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关于军队国家化
关于军队国家化
-----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报告9）
张博树
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宪政转型的重要议题，需要用一个专门的分报告来分析。
武装力量的政治中立本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通则， [1] 但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2000多年皇权传统和60余年党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却格外地艰难。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马上得天下”与现代“党军”
“马上得天下”曾经是前现代各国君主、王侯建立基业、成就功名的基本路径。战胜对手、开疆拓土均离不开军队，离不开暴力，各国概莫能外。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演变，也大体如此。
辛亥革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暴力革命”之产物， [2] 但 民国建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两支最重要的力量 ----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却都秉承了“马上得天下”的征伐逻辑，并先后上演过声势夺人的大戏： 以“国民革命”为己任的国民党靠武力北伐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南京政权；以“共产革命”为己任的共产党亦是借抗战之机发展、壮大了自己，最后同国民党一决雌雄，用武力推翻了对手，在北京建政。
这是前现代政治逻辑在现代的继续。
国共两党打天下的武器是同一样东西： 党军 。孙中山办黄埔，为国共两党培育了第一批具有革命理想的现代军人。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均成为成就党国大业的根本手段。当然，在建设党军方面，共产党做得远比国民党彻底，而且成功。毛泽东创造的“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指挥枪”原则的落实，这使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农民组成的这只军队的确比国民党的“国军”更有组织力和战斗力。
那么，中国现代史上是否有通过和平手段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可能？
回想起来，历史并非没有给两党提供武力征伐逻辑之外的建国机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曾在重庆谈判，讨论和平建国的方式和路径；随后不久召开的、有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曾认真商讨“军队国家化”问题，并达成军党分离、军政分离、把军队交给国家的协议。 [3] 但事实表明，这个协议只是表面性的，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诚意把军队真的交给“国家”：对国民党而言，这个“国家”就是国民党自己，只要它继续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对共产党来说，更没有可能把革命的老本钱拱手相让，所以在签署协议的同时，共产党早就给自己准备了堪称高明的“后手”。 [4] 正如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邓野所言：“如同政协协议一样，整军方案后来并未实施，因为它本身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整军方案的谈判与签署如果说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主要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当西方的政治原则在理论上将中国的政治原则扫荡殆尽之际，问题已经悄然异化，中国在将西方原则以正面方式迎进来的同时，却在西方原则的外壳之下，将自己的原则顽强地保存下来。 ” [5] 民国政治仍然以武力为基础，而“武力从本质上讲是排斥性的，这种排斥性限制了民国政治的包容性”。“国共两党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举行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双方武力的对比所产生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派生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于制止武力、取消武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派生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派生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这种倒置的关系具体体现在实际活动中，必然构成一个解不开、走不出的怪圈。”据这位学者看，“武力与和谈之间的这种倒置的关系，就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这个逻辑本身的历史局限的关系。企图剥夺武力的和谈，反过来，最终却被武力剥夺。这个结果无非说明，在历史局限的条件下所产生的问题，一般说，只能以历史局限的方式而解决，历史的局限是难以超越的。” [6]
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国军队
中共建政后，在它自己掌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不再有成建制的武装敌对集团，“得天下”已经发展为“坐天下”，但毛泽东并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强大的武装力量仍然是新生政权的后盾。这不但是因为还有个台湾没有“解放”，更因为党军关系的内涵并没有变，实质并没有变，军队仍然是“党”的命根子，是最高统治者的命根子，军队必须听命于“党”。这也是民国时代的“历史局限”，共产党把它毫不犹豫地带进了由它自己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继续“发扬光大”。
