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会不会有一天不再是「副驾驶」？——新加坡2020年选举观察
反对党会不会有一天不再是「副驾驶」？——新加坡2020年选举观察
图片来源：Getty
在7月10日结束的新加坡大选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议席中的83席，成为议会的多数党。表面上看来，人民行动党仍然取得大胜，延续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不败的战绩。但事实上选举结果显示，新加坡社会未来会否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人民行动执政，恐怕是存有疑问的。
新加坡的选举：公开、竞争但不公平
这里需要简单概括一下这次选举的背景和新加坡的选举制度。由于自2004年开始执政的李显龙已经表明不会继续担任总理一职，将由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王瑞杰接棒。因此2020年选举的大背景是人民行动党的一次领导班子的交接。人民行动党对于这次选举特别谨慎，并且因为掌握随时解散国会的权力，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有利自己形势的时间才举行选举。所以，即便从去年开始就传言会举行大选，但实际上最终直至今年6月23日才宣布解散国会。
新加坡是一个威权政体，为何会这样看重选举结果？这就涉及人民行动党如何构建自己的合法性。这套合法性的论述被称为「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
「新加坡故事」的其中两个核心是「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和「贤能制」(meritocracy)。前者指的是：威权政体在缺乏真正公平选举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提供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必需的公共物品，以这些「看得见的好处」(比如著名「组屋」政策)来换取社会对于执政党的服从。后者则指政府官员的任用和选拔标准是基于能力而非其他因素(例如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李显龙是全球年薪最高的国家领导人（超过200万美元）的原因。
显然易见，「绩效合法性」和「贤能制」需要搭配使用，唯有这样人民行动党才能不断重复讲述是它们把新加坡一手变成发达国家的「新加坡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历史已经证明了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最合适最有能力的领导者(即便从未有别的政党执政过)。在新加坡的建国之父李光耀看来，举行选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政党更替或权力制衡。相反，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周期性的让新加坡社会通过投票的方式不断赋权委托给人民行动党执政。
而为了实现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目的，新加坡的选举制度被设计成公开、竞争但亦不公平。极具新加坡特色的「集选区」(group constituency)制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谓的「集选区」是一张多于一人的选举名单，而名单中必须拥有至少一名来自华族以外的新加坡少数族裔(例如马来族或印度族)。选民一旦选择了一个政党推出的候选名单，就要接受这份名单上的所有候选人。通过这样的设计，人民行动党可以把资深的国会议员甚至是现任的政府官员和年轻资历浅的新人安排在同一张候选名单中，达到「以老带新」的目的。「集选区」是1988年才出现的制度设计，背景是因为在1981年的选举补选中，来自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的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史无前例地赢得了一个议席，在随后的1984年选举中，惹耶勒南和新加坡民主党的詹时中又分别再赢取议席。这让人民行动党感受到了挑战，于是推出「集选区」，并在多数选区中采用这样的投票方式。由于当时的反对党几乎没有能力吸纳具有竞争力的少数族裔候选人，光是满足「集选区」的参选条件，就已经足够把多数反对党排除在竞争之外。
2020年选举结果透露的信号
现在我们来运用上述的合法性论述和选举制度设计，来看看2020年的选举结果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首先，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只有61.2%。虽然略高于2011年的历史最低值(60.1%)，但比起2015年将近70%的得票率，低了超过8%。反映出上一次选举的得票「回勇」确实相当程度是得益于李光耀逝世的光环效应。考虑到新加坡对于投票行为是强制性的，这样的结果对于人民行动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现象。这一方面说明，过去5年的执政表现并未让选民感到足够满意。另一方面，偏低的得票率虽然能使人民行动党赢出选举，却无法赢得漂亮，这样的「委托」不足够显示出执政党的强大，可能使其在未来更容易受到挑战。
正是在「绩效合法性」的考虑下，王瑞杰和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Pritam Khaira Singh)才会在6月28日发生「赢多少才算得到人民明确委托」的隔空辩论。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李显龙在选举结果发布后会表示「我们感谢选民给予我们明确的委托，不过这个成绩没有我们预期中的理想。这个成绩还是表示，人民行动党获得广泛的支持」。
其次，工人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取了10个议席，是历史最佳成绩，而且胜利还有两个来自「集选区」。如果说2011年工人党赢取了「阿裕尼集选区」让人出乎意料的话，2020年选举则再下一城，除了保住阿裕尼的地盘外，还赢得了「盛港集选区」则是到再次「爆冷」。或许更重要的是，「盛港集选区」的候选名单中的何廷儒和林志威都是工人党中的年轻一代，这意味着人民行动党在吸纳年轻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上已经不再具有绝对的优势。何廷儒和林志威这次得到选民的支持而进入国会，如果表现良好的话，他们或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对手。
最后，或许对人民行动党最有警示意味的是王瑞杰所在的「东海岸集选区」的结果——面对工人党的挑战，仅以不到6%的得票率险胜，对比起李显龙所在的「宏荗桥集选区」超过七成得票率的压倒性胜利，选民对这位未来总理的信心，似乎并不足够。王瑞杰未来的执政表现，对于挽回选民的信任，因而显得尤其重要。
今年退下火线没有参选的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曾经对工人党的状况作过一个经典比喻，即工人党是「副驾驶」，只负责监督人民行动党执政，自己不掌控方向。2020年的选举结果至少说明，新加坡社会即便未想发生政党更替，也不希望一党独大，国会里需要更多的监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