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贵”与“跪” ——被误读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及文化革命
滕彪：“贵”与“跪” ——被误读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及文化革命 ——
滕彪：“贵”与“跪” ——被误读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及文化革命
（一）
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可能是因为一个词的错误翻译引起的。1945年7月，美、中、英联合发布《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予以“彻底摧毁”。记者问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回应，铃木说“不予评论”。问题是，他用的这个单词”mokusatsu”，同时还有“我们根本不在乎”的意思，杜鲁门和美国政府被激怒了，10天后就把原子弹投向了广岛。
1840年，使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怀唐伊条约》，在翻译成毛利语的时候遇到很大困难，一些关键的词比如 sovereignty（ 主权），在毛利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最后被翻译成治权（kawanatanga），也就是从governorship音译的毛利语。对财产的理解也非常不同，毛利语的taonga（财宝）一词暗示着对语言和文化等内容的拥有权和保护权，超越了英语版本的“财产”概念。这些争议“为后世带来巨大阴影，这种不利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可以说是新西兰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古今中外，不同语言之间的误译和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经常发生。小的带来尴尬或争执，大的带来思想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严重的可能像上面两例那样，导致重大的外交灾难或政治危机。有时候中国学者为应付审查，把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译成“集权主义”或“威权主义”，在政治学里，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英语里的state、nation、country是三个东西，在中文里都可以被译成“国家”。crime和sin，中文都是“罪”，但前者是违法犯罪，后者则是宗教道德层面的罪。LGBT里面的T（transgender，跨性別者），有时候被错译成或理解成“变性人”，其实变性人只是跨性別者中的很小一部分。
（二）
今年5月25日，46岁的黑人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压住脖子窒息而死，引发了席卷美国的抗议浪潮。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走向新的高度，并且冲出美国，走向世界。
但这场运动在中文世界，却被很多人翻译成“黑命贵”，甚至还有人把它称作“黑命最贵”。这带来的理解上的混乱就不是微乎其微的了。
“贵”在中文里的意思是价格或价值高，值得珍惜与重视，形容人或群体时，是指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优越性。贵的反义词是轻，贱。辈分、权势、名望等贵则不贱，不贵则贱。常见词组有高贵、尊贵、贵族、权贵、富贵、显贵。所以，单从字面上看，“黑命贵”有“黑人的命比其他人更贵”的意思，这显然和Black Lives Matter本意相去甚远。在美国存在根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情况下，在屡屡发生黑人死于警察过度暴力的情况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抗议也难以争取到种族平等的情况下，Black Lives Matter的意思显然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要把黑人的命当回事儿”。这是非常基本的、卑微的诉求，一种理所当然、却又一直被侵犯的常识或公理，要求的仅仅是与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受到平等对待。它绝对没有“黑人的命比其他人更贵”的含义。就算不了解这场运动的背景，稍懂英语的人都不应该把它译成“黑命贵”。正确的译法是“黑命也是命”，或者“黑人同命”。一个抗议者手里的牌子写到，“我们说‘黑人的命也是命’，从来没有说‘只有黑人的命才是命’，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因为黑人的命正处在危险之中。”
社交媒体上最早出现Black Lives Matter标签是在2013年，当时开枪打死17岁黑人高中生 Trayvon Martin的凶手Zimmerman 被判无罪。这场运动在2014年Ferguson抗议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日渐壮大。川普当选总统以来，不但没有弥补种族裂痕，反而使白人种族主义强势反弹，极端种族主义情绪在白人中抬头，基于种族歧视的反移民运动和排外主义日益嚣张，警察针对黑人的过度暴力也没有任何缓解。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使吉姆·克劳法被废除，黑人权利在宪法、法律层面获得巨大进步。于是一些人声称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已经被根除，但事实远非如此。长期的黑奴制、种族隔离造成的恶果仍有巨大惯性，黑人在司法、执法、住房、就业、教育、移民、医保、财富分配、选区划分、职场发展等方面仍然受到普遍的、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歧视。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梦想仍未实现。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发展了诸如黑人批判理论、黑人存在主义等理论分支。
