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玲：從“問診”到“問政”
武漢的毒，已成了全世界的痛。於是抗疫成了從中國到全球的一場自救運動。既然是運動，就必然有運動中的人物，各色人等，也分出某種程度不一的“英雄”與“狗熊”。在一場激烈的拼殺之間，人們要麼參與要麼旁觀，或成另種角色。其中，許多人因扛不過病毒的厲害，成了犧牲品，成了悲慘的火化一族；還有許多人，因無特效之藥物，只能憑身體的素質平衡下來；此外有更多人，他們躲過了冠狀病毒的直接襲擊，成為這次災難中的幸運者。
而在重災區之外，同樣被延綿的克疫戰場。無論何處，疊加起來的種種相似或不同，件件故事與事故，讓人可以從中看出社會的面相，文明的虛實或強弱。從瘟疫的特殊的攻擊性、迅速性以及規模性看，這實屬中國歷史的罕見！作為旁觀者有也分幾類。有良心的便關注、或著急，偶爾做點力所能及的支援，算是心理獲得一些自我安慰。但也時不時會有憤怒到跳腳的批評：被某種不良資訊的一通刺激，比如官員的無德或專家的無能。但沉默的還是大多數。
人類類似的戰疫，都同時也不乏“狗熊”之類的。所謂狗熊者，自然具備缺乏人樣或欠缺人性的某種舉動。其實，這些舉動的人與事，網上或自媒體也多有傳說和明指。在災禍還尚未完全刹住之前，顯然也不在更多的追問之列。新問題常常會覆蓋舊的，該有輕重緩急對待。就如眼下控制疫情、讓更多人免於染病和死亡比什麼都重要。而本人此刻想要議論的，則是另一個話題，即救死扶傷、把脈問診的醫生，如何能成為不得不問政的公眾人士？
在這場瘟疫中，客觀上像我這樣遠距離的看客，大概屬於絕大多數：因不是醫生，也非什麼實力人物，便顯得無所事事。寫幾篇似乎無關痛癢的爛文章，既無助於醫，更無功於役。不過，每日似乎都有新的發現，如今天感覺的：醫者問政。這讓我又想起了大作家魯迅先生。當年那個周樹人，好好的東京大都市不待，卻跑去偏僻的仙臺學醫。可結果，醫也沒學成，最終返回東京學了文學。這僅僅是：面對民族的虛弱和不堪，他的確不想當一個醜陋的看客！
當然，魯迅是以思想取勝的作家，否則就有一樣落入平庸的可能。因好奇他的轉變，我還特意去了仙臺的日本東北大學。並也從東大的學者那裏證實了：魯迅的確是看了中國人被殺頭，周邊國人無動於衷的影片而受到強刺激的歷史。雖他的醫學成績一般，但棄醫從文、解救蒼生的志向則是千真萬確。當然，魯迅遇上了需要文學啟蒙的時代，他感覺救靈魂比救身體緊要得多。他的《野草》這麼說：“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不能不提及的是，魯迅也遇上了所謂“天時、地利、人和”。無論來回倒騰，轉學換專業，教育開放包容的日本，讓這位年輕的“大清學生”似乎選擇從容。即便學成回國，也沒有誰阻擋魯迅作為一個作家才能的充分發揮。北京1926年發生“3·18慘案”，40餘名學生遇害。為此，魯迅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痛斥鎮壓天安門和平請願、說學生們是所謂“暴徒”的政府！那時無封號和刪帖之類，可直接抓人。但魯迅只感風聲緊了點，回避了。
今天，那些不用周折直接當作家的人，哪怕就身在疫中的災區，也未必會“憎恨”那被“裝飾的地面”。仿佛這時代真的很偉大，大可不必去“雞蛋裏挑骨頭”！所以，就有了號召“感恩”的權威，也有了預備著進入大合唱的作家團隊。一個孤零零的作家方方，雖沒有魯迅那樣救民的志向與思考的力度，卻也努力地記錄著武漢封城後的林林總總，以一個作家忠實現實的本分，一筆一畫地描寫“地面”上那些無處不在的、被妖風踐踏的無辜的“野草”。
作家們都成了看客，魯迅若地下有知將情何以堪，又該如何感慨這樣的文人同行？但是，又何止是為理想而棄醫的一個魯迅？與東瀛有關的還有幾位。比如郭沫若，比如孫中山。有抱負才出洋留學。而被譽為“大文豪”的郭沫若，卻是個複雜的“另類”：他先棄醫從文，又投筆從戎，後再改道從政。郭氏的確愛國，這可以他的話劇《屈原》來佐證；但他沒像自己《鳳凰涅槃》那樣，實現終究的人生華彩，而是一寸反骨，被最後的一尺軟骨所超越。
棄醫棄得最轟轟烈烈的，當屬從政的孫中山。他從治病郎中，實現了向一位救國領袖的轉變。治一群人和救一個國，其間懸殊不可謂不巨。而後者比之前者的事業，也無疑更具不可比擬的風險。但孫中山選擇了、承擔了，他把“武昌起義”，直接推動升格為“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帝制。大概這世界還沒有哪個改行的醫生，能像他孫文這樣，把一種社會制度歷史翻了個模樣！只遺憾，直到最後一刻，居然沒有更高明的醫生來拯救他這位中年大夫的生命！