与国民党不同，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中共除了强调“人民军队忠于党”、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以外，还强调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用“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教育自己的官兵和子民。在很长的时间里，军队拥有着“子弟兵”的可爱光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被认为是体现良好军民关系的好政策、好传统。 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和军事文化最大众化、最外在化、最深入人心而又最具有欺骗性的一个部分，因为事实上，在中共党专制体制下，军队除担任护卫国家安全的任务以外，必然要同时充当专制统治护卫者和独裁者御林军的角色。 但毛泽东很少让军队的后面这种角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特别是以敌对的形式表露在民众面前。 [7] 这部分是由于毛尚有这份自信，部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尖锐的程度，当政者没有必要用武力来直接对付平民。 [8] 毛对军队的掌控，更多是为了对付可能的党内敌手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必要的时候，他会果断解除一些元帅、将军的兵权，以保证军权在握、大局在握。 [9]
用武力对付平民、镇压民众的和平请愿，发生在邓小平主政的年代。
众所周知，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军队与民众间的对抗，也第一次赤裸裸地把专制体制下军队的御用性质、反民主性质大白于天下。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为了实施戒严，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和平示威，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竟然下令数十万解放军野战部队开进北京，包括北京军区属下的陆军第24、27、28、38、63和65集团军，沈阳军区属下的陆军第39、40、64集团军，济南军区属下的陆军第20、26、54、67集团军，南京军区属下的陆军第12集团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空降兵第15军，以及北京军区所属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所属警卫第1师和第3师、天津警备区所属坦克第1师和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共24个陆军集团军竟然动用了14个，是中共建政后从未有过的对内大规模调兵，而且目标直指首都北京！仅仅是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吗？也不全是，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用不着这么多武装到牙齿的军队，防止军队内部哗变是这种大规模部署的另一层考虑。这可以从当时军队调动和合围北京的军事部署中明显看出。 [11]
戒严之初，解放军各路部队曾遭到北京市民的全力拦截、劝阻而无法进入市区，军民对峙近半个月，这个期间北京的老百姓仍然把军队当作“子弟兵”，向他们讲述北京市民和学生反腐败、争民主、和平请愿的真相，还有的送上水和吃的东西。但6月3日晚，在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下，解放军戒严部队强行入城，与拦阻的学生和市民发生激烈冲突，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坦克、装甲车的隆隆声中杀进长安街，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至少数百人在枪弹中丧生。一些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立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比如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这次竟然成了血洗长安街和天安门“清场”行动的主力， [12] 它们的暴行以最直截了当的形式戳穿了这支军队的御用本质：它并不是什么“人民子弟兵”；在关键时刻，它只听从“党”的指令，哪怕这时的“党”已经站在了全民的对立面、时代前行的对立面、历史的对立面！ [13]
六四血腥镇压，构成当代中国史的分水岭，也把中国军队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20多年过去了，为了维护一党统治，汲取前苏联“8.19”事件中军队倒戈的教训， [14] “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和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在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军队的五项要求“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政治合格”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15] 军人必须时刻牢记的第一条就是“忠于党”，其次才是“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6] 专制性的党军关系和党军体制进一步顽固化、凝固化。
中国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必须打破专制权力对军队的垄断，必须解构60年来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党军意识形态，必须完成军队的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个任务不解决，国家的宪政体制就不可能真正确立，中国的民主转型就不可能获得巩固。
中国军事制度改革的目标
中国军事制度改革的目标，最简单地说，就是结束“党军”历史，实现军队非党化和国家化，使军队真正成为国家的军队、人民（在这个词的民主宪政意义上）的军队。
