。主流政治话语对国际劳权议题的忽略和回避，让坏工作进一步不受制约地跨越边境，而幽灵工作已经成为这场全球化位移中最典型的化身。 

参考文献： 

Bulut, Ergin. 2020. A Precarious Game: The Illusion of Dream Jobs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Ithaca: ILR Press. 

Gray, Mary L., and Siddharth Suri. 2019.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Roberts, Sarah T. 2019. Behind the Screen: Content Moderation in the Shadows of Social Me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lat, Alex. 2018. Uberland: How Algorithms Ar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Work. First edition.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estakofsky, Benjamin. 2017. “Working Algorithms: Software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Work and Occupations 44(4):376–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