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疫情分析与选择性漠视
疫情分析与选择性漠视
张博树
本来在写《从五四到六四》第二卷，却赶上疫情，又目睹美国灾难性的应对，惊诧于中国自由知识界很多朋友的反应，想了很多，今天只是以“选择性漠视”为切入点，谈一点感想。疫情正在深刻改变这个世界，需要面对、反思的东西很多。“选择性漠视”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但也值得关注。
什么叫“选择性漠视”？
一种存在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民主人士）中的心理现象。
精神分析学有所谓“选择性遗忘”一说，指由于社会禁忌所造成的心灵压抑，这种压抑会阻止人们思考那些“危险的”东西，从而形成某些思维禁区，久而久之，人们对思维禁区的服从会变成一个下意识的过程，行为者自己都未必感知。这就是“选择性遗忘”，它是屈服于专制的结果。而“选择性漠视”则是反抗专制、对抗社会压抑而产生的反向极端，它表现为行为者下意识地排斥一切被认为和专制相联系（或似乎相联系）的东西，特别是当“民主”与“专制”作为比较的两极时，人们会不自觉地把一切“好”的东西归结为“民主”，把一切“坏”的东西归结为“专制”。“下意识”意味着某种心理趋向，它并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更谈不到理性控制。由于专制仍然是现实，且迫害不断升级，作为心理趋向，对专制的厌恶已经硬化为本能性反感，这种反感会产生一个重大认知后果，那就是阻碍批判者客观析分事务的复杂。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迫害的另一种产物，或迫害在被迫害者那里产生的心理扭曲、异化。
比较简单的“选择性漠视”：以武汉封城为例
有朋友批评1月23日的武汉封城是“野蛮封城”，甚至“谁歌颂武汉封城谁就是歌颂独裁专制”。这里，封城被认为是“坏的”，因为实施封城的中国政府是“专制的”。我认为，中国政府早期隐瞒疫情、打压李文亮们确是专制行为，当然该批，但说封城“野蛮”则缺乏根据：
1、 封城是否必要？在疫情已经发展几个月、各国抗疫得失都摆在这里的时候，只要有
正常思维，都会看到当时武汉封城是必要的，封城封晚了、封城过于仓促都没有否认这种必要。人们可以批评封城准备不足给武汉市民造成的伤害、损失，但你不能简单地说这都是专制政府的“野蛮”所造成，因为民主政府面对突然而来的灾难同样会措手不及、同样可能应对失当。只有区分哪些是一般情形下政府都会出现的问题、哪些是专制政府特有的问题，你的批评才更有说服力，但“选择性漠视”做不到这一点，它会把所有问题统统算在专制政府账上。
2、 封城是否有效？我想这也是每个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做出的结论：当然有效。它是控
制住疫情的关键，不要忘了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每天铁路、公路、航空、长江航运有上百万人进进出出，武汉封城封晚了，已经造成疫情一定程度的扩散，这是人们必须批评习近平政府的地方；但毕竟北京还是采取了断然措施，使疫情没有蔓延到其他各省，这一点又应该承认，应该表扬。美国疫情蔓延就是没有控制住纽约这样的中心城市，才使得疫情大规模扩散。
但是，我们很多自由派同仁对中国抗疫的成功不愿意承认，因为那是“专制”抗疫。对美国的应对不力则往往回避，找各种理由自我安慰，因为那是“民主”抗疫，包括据说是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要“自由”才需要付出集体代价。这当然是完全说不通的，难道今天美国死了9万多人，也是“自由”应该付出的“代价”？这是关于“自由”概念的滥用。有朋友引用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但却做了不正确的解释，说“己”为私域、“群”为公域，私域讲自由，公域讲民主。这并不是穆勒的原意。约翰•穆勒对群己权界的定义是：第一，只要个人行为仅关乎一己利害而与他人无干，即为个人自由领域，无需对社会负责；第二，任何有损他人利益的个人行为，则必须对社会负责，且接受社会惩处。显然，穆勒讲的群己权界，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和社会安全、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是文明社会的常识，这既是为了公众安全，也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就抗疫而言，强制隔离作为保证公共安全的必要措施，和红绿灯一样，是疫情期间或紧急状态下个体必须遵守的公共行为规则，和政治学讲的自由、民主、人权毫无关系（它们本来是对抗政治专制的概念）。你不能说遵守交通规则就侵犯了你的自由、你的人权，这当然是荒谬的，除非把自由理解为个人可以为所欲为。
中国抗疫的成功在技术层面不难解释：中央集权和举国体制更方便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灾难，这正是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观点，也是中国抗疫经验中有意义、值得他国参考的部分；不做此类区分，成绩就成了“专制”政府的，而这是自由派人士无论如何不愿承认的。这是因厌恶而不承认，而漠视。
更复杂的“选择性漠视”：以追责为例
这阵子一些国家掀起对中国政府的“追责”潮。本来追责并非全无道理，中国政府早期的隐瞒确实不但伤害了中国人民，也伤害了世界。但追责要有合理边界：什么意义、什么范围内的伤害？什么意义、什么范围内的追责？既要区分天灾人祸，也要区分疫情爆发地作为外来影响和各国政府自己抗疫不力的责任。
新冠疫情首先是天灾，这是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科学家都认定的。武汉是新冠疫情的第一个爆发地，中国政府的早期应对的确是不力的，且有故意隐瞒的地方。故意隐瞒造成的损失当然要追责；但事情也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突发卫生灾难，即便假设一个政府应对及时、得当，也不能完全避免灾难的发生，否则就不是天灾了。天灾造成的损失，自然谈不上什么追责。这是必须区分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先爆发疫情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后发国家自身的抗疫举措是否及时、是否得当。这也是追责应该区分的东西。中国政府是否及时通报了疫情给世界、包括美国政府？这种通报是否彻底而没有隐瞒？国际社会可以也应该通过权威机构进行独立调查。若调查结果证明中国政府早期的隐瞒确实对疫情向全世界的扩散负有责任，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向全世界谢罪。但这个谢罪要和中国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相对应，你肯定不能说今天全世界感染了500万人都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这是荒唐的，因为各国政府都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美国政府呢？它对美国疫情蔓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今160万人感染、9万多人死亡，川普说是北京在“大屠杀”，美国政府反倒没有任何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道理么？
