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关于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 2020.5.18.
-----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54周年
杨帆回忆录（五）
我的中学时代（二）
一．我再次要求党中央允许公开进行文革研究
我认识一些文革派， 没一个是吃铁饭碗的，都是民间学者，值得尊敬的是河南袁庾华。他原是大型国企管理人员，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负责人，相当于省级干部。后被作为“三种人”判15年刑，出狱后一直积极从事思想整合，在本地威信很高，他为人真诚，热心助人，也有许多人帮助他。
袁庾华在河南给我办过讲座， 也来北京访问过我，我请他吃饭，他再三说吃饭无所谓，借书最重要。我说你随便挑拿走就是，结果他抗走一大包。 他真诚信仰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一直和工人打成一片。我说我也一样真诚地奋斗10年，但大多数人不愿这样做。。
袁庾华感念于心的是1966—1967两年造反夺权经历，那是体现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真正文革”，至于前4年准备，后8年停滞，都不算文化革命。
我说，你这是偷换概念啊。不过可把这两年划出来作为核心阶段，你要承认文革是失败了。他们认为文革失败是四人帮的责任。还有年轻人武汉的田力为更有意思。他一边经商一边调查文革史，深入到许多地区，他说两派斗争是当权派挑起的，他们破坏文革。
我对袁庾华说：左派没逻辑，右派没良心。他觉得有意思，到处传播者两句话，我还要感谢他。
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秉承邓小平“不争论”的原则，只给文革扣上一顶：“历史浩劫，经济崩溃边缘”大帽子，严格控制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结果是“文革学”在美国成了一门学科：中国学者反要去美国和香港查材料。这不仅在学术上荒谬，且不能阻止文革派顽强发声甚至小成气候。 年轻人对文革一片空白，没记忆没感觉没免疫力，如文革再次出现，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
争论不可怕，抹去历史记忆才可怕。文革发生的关键是决策者发动。但其根源埋藏在人性和中国文化里，潜伏于社会矛盾中，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再度出现。数十年来那么多人曾经捶胸顿足地保证：文革再不可能发生，现在他们不一定敢说了。
我已建议多次开放文革研究。法律规定档案30年解密，现文革开始从1966年算起是54年，从1976年结束算起是44年，一些优秀的专家如印红标，徐友渔，秦晖已七十有余，袁庾华已八十有余。老三届退休10年来写出大量回忆录，再不开放研究，文革史将失去最后一批见证人，这将是中国最大损失。
二．认识文革的本质特点
数十年来对于文革，主流是彻底否定，民间文革派是盲目肯定。但对“文革”概念和核心特点，并没彻底搞清。 依据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说法:
- 遵循1962年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基本路
线”， 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经4年舆论准备，形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实行全面专政。
- 运动的重点是三种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三个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定义，不是以行为定罪，而是以身份定罪，从根本上破坏了依法治国。
具体做法是一斗二批三改，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革命准备三年完成。
第三，真正“史无前例”的是：文化革命不是依靠党和行政系统，不是依靠公检法和军队自上而下安排的，党和政府管理部门大部分停止了工作。检察院和法院一关门就是8年，基层党委瘫痪，刘少奇派工作组被撤销。刘少奇茫然，说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努力想跟毛主席就是跟不上”。
文革实行的机制是：
（1）神化的最高领袖直接发布语录，称为“最高指示”，直接通过《人民日报》通知全国人民；
（2）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党中央书记处， 成为决策和执行机构，凌驾于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
（3）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好像1926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歌颂的农民造反运动。
1966年8月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提出“造反有理”。 红卫兵冲上社会“破四旧”，使用了私人暴力，称为“红八月”；10月份中央文革又鼓动成立群众组织造反夺权。群众组织越过了中间管理层，直接与领袖沟通，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第四，自由派把文革归结为“专制”是不准确的。专制是最高领导一个人决策，通过中层（国家机器）来管理下层，而文革是把领袖神化，直接依靠群众打掉中层，这是民粹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路数，在中国民间亦有历史积淀，如墨家在农民起义中的影响。
自由派一直没抓住这点，把任何“左倾”简单类比为文革，成为一种帽子，降低了他们理论解释力。
第五，1967年1月1日以上海为起点，搞“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军代表为一把手，有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毛泽东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
不搞“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企业，在人民公社层面“四合一”； 并有基层单位的人民民主选举和监督，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舆论监督。1967年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委会，毛泽东的目标在形式上已实现。
第六，文革派辩护的理由之一，说这是“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是社会主义实质民主，比资本主义形式民主要真实。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大民主缺乏操作性，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控制不住：
（1）私人暴力盛行，大部分领导干部，许多知识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人生侮辱，死于非命；
（2）其次是大部分庙宇古迹被捣毁，古籍文物甚至私人日记，私人股权和房产证被焚毁；
（3） 全国性的派性武斗，群众组织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支持书记，一派支持厂长，并非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派，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个判断是有误的。党中央多次呼吁大联合都不执行，直至1967年武汉事件激怒了毛泽东，下决心全面清理造反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撤销“三支两军”，恢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 但“极左”理论和路线并未纠正：
- 张春桥姚文元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儒评法三大基本任务；
（2）城市居民票证供应，工农业剪刀差，把消费压低到极点；取消奖金，依靠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多年，效果递减，人的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
（4）以基层组织的介绍信代替法律，剥夺了越来越多的个人选择，一切都需要单位盖公章，如结婚离婚，调动工作，迁居探亲，报考大学，住宿旅馆等。
经10年实践，文革终于受到大多数人反对。1976年发生“四五”群众运动，10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宣布结束文革。又经两年过渡至1978年12月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确立改革开放路线。
- 文革有两件“副产品”需要一提:
（1）1966年下半年大串联，是在基础设施极端
落后条件下，上亿青少年全国性的免费旅游，促进了他们的社会化。
- 上山下乡的“老三届”，青春有悔还是无悔。
我认为不能开历史倒车去缩小三大差别，不能用牺牲一代人的办法去培养少数人。至于少数人在逆境中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属于自己的造化，不是人人都能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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