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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重提劳动密集型产业绝非倒退, submitted on 2020-07-29 12:48:07+08:00.

—– 993.1 —–2020-07-30 04:05:52+08:00:

产业闭环内循环，从一个劳动密集到另一个劳动密集的伟大胜利。

994: 大家对历任领导人看法如何？, submitted on 2020-07-29 13:46:02+08:00.

—– 994.1 —–2020-07-29 20:21:22+08:00:

六四的主要责任就是下命令杀人的人，一开始就奔着杀人去的，日本侵华难道还是中国人的错吗？柴玲有私心不假，口碑也不算好，但给邓小平洗地可没道理可讲。

—– 994.2 —–2020-07-29 20:28:02+08:00:

两少一宽是短期政策，长期执行的是谁？这个其实都不用问就知道答案，人们习惯性的把问题推卸给死人罢了，胡耀邦两少一宽在严打期间执行没几年就下台了，之后长期执行的是政变让他下台的人，严打时期的特殊短期政策，被强行延长了而已。

—– 994.3 —–2020-07-29 20:30:18+08:00:

胡赵是总设计师，制度、理念、方向都是胡赵落实的，邓只是高层里开绿灯的支持者，当时支持改革的还有陈云与华国锋，区别是华国锋要走毛的路线来改革，陈云要走左派计划经济的路线改革，想用李先念等人。

—– 994.4 —–2020-07-29 20:45:09+08:00:

对邓评价高，是因为中国缺乏系统性历史教育，尤其是现代历史教育，很多人根本不清楚历史，也缺乏六四对中国社会政策长期影响的认知。

同样的，因为六四埋的社会与政治地雷还没爆炸，现在矛盾还在累积上升期，等以后炸了，这群人和他们的后代吃了内乱的挂落，就会开始反感邓当初的决定了，说白了是个认知误差，以为是邓的功劳其实跟邓无关，认为是正确的决定，其实只是坦克车没压到自己爱的人。

—– 994.5 —–2020-07-29 21:18:02+08:00:

毛泽东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旧习气非常严重，善于打天下，但对工业化社会一窍不通。

邓小平是贵族世袭的支持者，跟陈云大体路线一致，小细节有不同，也是现在习近平上台的核心原因，改革开放不是他提出也不是他执行，只是现代史书要归功于他，很多人对他的错误好感基于此，不是说邓不主张改革或者没有建树，但却是是名与实爽。

更重要的是，邓通过暴力屠杀和清党，确立了走资本主义后中共的合法性来源与执政路线，那就是靠暴力和威权管制，一方面发展经济，一方面以这种形式巩固红色江山。

这也是社会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核心来源，更直接导致习近平的上台，所以你反对习近平，或者说投给邓小平的票，本质上都是在支持习近平。

从邓开始后面的几个人，都是门阀世袭的支持者，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略有差异。

江泽民是赶鸭子上架，原本都要退休了，当中央一把手是想都没想过的，属于世俗印象里最常见的那种贪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世俗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贪婪好色有事好商量，观感上有人情味，这种官僚在国内其实到处都可见，说难听点黑帮化很明显。

胡锦涛是既要维持这个邓小平靠六四军事政变清党杀平民建立的框架，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共产党的稳定运作，同时还无可避免透露出他的政治出身属性所赋予的人文色彩。

比如，胡锦涛时期搞绿坝，做政治打压，这些都不少，但并不是出于一种非常刻意，而更像是为了压制住问题不影响中共执政地位，实际上社会的讨论空间还是很大的，我想所有人从那个年代过来，都应该知道是什么情况，江泽民时期是不多管，偶尔管，胡锦涛时期是想管下失败了，可也没以此无限压缩社会的活力，这是胡锦涛出身团派的一种必然政治属性。

回归到习近平身上，就是邓小平和陈云路线的最终胜利，邓是不大主张子女从政，陈云则更多的主张一定要让世袭巩固江山，但总的来说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非常严重，都是跟毛一样的，旧社会的封建思想非常根深蒂固，这种人有军权，你指望会在长期的社会改革上有什么好结果？

而习近平本身，就是邓的既要又要（既要巩固中共领导权，又不能放手于外人）的结果，他既没有江泽民那种“凡事好商量”的柔韧性，也不存在胡锦涛的“威权主义不可少，但井水不犯河水”各玩各的，而是主动踩过界，非常积极主动的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态往他想要的结果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邓的路线跟习的路线长远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住政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捍卫特权阶级的地位敏感度非常非常高（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刚好处于一个矛盾最低的时期，而经济成果最好，所以敏感度远低于邓与习）

邓的主要遗产，不是改革开放，而是六四军事政变，奠定世袭贵族门阀的执政基础，为他们的特权与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奠定根基。

改革开放也是邓主张的，但不是他提出的，更不是他力主发展的，事实上改革开放邓只是想要经济改革，而拒绝任何政治改革，可能会有人说当年不是邓也同意过政治改革吗？

其实却不是，邓不清楚当时的政治改革具体是什么，他要的是行政改革，是优化现行中共体制技术性官僚的效率，而不是把权力还给民众。

而改革开放，必然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循环渐进，根据现实的同步进行最好，如果任何一方严重落后，都会带来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最终引发动荡。

说白了，邓、习的路线最终会引发中国社会动荡，很多人以为改革开放是邓的重要遗产，殊不知世袭贵族政权的执政靠暴力维持，宁可打内战也不放权给民众，才是邓想要的，也是习在未来二三十年会做的。

等有一天死了很多人，大家就会回想起原来几十年前中国就发生过这种事，然后邓的口碑垮掉就是一夜之间而已。

—– 994.6 —–2020-07-30 02:01:39+08:00:

下命令时通告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武力镇压前张爱萍等若干军队内的元老也集体反对，党内还有消息指出，当时已经做好打内战的准备了。

另外，因为害怕北京本地部队不愿意对本地人下手，并且因为本地部队知道当时北京的情况，所以特地让北京本地部队规避，调外地部队进城，这样外地部队不知道当地情况，下手就不会那么多想法。

—– 994.7 —–2020-07-30 21:05:17+08:00:

你拉一批部队，让他们开枪，他们自己也知道对错，不会无端开火。

但上层掌握信息差，从中挑事，渲染情绪，就不会管那么多了，子弟兵只是中共自己宣传的，杀人不杀人，可以有很多办法执行。

比如现在说的中共只说“不惜一切代价”，但没说“杀人”啊，所以不能说中共想杀人，是底下的人自己执行有问题。

这就是一种话术，到时看可以互相推诿，你能找到责任人也只能在中共，并且它已经把问题甩的一干二净，你想找走访大量的基层士兵与军官，却完全不允许你这么做。

纳粹当年对犹太人，也是用“淘汰”、“派遣到某某集中营”这种措辞，南京大屠杀时军队内部互相推诿，对日本侵华的其他屠杀，也都是上面说“我只讲了如何如何去做，谁知道他会杀那么多人”，踢皮球式的做法在现实里很常见，这类我想不用说也明白，更不需要因为是六四所以就不当这是踢皮球了。

六四这件事不让谈不让说，就已经证明怎么回事了，当时下命令后，拒绝开火的部队也有，都被清洗了，徐勤先抗命就是例子，如果抗命拒绝杀人开火是错的，那当局为何又要事后惩罚他呢。

所以你懂的，这才是当局最坏的地方。

995: 北大教授郑也夫指中国当下的统治集团子孙坐江山欲望弱化, submitted on 2020-07-29 16:01:42+08:00.

—– 995.1 —–2020-07-29 21:56:13+08:00:

习近平的存在本身就是在分化党内红色子孙的立场，高层权位就那么固定的一些，能混上去的是少数。

过去，大部分人混不上，但在中间或下面，甚至离开中国还是可以有不错的待遇，但习近平试图在维护红色江山的同时，造成了内外环境的恶化。

现在，大部分人混不上去，但在中间和下面拿多少利益都要看党的脸色，很多人认为这是减少贪污和权力寻租，但实际上你这几年接触过官僚，应该是知道不是这样。

已经变成了江胡时代拿一百块，习近平时代只让拿三十块，而且还时常借此敲打，更没实际上解决贪污问题（本身也不可能解决）。

属于做了事，还里外不讨好，红色子弟找关系和权力寻租的收益减少，对民众来说世袭特权又压根没改善，对谁都是落得一肚子怨气。

国内待不住，去香港吧？结果现在窗口关闭，对最高层洗钱来说方便了，但对占大多数的党内红二三代来讲，反而不如以前。

去国外吧？在习近平领导下外交环境恶化，美国都在赶人，而且单纯赶人也就算了，现在还在收集证据起诉，在美国某些能搭上话的二三代们，有谁是没帮忙牵线搭桥跟美国公司或某些官僚用钱说话的？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要秋后算总账，当初都没想到有今天啊，银行账户都被人掌握细节了。

如果不选择这些，而是选择坐江山从政，那面对的压力也是远远大于江胡时期，江胡时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路线，有谈话讨论的空间。

而今习近平在台上，你就算是红二三代，批评也是不可以的，过去效忠一个阶级和集团利益，现在要效忠个人，稍微不甚翻车，过去可能就你一个人进去，现在动不动全家被捕，或者是一个人出事，又无关无关的人全被一撸到底。

所以到这种程度上，红色子孙们已经有清晰认知了。

中共不可能永远执政，要留后路，所以必须放低姿态，主动争取改革，否则就六四的遗产来说，中共一旦翻车，他们不止是要失去特权，全家性命也不保，同时逃往国外的路线正在逐渐关上，少数人可以走或已经走了，更多的是逃不出去。

留在国内，要么是走习近平路线，通过坚决拥护中共执政，来避免沉船时自己也被淹死，要么就是上述所讲，及早减负，留退路想后代的出路。

中共和平退场，大家商量着解决政权更替问题，是对红色子弟与中国社会还有中国人都有利益的事情，别把矛盾激化到红色子弟不死绝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他们必须正视的，否则习近平继续高压执政，随着经济恶化制造世仇。

那红色子弟迟早跟纳粹一样名声恶臭，有罪无罪的，跑到国外的，汽车炸弹伺候，绑架回国处死，或者直接跟以色列一样宁可国外杀人也不放走一个，压根不是为了追赃款，而是纯粹复仇，那个时候才想起今天，恐怕就太晚了。

—– 995.2 —–2020-07-30 08:39:22+08:00:

这不是血性，而是很冷淡的政治和仇恨问题，中共下台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社会动荡，而这个动荡大概率不是随机的，而是中共的军事力量对民众的多次镇压，类似的复仇行为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乌克兰的金雕有的人跑到俄罗斯都被杀了，个人与有组织化的清算是不可避免的，是缔结新的社会共识建立在何种情感上的走向，几乎所有社会转型时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996: 讨论一下国际环境恶化的原因, submitted on 2020-07-29 23:59:33+08:00.

—– 996.1 —–2020-07-30 01:38:53+08:00:

归根结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个世袭的非现代国家。

公开化世袭的国家如沙特朝鲜，他们的口碑并不好，沙特即便作为美国在中东需要的地缘盟友，在不挑战美国利益的前提下，仍然处处给美国带来麻烦，比如资助原教旨主义，最后导致美国国内对沙特的看法越来越糟糕，甚至越来越多政界人士，认为沙特是一种负担，而不是稳定的盟友。

所以如果沙特拒绝开放改革，放低姿态，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上就无法与美国兼容。

中国虽然不是公开世袭化，但本质上封建王朝和近现代的威权国家，靠的基本都是暴力形成的寒蝉效应来实施管制，社会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共识上，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结果，这种国家政权极容易不稳定，需要通过各种资源来维持。

沙特选择的是与美国合作，但后来慢慢无法维持，就改为少许开放，跟大清是非常像的。

中国则是选择以自己的方法掠夺资源，类似手法当年的纳粹德国与苏联老大哥都做过，只不过越来越进化且烈度下降。

一战是德国试图突破殖民地体系，获取更多原材料以应付中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需求，结果失败了，所以一战本质是狗咬狗，但毕竟当时的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有共识之上。

二战德国则是在建立在暴力上，通过极端的形式使用政权的公权力，从而剥削少数族群的资源，然后慢慢发现国内的不够了，就要不断对外扩张，吞并其他族群的资源，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粗暴的做法，跟蒙古人很像。

区别是，蒙古人是受自身环境恶劣为生存不得不掠夺，纳粹则是为了圆上自己大量支出公共福利的债务，想保持国内稳定，从而转移矛盾到国外，所以需要以战养战。

苏联则进化了，没有大规模热战，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还是总体上试图以智慧解决问题。

而苏联的模式，则是靠暴力约束住加盟国，不止是对内压榨，对加盟国也压榨，对本国人压榨五成，对加盟国可能就是七成五，同时工业化进步下，生产还是足以维持压榨后的生活。

苏联通过暴力，获取了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将生产力所得上缴到苏共的威权系统里，按照需求分配，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幌子，计划经济本质上是要控制经济，避免民众从自然的经济秩序里发展出有资源的组织，从而夺得社会话语权，所有的钱和物资生产都被一个暴力集团控制，那也就没人能反抗了。

当代中国，则是这种模式的进化版本，苏联靠计划经济维护威权专政，实际上却缺乏造血能力，政府需要从民间获取资源，但慢慢的民间造血能力枯竭，体系僵硬直接原地暴毙。

中国的贵族们则是聪明的利用了党内在政治分歧前形成和建设起来的制度、框架与人才梯队，让这样一批人为自己服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并且从中获得了大量苏联高层贵族根本想象不到的好处，而苏联受限于他们的制度就没有自信去搞这种大规模的改革，一直到临死戈尔巴乔夫从弄个从上到下的无用改革（其实就是放权给寡头）

而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背负了六四的政治包袱，但他们也遇到了自己的问题，纳粹政权从来没有活到足够长去体验多次的市场经济危机，苏联干脆自闭起来一直到死。

我国却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无可避免的要承受市场危机的出清，但这对通过民间市场榨取资源，同时维持政权的中共而言，是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他们也犯了苏联和纳粹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无法自我改革，特权阶级的特性让他们执行了六四，改革就等于会被清算，那就只能憋着。

那么既然不能放权，也就意味着社会的造血能力会越来越弱，质疑的声音会越来越多，那些高科技公司、高效率的NGO和社会企业，强大的文娱互动产业或者软实力输出，都与中国社会无关，被政治制度局限在了某个发展的极限。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上升到发达国家时，都会与外部世界发生矛盾，但他们大部分都可以改革，因为改革是生存之本，如果日韩拒绝接受改革，他们也压根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中国现在问题就是中共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改革，对改革极为抵触，随着自然的经济危机过后的改革必要增长，需要兑现的经济增长又不足以说服民众无条件信任，那么他们需要维持稳定的支出加大，这样怎么获取资源呢？

就只能靠自己的行为模式，对外掠夺资源，偷技术或者做一些违法贸易，很多国家都会有，但某些基本上就被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了，过去中美关系好，美国对中国的预期就是渐渐的自我改革变成一个意识形态接近的盟国，但现实结果是特权阶级不愿意放弃权力。

结果自然就是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幻想，开始处处往死刁难围堵，过去本来有罪但不深究的，如今一次性算清旧账，结构性的矛盾根本，在于中共不允许国内平民自己获取权力来造血，就只能无限输出内卷化。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曹德旺的工厂，到美国当地投资，实际上劳工待遇是到不了美国当地的标准，提供就业岗位，但实际却在拉低收入水平，甚至在破坏工会基础。

而一带一路很多企业，实际上不是国内成本太高了，需要被迫转移的国内发达企业，而是要把国内压根没人买的东西，通过政府承包的模式，在外国雇佣自己本国人，让签合同的国外政府承担来自中国国内的几乎所有物资，等于拿钱让别人到本地造一个项目，而很多国家希望的是中国拿钱来雇佣本地人与企业，从而提高中国的技术经验与资金。

类比一下其实很简单，苹果到中国开厂，但要求中国承担美国工人到美国的雇佣金，同时当地材料很多还要从美国运，根本就没产业链可言，而恰巧现代中国在出口上赚的就是产业链一条龙的钱。

所以这就是对发达国家矛盾大，对发展中国家矛盾也大的原因，中国不是一个高度发展到本国的生产成本太高，不得不对外转移的情况，这也形成了整体经济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

假设中共不希望世袭，而是主动进行改革，放权给各地政府，不约束企业做大与政府打官司，让司法独立吸引更多开放式资金进入中国，首先就不会有一带一路这种东西，而是更多的国内企业成本高了就往内陆迁徙。

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川渝、陕甘等地的贫穷问题，然后下一个就是在西藏和新疆带动经济，从而有效压制边疆的分离主义，同时国内内需消费还会上涨，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可以进一步下降，因为事权财权还给地方后，土地财政就不是必须的了，像现在一样揽着各种权力不放的话，房价就不会下降。

中国压根就没有发达国家那种可以自然竞争的产业链，华为5G如果不靠压榨国内的劳动力，有什么特别大的竞争优势吗？自己国内产业都铺不开，内需都拉不动，出口就更别提了。

压榨自己国内的劳动力，吃自己人的骨头，这种模式是无法长久的，996只是个开始，007才是国人失去话语权与议价权的归宿，想要权力？

闹得过坦克车？

—– 996.2 —–2020-07-30 03:22:44+08:00:

选民不是傻子，政府政策与选民需求政策往往是两个方向，奥巴马第二个任期时，中美关系已经开始下滑，川普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主要原因就是贸易战，贸易战也是川普上台的一个主要因素。

而对华贸易的问题，奥巴马时期是希望通过TPP的方式，回避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冲突，重返亚太也是现在美国在亚洲政策做铺垫，所以川普上台不上台，中美关系下滑只是个时间问题，更多导致现在问题的根源是习近平上台，而不是川普上台。

习近平彻底改变了胡锦涛时期的外交、经济与政治政策，对中国历届政府埋的利益根节的破坏，比川普对美国政治破坏来的还要大。

中共不下台，中美关系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可能会有短期的好转，但长期而言，中共的模式注定他们无法自己造血，只能靠政治或经济手段达成垄断，才能维持住短期的优势，而利用我国国内良性经济秩序的力量，会越来越薄弱，因为996普及再到007 的到来，只会让民众更反感，压榨不出太多劳动力或油水。

—– 996.3 —–2020-07-30 03:46:37+08:00:

俄罗斯实际上是从苏联解体，而不是改革，是苏联拒绝较早改革的结果，而不是苏联改革的后果，跟土耳其一样，他们都没有抓住历史发展的机会，错过了融入全球工业化的最佳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威权国家在低经济发展的国家里盛行的原因，土耳其即便上个世纪凯末尔靠军事力量强行改革，但作为世俗力量的根基，也即是城市资产阶级其实一直羸弱，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增速长期来说缓慢，这也给埃尔多安的民粹宗教力量提供基础，经济质量决定一切。

所以问题不是民族，而是工业潮输入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便有发展改革的机会，假设工业潮输入到阿拉伯某个大型国家里，那么持续几十年的高经济增长，必然打破传统宗教力量，并且在革除宗教力量的过程里，还会带来大量的动荡，这也是本世纪必然会发生的。

中国刚好就走在土耳其和俄罗斯前面，有了经济的基础，工业潮输入的事实，全球的资金和技术都在流入中国，而不是当初落后的苏联或不怎么靠谱的土耳其，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城市资产阶级。

最终，这些阶级会要求从特权阶级手里获得权力。

福山的理论没问题，只不过每一代人的学说与观点，在时代进步后都需要一些矫正，民主体制是人类通往下个社会组织阶段的必然最终制度，不会有任何例外，因为非民主的国家无法在保持经济增长与下跌之余，还能维持永恒的稳定。

典型的例子，还是土耳其，传统宗教势力不能提供高经济增长的基础，但他们的选票很多，却可以利用民主机制以民粹形式开倒车，这都是符合制度的，因为基本盘就是落后的宗教势力，大多数人都很穷，宗教是他们的文化与社群依赖。

一旦土耳其开始获得全球工业潮，欧美日还有发达化的中国资金输入，土耳其的市民意识形态会迅速转变，旧的宗教社群也将快速瓦解，或者说在没完全瓦解前，会形成世俗化与宗教化的对立，以色列就是典型例子，世俗化社区与传统宗教社区差异明显，并且正统派的极端犹太人跟世俗犹太人不断拉锯。

土耳其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夹带威权主义的乐土，社会秩序上，工业和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喜欢威权主义，因为这从社会学上有利于地区稳定，可一旦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每个人腰包里都有钱试图扮演自己在社会里的特定角色时，传统威权主义就会褪色，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十年。

所以要验证，往往短期的争吵是得不出结果的，长期而言人类历史上是正向进步的，只有快一些和慢一些的区别。

—– 996.4 —–2020-07-30 03:52:34+08:00:

入关学本质是大脑降级，因为教育与舆论宣传上，本身就没告诉他们原来还可以走政治改革然后稳定发展的路线，所以很多人理所当然认为靠“入关”可以获取资源，路走不通就开始走回头路了。

他们认为资源是恒定不变的，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即是掠夺比创造来的更方便。

社会创造资源的速度与效益，是会随着民权与企业的发展而进步，传统威权主义因为特权阶级利益，基本上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能或没渠道适应市场竞争，国内现在就是希望靠累积出来的短期优势，靠国内压榨劳动力的低人权优势，率先吃下一个市场，然后继续制造垄断，再通过垄断本身盈利。

这个过程里用户要么是没得选择，要么唯一的选择就是价格优势，而这个价格优势跟低人权优势是不对等的，因为中间差价会被政府的税收与白手套垄断公司吃走，所以996乃至007，最终不会促进国内民众的收入有与付出对应的回报，相反却可以扩大特权阶级的腰包。

—– 996.5 —–2020-07-30 04:17:22+08:00:

这个基本同意，我更多的还是希望中共内部被习近平统一，习近平带着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其他碎片势力一起沉船，让社会未来的矛盾全部聚焦在共产党和习近平上，让所有共产党势力与习近平捆绑，矛盾大到血海深仇的那种程度，改革自然而然不会有阻力。

所以让群众认识到威权主义的不好和害处，就需要习近平加大力度执政，最好专政到死，消灭所有其他试图走温和路线的道路，避免权力真空跟苏联一样被中共高层二次摘桃子。

—– 996.6 —–2020-07-30 08:05:30+08:00:

政党集团需要一个独立于民企的钱袋子，同时也需要对社会加以控制，国企就是扮演这种角色，可能不赚钱，但赚到的钱本质上就是供政府支配的一种资源，中共统治越不稳定，越会依赖国。

习近平他到是想做大做强，但国企的天然属性注定难以跟民企竞争，只能是没到关键时候都在不停的吃政府税收，反而成为了累赘，压垮财政的一根根稻草。

—– 996.7 —–2020-07-30 08:11:36+08:00:

一口气吃成胖子是不可能的，但资源的生产是跟人口、科技水平与发展潜力成一个正比，并且很可能是指数级（某种程度），日本一个亿人口可以做世界前二软文化输出强国，美国三亿世界第一，中国十几亿，不敢说多，五千万收入在发达国家人口水平，诞生的技术、企业数量与各类贡献，就可以把中国品牌的软实力刻在中高端市场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发挥自己民族的天然优势，比如人口，发达国家并不是靠分配已有的资源来变成发达国家，相反是靠利用已有的资源去创造更多的资源。

美国人用沙子可以造CPU，日本人靠笔就能做几千亿元的文娱市场，农地上一小时耗电量的经济产出，肯定是无法跟金融机构或游戏工作室的比。

中高端产业有壁垒，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发展机遇，重点是中国政府愿不愿意放手让中国人自己做，最终这也会让中国政府失去威权地位，这就是矛盾死结。

日本和德国如果还是旧社会的旧主义，注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抓紧关键时刻改革很重要，全世界不单独是美国需要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如果中国内需拉不上去（靠压榨劳动力维稳又赚钱），中国在贸易上就很难建立互信关系，因为产业不能升级，消费始终停滞，别人光买但卖不进来。

—– 996.8 —–2020-07-30 08:14:41+08:00:

社会不依赖公权力，自身是能独立存在与运作，选民动辄是以千万计的，个别就算再不可理喻，集体也会做选择，全球各地的选举国家智商差距都不会大到出50以上的落差，所以只是议题认可不认可，表述的体面不体面，直观非理性的选择也是符合人性一部分的，所以才是代议制将权力代行。

—– 996.9 —–2020-07-30 08:17:42+08:00:

有些人蠢或聪明，但选民这个范畴我不归纳为傻不傻，一样的问题其实全球都有，无论是高度发达还是落后的发展中民选国家，非理性的行为很难简单归类。

—– 996.10 —–2020-07-30 08:34:28+08:00:

买东西要花钱，花钱意味着有成本，如何执行成本才是定夺的关键。

合理的合同上花钱买不算掠夺资源，因为有客观需求，如果中国私人企业发现有利可图，政府也不需要承担，同样还可以有第三方自己承担风险，更能促进本国天然气自给自足，有刚需下进口填补能源缺口则无可避免。

—– 996.11 —–2020-07-30 08:36:35+08:00:

投票给川普的选民都没到两成总人口。

—– 996.12 —–2020-07-30 10:44:45+08:00:

都是现实世界的规矩还用避重就轻。

—– 996.13 —–2020-07-30 20:54:08+08:00:

任何东西私营化早期都会有一个混沌周期，慢慢归于平衡稳定，很多国家的公交车都是私营化的，高速公路私营化也很多。

私营化的根本，是在于对政府税收减负，因为大部分人并不是长期使用高速公路，但却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用，这对政府财政是长期累赘，所以如果社会有技术与多余财力承担私营基建项目，那么就干脆把税收支出转嫁为私营收费。

而同时私营基建项目运营，也会被税一笔，这笔钱还能继续反哺公民在其他福利，私营乱收费其实反而是个少见现象，在私营化和招标前，往往有复杂的合同与严密的监视，能做到乱收费要么是钻漏洞，要么就是立法时监管不严。

举个例子，国内日怕夜怕的医疗私有化，实际上很多发达国家都选择了这种策略，本质上所有政府对某些项目私有化，都是在对财政减负，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同时也在扩大税源，降低政府承担的风险。

因为私人企业主要机制就是赚钱，赚钱就需要改善服务，政府唯一存在机制就是再分配，也就是征税管纳税人伸手要钱，所以国企除了少数在特定时期存在外，大部分时候两种互相矛盾的属性很难有效兼容。

政府部门不善于盈利，但又要维持高额支出，所以在民间资本与技术成熟后，才会转型外包，这也是褪去公权力对经济影响的一个长期过程。

—– 996.14 —–2020-07-30 20:55:55+08:00:

大部分人选择了少数人，代议制本身就是要在效率与整体意见上做平衡，而且不是梭哈，总统选不上还可以选国会，国会选不上还有地方行政与议会。

从选民投票率来看，实际上现在阶段有相当多人的其实不是很积极行使自己的选举权。

—– 996.15 —–2020-07-30 22:53:10+08:00:

中共的福利政策是低福利甚至负福利，正常国家里的国企虽然也有低效率的问题，但其他权力被平衡后的国企是一种公共部门的延伸，本质上是在承担私营领域不成熟时的部分职能，一旦私营领域在这个行业成熟，也会让出市场。

中国的国企本质上就是一种投资工具，也是掠夺市场财富外加控制社会的工具，不多起到国企在大多数国家里经济政治上的正常意义。

说白了，归根结底是中共自己暴力统治阶级特性的问题，国企存在主要目的是服务于他们的统治，而不是市场与公众福利的需求。

—– 996.16 —–2020-07-31 08:57:52+08:00:

主义不顶用，得讲实际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改革，为什么要推倒，这些是现在很多人不明白的，所以要传播开，为以后结束“光说不做”打思想和观念基础。

—– 996.17 —–2020-08-01 03:31:06+08:00:

具体是指什么？

—– 996.18 —–2020-08-03 02:42:37+08:00:

工会基础权力，劳工法的实质落实。

现在就是没工会没劳工保障，没票权没议价权，超发货币，土地财政，吃社畜供给的高房价维持地方收入，政府再靠压榨人口劳动力来保证财政稳定。

有工会还敢996和007吗？要是各地公共服务对等，社畜也不需要河北通勤到北京，一天来回六小时了，直接在河北找工作，收入就算低，但子女教育和本地投票权就能改善本地所需。

至于是不是会为了下一代人站出来嘛，我觉得就看情况了，社会原子化下，大家还是被压怕了的，得等机会。

—– 996.19 —–2020-08-03 06:54:32+08:00:

可以名正言顺讨论自己的正当权力就叫机会，至于怎么理解机会本身，是靠什么手段获取与巩固下来，这个我想就因人而异了。

—– 996.20 —–2020-08-03 11:09:19+08:00:

这才是违反常识的地方，这些人可能根本无法负担数百万的费用，你可能说要国家拿，但问题是除了基本的建设费用、基建费用，还有长期的维护费用。

本地政府都交不起这笔钱，如果地方政府交，他们的其他公共开支就会被迫压缩。

并且这个成本不是短期的，是需要长期支出。

现在户籍制度，本身就是把人约束在土地上，政府应该是有限责任政府的对公民负责，不能赚一千万做一个亿的事，资金要用在确切的地方上，没户籍约束，很多贫穷落后地区的人早就跑路了。

—– 996.21 —–2020-08-03 15:09:21+08:00:

说难听点，社会是有淘汰的，但基于人道与公俗良序，我们会无条件的进行一些补助给弱势群体，以各种合理的结局手法，有时候山区太穷了，就跟给城市每个人配一架超跑一样，技术上可行，但现实来讲显然没法处理。

而行政上显然把少数人包括到一个行政区，比单独架设一个基站要合理得多，这些责任应该转向给NGO为主。

如果因为架设基站，而让少数山区民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些福利，比如医疗教育，反而得不偿失，救急不救穷，政府之间也是这个道理，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

—– 996.22 —–2020-08-04 12:17:07+08:00:

在国内，没得选吧，肯定要工作的，你说的出去工作应该具体怎么理解，出国吗？

—– 996.23 —–2020-08-08 21:31:52+08:00:

我认为长远来说在国外发达国家第一代融入会非常困难，从事白领工作会好一些，基层工作我知道很多出国的其实宁愿回国忍了，国内剥削也是分层级，最底层的农村人是被压榨最厉害，大城市有房子和户口，其实反而生活轻松，但没人知道未来会不会有社会运动。

997: 我妈老跟我说中国出现粮食危机马上要吃不上饭了，这是不是假新闻啊, submitted on 2020-07-30 11:42:46+08:00.

—– 997.1 —–2020-07-31 03:01:01+08:00:

粮食危机不至于，更多的是粮价上涨导致食物价格增长，引发部分地区供应链下滑减产，有些穷人那就是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为吃饭发愁的人中国并不少，能脱产的高华多关注下老弱贫穷社群吧。

998: 对中国历任国务院总理的好感度, submitted on 2020-07-30 13:09:29+08:00.

—– 998.1 —–2020-07-31 10:03:12+08:00:

赵＞朱＞周≈温，华国锋情况特殊没必要评价，其余的每个人都有功过，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的人站住了，有的人没站住，但还没偏差到太大，不过有一点我想问……

李鹏算是什么玩意，也配出现在这种榜上，把这几个人跟李鹏放在一起简直就是在是在侮辱他们。

—– 998.2 —–2020-08-01 03:30:24+08:00:

有好几个人问过我有没有改开以后的书籍，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回复过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基本建议就是先从改革历程开始了解六四时期党内的矛盾与问题，也可以看看吴伟有关改革开放的著作，但他的是事后总结，有个全面的视角。

第一手资料的话，姚监复、宗凤鸣、杜润生都有过关于改革开放中早期的著作，比较踏实的反应资料记述，而改革开放中后期，因为六四的原因，已经没有明确的学术自由和党内讨论空间，所以越往后越少。

还有一些更进阶的，具体是社会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我不清楚你想了解哪些，因为这些出版书籍显然不可能，所以更深入的看法多见于文章。

对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尽量不要掉入新威权主义的话语体系里，因为这个套路威权专制对中国社会必要性的存在，本身就是被允许拿出来辩论的一部分，当然现在已经专制到萧功秦这样的新威权主义者都显得过于温和的地步，甚至直接被打成公知了。

经济和政治上，田国强、徐贲九十年代到两千年都写过一些前瞻与系统性问题的总结，但我个人比较推荐程晓农。

因为整体叙事其实长期都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只有不同政治派别的描述差异大，同派别的偏差小。

我不清楚你具体想了解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六四后，中文圈的历史与各类政经观点是极度碎片化的，学术圈与平民圈完全隔离。

999: 如何看待网易禁用《我的世界》单人模式内告示牌，书与笔，命名牌，铁砧等工具的文字功能？, submitted on 2020-07-30 14:28:48+08:00.