Floyd之死再次点燃了人们埋在心底的怒火，抗议浪潮遍及全美。因为个别地方出现了骚乱，很多中国人把整个BLM运动污名化为“暴动”、“打砸抢”，无视运动整体上保持了和平、合法的事实，拒绝对引发抗争的结构性不义给予同情的理解。馬丁·路德·金说，“骚乱是未被倾听者的语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只有从历史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正义的角度，才能公正地理解和评价一场运动出现的激进化现象，而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和道德上给予负面评价。（何况，已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白人极端组织混入游行中策划暴力。一家智库“人权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on Human Rights）在Floyd事件后的40次抗议中发现了极端主义Boogaloo运动和其他白人极端组织的证据。美国已逮捕和起诉了一些白人极端分子，包括在加州BLM游行队伍附近杀死两名警官的两名boogaloo成员，以及准备了燃烧瓶和汽油桶企图在拉斯维加斯BLM游行中制造恐怖的三名boogaloo成员。）
（三）
运动产生了巨大声浪，在压力之下，白人警察Derek被逮捕，并将罪名从三级谋杀升为二级谋杀，另三名在场警察，也都被指控。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等地宣布将对警察系统进行改革，改革举措包括削减预算、禁止掐脖执法等。川普签署了行政令，旨在促进司法系统问责制，建立数据库统计警察过渡使用暴力，限制锁喉手段的使用等。
在本次运动中经常出现的画面，是“单膝跪地”。美国纽约、佛罗里达等很多地方，警察放下警棍加入示威者行列，以单膝跪地的方式声援示威者。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带领民主党参众议员单跪静默8分46秒，结束时要助手帮助才站起来。伦敦、格拉斯哥等多个城市，数以千计的民众在集会游行中单膝跪地；德国多特蒙德和柏林赫塔队所有球员、教练在比赛前单膝跪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抗议活动现场，与数千群众，一起单膝跪地，声援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在好莱坞日落大道，黑人影星、歌星Keke Palmer对国民卫队演讲之后，第18骑兵团的官兵们同意单膝跪地。在北卡的Cary，三名白人执法人员和另外三名白人社区人员跪在地上，为几名黑人牧师洗脚，很多人在旁边单膝着地，有人感动到轻声啜泣。这些例子多到数不完。
但华人右翼和种族主义者对此不但不受感动，反而觉得如丧考妣，极近嘲讽和羞辱之能事。他们把这描述成白人向黑人“下跪”，是“白左”的自我羞辱，说什么道德绑架、运动走向邪路，还有人故意造谣说黑人强迫白人下跪吻脚、黑人想当人上人云云。
抛开造谣和恶意曲解不说，这里面的误解和语言文化差异不无关系。在汉语里，“跪，两膝隐地体危阢也。”（《释名》）“跪，两膝拄地所以拜也。”（《说文通训定声》）跪就是两膝着地、腰和股都伸直的姿势。常用词组有跪拜、跪倒、下跪、跪伏、跪叩、跪下等。在中国文化里，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俗话有“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之说，跪礼大概在古代中国是最高礼仪，后来的磕头包含了下跪。跪皇上、跪祖先父母、跪神灵之外的“下跪”，多数都有屈服、羞辱、投降的意味。而在英语里，kneel包括了单膝触地和双膝触地，虽然有时候也表示祈祷或服从，但不像中文的“跪”有那么强烈的意味。当然语境和社会情境是重要的，求婚的单膝跪地、日本的跪坐，都是另外的含义；不要忘了，Floyd是被警察单膝跪死的。
“Take a knee”，就是“单膝触地”，译成“单膝跪地”也可以，但译成“跪下”或“下跪”就会导致误解。这个姿势在非暴力抗议和社会运动中形成确定的含义，还不到4年的时间。2016年9月1日，知名美式足球运动员卡波尼克（Colin Kaepernick）为抗议美国警察滥权、暴力对待非裔与少数族群，在唱国歌时单膝跪地，与他一起单膝跪地的还有球员Eric Reid。在美式足球等运动中，當有運動員受傷時，其餘運動員會單膝跪地。在卡波尼克之后，单膝跪地成为美国近年来平权运动的著名象征。
本次“黑人同命”运动中的单膝跪地，同样也表示对警察滥权和种族主义的抗议，呼吁政府重视种族平权和正义，呼吁社会宽容和人道主义。单膝着地的时间，大多数都选择8分46秒，这正是Floyd被紧紧压住脖子的时间，是警察施暴的8分46秒和一个黑人受难的8分46秒。白人、警察、公职人员的单膝着地，表示与受害者、抗议者团结在一起；在一些情况下，同时有忏悔、道歉、请求宽恕的含义。那些参与BLM游行的白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他们愿意为历史性的和体制性的不义而忏悔，为化解仇恨和冲突而祈求，为自己属于优势族群、属于给他人带来苦难的族群而感到不安、请求谅解。
因此，这单膝跪地，除了社会和政治意义，还有更深刻的历史、道德和精神意涵。它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爱和非暴力的力量，体现了忏悔和团结的意愿，将有益于弥合历史的伤口和社会的裂痕。这和中文语境下的“下跪”实在是南辕北辙。对如此震撼心灵的举动予以嘲讽和诅咒，暴露了种族主义者善恶是非的根本颠倒。
（四）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BLM在华人知识界、在中文社交媒体中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很多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这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深入探讨，其中一些和政治、社会、文化差异导致的思想混乱有关。
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要诉诸人们观点和态度的转变。社会运动吸引、引导或迫使人们关注要改变的议题，通过观点传播、信息、研究、辩论、社会压力、政治压力等方式，使人们改变观念或行为模式。民主运动、女权运动、LGBT运动、动物保护、环保运动等等都是如此。
这次“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也对种族观念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纽约时报分析指出，从Floyd惨死以来，全美数千万人参加了抗议，遍及2500多个城镇，平均每天发生140起，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运动。媒体和网络对BLM运动进行了大量报道，各界纷纷探讨和反思美国的种族问题，很多机构、企业、学校等公开谴责种族主义，白人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一道并肩抗争，一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被选下台。一些雕像被推倒或移除，包括邦联“总统”戴维斯、邦联将领罗伯特·李，还有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因其种族主义而长期引起争议的电影《乱世佳人》被HBO下架，在增加了一些历史背景介绍之后重新上架。一些历史人物的种族主义言行被重新评价，普林斯顿大学把前总统威尔逊的名字从该校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中除掉，校长说，“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即使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也是显著和影响恶劣的。”密西西比州州议会通过法案，沿用100余年的、唯一仍存留邦联旗图案的州旗寿终正寝。议长佩洛西下令移走国会大厅里4名前议长的画像，她说，“在这个民主的圣殿，那些代表了南部联盟暴力偏执和荒诞种族主义的人没有位置。”