无论今天的执政者还是未来的执政者都必须懂得：“打天下”和“坐天下”并不是一回事，即便你依靠武力打下了“天下”，也不等于天然获得了永远“坐天下”的理由。这是前现代的逻辑，不是现代文明的逻辑。现代文明的逻辑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公共权力系全民所托，它的执掌人必须经过定期选举获得选民的挑选、认可，而不可以凭借对武力的垄断永远霸占公权力。
在党专制时代，军队是维护一党专制的工具；军队国家化则意味着把维护专制的工具重新还原为公共权力的一部分。 1989年的悲剧不能再发生，如果这样的悲剧重演，将不但是军队的耻辱，而且是全民族的耻辱！
中国军事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包括：
- 改革军队统帅权，实行军权合理分置；
- 废除军队“党化教育”，重构军队政工系统；
- 军队非党化，军人无党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保持中立；
- 军政分离，现役军官不得担任政府职务；
- 变人民解放军为中国国防军，军队不得用于地方保安，更不能用于镇压民众群体事
件。
- 健全军队的国家保障体制，遏制军内腐败现象；
- 完善兵役制度，改革国防教育，重构军民关系。
下面分项述之：
改革军队统帅权
目前，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17] 未来宪政中国，军队的统帅权将不再属于任何“党”，它只属于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机构和最高行政领导者。
根据本系列报告提供的宪政制度方案：
- 总统将以国家元首身份拥有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
- 国民议院（议会第一院）和省际联合议院（议会第三院）将控制向军队的拨款权，
同时拥有军费使用的监督权；
- 参议院（议会第二院）将拥有国防部长和高级军事将领的任命同意权。
- 除正常军事训练或抢险救灾外，和平时期总统无权随意调动军队，只有在需要实施
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经议会第二院同意，总统才可以调动武装力量用于国内事务。
- 同样，中国武装力量在境外的使用，也必须经议会第二院同意。
以上安排，体现了本报告所谓“军权分置”的原则。 总统领帅，议会控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分别享有部分军权，有助于防止军权滥用，彻底堵死可能的独裁者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野心的制度性渠道，也彻底改变中国传统上执政者与军队的关系 。中国现代传统中的党军政治和独裁者依靠军权干涉政权、或者垂帘听政的现象在未来的宪政中国将不复存在。 [18]
在军事行政和指挥系统安排上，未来宪政中国的国防部作为政府内阁的一个专业部，将主要负责全国武装力量（包括海陆空三军、战略火箭部队、各大军区）的军事行政管理。总参谋部则是总统领帅下的全国武装力量最高指挥机构，与海陆空三军司令部、战略火箭部队司令部、各大军区司令部共同构成全军指挥系统，平时完成日常性训练任务，战时发挥指挥中枢的职能。
废除军队“党化教育”，重构军队政工系统
中共的军内党化教育对中国军人的影响至深且巨，这一点，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军队的行为是最好的证明 。根据现在已知的材料，除了像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这样的个别抗命事件外，整个解放军戒严部队没有发生不执行戒严命令、消极对抗的事情，更没有任何“倒戈”行为发生。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最高当局对军队控制的严密，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中共成功的军内党化教育。
戒严前夕的1989年5月19日上午，解放军总政治部即向全军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保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思想统一。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无非是讲少数人搞动乱不得人心、“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之类。 [19] 戒严部队与北京市民、学生对峙过程中，一些军官甚至曾与围堵市民激辩，宣讲戒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20]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军官全是正统教育的俘虏，他们内心的真实认知可能是复杂的，但军令和身为军官的既得利益似乎决定了他们在此时此地的行为只会是如此。然而，我们又何以解释后来的开枪呢？在军民之间已经有长达近半个月的大量接触、对话后，军人仍然把罪恶的子弹射向学生和平民百姓，这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他们面对的成千上万、排山倒海一样的示威人群都是“坏人”？按照常理，这是疯狂的、无理性、乃至无人性的行为，但它毕竟在当代中国军人的身上发生了！为什么是这样？除了在冲突中激发的仇恨和一些军人立功心切外， [21] 当权者多年的党化教育、愚军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军人缺少基本的人权观念，缺少现代文明框架内的民主自由观念，这使这支军队仍然停留在前现代水平。
事实上，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的民主化潜能已经在民间积累、发酵，但在军队中却很难产生影响。这与前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 。戈尔巴乔夫开始“公开化”的改革后，在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下，前苏联的党军关系也迅速发生变化。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取消党对军队的控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共产党放松对整个政治制度控制的一部分”。 [22] 在苏军的“去党化”进程中，负责苏军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的合法性受到公开挑战，苏军的政治教条被一条条否定，大批苏军军官退党。 [23] 这是1991年“8.19事件”中军队能够勇敢抵抗复辟势力的重要认知背景和前提。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结束党专制对军队的意识形态控制，使军队真正成为效命国家而非效命执政党的军队，必须废止军内党化教育，也就是愚军教育。本报告对此的具体建议是：