—– 999.1 —–2020-07-30 21:14:10+08:00:

房间里的充气大象，马上房间里就只有大象了。

1000: 经济随笔，写在政治局会议和FED例会之后, submitted on 2020-07-30 21:20:43+08:00.

—– 1000.1 —–2020-07-31 02:49:52+08:00:

高科技高产出人人都想，但卖给谁？

1001: 由李登辉去世想到两岸发展的不一样, submitted on 2020-07-30 23:02:15+08:00.

—– 1001.1 —–2020-07-31 02:36:38+08:00:

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源于科技发展后，生产力提高，每一样产业对应的都是社会的一种生产需求。

古代主要生产劳动就是农业，所以你可以靠暴力控制农业，从而获得资源。

如果农业的生产很容易了，社会产能的广度增加，你就无法靠暴力形成封建政权控制一切，而威权主义就是一种延伸自古代农业社会的产物。

民主与自由主义，则是一种对应市场化经济与民权崛起的结果。

所以民主主体永远都是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更多的人富裕，国家有更多的工作与产业，大家都需要一个稳定运行的帮手（被分权的政府），而不是处处管辖自己的爹（威权政府）

台湾更早进入工业化社会，而且面积小，人口少，他这个社会里留给威权主义支持者的空间并不多，经济迅速拓展到全台湾，哪怕有落后的地方，也不会是一个绝对主流。

中国的经济拓展，可能你要花三十年发展沿海与华中华北地区，再用三四十年才能拓展到更深层的内陆，否则这些保守地区就是威权主义的支持者。

为什么他们支持威权主义？是一个经过思考的理性决定吗？

其实不是，单纯是因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支持，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他身处的环境，一个人可以是不理智的，但他所处的环境是客观的，所以这种族群社区的政治观点必然是趋同化，个别人士你看上去觉得很蠢不影响他的这一个族群是受客观条件影响。

比如，中国腹地山区的国民，贫穷且缺乏工作，你让他理解要靠活化经济放权来造血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他们可能缺乏教育或途径了解，更直接体验到的是政府的公权力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没有办法和渠道通过工作与教育决定自己的前途，所以服从威权秩序的主导者，更能让他们安稳的生存。

这是一种社会演化与生物学理所当然会有的表态。

当然，同样如果社会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有条件可以进行民主化改革，这个社会将有很多人进行“自我选择”，然后自动被淘汰。

社会是不断优化的，到了要进步的时候必然进步，跟威权主义捆绑的人，到最后也没好下场，这种“没好下场”可能是失去金钱、前途、机会与话语权，甚至是丢失性命。

就跟共和已经是必然趋势，但仍然有清朝遗老追捧清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他们很多是有机会提前投资未来在下个政权，但因为个人观念落后而捆绑在旧社会，最终被一波淘汰，顺便腾出了生存空间给更聪明和没有做选择的人。

台湾自主搞民主化，虽然也是内外压力加剧导致的结果，但最终好歹是从上往下肯去做了，蒋经国不得不放权，台湾面积拢共就那么大，没有不改革的空间。

中国则是在六四前，保守派和改革派没有分家，对改革可能导致的问题，比如苏联解体等类似事情，都没有长远的预期，因为也没经历过。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实际负责执行的改革派意识到了民众对政权的不信任，明白到了改革必须很深入，并且确立一个体系，在循环渐进的前提下一点点改革。

中国当时的工业社会基础不如台湾稳固，但是借着拨乱反正打倒文革的政治凝聚力，社会除了经济与治安不可避免的短期混乱外，整体上是欣欣向荣。

但是裂痕在党内慢慢开始出现，农业社会出身的保守派元老们，他们是仍旧打天下坐天下的权贵思想，一生都在秉承威权主义为信条比起毛泽东的那种可能好一些，但远远跟不上社会的进步需求（但你也得承认毛泽东的威权主义也要比清朝的威权来的好，所以进步是不同时代下稍微正常的人不断打倒不正常的人的过程。）

慢慢的，裂痕扩大到公开化，已经是不可逆转，在这个较量的过程里，本身改革派就是弱势的（因为处于改革早期，元老里保守派占多数，胡耀邦意外的早去世也是个关键问题）

最终引致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过早的摊牌，当时中国本身就处于一个早点改革好，但不改革社会也还能运作下去的情况（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和未来，逐渐变成了不改革大家都药丸，因为过去几届都没有为改革铺路。）

这个摊牌导致的两次政变，结果并不是当时不愿意改以后可以改的状况，而是当时就确立了打死也不可以改，一直要威权到死的政治原则。

简单来说，就是改革派力量弱，遇到不可抗力（胡耀邦病死引发学潮），赵紫阳被迫在完全接班前跟保守派摊牌，虽然是邓的嫡系，但在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站队到邓的旗下。

否则赵紫阳可能保得住一些人，也肯定能接班（之后也许会下台，因为他跟保守派一些人矛盾很大），但改革派被全面清洗，应该是无可避免的了。（赵紫阳当时政治面貌不如现在清晰，甚至被认为是保守派，当年没有发生六四前，也没有后来各种解密资料流出，民间对他的印象不如胡耀邦。）

如果重新认识八十年代改革派的执政经验，以及赵紫阳晚年的阐述政治发展蓝图，你可以知道当时改革派也不是说要放弃威权政治，也不是要让共产党下台，相反这些还是要继续很多年，但可以肯定的是胡赵更乐意走新加坡模式，要从事实的结果上获得中共执政的法理基础。

胡赵改革派提出的东西有时候比较矛盾，但我总体顺着时间线列出一些内容：

1.党内派别公开化，党内选举轮流执政，从而解决派系矛盾不可调和就政变的传统，中共仍然保持长期领导地位。

2.媒体一定程度允许自由创作，可以批评，但不能无端攻击党，对旧的历史问题暂时搁置，政府维护权威需要通过司法机关起诉，

3.公检法独立办案，中央与地方行政不干预，除少数特例才会介入。

4.“党的领导只是政治领导”，也即是说党不领导媒体、文化与经济。

5.政府各级机关不设立党组，政府只需要按照章程工作，不需要请示高层的党组织，习近平时代现在干脆连私人公司都要有党组了。

6.经济上控制债务，约束货币与债务的发行量（李鹏这司马货上台就开始疯狂发债，结果到九十年代末经济危机，要朱镕基给他擦屁股，代价就是大批国企工人下岗，之后中共也一直延续这种政策。），给政府财政减负，胡耀邦的性格比较莽，有冒进和一定好大喜功的缺点，但赵紫阳一再强调要稳稳前进，所以最后两个人调整矛盾后就主要以赵紫阳的路线为根基。

7.地方放权，避免臃肿化，中央只负责提出大的方针和路线，财权交给地方，事权也交给地方，土地财政也开放给地方（现在是财权交给地方，事权加倍要求地方办事，开放土地财政意味着地方必须靠土地财政拉动投资与经济，这也导致了后来的高房价。），但必须量入为出，赚多赚少自己本地自己用，不会出现如今的“转移支付”，先拿走你的钱，然后按照中央认为你应该有多少需求（而不是你自己认为）来分配。

8.确立工会体系，加强NGO的存在， 《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就是当时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改革架构，工会与政府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会不再是政府的从属机构与应声虫。所以你现在基层劳工没有保护，内需消费低上不来，白领、技术人员与知识分子天天996然后有往007发展的趋势，没日没夜骂资本家，跟改革派的设想被颠覆有很大关系。

9.党脱离政治属性，不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而是受宪法约束的一部分，但保持领导地位管理社会，循环渐进达到改革的目标。人大作为立法机关要有监督权，有立法权，还有有明确的立法体系、过程，要让各人大委员的职务专职化。

10.立法要明确条文细节，比如游行权等，还包括新闻法，试图杜绝一贯的口袋罪，让“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情况减少。

所以胡耀邦或赵紫阳地位高，不是光靠拨乱反正或六四时上广场喊一嗓子说“我们来晚了”就得来的，而是确实留下大量的理念技术与思想，并且完全实践过，且反应很良好（几乎所有实质性的改革都在六四后被废除了）

顺带一提，中国现在矛盾很深的户籍制度，给你们看一下两个路线的分歧。

李克强是团派出身，团派虽然在位置上也是世袭权贵，被异化了的改革派，但还是有技术性官僚办人事说人话的行为惯性，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上，没有老国务院体系的保守派太子党们来的坚决。

他当年的论文指出要打破城乡二元体系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城镇化。

而习近平则主张保证现有制度下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即是他的改革本身是按照统治需求的改良，是优化制度更高效率执行压榨制度，相比之下李克强的虽然也不是说完整，但起码像个说人话的技术性官僚。

中国缺就缺在天时地利人和不齐，邓小平早死，或者胡耀邦晚死，都不会有现在的情况。

而问题就在于，世袭贵族派连这些的改动都无法接受，必须默认中共说一不二不可以有任何约束，那还谈个JB，直接打内战得了。

—– 1001.2 —–2020-07-31 08:40:07+08:00:

可以看姚监复对赵紫阳的访谈，还有九十年代对赵访谈流出的文字稿。

原文可能是同一次访谈记录，但有不同的记述，或者赵紫阳自己说过很多次：

1.“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

2.

姚监复说：“赵紫阳很欣赏台湾的蒋经国。蒋经国曾经说过，他看了古今中外的书，发现没有一个党是永久执政的。蒋经国说，不要说国民党万岁。要解除党禁、报禁，国民党可能会下台，但也可能会重新上台。台湾实行政改的结果证明了蒋经国的判断是正确的。”

赵紫阳认为，共产党也应该这样，不要总是讲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不可能永远领导中国。用暴力、用强力维持的稳定是靠不住的。稳定只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

赵紫阳还特别重视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政改的第一步。就跟日本自由民主党一样，党内可以有各种派别。你这一派不行就下台，我这一派再上来。这样的话，执政的还是自由民主党。

赵紫阳说：“共产党如果也这样做，允许党内派别的存在，一派不行下去了，不会导致共产党的整体垮台，党内另一派上台，就能够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如果党内连这种民主都没有，那就太糟糕了。”

另外看宗凤鸣的访谈和记述，再到鲍彤的回忆稿，再到赵紫阳在当年政治局的报告和中全会的报告，都明确提到了政治改革，要从上当下，将最高层决策权力归纳到政治局，常委一人一票，不设总书记，常委只负责执行，议题交由政治局选举商议，少数服从多数。

另外赵紫阳也认为，邓小平对报禁和其他的“开放”看法，都是一种优化而不是真正的改革。

邓小平坚持中共专政，但邓认为改革和专政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可若一旦改革与专政有抵触，就会抛弃改革，这也是六四前虽然胡赵都是邓的嫡系，并且邓也算开明的长期支持改革，但也会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上反复不一，并且最终决定拿掉胡赵，对改革派发动清洗的原因。

—– 1001.3 —–2020-07-31 08:56:11+08:00:

内战可能性非常多，因为结局发展也是多种的，但总的来说我不希望有战争发生在中国。

比如，中共高层分裂，习近平派系在习近平死后公开内部闹矛盾，各地军队效忠出现动摇，结果变成南北或东西拉锯。

要么就是权力中心内斗，下面的军队开始动小心思不服从，跟汉末一样，中央威权荡然无存，低下的有军权的人开始自己找机会上位，变成军阀混战。

但得益于中共控制军队的效率，我想很难很难成立军政府，因为现代社会想逃避军政府强制缴税的办法太多了，中国的人口过多，一旦失去有效的生产秩序，军队就没有任何维持的基础，所以有稳定的行政体系控制军队内战，都比中共旧部军阀混战的可能性更高。

而理论上如果中国碎片化，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共集权到极限后，因为财政问题开始控制不住地方，乡镇开始自治，有点能力的拉起一批人来，围拢一片土地组建独立政府，但这类可能也不大会扩张出去。

原来的省政府独立起来，跟部分军队合作，形成一个没有中央权威，但也不是军政府的局面，各地治权归属自己，也会开军饷给军队维持基本的安全。

还有就是很多地方我估计会出现城市里组织政党与自治政府试图夺权的情况，香港几乎肯定会发生，大城市因为都是中共基本盘，发生什么都会有不少资源做应对，所以这个几率较小，更多应该是在当时候资源无法调度的二三线城市。

城市的自我组织与集团，跟乡镇的不同，乡镇的存在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更多应该只是在混乱里保境安民的自保，城市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目标是扩大到全国政权。

同样，也可能是中共在习近平晚年领导下，因为财政困难无法控制地方舆论，最后在网络上压不住风声（比如没人没钱去当王晶，要求删帖堵嘴也没人管他们），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会成为全国长期焦点。

可以参考香港，到时候没准就是长期的低烈度混乱，一开始能在几个城市管住，但慢慢的管不住了。

一旦有武昌起义一样一个开始响应，就全国都会有声音，各地政府名义宣布独立，或者对中央的声音不管不顾，形成看戏状态，那么中共中央的实际管辖也就只剩下北京到河北一带。

要说民众跟古代起义一样再到处流窜跟军队证明作战然后建立政权，我觉得这个挺扯淡的，现代显然不可能做到了，或者说也不需要。

—– 1001.4 —–2020-07-31 08:56:31+08:00:

其实看回复就行了，也不算是大佬，就是说一些必须要说的。

—– 1001.5 —–2020-07-31 09:27:10+08:00:

毛泽东死后迅速就发生了两次政治斗争，一次是军事政变，一次是华国锋失势，他的路线算彻底被摒弃，所以党内还有余力去管制社会，因为问题都甩给死人与不能说话的四人帮了。

但六四的问题是，敲定了一个逻辑，绝对不能下台，未来中共管制出问题，不会是因为高层政治无缘无故分歧而引发，肯定是有社会问题与运动先到来版图分裂。

而维持这个体制的就是财政与经济状况，你可以理解为市场化与世俗化的经济发展，不断把中共专政的旧体制（派性）给脆化，变成了一个没有回头路的性质改变，就跟木头烧焦了不会变回去一样，中共很难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种大家还对政党有一定信任，喊口号也只是基于要求党政改革为主。

下次社会运动大规模爆发，要么是激进昭和天诛国贼，要么是喊中共滚下台。

打倒四人帮走正常发展的需求（文革）→拥护中共执政需改革（六四前）→推翻中共（六四后）

大体上社会的思潮是这么一个路线，到最后，经济问题导致各地政府和公共服务都崩盘了，中央再怎么争，政令不出北京，就变成光杆司令，到时候就不用考虑中共怎么死，而是要想办法先组织起来，用武装和政治力量，避免中共某些人二次摘桃子。

—– 1001.6 —–2020-08-01 03:34:08+08:00:

改革开放后当时政治改革期间，尤其是党内民主提出时，是处于一个中共党内外凝聚力在没有经济作用下的新高峰，胡耀邦执政时期的自由化政策下，边疆没有啥矛盾，严打则是全国都整体欢迎，但现在看很不近人情的一种做法。

中共长期执政与中共最终会下台不矛盾，只不过问题出在元老的个人权力欲望上，还有他们的旧社会观念。

而胡赵改革派其实已经看出了政党终归要下台，他们只是铺垫下台的路线，避免下台引发社会动荡，胡耀邦可能没有想那么远，但胡赵总体来说对释放权力来达成更好的社会稳定，是不排斥且支持的。

1002: 林郑月娥宣布立法院选举推迟, submitted on 2020-07-31 18:18:08+08:00.

—– 1002.1 —–2020-08-01 10:39:48+08:00:

延迟一年不够，得无限期延迟，然后过几年直接宣布取消立法会，重组一个立法机构，让权贵垄断到极限，看看批的预算案和政策都是个什么玩意，到时候再有问题就没反对派分锅这种好事了。

所以消灭反对派生存空间，只是在不断把黑锅往自己身上背而已。

只要几百万中青年不是瞬间从地球上蒸发，几代人以内肯定要让你极度难堪的。

—– 1002.2 —–2020-08-03 02:39:15+08:00:

拒绝内地支援是个政治考虑还是专业考虑我不清楚。

从政治角度考虑，有气又对立，这个表现是理所当然的，立场问题是没法说清楚的。

专业角度来说，政府才是决策层，本地资源还没调动起来，就开始管外地要援助，失责无能肯定跑不了，对本地医护来说还有那么一点“我们本地等你政府的资源还没到位，大活人不用你就去找外援。”的意思在。

全民免费检测现在政府不肯做，医护想免费检测也没能力承担这个成本，至于为什么政府不做嘛……..

—– 1002.3 —–2020-08-03 08:12:44+08:00:

中共的政权特殊性为前提很容易理解，以一些有相对正当的理由来扩大获取不正当利益，DNA资料是私人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个人资产的一部分，在缺乏广泛互信的情况下，有质疑很合理，政府本地的资源迟迟不肯调动，却拒绝对公众做解释原因，而且DQ了该议员的提名，也即是说不是在本地资源完全不足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这样选择。

你说是否会建立一个DNA库用于维稳时，或许有些人不在意或认为夸大，但要是不让忧虑产生的话就很奇怪了。

另外郭家麒还质疑林郑月娥绕过招标程序，直接外包给两家大陆公司，政府现在绕过公众监督和立法会的程序直接招标和承包，这些年是越来越公开化了，我觉得民众有份花钱养政府，但没权力监督和指定程序，这件事比DNA库的问题严重多了。

—– 1002.4 —–2020-08-03 08:34:46+08:00:

中共如果不值得信任一切合理怀疑都可以成立，没人知道DNA样本会怎么样，也没人可以出来做一个担保不会有问题并且被人信任。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几年前社会信用体系在被建设初期，就有人有一样的观点，“质疑合理”吗？但是几年后，质疑已经成为现实时，质疑本身也是没有用的。

—– 1002.5 —–2020-08-03 08:43:07+08:00:

技术上专业人士都纷纷担忧，不允许忧虑的出发点才更让人感到恐惧，质疑对被损害利益的人没有任何坏处，政府本身绕过程序办事，被人质疑很正常，国安法都会寻求采集DNA数据，如果DNA没有用或者无法被采集，就不需要有人出来担心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1003: 經濟思考實驗, submitted on 2020-07-31 20:42:44+08:00.

—– 1003.1 —–2020-08-01 04:34:17+08:00:

其实方法早就有了，四十年前的人就意识到经济与政治要同步进行，不可能单独脱离政治讲经济。

我估计这个模型原型就是中国大陆吧，那我就以中国大陆的社会现状来解释（如果不是请之后单独补充条件）。

要做其实很简单，减负放权，事权平等，财权下放。

地方政府赚多少是自己的事情，中央不搞支付转移那一套（拿大部分地方税收然后二次分配下去），这样地方政府无论城市还是乡镇农村，本地不会把几十年的税收浪费在无意义的地方上，杜绝了为批评中央政策号召而无意义的举债。

另外必须开放地方的监督权，否则就算放权给地方，地方也可能有滥用的风险，也即是说财权下放是给地方的议会组织或人大机构，政府只负责执行预算。

取消户籍制度，这样贫穷落后地区的人口，可以进入不同区域的城市，按照自己能力与适应力选择居住地。

有人肯定问，那所有农民都涌入城市，城市的公共福利资源不都被挤垮了？

实际上这样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现在的财政本身支持公共福利是完全可以的，但问题是中央会首先征税税金，然后才通过转移支付形式二次返还，达成了财权在中央，事权在地方的不平等标准，并且行政权虽然地方有，可决策权在中央，这也就造成了地方必须听中央的命令，而不能自主发展和划分人口的需求。

涌入城市的人一旦停留，就是当地的纳税人，高收入的提供高纳税与高经济产出，低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与基层消费。

过去户籍制度下，实际上是通过封锁农村的福利，逼迫农民进城但不提供对应的福利给他们，从而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但这最终会造成城市内的本地消费市场上不去，因为中产阶级增长数量有限，人口也少，庞大的消费要依赖基层人口，大量没有本地保障的流动乡镇人口，无法在本地驻留，工作与生活待遇得不到保障，要么就选择离开，要么就是不会涉及城市经济与税收所需的消费活动。

如此，很多本地的中小企业的经营会受影响，从而根本不可能纳税，进而继续造成公共税收增速缓慢，公共福利不能维持的现象。

经济疲软是正常情况，分很多种，比如疫情强制造成消费下滑，不是消费信心差，而是有客观因素导致不能消费，这也是为什么普通经济危机各国政府不积极靠派钱去支撑，但疫情时派钱很积极。

因为疫情是停滞消费，民众没有经济上的消费心理负担，中小企业是社会的经济核心与税收主要来源，他们如果长期没有人消费就会产生倒闭潮，引发大量失业，这个时候疫情才真正引发经济危机。

但如果在这个危机的阈值满额前，通过政府财政手段干预，强刺激消费市场，那么不但负面效果会小，实际上也能有效解决经济疲软的问题。

同时，自然经济危机时，必须理性接受市场出清，让市场的资金更有效率，否则就是一鼓作气憋到底，跟温家宝时代的四万亿后又好几个四万亿一样，不断通过举债与大量低效益与长期高支出的公共基建项目来拉动地方经济，吸收基层劳动力去维持经济增长，可一旦停下来就根本无法避免经济熄火。

而在这个过程里就是导致房价暴涨，同时政府无端负债过高，让债务利息侵蚀公共福利增长空间的结果。

高房价对应的是一个社会总造血能力与某项投资属性是否对等的问题，中国不缺居住用土地，但土地财政与无监督大量滥权导致了这一问题，想要解决不应该一下子让房地产崩掉，因为很多人负债供楼，一旦断崖式下跌，结果就是银行大规模倒闭出现挤兑潮，货币变成废纸。

所以真正要做的，就回到了起初的原点，首先是有序放权，地方上要把预算审批机构做好，这样本地人不需要到大城市也可以有自己能负担到的公共福利，房价会随着早期人口流动升高，但慢慢会趋于理性。

而要真正解决房价，仍然需要中小企的活跃与内需消费的增长，一是中小企活跃需求的是没有国企恶意竞争，商业自由与审批轻松，这些在放权的过程里都可以轻易做到，政府尽量跟银行协作提供无息贷款给中小企。

逐步放宽取消户籍制度后，人口的大量流动将把中小企从城市带动乡镇，打工不再需要一味进入大城市，相反许多三线到乡镇会有就业机会，福利也不捆绑，那么转移了的中小企的雇佣就业宽度也会大大增加，有银行背书（国企大部分时候吃掉了很多银行，且中小企被行政部门针对），在投资与经营上难度下降，那么自然会扩大招聘寻找就业人手。

这样一来，过去一直想做但做不到的城市化，其实会随着人口的自然流动（本质上是允许人口自由迁徙，同时允许地方民众自行立法与审批税收预算案的结果），乡镇会独立于城市扩张而自行城市化。

这个例子可以看日本，日本很多地区不是大城市辐射周边一个个吞并，而是在大城市很多人不愿意待，主动回到相对落后的地区，然后反而形成了地方有一定规模的经济要点，除了东京是人口净流入外无限扩大外，其他地区城市的人口都会维持在一定水准。

一旦你的中小企获得了乡镇与城市的话语权，能站得住脚，剩下的就是解放商业与学术圈，大型企业作为科技出口产业于大城市内提供高经济增长，中小企业在国内则作为内需消费循环的核心动力。

而高房价和高债务，这是已经被累积下来，你没法取消，否则会导致金融与房价不稳定，显然不可取，应该求稳发展。

那么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在合理措施下，重组债务，整顿银行体系，给已经接盘的人（上述政策实施后大部分地区房价最终还是会下跌，一二线才会无限增长）首先做资产上的缓冲，用一笔预算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当于政府兜底了。

另一方面就是等经济发展，慢慢把债务稀释，停止举债还债的行为，无可避免要吃一段时间低公共福利增长的后果，但没办法，这是前人造成不可逆的问题，日本债务危机爆发后，日本人靠内需消费强劲，吃了二十年的各类低增长，但运气好在爆发危机前，本国经济水平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内需与出口都有相当的贡献。

如果你的国家生产稳定，出口有价值的产品，内需消费生产量大，那么你的货币自然稳定，因为一方面出口外人要管你要货币做为交易手段，你的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交换价值。

另一方面国内如果生产稳定，内需庞大，你的货币同样在国内会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所以发行新货币跟行政和社会改革不能同时进行，不是一个必需第一时间要做的工程，改革必须以不造成社会大规模动荡且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前提下慢慢来。

金融体系的稳定应该主要集中在银行领域内，这个也提到了，因为银行是最最最基本跟普通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机构，股市就算没有，也主要是失去融资的一个平台，没有投资信心，虽然也要稳，但这么大的改革必须以银行体系为主，银行是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重组中小企业的第一步，因为既然设定为无限权力，就有渠道去通过银行直接资助中小企。

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后，很多人会回流到农村，这里又必须提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但已经太长，再说就超纲了，所以不讲。

—– 1003.2 —–2020-08-03 01:04:31+08:00:

【 問題是現在農村地方債嚴重，經濟發展不好。如果不把城市的錢轉移過去補貼，我估計農村建設馬上停滯，國企工廠因賺不到錢而停工，地方甚至會破產。 】

地方上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国企雇佣主要在城市本地的城市人口，体制不会大量的吸收农民进入，农村反而主要靠到城市打工，雇佣人主要是中小企，所以国企不会造成农村的破产问题。

而现在地方债严重的地方集中于省市，乡镇债务也有，但因为本身举债能力有限，所以普遍债务高度并不是问题。

国内没有说出现国企吃掉全部就业市场的情况，更多竞争的不是雇佣人力资源，而是市场资源，所以国企崩了，反而会让出更多的市场利益，但又不会造成非常多人失业，这跟九十年代末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比如过去国企是吃三成市场，三成人力，一下垮掉冲击很大，现在是国企吃三成市场，挤兑中小企，但提供的就业不到一成。

政府也不是靠国企维持财政，自然也不会因此破产，当代地方政府财政，一直靠的是中小企的盈利与中小企就业产生的税收来维持，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土地财政。

【 抱歉我對這個真的不熟，可以再詳細介紹一下嗎。我看你文字的意思是，所有稅金首先上交中央，然後再由中央分派個省份。但是，地方可不可以有一些自己處理的地方稅收和收費？】

技术上，转移支付的意思，就是中央给地方资金支持，但这笔钱实际上是地方生产，但地方没有支配权，或者说只有一小部分的使用权。

这个开始是来自于分税制改革，六四前政府主张的是包干制，六四后中央财权失衡，地方强势，所以搞了一个分税制把财权从地方拿回来。

然后重点来了，中国全国主要的收入，分别有这么几个大头：

营业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

其中，消费税、企业所得税（非地方）是完全属于中央的。

而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地方）是归地方的

而增值税，中央地方分享，中央拿 75％，地方拿25％。

营业税呢？过去营业税是归地方的，但近年来出了一个税改，叫营改增（营业改增值），把营业税和增值税合并，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央几乎拿全部。

而营业税与增值税，是全国税收的大头，营改增以后，以去年财政收入为例，全国一年收入大概15.8万亿，其中增值税一项就占了6.2万亿，消费税1.2万亿，个人所得1万亿。

所以从这就可以看得出，地方的财政是多吃紧了。

2019年地方的税收收入才10万亿出头，中央的税收收入是8.9万亿，一个看不见的中央政府，吃掉了全国大部分的税收收入（全国非税收入三万亿左右，合共19万亿）。

而中央的本级支出，只需要三万亿左右，转移支付是7.4万亿，还要赤字运行，地方没有财权的情况下，赤字就近万亿了。

没有财权，但又要做近20万亿的事情，公共福利就必然被压缩，只能不断卖土地，想办法从土地里压榨资源。

【 雖然戶籍制度不好，馬上取消應該也有很多問題。我覺得（不知道對不對），原本，因爲沒有戶籍，所以農民入城有阻力，入城的人數比較少。一旦取消，因爲城鄉發展實在差距太大，人人都入城，城市公共資源就不勝負荷了，加上文化的差異，很容易引來本地人的反感。】

如上所述，不是资源不足，而是当局没有留下农民的自留地，故意制造了地方财政差距。

户籍制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说一下取消显然不现实，但最终必须取消否定无法解决问题。

农民入城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承受消费，而不是能不能获取公共福利，大多数农民入城是因为家乡的待遇和收入实在太差，但同时作为农民本身想种地，又没有任何优势。

户籍制度与土地财政，不给农民土地自主权，正是导致农民进退两难的原因，土地不给农民，粮食议价权不给弄， 进城不给身份，就无法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

如果所有人都进城了，户籍开放其实不怕公共资源不够用，因为公共资源的分配，不是依赖于有要求就给，而是资源的多寡，人口更多进入城市，带来的是消费增长，政府财政增加（但现在制度下，即便人口涌入，也会有一个抽走佣金但不会帮你的中央存在，造成了资源不平衡）

开放户籍，农民们不会首选到大城市，相反是到乡镇和三线城市，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大城市的消费，并且更多人会去大城市，这样竞争更激烈。

如此便倒开了农村的工作空间，平时没人留在农村，是因为耕地不属于自己，种地没有议价权，也没有地方的决策参与权。

但如果开放这些，效益低的土地可以卖给私人，允许农民兼并土地来扩大生产，粮价根据市场供需而定，那么很多人都会回流到农村。

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实际上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生产力与技术的提高，最终会形成稳定的，农村有大地主可以雇佣，又能生产粮食维持粮价，大城市里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又可以吸纳农民的经济增长空间。

【 舉例是香港，開通自由行後很多年，隨著大陸遊客越來越多，那些購物地區的人外出吃飯、乘搭交通都很不方便，加上一些大陸人的舉止比較粗魯，結果引起本地人反感，思想就朝右了。而且，農村的人都跑了之後，財政有問題的不會是城市，而是農村本身，因爲人才更加凋零。 】

人口流失问题不会是一个长久问题，如果为了巩固地方而强行把人锁在原地，就会出现现在的户籍问题所发生的麻烦，让人口自然流动，不会所有人都一味跑到城市里，要先搞明白为什么农民无法留在农村生存，这才是关键。

香港是一个封闭体系，本地基层没有资格讨论土地的使用，也不能有效改变政策的走向，连基本的议政权力都被剥夺，新界那么多地，乡议局一句话就给否了，只能花大价钱去填海开山，这都是本末倒置的，所以香港的问题更多是文化不互信、资源短缺导致基层矛盾扩大的短期现象。

农民生活也不是靠农村的地方政府，而是靠自己的劳动，如果要改革，就不可能指望瞬间就有政府替农民接盘，改革提供的保障是农民获得了更多权力，比如土地议价权、粮食议价权、土地购买权，这些是生产的最基本要素。

实际上就算地方政府瞬间崩溃，荡然无存，对于绝大多数时候都用不上公共服务的乡镇与农村来说，也是跟日常没太大变化的，因为看病也是本地的乡村医生，或者跑到较大的县市去看。

【 中產階級一般都是知識分子。那些來城市打工的人一般學業都不好，很難成爲中產，也很難做除了勞工密集型之外的工作，經濟產出不會高，就算在本地駐留，我覺得都只會買低價品，不會提升很多消費。 】

到城市工作的人，并不需要非要做劳动密集型工作，这一点其实全球大都市圈都给出了答案，因为服务型岗位才是主流，这些是最缺乏人力的行业，甚至很多国家必须招收外劳才能勉强维持。

大量的人口涌入，意味着降低了市场成本，提供了市场竞争力，技术工种比如煤气水电，管道、工程、蓝领、餐饮、销售，这些都是极为需要人力补充的产业。

购买低价产品才是促进消费的重大要素，因为市场上大部分产品生产的都是中小企，大宗商品定价不会跟着奢侈品和中产阶级消费而浮动，城市基层才是城市消费的主力。

越大的基层规模，意味着更廉价的人力成本，更高的消费趋势，更多的基层权益需求，也就会带动更多中小企的收入增长，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

—– 1003.3 —–2020-08-03 01:54:11+08:00:

