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审查共存（一）：沉默的不服从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Molly Roberts新发表的题为”对网络审查不服从的韧性“的文献综述的大致翻译。意译为主，会有在尊重原意基础上的、适合Matters读者群的改写。在黄色错位线后加入必要引用，在灰色模块里穿插个人评论。每次翻译一个小章节，进度不定，原文详见期刊官网
尽管互联网曾经被吹成很难被审查，但来自全球各种政权的无数审查和宣传实践早已证伪了这种幻想。现在，互联网究竟是强化还是弱化了专制统治已经极具争议：有人会觉得这些信息控制手段用处不大，就像防火墙一样因为很容易就被绕开了；也有人因为权力机关所拥有的强大信息操控实力和逃脱监管的能力而感到悲观。
多数理论或实证研究是在关注专制政权开展审查和宣传的动机、策略和工具。然而，一个同样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公民对于政府控制互联网信息是如何作出反应的？虽然审查从来并不是毫无破绽的，但在何种程度上人们又能意识到审查，并用自己的办法找到想要的信息？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互联网信息如何在审查环境下传播极为重要。
用户们绕开审查的选择，其实非常取决于有什么在激励着ta们的行为，其人所处的宏观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基于大量相关研究，Molly在这篇文献综述里讨论了在什么环境下用户们会适应甚至不服从审查，又在什么情况下ta们会受到影响。关于公民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和这种韧性对信息操控手段的影响，她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
- 意识到信息操控的存在，是公民不对此逆来顺受的关键。
- 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取决于用户对被审查信息的需求，以及能不能承担审查带来的成本。
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在原文里的英文是Resilience to Censorship，并没有disobedience这个词。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翻译，所以选择了意思更为明确的“不服从的韧性”。因为resilience强调的不只是平安相处的“适应”，而是在审查策略多变和强大的情况下，还能持续通过各种手段规避其影响、获得信息。这不是逆来顺受，这是一种对审查的沉默但持续的不服从行为。对于第一点，有不少的研究都表明，意识到审查的存在是可能会带来“寒蝉效应”的——也就是说，因为害怕而不敢发言。不过，这种对审查的觉察同样也会让用户想办法去绕开审查，甚至特意去获取被审查的内容。有时候，对审查的觉察会成为一种公共知识，所有人都知道其他人知道权力机关做了什么——这种清晰一致的目标会降低民间抗议时的沟通、组织成本，从而其实提高了政府选择审查的风险。
Huang 的两篇研究（2015，2018）表明，直截了当的宣传虽然在说服受众上效果不大，甚至（长期看来）会恶化对政府的印象，但却能够（至少在短期内）有效地展示出政府“一切尽在掌握”的实力，让民众畏于表达不满。而发出这个“我很强大”的信号可能正是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作用。
Pan & Siegel利用大量Twitter和Google数据发现，虽然沙特阿拉伯政府对异见人士的拘禁可以让被抓的人少说话，但却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反弹，被捕人士的关注者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了对当局的批评。同时，拘禁行为引起了普通人对被捕者和被捕原因的广泛关注，其他公众人物也并没有因此减少公共表达。
而那些根本不知道有审查这回事或者不知道什么信息被审查掉的人，就更不太有机会弥补得了信息操控所带来的（行为与决策上的）各种难处和（知识上的）劣势。这种情况在互联网环境中尤其普遍，因为审查常常可以依靠着普通人不易懂的算法和界面设计来掩饰自己的存在。
而对于第二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如何表现出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自身的意愿和能力、教育水平、信息种类等种种条件。比如，娱乐信息就比政治信息更容易经得住审查。这种韧性的因人而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又使得社会运动的组织协作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大家都生活在不同的信息环境里，接受了不同的内容，长此以往，观念也因此出现分裂极化。
观念的割裂和民众的内讧自然不是只有审查能带来的，但审查确实能够强化不同群体的隔阂。而等到观念在同质偏颇的信息环境里被固化，可能都不太需要真实的审查来发挥作用了————受众们会主动拒绝去接受或理解“异常”的信息。
Hobbs & Roberts研究发现，2014年中国屏蔽Instagram的措施却带来了一种“Gateway effect”：虽然这种审查手段确实让Ins的活跃人数下降，但却意外地让很多Ins老用户学会了去翻墙，并且翻着翻着就习惯了去使用Twitter、Facebook等各种墙外服务，习惯了去Wikipedia上了解以前没有去关心的敏感信息。
Zuckerman曾经提出过一个“萌喵理论”：互联网上多数用户的日常活动其实都是像“云撸猫”这样平平淡淡的事情，没多少人关心政治。如果政治异议者想让自己发布的内容获得更广的受众、有更大的影响力，那最好还是发到那种被普罗大众使用的社交平台上，而不是一些专为政治活动家们设计的地方。这种选择的其他利好还包括，更能经受得起审查的打击，在被审查时更能唤起大家对信息操控的注意，等等。
Chen & Yang设计了一个试验，通过给参与的中国大学生提供翻墙工具并设计不同程度的翻墙激励机制，且跟踪调查被试们的观念变化，发现：只是提供翻墙工具是不会对被试太大观念上的影响的，但有一点点翻墙的鼓励就能带来持续的行为变化和翻墙需求，且用户的知识、态度和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这些研究为当下数字极权主义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些见解。首先，信息操控手段是会变得越来越隐蔽的，因为需要避免被公众察觉。这正好解释并预判了为什么在有技术能力的专制国家，针对小群体甚至个人的定点审查和定点宣传会越来越多。其次，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即使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到数字世界里的一草一木，也能很成功地管理住互联网——因为多数人其实并不想或者不能去逃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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