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中）
亚当·舍沃斯基：瘟疫时期的生活（中）
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作者 </br>
王也/翻译
三、操纵还是幻觉？
4月1日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政客所说的话。我们时常会怀疑他们又掩盖了坏消息，夸大了好消息。何况，我们希望他们撒谎，希望他们能把未来描绘得比我们所期望的还要美好。正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中一句口号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许诺”。想象一个政治家说出“事情越来越糟，我们无能为力”这样的话，那他/她肯定一票也赢不了。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这是一个均衡：我们希望政客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希望他们撒谎，所以他们才撒谎。但是，政客们传达虚假信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他们并非试图操纵我们，只是确实抱有虚妄的信念。由此，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话题：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世界各国领导人到底如何反应。
法国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武汉有人正在死去。事实上，早在1月3日，中国外交部就告知了各国政府武汉出现神秘疾病的消息。人们那时不知道的，是病毒是否会传播到中国以外，以及它到底有多么危险。截止到3月7号，全世界总共有87500起已知的感染病例，但其中80000起是在中国。法国当时已经有130人感染，2人死亡，政府也采取了初步的温和措施来遏制疫情：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人，以及跟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被隔离了起来。但同时政府也发布公告称，“一切尽在掌握”，没有担心的必要。《世界报》（2020年3月20日）的报道指出：“每天在电视上和广播里，都有医生——尽管很少是传染病专家——向人们保证，新冠病毒并不比流感更危险。政治家们尽管有科学顾问，但还是受到了电视节目里‘专家’们的影响。出于安抚民心的考虑，行政机构对这些‘专家’和那些拉响了警报的人给予了同等程度的信任。”到3月4日，法国已经有212人感染，4人死亡，但政府的女发言人还是得到指示，在接受FranceIntel电台采访的时候声称：“我们并未处于疫情阶段”，并援引了法国每年都有两百五十到三百万人感染流感的事实。尽管一些地区学校已经关闭，她还是说：“我们不会关闭法国的所有学校。现在有的只是一场准流感，我们不会关校。”到3月12日，情况已经非常严峻。那一天，新成立的科学委员会告知总统，如果放任不管，病毒会感染过半人口，成千上万的人会死去。“我们之前不掌握这一情报”，总统的一位顾问说，“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应对一场大流感。”到了傍晚，总统宣布实行隔离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
巴西总统博索纳洛也一直在传播新冠病毒只是一场“小流感（grinpezinha）”的说法。但是，无论是直接接触过动物的人才会被感染，还是新冠病毒只是流感的变体，这些想法都并非毫无根据。毕竟，有很多病毒人类会感染，但不会扩散给其他人。蝙蝠就会传播这样的病毒。何况，人太警醒了也会犯错：2008年，法国卫生部在流感疫苗上花了15亿欧元，但只有8%的法国人接种了疫苗，这引发了一场对卫生部长Roselyn Bachelot-Narqui乱花公帑的指控。事后意识到的错误，在不确定的结果揭晓之前，未必就显得那么疯狂。
然而，有一些对于危机的反应，着实比较令人难以理解。我不知道特朗普在想什么。看看他说过的话吧：1月22日，当美国只有一例感染者时，特朗普保证说：“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它（病毒）。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病人。我们已经控制了情况。一切都会好的”。2月10日，他说：“看起来到四月份，你们知道，理论上，天气热起来的时候，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的。”2月28日，他说：“它会消失的。总有一天，像个奇迹那样，它会消失的。”3月10日，当有615人感染，22人死亡的时候，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干得很棒。病毒会消失的，保持冷静，它会消失的。”
如果有人在祈求奇迹的发生，那我们除了喝一点卢尔德或者渗渗泉的圣水，以及耐心等待之外，也就没什么要做的事了。然而，有些政治领袖的疯狂更加主动。尼加拉瓜的副总统，也是总统夫人，在3月14日组织了对抗病毒的“公民游行”。公民可以为了诸般理由走上街头；但游行对抗病毒，实在和旅鼠出行无异。即便“团结起来的人民不会被打败”，抑制病毒的药方还是让人们尽可能地分散开来。
我们能不能分辨，哪些政治家确实知道得更多，但试图去操纵我们的信念，哪些政治家则是在欺骗自己呢？重要的证据之一是审查：在一些国家，公开有关病毒的信息将受到法律惩处，这其中有阿尔及利亚、匈牙利、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如若没有这种表面上的证据暗示政客们在掩盖什么，我们就只好假定他们并无自杀的倾向，假定他们要是向其他人撒谎，那就不会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这里有一些事实。成员超过五百名的武汉人民代表大会，于1月11日还召开了一次会议。马克龙总统3月6日造访了一位老人的住处，还去了剧院。特朗普总统不停地召开集会，在海湖庄园接待了博索纳洛总统，并不顾全国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坚持与人握手。鲍里斯·约翰逊在被检验为新冠阳性之前两天，也还坚称自己会继续跟人握手。政客们满心只想安抚民心，避免恐慌，因而确实可能会一厢情愿。但他们也可能是有意为之，自己只公布好消息，坏消息留给其他人去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病毒高度传染且可能致命，还会召集和参加公众活动、旅行，以及游行吗？我愿意相信，他们确实低估了病毒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威胁。
