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玲：武漢、公民及其Q民
一
已有兩個月了，十幾僱人各自宅在家裏，沒交沒往、無親無戚似地，日子過得方式之奇特，絕對屬於人類有史的空前。平時熱鬧的北京城，像患了一場突然的聾啞，失聲了；而戴口罩的百分之百無一例外，人們幾近比劃著生活，白天比夜裏還感安靜。時間長了，每每望著窗外幾個孑然影孤，便惘若隔世。再對著鏡子，鬍子可以剃，可頭髮長得像一個不想打理的叫花子。老想事，不得一刻輕鬆，連做夢都不安：我回到了“大清朝”。並且，長了辮子。
這幾天，寫了與民國阿Q有關的文章，便引發了許多不同反應。大家關心的自然不是過去的阿Q怎樣，而是突然想到了自己身邊的人，或感覺自己就是。與我的同學Q者、同那個文學中的悲劇人物又有多少干係？太多的回饋，又讓我感觸突然延伸了不少尺碼，而且也越發拉扯了兩頭——歷史與現實！為此，同人民大學的朋友常凱教授通了個電話聊天。他也認為：Q文的確有耐人尋味之處，令人不得不思索社會的文化，也涉及一個公民的問題。
的確，公民——這個字眼無人不熟。但對絕大多數國人而言，實際上則是陌生的。思想家李慎之生前也對我如是說：如果他有下輩子，就一定要當個“公民教員”從小學教起。李先生這話是2001年說的。為毛？當然是為許許多多感覺不爭氣的國人！那時候，關於要不要深化改革，體制內外都是有說法或叫爭吵的。而如何建立完善一個現代國家，實現憲.政、民主的社會，其中公民身份的確立以及公民的社會自覺，也是非常的要害命題之一。
據我在臺灣考察所瞭解，自國民黨的蔣經國先生決定放棄威.權統治，讓臺灣實現社會.轉型後，公民教育就有了嶄新的內涵。作為中小學生們的必修課，它培育民主素養，接受多元文化，講究獨立思考，尊重個性發展，包容異己思想，並且鼓勵藝術審美與科學精神。今日兩岸雖有不同的摩擦衝突，但對於臺灣社會本身的總體進步，卻沒多少人能公然說三道四，給出文明維度上的悖論置疑的。因為這個屬於全體公民的社會，公權力是渺小的。
二
我以為，自己那篇Q文能突破13萬眾的閱讀，不僅與眼前的災難有關，同樣與我們整體幾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底色有關，與做公.民還是做臣民的社會生存觀念有關。對於公民，首先得有是一種意識，然後是自覺，再就是去做！某年，應憲法學家張千帆教授之邀，到北大做憲法與公民權利的演講，我就這樣對同學們說：我和在座的北大師生一樣，都不是真正的現代公民。的確，曾經屬於阿Q的困境並未完全排除。我們有憲法，卻少有現成的明朗權利。
無獨有偶。也就在今天，一位朋友、哲學學者趙尋先生告訴我，他也正在寫一篇“阿Q革命”的長文，準備獻給《阿Q正傳》發表100周年。他說，“啟蒙者不情願，也要正視：阿Q只失敗過一次。辛亥而後，阿Q成功的原因，更值得研究。”我便這樣回答他：如此思考，定有價值。我們經常是被阿Q打敗的！然而，他後面的回應則有點讓我震動：“我認為對阿Q的同情，是完全不正義的——對自己的不公，對未莊世界的不公。”
——因為，離開了實際正義，才有這樣的“不公”？若不同情阿Q，那就要重新評估一場舊革命了。甚至對魯迅先生，也得進行文明進化思想的再梳理？這個任務顯然是由趙先生們去承擔了，的確也很重要。關於“國民性揭示”的文化價值與歷史貢獻問題，近年來已引起討論。但本文并非學術探讨，還是回到讀者看得見的現實問題吧：那些在歷史中被認為是“最革命”的雇農或貧下中農、阿Q們，在進入大小城市並改變身份後，又對中國怎樣了？
阿Q精神的傳承與公民社會的難產，彼此之間休戚相關。我其實是在經歷著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場：芸芸眾生的新生代阿Q們，根本就不理會眼前“時代變遷”的多少可能。他們只看重如何將“土穀祠”改造成水泥房，或更高級點的大洋房；或在乎趙太爺允許自己同他可以順便打招呼，甚至在某個衙門裏也能隨意進出。顯然，有了這等已有的自由，就無法理會其他的更要緊的自由。但這又的確屬於文明與愚昧的鴻溝距離，他們無法目測解決。
三
