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暫停記》：瘟疫之下，中國學生的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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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繼911之後，再遭本世紀最大瘟疫重擊
繼二○○九年隨擔任外交人員的妻子前往挪威之後，記者李濠仲於二○一八年再度和妻子前往紐約，他將觀察的焦點轉往美國。這波冠狀病毒所造成的危機中，他結合觀察與報導，除了有紐約的第一手生活描述，也從各種面向解讀疫情對紐約與美國的衝擊及其原因，與疫情下的美國政治，我們會看到為什麼西語裔死亡率最高，政績平凡的紐約州長古莫又為何一夕之間翻紅，而美國又是如何沒有記取流感的教訓。紐約或美國會再次從災難中重生嗎？本書將為「紐約暫停記」留下最貼近現場的紀錄。
作者簡介：李濠仲
一九七六年生，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曾為《新新聞周報》《聯合晚報》政治組記者，二○○九年辭去記者工作，隨任職於外交部的妻子遠赴挪威，開始從事寫作。二○一五年夏天返臺後，二○一八年又隨妻子再赴紐約任職。現為網路新聞媒體《上報》主筆。著有《挪威縮影：奧斯陸觀察筆記》《挪威，綠色驚嘆號！》《安然無恙不比遺憾好》《北歐超完美丈夫的祕密》《小國的靈魂》《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娜拉，如果妳在挪威長大》《挪威人教我，比競爭力更重要的事》等書。
11 中共也喜歡自由的紐約
當紐約把病毒全境擴散的災難片搬到現實中上演時，我相信它在媒體上呈現出來的樣子，絕對嚇壞了很多人。我和太太開始收到許多來自臺灣親友發送的關心訊息，他們紛紛透過email、臉書和Line，詢問我們食物夠不夠，出門有沒有戴口罩，回家有沒有勤洗手，或者積極地傳授我們在臺灣已經耳熟能詳的防疫常識。在他們熱心的問候中，很清楚凸顯了臺灣在面對這起未知的病毒時，真的具備比較高的警覺性。相較起來，紐約初期確實是非常輕忽，尤其之後當地疫情益發嚴峻，很長一段時間讓所有人都樂觀不起來。
首先是確診人數不斷飆升，然後是各醫院不斷發出醫療資源即將消耗殆盡的警訊，再來是呼吸器不足，而就算患者戴上了呼吸器維生，最後活下來的機率也相當低。醫療系統超載的下場，就是死亡人數一直增加，流感歷經超過半年的流行，造成紐約十三萬人感染，有九名兒童死亡，COVID-19只用短短一個月，就一舉超越流感的感染數，死亡數字更是流感的數百倍以上。當紐約官方公布有七千多名紐約人死於COVID-19時，這波疫情甚至還沒有達到高峰，要說每個人都以為天要塌下來了也不為過，卻萬萬沒想到實際死亡數字還要再增加一位數。殘酷的現實，讓所有人都為它感到沮喪，臺灣親友替我們感到憂心，大家一點也沒有反應過度，因為我們和很多紐約人一樣，都曾預先設想過如果遇上了最壞的狀況，一家人應該怎麼度過難關。
紐約人為了自保，共同參與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封閉社交」，同時間出現大量的失業，導致很多家庭一覺醒來就陷入措手不及的困境。另一方面，紐約醫護人員天天在第一線冒著生命危險搶救病患，同時極其灰心地不斷看著眼前COVID-19感染者一個個死去。一間醫院一天內就送出幾十具屍體，一週內就有上百人死在同一張病床上，可以理解在這種壓力下，一個人若精神被逼近崩潰也是情有可原。接著，陸續有紐約醫生、護士透過個人社群網路，或者藉由媒體採訪，把自己親臨人間地獄的慘況如泣如訴表達出來，聞者無不動容，他們或許比任何人都需要一個宣洩情緒的窗口。
但即使紐約全城陷入危機，整個社會從生命、健康、醫療、工作到經濟每個層面都遭到嚴重打擊，很多人也不認為這位頑強的巨人將就此倒了下來，也的確沒有一個地方是像當年九一一被攻擊的那兩棟雙子星大樓，真的出現了瞬間崩垮。
瘟疫下的美國夢