有人惊呼：文革来了！但它与中共极权体制下那种“枪杆子运动群众”的毛式“文革”没有任何关系。“文化上的革命”在各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多有发生，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民主化浪潮，种族平权与性别平权，嬉皮士，互联网与新媒体等等，都在文化、思想观念、或生活方式上引发了深刻变化。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则是暴君指挥暴民的、血腥恐怖的人道灾难，是毁灭人性和反文明的东西，绝对不能同日而语。种族平权运动中的换旗、改名和推倒雕像，和毛时代“破四旧”运动的毁坏文物古迹，两者的政治社会意涵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美国的种族平权运动是对种族主义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反抗与清算，它既是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斯坦福大学麦卡丹教授说：这次BLM抗议”看起来正在实现极少数运动能做到的事情：开启了一个重大的、持续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时期。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个社会变革的临界点。”
比如“南方将士”雕像，它们大多数是1910年代第二次3K党运动泛滥之时所立，这些在南方犯下蓄奴、叛国等重大罪行的人物的雕像，是对黑人的羞辱，是为种族主义张目。推倒雕像凝聚了社会共识，属于拨乱反正。邦联旗帜也一样。2015年，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戴伦·鲁夫（Dylann Roof）在南卡一座教堂枪杀9名黑人，作案前他展示邦联军队旗帜，引发了禁挂“邦联旗”的大规模请愿活动。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的“团结右翼集会”引发流血事件，美国掀起更大的移除邦联纪念物的浪潮。本次换旗只是前面运动的继续。在社会运动压力之下，议会立法通过，程序正义，尊重历史，符合正义，与“破四旧”天渊之别。
关于BLM的争论还上升到了更大范围的“左”“右”之争。其实西方的左右含义和中国的左右含义极为不同。不仅如此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情境下，都有不同的流派分别被贴上左或右的标签。被称作或曾被称作“左派”的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主义，计划经济，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环保主义，女权主义，民权运动，LGBT运动，工会运动，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自由派等。而被称作右派的至少有：保守主义，保皇主义，传统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威权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主义，新纳粹等等。可以看到，无论左右，都涵盖了大量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思想和政治派别。
中共长期属于极左，所以一切不属于极左的都被打成“右”，不少反对中共的人也以自己属于右派阵营为荣，久而久之潜意识里形成了左错右对、左坏右好的刻板印象，对西方语境下复杂细致的左右光谱缺少敏感的辨别力，造成大量误解。实际上，1989年之后，中共搞的是剥夺自由的极左，加上反对平等和福利的极右，也可以说，现在的中共，更接近披着极左外衣（社会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的极右法西斯。在西方，基本自由和人权、基本的平等和福利已经是共同底线，左右争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以极右间杂极左的中共体制为潜在坐标系，来讨论西方当下的左右之争，要么无力对话，要么一团乱麻。
类似的，一些人把支持BLM运动的人、美国的自由派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以为就结束了辩论。其实这也是极大的误解。在中国，被称作“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社会主义”的意思大致相当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制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成了坏制度的集大成。但在西方语境下，“社会主义”常常指“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它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另外，在认同自由和市场的基础上追求平等、社会正义和保障福利，几乎成了全球民主国家的共识和趋势；把这也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并且把它理解成毛泽东、斯大林式的体制，这实在错得离谱。
总之，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次“黑命也是命”运动充满误读和偏见，他们对西方社会的理解过于僵化、肤浅和脸谱化，缺少历史的和人性的维度，缺乏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敏感，无视那些宏大的概念之下深刻和细致的分歧。他们掩饰不住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说明中共控制信息、歪曲历史、洗脑教育的毒害之深；也说明，中国知识界同样需要一场文化观念上的革命。
滕彪一一法学博士，中国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
（原载 台湾苹果日报 2020.7.12）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