一場災難，可以拖出很多焦慮，也可以激出很多思考。再沒能力的民族，在如此這般驚天劫難中，也不可能不對權力的傲慢挫骨揚灰，對無辜喪失的生命痛定思痛。問題是，我們還是面臨了一種讓人驚詫的意外。似乎有種國家主義的東西在凸顯，在遮擋著這個常識與倫理的正常反應。這原本是催生社會剮毒療傷、正本清源能量的機遇，好像也沒被抓住。再回頭看看，細細品味，武漢社會輿論上的荒腔走板，如同一份當年袁氏手裏的《順天時報》。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湖北。當年在那洞庭湖對岸的湖南，當年26歲的毛潤之先生，是何等地意氣風發，為《湘江評論》撰寫胸懷天下的發刊詞：“住在這江上和他鄰近的民族，渾渾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知有最狹的一己，”那時候，他似乎明白阿Q們的生存的渙散無力，也已知了自己要做公民的責任？反正，這個始終敢於造舊世界反的英雄，最終還是改變了一個時代，雖然留下了不少遺憾。
而疫區剛處混亂時，也有調侃的。就說任憑湖北的官員這樣鬧下去，“九頭鳥”就會鬧出另類的“武昌起義”！這當然是一句苦澀的玩笑。人類的理性已發現，所謂“暴力革命”多為愚蠢而又徒勞。那種走向任意掠奪與必然傷害，很難將一個明白的社會，清晰地交到一群糊塗人的手裏。而眼下，儘管時代沒完全改變，但整個中國的身段，已置於全球理性的影響之下，無論往哪個方向偏移，都可能產生無形地掣肘，而現代文明的陽光也總還在那照著。
只不過，武.漢城瘟.疫剛爆發時，可見那湖北官場上的亂，決不亞於滿漢權鬥那陣的大清，據說“風氣壞得是不要不要”的。否則，中央就無需一撥一撥地派大員下去檢視與督查了。災難來臨，官員們裝聾作啞、傻等上意，不會當機立斷、及時滅火。或乾脆欺上瞞下，張燈結綵，吃喝玩樂，製造一片太平景象！這是一個什麼的官場與社會生活呢？似乎在這個時空間，已沒有文明人的思維，沒有文明人的憤怒，沒有文明人的發難，也沒有文明人的存在！
四
武.漢的官場完全倒退到一個舊衙門時代。而武漢城同樣像一個混亂無序的、等待革命的未莊。官方的媒體無所作為，甚至助紂為虐，可謂官家謠言滿天飛。連“趙太爺”、“錢太爺”與“假洋鬼子”、“趙秀才”這些達官貴人都被蒙在鼓裏。畢竟，他們不處在權力中心，自然是可以隨時被甩掉的包袱。此外，就更遑論“吳媽”和“小尼姑”以及“小D”“王胡”和阿.Q們了。這些底層人，基本屬於過一天算一天的民眾。遇事也幾乎是聽天由命。
當然，被發現的，還有同“假洋鬼子”一樣狐假虎威、心理投機的“新聞工作者”。一位在紐約的學者朋友張傑先生，看到一些怒懟記者廖君的文章，不由感到欣慰：“她有什麼錯？教科書就是這麼教的，她是一個好學生。但問題是你生活在社會中，為什麼不食人間煙火？為什麼沒有思考能力？廖君就像一個軍人在執行開槍的命令，她不知道什麼是平庸之惡，也不知道善與惡。”因為她並非公民，或沒去積極爭取當一個可以合格一點的公民。
那麼，公民在哪里呢？缺乏基本公民社會培育的武漢及武漢人，能讓一樁衛生事件延燒成一場社會的災難大火，這也是有它自洽的內在邏輯。就以武漢為例，關於公民的問題，也可以看出個一二三來。如果湖北省市的官員們，有一個屬於合格的現代公民，就不會身在武.漢而視而不見災難將致的苗頭，不將已發生的傳染病，按現成的國家防疫法以法律賦予的權責立即執行。結果是放縱了瘟疫，蔓延全城，戕害了其他以外的千萬人的無辜生命！
公民絕非一個抽象的社會概念，並備鮮明的現代性格。公民者，心中有憲法，眼裏有法治，手上有法理。識别一個社會最起碼的公理與道義，都有一種對自己與對他人的尊嚴維護意識。在武漢社會的災難事件中，我們所能間接體驗到的，是一種整體公民精神無聲無臭的狀態。感覺這個世界的人除了不留辮子、不穿黃袍馬褂和小衣長裙，其他的似乎全沒大變化，從前的精氣神怎樣，今天也差不多依然將就。所以，新冠狀病毒便能自如地趁虛而入，沒有及時的招架應對之功。
五
那個在微信群中私下交流的李文亮們，其身份當然不屬於現代公民。但是，他們卻有了最基本的公民覺悟，即作為治病救人的醫生，對危害社會生靈的第一警覺！或者說，一樁突發事件，讓他們提前地拐入一條通往公民的正道上。他們的被動的“吹哨”，而其推動文明的價值已遠遠地超過了一群醫者的身份貢獻。而那個按照命令，將醫生們進行所謂“訓誡”的員警，是工具更不是公民。這類底層沒頭沒腦的糊塗公務員，連阿Q都未必瞧得起。