紐約疫情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不容否認確實讓這座世界級都會糗大了，還幾度被拿來和病毒最早出現的中國武漢相比，或者有人以兩者的對照，想證明集權國家的應對，果然比民主自由的社會來得即時且有效。只是當疫情漸趨平穩，那些當紐約陷入危急一刻，對它避之唯恐不及的中國人，其實很快又再打包行李，再次返回完成自己未盡的紐約夢。這場病毒當然不會是美國和中國之間意識形態交戰的終局，至於紐約雖然遭到病毒摧殘得狼狽不堪，重建之道的答案，應該不至於有人會腦袋不清到以為會是在武漢。
美國仍是中國學生最嚮往出國留學的國家。儘管貿易戰期間，中國教育部曾強調自二○一○年以來，因為中國本身經濟實力增強，大舉留住了本國學生，才讓赴美學生人數減緩。但實際上，中國留美學生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川普上臺後對中國留學生簽證發放緊縮。這一緊縮，讓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專業博士生和研究生大受影響，真正損及的，是主觀上仍希望前往美國深造的中國留學生，而非美國大學國際學生的「員額」。
我所居住的羅斯福島南邊盡頭，有座康乃爾大學另外在此興建的創新科技園區（Cornell Tech），園區裡亞洲學生幾乎都來自中國。也許他們內心對祖國仍有絕對的忠誠，但每年春夏之交的畢業季，你總能在校園餐廳裡，看見一桌又一桌的中國學生認真討論要怎麼在紐約找工作，好讓自己繼續留在當地。他們互相交換訊息，商量著怎麼延長簽證期限，或乾脆怎麼拿到一張綠卡好一勞永逸。愛國心和個人人生追求很清楚就是兩回事，中國當然是他們人之常情的情感依歸，但誰都知道唯有在美式生活之中，才能更進一步滿足這些留學生對所謂成功人生的定義。
中美之間呈現在官方層次的互動，有矛盾，有合作，也有競爭，對中國移民和留學生來說，面對美國恐怕也有複雜的心理，他們既驕傲於中國的國力發展正直逼美國，但對個人生活上的滿足和嚮往，又往往以美式風格為基準。經由一場COVID-19疫情風暴，那些選擇在紐約實踐夢想的中國年輕人，會怎麼從紐約的視角，重新看待自己家鄉的未來，沒有人知道。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中國官方在這個對中國極權作風最具包容力的城市，繼續使勁利用它的程度只會愈大，它絕對只會更加善用對中國政府相當友善的政治陣營，繼續透過為數不少選擇靠攏中國官方立場的大學教授替其說項，讓友善中國立場鮮明的多個民間智庫繼續幫中國發聲，然後加強力度操控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紐約華僑組織，以替他們擺平「官方不便出手的事」，從而在紐約左派媒體面前繼續扮演著慈祥溫和的東方巨人。
中國從來就不在乎自我宣傳的內容，是不是和自己海外僑民的實際認知呈現著兩條平行線。老一輩的中國移民，如果本身並不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他們多半又更專注於享受美式的自由自在，很多人心理上早打算一輩子以美國為家，並且繼續把所有資源，全都用在讓自己子女重頭到腳接受完整的美式教育。遭COVID-19襲擊的紐約，也許讓這些人嚇出一身冷汗，但額頭的汗擦乾了，美國對他們的意義將一如既往。
中共對美的知識統戰
一路回推中美之間的較勁，將時序拉到二戰剛結束的一刻，為了防止共產黨滲透從事間諜活動，美國國會曾特別立法禁止共產黨員和親共者申請加入美國籍。只不過直到一九五二年正式通過立法時，已是美國紅色恐慌麥卡錫主義的末期，因而這套法律往後實際執行多是採取寬鬆認定，而且常有豁免規範。尤其隨著蘇聯解體，加上幾個指標共產國家弱化，過去半世紀以來，其實已經少有在美國的中國人被套用於這條法律上。