【 這裡我覺得就有些救不了“近火”了。要有公共福利，首先要有經濟。但農村現在的產業萎靡，很大一部分靠基建（我估計）。你要發展農村產業，首先要龐大的投資，還要選一個獨特能賺錢的產業發展。 】

首先必须破除一个观念，那就是社会必须依靠政府存在来运作，实际上行政级别越低的基层，越不依赖政府运作，只有较复杂较为高级的经济行为与高度的福利化社会，政府的必不可缺性才能体现出来，比如城市内，需要有大量的人手维持社会运作。

但在乡镇农村这种自然自治生态的环境里，政府的日常存在感与作用，本身就随着低福利社会几乎是荡然无存的，农村最大的产业，就是农业，农业的兴盛，需要的是政府减少控制和干预，而现在最大的干预，就是农业被禁止有效率发展。

所以没错，理论上政府瞬间崩溃了，反而更有利于现在农业发展，但这只是一种极端，真正要做的是放开农村的农业，比如土地所有权、粮食定价权，银行贷款是可以跨行政级的，农民需要到城市申请，但银行如果没有城市人口的大量储蓄，就无法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

地方行政级太小，一般就只是省市的决策层的行政端，所以不需要庞大的投资，那样就是走回凯恩斯主义投资公共项目的基建老路了，农村没那么多钱，也不需要在缺乏资源时投资对核心经济基础无关的项目。

【 你指望那些農村人，從城市裏賺了很多錢，回農村發展，把錢帶進農村，那是緩慢的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能帶回去的錢也不多）。 】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从城市里带钱回去，而是让农村人口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这个我前面也说了很多次了，现在的农民进退两难，根本原因是因为作为农民的社会属性无法维持，是被迫进城打工，而不是不愿意留在本地舒舒服服。

本地的农业被控制，农民作为最大的群体就只能当廉价劳动力被压榨，内需也就上不去。

经济的增长不是靠带，而是靠生产，这种生产就必须要依赖某种媒介，通过生产资料来扩大生产，提供效益，这个生产资料就是土地。

【 而且，人才和價值觀問題説不定更加嚴重。有序放權，開放監督權，前提是要大家有公民意識，起碼知道天下為公，還要有很強的法治思維，要知道以法達義，這些東西教育個十年都不見得會有。而且，監督權是要和新聞言論自由挂鈎的。不然，放下的權力很容易被濫用、誤用，一產生“不穩定”，又會被收緊。 】

任何事情都有渐进过程这个很正常，但公开普遍权力是无法被假定滥用的，如果要等有公民意识才能放权，那就完全违背了自然秩序发展的根本原则，那就是民主本身是一种有框架的竞争。

天下为公这个显然不应该有，只有当人人都存在“私欲”时，民主机制才能被建设起来，不能假定存在理想国，法治思维也不需要通过人们有来敲定，而是在执行上立规矩与章程。

文革后社会动荡，也没有这些观念，但通过实际执行，社会却能很快的形成一种公众意识与社会凝聚力，这不是通过观念普及能实现的，否则想等理想状态再做事，永远做不成。

社会 不稳定基础，要么是有人要回到帝制或者想制造恐怖主义，否则社会的稳定就是必须通过最大公约数，也即是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维持一个能互相约束的制度，要权的通过这个制度争权，要利益的通过这个制度争利益。

现实乌托邦不存在，社会改变不能靠科普，而是要靠先确立基本的自然权力，让人们行使权力，习惯这些天赋的权力后，规矩在共识里才会慢慢自然形成。

【 聼你這麽一說好像也有些道理。問題是，有什麽誘因會使中小企從城市轉移到較落後的農村（鄉鎮）呢。我可以想到的是租金和人工。但有什麽產業會這樣轉移呢。 】

中小企本身的一个主要植根地点就是乡镇，一方面人力有优势、租金也有优势，在商业成本，乡镇与三线开外城市其实区别不大，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也会有大量的人口回流，回流需求就业，这也会带来足够多的生产效益。

相反公共福利低，也意味着税少，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优势，在社会发展的过程里，人们更多是看重就业与生活的成本，而不是公共福利高低来选择生活区域。

所以现在不是中小企要怎么转移到乡村，而是已经在乡村了。

【 現在的大城市都近水，是交通物流樞紐，比如説，你搞貿易批發的，也不會想把企業搬到偏遠地區吧。想去偏遠地區的，都是沒人要的污染嚴重的產業，這種產業提升經濟有限，還有後遺症。 】

现在实际的情况是，乡镇的中小企就是中国当下的社会主流，城市的中小企更有代表性所以存在感高，五个人的小企业，一个餐饮的门面店，也可以在乡镇被叫做中小企，他们面临的是缺乏安全保障，政府的恶性打压对他们的损失远大于政府公共福利低的问题。

产业不是做批发物流这种这么简单，还包括了做个生意的门面店，服务公司，运几个砖头的都可以叫中小企，这样的不需要提升，而是需要扩大客源，显然他们不可能关闭自己的铺面，跑去大城市竞争，所以自然回流是一种淘汰和筛选。

只有持续强制公共政策集中于少数城市，才会造成净输入和净流出。

【 我估計（不肯定），現在農民工想弄到鄉鎮戶口應該還是不難的，換句話說只要他們想，是可以去鄉鎮發展，和戶籍關係不算很大。我估計只是中小企去鄉鎮的誘因不大。 】

农民本身就是乡镇户籍，只是现在分地区，不是三阶户籍制度，而是二元户籍制度，乡镇跟农村都没有自己的财事策权，中央分多少就还是多少，中央说地都是国家的，农民跑到哪都一个下场，本地政府更不可能拿出匹配本地的收入去提升教育与医疗资源。

中小企本身在乡镇上就一直存在，中小企的主流就是在乡镇到三线公司，从来不是说只存在于城市，城市的中小企不可能门面店不做了去乡村做，乡村的也不可能扔了本地的声音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去做，这两种现象哪个都不会是主流。

就像现在街上你看到有个面馆，不可能无端跑到乡下去，乡下你看到的面馆，也不会无端跑到城市。

消除地区差异的根本是在于提高人口愿意维持的生产要素，也即是土地资源、定价权。

政府需要从民众那获取资源，基本上全球都形成了一个趋势，就是大城市聚集大量的人口，愿意留在 乡镇的人成了地主或者受雇的农民，居于两个社群之间的中小型地区则作为中转，一方面提供乡镇的物资，也为大城市提供人力与商业资源。

【 另外可否問一下”福利不捆綁“的意思嗎？ 】

现在的社会福利是捆绑在大城市上的，也就是说户籍制度下，你没有大城市的户籍，但你所在的地区生产的税金，被抽走用于服务大城市的公共福利。

那么你想获得好的教育、医疗还有各类服务，就只能跑到大城市，因为决策权导致大城市有政策有待（通过乡镇的税金来补贴），从而形成滚雪球优势。

而没有户籍的农民，到当地享受不到资源，就只能作为人肉奴隶提供廉价劳动力，到一定周期被淘汰后，就被当做低端人口赶走。

如果福利解绑地区和户籍，你在的地方生产多少税金享受多少福利，考试全国一样，没有必要挤破头为了一个户籍，能不能在当地扎根，完全看个人能力，也不存在现在大城市被赶跑回，回到家乡面临的落差待遇。

乡镇一年税金如果是10亿，抽走6亿，剩下4亿民众没有议价权与支配权，合理的公共服务要6亿来维持，这就是一种压榨。

如果解除这种捆绑，乡镇一年10亿收入，公共服务支出用9亿，那么就远高于原来的所需。

而倘若一个地方的收入始终无法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大家自然而然就离开，也就不成为行政级，直接合并或者撤除，让其他人一起承担人口过少的地区福利，要么就是人没了干脆取消。

通常都是合并，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节省行政成本，还能避免人口少就失去公共服务的问题

—– 1003.4 —–2020-08-03 02:14:23+08:00:

【 我覺得戶籍取消后，上海、北京、深圳都會變東京，後來各省市也會變成東京。你好像覺得相反，戶籍取消後，是城市流入農村。可以請教一下爲什麽這麽認爲？ 】

这里必须明确几个事实。

为什么人们都往大城市跑？在没有户籍制度的情况下，是因为大城市有更高的收入和机遇，而不是因为大城市的公共福利更好。

因为除了地方政府，还有全国性政府，也即是全国性政策，日本对育儿和教育政策，不会因为东京是大城市就比规模小一些的名古屋强，相反两者是一样的，但东京好的在于商业就业待遇与收入。

中国的问题则在于，大部分人赶往大城市，就业与商业的影响是其中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在于很多人在原籍没有前途，缺乏公共福利，没有教育和医疗的保障。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差异，很多人为了这个问题头破血流。

一旦取消了这种人为差异性制度，很多人便失去头破血流也要留在大城市的必要性，回到次级地区后，虽然收入少了，但生活费用也下降了，不需要支付高额的房租，也不用担心子女教育受影响。

甚至再退一步，继续做农民，也可以跟城市人口平起平坐。

过去不能，是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农民没办法私人获得并且兼并，也即是说个人努力无法变现成一种专业发展，农民的子女也不能继承自己家族产业，更重要的是没有粮食定价权，政府能干预定价，你做农民一辈子靠这两点就不能翻身。（还要与政府支持的垄断企业竞争，被迫以低价付出高额的劳动成本，但进城你又不能有户籍落户，只能选择打工老了被赶回家）

【 不覺得政府有能力兜底，房債實在太高。政府現在已經債務過高、 入不敷支，這樣兜擔心之後連利息都還不出來，最後赤字貨幣化，通貨膨脹難以控制。 我也很懷疑有沒有能力整頓銀行體系（這是個大動作），非常容易引起市場恐慌，大量提款，銀行產品賣不出去，官司不斷，銀行可能出現各種危機。泡沫一點，刺破剛好，泡沫太大，刺破就難了。 】

政府是有能力兜底的，只不过会有一些短期低公共福利和市场融资困难的代价，但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交换，解决一个中长期的房价问题是很值得的。

要兜底的不是给每个人兜底，而是给银行兜底，要避免的是银行因为断供坏账潮而被挤兑垮台。

很多人断供要么是因为长期失业，要么是故意断供抛售止损，政府需要的强硬手段就是提高一个稳定的市场信心，一方面是稳定楼市，扩大一二线外的房源供应，放权后让地方的财政自负盈亏，人口会大量的回流。

在一二线城市购买高价房子的人，往往是决心留在城市的，他们竞争导致房源紧缺，但不想留在城市的人实际上也在刺激房源短缺，因为太多人需要房子，所以过多人因为政策导向的失衡和压榨而不得不留在城市，才是明明国内土地很多，房价却不断高涨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中间的政府抽取土地财政太狠，为什么要土地财政？因为分税制，分税制为什么要出来？因为要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稳定，所以关键就在于拒绝这种牺牲集体利益的少数人稳定。

兜底不是政府举债去替买房的人还债，而是提供市场信心，只要能在大量人口回流时，确保房子不被抛售，也不会在抛售后造成银行倒闭潮，就能稳定下来。

赤字货币化与大量举债，那属于现在当局既不能提供改革方法，本身自己跟改革互相抵触，又不能解决问题让自己下台才做的蠢事，就跟清政府知道改革可以延续国家政权，但改革也意味着清廷失去权力一样互相矛盾，这一点在寻求改革的人身上这没有任何负担。

银行起码现在是可以解决的，再晚一点就神仙难救了。

而且市场泡沫必然刺破，刺破然后出清淘汰一波落后生产力与错误资本，这也是经济秩序的一环，走向错误的方向，看准了就要早点出清，只不过这个泡沫之所以越吹越大，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共当局自己没法革自己的命导致。

出清是迟早要出清的，接盘要么在出清后，要么在出清前没完全扩大时，如果在泡沫最大时出清，根本没有有效解决办法，腿烂透前可以治，烂透后接受现实锯腿也是好选择，放着腿不管继续烂才是问题。

—– 1003.5 —–2020-08-03 02:35:06+08:00:

【 這種想法，我覺得有點太樂觀了。債務問題本身大量阻礙經濟發展。很多地方政府花很多錢還利息，自然難發展。如果要解決，就大量發鈔票，稀釋貨幣價值，但又導致通貨膨脹（主要會體現在樓價和其他資產），政府接下來就會用計划經濟手段穩定主糧和日用品價格。 】

公共服务、利息、权力体系，是一个矛盾三角，现在当局要的是利息与权力体系，通过债务维持权力体系的稳定，也就自然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下滑。

如果我要改革，我会自然接受没有公共服务的现实，放弃维持权力体系的专制来偿还利息，车走错了路，想开回来必须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接着方向盘继续往死开。

所以不需要大发钞票，市场流通的货币对应的是一个国内生产力的数值，可以略高略低，但不能无锚印钞，所以现在当局自己把自己往死胡同赶。

这点八十年代改革派其实遇到过，建国到文革后的几十年里，大量发行货币，社会生产力又跟不上，导致货币严重贬值。

当时的做法是根据Milton Friedman的说法，限制货币发行，让生产力渐渐跟货币趋于平衡，生产力上来了，货币发行才能继续跟，并且坚持少发债，中央减负，放权给地方。

如果你要是走回大量发行货币，但自己国内的生产力又没有地方接锅（美国就是以世界货币能做到全球接锅，因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与服务，但中国没有这种技术优势），那么最后就是经济崩溃，跟当初的魏玛共和国一样。

而神奇的是，所有国家政府，都是二战后大概六七十年代，才意识到货币要约束发行量这种现代来看理所当然的基本概念。

【 然後，大量資金又會走入樓市，然後政府會強制不讓資金進入樓市。資金會進入股市債市，但以國企爲主（民企風險高，表面收益低），然後就是國企更強，民企更弱，國企更容易在市場上融資。 我不知道怎麽逆轉這種趨向，因爲就算給民企貸款，也只是一時之計，在股市債市融資才是長遠的方法。 】

其实就跟上面说的一样，约束货币发行，放权减负，公共服务以低标准维持，等待经济增长，把之前超发的货币与债务慢慢稀释就行了，因为经济与生产力是永恒性整体正增长的，不能为了解决短期问题，去继续超发债务与货币来解决短期。

繁荣不能永久性维持，必须先学会如何与萧条共存。

只要没有必要超发货币或举债，就没有各种问题，不超发货币的结果是什么？下台么？

既然已经接受了放权和减负，政党轮替就是一个必然，政府只是个平衡调控的角色，不是生产者，首先要保证社会的生产力，公共服务可以转嫁给社会企业，当然考虑到基本税收，持续几年的公共福利低增速，来解决长期债务问题，是个非常值得的事情。

尤其是这几年低税低公共福利增长，打击国企后首先可以带来民企的扩张，到时候让民企购买国债，自己企业持债，再把货币发行权独立出去，政府就算换人想发货币解决问题也不行，而且持有的国债不进入市场，非常稳定还能避免资不抵债的问题，因为持有人都是国内的，只要发债不高，海外资产有稳定增长，就是一个较长期都良性维持的体系，可以参考日本。

【 至於你說的”没有国企恶意竞争，商业自由与审批轻松“，我也覺得應該如此。但國企規模現在太過龐大，基本上站在那裏就把周圍的民企淘汰了。而且，要避免惡意競爭，就要有反壟斷法，還是要幫民企打贏國企，難度非常非常大。 】

我都无限权力的政府了，直接让国企就地转型就可以了。

中小民企第一是要解决政府对他们的约束，国企竞争是个次要的问题，对中小民企的约束在于商业上的不自由，各类针对措施，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是过大的超级企业，国企本身就是反垄断的，但在当下政治环境是变成了党企而已。

政府如果改革了，国企本身的职能也从维护党的权益，变成了维护国家的权益，天然原地转型，解绑民企的基本权力后，各类办证税收的限制少了，市场会从人力过多，一下变成人力不足（当然中国大概还是会略多的，因为跟日本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口太多）

等民企足够大，解散国企与否，就是一个视乎是否需要国企来承担部分不成熟市场职能的事情了，就不再是商业竞争，相反如果有必要，国企甚至是需要存在的。

—– 1003.6 —–2020-08-10 09:10:21+08:00:

不好意思我之前有点事情，一直没时间单独回复，我特地留到现在一起回复。

第一点上，农村其实大多数时候基层行政级就没有福利，所以减少了其实跟不存在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乡镇最核心的基层福利，主要在于医疗与养老，一些弱势群体的资金，我觉得特事特办去提供援助是完全可以的，但整个政府的财政架构必须改。

而基层的福利，其中尤其是医疗，往往依赖的是上一层的行政级完成，比如村里没有医院或基本的医疗保障，实际上村一级的保障，仍然要依赖于起码是县这一级来完成。

主要问题是在于养老金，这个短期内是无法放弃的，改革的话用现在的社会情况去推断其实很困难，因为不能断，也不知道以后的发展情况。

还有就是，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援助金，很大程度都是地方自己的税金，被中央收走了然后二次分配，如果不为了确保中央的政治地位而过度收缴财权，其实不少问题可以在地方迎刃而解。

东部城镇在改革后会对西部城镇有一个吸纳人口的作用，地方政府的税源更多，中央政府的合理税基也就越大，而东部城镇更多需要的是本地发达后，能形成对西部的投资与再开发。

提供工作与就业机会给西部，而不是现在压制地方与劳工权益，西部的经济无论如何都拉不起来，而人口又在不断流向东部，但又不能长期固定居住在东部，这就造成了他们退休或年老后被迫回流到西部，然后西部又需要中央提供养老金与公共财政援助的局面。

第二点其实比第一点好理解和容易解决。

对不同的企业银行都是要进行救助的，影子银行另算，台面下的事情要逼到台面上规范化，想要拿救助就得把私底下的账本公开，所以救助本身也是在把中国金融体系明确洗牌一次。

如果不救助银行与房企，首先会造成传统经济危机，尤其是经济泡沫下常见的恶性连锁反应，比如房企大规模倒闭，房子开始被认为不能保值，纷纷抛售，最后过剩，资产价格暴跌，很多企业进而倒闭。

倒闭又带来失业，然后是消费下降，银行在中间无论是借贷买房最后收回的是没人要的楼市资产，还是失业潮后银行客户与储蓄额度减少的问题，都会造成双向打击。

所以保房企和楼市是个没有选择（目前来说）的事情，相反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救他们就必须有一定前提，比如强制合并和受法律规范化约束，要么把不符合的强制合并，要么把符合资格的强制正规化运作。

楼市作为商品被投资保值的原因很简单，户籍与土地财政政策互相作用，还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健全与不稳定，人治逻辑太深，为了政权的稳定，金融市场一直是个不能开放的环节。

假设没有维稳的改革阻力，中国至少会有三个金融业发达的城市，以香港为例，虽然上海和深圳最终到不了那么自由的程度，但远超现在还是可以的，一旦金融业对应的开放与改革，国内庞大的资产保值需求也能被解绑。

比如现在国内垃圾保险，因为白手套的原因基本上民众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所以很多人干脆就选择买金买房子来保值，金价再怎么抛售，金子产量是有限的。

但房子的话，土地本身是完全足够中国人居住使用，只不过是被政府用土地财政给堆高了价格，所以一定要防止楼市抛售。

中国百分之百会有一批套牢族，这个是无解的，除非政府特事特办拿几千个亿来补贴（我觉得现实来说根本不会有这种好事发生），套牢族只能等他自己还贷结束，政府能做的就是保就业压低银行利率和尽量让经济加快发展，这样多年前价格买入，就算套牢也只是当时的物价水平。

稳定且可靠的金融产品需求，不谈基金股票等有大规模浮动和投资风险的，最可靠的其实就是保险，这种保险也是一种人身社会需求，所以只要投了，理论上就是赚了。

很多国人中产都会特地跑到香港买保险，就是因为这种金融产品的可靠性。

房子可能要砸一百万而且保值其实也只是你赔本的问题，投资额度大回馈力度有限（除非你卖房子否则难以盈利，租售市场也要看下游承受能力），但储蓄型保险回馈往往是有人身迫切需求的，比如医疗或人寿，其中医疗有又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基本上反对增发货币解决问题，中国货币不是世界性的货币，超发来增加流动性只会让国内解决问题成本高涨，等于先花了未来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成本，透支货币本身信用，市场上没有高经济增长接盘，一旦经济危机会非常非常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要救银行和楼市，另一方面开放金融业，资产与投资需求可以流入到金融产业，金融产业稳固以后，市场本身就有流动性，政府和银行如果还琢磨超发货币来解决问题，基本就掉入了中共自身政治困局一样。

—– 1003.7 —–2020-08-10 10:22:35+08:00:

第三点在这：

政府行为如果是经济消费的主要来源，那情况就不大理想，想要扭转也不可能说一下就停止，社会需要有一个慢慢转型的过程。

过往政府凯恩斯主义下导致的高基建消费然后产生过剩产能，而这些产能部分可能又是寻常消费者难以快速消化的（比如钢材，市场上购车辆低或基建需求低，只能过剩了）

所以就无可避免迎来市场出清，通缩的前提是消费者本身不买，国企和一些产能过剩如果大到根本是没人用得完，那么救企业本身就有点本末倒置，因为过去是政府有需求又要保证政治稳定。

现在政府是既没有需求，又不需要保证政权稳定，可以选择的经济策略很多，能够直接让市场出清经历一个某些领域生产低潮期，这在当下这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

只要保住消费者市场，一些其他类产能过剩并不会引发通缩，这些产业也没有占据中国产业的绝大部分（以后继续这样发展说不准），所以上面就说了， 要保楼市和银行，增速可以压制，但不能下跌，之后让经济慢慢追上来拉平物价水平。

比如房价按收入水平通胀现在是400%，如果继续增发货币解决流动性问题，那可能最后要到500%，但如果只是保楼市而不试图短期内解决问题，让市场自然稀释，政府只负责市场稳定不会抛售，可能十几年内楼市通胀会下跌到200%，而且不同地区会速度有差异。

日本就经历过这种情况，但他们是一下跌到谷底再慢慢走入良性通胀秩序，所以导致了大量的银行坏账和企业裁员，跟着引发市场消费信心下滑，这也是主要必须避免的，楼市基本不可能一下把价格拉下来，也不应该，而是要靠低通胀增速来保持比经济总体增长低的幅度，通过时间拉平楼价（金融投资平台与产品成熟化，资金慢慢流出，自然经济增长与政府出地维持一定稳定，不能操之过急的高，否则就是香港八万五的下场）

3.1其实前面说了，农民工离乡的核心元素，是因为土地控制权问题，户籍制度是在他们离开过程里又剥削了一次，把他们扒一层皮的设计。

农民的土地控制权、粮食议价权不在自己手里，留在农村没有什么可以赚钱的手段，这就造成了农民工外出的现象，所以我也提到了，土地改革和农业改革是解决人口流出的一个重点。

养老金不能断，但医疗的职能包括现在为止，基本都是集中交给更大的行政级承担，农村没法开个地方医院解决医疗问题。

本地农业可以赚钱，本地人就会留下来，也就能形成产业链，所以要摸清农民入城的根本原因，很多农民其实不是为了图城里的户籍资源，而是老家没法有效的满足他们的工作需求，土地被控制，种粮食利润率极低（没议价权），而这就是农民不能像农民一样在农村工作的原因。

老人们不会只是消耗资源，如果说种粮食老人不行，但在其他产业上老人只要想还是可以继续投入生产工作，其实任何人只要活着，就制造了一种消费需求。

举个例子，农村五成人口外出工作填补城市劳动力缺口，剩下的五成在没有土地限制和粮价被控制的前提下，自己开始在农村土地兼并，用极低的成本（没人要的地，大家都进城了）开始进行生产，然后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符合农民理想收益的程度。

那么留下来的人，就是两三成人口分原来十成人需要的地（其余两三成是老人或孩子），大农民雇佣他人生产，这样雇佣制下，如果农村的地主不能给合理的薪酬，随时随地这些宝贵的劳动力都会到城市。

而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地主与农民受雇者，就有足够的资金养育家庭，重体力劳动老人做不了，不过轻体力劳动老人们还是完全没问题的（农村老人基本都是到死前都可以干活，人没那么金贵）

在城市站住脚跟的农民，因为取消户籍的原因，如果选择不回到农村，就可以选择接家人进城，或者孩子进城老人留在原籍，城市收入有可以满足老人的生活需求（孩子是重点，因为教育差缩小了）

这样就跟几乎全球发达国家后期的农业一样，农村分化，大部分人进城，少数人留下然后开垦土地变成地主与收入不低的雇佣农，雇佣农有进城的退路，所以地主没退路只能拼命搞好本地的农业收益和薪酬，否则流失人手会很麻烦。

地方财政不是一个村走几十人，就没有钱了，有独立财政支配权的行政区覆盖都是几十万人起，怎么样保住人口，也是本地人的重点议题，人口越少其实开支也越少，老龄化的日本乡村社会，除了农业自给自足外，城市的人口消耗的公共资源是远超边远地区。

所以不会出现基层行政全是老人，所以地方就一分钱拿不出这种事。（可能会有压力）

3.2

土地兼并的过程上面讲了，现代土地兼并跟古代是两回事，因为现代土地资源是看地区和人口聚集程度，不再是一块地就有潜在价值，人力才是决定地块区域价值的根本，而雇佣的改变机制就是一个典型。（前面也提到了）

农业再自动化，仍然需要大量的人手，农业自动化的核心不是裁剪人手，而是提供更高的效率，人的学习能力虽然会跟年龄下滑，但还不至于到操作农业机器都要多高的教育程度。

现代社会实际上没有严格意义的高技术农民，农民本身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很多粮食采购公司，到农村采购粮食，粮食的定价权在农民，公司的确可以靠压价或者垄断手法来逼迫销售，但不至于破坏整个生态体系，因为卖不卖的定价权始终在农民自己手里，有地就有人买，城市或外贸市场只有停滞时，农民才可能被迫蚀本。

农民入城基本就不是苦工不苦工，而是能不能站住脚，社会存在明确阶级差异，这个是无解的，想要一次性解决全部问题反而会导致问题不能被解决。

现在的趋势是当人手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于机器的效率时，才有被替代的可能，这也是流水线或大规模的重复单一工作机器可能取代人的原因，而这个世界上农民能就任的不止是这一小部分产业。

相反各类产业农民都可以做，比如第一产业种田，第二产业对种植物加工，第三产业销售、运输，很多日本农民都是一条龙，本地成立农企扩大雇佣，也有个体经商。

所以不会是农民做不了第三产业，或者被机器人取代，机器人与人的竞争只存在于某些领域，还没扩大到5G发展，机器人就有能力取代快递员的程度，差远了。

说实话因为各种原因，现在老龄化背景下，无论农民还是城市人口，生育率都在不断下滑，全球现在面临的是有一定经济发展的国家，是开始人力短缺的。

中国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稳定的需求下，既不让上也不让下，内部潜力无法发掘，基层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果打开了，只会诞生更大了的内需消费需求，东西部的商业投资与运输，成本只会低于靠海运连接东南亚，不会高于。

本身国内就有现成的交通网络和物流链，这些都需要人手。

城市每产生一个需求，可能在城市本地诞生2个岗位，扩大到不同层级时，就是多个，比如物流需要司机，收费站需要人手，加油站需要人力。

只要消费不断持续，就业岗位是会不断扩大的，但当然也会存在一个有很多老人低产出，但社会又有大量福利需求，不能完美平衡的阶段，这也是老龄化社会不可逆的问题，没啥好讨论的，只能硬抗，科技增速也是有限的，不能短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

但是，只要撑过了战后婴儿潮带来的老龄化，人人都会死，老龄化持续几十年后也会结束，那个时候社会的高产出下，又没有老龄化人口，社会将进入一个更舒服的阶段，就跟农业社会跨入到工业社会早期一样。

教育程度低与服务业从业互相不矛盾，到时候不但会需求，而且会供不应求，一方面我们需要农业上有大量人手来压低生产价格（需要大量开垦耕地，而不是现在任由荒废），另一方面哪怕保持现在中国经济所需的城市服务业，已经把农村人力榨的七七八八。

未来中国二三十年后，人力需求更大，但农村生育率也下来，没有那么多新的劳动力了，农民们可以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养老地点，所以应该会出现城市里部分基层服务业人员会是老人担当，跟香港和日本一样，而一部分老年农民选择主动回流到农村。

3.3

不能承受的代价基本上就是房价和银行不可以倒，不能出现抛售潮，公共福利一定时间内下滑或没有增长是可以承受的，政府是个调节角色，要保证税基才能办事。

支出下滑不怕，只要有钱一年可以上调100%，但税基下滑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硬挺，这就太可怕了。

—– 1003.8 —–2020-08-16 23:59:37+08:00:

我把这些分好几段回复，这样方便看，还有一些做集合一起回复了，可能回复显得多且杂，希望见谅。

1.

如果货币允许自由兑换，本身香港的金融港优势就不会有效发挥，因为中国自己的特殊政治结构就限制了金融产业的发展。

所以相对而言，香港的金融优势就是建立在既背靠大陆，又在东亚具备一个有先天优势的金融处理中心的前提下。

哪怕货币允许兑换，首先很多人还是会买理财产品，而不是单纯的兑换美金，这一点在香港生活的人也一样，哪怕香港的货币自由兑换，但生活理财不可能光靠兑换美金。

相反，因为货币兑换没有压力了，所以兑换美金的需求反而不高，更多的是要依赖本地币种的理财产品。

储蓄型理财不止是大陆到香港，香港本地也很兴盛，这个跟政府部分需要外包给私企有关，比如医疗就依赖保险覆盖，虽然政府会代缴，但有的服务还是私人更好，有储蓄型保险这部分就安全很多。

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长远而言，如果随便走资了，那走资的迫切性就没有了，金融体系的结构也就会改变。

另外要了解中国的金融机构结构，本质上要么是政府的延伸，要么在政府行政的管辖范围内，这也就代表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走资潮。

同样的因为这个原因，国内金融产业一直扶植不起来，不会说一下开放后，瞬间资本全跑光的情况，哪怕五年前走资潮最厉害的时候，也都要通过地下钱庄走非法渠道。

他们更多是实业变相因为政治风险要跑路，而不是纯金融资本退潮，中国现在这个社会或未来，都不具备跟欧美一样有独立于实业的庞大金融资本，现在政府本身就不允许这么个独立体系在自己控制外有如此大的能量，所以政治结构也跟前面说的，是在妨碍金融产业崛起的。

核心说到底，就是维持生产秩序与消费信心，中国市场不是一个普遍靠第三方融资形成的企业群体所经营，各地跑不了的跟官方千丝万缕或干脆就是官方银行的传统金融机构才是核心，如果这些钱要跑路，最大的可能是个人提现开始。

也因此接中共的盘来改革，顾虑主要在生产端。金融产业如果发达到有能力普遍走资，本身也就不需要担心走资问题了，这个跟中共的国策是互相抵触的。

—– 1003.9 —–2020-08-17 00:32:57+08:00:

2.

你这个问题参考日本经济泡沫时期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庞大内需市场一直提不起的核心原因，就是在于劳工政策与户籍制度的不平衡，土地资源被动的拉高了生产成本与潜在的消费欲望。

消费并不一定需要高额度的大型机电设备，相反轻工业才是内需消费的重点，食品、包装、服务。

要知道日本出口最多的其实也不是他们内需中最强势的产业，比如他们出口相当大量的汽车，但内需维持的重点集中在轻工业产业，保健品与药妆店，食品类的，这些都养活。

现在中国的第二产业已经跟日本接近，重点是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失衡，两者就是集中在户籍与劳工政策带来的矛盾，要维持当前政治体系就不可能改革升级。

但如果不升级，就不可能拉高就业里第三产业的占比，2017年中国第一人口产业占比有两成多，日本同期前后才8%。第三产业日本是64%，中国才51%，而第二产业基本都在28-29%，这里就看得出为什么现在必须快速解放基层劳动力了。

密集型劳动出口是一回事，密集型劳动的内需轻工业产品又是另一回事，城市雇佣成本在当下劳工政策和土地政策加压下，其实只会无限增加，所以解绑就是必须的。

价格通缩通胀，其实不重要，这个九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末已经有过类似例子了，其实全球经济都一个道理，这种在社会政策与改革下带来的市场出清，政府越少的积极干预，影响越短，景气复苏越快。

很多时候，在自然产业转型时，政府经常因为短期的市场出清，感到极为惊恐而寻求大量的救市举措，结果就是靠信贷或其他形式扩大流动性，然后市面上的货币流通与货物生产又开始失衡。

完全可以理解为价格闯关3.0，十几亿张嘴，就算吃饭，也是个庞大的内需窗口，短期通缩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府在不该干预时干预。

—– 1003.10 —–2020-08-17 00:52:54+08:00:

3和4我刚好凑一起说：

3.