趴在武漢家裏，每天記錄併發表災難日記的作家方方，當然算是一個自覺的公民。良知與正義，這原本就是一個作家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她像真實過硬的文人魯迅一樣，直面“慘澹的人生”與“淋漓的鮮血”。儘管客觀上，言論的不能完全自由，使其公民的社會真實身份被無奈打出個折扣！顯然，有了這麼個作家方方，其他作家們是否全都自然變身為“公民”了？不，如果作家，面對洶湧的災情與氾濫的問題卻始終保持著緘默，他們根本就不配！
然而方方日記中，一個真實的艾芬，一個坦誠自己是“發哨人”的醫生，她的自覺行為，比起“吹哨人”，甚至比起方方，無疑都更符合一個“現代公民”的定義！一顆勇敢的心，需要來自對正義的追求驅動。對於真實的公民而言，首先是個憲法身份，然後才是社會或其他的不同定位。但你若有一天，在一個完整意義上，獲得了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卻對不公與不幸熟視無睹，那麼，如此缺乏公眾意識便是殘疾的國民，結局也可能是自害或互害的。
阿.Q多了，就會讓這個社會不正常；而非公民的人多了，結局亦然。我們生存中的許多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介於阿Q與公民間的、精神不確定的角色。所以，經常會出現讓人啼笑皆非的社會關係，還有忍俊不禁的生活笑料。不是把自己太當回事，就是太不把別人當回事。有權人的耍威、有錢人的炫富，知識人的擺譜、無知者的無畏等等，都是一道道橫在面前排遣不去的“風景線”。這使得極少數特別清醒的人，不得不更加孤獨。
客觀上，非公民的現象在知識界還是很普遍的。如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所揭示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比比皆是！在中國各領域，他們以不同的姿態呈現出來。不少學有專長的人們，從來都善於可以拿著某類專業或學術炫耀，卻不知專業往往也是器物之類，若無良心與正義感的滋養，腐朽之事便自然而然。可他們還是迷戀自己的“象牙塔”，或是既有的學術權威，蔑視外面的積極存在，哪怕那些存在還能社會人間有所長進。他們的局限保守其實是種危害。
六
我想，如果沒有類似“反右”“文革”這樣的一塊塊跳板，攜帶阿Q精神或假洋鬼子病毒的人們，就不會太順利地進入現在的時代裏，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會讓我們繼續付出那些古老而原始的代價，來做一個極其勉強的“現代人”。假使杜甫復活，他是否還會雞蛋裏挑骨頭，批判現實的種種瑕疵？或再假若陶淵明在世，他還能找見自己的那片可以怡然自得的“南山”嗎？不知道。雖然每一顆偉大的靈魂，似乎都只在生命完結後閃現。
有個案例非常典型。人們總會記得那個自稱“公民記者”的陈秋实，在武漢，面對瘟疫的威脅，那份真誠，那份忘我，那份堅定，實在感人！我覺得他是真正理解“公民”內涵的，從法律到人文，從表達到行動，並努力拼死也要去盡一個公民的義務。不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麼個屬於公民的自然反應與正常舉動，居然會惹得地方不高興，據說好像還被“強行隔離”？不就是去疫區像所有記者一樣做現場記錄嗎？怎麼就變得那麼無法無天了呢？
今人難別黃鶴樓，梅花未開雪九州；黃鶴一鳴城中逝，千傷染冠川成愁。漠視公民的生態，淡化公民社會的價值，活著的意義也會越來越削弱。以往被啟蒙或自覺的生命，若不那麼有韌性，也會在噪音不斷的干擾中、在是非含混的價值觀衝擊下，不是煩躁不安便是神經坍塌。或許，作為一個准公民的作者，此刻，我可以弱弱地代替魯迅先生，對那些我熟悉與不熟悉的偉大的公民，那些“真的勇士”们，表達一種敬意——“為民請命的人”！
2020.3.15 北京
出处 :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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