- 重新界定中国军人的使命和职责，那就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哪个“党”，
并围绕这个核心改革、重构军队教育工作 。换言之，未来宪政中国，武装力量中的“政治”教育工作仍然会保存，但它的内容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化教育将彻底退出军队教育的舞台。
- 相应地，军队政治工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 ，包括：取消总政治部和各军、兵种及各
大军区政治部，取消团以上单位政治委员设置、营级教导员设置和连级政治指导员设置。
- 未来宪政中国，可在国防部下设军人教育局，负责全军的军人教育；各部队设军人
教育中心，担负对本部队军人教育的组织和实施 。它们将是未来中国军队中的新型“政治工作”系统。军人教育的内容将包括：符合现代普世文明原则和宪政国家原则的文明观教育、国家观教育、军人理想教育、自由人权观念教育、世界知识教育、国情教育、军民关系教育、军政关系教育等等。
- 这个新型政工系统只担负纯教育职能，而不再像现在的解放军总政治部那样承担军
队的思想控制、组织控制、文化宣传、指导全军的军事检察和军事审判等众多职能。 [24]
军队非党化与政治中立
军队非党化意味着军队内不得建立任何党派组织。 目前在人民解放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各级党团组织，在军队转型后都将不复存在 。同样，现役军人不得有党籍。这个问题早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曾激烈讨论过，并遭到国共两党难得的“联合抵制”。 [25] 这恰恰说明，军人无党籍，是军队国家化的重要标尺。军人无党籍和军内无政党组织均是军队国家化的应有之义。
武装力量的政治中立意味着军队在国内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必须持超然态度，不得支持任何党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 。为了保证这一点，本报告主张：
- 未来宪政中国，现役军人一律不参加选举，包括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
- 军队不进入议会，换言之，议会议员中无军队代表，这与今天的全国人大完全不同。
[26] 这个安排，是保证军队不介入党争的必要的制度手段。
军政分离，现役军官不能担任政府职务
在中国现代史上，军政一体曾经是北洋时代和南京政府时代各地军阀的常态。1949年中共建政时，由于毛泽东的安排和党军结构等既定因素，攻城略地的解放军各路将领也有不少成为地方军政的主持人，比如聂荣臻主政北平（今北京）、叶剑英主政广州、陈毅主政上海。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和所谓“三结合”形成军队干部兼任地方大员、封疆大吏的又一个高潮。 [27] 直到改革开放后，地方官员的文职化、专业化才渐成气候。
军政分离是建设宪政中国的必要制度安排，其目的是避免军政不分、以军干政 。具体讲，军政分离包括两层基本含义：
- 第一，现役军官不能同时兼任政府职务。在未来宪政中国，各级官员均由选民（或
议会）选举产生。现役军官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这将断绝现役军官担任任何政府职务的通道。
- 第二，军队不介入地方事务，更不允许介入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在特别行政区和
民族自治区域，这一点必须更加强调。
变“人民解放军”为中国国防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称谓具有过于浓重的意识形态含义；它尤其不适于两岸统一后对中国军队的称谓。鉴于此，本报告建议把未来宪政中国的武装力量统称为 中国国防军 。
顾名思义，中国国防军的根本任务是保卫国防。在当今这个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实世界上，保留一定的军事力量戍边卫国，防止外国可能的入侵，还是必要的。此外，完成民主化转型后的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根据本国国力，派出本国军队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维和、反恐行动，都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但 作为国防军，中国军队将不负责国内地方保安 。维持地方治安是公安部门的职责。考虑到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动用军队实现地方“维稳”的做法以及这种做法的明显危害， 未来宪政中国应明确立法，决不允许把军队用于镇压地方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骚乱”）。
未来宪政中国，军队规模不必过大：
- 从国土防卫需要看，以陆军兵员不超过100万，海军、空军、战略火箭部队兵员之
和不超过50万为宜，这样，未来中国军队的总兵员将控制在150万以内。
- 中国的军队建制可延续目前的军区制。根据防务需要，各军区可由不同的军、兵种
和合成部队构成。
- 中国不必过分发展远洋作战力量。一个专制的中国大力发展航母等远洋作战力量，
只会增加邻国和整个世界的不安；而一个完成了民主转型的中国则不需要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因为它并不想到处称霸。
- 中国的核威慑力量亦应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整体推进，中国
也应参加全球的核裁军进程，为最终彻底消灭核武器做出贡献。
- 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完成，将最终消除两岸爆发战争的可能。这样，目前部署在东
南沿海一带面对台湾的军事设施将如数拆除、撤掉。台湾也将省掉购买大批军火的费用。两岸将共同迎来安全、彼此放心的时代。
军队与财政
中国国防军的给养全部由中央政府财政拨款解决。 [28] 军费的增减应与军队规模的调整和军事装备现代化的要求相应。 总的说，中国的军费支出应保持在与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水平上。考虑到裁军等因素，民主化转型完成后，中国军费支出的增长，应低于国家 GDP 的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在目前的党专制体制下，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已成顽症。这是由于军队的权力更不易监督，滥用权力往往更加肆无忌惮。未来宪政中国，除国防部内部的监察机构外，对军费使用要有专门的财政监督和审计，国民议院和省际联合议院可设立联合小组或专门委员会专司此职。