學醫的人，是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有了這樣的精神奠基，似乎就較容易將自己的人生朝一種崇高的方向奔走。在學醫和學文的人眼裏，人與社會怎麼看都是有病、需要治療與拯救的。他們有共通的敏感之處。所以，只要拓展一些自己的抱負，他們就會在特定的時間、環境，轉變自己的角色，即從“問診”延伸到“問政”，達到更大更廣泛的對生命與社會的關注和關懷。孫中山、魯迅和郭沫若，顯然都是這方面的中國典型，其結果也頗耐人玩味。
回到現實，若要追究是否有了某種正常的歷史延續，人們大約是要切實地汗顏一把來！不要過問平時與日常，只拿關鍵時候來切入，我們都很難再對學醫與學文的來一番“瞻仰”。如孫文式的改行那是劍齒象，滅絕了；像魯迅那樣專心以文載道、想以決絕的態度批判社會黑暗、擺脫國民愚昧、呼喚文明進化的卓越努力，感覺也如同癡人說夢，不靠譜；至於同後期郭沫若式的人物倒並不鮮見，可謂一抓一大把。時光何以顯得如此不著明亮、鮮豔，又該問誰去？
還是武漢，還是這瘟疫，給了我們一點可以沾點邊的想法。學醫的李文亮極其幾個同學，在完全不自覺的狀態下，成了具有懷疑精神的“吹哨人”，與良知有了關聯；那個被瞬間高度注視的“發哨人”艾芬醫生，更是升了一個檔次：那種主動的拯救意識，已超越了醫生的職責亦如特殊使命。而在武漢之外，那被認為是“有實力，說實話，做實事”的上海華山醫院的科主任張文宏醫生，也有了“直面現實”的膽識。他們，正是做著逼近“問政”的事。
實際上，因災難而有了動靜的醫生們，和更多普通的國民一樣，僅僅是做了一次被動的公民。李文亮被訓誡，艾芬被訓斥，如果不是民間輿論的聲援，他們死活都成不了一個浮出水面的國家“公民”。公民，是一種政治加法治的憲法概念。人們可以遠離政治，或避免對政治的彼此過問嗎？其實不然。在一個現代社會裏，公共領域中不暢的所有小事大事，也都是政事。它關係著人的生存權利，即每一個公民個體與政府、與國家的諸多真實性的關聯。
魯迅所以要改醫從文，是因看到凋敝的國家與國民，在相互的陌生與鄙夷中掙扎。而孫中山棄醫從政，同樣是發現了數千年專制下人民生存權利與做人尊嚴的喪盡。他要建立的共和，即是仿效華盛頓們的憲法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人民即公民，而公民則是人人都要政治人物，自由表達自己個人或對社會的各式願望。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也曾敬仰並推崇這樣的制度，對孫中山和魯迅先生更是高山仰止。眼下，先生們願望未現，人們如何可以不問政治？
在我近年的寫作中，最喜歡引用的一句話，是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這是一個最好的年代，又是一個最壞的年代。”因為它的確好用，適合一個遲遲不能轉型的社會，也適合人們首鼠兩端的心理。不過，不管是狄更斯，或魯迅，或孫中山還活著，我相信他們對今天的中國都難以樂觀，或也會給這個不無尷尬的准資本主義，或難以徹底翻身的社會主義，做出一種理性的時代判斷。一個病態的社會或國家，惟有更多正常的問政之人，才能發現並準確把脈，使之健康。
又是發了一通無關痛癢的牢騷。當然，若心還沒死、靈魂也還有幾分遊絲，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類，我也是不會輕易停止一些些思考的。而思考的人總要放出一點來，否則心未死，身體就會先被憋死！很明白，我不想當狗熊的。但無論做一名蹩腳的觀察員或評論者，我都只希望完成一次又一次地拋磚引玉——是的，我大抵就是這塊有些粗糲的磚塊。雖寫了小半輩的文字，堆積了雜七雜八的思緒，但我卻不知道：我對社會與人的反應是否也屬於正常？
我也還有另一個相信：若個人正常，則無論社會怎樣，從醫、從文、從政，都是能保持它的可以高尚的德行。包括其他的所有正當的職業，各人盡各人的責任與義務，也同樣可以為推動人類每一天的進步加分。最令人擔心的，是人們拿某種權力來捏碎手中的常識，或扭曲自身的職業操守，輕易地蛻變成與人無關的低級。世界還會迎接更多突如其來的自然或人為的災禍，再好的時代或社會也都難以避免。問題是我們、更多的人，是否都可以自我救贖或參與拯救？
2020.3.18 北京
出处 :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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