但为什么有些人低估了威胁，有些人却没有呢？有的领导人采取了及时（相对于该国与中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的行动，并尽快推行了全面的措施。到最后，我们遇到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足够幸运，遇到了一个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政府，而另一些人则要在政府的妄想中备受折磨？这一区别看起来跟政体无关。中法都很晚才意识到危机，而台湾地区和越南都在获悉了武汉的情况之后就及时行动。沉浸于妄想的领导人里，的确有不少人对民主制度不屑一顾，但这份名单也包括了对民主有坚定信心的那些人，其中有马克龙和佩德罗·桑切斯。这份名单不包括维克多·奥尔班——他抓住时机，给民主制度来了致命一击。的确，我们也许会预期那些“滑坡国家”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会利用危机来统领全军，宣布紧急状态，并废除所有政治制度。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普京在内，都放弃了承担责任，只是尽可能地按兵不动。也许更加系统性的分析能显示一些可识别的规律。但此刻，我只感到疑惑。
四、我们价值观的脆弱性
4月5日
我们所珍视的自由价值，不仅仅包括自由的行动，也包括自由参加集会和宗教仪式，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免遭国家侵犯。我们的民主价值则包括了通过选举选择政府的自由，以及藉由民选代表和司法体系来控制政府行为的自由。我们从此次危机中的限制措施里可以学到的是，当死亡逼近时，这些价值让步了。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含义深远。生存是必须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奢侈品。帕特里克·亨利的感慨——“不自由，毋宁死！”看起来反倒像异常之举。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全世界十亿人口被禁足家中，大多数人都自愿接受，认为这是避免自己或他人的死亡所必需的。只有美国和巴西的一些福音教徒，才坚持把自身的组织利益置于公众安全之上；甚至波兰天主教会都拒绝教众参加复活节弥撒。在好几个国家里，人们自愿接受了对自身活动的地理信息定位。各个政党都对推迟即将到来的选举表示支持。议会将权力授予行政分支，不再开展协商。司法听证也都暂时搁置。
考虑到我们现在已知的事实，从以上的观察中所能得出的至多是一个假说，还需要系统性的证据来加以验证。我们应当预期，民主国家在限制自由的时候会更加犹豫；相对于威权国家，它们在面对同等程度的危险时，会更晚采取限制自由的措施。正如David Runciman观察到的那样：“民主政府从来不擅长做出艰难的决定。提前行动——在问题变得急迫之前就解决它——也从来不是民主的强项。我们会等到别无选择的时候再去适应情况。这意味着，在面对类似疫情的时候，民主国家往往会起步更晚，只不过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追赶。”但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那些由政体、制度、政治环境和领导人个人特质导致的差别，会在死神逼近之时迅速消失。甚至那些反复宣称疫情会奇迹般消失的领导人，比如特朗普总统，都转而采取了跟中国相同的措施。
我们也会预期，一些民选领导人会更倾向于采取“极权主义”措施。在危机开始之前，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然在侵蚀民主的根基，这包括马杜罗、奥特加、博索纳洛、特朗普、奥尔班、卡钦斯基、洛佩兹·奥布拉多、穆迪和埃尔多安。但令人吃惊的是，并非所有人都选择借此机会给予民主制度致命一击；事实上，这个名单里，只有奥尔班这么干了。大多数人则选择尽可能地按兵不动。
不采取严厉举措的一个理由，是这会让经济活动陷于瘫痪。我们的确面临着权衡取舍。对此最好的总结，来自墨西哥城游客中心里的一位彩票贩子：“是啊，我很害怕，但至少新冠病毒能靠药物治疗，饿肚子可不行。”左翼政府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们担心经济瘫痪会威胁弱势群体的生存；右翼政府则害怕影响大公司盈利。在过去十几年里，高盛系（鲍尔森、加特纳、努钦）执掌着美国经济，他们有理由关心股票指数胜过其他一切。或许我们也应该预期，行动的迟缓程度跟政府的意识形态有关。也有可能某些国家最终会更快地放松对隔离的限制。但这些区别都跟自由价值无关，只是出于纯粹的经济考虑。
获得了紧急权力的政府纷纷保证，这种权力会是暂时的，有限制的，适宜当前情况的。因此，法国司法部长Nicole Belloubet才会强调，允许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治国的3月23日法案，唯一目的就是“对抗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后果。其他任何基本权利，以及民主生活所必需的制约，都不受影响。表达、沟通、传播信息和批判的自由都一如既往。”
我们会忍不住去猜测，当前这些限制会有怎样的长期影响。生活在震惊之中的我们，想要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世界各地的报纸专栏里都充斥着预言家，从名流到经济学家再到哲学家。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水晶球来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事。中国、新加坡、韩国和以色列都已经在使用追踪设备。一组欧洲的科学家，PEPPPT，于4月1号宣布，他们当前正在开发能让卫生部门追踪被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应用。MIT也在进行类似的开发。面对危险，人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监视。在中国的浙江省，90%的居民都加入了可以监控他们日常行动的阿里健康码系统。甚至极为看重隐私的法国人也愿意让步。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80%的受访者声称他们会安装这样的应用。此类尝试将会永久地成为政府武器库的一部分。政府也许未必会使用它们，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发布时有删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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