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在香港:五波疫情背后的不同阶层
新冠肺炎在香港:五波疫情背后的不同阶层
香港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在4月中旬之后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香港疫情的传播轨迹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和湖北以外的内地城市相比,香港由于无法采取“封闭式”管制措施,给病毒传播提供了一定空间,而病毒传播背后的人口流动轨迹又勾勒出一幅令人深思的社会阶级图景。香港的这些情况,在春节期间严格管控人员流动、几乎彻底关闭省际交通的内地城市间是不存在的。
更何况,香港严格意义上一共经历了五波疫情:第一波是春节前由湖北地区来港输入,第二波是春节后本地传播,第三波是3月上旬的海外旅游输入,第四波是二次本地传播,第五波是3月中旬的海外移民回流输入。目前来看,由于港府在3月25日颁布了严格的入境限制措施,再加上香港社会的配合,海外输入和本地传播都得到遏制,暂未出现“第六波”的苗头。
这五波疫情在香港的传播具有着明显的群体、阶层特征。比如第一波输入疫情中,任职金融机构的湖北籍“新港人”成为各方焦点,主因是她父母曾辗转多间五星级酒店;第二波疫情多为家庭聚餐、“打边炉(火锅)”导致,最令全港人心惶惶的是一间佛堂给香港清贫百姓发放免费餐食,而曾赴峨眉山的佛堂住持被怀疑为最早的感染源头,后广泛流行于到访佛堂的中老年妇女之中;第三波疫情主要是欧美旅行团、外籍旅客和雇员输入;第四波疫情,也就是第二波本土爆发,则是从香港生活方式最西化的中环开始;第五波疫情则是英美防疫失败后,移居或留学当地港人开始潮水般回港所致。
如果主观辨识上述五波疫情的受影响群体,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出期背后的阶级差异。换句话说,从第一波“新中产”、第二波本地普通民众到第三波外游民众、第四波中环“新贵”、第五波“上层精英”的传播,疫情在香港的传播轨迹,完全可以适用于“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社会学叙事。
用当下的公开资料来说,可选择确诊病例的住所所在楼盘的房价来作为“士绅化”的量化指标。无论是租住还是购买,居所的楼价都是个人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真实体现。因此,作者在搜集了截至3月21日香港累计确诊的268例患者的居所资料,并扣除无居所资料、非香港常住人士、钻石公主号返港患者之后,共获得了232笔资料。
为何以3月21日为时间点,主要考虑到3月19日是迄今为止单日新增病例最高峰,也是第五波疫情(第三波输入)的高潮,同时第四波(第二波本土)也如平行线般同时发生。此后港府开始在机场附近开辟场地安排直接检测,一些海外输入病例在入境之时就直接被确诊隔离治疗。
确定范围后,根据香港主流房产中介“中原地产”的资料页面,查询每一笔病例住所的“平均尺价”并录入,若遇到特殊情况采取三种操作方式:第一,若不显示平均尺价,但有交易记录,则选择最近一笔交易的尺价;第二,若为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共屋村,统一视为尺价为7000元;第三,若为村屋、独立屋且无交易记录查询,则参考附近同地段、同类型数据。
研究结果如下:
每一波疫情楼价平均值换算为内地常用单位
香港前232病例住所“最贵楼盘”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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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五波疫情确诊病例的居所楼价变化来看,新冠肺炎在香港的传播轨迹,基本符合“士绅化”的假设。每一波输入性病例的携带者,其社会阶层逐步走高,而紧接而来的本地病例患者,其社会阶层都稍低于前一波输入性病例患者,但高于前一批本地病例患者。
第二,从总体趋势来看,第一波为“标准中产”,居所楼价与去年香港指标屋苑几乎持平;第二波(首波本土)为“中产偏下”,他们以香港粤籍居民为主,过年回老家走亲访友、又以平价聚餐、求神拜佛等形式将病毒传开;第三波(次波输入)为“中产偏上”,他们赴欧美旅游、出差但在香港有居所;第四波(次波本土)同样为“中产偏上”,他们多为具有国际背景的机构,以追求逛健身房、酒吧的西方生活方式为喜好;第五波(三波输入)为“标准中上阶层”,他们子女在欧美留学,住所大多为半山豪宅或核心地段的高级公寓。
第三,作为一个追求西方精英式生活、中上层精英高度垄断资源和话语权的城市,香港疫情的“士绅化”趋向,也刚好和整个香港社会一开始对疫情的“异常敏感”、“政治操弄”到后来的“逐步松懈”、“不以为然”的进程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当然,随着第五波疫情,也就是第三波海外输入疫情,在港府的入境管制和防控下逐渐归于平静,“士绅化”似乎迎来了一个休止符。但是,对于疫情之前已经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疫情之后可能又要再次迎来一股新气流的香港来说,“士绅化”的叙事似乎在其他情况同样有迹可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病毒无国界、没有种族、也没有贵贱,抗击疫情,唯有团结才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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