未来宪政中国，职业军人将获得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政府保证军人及其家属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但将严厉遏制并最终杜绝各种形式的军内腐败现象。
军队与民众
中国目前实行的兵役制是“志愿兵与义务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29] 未来宪政中国仍可继续这项制度。除应征入伍或加入民兵预备役队伍、尽到保卫国家安全的公民义务外，所有适龄青年接受一定时间的军事、纪律、体能、意志训练，对培养国民责任感和良好的个人品行是有益的。
未来中国的国防教育仍应覆盖全民，但这个教育将以“军队国家化”为中心，“保家卫国”、“军人服从命令”的教育将和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教育统一起来，使未来中国青年真正懂得，一个优秀的军人同时应该是一个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的捍卫者。
在任何国家，军队参加抢险救灾都是军人应尽的职责。未来宪政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并不允许借此对当政者歌功颂德。 [30]
此外，军队应该与地方机构搞好关系，为驻地民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子弟兵”曾经的“好传统”在祛除其党文化的旧外壳后，仍应发扬光大之。
民主转型中军队可能充当的角色
以上所言是根据军队国家化原则提供的一套制度设计，带有理想性。 从操作角度看，如何在中国的宪政转型中，同时完成军队的性质和角色转换？军队本身对国家宪政转型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应该或可能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本报告对此亦不能不察。
分报告3已经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渐进的和平转型或称常规转型，另一种是统治失控、国家内乱导致的突发性转型或“革命”转型。在这两种情况下，军队可能发挥的作用是大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 常规转型 ：这种渐进的和平转型通常是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合作下推进的， 由于党专制体制既定的党军结构本来就抑制军队的独立化倾向，所以只要宪政改革所要求的军队非党化是在掌权的、或对政权能施以重大影响的党内开明派力量的主导下进行的，党军分离就可以成为一个相对顺利的、大体可控的过程 ，这个过程将和其他领域的宪政改革一同推进，最终以和平方式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在这个进程中，军队出来独立“干政”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方面，前苏联和台湾的经验都是有益的借鉴。 [31]
一般而言，有党专制制度背景、又以此种方式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在民主巩固期处理军队问题时（比如裁军、军队高级将领的人事更动等）也会相对容易。 [32]
而突发转型就不同了。由于这种转型是政治- 社会危机爆发下国家失控、发生内乱导致的结果，如果原体制内或民间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力量或人物使局面较快稳定下来，社会危机甚至分裂加剧，这时，军人就有可能走上前台，军队介入政治就极有可能发生。 军队甚至可能接管政权，建立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军人闯入政坛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他（或他们）认同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则这种“介入”乃至短暂的军人当政有希望成为一个民选政府产生的过渡，这当然最好不过；但如果出来收拾“乱局”的军人是一批坚持旧体制的顽固派或只考虑个人权势、地位的野心家，情况就非常不妙了，中国的民主转型很可能倒退，甚至夭折。中国有可能再回到专制时代（尽管从历史发展的长程看，这种倒退仍然是暂时的，但它却会使中国的社会政治进步付出极大代价）。
目前中国军队的认知状况总的说并不乐观。在一部分军官中，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尚武主张盛行； [33] 对外关系方面，强硬主张不绝于耳，“鹰派”似有压倒“鸽派”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内部危机加剧，统治者用“外部威胁”当说辞、乃至发动局部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都是有可能的，此时，军队将在“保卫国家”、“捍卫主权”的旗号下再次成为专制者维持统治的工具。 而一旦国内局势失控、内乱发生，军内保守派或顽固派得势的可能性将更大。特别是，如果那时发生民族分裂、国家分裂，反倒更会形成有利于军队中的“枭雄”横空出世的局面，他们会在“捍卫国家统一”的旗号下取得民意支持，而迅速成为新的独裁者。
果真如此，中国有可能形成比拉美、南欧转型中出现过的军人统治更糟糕的局面。不能小觑这种可能性。本报告指出这一点，正是为了提醒体制内外的转型战略家们高度重视这种情形的可能发生，并通过不懈的努力避免之。
无论怎样，在转型中军队作用的凸显对转型后民主的巩固都将是一个压力，这种凸显是与民主巩固的基本要求相悖的。这也是本报告呼吁应该尽一切可能争取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的重要理由之一。
（作于2011年8月19日~31日，北京）
[1] “武装力量是包括军队、警察等各类合法拥有暴力手段的军事或准军事团体的总称。无论在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武装力量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都是权力之强制力的重要实施手段和保障手段。”而“宪政民主体制的性质本身要求武装力量必须完成历史性的、也是本质性的角色转换，从皇权工具变为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引自拙作《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版，页92。