房子在传统观念里是一个刚需，只要不是因为价格暴跌到快破产全家住大街，否则两三套房的人宁愿相信会涨回来，也不会贸然跟随抛售。

防抛售保护的也主要是持有一套房到几套房的人，后者是潜在的抛售增量，前者是保护的主要对象，也是中国大部分的家庭。

真正可能带动大规模抛售的，是持有双位数到三位数的房哥房姐，他们的抛售动力是最大的，国内房子成为一种投资产品，也跟土地财政与中共自身的政治结构有关，也即是前面提到的缺乏成熟稳定的金融市场和产品的原因。

其实只要不是打核战争或者长期高烈度内战，国内大多数税基与没有金融层面走资渠道的企业或个人，消费仍然依赖本地生产，中共自己本身就没开这个窗口，所以就算接烂摊子这方面顾虑也是较少的，就跟前面说的一样，国内没有那么多成熟的窗口走资。

如果有的话，那走资就是一个可以被政权接受的事实，那么就没有走资忧虑，跟英国、日本和美国一样了。

房子的保值不在于成交量，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买房，你想想我之前说的什么？

没错，那就是解绑户籍后的人口涌入，租房市场会是一个庞大的需求，人越多，理论上的租房需求越高，租房市场就成为抵制抛售潮的最大动力。

除非政府主动打击市场信心，否则房价仍然会涨，只是速度很慢很慢，然后社会将花很多年时间，通过良性通胀与经济增长，吃掉这部分的增速，这一点跟日本是一模一样的，日本信贷危机后，房价也是暴跌，但后来该涨还是涨，因为经济下滑到谷底，泡沫出清到尽头，需求就又回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必须防止套牢族的出现，他们是社会消费下滑的最大压力来源。

4.

日本食物进口反应的是消费需求增长，农业到没有萎缩，而是更多的开始贴近第三产业化，比如包装后出口的日本水果与蔬菜，他们的农产品或其他食物产品输出一直很强势，农协包装后的附加值也更高。

比如很多本地农民都转型做特卖产品，农地不少，但没人种，这是转型的必然，也就形成了我前面提到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基层消费缺口提供给国外产品进口，中高层的食物消费缺口，本地产的在靠近服务业后，反而附加值更高。

人更少，赚的更多，农业土地价格更低，原来农村人口入城，在城市形成更高的消费，然后反过来反哺本地农业，现在中国基本就差临门一脚了，但不改革的话，什么都没戏。

中国的土地是过剩的，但人均土地却不高，这就是当前户籍制度搞的恶果。

土地不去合理利用，唯一的价值就成了政府为了维持政权稳定，不断压榨土地财政后成为社会负担的来源，变成了大部分公司企业或个人，拿地后就造钢筋水泥，但钢筋水泥又不能直接生产资源，生产资源的核心还是在于人本身。

—– 1003.11 —–2020-08-17 01:05:29+08:00:

5.

第五点我感觉已经说过了，中国城市服务其实严重缺人，而有人的农村，因为户籍制度又没有粮食定价权，农村是很难发展起来的，这样人力进退两难，中共又需要这种结构维持自己的政权安全，他们本身就没法适应更进一步的经济模式，已经到了被淘汰的历史关口附近了。

大公司搞兼并到不是问题，现在毕竟不是强买强卖那么简单，也不是地主或古代，市场上做倾销很常见，但选择的最终还是在城市消费者，要一定程度允许合理的市场竞争，但要反对垄断，行政立法层面只要不是中共现行的体制，基本的议会选举或司法独立都能很大程度上缓解。

还有一个重点是，农业兼并在执行上，因为中国的陆地面积非常大，既有运输成本，也有其他耕地的在地化生产能拉低生产成本，跨地区要做倾销成本很高，很容易被其他地区耗死，而现在中国大多数能做倾销的垄断公司基本都是跟政府有关，在政府默许下才有办法做成，比如前一段取消了活禽类交易市场，逼死小养殖户。

原因很简单，粮食定价权不在农民手里，属于政府给一条线，政府的白手套公司倾销就可以压榨农民，这跟传统发达国家农业市场里农民和企业就溢价的拉锯还不同，属于彻头彻尾的剥削，变相说难听点就是农奴了。

没有户籍制给农民出路松绑，退路在粮食议价权上又不开放，改革就无从谈起，说再多就是空谈嘛。

还有就是必须考虑中国适合自动化耕地的地区主要在哪里，基本在四川盆地、南阳盆地、东北与华北平原，这些地方有一些已经在做自动化，但受限于上面常说的两点，其实很难全面做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大公司有插手余地的原因，小农户要钱没钱，制度剥削下甚至没法积攒原始资本。

大公司也会有一个雇佣成本和兼并成本，农民们如果有出路，就不会固守于土地或者执着进城，说到底是自己的选择，一个本地成立的农企，只要在中国找到任何一个能销售出去的农产品，甚至亏本做，都能抵制大公司的收购或兼并要求。

现在国内很多大的垄断集团，本身就是靠政府背书才能做大，一旦政府有意拆分其产业，只要立法和法律上没问题，也就是分分钟钟的事，更别说如果要做到那个程度的改革了，这种超级企业本身很可能已经跟中共一起倒台，还有就是无限跨行，本身就是越跨行利润越低，成本越高，这也是为什么社会越发达，分工越精细。

—– 1003.12 —–2020-08-17 01:33:37+08:00:

6.

科技带来的我觉得的确会削减人手，解放劳动力，但同样的重点是提高生产效率，社会里总会给每个人找到不同的岗位。

对科技增长带来的失业忧虑，其实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出现，可就长期观察而言，科技增长其实是在解放劳动力之余，又提高了更多的岗位，比如一个机器做一百个人的事，但生产一台机器，从采集到装配、运输与分销和维修，又诞生了一千个岗位。

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可以得出一些总结，我们的消费机会非常多，很多时候不是缺钱，而是没有必要需求，而这种需求是跟生产的成本和迫切性有关的，智能电话与各类电子产品普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7.

未来人口增速会随着发达程度越高而越来越慢，现在这一代应该是战后婴儿潮与老龄化的最后一次了，等战后五十到六十年的人口全部去世后，全球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应该在1.3左右，全球人口应该会在2：1.5:1（技术：消费：人口）的情况下发展，只要没有核战争，本世纪末人类社会可能非常繁荣。

而以中国为例，技术的增长意味着产品以同样的质量更低的价格可以被购买到，人口老龄化后，生产上的确少于年轻时，但消费未必少于同期等量的产品。

比如五十年前一瓶汽水在中国要三毛钱，工资一个月二十元，五十年后汽水要三元，但工资则是两三千。消费选择其实是递增的，所以重点是怎么解放消费，如果基础生活成本没有了（高额的房贷或过低薪酬），每个月一千的烟酒食品开支，就已经非常高。

可以维持全国内需带来的工资水平在两千五百元起，而现在全国烟酒食品消费水平，一年大概六千元左右，城镇是七千多，但乡镇的却只有不到四千，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能看出我国目前社会消费水平差距大带来的内需增长困难。

这种增长困难，其实才是养老成本高的核心问题。

政府补贴养老金，我觉得是必须切无可避免的，这是人口与社会结构导致的必然，如果放弃补贴养老金，那只会造成更多失业。

因为老年人口的消费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哪怕他们可能不进行直接生产，但也是一种消费人口单位，跟儿童差不多，儿童进入实际生产前，也会持续十八年到二十余年不等的阶段。

如果考虑现在普遍退休延迟，男性六十岁退休，延后十八年则是七十八岁，这十八年里社会持有的是一个有主观消费欲望的中高消费个体。

要是他们不消费，则会提高储蓄率，这给银行很大的操作空间。

做政府就是一个天平平衡游戏，把钱调来调去，并且核心要监督避免无端扩大货币规模与经济活动总量不符，养老金只要想办法补贴到底，剩下的就是拖，有些事情不可能一代人解决。

很多人说是庞氏骗局，我觉得他们没有意识到老人的消费者身份，以及生产力的增长和同价消费品随时间越来越廉价这件事。

比如现在买一部旗舰机智能手机，可能要中国大陆年轻人三个月到两个月的全部收入，但在他们年老时（如无意外），一部旗舰机智能手机可能只占他们一个月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收入。

而十年前，这个比例是需要一年到八个月的收入。

因此重点还是怎么平衡，如果负责的人不去做这件事，不去推广概念，就会非常糟糕，所有人都要背黑锅。

8.第八点不太明白具体什么意思，估计是我原文字没打对，表述不清楚吧。

我的意思大概是在说国内的保险几乎所有都很垃圾，或者说是没选择的选择，因为白手套的原因，中国人基本没有选择余地。

—– 1003.13 —–2020-08-17 01:47:36+08:00:

对了，顺带一提，我对农业生产和经济的关系非常感兴趣，目前一个爱好就是了解核聚变或高效能源下全自动化立体农场的生产效率和进度，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兴趣点，因为很大几率是下次工业革命的爆发点之一，可能彻底让农村这种社会聚居概念消失，也能让城市与农村观念消失。

中国改革要从农村的生产关系与制度变更着手，下次再有改革，估计就是改革开放2.0，只不过家庭承包制变成取消户籍与开放土地和粮价了。

—– 1003.14 —–2020-08-24 23:29:30+08:00:

全自动化生产点亮前，附属科技需要核聚变，立体农场只是形式。

现在这个全自动化生产已经可以做到，但有三个问题，电费成本、耗材成本、管理成本。

对应的分别是核聚变能源，超耐用的智能耗材（灯、屏幕）、AI管理系统。

现在比较远的是最基础的能源问题，AI管理系统已经有眉目了，但没法大规模实践，因为耗材跟不上，很多能达到自然光水准又可以变色模拟昼夜的耗材，基本上几百个小时就完蛋。

LED对人有害，HPS（高压钠灯）热量过高，荧光灯设施成本高且亮度或不足。

剩下的就是AI什么时候有大规模拓展了，除了核聚变离得远，其他两项我估计30年代会开始普及，再之后就是无人物流链，靠无人汽车无人农村全AI栽种采集与运配了。

—– 1003.15 —–2020-08-25 01:56:09+08:00:

1.

如果中国内需能解放，而不是现在继续搞压榨的话，潜力是完全足够的，这个是人口基础决定的结果。

但问题就在于，现在想在第二产业上发力，就必须从传统的威权主义管束中解绑，否则产业不自由，市场不自由，学术不自由，理论、实践与市场三个方面都没法拉高产业的发展。

经济越发展到后期，越注重需求端，一个复杂的需求可以诞生大量的职业，比如土豆，单纯的吃土豆需要的产业链很少，但高质量高产品的加工食品，比如薯片薯条，这中间所需要的第二产业人力，是第一产业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关键是，我们怎么制造这种需求，你不解绑基层权力，不让组织工会，不给基本的劳工权益，只想走密集型劳工的低人权工厂，那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金融也是一个道理，一方面金融提供融资渠道，另一方面，金融也为民众提供理财产品，但现在国内为了政治稳定，对金融产业的大力控制与不作为是双方面的，控制不让他做大，不作为是因为这个东西不会成为支柱产业所以懒政。

如果有庞大的内需需求被拉高，市场解绑，A股正常化，金融市场会从实体市场诞生大量的服务需求，银行可以吸纳相当大量的毕业生，一个中等企业光处理信件一天就需要几十号人手了，要是试过处理家里每月银行寄来的例行账单通知就知道有多犯人，但银行还是每天必须做，所以可以想象这背后看似无聊，但必须做所需的人力规模。

日本跟大陆的区别是，日本在泡沫危机前和爆发前，很大程度完成了出口到内需经济消费的转型，国内自产自销拉动了本地需求消费端的动力，这也外向出口的影响就降低，并且确保了日本后来撑过经济危机的影响。

中国目前就在这个需要改革，但上面不肯改革的分水岭。

内需占据日本差不多近一半的GDP总量，剩下那一半的出口市场，你能做到中低端出口，其实国民经济就会有很大活性，因为中国是个具备自产自销条件的国家，跟日本那种大量需要进口的还不同，中国只有当下基层消费不足，才需要在弱势市场上进口，比如大豆，因为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恶劣，农业市场没法自己调整。

工业产品上，中国缺乏独立的市场与学术自主，是很难升级的核心原因，解绑了才能升级，不解绑那就没希望了，所以现实角度来说，中国基本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再不改革，未来人口老化，的确问题会非常严重。

2.

日本通缩跟人口有很大关系，PPI和CPI整体上都是在维持一段时期短时间增长，然后又会有一段比较大的下跌，既没有大规模的科技增速（现代社会其实都不太可能），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刺激消费，那这个情况其实是必然的，会持续过渡到战后婴儿潮的老龄化结束。（理论上2030后会开始好转）

3.

我觉得通缩本质不可怕，美联储增加货币流通量，其实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让大萧条加速恶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其实在战后根据芝加哥学派的观念，让政府在生产失衡时，减少增加货币流通量让市场自然出清的做法已经被总结出来。

我其实也经常跟别人说，你很难相信，这种现代二十一世纪早期看来理所当然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常识，在上个世纪大多数人反而不知道，甚至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才逐渐的推广被全球各国政府逐渐接受，可以看得出理论与执行端延迟相当相当大，几乎是几代人的时间。

然后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八九年在中国也有实际发生过，政府其实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双轨制带来的经济问题其实很类似当时局面，生产的不平衡带来通缩，只考虑市场不考虑银行的话，赵紫阳当时的观念是政府应该紧缩货币政策，减少干预，让市场自己出清调整。

如果继续发行货币，等于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降低了消费端的购买力，所以的确可以在某些特定时候靠增发货币来拖延麻烦，但牺牲的是长期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能预判到经济下行是个长期局面，就不应该依赖印钱解决问题了。

银行也是一个道理，保个人比保银行更重要，个体是银行资金储蓄的来源，也就回到了我前面提到的，必须对银行储蓄进行有官方信用的保障。

只要人口不是长期下滑，或者说哪怕是，通缩也只存在于短期，通缩主要来源要么是市场危机（中短期）或某些事件导致的消费停滞（战争或现在的疫情）

那么通过政府靠税收补贴个人，维持一年到两年采取一个渐渐减少的补贴政策，从而让企业与个人这些银行储蓄和借贷主要的来源能渡过通缩，其实是可以绕过保银行这个步骤。

大萧条再大，只要是正常的市场出清，都最终会回复，现代社会很难再通过正常的市场危机重新回到大萧条的程度，因为现代的金融工具更多，生产力更高，政府有更多的税收，民间也有更多的抵抗能力，这让投资分散化，哪怕零八年那种连锁性倒闭潮从银行约束上都很难再到那个规模了。（理论上还是有的）

中国目前不是政府缺钱，而是他们的体系让他们的资金浪费在了许多无意义的地方上，制造的基建项目耗钱又不能生产比投资更多的经济效益，广义的变成了一种累赘，而银行的债务又是实打实的。

所以直接解决办法就是牺牲政府的公共服务，全面简政放权，在几年内全国都会维持一种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既不需要增发货币，也不需要继续举债，当然有国外政府的低息或无息贷款更好。

总的来说，通缩很难长时间持续，因为一旦通缩的压力来源消失了，问题就解决了，哪怕老龄化社会也能恢复过来，但可能就没原本经济更好，人口问题是一个时间段内不可逆的，硬抗是最好手段，所以我不做这个没法改变的事情的太多讨论。

最担心的通缩，就是我前面也提到过的，社会上太多套牢族，他们不消费，用不增长的收入去支付十几年前过高的价格买入的东西，这些人借贷，往往有是有一定收入的原城市白领，他们被套牢，就要避免资产价格暴跌，而这种三角关系，就是不能失业，失业就会导致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就更多失业，然后影响银行，银行催债资产价格继续下跌，到最后会螺旋下滑到只有那些最基础的产业为止。

那这样就很悲剧了。

—– 1003.16 —–2020-08-25 02:42:38+08:00:

4.

这个我以前在上学阶段有迷惑过，没有实例可以补充，但近十年发展的总结，我认为时机情况是这样的。

以2000年代为例，每个基础劳动岗位是1单位，他们对应生产1.5单位资源，知识性岗位也是1单位，生产2单位的资源。

到了2020年代，基础岗位的生产比例则是1:2，知识性岗位生产的则是1:3。

40年代，基础岗位可能就到了1:4，知识性岗位则可能是1:5。

那么，在50-90年代出生的基层，随着时间推进，单一岗位哪怕减少了，带来的生产效益却等于过去几个岗位的，比如我很感兴趣的立体农场，过去100个人做一公顷地，可以满足1000人一年的物资需求（货币与产品价格比例不变，后同）

而到了现在或未来，可以10个人用一公顷的地，生产1万甚至10万人一年的物资需求，显然人口没法增速这么快，现在发达国家人口都增速下降，但产出没有反而随着经济增速在提高，进而出现了人力短缺的情况。

那么这部分产出盈余，就是大多数基层劳动者在失去就业后，能得到廉价生活物资，而生活水平还可以被保障的根基，因为政府同时税收也提高了，可以发放的就业保障也提高了。

当然我相信更多的可能，还是劳动型产业的岗位在减少，更多人被迫做服务业，而有一些成年男性或老年女性不适应这类产业，这是他们失业的根源，而不是市面上没有对应的工作。

机器人的进步，也不是一跃而起，还是要跟随老龄化同步慢慢发展，机器人严格来说替代的是哪些人口下滑出生率比下降的人力缺口，而不是反过来顶替早早出生年纪较大的人力。

年纪更大的劳动者退休时，社会已经有足够产出，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做，也完全足够供养他们，现在发达国家已经有这个趋势了，而且还在不断扩散，中国的老龄化峰值会在2050年左右到来，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几十年时间去周转，目前30年内中国还有一定人口红利。

对职位的创造，本质来自于需求，如果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则是被迫生产来满足基本需求，但发达的生产力下，是有需求来制造岗位。

需求端形成侧重点，资源是完全足够的，财富作为资源分配的一种媒介，是为了让市场和社会能不断淘汰，从而保障整个体系良性发展，但单纯就资源总量，每进步一些，我们获取的总量就大于我们人口的所需。

然后就产生了更高端的需求，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土豆变成薯片和炸薯条。

需求端其实“需求”很大，刚好VR我非常了解，就当做一个例子来举例。

现在的电脑性能似乎已经到了过剩，传统屏幕难以有效提高体验。

V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4K60帧我想在N厂的30年代普及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120HZ呢？

如果扩大到VR，就是两块4K屏，外加120甚至更高的刷新率才能符合理想的要求。

这在性能上来说，至少要到N厂50-60系列才有可能，也就是说电子硬件上对性能的需求非常巨大。

还有就是基站问题，现在的扫描方式分内向外的摄影机定位，还有外向内的红外激光定位，因为成本问题，推广的价格不算低，基本都在300-1000美元这个范围，很多时候却还卖脱销，所以可以看出不是需求端不会提供需求，而是我们技术跟不上，那么慢慢累积更多的技术，也就会带来更多产业所需的工作岗位。

我认为人类社会未来必然会是某种理论上存在的乌托邦，发展中社会从农业过渡到发达工业的过程里，人口会高速发展然后下滑，跟着变成超低速增长。

政府的更多社会职能会转嫁给企业，然后经过数个百年或更久，政府制度将被企业制度取代，因为到时候生产力和道德水平会远超人口的增速，如果不考虑发展中人口，现在社会的生产力是完全过剩的。

因为道德问题，我们又要维持军队，而全球同化人种和语言又需要数百年，这也是拖累我们把生产力转嫁给族群内有需要成员的一个原因。

5.

我觉得在专业服务领域上，机器人至少在本世纪不会取代人，本世纪末的人会比我们有更高的道德水平与耐心，同时更多的劳动型岗位是机器人来取代，人负责管控机器，比如我前面提到的10个人做立体农场。

这方面也有过计算，1公顷面积大概三层楼高的立体农场，10-20个人照顾，全自动化提供农产品与肉类牲畜，并且完全负责加工包装，企业只需要有自己的生产线在立体农场，或者有对接在附近的工厂，就可以实现完全无人化操作。

实际耕种面积，大概在30-60公顷不等，如果有需要可以极限扩大到90公顷，如果加楼层面积的话，这个数字是会迅速翻倍。

而产出食物总量，可以养活大约三千万人左右，大约等于台湾加香港的人口总量。

如果产出到这么高，农产品很大几率是价格极低的甚至免费的，那么就不需要农业人口，更多人会转型和成为服务岗位，这也各类服务型产业人力的来源，到时候护工其实也不会是一种跟现在一样的低技术服务型产业。

更多的产业开始被拓展，有需求就诞生了大量可能我们看来荒诞的职业，日本在这方面算是先驱，不过总的来说，消费不必然是理性的，因为社会的总体发展会终将趋于理性。

就像一百年前，很难想象会有人专门负责社区和个人心理辅导与照看，而这个人还不是心理医生，而是一名社工，社会根本没有足够盈余产出去供养，以前的心理医生也不像现在这种提供真正的心理辅导，更像是精神病医生，现在则已经完全分类了。

我们社会当下，刚好处于一个传统的理论和模型，在技术发展下逐渐失效的分水岭。

基层人口更多的可能是在渡过一个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周期后，尤其是老龄化浪潮后，老年人大量的去世（在有体面的供养过完一生为主流），社会的总体年龄分布平均，基层人口开始随时间减少，社会趋于中产化。

很多人相信会有长期持股，家族持股，甚至出生即是股东，跟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比如现在只有大公司能承担正式职工的部分私人生活（幼儿教育、居住、饮食交通补贴）。

等未来科技发展到有几十万种不同的产业需求（现在主流产业需求是PC、游戏、小说、动画、电影电视剧或五花八门的食物需求，加在一起可能只有几千种），一个人穷尽一生很可能都没法有效体验所有需求，大量的企业在这些需求中植根于世上。

然后又因产出提供了足够多的经济效益，还能附带给股东与员工大量的生活资源，企业将附带社区化，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就会越来越淡，因为企业是私有化，而这种私有全人类化后，就不存在公权力下的传统机制了（也即是民主制度的崩溃）。

总的来说，我们出生的太早了。

—– 1003.17 —–2020-08-25 02:49:04+08:00:

我相信有这种未来并且非常肯定，是因为我自己在立体农场上实践得到的结果的确如此，尖端技术领域我一直很感兴趣，不是那种没边的，而是有一定基础，并且会最终成为未来的，提出的理论模型都最终能逻辑自洽，这是让我自己最兴奋的一点。

就像物理学家在某种规律里发现了一个可以解答疑问的数学公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也有自己的“物理公式”，技术的爆炸也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同样规模的可观测结果与预判方向。

我觉得贫富差距到一定极限后，资本主义会崩溃，因为生产力如果足够高，那么传统的生产就不能维持贫富差距了，人们没有购买的积极需求，想要制造需求，就只有提供更好的产品。

超富有的少数人的财富将变得失去意义，因为物资可以廉价获得，所以昂贵的只有服务，机器人没法有效替代一切。

而最后我觉得财富/货币这种社会媒介也会褪色，但会晚于资本主义的崩溃，取代的应该是一种社会道德或荣誉感，因为人们想做才做，而不是纯粹为了金钱或跟农业社会古代一样的生产基本资源。

—– 1003.18 —–2020-08-25 03:39:13+08:00:

那种机械化，仍然会有行政村与镇这种单位存在，美国和日本其实都是这个结果，完全以立体农场进行自动化，城市以外的所有行政级都会消失，传统农村变成无人居住的荒野或半生态化的钢铁森林。

—– 1003.19 —–2020-08-25 10:48:07+08:00:

就现实角度说，农村其实现在没啥必要拆掉，解放户籍制度就足够了，我主要说的是立体农场能提供的社会前景，这属于还没发生的概念部分，不算当下现实的一部分。

—– 1003.20 —–2020-08-25 11:18:01+08:00:

最终会发生，不算完全科幻，现实里已经有做了，只是没到那个完全化的程度，立体农场推行基本势在必行，要是能活到80岁以上，大概率可以看到一栋十几米高的立体农场全自动无人化，全AI运作并且无人汽车装配到城市指定地点，谷歌最近几年跟荷兰的几个农企与大学就在研究，小范围实验基本可行，现在主要能源技术缺口大，核聚变起码要等本世纪中叶后才能普及，其他的都差临门一脚。

—– 1003.21 —–2020-09-02 08:33:01+08:00:

第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学术上分支多，是因为实践的周期很长，从上个世纪初到末，才慢慢有一个实践得来的正确认识。

所以凯恩斯一类更多是短期方法，但拿来套在快速变化的工业社会里，并且将之常态化就是一种错误，比如银行倒闭对市面流通货币总量的影响小，另外我看英文很累。

凯恩斯主义以金本位为基础，在黄金作为硬通货支付基础为前提下，大量的进行强刺激通胀，实际上等于政府利用税收制造需求，如果作为短期的政策，无论是金本位，还是脱离了金本位的今天，都是在提前支付未来生产力增长所消耗的货币。

哪怕不是印钞，政府靠税收支付成本，如果长期执行，也很容易干预市场导向，形成一种泡沫，因为大部分人都去购买市场消费主体，也就是消费者们本身不需要的产品，政府的投资一旦结束，泡沫就很容易被刺破，相当于人为泡沫。

所以增发货币更不可能解决流动性问题，银行发钞票，在金本位下严重依赖黄金的开采，而这种增速是固定的，一旦为了解决流动性，对市场进行强刺激，从而在硬通货增长率很低的固定情况下再投入大量货币。

那么市场上所有人的生产与购买成本都会增长，而较早期很多经济学派，有一个通病，就是在很大程度是在通过学术观点，希望支援行政端，比如延续经济的繁荣，这就造成了很多试错与观念的矛盾。

典型的一个例子，很多人不接受经济下滑与泡沫破裂，甚至一点都不能接受，相反希望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来约束从而完全回避。

但实际情况是，市场的生产力提高的物资总量，一定要与市面发行的货币有一种默契，货币不可以先于生产力本身的潮汐涨落去反过来定制框架，而是要根据生产力因市场或其他因素适量增或接受泡沫破裂。

往往就是因为一系列持续性的长期刺激政策，导致泡沫扩大到一旦破裂，资产价格回落到接近真实水准时，会有加速下坠的作用，因为人人都在抛售。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选过多的强刺激，市面往往不会有那么多流动的货币，如果有人愿意高杠杆承担，到高位泡沫破裂回落时，损失的只会是这部分企业，只有政府和央行才有能力制造一个强刺激的环境，典型例子就是日本大藏省的错误政策，对市场没有约束与规范，反而进一步推高了泡沫试图从中获利。

还有就是，大萧条实际是对殖民地经济体系的一次超级出清，过去数百年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殖民地政策执行的是原材料贸易，各国获取原材料都通过远洋贸易或者本地出口，但结算价值的法币，普遍都是依赖黄金的开采作为信用基础。

这就意味着实体经济的杠杆，在需求低时很难高到哪但恰巧当时是在经历了多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进一步的加工产品又不像当代一样复杂且有庞大需求，这就造成了基础材料市场一旦崩了，不会有更上层的产业结构吸纳廉价的原材料。

同时，多次工业革命后，社会有着不错的经济基础，需求量庞大，在没有自然经济出清的时候，信心过高，实体生产经济的债务杠杆又瞬间高了起来，并且占比很大。

那么一旦遇到一次出清，就等于把全球一百多年来在工业革命后原材料贸易与生产需求都没有出清过的份，全部都给出清了。

最神奇的就在于，人们当时并没有这种预期，人类社会对经济系统存在必然出清，也是二战后才认识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在当时盛行，而后解决工具与渠道增多后，凯恩斯主义往往不会成为一种必然解决方法。

认知到经济系统的运作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以至于到今天很多人或国家都没法搞清楚，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国，也是六十年代开始才意识到货币政策对经济调控的重要性，典型的可看金本位到布雷顿森，再到各国浮动汇率，实际到七十年代初才开始摆脱金本位的长期影响。

货币因为是随生产力会无限增长的，超发提供流动性，意味着未来也会遇到生产力与货币的供求关系危机，不过是把问题延后了，并且让危机本身更加严重，因为到时候货币政策的空间只会更小。

那么什么是对未来的希望呢？因为没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不应该把问题交给未来，虽然总体上生产力也会无限增长，但同样的，不可能有人知道每年生产力增长与过去货币发行的规模是否批评。

如果有一年经济危机货币发行来增加流动性，瞬间吃满了未来三十年的生产力增长，要三十年后生产力一直按照一个固定增速才能把平价购买力拉回来，那么实际上这三十年里你没法保证不会遇到其他方面的经济困境。

—– 1003.22 —–2020-09-02 09:08:13+08:00:

第二点：

我本身是Milton Friedman的支持者，他对于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描述，其实千言万语可以总结为清晰简单的概念，那就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与实际上社会生产力能提供的交易额不符，或者说与生产力不符。

货币供应量太多，提高了交易成本，政府想回收，又需要相当的财政基础，那么提高税收，同时又贬值货币，就造成了对税基的严重打击，人们在生产时货币贬值会优先于资产贬值，因为货币是资产的最基本交易单位。

还有一方面是全社会普遍没有一个对高杠杆风险的常识性观念，不像当代社会在这方面很敏感，就跟我多次提到的一样，现在看来好像常识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被意识到或普及。

货币的终端目的是为生产力提供合理或对应的交易媒介，也就是说政府必须通过税收来预估社会的总生产力水平，税率不是固定金额，往往是百分比，所以生产力增长不可以通过增加税率来观察，这样会破坏税基，也就自然而然没法得出一个准确的货币政策。

只要是对市场投放过往在总量中不存在的增量，那即是一种印钞，但可能流向不同区域或以不同形式出现，比如QE后利率下降，杠杆转移，国家买企业债，那么理论上只要企业这个时候拿到了银行的低息贷款，持续进行生产，一切都是可以继续的，这也是现代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相进步，等于把生产成本与货币政变，转嫁到了政府身上，政府通过加杠杆的形式，抵消货币基础增发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前提是你的社会生产力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税基与贸易规模。

这也是我之前提到的，社会的发展，会随着生产力提高，政府的影响逐渐减弱，而许多社会福利由公共转为私人化，政府相当于承担了一个大炸弹，但这个大炸弹只要私人企业的生产力不断提高，那么税基也就可以无限扩大，炸弹的引信就能被无限延长。

等长到了一定程度，炸弹哪怕爆炸，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或者说需要炸弹爆炸时，社会就会彻底进步。

—– 1003.23 —–2020-09-02 09:51:54+08:00:

第三点：

大陆政策在没有改朝换代前，讨论都不大现实，方法都有，问题大家都明白，但做不做权力不在于寻求改革的人，因为都不知道到时候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盘，属于没有着力点，等于打棉花，变化可能比人想的要快。

流动性这点大陆现在怎么做，下面流动性都不足够，中小企实际上拿不到贷款，给私企贷款目前不是当下的一个基本政策，而是出于既要救，又不想救，想通过国企或官方扶持的白手套企业取代这些真正的私企。

这也是习近平和李克强矛盾的一个关键节点。

至于其他缓冲平台，房子可预见的未来，在主要城市都会增长，如果限制增长，那增发的资金进入债市只会更糟糕，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在房地产上，官方放风要把深圳的居住政策香港/新加坡化，说白了私人住宅最后还是变成投资与昂贵消费品。

那么可以想象，官方也不会放弃土地财政，或者完全开放户籍去缓解房价上升的本质。

如果资金都流入到债市，那杠杆就中国的这个情况，恐怕是很不乐观的，一到股市就有股灾，不止是公司拿不到融资，股民也受累。

总的来说，债市可能需要大量资金，但中共不希望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与房价同时出现，股市的话，其实根本就维持不住，A股就一大型屠宰场，畸形的金融结构，可以说是中国目前货币与经济政策怎么折腾到最后都失灵的核心原因。

所以我对国内现状怎么走不太感兴趣，因为怎么走都是可以看到走不通的，我只对未来感兴趣，当下各类政策出台，都只是给一个大概模糊的未来预判而已，现在不可能做改革，那技术性的优化也没有讨论的意义。