紐約向來是最願意接受，或說是最欣然接受社會主義的大本營，「左派分子」唯有在美國這一自由色彩鮮明的大都會可以是個不怎麼負面的標籤。真的要直到中國舉著「大國崛起」旗號，積極向外輸出中國特色的新式共產主義，原本以為事不關己的紐約學界、政界人士，似乎才稍微警覺到事有蹊蹺。紐約之外，美國其他地方早有人把防止共諜滲透長期備而不發的老法律，翻箱倒櫃拿出來使用。二○一六年，美國FBI便曾以「移民詐欺」罪名，逮捕了來自中國的移民Lu Lin（化名），理由是他曾在一九八七到一九九七年間替中共公安部工作，是個必然的共產黨員，他的任務之一是協助中國官方在香港蒐集情報，但他在二○○八年申請歸化美國公民時，竟刻意隱匿這些經歷。
所謂「移民詐欺」，指的就是他違反美國《移民與國籍法》中的「共產黨員不能移民美國」。當年同一時間另有幾起類似案例，遭FBI鎖定的共產黨人全都是中國人。美國這項法令主要是針對共產意識形態，並不明確為了任何特定國家量身訂造，立法之初，目標對象或者指的是蘇聯。到了今天，已沒有人會否認中國就是共產黨的最大陣營。
具有共產黨員身分的中國移民，未必全都帶有倡議共產主義的任務，在幾回嚴格執行移民詐欺後，美國政界很清楚知道真正會發生大問題的是在別的地方。二○一八年隸屬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在年度報告即提出：「中共正利用它海外統戰組織，資助美國知名智庫，由此宣傳中共的統戰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中共滲透的主要核心，早就不靠那些戰力有限的散兵游勇。當時這份報告清楚地指名道姓，列出了在美工作的中共海外統戰組織，其中之一就是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卸任後創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幾年下來，這個基金會以直接對多個美國智庫出錢贊助的方式進行實質影響，包括重量級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AIS）、布魯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和北大西洋理事會（NAC），都是他們交涉的重點目標。凡此種種，更勝零散共產黨員入籍美國，或有或無地潛伏在基層領域，那是直接把錢塞到重量級機構和人士的口袋，再從他們口中產出一種屬於美國「高階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正面評價。
美國過去的「反共移民法」經常是抓了小魚放大魚，任憑中共藉由大肆贊助美國學界、智庫持續豐收收網，COVID-19當下，中共在美國揚威防疫的宣傳工作，明眼人多少看出了其中裡應外合的味道。美國之所以會逐步修正過去對「禁止共產黨者擁有美國國籍」的消極執法，原因不言而喻，當你發現紐約各大主要房產、公司行號，不僅有愈來愈高中資占比，所有者且都和中共黨國體系具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美國人能再平心靜氣沒有反應？
包括「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內，美國政界對中國在自己家門吸收華人、華僑組織，以建立中共「統一戰線」這些事也都瞭然於胸，但除了提出示警，在強調開放、多元、自由、人權等等立國精神下，卻使美國官方和民間皆無由進一步提出明確的反制措施，深怕被冠上「反華版本的紅色恐慌」帽子，處處動輒得咎，這點顧慮，在號稱美國最多元開放的紐約身上，表現得又至為明顯。
布建華文媒體滲透美國輿論
對美國而言，今天來自中國的威脅已完全不同於過去蘇聯，正是因為美國和中國的經濟有其一體化特性，其中所指的不僅是美中貿易戰的檯面上角力，這回紐約為了COVID-19造成醫院呼吸器嚴重缺乏，不就必須大舉向中國採購求援。同樣的，存在高度用藥習慣的美國社會，卻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製藥來自他國，其中又以中國為重要提供者。這讓雙方在科技和智慧財產權的交手之外，美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危，至少有一定程度是握在中國手上，這對一個以強者自居的國家來說，其實並不光采。