[2] 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它并不是哪一股力量经过长期努力、凭借暴力争得的结果。孙中山想这样做，可并没有成功。清廷的最终垮台有多种因素导致，包括多年内乱和列强打击后统治基础的日渐薄弱、整体性的国家衰败、上层内部的分崩离析、地方势力的长成、民智开启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初现等等。武昌首义不过是压在清廷这只病入膏肓的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袁世凯拥有北洋重兵，是他能坐享辛亥革命果实的背景因素，却不是辛亥革命由以发生的因素。
[3] 1946年初的政协会议分为5个小组，其中有一个组专门讨论军事问题，核心即军队国家化。民主党派要求军队国家化最为彻底，比如青年党就提出：“实行军党分离，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周恩来也曾代表中共做军队国家化报告，宣称“中国今日的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作为改革的榜样”。周还说“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政协军事小组最后达成两项原则：军党分离和军政分离，前者指军内不得有党团组织，后者指军队在驻地不与当地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作为政协方针的延续和落实，国共两党也曾就整军方案达成结果，即把国民党的国军和共产党的部队进行“整编”、“合编”，使双方的军队合为一体。（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289、290、317）
[4] 共产党完全清楚军队“合编”、军政分离的结果将是丧失自己的武装，也丧失了自己的地盘（解放区），所以在表面接受“整军方案”的同时，又以保留地方武装、实施地方自治的名义，把大量共产党部队留在解放区，不参加“整编”、“合编”。此类“中国智慧”当然不是外国调停者如马歇尔之流能完全洞察者。（参上书，页318、319）
[5] 同上书，页319。
[6] 同上书，页471。
[7] 在毛时代，动用军队对平民进行镇压，只运用在不多的场合，比如对少数民族“武装叛乱”的“平叛”。
[8] 文革期间当然有大量的社会矛盾，包括两派之间的武斗，但那个时候军队是作为调停者出现在矛盾现场的，军民之间发生的对抗通常也是作为调停者的军队与不被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对抗，因此并不具有军民对抗的典型意义。
[9] 毛泽东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拿下国防部长彭德怀、1965年文革前解除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职务，就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林彪当然更是一个典型。从中共九大始，毛对林这个“接班人”已经产生怀疑，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打击陈伯达，实际冲的是林彪。根据毛本人1971年夏天南巡在各地的谈话和一些当事人、也是知情人（比如邱会作）的记述，可以证明即便不发生9.13事件，毛也已经准备把林彪撵下台来。但林与彭、罗不同之处是，毛还没有剥夺他的兵权，他自己就被妻儿裹挟、仓皇出逃而“自我了断”了。
[10] 感谢学者吴仁华用多年时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研究、并基本上还原出六四镇压的军队调动情况，参见他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香港真相出版社2009年版，页24。
[11] 吴仁华对此也做了分析，他认为，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同时进京，就是要相互监督、制衡，以防兵变。即便是像第38集团军这样的“王牌”部队也不被完全信任，而安排了第63集团军尾随其后进京，其实是在发挥“督战队”的作用。（同上书，页27~28）
[12] 陆军第38集团军的前身是彭德怀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一部，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深入山东、东北，“解放战争”时成为东北野战军一部，参加平津战役并担任攻打天津的主攻；1950年又作为第一批志愿军参战部队进入朝鲜，屡建战功，彭德怀曾亲提“第38军万岁”。空降兵第15军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后改编为陆军第15军，也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该部队涌现出一批英雄模范、特等功臣，如黄继光、邱少云。（同上书，页83~84、148~149）
[13] 这个命题自然是从事情的最本质层面立论。至于当时戒严部队官兵执行命令、乃至开枪杀人的认知背景和具体动机，本报告还将在军队党化教育的讨论中进一步分析。
[14] 1991年8月19日，苏共党内保守派发动政变，在福罗斯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并调动军队（包括坦克部队、空降兵部队、警察部队、甚至克格勃特种部队）开进莫斯科，试图占领政府机构，拘捕叶利钦等改革派领导人，但遭到了军方的各种抵制，政变以失败告终。参见本系列报告的附件1“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15] 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1章第3条。
[16] 同上，第1章第2条。
[17] 同上，第1章第4条。理论上讲，《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这个规定是违宪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9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94条还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当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回事，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这个政治工作条例不过是道出了党专制体制下由“党”控制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实情。