—– 1003.24 —–2020-09-02 10:18:44+08:00:

有关最后一点：

如果不能盈利，社会本质上就没法有效被驱动去执行某些事，而社会还没进步到通过道德来作为媒介进行驱动的程度，因此可预见的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金钱仍然是一个主要驱动媒介，道德则是一种附属媒介。

当代社会就处于这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非盈利NGO的概念会存在，这在过去几乎是不敢想象的，哪怕小范围的善人，也很会被认为可以成为跨全球范围内的NGO组织，说白了就是生产力足够高，用老话说，就是吃饱了撑的。

所以吃饱了很重要，生产力越高，社会也就越发达，政府的公权力影响也就越小。

货币的发行与征税，这些实际上政府都有很大影响权力，我们征税是因为需要维持公共事务，如果公共事务的成本很低，并且已经被私人组织取代，那么公共事务又要征税又做不好，还不如私人时，就是公共政府灭亡的时候了。

为什么我们要征税？因为要给大众提供公共服务与福利。

但假设我给政府各类产品的税收，相当于我一个月收入的20%到30%，但政府能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只相当于我交10％的钱所能得到的效果，并且这些不是我个人可控的，我不能选择我可不可以交，一切都是被动或者说强迫。

那么未来的某个时代，私人服务随生产力不断提供，到了一个我可以用10%的资金获得10%的服务，完全对等并且没有任何政府抽税时，那不但社会贸易的效率高了，民众得到的服务也更公平。

资本家不会一直存在，你这是很古老，或者说是上个世纪的观念，政府的公共服务减少，不代表司法与立法的消失，人们会伴随道德的进步一起，削弱的不止是公共福利在税收层面上对发展的阻碍，也包括了在进步同时对贸易过程可能产生问题的同样关注。

就税率来说，当代抽税是远低于古代的，古代农耕往往是官四民六，对自耕农来讲，哪怕能自给自足，但只要被政府的行政覆盖到，税率也可能达到要缴纳五成收入的程度，某些年代可能要低于，但总体上来说税收趋势是在越来越低的。

在资源中，我们分为通用货品与非通用货品，前者是指普遍的需求，按照马斯洛需求金字塔，常规通用货品资源，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层面。

非通用货品，比如你说的古董，这些产品的定价则是浮动的，但昂贵仅仅基于人的定价，而不是生产力上人们购买它们的难度更高了。

相反，因为前者的通用货品越来越廉价，人们工作时间减少，但产出越来越高，实际的收入在增长，可支付的财富也不断提高（哪怕没提高，也会因为产品的多样性与质量增长，变相也在提高生活质量），进而能对非通用货品有更多的渠道获得。

技术增长几乎可以解决社会的大部分问题，金属、土地这些，是完全充足的，矿产和油气资源，纯粹就是个开采难度与勘探量的问题，整个地幔里的矿物资源够人类用上数万年，并且未来合成技术会提高，就像当代很多常见金属，在两百到一百年前，因为没有合成与提炼技术，都是非常珍贵的产物。

土地资源同理，几乎所有国家的趋势，都是发达地区人口大量流入且密集居住时，才会有稀缺，其他地区基本都呈现过多的问题，所以土地资源本质是人力资源的一种变种，并不是真正的缺乏空间，空间对应的要有其基本价值，比如服务。

那么当建设高楼的成本越来越低，可以扩充的容积与高度都在不断增长时（尤其是建材更坚固的前提下），为觉得未来房地产迟早都有变成夕阳产业的一天，实际上发达国家里除了一线城市，基本都这样了，很多地方是不缺地，缺人。

大部分生产贸易，关系并不是资本家跟消费者的恶斗，而是要基于一定供需关系的良性互动，所以不能拿一两百年前那种威权主义盛行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看待未来，相反现在是个威权主义在消减，社会企业责任更多，老板更多是一个生产的带领和组织者的角色定位，只有散客或会被淘汰的人才会追求短期利益去破坏一个长期的良性市场。

这个社会就是不断淘汰的，什么都要通过政府这种在分配上实际效率很低的事来解决基层问题，问题只会越解决越多，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政府只能靠提高一定补助给基层或穷人，而不能改善贫穷本身，社会提高的基础保障是确保穷人的生活有应有的合理尊严，真正解决贫穷的始终是要靠提供就业，把人这种基本的劳动力利用起来，否则啥事都靠政府运作，这类思想还是一定程度停留在威权化过渡的时期。

典型的例子就是抽税到100%，那么首先崩溃的是贸易与生产，资本主义的确亡了，社会也会倒退回原始部落，民主原则本身就不可能把一个只负责消耗的组织，逾越到整个社会生产上，来制定违背生产原则的规定。（历史上其实发生过，计划经济国家很多。）

—– 1003.25 —–2020-09-13 18:58:34+08:00:

第一点：

政府的主要财政，只能来自于社会的纳税人，但政府本身也是受货币影响的一部分。

比如，政府的确可以通过通胀的形式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财政优势，但是政府不负责生产全部东西，那么他们在购买和支付政府雇员所需的资金时，实际上这些购买力都在下降，因为市场流通的货币增加了，政府本身的税收价值也在下滑。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中期很快就呈现出来，通胀让资产价格下跌，大量的税基被破坏，因为人们持有的主要资产形式是货币，基金、股票、房产、贵金属等各种各样的资产形式，他们的中转媒介都是货币。

你不可能拿股票换房产，虽然有但不是一种普遍的例子，那么无论什么情况下，货币一旦贬值，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资产必然贬值，越早出手等于越能尽快止损，然后所有热钱都从各类投资中抽离，甚至人们放弃长期投资选资产变现。

结果就是市场上因为可预见的货币贬值引发了人们对所持有资产不能保值的担忧，抛售潮就理所当然形成了，然后就是各种断供，停止消费，企业无法扩张生产，政府的税基自然就开始减少。

政府强制通过通胀来缓解债务，本身就是跟上述所说一样在破坏税基，你的借贷与偿债能力，始终是跟你的政府收入挂钩，如果货币不值钱就能稀释债务（而且还必须是本国法币，美元债务的话，本国法币贬值意味着还债压力更大，委内瑞拉就是这么原地爆炸的），那就等于靠印钱解决财政问题一样，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GDP规模只是个统计数据，可能给外部投资者一定投资信心，但实际上数据实打实，没有必要强撑，本国的经济活动有合理基础才是最重要的，比如靠政府投资拉动GDP和内需拉动GDP，显然后者才应该维持。

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与向国内发债，这两点的前提，都必须是社会有对应的经济购买力，稀释这种购买力，都不是一种不适合长期的做法，货币的数字不重要，实际购买力与你的实际生产力，可以形成一种肉眼可判断的比例。

比如日元虽然1000日元是70块人民币/港币，但购买力本身是按照日本生产和可进口的效率有合理比例的，同时日本发行货币，通过银行进入市场，各类金融产品发达，这就等于造了很多合理的蓄水池，还能有效提供金融投资的保障。

—– 1003.26 —–2020-09-13 19:34:37+08:00:

第二和第三点：

我一直力劝人们跳出传统的思维怪圈，中国还是日本或欧美，都是人，本质上在思维没有区别，一些文化带来的惯性，是因为地理原因让生存环境与衍生出来的制度不同。

只要生存环境改变，一切就会有一个趋同演化，这也是为什么威权与自由主义，在全球各地完全不同的地方，都会演化出类似的社会模式，万变不离其宗。

农业社会需要维持稳定，一方面要通过低生产力和高速度增长的人口之间维持平衡，那么就需要一套极为苛刻的系统，从而避免过于混乱的社会动荡让所有人都生存不下去。

比如一个地方只能维持10个人的生存，但附近有其他渠道可以流入一些本地没有的技术，从而把生存的上限提高到了15人，那么10个人始终在这个程度浮动，社会的自由度就会相对较高，因为资源的生产足够分配，并且越早进入这种状态，越容易发生技术上的革命。

中国刚好是地理极为适合农业生产，但又缺乏其他渠道扩散或吸纳技术来减轻过多人口带来的压力，人口很容易因为耕地太集中超快速增长，然后就陷入稳定崩溃，所以几乎每个大一统的朝代都难以维持两三百年左右的约束。

我一直在假定有一种“看不见的手”，就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对经济学的假设一样，社会的衍生与发展变化，同样存在一个已经设定好切自然适应于我们社会的系统运作，就跟物理规则一样。

不同人和文明，需要交流才可能进步，这是因为一个地理所能带来的物资极限，决定了其生产力的可能，就好比弓箭，并不是全球一起发明的，而是某个地方发明了，流通到全球，中国地区的文明，如果没有流通得到这种技术，那亚洲很可能没有弓箭。

澳大利亚的土著就没有弓箭，美洲文明没有工具用的车轮，中国的较好的青铜冶炼技术也是外来传入的（目前考证我没记错暂时是这个方向）。

欧洲的地理文明，或者说欧洲的文明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相反是有传递性，从两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传递给古希腊与波斯，再从古希腊传递给古罗马，进而由古罗马扩散到整个欧洲。

他们的特点就是地理上距离很近，有容易让人口快速增长的渠道（新月沃土、尼罗河、地中海），同时又有扩散人口的渠道，不会出现一个无法与外界沟通的地区（严格来说是沟通成本太高），人口快速增长到一定极限，这个旧体制崩溃时，伴随的就是技术的扩散。

随着气候变迁，新月沃土的土质变酸，尼罗河附近的绿洲减少，古希腊开始崛起，再到后来罗马人的人口因技术原因大幅度增加超越希腊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还没增长到可以开垦罗马的荒地进而让其产生人口爆炸的程度）

再过了很多年，罗马的技术扩散，欧洲的荒蛮之地开始被更高的科技进行开垦，外来的野蛮人们与本地人混合，罗马帝国的崩溃变相实际是一次文明的进步。

从古埃及到欧洲，他们的地理都是允许一小个地区可以快速累积人口，同时又能与附近同样大小的文明交流。

中国则是华北平原的腹地，诞生的文明太强，很容易就出现一个绝对优势，把四川盆地与荆楚地区的独立文明给彻底吞噬消灭与同化，自然也失去了文明碰撞带来的进步。

而中国文明距离最近的一个大型文明，是中南半岛的平原，以及印度文明，这些距离实在太远，双方不但难以交流，更别提互相产生紧密的竞争关系了。

所以中国在春秋战国后，逐渐开始有一个内卷化上升的过程，到了宋朝时，江南和四川完全开发，后面的内卷程度就越来越高。

相比之下，古埃及、两河文明、古希腊、古罗马、欧洲各国，他们之间持有的土地，都没法说膨胀到可以轻易吞并融合周边的地区，只能变强大，但不能覆盖一切，所以竞争关系紧密，地理上也导致许多文化的不同，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与改革的基础。

威权主义因为地理的原因，没法彻底的覆盖一切，只能本地覆盖本地，出了一个地理范围就不是那么有效。

我看待威权与自由是一种功利性的，在农业社会，技术力低下，团体需要强制的威权来组织生产，资源数量少那么分配就是个问题，所以通过淘汰与竞争，让族群里更有能力的人持有分配的话柄，不行的会被“看不见的手”给淘汰。

但是技术不断增长，需要大量的个体独立生产，自由化就慢慢诞生，这是符合社会状况而不是纯粹的道德选择，“看不见的手”既需要农业社会里的威权主义，也需要工业化下自由主义的扩散。

我们当下，就刚好处于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过渡的一两百年中的一个分水岭。

本世纪结束后，我想威权主义会大部分退出历史舞台，只剩下一小部分存在于社会里，就算我自己，我们这一代人都不可避免的受影响，所以每一代人的熵增敲定后是不可逆的，只有死去才能解决旧问题，带来新的观点与改变。

技术的不断发达，让资源产生的竞争变得完全消失或大部分消失，人们不再期待领袖、超人与英雄，每个人都将因技术而变成超人，发达社会已经有这种精英化的苗头。

个体生育率持续下降，技术增长却在快速提高，到了一定差距后，人口可能一百年只增加了几千万，但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却可能提供几十亿乃至数百亿人口的生产力，那么哪怕人口在增长，在不断前进的技术面前，我们最终会达成一个技术奇点。

从而迎接理性共产主义的到来，然后就是威权主义完全消失，道德取代金钱成为社会媒介，政府退场，企业与社区组织以公民道德和需求制造发展（这一点其实越来越明显的，政府作用在减少，我认为当代政府债务爆炸的时候，就是社会引来广泛转变的时候）。

—– 1003.27 —–2020-09-13 19:56:00+08:00:

第三点要稍微细说一下：

淘汰是客观的，但现在成熟工业国中，已经过了烈性淘汰的时代，私企和非牟利组织都是同一种形式的不同阶段，不会因为一个孩子青春期时年龄不够大不会跟成人一样思考，所以他成年后就还停留在过去的阶段。

我反对假定有钱人就或企业有一种思维定势，或者用资本家的描述去设定一种路径，赚钱本身，就必然是符合社会运作的，如果不符合运作，那么赚钱的模式就会最终改变，社会存在自适应性，前面我提到了，贫富差距的增加，必然是富人拉高上限，而不是贫富互相排斥，比如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概念。

典型一个例子，现在大部分商人其实不会通过掌握某种技术做倾销，从而毁灭竞争者，因为这样最终会导致自己的盈利模式不能维持，将触发政治、商业与社会性的反弹，微软在WIN系统上就是彻头彻尾的垄断，但并没有发生你认为的事。

任何商业上的目的，合法的前提下，必然代表其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司法体系的独立与行政上民众要有干预权，这也是当代政府的责任。

而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复杂的体系，这就注定了不可能在复杂的产业市场垄断，因为你的东西很容易生产，那么人人都可以做。

如果你的东西很复杂，只有你能做，那你要分销和外包的部分，就会无限拉高成本，再怎么低价垄断，过了这个周期，你扩大企业所带来的盈利需求，都会导致成本上升，这个时候认为垄断了就可以无限抬价，只会导致消费市场反弹。

所以倾销压价再垄断，是很低级且常见的商业手法，不算什么规则，往往结果是只能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消费区间。

实际上你看各大科技产业，或者工业与农业，基本上某个领域的主要生产者，就那么几家，英特尔因为既要负责设计还要负责制造，导致他们的产品迭代速度很慢，工艺一直上不去，相反外包给台积电的，工艺进步很快。

这就是分工做法。

如果倾销压价就能解决一切，那么工业时代国王也可以垄断工业技术，不让任何人使用和学习，但结果其实大家都知道，越复杂的技术需要的人越多，独立性也越高，一种社会趋势是不可逆的。

—– 1003.28 —–2020-09-27 23:51:43+08:00:

1.第一点我提到过几次了，股票、黄金还是其他形式的资产，交易的媒介主要就是货币，如果货币本身贬值，交易资产的成本就会增加，而且不是一次性的，除非你能提前知道要贬值了的消息，然后快速完成手续，才能做到资产转换不贬值，但实际上货币只要投入市场， 就会有一个持续性的长期影响存在。

如果这种交易的基础增加不确定性，任何资产都存在贬值风险，供应大量市场不需要的货币，尤其是高额度的超发后，会造成资产贬值而不是升值。

比如你说股票换成房产，但你通常不会直接用股票当做媒介来取代货币去交易，必然还是需要一种日常可以流通的硬通货。

假设货币超发，那么传统法币就难以确保稳定，这才会造成资金流向其他领域避嫌，国内大量的买房子和贵金属就是个例子，各类文玩也成为保值的一种手段。

股票、基金等资产，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而非日常交易媒介，它的变现能力依赖于企业或市场环境，如果整个市场环境盈利低，大量热钱涌入某一领域，随时可能造成泡沫。你卖掉股票去买房产，那么股票、汇率与房产价格，任何一端哪个市场信息更新较慢，你就能吃哪一段的延迟优势。

房产信息更新可能要一天才涨或跌，股票分钟一变，出入手的延迟不同，但除非是自己住或有刚需，如果当做投资来进行折算，亏损率远大于潜在的盈利可能，它是两种市场，一个是地价，一个是企业市场信心。

如果是把房产跟股票，当做炒资产的工具互通，显然没法看到股票好要涨，卖了房产权砸到股票里，或者股票全部出手，所有钱立刻又砸到房产，作为媒介的货币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股票或房产作为资产或投资商品的不确定性远大于稳定的货币媒介。

至于货币本身，通胀带来的消费，如果假定超发货币是超量或者较多的，持有原本货币的人，可能会选择其他资产规避风险，而本币的购买力下降，显然回流到本币是赔本的做法，持有特定资产的人就会遇到两种情况。

1.不出手，固定资产寻求保值，有泡沫哪怕崩了也认了，消费减少后，市场上的需求也会减少。

2.寻求快速出手，对股票房产黄金等的信任度不足，认为存在泡沫，热钱流入后峰值一过，人人开始选快速抛售，价格会很快被压低，这个委内瑞拉就发生过。

基本上看市场，除了供应少的商品外，任何类型商品如果遇到一个外部冲击，都是第一波资产价位最高，其后就开始稳定回落。

另外政府得到税收没有任何用，政府通过牺牲税基和削弱市场的做法来获得更多税收，除非特定情况下有必要，否则并不比让市场稳定扩大消费信心，增加更多雇佣人员，诞生更多消费与需求，从而增加税基来的好。

长期大量的货币刺激政策，现在国内就在做，结果就是中小企作为主要雇佣和税基来源，他们赚钱是越来越困难的，所以哪怕实际利率低，但也没有人在明确市场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加杠杆接盘去冒险，

扩张经济本身需要的是资金的流通速度和增加消费，企业的生产价格挂钩的东西太多了，利润率是比较直接的。

近一年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猪肉，猪肉是市场供货源减少，导致价格大幅度增长，但利润率没有拉高，并且还有客观压力比如猪瘟和新环保政策，直接导致哪怕猪肉价格高涨，但仍然没有充足利润，进而猪肉消费减少，肉食消费转移到其他肉类。

又间接促成了牛羊肉涨价，然后猪肉本身供应到市场的压力，就转嫁给了不愿意丢失客源，选择对市场前景保持一段时间乐观，从而自己承担猪肉涨价成本的食肆，原本一道菜可能卖30元利润有10元，现在猪肉涨价，饭店不加钱，30元利润变1元，那么时间短一些，可以顶住，长了的话就只能裁员或结业。

大量增加货币供应或者大幅度减少物资供应是很接近的，超发货币带来通胀如果说能让人们积极消费，就等于有今天没明天，人要死了才着急把钱都花出去，因为明天也花不了，不过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会造成民众得到消息先去银行挤兑外币，印度、委内瑞拉还有我国八十年代都有类似事情。

一个典型的投资心理就是，我把大部分资产兑成外币，可能没有房产或股票的优势，但对比本币的大幅度贬值却是相对稳定的。

进行货币增发，必须是市场在消费有需求时进行，日本广场协议就是转型到内需消费社会的一个关键节点，你本国的出口业务已经足够强，不是单纯靠贬值来增加吸引力时，内部的内需消费才是最稳定的，因为外部市场随时可能变，本国本币不同，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在转型或完成转型的高消费社会，自己强制对内大面积贬值超发，等于割断民间经济命脉。

—– 1003.29 —–2020-09-28 00:14:30+08:00:

第二点前面也说过了：

就地理决定论为出发点的话，世界各地的文明在地理上是存在不同的，罗马的多民族与多文化是建立在割裂且不会过密化人口数量的前提下，中国则相反，中国是建立在必然过密化的平原地形上。

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兼并，一直到秦朝才完成形式统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古代的战争，早期是一种因为本土耕地不足，农民到外部开垦，结果碰到其他人的土地，双方开始产生矛盾。

而渐渐的，小国的人口增长，本地土地无法满足人口生存需求，从而开始对外扩张谋求生存空间。

战争既可以获得土地，又可以减少人口，得到大量的生育资源，所以很多人看春秋战国历史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统一，到秦朝那反而统一了。

多地域等于多文化，并且这种多文化的碰撞可以带来大量的技术交流与思想流通，A发明了弓箭，B永远也没发明弓箭，如果双方不交流，就代表B的文明会停留在某一个被局限的历史里。

但巧就巧在有A文明的存在，所以一旦他们跟B文明交流后，B就获得了同等的技术力，类似例子从古代到现代都可以找到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复杂的地理面貌很重要，中国华北平原的地理面貌，就恰巧是超大的耕地，会很容易形成一个北方超级大的人口群体，为了寻求耕地对四川、新疆还有荆楚、江浙一带扩张，而这些地区在古代除了新疆都是鸟不拉屎，不适合大型文明发展的恶土。

因为这种超大型的耕地带来了超大型的文明，所以中国附近的几个主要地理地域，不存在可以维持住自己特色并且与华北文明对垒的存在，那么自然是缺乏一个对抗过程，中国对西方的交流也就很困难，西方不同地域所诞生的技术与观点，想流通到中国也只能走丝绸之路。

罗马是个多地域城邦与文化组成的文明，而他们和前身古希腊，都不是独立发展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继承的是古埃及和两河文明所刺激下才诞生的文明，较小的城邦与庄园制度，是因为地中海地理不像华北一样，可以在单独少数地区，特快速度的产生人口爆炸。

能形成人口爆炸的华北平原，在对外扩张到极限后，就陷入了长期的内卷，只有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和外来技术通过贸易进入时，才会有一定变更，而古代技术又没有能力让该地区文明跨越两三千公里到中南半岛腹地与印度，跨海到日本都是一个长期渗透才有结果的事情。

类似的就好比火药，如果中国没有发明，火药也会跟弓箭一样，欧洲黑火药的发现和使用很可能要晚上非常久，所以文明是互相刺激的，但欧洲的地理可以保留这种互相刺激的结构。

欧洲是多强局面，中国是一超多弱，后者很容易就强制陷入内卷化，人口到极限就跟聚沙成塔到顶端崩溃了没区别。

罗马本质也不是尊重，任何古代社会的管制与生存逻辑是一样的，非不为而不能也，古埃及、波斯、罗马、希腊，都是通过战争掠夺大量的奴隶，来维持公民和自由民的基本生活。

给犹太人自我管辖的自由度，也是基于古代的行政技术与成本问题，罗马有能力进行远征，但没有能力进行无延迟的跨海峡管理，所以需要安排总督，并且有犹太人的王，海峡本质上就决定了罗马人不可能大规模移民，哪怕移民也不会看得上成本高的土地。

在华北平原却不是如此，华北平原过于适合农业发展，气候与地理还有农作物都太完美，以至于人口只要稳定发展，很快就会进入人多地不够的问题，古代人力是劳动力，农业社会生育大量的子女，非长子或嫡子只能外出谋生，那么路线就只有靠战争和开垦属于自己的土地。

欧美地形则偏寒，北非则多是沙漠，少数绿洲与沿河部落则形成了多个璀璨的文明，但他们的人口巅峰也就几百万，在绿洲外的沙漠与炎热地带就阻碍了他们的扩张与过密化繁衍。

华北平原不具备这种条件，要知道一直到中世纪后期，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左右，欧洲才有重犁可以深耕翻出巴尔干半岛的深色土壤，并且几个主要河流都受山脉阻碍，土壤地质不算很优越，更南方的希腊地区，则要温暖并且容易种植农作物，所以古希腊人没有扩张到整个巴尔干地区变成一个罗马式的文明。

相反意大利半岛，有近似希腊的地理气候，耕种也一样方便，两地都很适合橄榄这种农作物种植，但当地地理养活的人口数目，并不如华北平原的地理那么优秀，却也是在欧洲可以鹤立鸡群，人口的优势让他们反超了古希腊。

但是在人口既无法快速增加又需要大量人口来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奴隶制度，开始对外掠夺大量的人口，从而提高稳定的生活质量。

—– 1003.30 —–2020-09-28 00:50:28+08:00:

欧洲文明，再到古埃及文明，他们的多神教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这跟中国封建时代很像，中国的宗教长期处于早期阶段，比希腊和古埃及来说都可以称得上原始。

但跟他们一样，中国的多神教也发挥着很大程度的社会稳定与文化作用，古埃及的多神教直接将法老定义为神来实行管制，古希腊则是祭祀与神庙系统，与中国多数时候较为接近。

罗马沿用了古希腊的文化与宗教系统，所以从来不是中国人不信教，而是中国的宗教一直处于早期古希腊阶段，古希腊是个多城邦与文明，宗教也是松散的体系，更多书时候是一种文化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楔子存在。

而古罗马的旧体制崩溃，罗马统治者需要顺应时代，为稳定帝国与文化，就不得不接受更先进的一神教观念一神教概念也是外来的，欧洲距离亚伯拉罕诸教的发源地更近，先进的组织形式就能把更进步的社区惯例和文化传承体系融入到当地。

所以罗马在经历野蛮人入侵和公民身份危机后，并不是倒退回去让皇帝变成神去学法老，而是接受原来长期抵触的边缘文化，这不是说基于对文化的接纳与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是纯粹的功利角度。

第一是犹太人和基督教离他们太近，不可避免的会被渗透与交流，古代技术上做不到完全消灭这些宗教社区，所以迫害那么久，最后的米兰赦令，本身是基于不可逆的事实上的。

多文明地地域乃至一地一领主的地理局面，是维系欧洲在中世纪时期封建社会的根本基础，无论哪个蛮族在早期想消灭对方都是做不到的，碎片化的地理形势，哪怕集中统一以后，当地的物质条件也会断绝通讯，谁又都打不过谁，只能形成短暂的一种优势，所以教权作为传统文化引用在各种场面。

领主不能直接控制领民，但宗教作为文化与社区力量却可以，所以教皇的权力有时候比国王还大，是现实问题，而不是中国人用世俗眼光去看，相反教皇权力就是个世俗问题（并且中世纪大多数时候教皇的权力都没有国王大，经常有人夸大化文明的差异，忽略掉人本身是人，是因为环境不同做出的现实最优解有差异这一点而已）

宗教是一种很理性的产物，因为宗教首先是文化与社区的生活模式，就跟伊斯兰教不吃猪一样，因为猪在古代是很难处理并且的确不干净的食物，包括圣经在内，都是在约束人的行为去衡量道德标准。

这种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很普遍，只不过中国的宗教停留在古埃及和古希腊时代，后来脱离了单纯的宗教属性，文化与族群生活，融入到了社会政治本身，朝代讲五德，皇权讲天授，推崇德性，这都是有利于稳定这个封闭系统的族群生存的自然反应。

而欧美的地理是偏开放性，中国则是偏封闭性，后者它没法轻易对外交流去输出本地过多的人口，在这种内卷化下，就会衍生出对封闭系统最有利的一种现实结果。

同理，欧洲是无数民族与宗教混合而来的，跟春秋战国接近，但春秋战国没有这种地理隔绝，欧洲的地理隔绝，让宗教作为一种管理社区的法理与文化来源，有很方便的政治作用，天主教民哪怕是法国人，也更乐意接受天主教的匈牙利人。

也即是说，文化在民族国家于近代成立以前，这种民族概念并不清晰，宗教就是一个人的社区、国家与文化属性，亨利四世就因为要对西班牙发动战争，最终被法国天主教徒刺杀。

这一点其实在美国保守州的红脖子身上突出很明显，去教堂并且围绕宗教展开一系列的生活活动，带来的价值观，都跟很多人不同，不会因为说一样的语言就必然有一样的身份认同，只不过当代有民族认同这个前提，所以矛盾会减少很多。

而当不是一个民族时，宗教认同本质也即是文化认同，尤其是伊斯兰教对世界的扩张，可以说他们的刀枪不入坚定自己小社区的风格，跟犹太人一样，是文化而非宗教在起作用，宗教的典籍只是把人的行为约束在一个边界，但人们信奉的不是宗教，而是遵从自己出生以来就维持的文化。

所以文化即宗教，两者完全割裂来，是现代才开始的事情，近代时民族主义特色兴起，传统的宗教与文化的联系变弱，但也没完全割裂，爱尔兰独立就很大程度跟宗教矛盾有关，新教爱尔兰人和天主教爱尔兰人，生活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更大不同的可以参考美国的阿米什人，连大部分的电器都不用手工生活，但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在中国，如果你背叛传统价值观，虽然没有一个明面的教义去指责你，但的确会有一种氛围是可以明确察觉到的，这是因为中国是直接从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多神教过渡到现代，这个地区的文明没有其他多余的扩张，宗教一神化的社区需要与必要性也消失了，所以这是地理的特性。

日本就是类似的例子，虽然天皇是神道教的宗教领袖，但也是政治领袖，只不过实权不在手里，神道教也是以多神教形式出现，甚至比中国的多神教更落后，干脆是原始社会的泛灵论。

如果仔细看，东亚的一些文明主体本质是很接近的，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无法密集接触其他大型文明的文明总和，已经得出了最优解，这个最优解也适用于其他东亚小型又不会被中国兼并的文明，而后根据当地的地理特色所带来的生产力条件，进行稍微调整，就变成了今天看到的一切。

古代朝鲜半岛相对较容易生存，但不适合大规模殖民，历来征讨都不以完全控制为主，就是因为古代的技术条件，根本没能力让人口自然开垦土地一直延伸填满朝鲜半岛，所以都是当地的人自生自灭，只有政治威胁华北文明时，才会有战争，比如隋唐征伐高句丽。

日本的环境与生产力，一直到平安时代都非常落后，一定程度赶上来已经是室町时代末期，在生产力不稳定带来生存难以保证的情况下，本质下克上才是主流，而日本的地理恰巧有可以分割大量的地方政权，让中央政权难以有效管控，哪怕最后幕府建立，德川家康闭关锁国，外样大名仍然有很大的势力。

为什么不消灭呢？原因很简单，社会的制度与生产力不允许中央有更集中的权力，一旦动弹马上就可能形成连锁效应，而幕府的兵力又无法有效征讨，这个是地理上一开始就决定难以演化出更高形式的必然结果。

中国呢？只要华北平原的政权仍然控制大部分的人口与土地，并且没有进入马尔萨斯陷阱开始遭遇人口崩溃，边疆地区或者腹地哪怕有叛乱都可以快速扑灭。

为了选稳定而诞生了一个大一统的儒家文明，而不是因为人天生如此。

—– 1003.31 —–2020-09-28 01:12:51+08:00:

【因为西方解决人口膨胀和资源缺乏的方法是提升科技，中国解决人口膨胀和资源缺乏的方法是更加威权主义，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其实我前面就讲到了，现实情况这是因为地理决定了一套有惯性的系统，而这种惯性是要一个人一生乃至几代人才能体验完整的，所以必须大量的密集阅读史料，否则很容易得出一个掐头去尾的观点。

并不是中国不攀升科技，而是像前面提到的地理决定论一样，中国攀升科技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对等的文明在附近，可以交流远方的技术、物资与观念。

中国的地理边界是很明确的，西到四川盆地就没法再进，古代人没有条件翻山越岭跨过西藏高原再过喜马拉雅山去跟印度和中东文明交流。

往南最远也就越南，中间穷山恶水数不胜数。

举个例子，这是个很重要的地理概念，在春秋战国末期，楚国所在的荆楚地区，是被认为属于蛮夷，除了南阳，过了三门峡，其他的都被蔑视为蛮夷，四川地区甚至不是中原文明，楚国那句“我蛮夷也”就是很好的例子，楚人沐猴而冠都是嘲笑他们野蛮说辞。

一直到秦朝大一统这些地区才被并入，但是哪怕到汉末三国时期，在中原看来偏荒蛮的一些淫祀与占卜行为，在荆楚和蜀地都非常盛行，对比北方中原仍然是极度落后，开发程度基本上几个主要城池就是全部，其他大多数地区是无人区。

所以不是中国如此如此，而是一个文明本身被四面包围被迫封闭，那么维持这个系统最稳定的办法，就是农业社会的根本，也即是威权主义，服从威权从而延迟系统的崩溃，延长这个系统的统治周期。

人口是没法自由流动或开垦来舒缓内部的压力的，华北平原的诅咒让这个封闭地区，只要一停下，人口就会不受控的爆炸式增长，然后陷入第二次崩溃。

欧洲文明更多是自然沉淀的结果，是生存资源充足，多地理多文明的竞争充足，在竞争与开垦资源的过程里，通过不断克服新的问题一步步走到现在。

而中国地区的文明，既做不到开垦资源，也没有竞争，附近也全都是穷山恶水，就只好圈地自嗨。

中国的地理本质上不支持商人的流通性，商人需要能在不同的势力之和地理之间交易，中国的地理在一定朝代后，基本上把种植物和一些能贩卖的东西都铺满了，除了地理因素无法种植的，能种植的各地都有。