但當川普政府似乎有意回頭援用早年的冷戰手段，很快就遭到國內自由派、中國交流派的大肆抨擊和反對，紐約政界尤其一直扮演川普在這個議題上的擋土牆。當美國朝野正為「中美新冷戰」的是非對錯爭論不休，中國則早已繞個彎在紐約各地積極布建。和贊助智庫同一套路的，是中共另對紐約特定華文媒體的資助，也就是早已被揭露的中國大外宣戰略之一，已經開始發揮效用。尤其在這波疫情重創紐約之際，中共一面利用美國智庫影響美國人的思維用詞，另一手則是掌控特定的華文媒體，積極主導在美華人的語彙，讓所有華媒不再使用「武漢肺炎」的名稱，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至於在美覆蓋率達第二位的中文電視臺鳳凰衛視，其中百分之十的股份就是由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持有。每每重要時刻，必定配合中共的指令操作輿論，彷彿中共「海外中央臺」。這也是為什麼當美國為了COVID-19焦頭爛額，川普卻會在白宮疫情記者會上，氣極敗壞地和鳳凰衛視的女記者有一番唇槍舌戰。原本是受訪對象的川普，不耐這名女記者意有所指的提問，進而以總統之尊反問她，「妳為誰工作？中國（共）嗎？」紐約自由派人士當然免不了對自己總統不知新聞自由而給予一陣痛罵，但當這名女記者在現場不斷辯稱自己不是為中共做事時，同樣也讓她得到了不亞於川普的嘲諷。
另外，除了以控股方式掌握華文電視臺，中共甚至是以全資方式買下紐約當地的華文報紙，如紐約《僑報》就是直接受控中共。在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僑報》編輯筆下，聲援反送中的港人全是暴民。主要在美華人社區發行的傳統中文報《星島日報》，雖是香港人所創，但自八○年代財務不穩，由中共出資擺脫危機，於是也就成了一家不折不扣在海外替中共喉舌的報紙，報老闆何國柱且是中共多屆全國政協委員。相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對美國智庫受中資操縱的示警，美國非盈利機構詹姆斯通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則是對在美華文媒體被中共掌控提出警告，強調的便是：「中共對美國輿論市場滲透的深遠程度，包括華裔美國人聚居的所有美國大城市都無倖免，所有這些城市，都是中共政府利用錯誤資訊和宣傳（進行誤導）的對象。」今天在紐約，我們已不難從那些和中共口徑一致的華文媒體、智庫聽到以下這些論調，例如在中國問題上，他們會說：我們不應該試圖改變中國，沒有國家有資格改變其他國家；在新疆問題上，他們會說：中國有它們自己的反恐考慮；在香港問題上，他們會說：所有香港年輕人訴諸暴力活動都應該要被制止；對中國如何干預臺灣選舉，他們總是視而不見；談及中國社會現況，永遠不觸碰人權議題，也不講網路監控，只說中國網路科技蓬勃發展的一面。
從美國法律反「共產黨員移民」，到美國國會揭露親中智庫的背後資金，再到非營利基金會指名華文媒體「姓黨」，美國對中國在美國社會搞什麼把戲其實都知道，拿不拿得出有效方法面對它，又是另一回事。誰說民主國家就是自由靈活的，誰說共產極權國家就一定保守僵化，在滲透和反滲透之間，誰是僵化，誰才靈活，答案已呼之欲出。而今，一場病毒風暴，旁人又再次見識到中共的靈活，未必是用在防堵病毒傳播，紐約僵化的一面，同樣也不是表現在防疫不利之上。中國留學生都想要留在紐約工作，這是事實，對中共龐大的黨組織來說，他們其實更愛紐約，一個可以任由他們在地豢養「土共」的自由之境，一直以來，只有紐約經常不畏人言，願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國力行銷，提供一個極度自由，又具備強大包容力的絕佳表現舞臺。中共可能討厭死美國人了，但一定是非常喜歡那令他們感到自由自在又無拘無束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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