[18] 这样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比如毛泽东通过各大军区军事长官的对调，来保证最高当权者对军权的控制；邓小平可以不当总书记，但一定要当中央军委主席，才能掌控全局、对“前台”实施强有力的影响；江泽民表面“交班”，但非要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多坐两年，以便“垂帘听政”，等等。
[19] 这个紧急通知要求：第一，要教育部队官兵正确认识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认清“人心思定”、“人心向改革”、“人心向党”这三个“人心所向”；第二，要引导官兵对学潮中某些代表性口号进行分析，“明辨是非，提高觉悟”；第三，要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保持政治坚定性”。----参见《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页19。
[20] 比如，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政治部副主任和21名团级军官就曾与围堵市民唇枪舌剑；以政工干部和理论骨干组成的多个宣传小组也曾与学生、市民“谈心”，用官方口径宣传北京戒严的“正确性”，参加围堵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当然不吃这一套。见同上书，页100。
[21] 吴仁华认为六四时军队凶狠杀人的主要原因即“被激发的仇恨”和“立功心切”，见同上书，页65。
[22] 威廉·奥多姆著、王振西等译《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页235。
[23] 同上书，页239、240。
[24] 关于目前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职能，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共列出18项之多，正文中所举，乃其中最重要者。
[25] 邓野的书有如下记载：现役军人脱离党籍问题，第三方面（民主党派）将其视为军队国家化的核心，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第三方面遇到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抵制。梁漱溟在政协5个小组中只参加军事小组，他说“这是因为我最热心于军队国家化，也就是，使军队脱开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梁说：“在军事小组会上，我费了很大力量来讲明这样做的必要性。1月21日的小组会上居然把这一点通过了。在通过的时候，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先生就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拍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想不到第二天，1月22日竟推翻了。”原来是因为共产党代表周恩来21日未在场，在场的只有另一位中共代表陆定一。22日周一进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办不到的。”邵力子于是对梁漱溟说：“你看怎样？还是我说得对吧？”周、邵一唱一和，梁漱溟的提议最终被否定。----见《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页291。
[26] 目前的全国人大开会时，专门有解放军代表团和以省为单位的其他代表团并列。
[27] 所谓“三支两军”，指人民解放军要“支左”、“支工”、“支农”，同时对一些部门实施“军管”、对学生进行“军训”，始于文革的1967年初。从军队“支左”发展到军队干部作为“三结合”的一方（另外两方是造反派和可以使用的“革命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使大量军队干部成为政府机构的官员。
[28] 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军队曾实行自给，以减少国家财政压力。
[29]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1章第2条。
[30] 这方面的例子在党专制下的中国就太多了，几乎每一次灾难（地震、水灾或泥石流）以及随之而来的每一次救灾、抢险，都成为当政者大肆宣传、树立“党、人民军队和受灾群众心连心”形象的好机会，政府和御用媒体甚至要求被救者“记党情、颂党恩”。这些东西，只有在一个臣民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土上才有市场、才能存在，未来宪政中国应该彻底荡涤之！
[31]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总的说很少。关于前苏联党军关系的变化过程，我所见到的最详细的研究著作就是奥多姆的《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这部专书，本报告和附件1都参考了这部著作。台湾的军队国家化在台湾民主转型中波澜不惊、顺利完成，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台湾原来就有行宪体制，军队国家化是其中本有之意；蒋经国在世时又启动了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之门，也有助于这个过渡；另外，美国的影响（包括对台湾政界和军界的影响）亦不容低估。
[32] 美国学者亨廷顿也观察到这个现象，他指出：“在总体上，接替一党独裁的民主政权在确立（对军队）的文官控制上面临的问题，要少于在军政权和个人独裁后出现的民主国家在这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见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86。
[33] 比如，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为张木生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作序，就以“战问”开篇，竭力鼓吹战争是“历史、文明、文化的里程碑”。----见该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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