不会说有像意大利的商人卖油橄榄到法国，会遇到阿尔卑斯山脉的阻隔，所以能卖个好价钱，而当时的耕种技术法国和日耳曼部族怎么种，都做不出需要的橄榄，自然也就没有油或其他食物，更别提洋流问题，导致大量的渔获基本就在南欧，西欧的人想吃鱼就只好依赖商人的鱼干。

假设没有阿尔卑斯山，法国和德国之间也是一块超大平原，没有意大利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岛屿，其他地区都是地理封闭的，阿尔卑斯山横跨巴尔干半岛，而最近的大型文明是中东的，那法国也会变成一个跟中国一样的封闭文明，并且会有一模一样的最优解。

—– 1003.32 —–2020-09-28 01:33:27+08:00:

一个公司无非两种模式，第一是上市，多人持股，首先要考虑的是股东。第二是私人持有，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公司的盈利。

每个人的自私本质就是一种生存手段，竞争让社会优化，而资源越多，这种优化也就越温和，并且竞争会趋向于合作，因此唯利是图不是坏事，是 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要人性体现。

当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更注重的是消费端，政府跟企业的平衡才会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期而改变，所以不要用现在的逻辑去套未来的发展，因为道德水平是必然且绝对会进步的，一百年前的地主是无法理解现代大公司花几十亿去给员工做养老是为了什么，更别提还要给他们提供医疗、健身，甚至还不能让他们累着的去强制削减工时避免过度工作。

企业的独裁与政府的独裁的核心区别在于，企业只是诸多企业之一，你可以持股几千家公司（理论上），其中一半独裁去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但仍然会按照社会的规矩给予你应有的分红。

如果成功了，那么对你是有好处的，如果失败了，市场就会淘汰掉他。

看看我们现代淘汰掉一个政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政府如果靠民选更替是一种低程度的淘汰，但如果大规模的烈性淘汰，就会遇到战争和社会动荡，然后造成所有人都不愉快，并且结果未必更好，一家公司倒闭，你需要的只是转移你的注意力，当你符合你预期时转移资产。

在现代生活里，大部分人想进行重新投资都是不现实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移民，而未来社会就跟现代有钱人一样，人在哪无所谓，没有国家的边界。

另外，从实际情况来看，未来是几乎不可能有垄断技术，因为消费端大于生产端，现代与未来社会，制造消费需求很困难，生产是次要，因为技术越来越发达，但为什么消费呢？这才是关键。

技术的垄断，必须是人力的垄断，以及知识的垄断，当代的技术垄断，本质上是一种来自于政权的法律垄断，政府通过司法规定某些技术不许流出，并且通过起诉与外交手段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技术垄断本身是非常没谱的事情，越尖端精密的科技，就越需要庞大复杂的下游企业，现代基本所有单一产业的垄断，都来自于政治寡头垄断，而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导致垄断。

中国的电力、通讯与互联网，还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情况就已经通过政治实行长期垄断并且内卷化，民众没有选择的被迫去用，但如果放大一点来看，西方的自然社会演化下去，企业在市场和消费者允许的范围内，就只能竭尽全力求变来获得消费端的注意，否则诺基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大量的技术优势，甚至是市场占有率无敌，也一样要被人取代。

只有当你迫切需要时，生产者才有垄断的逻辑优势，一旦当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就反过来是生产者求着吸引你消费。

很多人把技术和企业公司的垄断想的太简单了，石油在沙特产出没有造成沙特垄断，相反随着技术增长，开采油田的难度下降，勘探水平提高，反而压低了油价，市场上有更多竞争者。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奇点最终会到来，过去几千年我们可能要几十年到一两百年才能发明一个对重要科技。

而后上个世纪开始加速到二三十年。

本世纪开始已经变成十几年甚至更短，智能手机的普及到市场饱和，大公司和初创公司开始转型AR与VR，中间也才十年时间而已。

那么去设想一下，假设更未来更快速发展（前提是我们没有核战把自己消灭）呢？很可能五六年就有类似智能手机、互联网这种级别的技术被发明，然后加速到一两年一个。

再跟着就是一年几个，一年数十个，一个月数百个，一天数千个。

到了最后，一个人穷尽一生都不可能了解跟得上技术增长的边界（现在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更多是信息，而非产业的，大多数人也不直接被边缘信息与产业影响生活，理论物理方面现代人已经跟前沿领域完全脱节，网上看到的大多数科普文都是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有的概念）

最后我们活着就是一个趋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但我认为在这来到前要很久，而在这之前会出现极端的贫富差距，政府的职能边缘化，全社会普遍的道德提升，当然前提是什么时候全球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资本主义的落幕序曲才会展开。

然后全球国家与族群的边界开始模糊，高道德优势带来的自治让社区与企业的边界模糊，这些理论我现在只差对法律在未来的定位与作用没有考虑清楚。

—– 1003.33 —–2020-10-05 00:58:23+08:00:

1.

古希腊不是没有互相吞并，而是一直存在吞并现象，一直延续到罗马崛起为止。

古希腊城邦本事由大量的村落互相吞并逐渐发展而成，城邦的边界往往是地理的边界，所以形成的主要城邦中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

他们的城邦其实跟春秋战国的大量小国家情况很类似，人口稀缺而没有扩张兼并的资本，当人口过多需要缓解压力时，就会开始对外掠夺与殖民扩充耕地。

该类行为，一部分导致了大量的小城邦灭亡，这些灭亡城邦的人口，是雅典与十八大奴隶制的建立基石。

而后随着技术与时间的发酵，北方马其顿拥有更多的人口与地理优势时，马其顿王国就自然而然形成了，雅典与斯巴达互相只是没有能力吞掉彼此，而不是没有打算去做。

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也即是国家公共奴隶，就是建立在吞并了麦西尼亚地区城邦的基础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完就走，而是到了有能力吞并，技术与地理上允许时，就最终会出现吞并。

这一点在中国也一样，各国互相攻伐立亲己的继承人为他国君主，然后军队撤退，这是因为国家的边界没有拓展到那附近，自然不可能也不会出现你消灭他国后，随意可以驻扎在当地的情况。

古希腊中后期已经开始有吞并战争的迹象，而较早期只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而不能有效对附近扩张，这是因为技术上不允许，当技术允许时，各地城邦可以开垦更多土地，慢慢的就互相接触边界，当这些土地也不足以容纳人口时，就会开始大规模的兼并战争。

但因为希腊的地理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中国那种特例中的特例，每个地区的城邦都很难有效跨山脉管理其他地区，并且较强的一方，不会跟华北平原文明一样，形成超强的绝对优势。

到最后，希腊城邦已经出现了以联盟形式存在的共同统治集团，比如消灭斯巴达军队让斯巴达衰落的亚该亚同盟。

他们持有的平地数量太少，不足以抗衡罗马的人力与物资优势，古希腊的地理就决定了他们难以有效统一，而中国的平原地貌是过大，附近缺乏接触文明，容易产生快速的内卷化。

这种内卷化的体现，就是春秋战国，从早期的土地重组，足够现有族群生存，各国按照礼法作战，贵族甚至将战争当做一种社交与证明身份的行为，再到后来，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开垦土地迫在眉睫，战争的性质开始转变。

于是有了大量的兵法出现，这也是中国在古代历史上军事技术与制度革新密度最大的一个时期，并且战争的烈度被大大的提高，开始出现了吞并国家与大规模屠杀。

白起屠杀赵军是个在当时来说对秦军很有必要的做法，首先是耕地不足，战争本身就是为了扩张土地，而扩张土地是因为缺乏耕地，口粮不够，生产出现问题。

秦军没有粮食养活多余人口，战争本身也损耗本国劳动力，消灭敌国人口，本身是在腾笼换鸟，制造更多空余耕地，也接近秦军的粮食压力，所以古代是很残酷的。

一口饭的问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之所以中国变成这样，就是因为地理的问题，耕地过于集中，很容易出现内卷化。

比如，希腊的耕地与山地的比例是三七开，中国的耕地与山地比例可能是六四开。

这就造成希腊一百年可能增长五万到二十万人口，中国的地理上，一百年人口可能增长五十万到一百万。

而同时期，技术又没有快速增长，希腊附近的地理条件可以扩张来舒缓人口爆发，所以在兼并的道路上，不如中国的政权那么快速。

希腊可能要三四百年才能走到中国的程度，中国可能一百年就因为地理压力被迫对外兼并谋取生存空间。

开垦荒地本身必须建立在做得到的基础上，古代与现代不同，一项重要科技的发明，要上百年，并且技术传承非常困难，缺乏系统性的教育，现代人看起来很容易的事，对古代人来说是很难的，典型的比如水稻的品种与河流。

古代的粮食产出效率高，想要增加产出效率，要么增加人手，要么增加土地，完全没有能力去大幅度的挖山造田，农民疯狂生孩子，结果就是人手多了，但吃饭的嘴也多了，那么就必须对外开垦天地，然后把家里的次子或三子安排出去。

耕地少的如秦国，他们在改革后就将大量的非长子纳入到军队体系里，然后根据军功授田，同时废除了井田制，这种制度在古希腊的奴隶制是有很多相似性的，客观上带来改变的是生产资料与生存环境随时间推移的结果。

粮食科技是没法提升的，这个我前面讲过一个例子，巴尔干半岛，一直到中世纪中后期，才有重犁进行深耕，而在此之前该地区的产粮并不高，包括北方和德国地区，这也是为什么法国作为欧洲一部分，发展比德国地区更早的原因。

春秋时期，各国普遍是在刀耕火种里逐渐过渡到精耕细作，轮耕制度当时不普遍或者说压根没法普及。

三圃制在欧洲也是到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才开始，而罗马人并不会三圃制，也就是三块田轮流耕种。

所以不是中国粮食技术不去提升，而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并且已经同期来讲提升不少。

精耕细作的优势是可以一块地产出大量的粮食，还相对能保存土地肥力，但缺点则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而过剩的人力恰巧是中国地理必然会导致的结果，而欧洲土地足够充足，人口难以快速增长，所以二三圃制才会普遍。

秦国能统一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改革很彻底，废除井田制后，允许土地买卖，从前封建社会过渡到后封建时期，公卿贵族转型为地主，奴隶转型为自耕农或封户，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也增强了社会中阶级的流动性。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要适应当时地理环境带来的社会压力，其他国家也在进行改革，但每个国家的压力都没有秦国那么大，秦国是不对外扩张就死路一条，其他国家的耕地则占据了大部分的平原与河流。

这也是为什么自秦朝后，完全控制了北方耕地的平原就等于接近统一，南北对峙往往是北方占据优势，战国时大家的优势一样，基础差异小，战国后中原完全开发，技术提高到可以跨区域管控。

而雅典等希腊城邦，他们则是人口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后，这些殖民地就完全脱离故乡的控制，因为希腊的地理不存在可以完全对各方势力进行碾压的存在，马其顿的统一也仅仅是形式上，亚历山大一死，马其顿虽然强大，但也遭到了罗马崛起的威胁。

最后整个希腊都被罗马吞掉了。

—– 1003.34 —–2020-10-05 01:38:31+08:00:

文化本身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种惯性，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要素，可能在接触新事物时显得不合理，但在原来的生活环境里反而很合理。

中国是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农业社会，社会抗内卷化的唯一手段，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人的轻视，就是基于浓厚的农业社会氛围，而不是说因为他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所以才怎么怎么样，相反，是因为这个人生长的环境如此，导致他有现在的必然表现。

我们不能倒因为果，一切人类社会的文化与习惯形成，都必然基于其所生存环境带来的惯性导致。

明朝停滞发展航海技术，本身就是因为地理缺乏竞争导致内卷的一个最好例子，转向舵被欧洲广泛使用，是中世纪末期的事情，而中国很早就发明了该类结构产品。

中国的造船技术，是出自于官方，官方垄断了技术，对民间实行禁海令，造船技术被限制在官方控制中，这就是一超多弱，没有任何拉锯竞争的结果，没有任何政权可以抗衡华北平原文明的绝对控制。

而欧洲的技术，首先是植根于手工业者，复杂的地理让商人们的流通成了很有必要的事情，尤其是西欧需要南欧的橄榄作为主要物资，两者的身份很容易共通，行脚商与手工业者们形成共生关系。

然后城市因此形成，城市掌握技术，而非有暴力的绝对控制着们垄断一切，打破了传统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并且渐渐形成了技术在民间广泛流传，君主需要向民间采购技术与产品，君主们也当然尝试过垄断，但地理决定了他们根本做不到。

而中国的地理可以让朝廷有能力大范围的掌控这些技术，并且实施海禁。

汉朝的灭亡，是因为人口过多导致的土地兼并，也就是传统的内卷化到极限，马尔萨斯陷阱的沙塔崩溃了，汉朝的人口恰巧就当时的技术与开垦能力来说，就是它的一种极限形式，跟制度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崩溃的形式是体现在制度的瓦解上，但首先是出现了制度都无法挽回的现象而导致的。

继续前题，中国缺乏可以航海的目标与利益驱动，这个你如果没有地理常识我是没法科普的。

在华北平原为中心，附近要至少两千五百公里以上，才有能吸引本国的贸易价值目标，所以我发现你很喜欢倒因为果，欧洲探索远不是因为有信仰的力量，而是世俗的生存需求，他们首先拥有地理，并且在地中海内有丰富的船运技术和大量的基础人员，这是中国不具备的，中国大部分渔民无法远洋出海，少数的商船也需要从中国北方到江淮地区的港口出发。

经过数倍于欧洲商船的地理跨度，才能达到跟欧洲商船在地中海内贸易一样的商业需求。

比如，长三角出发的船只，要七千六百公里才能抵达孟加拉，跨越印度的航程则直接增加到了一万两千公里，抵达伊朗要差不多一万四千公里，抵达衣索比亚要一万六千公里，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要一万八千公里。

等进入第勒尼安海则需要两万二到三千公里，然而第勒尼安海到上海的直线距离也才约九千五百公里，航运的距离是陆路的2.4倍，相当于从上海直线，横跨太平洋、美洲与大西洋到欧洲，跑了大半个地球。

距离最近可以贸易的大型文明与有需求的商贸地点，除了阿拉伯国家，就是印度。

事实上就是不是中央政权出极大资本组织进行远航，民间普遍根本不具备能力超远距离进行大密度的航贸，中国商人主要是通过贩卖货品到阿拉伯半岛或印度，赚取中间差价。

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也是基于各国贸易竞争与军事冲突，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竞争对手来刺激自己。

—– 1003.35 —–2020-10-05 02:10:32+08:00:

同时，朝鲜没法跟你想象的一样进行殖民扩张人口，一直到清代，东北地区都是专门用于流放的边地，有大量的山地，清末时期还是主要游牧区域，一直到后金崛起，开始扩张土地改革进行农耕，东北都不适合生存。

朝鲜则有长白山天堑存在，难以跨越半岛，而跨越半岛后，也是遍地山脉，耕地稀缺，朝鲜王国本地压根就不适合农耕文明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朝鲜长期在农业时代落后，生活的贫苦远远大于华北地区。

古代人没有高铁或飞机，也没卫星地图，能携带的粮食最多也就一个人背的动，除了少数罪人，大多数人宁愿到南方开垦，也不会冒死跑到十月就开始大幅度降温的长白山山地，顶着大雪封山的死亡，跑到生活更糟糕的朝鲜半岛。

所以朝鲜不是其他人不去殖民，而是没有任何价值，属于你花时间都浪费的地方。

五月花号的移民可远远没有这种痛苦，相反他们移民前北美本身就是个非常适合生存的地区，想一下东北与长白山，一年有半年是进山必死的季节，到朝鲜半岛后，一年只有三个月是收成期，耕地仅是华北的百分之一，使用的工具甚至还停留在木与石上，更有甚至没有文字，这就可以凸显问题了。

越南到是长期殖民与控制，这里从地理上还是远方便过朝鲜的，但距离北方政权又实在太远，南方的政权又无暇顾及，因为当时的南方主要是荆楚与江淮地区，这里距离越南有一千公里的山地阻隔，中间的贵州、云南当时都是荒山野岭，专门发配罪人的地方。

朝贡制度本身是一种贸易制度，而不是真的单纯朝贡，是通过朝贡形式的贡市，能吸引大量的外来产品，前提是你能到中国，并且可以让朝廷变现多余的过剩产物成为需要的东西。

清朝打打嘴炮，实际上对西方贸易一直没有停过，明朝也是，中国缺银，银矿一直是主要进口产品，但十七世纪欧洲的经济与贸易危机导致出口白银减少，中国压根没有足够的白银进行有效的征税。

同时清朝后来为了保证白银的供应稳定，加大了对外出口。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统治需求，这个系统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稳定，然后才考虑别的。

康熙解决台湾后，就迅速开海，并且设立了四个海关，但最终因为海关问题互相不平衡的原因导致爆发洪任辉事件，继而引发乾隆重新开始海防，并且改为一口通商，这也是为什么康熙末年到雍正时期，是清朝对外开放技术进步最快的一段。

不要老把问题戏说或儿戏化，不是什么“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导致，而是封建政权为了维护自己，而将问题归结于某些名号，在对外开放上，清朝明朝都没有停过，但相对的明朝的政策更落后。

还有，法家变法，不止是在秦国进行，而是各国都在进行变法，区别是秦国成功了，其他国家没有这种迫切性的需求而失败了，秦国最大的需求是对外扩张与更多的耕地，将人口资源变现，而不是贸易需求，他们不需要跟其他几国好好贸易。

因为其他几国出口的无非也就是他们需求的粮食，中国的地理面积虽然大且丰富，但地理的多样性并不及地中海一圈文明组成的贸易网来的多。

世界上不存在一种你提出一个观点和文化，先于客观事实去覆盖历史，相反一切人的思维总和，都是基于现实历史与生产力的客观矛盾而来。

不止是欧洲在北美进行奴隶制，全球各地都有普遍的奴隶制，只是叫法不同，中国叫封户，欧洲叫农奴，这并不是单纯的文化，而是生产力的必然结构，原因前面说的很清楚了。

欧洲因为地理原因，社会的权力结构长期停留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松散然后直接过渡到城市资产阶级兴起，中国不具备这种多结构下演变的可能，这是一开始地理上就注定的，原理我之前复读机十几次了。

骑士礼仪与春秋战国的贵族礼仪一样，全世界文明类似阶段都产生过一样的文化结构，并不是欧洲或中国独有，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的血祭文化，也是源自于早期贵族战争，而战争的模式与规则与春秋战国很相近。

后期崩坏也一样，骑士制度、阿兹特克和春秋战国的贵族战争崩坏都是类似的。

同时骑士文化更多是中世纪后期与启蒙时代对之前的一种艺术描述，骑士是一个阶级，本身就是奴隶主或奴隶制度的一个组成，并不是以保护弱者为原则或文化，贵族统治阶级是不可能与自己生存根本所依据的道理互相敌对。

中国的任侠文化也主要体现在社会基层，而不是有大量耕地和农奴的世家贵族身上。

—– 1003.36 —–2020-10-05 03:22:11+08:00:

2.

中国的宗教，基本一直处于古希腊或古埃及早期的原始多神教阶段，只不过某些地方略有发展，既有泛灵论的影子，也有传统多神教的作用。

宗教是一种现实生活投射出来的文化倒影，本身就是统治与社会凝聚的组成，宗教在古代的任何文明，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一个选择，而是文化的主要核心。

典型的如古希腊，并没有因为理性与科学的进步，而放弃对宗教的信仰，相反还扩大了宗教信仰的作用，是信仰与理性并存的。

儒教就是传统多神教在中国地区的一种演化，道教和儒家，本质就是在多神教基础上，分化出生活文化与生活宗教两个部分，所以儒教变成了观念，成为生活模式与价值观，道教则继承了多神教的体系化。

如果罗马和古希腊多神教长期发展，没有一神教这种新的社区结构取代，那么多神教社区最终也会演化分裂，变成中国儒教与道教一样，宗教和生活分割。

子不语怪力乱神，本质上不是与宗教切割，而是神在传统文化体系里，更多是庇佑作用，是社会凝聚力的体现。

而当分割完成后，汉朝改革过后的儒术，就已经与黄老学说有根本差异，传统道教可以说是人们对世界看法的一种解释，跟其他多神教没区别。

儒家文化则是跟前面说的一样，抽离了这种与世界联系后，用于稳定整个社会稳定的必然产物。

等级制度是个现在也很普遍的制度，目的就是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欧洲和春秋战国，都有公开的爵位或奴隶制度，但中国随着秦朝的崩溃，以及新制度的改革，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行不通。

需要建立新的礼法来稳固朝代体系，这套礼法就是经过各种淘汰后留下来的儒术，实际上孔子的儒家与汉代的“儒术”是差异很大的。

甚至历朝历代的差距都很大，儒家思想其实并不是什么传统认为的封建余孽，很多思想反而是跨时代的，这也是儒生们一直追求与实践的内容。

它这个系统，既追求稳定，也即是内卷化的地理下没有任何出路，只有通过塑造政治权威来确定等级，让人们愿意合理的接受从而让族群所有人安全。

同时也提出内圣外王，将道德的枷锁系于君权上，民在君上，君以德立，衍生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念。

所以儒家系统其实是与传统封建皇权并行的两个系统，有时候会交叉互相干预，到后期儒学大家已经发现了传统的立德与仁君说法完全破产，这也造成了后来儒学改革，理学开始崛起，也有了存天理灭人欲，尊德性的说法。

欧洲的宗教本质是文化和社区的一种体现，多文明与多民族下互相同化，中国地区文明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本身就有广泛地区内最好的生产力，那么他们的观念自然也是最先进的，而其他先进的则与他们难以产生交流。

而宗教问题造成的分裂，我不说你也能知道，并不会说大家信仰一个神就是兄弟，相反哪怕理解差一个字，都是敌人。

整个犹太、伊斯兰与基督教，都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一部分，信仰的都是一个神，显然跟团结谈不上。

真正有意义的是一神教的社区特性，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社区的组织能力，更优秀于传统多神教，在教义与文化上也更先进。

宗教本身是生活方式，也是社区文化，传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传播快核心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导国家都是全球当其时生产力领先的国家。

这就跟中国的文化吸纳原始部落更有优势一样，伊斯兰教就很难不靠暴力清洗自然同化基督教国家，双方的同化对象主要是落后的社区组织，也即是多神教社区。

道教本身也是跟其他宗教一样，传统原始多神教追寻某种美德，一神教典籍化后，告诉大众遵循神的美德，美德被系统化并且清晰通过文字内容与故事传播，是道德观念确立的一个部分。

道教也一样，但比原始多神教稍微进步一些，有典籍而无系统性，道德观念与传统观念接近，只不过区别是，早期道家强调的修身修性观念，在被讨论的过程里，逐渐演化成修心和修身两部分，又被演化成引入更多鬼神因素，从而广泛的被宗教化。

追求长生不老，这些只是道家很后期一个内部派系的主张，并不是道家的传统说法，道家本身跟墨子与孔子的说法一样，是一种哲学思想，但后来被地方巫祀与乡土文化融合，出现了大量的多神教体系。

这类情况不止出现在道教，儒学和各类历史人物都被用于民间巫教和淫祀的出处，这也体现了中国地区的泛灵论和宗教落后程度。

天命是儒学的说法，这个过程前面说了，是解释合法性的来源，最后成为一种普遍规则，让贵族与普通民众能广泛接受的合法性，让系统更稳定，也即是道统。

就跟神的庇护一样，你不遵从某种规则，就失去神的庇佑，而这种规则是一个对系统有长期稳定的利好规则，比如优良的道德，一旦有人违反，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解释合法性就变得棘手。

另外我必须重复一次，历史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文明，大部分时候，要么是神权与政权统一，要么是世俗政权强于神权，教皇在丕平献土前可没有那么高的地位。

而中世纪欧洲强调的法理，本身就是跟中国的天命一样。

在形式上，其实一神教与儒道，都确立的一个体系，那就是有一个超越一切的原动力，也即是“神”或“道”或“上天”，作为一切德性的来源，我们遵循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以及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上帝的义”本质是一种东西。

这些都是趋同演化的结果，只不过因为地理偏差问题，虽然时间线一样，但出来的结果有不小的差异。

西方的科学起源于多文明，而不是单纯的来自于希腊，希腊的技术起源于两河与古埃及，这些地区都是在当时同时期内，有最好耕地并且最靠近人类起源地的地方。

两河与古埃及的技术集成后被希腊继承，跟着技术扩散到更适合繁衍的土地，也即是罗马，罗马再扩散到欧洲，欧洲的这种地形保持了一贯以来的多文明竞争，竞争带来进步，中国没有竞争就开始内卷化停滞。

并不是什么开明的社会制度导致，春秋战国到汉代，社会制度也很开明，但是知识与经验难以保留和遗传，掌握有技术的人成了少数，每次马尔萨斯陷阱崩塌，都会造成内部大清洗，而这种马尔萨斯陷阱一直到工业时代才被解决。

还有就是，中国古代在地理上，缺乏保持记录媒介的环境，记录信息的成本非常高，要么铸金属，要么刻石碑，要么就要靠竹简。

但古埃及在公元前数千年，已经可以大量的使用莎草纸。

古纸起源于西方，现代纸的起源虽然在中国，但中国发明时已经是东汉时，而且成熟还要到数百年后，早期只是纸浆而已，西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纸制品，普遍不成熟，推广也不足够，保存就更别提了。

早期中国古纸的制作品也是麻和丝绢，这都达不到日常推广的程度，麻在古代是极其重要的农业产品，一直到宋明，很多人一辈子就几件衣服，一匹布值大价钱。

同时期的两河文明，虽然也是人类主要早期文明起源地，但他们的书面记录，就远远不如古埃及，他们的地理没有纸莎草可以用，就只能发明泥板书，这种难以保持又难以推广信息的产物。

莎草纸的效果之好，拜占庭一直到十二世纪还在使用，并且在埃及和欧洲，长期都占据主要地位，羊皮纸和牛皮这虽然后来取代了，但莎草纸的核心地位也是经历了很久很久，长达数千年。

相比之下中国就只能靠竹子了，制作成本跟泥板书不相上下，保存难易度的话，因为两河流域的地理优势，虽然泥板书很容易碎掉，但气候和战争强度，都允许大量的文物掩埋在泥土下。

中国的温带气候相对较湿，同时战争烈度极大，战争伴随什么？伴随大量的焚烧，这对竹简来说是灾难性的，而因为用墨水记录，在地下潮湿环境里，出土往往是因为意外的崩塌，比如大雨导致。

所以墨水时常会掉落，文字信息本身保持就困难，在运输和维护上都有极大的难度，中国难以发展系统性的技术，跟这有直接关系。

中国古代，自由民概念还是领民概念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你不知道不要再对我说没有或少被提及，西方的家族观念也非常重，整个中世纪就是大量贵族家族的血泪史，很多人的家族血脉可以追溯到罗马末期。

某些你认为奇怪的事，不是因为时期本身奇怪，而是你了解的不够多就先下结论了，这是不理智的。

全球文明演化，基本上只要没有绝对封闭，整体上都是接近趋同的，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

举例子，你说中国没有权利概念，实际上应该叫“权力”，而儒家本身强调的就是民为天，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你看的不够多又太想表达，还是别的怎么回事，我受够这种情况了。

也不存在什么所谓春秋战国哲学发展深度不如希腊的情况，只是你自己了解的不够而已，双方有差异，有深浅，但谈不上深度不如谁，或谁不如什么的问题。

欧洲是启蒙时代后，才普遍觉醒了人权概念，也即是天赋人权，在古代社会，无论哪个文明，个体的权力都来自于集体的身份，尤其是社会身份与阶级。

人权观念的觉醒，是建立在个体的资源与生产力提高下，当没有外部竞争带来整个族群的进步时，就会停滞在某个阶段。

所以别再倒因为果，不是因为文化，文化本身也是需要有形成原因的，是因为地理带来了文化本身，文化本身才符合地理的去形成，人不可能凭空创造一种文化，必然是根据周围环境而自然产生。

—– 1003.37 —–2020-10-05 04:33:38+08:00:

3.