当然，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川普政府的障眼法而已。美国疫情如此严重，这是作为总统的川普不愿意面对的，因为他想连任。甚至，这不是川普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整个共和党。人们都知道共和党那个57页的“竞选指导”文件，这是个典型的甩锅文件，把美国抗疫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中国政府。显然，这种甩锅和追责是美国国内党争和选举政治的副产品，就本质而言，是极其可耻的。可叹的是，竟然有如此之多的美国国会议员参与到这种勾当中。以史密斯（Chris Smith）为例。据美国之音5月17日报道，史密斯议员与众议员怀特（Ron Wright）一同推出“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国家虚假陈述受害者赔偿法案”（Compensation for the Victims of State Misrepresentations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t of 2020 ），要求对受害的美国公民实行外国豁免权法案（Foreign Immunities Act）的豁免，让他们能够起诉中国政府，要求赔偿。针对《环球时报》5月14日的文章“美国就2019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滥用法律诉讼，中国对此极为不满，正在考虑对美国个人、实体和政府官员采取惩罚反制措施”，史密斯议员就此指出：“制裁不会让我或任何要求对这次恐怖全球病毒大流行进行真正问责的人陷入沉默。仅仅在我所代表的新泽西州就有一万多人死于2019新冠病毒疫情。北京无法继续掩盖、继续撒谎，现在又靠威胁来阻止我们对真相提出要求”。
听起来大义凛然，但人们会问：难道“新泽西州就有一万多人死于2019新冠病毒疫情”都是中国政府造成的么？用我刚刚阐述的逻辑，这至少是没有区分外部影响和本国（美国）、本地（新泽西州）政府应该担负的责任。我本来对斯密斯这样的美国议员抱有尊敬，他们曾长期支持中国人权事业，在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上批评北京的专制和人权迫害。但正是这些美国议员，他们目前的这种追责鼓噪，正在对美国民主、特别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民主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也损害了他们自己过去作为人权捍卫者的形象。以追责中国“专制”政府为名，却服务于摆脱本国政府疫情责任、乃至以此追逐自私甚至可耻的美国国内党派利益，难道还有比这更让民主尴尬、丢脸的事情么？
但我很少见到中国民主人士对此类行为提出质疑，原因何在？也许是更复杂的“选择性漠视”。不愿意正视“灯塔国”出问题，怕伤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价值基础。这是因惧怕而漠视，比单纯的因厌恶而漠视更复杂、心理机制更隐秘。
其实，作为中国民主人士，我们有专制生活体验，对美国今天的问题，应更加敏感，也更有发言权。中国的专制固然要批评，美国民主出现的问题，更要批评，这才是一个民主追求者的职责所在。不仅是抗疫不力，川普政府几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在很多方面突破民主底线，那么这一切如何可能？它并非川普一人的问题，还让我们深思美国的宪政体制是不是出了差错，甚至出现结构性的缺陷，比如参议院不能保持公正，也成了党派斗争的场所，这是川普弹劾案最终功亏一篑的重要原因。在这些问题上，需要实事求是的研究。我们过去对美国民主是仰视的，现在需要我们去平视它，虽然我个人对美国民主仍然是尊敬的、有信心的。这样的研究不但对今天的美国有用，对未来的中国更有用，因为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或失败而更好地设计、思考未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政体制。但，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有这样的知识储备和道德勇气吗？检讨美国民主，这样做的前提是对“选择性漠视”的有意识克服，它本来是下意识的、非反思的存在于我们的情感深处，构成我们的思维障碍。我们先要找到它、承认它、克服它，才能让我们变得更理性，更客观，也更勇敢。
悲观地讲，今天的世界正在快速向新丛林世界迈进，新丛林的特征是不再讲价值，不再讲道德，甚至不再讲政治行为的底线。而美国民主的倒退，正在成为世界新丛林化的最大推手。今天川普政府的特点是用川普个人的选票政治绑架整个美国政治，又想用这样的美国政治绑架整个世界。在这个背景下，甚至美国政客对中国专制的批评，都显得很虚伪，尤其是和疫情相联系时；而美国以技术封锁形式向中国一些企业的宣战（比如华为）则正在给北京以口实，坐实了美国是霸权主义的指控。所有这些都在从反面促动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高扬，而不仅仅是党国鼓噪的官方版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川普和那些愚蠢的共和党议员，是习近平红色帝国的最好帮手。被政客宣称的民族国家利益、各国民众民族主义喧嚣的对垒，将成为新丛林世界的主要景观，而民主与专制的对垒反倒退居幕后，成为次要角色，这才是新丛林世界真正的危险。那么，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我们做好应对这个复杂世界的准备了么？我们熟悉中国的问题，习惯于从民主-专制的二元对立出发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共的专制固然需要继续揭露和批判，但新丛林的出现，新丛林与新冷战的相互裹挟、相互缠绕，正在成为新的世界现实，而且由于疫情而变得更加凸显，这才是我想提醒今天在座各位的东西，也是我们必须克服“选择性漠视”这个思维盲区的更深刻的理由所在。谢谢大家。
（作者系本刊共同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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