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审查共存（二）：对信息征税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Molly Roberts新发表的题为”对网络审查不服从的韧性“的文献综述的大致翻译，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意译为主，会有在尊重原意基础上的、适合Matters读者群的改写。在黄色错位线后加入必要引用，在灰色模块里穿插个人评论。每次翻译一个小章节，进度不定，原文详见期刊官网
想要理解人们如何才能对审查有不服从的韧性，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什么是审查。政府使用各种技术来控制互联网上的信息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审查操作其实都是在给信息征税——要求用户更多地承担获取或者传播信息的成本。通过这种手段，用户们就能被激励着去接收和传播那些政府愿意ta们去传播的信息，因为这是成本更低的生活方式。审查带来的这些成本会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Molly根据用户受影响的机制将其分为三类，分别是：恐惧（fear），阻塞（friction），灌水（flood）。
Molly的理论在Matters都有不只一篇文章介绍到，所以我不会在这里再详尽翻译。大家可以直接阅读我关联的《有孔隙的审查制度》和《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对信息征税这种比喻，其实就是说用户必须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突破审查，获得或者传播想要的信息。不过，虽然比喻成“税”，但政府并不能从纳税人身上收获什么好处，反倒是能从不纳税的人身上得益。尽管很多人都以为互联网是很难被审查的，但不少研究都表明政治力量其实完全可以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获取以及政治观点行为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首先，既然人们并不能凭空接入互联网，而且很多国家政府能够掌控电信运营商，那政治弱势群体及其所在地区就可能选择性地被更少投资。即使在控制了经济、地理等因素之后，ta们也有着更低的网络普及率，更不容易享有信息时代的红利，或者利用互联网来做些什么了 (Weidmann et al. 2016)。然后，即使连上了互联网，如果你正好生活在一个政治上敏感的地区，比如西藏、青海、宁夏什么的，那抱歉，比起北京或上海的用户，你发出来的微博更可能消失掉。后者的被删率只有12%左右，但你会有超过一半的贴子（53%）会消失（Bamman et al. 2012）。尤其是那种关于社会运动、群体事件的贴子，那简直就是重点关照对象 （King et al. 2013 2014)。甚至，为了防患于未然，权力机关还可能会像乌干达政府一样对社交媒体征税，以试图压低你的使用需求。
Boxell & Steinert-Threlkeld (2019) 研究了乌干达政府所征收的社交媒体税所带来的影响。虽然这项政策确实显著减少了（13%）社交媒体的用户，尤其是对贫穷或不怎么用社交媒体的人，但与政府事与愿违的是，人们却更频繁地（31%）在Twitter上讨论社会运动了，且有记载的抗议活动也更为频繁了（47%）
因为当人们意识到了审查时，就会有了一致的反对目标，也就更有可能组织起来抗议了————这时候社会运动的成本降低了，政府的维稳压力也就增加了。这就是为什么，意识到信息操控的存在，是公民不对此逆来顺受的关键（详见系列第一篇）。
另外，信息灌水也是政府常用的影响网络舆论的一招。比如，很多国家都有着发动推特水军去淹没抗议标签的经验（Verkamp & Gupta 2013），或者出没于各个网站，发布上亿条贴子去为政府唱赞歌 (King et al. 2017) 。这些账户里有不少是机器人（Stukal et al. 2017， Sanovich et al. 2018)，真人运营的水军账户也相当常见。在洪水般蔓延的无数贴子里，想要找到好的内容，你就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
King, Pan & Roberts做过很多关于中国审查/宣传的重要研究，King et al. 2017 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研究里ta们通过中国地方政府的宣传任务泄漏文件，去回溯追踪了中国互联网上的大规模五毛行动。ta们估计一年估计有4亿以上的五毛贴出现在中国网络上，且其中重点是各种为政府唱赞歌、当啦啦队的内容，而不是真的去和反对者争论。
虽然我极其厌恶“带节奏”这种说法——因为它恶意揣度说者的动机，同时刻意低估了听者的理性——但我确实认为，这个标签还是有一个正确的佩戴者：主动引导舆论的官办水军。想利用搜索引擎来对抗“灌水”？抱歉，政府只需要对搜索引擎——这个几乎所有网络使用者都无法绕开的工具——的排序结果进行一点点操控修改，就能对用户的观念行为不成比例地带来巨大影响 (Epstein & Robertson 2015)。更何况，“灌水”的一大目的本身就是让大家搜索不到被掩埋的内容。
Epstein & Robertson （2015）在美国和印度进行了多场大规模双盲随机控制试验来研究选民意向和搜索引擎结果。他们发现，偏颇的排序结果确实能够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显著改变摇摆选民的决定，而且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还以为自己是在自主思考。随着数字时代里人们的信息获取越来越多地依靠网络，也就是说搜索引擎，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操控手段就会变得特别危险，特别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大选的票数差距极为接近。
这就是为什么，有且使用一个中立、自由的搜索引擎至关重要。人类是经不起操控的，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人类也并不会多一点点免疫能力。凡是能够影响到那几寸手机屏幕上或者十几寸电脑屏幕上的内容的机构，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有能力一步一步影响你看到什么、相信什么以及做什么。只要能够通过阻塞手段，有些时候纯粹是技术性地干扰一下，提高信息获取成本，就能会对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和政治行为理念产生极大影响。如果动机正当时，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倒是能带来好的影响，比如让更多的人出门投票 (Bond et al. 2012, Jones et al. 2017)。但如果动机不纯，去有意识地调整大众新闻媒体的版面内容，从而进行议程设置，就能发现网络舆论会立竿见影地发生预期中的变化（King et al. 2017)。
这些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而且大量关注传统媒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通过控制人们的媒体信息摄入，提高从独立信源获得信息的成本 ，政府就能对民众的行为观念有着很大影响——让你少看点独立电视台，就能把选票从反对派一方吸引到当政者一方，政府何乐而不为呢（Larreguy & Marshall 2019，Enikolopov et al. 2011）。宣传接触得越多，就越支持政府，这个现象在纳粹时成立 (Adena et al. 2015)，在卢旺达大屠杀时也成立(Yanagizawa-Drott 2014)。在这种情况下，就毫不意外为什么当政者愿意付出极高的成本去控制媒体、控制信息（McMillan & Zoido 2004)——用从民众身上征起来的税，去预防控制民众的观念行为，这笔钱花得真是值。
McMillan & Zoido (2004) 研究了上个世纪末从民主衰退到专制过程中的秘鲁政府的行贿记录，发现其中最高的开销都是送给了像电视台这样的媒体。这项开支比收买法官更贵，是一般是收买一个政客的一百倍。这就间接表明了掌控信息渠道对于政府的价值，以及独立媒体对于民主体制和民众的价值。
Information Matters.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