是权力。而不是权利，两者在中文语境里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中国现阶段就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开放或半开放的市场下，威权体系靠垄断或直接投资市场来获取资源，同时通过行政垄断市场，反过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欧洲和美国在中早期工业革命时期基本上都维持这种制度，一直到社会演化出新的模式才逐渐改革，世界上几乎每个走过来的农业国家，都必然经历一个趋同演化的相似阶段。

企业是社会社区的一部分，政府是族群社区的总和与代言人，都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中国现在发展还远没有欧洲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无论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威权主义惯性，还是本身后发展的劣势，这都会持续很久。

诺基亚是个典型失败的例子，但取代它的苹果，第一代手机产品之前，是长期低迷期，诺基亚的巅峰期也是一直延续到2011年左右才结束，而苹果此前并无与诺基亚在该领域的核心竞争，三星同理。

以苹果为例，它几乎是突然杀出然后，然后市场逐渐宣告了诺基亚的失败与死亡，这是他们自身弊病的必然结果，其他公司开拓的新领域，本身就是他们自己没法垄断的一个部分，因为传统手机跟智能手机，已经是一个产品两个不同领域的典型了。

VR并非制造智能手机的厂商更容易研发，两者不是同一种产品，实际上现在世界上最大的VR硬件商里，一个是通过众筹集资的oculus（虽然被脸书收购了），另一个是老牌游戏厂商valve。

市面上目前的核心技术都是来自于他们，其余的企业大部分只是跟他们合作获得核心技术。

也即是说市场上的主要核心技术，都不在微软、三星、谷歌这些传统理应有大量技术储备的厂商手里，而oculus被收购后，很快表现出了传统大公司一如既往的排他性，开始独占与封闭生态圈，这也造成了这方面的发展没有预期的快。

并不是旧产品升级或转换那么简单，VR和手机是两个概念，传统手机跟智能手机的制作也完全不同，隔行如隔山，大公司越来越多的优势是资本过剩，而不是技术垄断，这些大公司更多主张收购然后让公司独立或分拆进入母公司运营。

比如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脑接口技术，一个是马斯克旗下，剩余的就是一些独立小公司或valve这样的非传统公司。

因为大部分公司都的营业结构，都是通过产品拉高盈利，让股票有利好空间吸引更多投资者，但也造成了必须回馈股东，同时继续推高股价的义务，所以要不断开拓产品线，然而公司越大越臃肿，制作效率与质量不能保障。

在有限工期和强制性的股市压力面前下，最终结果就是要么开拓新的财源，要么不断抽干产品的利润，一旦模式陷入僵化，几年时间就足够彻底退出市场。

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些假设是怎么个基于现实，因为现在基于现实就是产业越来越多，大公司越来越难以商业上进行垄断，更别提还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

初创公司被收购恰巧说明了大公司的优势是资本规模，而不是尖端技术的创造力，大型的公司有更多资源与人力进行维护，但在商业模式上不适合高度创新与探索，他们在一个集团内部，也必须保持那些具备核心创造力的公司有高独立性，才能让集团维持运作。

这也是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的核心。

实际上新企业数量永远是多于被收购的企业，大公司收购本身就是力行资本主义社会里往更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企业社区这是我提到个的，区别是不会出现你认为的那种所谓垄断，因为那是你拿一两百年前社会的逻辑硬套在现代的结果。

而我们所处于不同并且更加好的时代时，就必须换个角度思考社会的企业责任，这种东西是客观存在的。

企业不止是对股东负责，还要对消费者负责，企业不可能独立于任何人存在，股东同时还可以是消费者，经济独裁事实上也不存在，因为如果股权上公司是某人的私有物，那么私人财产受社会保护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否则人人都可以掠夺他人财富而不受惩罚，这是一条社会铁律。

一个企业如何，本身就是一种自由淘汰，社会需要的是能制造价值的企业，当企业不能制造价值，被社会的消费者认为没有必要购买，很快就会被淘汰。

家族企业是过去数百年的传统模式，但越靠近当代，家族企业的生存率越低，除非每一代都有不好也不坏或者更好的商业战略部署，否则经常会出现家族企业跟其他现代企业一样倒台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选择权交给谁，反正又不是给我。

我只是一个消费者，认为你的东西好，购买你的东西，当我不购买时，你对我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各种企业做各种各样的广告，希望制造消费需求，让人们愿意购买自己的产品，也就是说当代已经有生产过剩，要求着消费者买的情况。

技术奇点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确实没有人能绝对准确预测，但现在技术研发的本质，是一个算力问题在左右很多关键领域，比如材料测试，模拟各种化学与物理效果，越靠后的时代算力越高。

相对的，人的负担也就越低，而现在之所以还要继续当研究生才能从事更深入的科研工作，就是因为科技的广度与深度大幅度增加。

一百年前你会微积分你就独步天下职场，虽然做不了最高层的研究，但进行某方面的工作已经绰绰有余。

现代社会下，微积分已经成为不少情况下的必修课，正是因为知识就跟散开的树根一样，古代几千种，近代几万种，现代几十万种，未来也许是几百万或者上亿种。

那么就需要越来越多人掌握不同的部分，然后组成一个集体，最核心的部分给领袖来执行，其余变相就是组成拼图的工具人。

而算法的增长，计算机的新一代变化，可以极大程度上的优化这种情况，但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因为计算机现在解决的主要是算力问题。

也许人工AI进一步发展后，可以衍生出在程序BUG或者数学试错下都有显著帮助的效果，从近几年AI的发展来看，长远来说只会更乐观，而AI发展和算力是互相关联的，也即是说某些发展，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时间来等待，不可能一次完成。

传统的功能移动手机，从发展到成熟和衰落，也即是大哥大到智能手机推出，前十年慢慢成熟，九十年代开始普及，然后又到了两千年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广泛使用。

也就十来年的时间，转瞬间就被智能手机取代，不到五年就被智能手机超越。

然后大概十三年时间，智能手机市场也开始趋于饱和，也即是说可以明确的看到，整体上这种周期是越来越短的，古代人可能要数百年才有一次大型技术换代。

现代人可能一生中会遇到至少十个以上的大型技术换代，然后再下一代是二十个，再下一代是四十个。

虽然我不认为会是指数级呈现，但仍然会有一个明显的爬坡趋势。

人的活力问题其实下降是无可避免的，但全球总人口数目却在不断增加，也即是说我们至少还有极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可以用于发展人类社会，他们仍然很多处于极高生育率，所以全球化不可避免，为了减轻生产成本，产业链转移会是一种持续的自然经济活动。

假设中国可以快速发展完全转型，也能对附近地区带来一个更好的溢出效应，那么没转型的话，越南和印度转型成功，也会反过来溢出给中亚与中国，这就是当代经济的必经之路。

当代应用数学等方面都在飞速发展，纯数学等的进度不如过往，根本原因是在于整个体系太过复杂，由俭入奢易，想要更上一步是不可能脱离全社会的整体进步。

即便纯数学领域严重依赖极少数时代性的天才，但仍然需要有大量普通研究者堆积出来的答案去搭建桥梁，这就像牛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所有人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

爱因斯坦可是很厉害，他直接先想象出一个宇宙模型，然后通过数学去验证，并且大部都对了，但也不是一个人凭空发明，仍然需要在摄取大量资料前，从过去前人累积下确立信息的正确性。

还有就是现代的科研，理论物理走的很远，但现在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科技反而遇到了跟理论物理差距大的地方，理论上飞到了不知道哪，但实验室里做不出，观测也观测不到结果，物理变成了纯粹数学形而上的验证过程。

所以倒不是越来越难，而是与普通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人的单独作用越来越小。

当代科学就是忽然打开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人力无法理解的的超级大门，要实验又缺乏有效观测手段，只能在数学上打滚，而这也才几十年历史而已，你很难想象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不要相信一个人，要相信一群人，这是族群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工AI技术显然不可能做到完全自动，我认为技术上AI只能作为辅助和测试，逻辑性的思维仍然需要人本身来完成，而这种技术本身也没法被垄断，实际上历史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技术垄断最终成功的例子。

（因为如果有，技术不会有任何发展，几万年前火就被垄断了，或者近代电力被垄断，一个技术被发现时，扩散是个时间问题，全球的技术基本上垄断都是行政垄断，靠法律保护。）

从我读约翰洛克再到艾茵兰德等人的思想，我发现很多思想哪怕是春秋战国时已经有了，但每一代人在一个基础上都有一些受限于时代性的错误，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当其时的年代只能得出近似的这种错误结果。

典型的如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必然会与工人阶级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来说，资本家只是对资本的利用，工人只是生产的基础，双方没有任何一方是绝对的，人们生活水平的增加来自于生产力的提高。

而马克思的观念也是继承自中世纪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中世纪又继承于古希腊乌托邦，这种理想国的构筑，每一代人都有一些更贴近事实与社会运作规律的准确描述。

理论家更多是对社会的趋同演化做出一定阶段的解读与总结，所以不要继续倒因为果，并不是有理论家提出了一种发展方式，社会就跟着去了，这种例子无一例外全部失败，就跟你前面说到，文化决定什么，那什么决定了文化？

现实的物质基础才是一切，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时间做推移的客观因素在主导，是不可人为控制的，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未来的预期我跟你是一样的，因为人类社会演化与趋同性，不会因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社会结构有差异，所以最终就会演化出两个物种，只要地理问题被克服，显而易见的，全球都在驱动化，各地社畜无论香港还是北京还是纽约或东京，都是一样的打工族。

也可以看到的是，当物资充足，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社会的道德水平真的会明显改善。

这意味着，对社会发展的总结理论是正确的，但我想只有当全球都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后，资本主义退潮才会慢慢道来。

目前全球化下，发达国家与人口比例只占16-18％，这是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结果，如果中国转型成功，这个比例可以瞬间增长到33-38%，一定程度上是类似指数级发展趋势的，因为不是发达国家对某一发展中工业国的需求结束后，他们就不会对外生产需求。

相反，如果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都成为工业需求输出国，就会变成16%的发达国家提供工业需求给其余的84%，一下变成38%的发达国家提供给其他国家62%的商业需求。

那么下一个五十年再翻倍，很可能就是超过七成的发达国家了，印度、东盟与中国的发达化，可以给全球人类带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基本收入也在很多发达国家里成为热门社会议题，甚至小部分社会实验（哪怕失败了），这说明虽然短期内还不能达成，但人类社会因生产力增长，而趋于乌托邦化的方向是很明朗的，但必须建立在生产力足够的前提下。

我觉得技术奇点的定义会在下半个世纪有所更改，不止是技术的发展，也包括生产力是否从全球需要工作来维生，变成全球只需要消费刺激需求。

基本收入普及作为天赋人权普及到全球每个角落，我想距离我们时代也应该只会有一百到两百年左右而已，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出生的太早了。

—– 1003.38 —–2020-10-25 23:20:58+08:00:

1.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里，地理与物质基础是绝对因素，任何人类都不可能活超过两百年，意志是无法隔代传承，所以也不存在一个主观观念长期持续的情况，事实上一切社区与文化的形成，都是一种基于物质与资源分配的“稳定模式”。

文化因素本质就是地理因素，不存在独立且客观的文化因素，所以你描述的这个文化因素是基于什么的概念，很大程度本身就是来自于地理条件，而不是文化因素独立于一切的天然存在，就跟你的外貌是在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的身体是基于你的基因编码发育，外貌并不能反过来成为客观因素去决定基因编码，相反一切选择都是基因编码的最优解。

无论是远古，还是现代，人类社会都没有脱离地理的局限性，包括可预见的未来也是。

当代社会的网络、物流与客运，都是基于人类克服地理条件才能形成更复杂的社区，而不是因为地理条件消失了，当代人类文明也一直保持着普遍沿海地区更发达，以及平原地区的人口与城市规模更大，原因很简单，当生活水平提高，技术增长的同时，虽然开垦山地是可能的，但完全消除山脉是做不到的。

而每个人的居住与生活成本都是有极限，一个群落聚集到一定程度，这种生产成本就会因为地理带来的生产力问题而产生边际效应，房价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工资水平也是。

文化的惯性是基于地理，而不是文化自己有自己的惯性，文化是一个族群根据地理衍生出来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基于地理的惯性，只有在地理被克服的情况下才会消除。

比如网络里全球的思维模式都是接近的，娱乐也接近，因为现代都市生活本质是大同小异，而一些饮食习惯，就仍然受限于地理惯性，因为某些地区的农业无法生产其他产品，渔业为主的国家海产品更便宜，文化里海洋类相关的产物也更多，但渔夫到了陆地，就只能种植合适的农作物，不会把多余的文化传给后代，哪怕有也最多几代人就消失了。

典型例子就是自古以来移民进入中国地区的外部民族，绝大部分的习惯都彻底消失，满洲文化就是个典型例子，仍然适用于东北地理的饮食文化，还有部分保留，而其他方面的文化基本消失。

地理的改变程度是极为困难的，你太儿戏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了，因为跟前面说的一样，首先文化不是一个独立属性，你可以去独立看待文化，但文化的生成本质是生活环境，而生活环境基于地理，逻辑链前面讲的很清楚了。

食人族有外部资源输入后，几乎一代人就彻底废除了社会内的食人的习惯，几代人内连相关的观念也彻底改变，这是地理困境克服后的文化改变，并不会因为克服了以后，许多原本的食人族还觉得吃人是很平常的事，相反会觉得这很野蛮。

所以也不存在什么【 地理也许会带来不得不解决的难题，但其解决方法不只有一种 】这种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地理解决的办法就一个，要么大规模迁徙跟少数游牧民族一样，要么选择留在适合生存的地区，要么靠外部输入。

中国原本的土地肥力和种植物，养不了4亿人口，但通过外部技术与种植物输入，最终可以在明清达到这个规模。

而那些农作物在中国本土是不存在的，并且哪怕拿到中国本土用原种培育，也得不到一样的产品，必须在多个地理环境里培育，经过多少代的试错实验，才能得到适合中国本土耕种的农产品。

地理是个由始至终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是客观作用与影响一切的，文化是一个族群因应生存环境发展而来的族群生活模式，人类科技提高的同时，是在不断克服地理障碍，但也没有完全摆脱。

并且文化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个前面提到很多次了，你不能把你自己的主观理解成文化的一部分，然后让文化有自己的驱动力，实际上文化是没有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模式，这种选择基于现有资源的分配模式与最优解。

历史是非常理性的，文化也是理性的产物，而文化不能逾越物质事实，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倒因为果，中国人喜欢吃面食，是因为中国地理适合面食所需的环境，而不是中国的文化喜欢吃面，所以中国人喜欢吃面，各类腌制品同理，是因为没有冷藏技术保存，而不是喜欢吃腌制品。

爱斯基摩人喜欢吃肉，是因为冰天雪地没有种植绿叶菜的合适环境，他们的文化里肉食比例极大，这也是地理因素导致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太平洋岛屿上的少数民族，很容易肥胖的基因，也是基于资源极度贫乏，跟非洲人一样，当地的资源稀缺，没有可以驯化的动物，农业不发达，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扩充大量的人口，就导致对自然地理克服不足，最后习得性无助。

类似的例子哪怕现代美国也一个道理，黑人社区的习得性无助是最典型的，黑人因为地理上处于一个落后的位置，无法产生更先进的文明，在内部资源稀缺时，互相淘汰然后被本地部族卖给白人当奴隶。

白人剥削黑奴，不是文化里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来主导，而是剥削黑奴符合条件利益，比他们花大价钱从欧洲与英格兰运输白人奴工要便宜，英格兰运输的成本太贵，形成了一种符合理性利益的模式，然后才出现文化，只是很多我们现在无法追溯的文化，往往是有来源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些没有记载的历史。

—– 1003.39 —–2020-10-26 00:25:53+08:00:

2.首先，雅典不是你想的那种直接民主，是城邦制与氏族社会的延伸，它跟现代民主是两个概念。当时是以公民大会形式，通过强制所有人有法律义务参与政治活动来捆绑氏族，不同氏族在城邦建立早期，为了确保有最大话语权，建立起来的集体共识，就是雅典式民主，女人不算人，奴隶是物品，个人的意见是基于氏族部落利益。

科林斯、马其顿和斯巴达，都没有典型的公民大会制度，就是因为地理上传统的氏族在演化到下一代新制度时，没法像雅典一样维持平衡，会出现一个局部范围的一超多强，然后出现大规模的兼并，尤其是资源不平衡。

雅典的地理恰巧是形成了一种各部族无法互相兼并，并且公民大会是以部族为中级单位，公民虽然是个人身份参加，但也代表部族，或者说雅典式民主，核心意义是大量均势平衡的部族，因为地理因素不能打破平衡或制造新的突破点，继而集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也即是公民大会。

雅典民主是多次被推翻过的，苏格拉底就是被破坏这种平衡的学生给拖累，尝试寡头制度的往往是资源较多的富人，但又没有其他地区那样有足够多的土地和人口资源来长期巩固势力，最后很快就被其他部族推翻，雅典就又滚动倒回公民大会，而后历代都尝试在这个制度上修修补补，到最后也是被外力打破，就是一种其他优势地理文明的扩张，而雅典当地的地理，极限就只能维持这种模式。

在这方面雅典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更趋于原始，而不是雅典人喜欢民主所以维持民主，或者诞生了一个念头要去维持，相反它是社会稳定的最优解，没有人能从本地有效推翻，只能靠外力。

而类似的文化与神话，在全世界各类族群里都能找到类似的影子，我觉得只是你自己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不是没有，古神话里类似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换成古代中国，谁敢触怒上天？ 】这种话你自己说出来前有没有审题。

马其顿的征服，直接导致斯巴达原有奴隶制被废除进而衰落，约等于打下日本后不让日本人出海捕鱼，东征期间亚历山大故意屠杀了大量的希腊佣兵，其中就有相当多的斯巴达人，这也是后来斯巴达接受门农建议反对马其顿的一个关键因素与主力，后续不惩罚也是因为亚历山大主力还没有回头。

依靠亚历山大提供的财政援助以及安抚希腊雇佣兵的领袖，才分化了反马其顿势力，斯巴达最后战败也付出了超高战损，并且赔偿了大量的财富，放弃了原来的政治独立，根本就不是没惩罚。

还有神亚历山大有什么差异，他在征服希腊城邦时，最出名的就是彻底毁灭底比斯，屠杀了城里至少六分之一的人口，剩余的都被卖成奴隶，最后为了发泄，连城池和附近村庄全部都烧毁，然后掘地三尺给挖了填平。

这样才最后在希腊城邦里建立了权威，而不是靠别的东西，亚历山大的温和手段更多是分身乏术与有更多资源可以低成本的调节矛盾，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亚历山大东征不断掠夺别的地方的财富，用于供给给希腊地区，这段时间也是希腊的繁荣稳定期，资源的增加，让希腊城邦内部矛盾减少。

古代战争这就是现实，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回旋的余地。

门农还是煽动斯巴达对抗马其顿的主要推手，后来也是接受马其顿橄榄枝的主要人选，在这些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一些人主观上觉得的那种只存在于想象中古代欧洲历史独特文化的“个人主义”或“精神”。

在社会环境与生产条件接近的时代，欧洲与中国古代都有类似的情况，既有追求个人也有集体的事实，亚历山大有来自东征抢掠的财富供给给希腊。

一旦这种东征结束，希腊很快就彻底分裂，并且快速陷入了部族与王国之间的新战争。

在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只是你自己没看到或了解到，而不是很少，宗教是社区生活模式的文化体现，文化与宗教在古代是一回事，包括价值观也一样。

类似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也不要太多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切的矛盾本身就是基于土地扩张以及后续生产资源争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生产压力与仇恨并重。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因为地理封闭的原因，社会已经演化出一个固定的内卷化模式来进行稳定最优解，马尔萨斯陷阱每次崩溃都会带来大规模的技术、文献与社会倒退，欧洲因为地理内部分割严重，社会形态一直维持中国较早期的春秋战国时期，阶级身份与地理分割的社区组织完全挂钩，类似的情况中国的春秋战国也一样。

—– 1003.40 —–2020-10-26 01:10:15+08:00:

3.古罗马本身就是从早期氏族城邦社会，慢慢扩大话，过渡到一个新政治权力体系的典型，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字面看到什么就是理解什么， 但论证中国时你基本是空白的，底层历史逻辑也一样空白。

罗马早期是多部族混居，所以形成了王政时代，跟希腊的雅典民主制是有共同之处，都是多部族之间平衡，罗马人和萨宾人是其中的主要构成。

到后来罗马内部融合程度高，开始对外扩张的道路上，需要不断有士兵保证对外有充足武力，前期氏族部落时期主要耕耘的脚下土地仍然充足，到了王政时期末，人口扩大化后开始产生马尔萨斯陷阱效应，有广泛的贫富差距。

于是为了打破内卷化，全世界只要能做到的族群都走了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一个例外的路线，那就是对外扩张并且掠夺资源与土地，吞并弱小的族群，形成了奴隶制。

同时内部贫富差距出现后，原来强大的部落形成了寡头，也即是共和时代的元老院，平民以氏族部落为组织，森都利亚与库利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

然后通过了十二铜表法，通过成文法限制贵族与平民通婚，公民权需要通过服兵役来回去，这样维护了罗马对外扩张的客观需求，也分割了穷人与涌入的非罗马平民，避免分割增速不快的资源，再顺便拿奴隶当炮灰来减少资源竞争。

百人会议需要服兵役就是当时解决人口不足够扩张来突破内卷的一个主要手段，而王政时代的整体与共和时代的整体，只是你自己代入了现代人对王政与共和的观念搞错了。

王政时代只是名义上的王政，共和也一样，本质上就是从早期原始部族竞争上岗，到后面集体寡头制维持稳定，到后面随着资源基本盘足够大，就出现了绝对寡头，然后又延伸一下就变成了帝制。

社会并没有民主，也没有真的共和，王政时代掌权的氏族会通过给予对等的待遇（一定意义的公民身份）来增加人口，共和时期的寡头利益早期稳定，就开始否定非公民的权力，并且在原罗马籍内部也制造阶级分歧，从而削弱平民与非罗马人的权力。

罗马是不断维持在春秋战国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完了当时的进程，地理上没有再变化的可能，就会无限重复以前的事情，因为这是维持社会和这个地理环境下族群生存的最优解，在春秋战国时，中国与欧洲封建和古罗马希腊的城邦制度无异。

同样是贵族竞争上岗，国君不如狗，等级制度形同虚设，氏族文化兴盛，背信弃义的春秋战国就是这种古罗马多邦秩序的崩溃过程，重组起来就是秦制。

在此之前西周也有共和制，这是在一个非常大的面积持续了多年，在地方跟意大利一样的面积，也有很多氏族轮流掌权的现象，只不过问题在于中国这面的历史最早记录的元年，就已经是氏族共和传统管制的末期，更早期的已经没法考证具体年代了，同理因为中国地理问题，在保存和生产文献上，远不如地中海地貌那么具备优势。

布鲁图斯作为贵人派，试图维护过去旧社会的秩序，但随着罗马继续扩大，就无可避免接近帝制与秦制。

要知道，秦制不是一直实行在中国，而是有个逐渐升级的过程，对汉朝影响就很小，一直到唐朝开始才上升，宋明清到巅峰，汉人以任侠闻名，都是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鼎盛的时期，而秦制本质上是在疲民避免地方与有权力的统治阶级对抗。

这一点与布鲁图斯刺杀凯撒，以及贵人派反对扩大公民权，与秦在战国时期改革进行授田是非常像的。

秦制的疲民，就是另一种的罗马与希腊的奴隶制，共和与雅典式民主，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诸多学家，尤其是问答体为主流传下来的一些哲学与政治辩思，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秦在商鞅变法前，本质上就是跟古罗马王政与共和时代一样的一个氏族社会，典型例子是秦国内部分封贵族的土地，各类公顷，都是嬴姓XX氏。

商鞅变法是通过收拢贵族权力，对底层平民授田来扩充军队，古罗马走向寡头帝制，也是三巨头时代后期，贵族寡头政治开始崩溃，巨头用公民权扩充军队，而且不需要依赖贵族团体的基本盘，秦国就是在极端压力下开始政治冒险。

同时期各国都在进行政治改革，但封闭内卷的地理环境里，秦国是最糟糕的，所以也是唯一成功的，与古罗马的改革不同，古罗马是不断扩大的过程里需要更多人力，而新诞生的人力又不依赖于罗马本土，本土的贵族又无法控制边陲，进而形成了罗马之外都是巨头可控的范围。

—– 1003.41 —–2020-10-26 01:36:47+08:00:

4.古代维京所体现的模式，就是大多数社会早期资源相对丰富时产生的一种均衡，而实际上任何群体里，不存在那种所谓的领袖靠个人声望这种事，古代社会任何事情都是靠暴力为主要力量维系权威的。

维京人是长子继承制，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男性家庭成员必须年长后离开家乡，因为北欧没有太多可以耕种的土地，所以对外掠夺是个普遍现象，但很多维京人也选择经商或从军。

北欧并不是没有维京领主，除了官方的海盗行为外，很多你描述的“贵族式个人主义”，本质上只是原始社会里对暴力形成权威服从的表象而已，甚至更多的只是一大群强盗之间近似于氏族生活模式的延续而已。

就跟春秋战国和古罗马希腊，很多贵族作战要自己准备装备，并没有一个集体对个人负责，集体仅仅作为一个象征，而不是无时无刻不紧密联系的组织存在。

类似的结构，在任何早期或相对原始的族群上都有体现，比如倭寇、春秋战国到汉代的任侠。一旦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才会有相互负责的服从关系，一种形式是基于有组织生产行为的掠夺，另一种形式是基于无序掠夺而形成的临时团体。

前者就是亚历山大对外东征，但在军队内部与希腊地区，仍然需要维持一种靠暴力形成的权威，他们的集体是有组织的。

而后者则是临时根据外部环境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并不供给或基于某种生产去维护一个集体化的组织，热爱冒险或自由，只是后世文学艺术加工，维京人仅仅是为了生存，后期随着南方人口增多，贸易开始解决温饱问题，抢劫成本增加后，维京人很快就转型成为商人做中转贸易，同时对其他国家出口产品。

在北欧本土，基于农业与正常有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族群，其社会秩序并没有什么跟其他地区族群有异样的“贵族式个人主义”，因为这类东西在全人类社会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影子，它并不是文化的一种独有性，甚至不是相对普遍，而是绝对普遍。

中国是一直到晋朝开始才以孝治天下，核心原因是因为忠作为政治原则在司马氏弑君的前提下不能作为有效法统与法理道德，并且大家长式的逻辑，是明清开始服从权威不断加强的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作为阶级概念，跟中世纪欧洲的阶级身份一样。

因为中国的地理人口多且内卷强，家族作为农业的基本生产单位，服从家族权威就是服与集体组织联系最紧密，并且个人脱离集体不能生存的一种写证。

在北欧也没有那种不存在的个人主义被延续，而是生产与生存的环境上允许个人脱离集体，或者完全是被迫的。

北欧不像中国一样可以养活很多人口，多一张嘴成年就会被踢出去，生产的单位虽然也是以家族，但规模要小的多，中国的家族往往是以数十人乃至数百人为单位。

还有我想吐槽，你应该了解中国历史吧，你提到的这些一切，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不清楚你拿一模一样的历史，去自己解释两个完全不同的并且是你认为的结论，实际上就是本末倒置，跟之前提到的一样是缺乏底层逻辑的，总不能中国跟欧洲的某个条件一样，发生的事情一样，但却用一样的事情归纳为两种结果，这就显然不合理了。

那么合理的只能是条件的不同，带来的结果的不一致，或者压根不存在一些泾渭分明的所谓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而这些我们看得到的区别分界线，也是可以通过生产关系来解释的。

—– 1003.42 —–2020-10-26 03:03:46+08:00:

5.我好奇的是，我类似的东西之前至少说个十几次以上，但你好像还是没看到一样，我觉得就很奇怪。中国社会的集体化，是基于封闭地理的内卷所导致，集体是长期内卷化下，生产与生存稳定的最优解。

在欧洲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大部分压根没有教育的前提下，个性化社会与教育，或者说个人主义，完全就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是近代的义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达后才开始普及的一种概念，甚至是固定化的另一种“集体”的表达。

比如体育生和书呆子的经典论证，也不过是把中国人集体变成了书呆子集体或体育生集体来置换看而已，也即是说，前面提到的生活环境带来的习惯与文化是明确可以验证的，书呆子和体育生在学校与年轻人里的刻板印象，都是基于他们生活环境所导致个人成长的不同。

如果把这个模式放大到中国人的集体上，就有一模一样的效果了，说白了就是从众心理，羊群效应是普遍存在于全人类社会里，而不是单独某个人，古希腊乱投票，欧洲猎物以及后续的宗教问题，都是一样的集体主义。

中国是有历史惯性，但文化也在快速被生活与生产模式的变化而改变，一百年前中国人会磕头，现代不会看一个人磕头就跟着磕头，这就是生活模式改变的根本，我不大看得到欧洲与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某些从众心理强的话题上，因为文化表现出很独特的地方。

比如说同性恋话题，别说过去，哪怕现在一些保守甚至中立地区，欧美回答问题都会有一些从众心态，原因很简单，他们生活的环境里同性恋不是一个常见的或被主流接纳的，甚至他们自己价值观里可能就不接受。

人们服从一个集体，是因为选择有成本代价，如果资源增加，就会不断克服这种代价，成本越来越低，个人的束缚和选择才会独立。

但也不代表有行为趋同性就一定是个人优先于集体，而是因为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存在最优解的，比如有人来要杀你，你肯定是要跑路或者还击是最优解。

西方贵族阶级与其他阶级没有明显不同，不清楚你说不同有什么不同，西方的农民阶层也一样早婚早育，整个农业社会，无论是奴隶、农民、还是贵族阶级，都是早婚早育，因为整个社会的基调是农业生产，人力是最核心的作业劳动力，对贵族来说早生育也意味着有更多继承人，中国方面早生早育也是一个道理。

因为你不清楚也没搞明白农业社会的生产逻辑，而你默认欧洲的人口是按照比例生产的，好像计划经济一样大家都知道人口的迹象，所以全球人口均速增长。

但事实上，中国如果人口可以承载1万人，而且还是超大范围的平原随意扩张，那么在当地生存的100人，就会为了扩大劳动力，而每年生育80人，甚至更多，因为土地扩张需求大，人口越多嘴越多。

欧洲如果只能承受5000人，并且这些土地被大量的山脉与寒带分割成几千块小地区后，在当地的100人，只会每年生育20人，生育50人他们首先承担不了，其次也没有用，因为没有那么多土地需要扩张。

10年后，假设每年死10人，中国地区人口就会800人，欧洲则是200人，而容纳总人口上限的指标，就是克服环境的技术增长，尤其是生产力进步。

那么根据以上情况，考虑人口损失，均速增长下，中国到内卷崩溃需要约140年，而欧洲到内卷崩溃的极限大概要375年。

同时这里没有考虑到人口增速不是均速增长，而是递进，这个在许多农业国都有人口数据，为了扩张农业需要人力，为了填饱人力的肚子又要扩张土地，然后又需要大量人力的循环。

因为古代人均劳动产出增长是几乎为0的，可能要两三百年才会增长，也即是生产力的上限增长。

假设中国地区人口是每50年人口增长加10人每年，前100年考虑死亡人口就有7500人，125年就会触发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内乱。

【 但中国人的迁移速度很明显是很慢的，因为中国文化有和土地挂钩的倾向。 】 合着你根本没看我打字，我之前明确给你科普过中国地区附近的地理了，正是是因为华北平原的耕地过大过于集中，导致周边地区有地理障碍的，只要不是太远或古代技术无法克服，都已经被华北对外扩散的农业人口给填满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失去多文明碰撞刺激进步的核心原因，附近几个地区不足以承担来自华北平原的族群扩张，而能承担的又太远了，所以在吸收周边地区的族群后，也即是春秋战国结束，中国就进入了当前社会的最优解，也即是秦制的展开和延伸。

除了后期偶尔来自于游牧民族的其他技术与文化输入，没有别的大型文明对中国进行输入，中国是唯一的输出国，直接造成了中国的内卷化。

你说的中国人自行组成军团，这些行为在公元前七百年到四百年的春秋期间就已经展开，最后形成了战国时代，同期地理特殊的地中海一带文明，还停留在古希腊中前期，人口越多越提前完成这一步骤，而人口是依据地理环境才能快速增长的，但中国即便增长完了，也不可能让历史快速进步数千年，附近没有其他文明输入输出技术与农作物，就只能维持本地封闭的内卷模式了。

所以我不清楚你从哪得出中国人对外迁移速度慢，大概公元前一千年到五百年时，现有中国版图的八成基本就被扩张了，耶稣出生前两百年，已经扩张到越南，这都是极限内卷导致的结果，当地也因为这次输出直接形成了早期南越政权对当地的法统。

另外我也不是很理解，你为什么拿中世纪晚期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逻辑来代入晚婚晚育这个概念。

这是一个典型现查没有自己底层逻辑的做法，属于倒因为果， 因为压根没有因为“因”就直接拿“果”当论证，”Hajnal line本身是一个中立发现，但你拿来说就有问题了。比如文化并不是因为是文化，人们就必须传承，而是因为符合人们的利益与生存需要，人们才会形成习惯，然后产生文化，你经常喜欢倒因为果给自己的逻辑找解释。

Hajnal line的形成首先是技术与经济上足够支撑养老金以及妇女工作养活自己，然后才引发了晚婚晚育，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晚婚晚育并不是一个有某个人提倡就可以推广的，而是全社会不由自主同时接受的结果，起源就在于生产力进步，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岗位，尤其是黑死病蔓延后，城市资产阶级兴起，对农村的女性劳动力大增。

因为西欧经济开始起飞，产业的需求量大增，对比同样的中国，几千年仍然是主要以农业为主，手工业技术和各类技术引入都严重缺乏，创造不了社会变革的必需品。 所以不要拿【 这种文化可能和狩猎和天气有关 】这种压根找不到头也解释不了客观现象的主观看法做论断，欧洲雇佣制的兴起，主要是到了中世纪中后期，技术增长带来的产业复杂度提高，并且同时人力被瘟疫抽空，城市资产阶级兴起，这给了金融产业以及妇女劳动极大的空间。

到了当其时的社会，欧洲以及不是纯粹的农业社会，而是经济贸易上涵盖整个地中海到东欧与北欧的超大范围贸易网，实际上欧洲到了黑暗时代，技术也整体上是在增长的，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到七世纪，基本已经从西罗马的衰退里走了出来，威尼斯共和国就是在这期间成立的，由此可以看得出早期中世纪的贸易繁盛程度，给后期经济起飞做了铺垫。

但这个过程要数百年，中国并没有这种外源性的经济与技术输入，地理上过长的距离就阻碍了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可能，哪怕中国也是一夫一妻制，同期妇女地位与权力也并没有中世纪的低，但也无助于社会改革，所以这压根就不是文化的问题，因为同时期在黑暗时代的欧洲，中国女性的权力与社会地位甚至更高。

一直到南宋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才开始下滑，不止是女性地位，实际上中国的专制程度与当代社会的死板印象与集体主义观点，都是来自于靠近现代时间线的一次又一次大型内卷，相反汉朝时中国高度开放，唐朝也保持了，宋朝也一定程度跟上了脚步，但这个时候也开始收缩，本地的生产力到了极限，供养不了更多的人口，开始无限内卷。

另外我前面提到了欧洲在工业化前，或者说生产力足够允许个人脱离权威前，并没有你现在认为的这些东西，整个古代史杀全家是很普遍的事，没法灭全族是因为做不到，因为地理条件造成的天然割据与多民族群居，导致了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习惯仍然存在，所以需要联姻与获得法理宣称。

玫瑰战争时期，大量的故意仇杀，甚至赎金都不要的情况下就为了杀人而杀，都是很普遍的情况，所以不是只有中国有诛九族，而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社会环境你知道明显有不同，不清楚为什么不做客观对比。

中国传统政权是完成了对内既定控制的社会，没有可以逃窜与反抗割据的天然地理优势，而欧洲任何人都因为地理问题难以有效统一或跨区域管理，法国人连勃垦第都搞不定，过了莱茵河人们就说另一种语言，过了阿尔卑斯山又是另外一种，这等于河北到山东是另外一个国家，陕西到四川是另外一个国家，而且之间还有大量的地理障碍。

其他的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文化是不可能独立出现的，你不能解释文化的起源，就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文化必须基于更广泛全面的客观因素，因为文化是社群的社会习惯的一种长期惯性，变成了行为模式，所以不存在你说文化是怎么样，文化就是怎么样来当做原因，而是要追根溯源解释文化本身的存在现象，而不是文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简单。

—– 1003.43 —–2020-10-26 03:22:13+08:00:

6.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当代已经有了的结果给你的切入点，并不是因果关系的实际过程。

实际过程是犹太教本身就是犹太人的社区身份，作为外部流浪漂流的一个主要抱团取暖的标志，就跟华人在外面有唐人街一样，或者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涉及美国黑帮一样，并不是犹太教束缚犹太人，而是犹太人的处境造就了犹太文化，犹太教只是一种当代无神论崛起后对一些文化与组织的概念化统称。

并且当代的犹太教与犹太人身份认同，主要来自于十八到十九世纪的犹太人解放运动，最典型的是哈斯卡运动重塑了犹太教的很多文化概念，确立了犹太人的身份，促成了锡安主义。

我前面很多次提到过，文化是外部生存环境导致的行为习惯的结果，犹太人长期生活和漂流在外，抱团取暖的最好办法，就是标志性的生活方式来形成一个稳定的社区，而流浪的犹太人大多没有办法在进入其他国家后得到当地的土地，所以早期犹太人选择的是变化，而不是死守。

为什么亚伯拉罕诸教作为一神教在全世界都独树一帜，就是因为在组织社区的能力和形式上，犹太人长期被迫害，所以社区的联系非常紧密，通过犹太人的文化衍生的宗教证明了这些社区更有组织性，比多神教的松散非利益关系的社会更有凝聚力，所以才会在欧洲与中东传播开。

严格意义上，欧洲和中东的很多文化，都只是犹太人文化的变种，犹太人的抗压能力强，也在现代给了他们灵活善变的策略，比如对犹太人的定义上。

跟你很多想的不同的，现实是犹太人过去突然到外国，没有地没有田也语言不通，是不可能被随便吸收进入当地文化，相反犹太人作为外来者才是长期被排斥的，而不是因为不愿意融入当地那么简单，犹太人的变化是很大的，中世纪或早期再到启蒙时代后，以及现代的犹太人，可以说是三个概念。

中世纪时期，犹太人有自己的社区组织，基督教则是各国通用的一种模仿和学习犹太人原来组织形式的新版本，双方不共融，没人可以弄一大块地让犹太人免费入住，这就造成了流浪问题，进而威胁领主治权，教会的迫害也随之而来。

犹太教典籍里的苦难文化，本质上就是被迫流浪造成的，所以是犹太人的经历导致了犹太教，而不是犹太教文化导致了犹太人。

7.首先骑士道或骑士精神，是流浪诗人或作家的浪漫主义描述，现实里并不是真的遵守的有多少人，而是基本的道德性原则是不需要讲也有人会做的，并不会存在于骑士精神这一局限单元中，骑士是个阶级，阶级本身是没有一种特定道德情绪的。

在中国有类似的任侠文化，并不存在“古代中国容易把团体的领导做的事情定义为正义”这之前情况，你能这么理解我只能认为是很少了解中国古代史，甚至带有明显要基于缺乏了解的对比。

从春秋战国开始，白起大屠杀，再到秦始皇，在古代的历史口碑都并不好，哪怕到了汉末曹操时，也会被认为杀戮过甚，作为统治者阶级虽然会有好评价，但事实也会被记录或者春秋笔法，并不好说曹操很厉害所以屠城就是对的，相反会有很多记载去证明曹操是错误与有道德瑕疵的进行批评与辩驳。

无论中西方，利益才是基本原则，并且是要符合整个生存环境与族群的利益，才能作为原则被考量到行动里，而不是中国人就会这样，西方人就会这样，这种二极管思维模式。

—– 1003.44 —–2020-10-26 07:31:19+08:00:

7.

首先骑士道或骑士精神，是流浪诗人或作家的浪漫主义描述，现实里并不是真的遵守的有多少人，而是基本的道德性原则是不需要讲也有人会做的，并不会存在于骑士精神这一局限单元中，骑士是个阶级，阶级本身是没有一种特定道德情绪的。

在中国有类似的任侠文化，并不存在“古代中国容易把团体的领导做的事情定义为正义”这之前情况，你能这么理解我只能认为是很少了解中国古代史，甚至带有明显要基于缺乏了解的对比。

从春秋战国开始，白起大屠杀，再到秦始皇，在古代的历史口碑都并不好，哪怕到了汉末曹操时，杀戮过甚，作为统治者阶级虽然会有好评价，但事实也会被记录或者春秋笔法，并不好说曹操很厉害所以屠城就是对的，相反会有很多记载去证明曹操是错误与有道德瑕疵的进行批评与辩驳。

无论中西方，利益才是基本原则，并且是要符合整个生存环境与族群的利益，才能作为原则被考量到行动里，而不是中国人就会这样，西方人就会这样，这种二极管思维模式。

8.

历朝历代都重视文化，只是侧重点不同，宋朝只是其中一个巅峰，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繁，但仍然是文化的一个高潮，并且到唐代迎来了大爆发，宋代也只是五代十国的长期铺垫的结果，而后一切随着内卷化到了极限而结束，也即是明清时代，后续少有的变化。

我很奇怪的是，你说文化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问题是宋元明是个连贯的，而不是临时拼接的，宋元都对鼓励商业，商人地位较高，如果没有任何事实与执行基础，是不可能把一件事逆转到全国性持续数百年而不改变。

因为事实上就是，文化是基于现实生活模式而产生的行为习惯，它拥有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你很清楚，但不愿意触及逻辑核心。

所以不是理论上你发明给明朝周围有强大的大敌人，就不用去说谁是这个“大敌人”，而是你要解释你的底层历史逻辑，是基于什么而搭建的世界观，明朝附近最强的只有日本，再往南就是越南，以及北面的蒙古，这几个无论地理还是文明程度，在交流与效益上都严重不足，意大利到法国和德国只要三四百公里，从中国到附近几个地区，动辄以数千公里为总程，我记得之前回复明确也提到过这点，所以我好奇你看没看。 而且刚好相反.

明朝对欧洲流入的传教士与技术，包括清朝早期，他们的态度都是颇为开放的，并且不是以唯我独尊，而是官方高层兴趣不足，民间没有独立的基础去拓展这种技术的情况下接触。

距离过远导致没有充足的技术和外来人口可以输入足够多的生产力，来帮助明清抗内卷化，陆路往返要好几年的时间，加货物可能要五年，并且一程也就百十来个人，这对于要大规模交流是完全不够的，地理位置还决定了船只的补给范围，因为陆路没有传入相关技术，欧洲商船可以停靠和长期驻扎的港口很少。

因为外来技术输入的越来越困难，而容易输入的基础技术，比如农作物又极大的拉高了人口上限，把马尔萨斯陷阱崩溃的压力加大，所以社会为了维持稳定，统治阶级选择以更高压和集权的方式来约束人口，从而达到一个稳定的最优解。

实际上宋朝的农民起义是远多于明朝的，在后期土地兼并问题已经跟历朝历代一样严重，元朝因为废耕问题，这个内卷极限提早来到了一百多年.

宋朝虽然商业上推高了极限，但有几个其他敌国作为抗内卷化的道具，反而延长了国祚，并且带动了南方的经济，类似例子还有晋朝时期的衣冠南渡，充分反映了哪怕是较低文明程度的其他族群，也可以在近距离带来良好的技术发展。

元朝通过蒙古西征输入到中国的技术与管制模式，带来了新一波技术增长，让生产力有大量富裕，提供了很多文人笔墨，最后诞生了关汉卿、罗贯中这样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元曲以及明代小说，都到了文学上的巅峰。

清朝是外来政权，对满汉矛盾很清楚，所以统治压力最大，对社会压的也最狠，同时他们不具备元朝通过蒙古西征改革自己组织去包容的能力来抗内卷化，他们抗内卷化的最好办法就是高压到极限，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为一切目标，因为他们是少数外来统治者，因此最为敏感。

对外国输入的技术，清朝皇帝是很清楚技术优秀，但并不乐于推广，而是作为帮助统治的有力技术看待，但对外仍然理性保持贸易，指定商船交流。

一直到鸦片战争，欧洲文明的技术总算有能力大规模投送当其时可以作战的兵力到亚洲，才打破了清朝原来的管制模式，开始寻求西化转型，如果中国在欧洲旁边，就不需要等到清朝，而是宋朝就已经开始能接纳文艺复兴的思潮了。

离得越远越难传播和交流，这是物质限制，是无解的地理问题。

日本在战国时期比中国地区还要落后，他们是资源贫瘠的国家，但在古代缺算是富铁国，对中国主要出口银矿与铁矿，距离上并不能作为一个同量级的文明进行对抗，并且日本最后也选择了高度封闭，比清朝和明朝还要封闭。

更加不能得出因为中国一直和日本通商，就突然“所以”了的结论，中国的航海技术有一度领先的优势，但并没有持久，因为缺乏对外贸易的动力，中国本地的社会千篇一律，地理上的产出也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

因为中国一直是对外出口，造成对国外的贸易逆差，光出口但本国生活水平低下，用不上也不会用来自欧洲的工业产品，最终刺激英国商船冒险，最终引发动武。

一句毫无根据的因为观念的约束和文化，这是说不过去的，封闭性政策的逻辑是什么？

逻辑就是海上贸易，因为外部对中国的贸易需求量大，而中国无法与国外直接交易，所以只能靠商船转口输出，宋朝开始进行海禁试图将运营权专营化，然后元明清持续沿用，这跟闭关锁国是两回事，实际上从宋到清并没有闭关锁国，只是试图控制航海贸易。

如果类似的情况在欧洲，显然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因为英国和西班牙会互相竞争，地中海内又会剧烈竞争，英国人在海洋上的胜出，也没有能力妨碍其他国家对附近地理的拓展，相反竞争还带来的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达，最终引发美国独立。

中国无时无刻不需要这种竞争，可天然环境里没有这种竞争，北方戈壁荒漠，西方青藏高原与荒漠，东方一片大海，日本闭关锁国或大多数时候极穷，压根没有竞争的价值，南方也是一片大海或文明程度太低的，东南西北距离还是文明程度都无法构成抗内卷化的竞争效果。

如果中国有一个可以竞争或者多个竞争的对手在中国境内，朝廷不能吞并对方，那么其他有能力的人就会跳到那去出海，朝廷只能开放海禁来吸引人才加强自己竞争力，而不是安逸等待内卷。

明朝实际上后期已经开始松绑海禁，包括宋元清都有这个趋势，一开始颇松，然后突然收紧，跟着随着时间慢慢放开，很大程度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敏感性作怪，但这并不是一种文化，更不是文化作用，而是地理环境带来的大量选择中的最优解。

所以你没有一个辩证整体的过程，就会显得莫名其妙。

人不是奔着自杀去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是基于技术的进步，而不是有一颗冒险的心就去按照你说的“容易死掉”，没有任何人是奔着去死到外面探索，相反技术的进步是人力与时间，甚至拿人命一点点换来的。

我前面就提到欧洲有一种技术，中国到后期才有，并且欧洲的对外探索是源于香料贸易，尤其是对印度的追求，意外发现了其他地理面貌，香料贸易是基于欧洲城市资产阶级的诞生，进一步变得狂热起来。

但中国只有农民阶级为主的农业社会，手工业与商人非常不发达，一个极为庞大的主体政权控制了大量的资源，并且以不惜一切的代价去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这些都是很早很早已经就注定了的事，中国附近没有可以推动竞争的大量对等体量文明，过密化的耕地与人口，让其他地区哪怕有点地理可以割据也最终敌不过资源差异而被统一。

这种落后的社会结构，让宗教的社区形态一直极为落后，变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生活习惯，非常勉强的在农业社会里生存，看清末照片的民间状况就知道，生产力更差的明和以前，只会更糟糕，别谈什么消费香料了。

所以本身地理大发现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载体以及提供消费需求的群体就不足够，中国本地的香料较好，而航海技术不足够支撑私人广泛探索，本地也没有需求，宗教上因为地理封闭的原因极度落后，没有进一步演化，自然不可能有传教士。

就算我什么不说，你也应该很清楚西伯利亚哪怕到今天都不是什么好地方，俄罗斯的核心靠近欧洲，虽然一直在欧洲列强里算不上最突出的，但也能快速得到核心技术，然后用于指明西伯利亚，中国并没有这种技术和能力在明清时代就官方组织部队跨越几千公里山脉和寒冬在当地殖民。

哪怕在现代，也没什么人愿意去，政府也没法完全开拓，怎么能指望还在用石头镐子的农业社会翻几百座山顶着零下四十度的温度活一个冬天呢，要知道开发大运河还有十万军队深入漠北都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

北极圈的殖民，最起码也要有对等的技术才能成功，而技术首先因为地理缘故起源于欧洲，中国是被输入者，俄罗斯更靠近欧洲，就先拿到技术了，这是没办法的先来后到问题。

而你也应该很清楚澳洲是温暖的地带，没有绝对不可控的剧烈严寒这种问题，是个受苦的地方，但生存建立殖民地是完全可能的，而即便如此英国也是靠他们先进的技术，中国最多把人流放到宁古塔或越南边境。

也正是因为朝鲜的地又烂又冷还破，所以连殖民的价值都没有，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会选择自己能力范围内最省时省力的办法去执行。

9.

奴隶也是个个进化过程的，这必须要看技术对奴隶的利用效率，在更早期的社会，奴隶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没有可以让他们干的事情，也没有多余人力看管，势力范围很小，控制不住奴隶的活动。

所以早期抓到人，都是拿来吃，后来文明慢慢进步，就不再吃，而是改为献祭，商朝和中美洲的文明就处于这个阶段，更早期的则是原始部落。

而后随着科技进一步进步，生产力提高，产业越来越多，势力范围扩大，过程中抓到很多弱小部族的人变成奴隶，就让他们去做最糟糕的工作，当成消耗品。

毕竟商朝时期，献祭活人很可能跟中美洲一样，是人口过剩后一种内部秩序自发无意识消耗人口的行为，从而缓解口粮危机。

到了美国的奴隶制，奴隶已经变成奴工，而不是纯粹的奴隶，相反还被当做重要的资产与人力资源，然后生产力进一步拉高，奴隶制就彻底没有意义了。

中国的古代的农奴里，刘裕就是农奴出身做到了皇帝，灭蜀的邓艾也是农奴出身，个人选择哪怕对农奴而言，也是存在的，而且多于欧洲。

欧洲的农奴是以领主封邑为单位，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很难独自生存，中国的农奴则是以流民形式被门阀隐藏起来，这就造成了门阀跟官府的剥削，只看哪个更重，比如汉末到晋朝，很多农民宁愿选择卖身到地方豪强旗下，也不愿意给官府当自耕农。

因为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所以中国的土地流转是非常大的，但这代价也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死亡与阶级秩序洗牌，对正常人生活是极为不利的。

欧美贩卖奴隶的庄园经济，跟南北朝的庄园经济都是一模一样的，贩卖人口是很普遍的，有句话叫“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奴婢有男女，但大多不算人，很多时候打死都无所谓，但到了后期宋元明清，开始出现雇佣制的改革，对奴婢也有一定保护，只不过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没有改变。

全人类的社会，绝大部分地方都是可以找到共通点的，这是最优解带来的趋同演化，中国也直接从农业社会跳到了工业社会，没有发现工业技术的过程，原因很简单，某些事情是有后发状态的，不需要抹黑走一次，或者社会结构无法维持类似的情况。

10.

因为欧洲不是复兴，也自然没有靠来自古希腊的经典，虽然东罗马的文献库对欧洲重新认识技术有很大推动与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欧洲自我解放了生产力与组织形式，技术与生产力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爬坡过程，就跟石器时代多少万年，然后青铜到铁器时代多少千百年，一点点技术加速一样。

欧洲在蛮族入侵后开始变成多族混居，还有蛮族罗马化的问题，很多人直接理解成了罗马的灭亡是黑暗时代，可实际上黑暗时代除了经历短暂的政治与军事冲突，总体上社会的生产力却是在提高的，因为开垦了法国的土地，然后扩散到了英国，再晚一些又到了德国地区，这里也可以看到工业时代和现代明显的崛起顺序。

阿拉伯是在中世纪层一度因为贸易交流可以跟欧洲文明媲美，但骨子里还是比不上，中东各国当时首先地理上新月沃土和埃及都不再跟古典时代一样可以维持大量的耕种与人口，附近有缺乏可以竞争的对手，当初有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竞争的主力，最后取得了胜利并且在黑海一带变成了霸主。

但是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他们首先没法继续扩张，然后就很快遇到了来自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后生产力提升的碾压，举个例子就是奥斯曼到十六世纪完全打不动东欧，就是因为棱堡在东欧出现，彻底断绝了奥斯曼继续扩张的可能性.

剩下的海军也不如地中海的欧洲国家，北上进攻俄罗斯也遭到击败，双方地理又较远，无法产生有效的摩擦竞争，另一方面来自美洲的大量资源开始进入欧洲，经济上奥斯曼转为依赖欧洲，成为进口逆差国，埃及则是古希腊时代已经开始不行了，土地酸化盐化，无法跟古埃及一样供给大量人口建立庞大的国家了。

而欧洲又在文艺复兴结束后到启蒙时代展开了政府体系改革，欧洲内部的三十年战争打得日耳曼邦国几乎一半人口死亡，这种程度的剧烈竞争都给后续该地区的国家崛起提供了动力.

奥斯曼的地理已经被堵死，北上碰俄罗斯没能力，进攻东欧打不下来，南下是沙漠，西行也是沙漠，出海就是地中海被人堵死，意大利海军对他们有威胁，到直布陀罗还有西班牙把守，公海则是英国人。

所以奥斯曼很晚才完成君主制的改革，并且到现在还在处于一个威权寡头、宗教和现代城市资产阶级的拉锯状态。

欧洲能宗教改革，很大程度是因为城市资产阶级的崛起，富裕后民众生活模式改变，教会的权力被削弱，开始寻求保守化，然后改革悠然而至，代表稳定社会最优解的一方胜利。

11.

原始泛灵教→多神教→一神教→现代宗教观

印度和中国基本都直接跳过了一神教。我们要知道，宗教是生活模式，一神教本身在欧美已经开始衰退，因为越来越多人选择了现代生活，宗教的生活模式与社区岌岌可危，人们不再去教堂礼拜，弥撒也越来越少，这都是现代经济发展冲淡了过往的生活模式。

基督教之所以能快速推广开，就是因为它的思想观念是符合大众社会需求并且能结成紧密社区，还有一套故事典籍方便快速传播，尤其是原罪论，它给人类社会提供的一种目标感，这也是文化的一个重心，农民们并没有任何的方向，原罪论提供的救赎就是社会凝聚力，就跟美国尊重宪法一样，区别是古代社会非常枯燥，现代人生活自己找意义，古代则是权威提供意义。

中世纪的骑士阶级的诞生晚于基督教的传播，罗马帝国时期接受基督教则是因为基督教本身已经广泛传播，同时社区组织与结构揭穿了罗马的旧有多神教体系，我没记错前面有详细提到过。

在中世纪普遍是长子继承制，次子或其他子女如果争夺继承权，或者需要有个出路，都会被送去出家，因为早期中世纪寺院是个知识与技术的教学场所。

日本也是次子不作为接班人的话，会被要求出家来避免继承权争议，长子继承制是个普遍的情况，部分时候会有嫡长子继承制。

诞生思想和群体可以稳定的维持运作是两回事，春秋战国时孔孟老子的观点，基本囊括了大部分现代也适用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但并没有广泛应用的基础，因为社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就跟古代的生产力低一样，氏族之间也知道搞公民大会进行制衡，但实际执行下来，只是寡头制度的翻版，并且最后会走向绝对寡头到帝制，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结果，人的思想可以很超前也可以落后，但超前是无法让现实跟着一起变的。

类似的清修苦行全球都有，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也算，印度教本身也有苦行僧，基督教在近现代还有穿刺手掌钉十字架和用皮鞭抽打自己体验痛苦来寻求某种精神意义的人。

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野蛮和文明，都只是反映了当其时时代社区对生存压力的反应，伊斯兰的文明或宽容实际上就跟睡前故事一样，在中东是有大量屠杀记录，并且会强制收取赎金，交不出就卖成奴隶或杀掉，十字架东征就进行了报复行为，伊斯兰大征服对北非沿岸的文明有很大打击，伊比利亚半岛的斗争相比之下都不算什么了。

相对来说，基督教到没有想象的那么残忍，现代很多人容易矫枉过正，比如典型但就是基督教黑暗，伊斯兰文明，这是不切实际的，双方都有文明和黑暗的地方，但整体上基督教是占优势，伊斯兰更落后，奥斯曼对基督徒臣民抽血税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各种不公平的法庭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经济增长拉开差距后，教会越来越开明，还资助大学学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斯兰教其实是原汁原味的伊斯兰教一定程度上改革后的产物，但力度远比不上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本身都是为了生存而形成的一种社区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是政教军合一，是有很大统治方向与阶级利益存在的，这就造成了天然改革的阻力。

因为非洲南亚和美洲他们本身的地理条件就非常非常差，地球上没有哪里的原生文明环境比得上地中海和两河流域，美洲文明却马，并且没有发明工作用轮子，所以打的再狠，科技已经被锁死了。

非洲则是日照时间太长，缺乏稳定气候，不是大暴雨就是干旱，并且没有可以驯化的动物，斑马是不能驯化的，野生动物太多，稀树草原不能刀耕火种，本身开垦吃力，种植收益低，人口就很难提高，就更难开垦，最后恶性循环。

南亚跟中国一个道理，印度唯一能交流到的就是中国和阿拉伯，距离跟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人类的很多关键技术，现在资料显示往往不是大家一起发明，而是找到原理的人很多，但只有某个地方发明了，然后通过贸易传播开，技术才真正确定。

光是打仗不行，一个文明与族群要涵盖附近地理以及地理附带的物种和经验，多个这个优势文明竞争与交流，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中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竹子与其他书写差别非常大，现在你看到的诸子百家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而且还主要是靠传抄，有大量的中途修改，文字与早期出土的原意不同。12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已经成熟，但每次大规模内卷的淘汰都会造成严重的文献流失。

我强调的是中国的地理环境保存讯息不易，竹子的成本不是材料成本，而是书写成本，早期是刻字，后来书写工具方便了变成写。

但这样潮湿与大量地下水的中国地理，就很容易导致文献不易保持，埃及莎草纸在干旱情况下，可以保持非常久，这就是为什么古早时期，古埃及文献多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现在看到的诸子百家只是仅存的那么一点，孔孟很多著作与内容都遗失了，就是因为信息保存非常困难，刻竹简一副几千字，可能要几年时间，这种环境下，信息很难有效传播。

古罗马还是古希腊的公民议会，都是氏族为单位的，你一直存在一个盲区，认为古罗马的平民参政真的是平民本身，但实际情况是平民有个人身份，但氏族政治长期存在于古罗马的行政和立法之中，甚至早期分配议员席位要固定给萨宾人一百名。

后期罗马的自由民概念，扩大化是因为土地扩张需要军队，原来既得利益的公民和贵族阶层已经不愿意继续自己参与，就将公民权作为一种回报，扩张过程里新的人口加入，就有奴隶和自由民的分别，严格来说自由民是对应奴隶产生的。

对罗马来说，许多部落自由民非公民也非奴隶，但仍然可以作为劳动力产出，这群人其实就只是其他部落没被完全接纳的异族而已，后来人口太多公民席位太少，自由民概念就扩大了，本身在罗马自由民并不会团结一致，因为行政上没有他们能团结一致的地方。

更多的是A部落的自由民，B部落的自由民，C文化的自由民，D身份出身的自由民，自由民也是普遍持有奴隶的，对自由民的法律也被叫做“万民法”，跟公民法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觉得你没搞明白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权与相关权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由此才会产生一系列的错误认知，我前面已经详细说了。

哪怕在古罗马，对公民来说强调的也是权力，而不是权利，对公民法不是道德上原则性的，而是双向的法律强制性的。在古雅典不投票会被问罪，这不是可以被放弃或者一种相对责任，而是绝对的。

同时公民权力极大，本质上公民就是贵族，有大量的豁免权与优先权，绝大部分是拉丁公民权，也就是普通平民。

我很惊讶你对中国好像是完全没了解一样，你到底是不是生活在中国或者中国人？民为天下一句就是民以食为天，已经很明确的指出方向与定义，吃饱肚子就是成功。

政府的成立，是基于每个人交付了他的天然权力，形成了公权力后以公权力执行集体意志，古罗马是氏族平衡的结果，罗马公民权很长一段时间被严格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并且有极大的财产加成，从而确保元老院的优势。

因为他们那种地理环境可以维持这种制度，但后来随着罗马扩大到外部边疆有足够空间容纳其他巨头后就失效，彻底倒向了绝对寡头制。

也就是说授权是基于氏族平衡，而不是民众权力真的问责监督，当然后来平民跟贵族恶斗了数百年，平民权力才有所改善，但也是建立于氏族政治基础上。

中国不能维持这种模式的原因很简单，高度的内卷化，已经发展完的土地无法养活更多人口，吃饱肚子就是一切，并且这个主旨也是农业时代大多数人的目标。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保证粮食供应与稳定，阻止马尔萨斯陷阱的到来，因为附近已经没有地区可扩张或有效开垦了，而罗马的氏族政治加上不断对外开垦的新疆域，都可以有效缓冲马尔萨斯陷阱。罗马第一次经历内卷危机后，就自然解体成东西罗马，第二次就是西罗马垮台。

权利与权力本身就容易产生歧义，但实际上公权力概念是明确的，而不是被抓着不放的那个权力。

整个古希腊和罗马，都是普遍氏族部落政治，北欧的家庭规模比南欧小，是基于物质条件差，并且西欧晚婚晚育是中世纪末期年龄曲线才开始上升，这里距离基督教传播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千年了。

一直到中黑死病前，欧洲的农业社会大家庭模式还是很普遍，后期随着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价格增长，传统大家庭模式无法维持。

而以上这些时间差是很大的，并且是基于生产力已经进步的前提，并不是这些社会天然就有文化或者习惯去晚婚晚育，家族的原子化是至少十三世纪后的事，原因前面也提到了。

是因为城市资产阶级兴起，金融经济产业发达，有很多人能领养老金，女性可以找到全职工作，但主要局限在进城的人或城市人口，农民仍然很依赖传统家庭模式，这个看十八到九世纪的文学作品其实体现的很明显。

—– 1003.45 —–2020-10-26 08:05:01+08:00:

12.

那就巧了，这方面我算懂行的，我来给你说：

索尼的产品是目前主机VR的产品，并且出货量是最大的，性能是垫底的，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定位和捕捉手柄，所以一般评测VR都不会考虑这款设备，并且出货量更大的设备也有，但因为性能更差一般都不在考虑。

其他VR的出货量到现在都没有准确数字，所以这里给的数字也是存疑的，也就是说要么猜的可靠些，要么猜的完全不可靠，数字精准就约等于没有，官方都没有全局数字这些比例哪来的可想而知。

当代VR技术起源就两个源头，主要源头来自于valve，次要源头来自于oculus，前者制定了面板规格与定位标准，后者优化了这些并且也有了自己的定位系统，不过valve的说法是来自于他们放弃了的早期原型设备，facebook就是扎克伯格测试了valve的设备后才马上选择收购了oculus并且对valve进行挖墙脚。

在核心技术上，不是什么大公司都可以做，这个市场不可能靠倾销，因为产品体验需求差异太大，用户彼此可以完全不重叠，VR的一个非常大的用途就是游戏使用，苹果基本在这方面浅尝即止，并且之前的VR和AR设备也传闻是跟valve合作开发。

目前市面上有自己光学、音频与定位和系统技术的，只有valve跟oculus，oculus因为facebook的原因想走低价的低性能设备快速推销，但哪怕这个低性能设备，也是目前索尼等公司完全跟不上的，他们有一个手柄专利，就是模仿valve的手柄，细节操作是怎么样的就等之后实体出来。

而索尼VR如果不是PCVR，就必然是基于PS5的主机VR，那么性能和可利用的硬件规格基本上就被锁死了。

HTC有名头，是因为valve不做硬件，oculus离开后他们选择与HTC合作，HTC没有核心技术，VIVE的技术绝大部分来自于valve，现在valve自己做硬件推出了自己的设备，HTC自己搞了一个产品表现就非常差，而且还不能脱离valve提供的光学与定制面板。

Valve厉害是因为他们的公司结构并且不缺钱，大概近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投入研发，也不试图很早就让VR设备与产品盈利。

微软、HP和valve近期合作推出一款新VR设备，光学、耳机、设计技术都直接用valve的产品，只有定位技术是微软的，HP则负责提供硬件与组装销售承担商业风险与利润。

还有你到底玩不玩游戏，steam没有任何垄断，valve也不是因为steam才能在市场上有高占比，相反他们自己的设备几乎没有任何商业宣传，就是靠玩家口碑带起来的。

Oculus已经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游戏好几年了，他们的oculusVRhome也是目前做的最好的一个，玩游戏是没问题的，我不清楚你说苦于没有是苦于什么。

其实不谈多久以前（比较老），主要是专利的发布，只是专利的申请，不代表是技术的表现，事实上就是索尼微软还是LG这些企业，都没有自己核心产品，VR需要的是定位系统，市面上定位系统就两个方向，一个是内向外，一个是外向内，内向外是VALVE认为不能满足性能需要而抛弃了的，所以他们采用的是外向内的红外激光定位。

至于索尼什么的，他们确实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对比顶尖VR厂商，但对比HTC可能有一定存量优势未发，HTC的产品线是已经铺满了，几乎没有技术库存压箱底），LG连畸变问题都无法解决。

现在这种定位技术已经开始推广在其他领域了：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916/36359640.html

https://scholarworks.umass.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735&context=masters_theses_2

https://www.roadtovr.com/wandelbot-tracepen-steamvr-tracking-series-b-investment-30m/

现阶段也不存在更精准或者更好的设备了，已经到了亚毫米级民用设备里最接近工业设备的：

https://www.roadtovr.com/htc-vive-cosmos-accuracy-test-controller/

大公司或许能带来资本，但实际上也只是技术整合，因为星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快，产业的覆盖密度越来越高，如果公司什么都照单全收，那本质上就是在做垄断企业，而且公司只会更臃肿，大企业如果能无限垄断，事实上早就发生，但你想的这个情况与事实多个可能性都不符合。

大公司正因为有钱，才跟要确保赚钱来的稳定，而不是没事扔钱进去打水漂，谷歌在各个产业上打水漂的上百亿，然后换来的工作室关闭，实际上风投能成功的例子很少，哪怕作为不盈利的前沿科技，也对股价有很大压力，更重要的是大公司有股东问责，不是想做就做的。

发展和改良恰巧是大公司缺乏的，过度商业化或者赚钱利润达不到股价，很多过扩的公司都陷入了为了让股价更高吸引更多投资，而不断进行收购然后增加体重，最终出现管理失效的例子，这类企业太多太多，甚至微软这样的企业每几年就要内部洗一次来确保运作效率。

大公司当然可能会通过量身定做的产品占据一定市场，但不代表中小型公司没生存或优势空间，类似的话我之前就说了，讨论事情要基于现实，现实就是不会按照你说的方向绝对的一边倒，因为那样本身就不符合资本运作的规则。

13.

这种思想不是文化，文化是一种基于族群生活环境的行为习惯的惯性，一个人喜欢怎么吃东西那可能是文化，一个人会怎么样思考，这不是文化的解释就能简单覆盖的，你从头到尾其实没法自己解释或逻辑自洽什么是“文化”，不能摆一个空洞洞的东西不排班的让我帮你排版。

每一代人的思想是基于前一代人思想成果，这是跨越文化族群的，这是一种经验，经验并不存在于某种文化里，了解古希腊文化，不代表古希腊的文化就是从经验里总结的对未来的答案，甚至很多时候不是通过对前代思考得到的，而是对当下社会的理解进行预演和推算。

什么叫是前朝文化？人类思想的总结是经验，已经已然发生的也必然是应然发生的，发生的了的就是注定的，这是经验总结的结果，而不是文化带来的，生下来的孩子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但不会生下来就通过文化习惯得到经验。

否则人人都不用学习，只是文化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约定俗成的那部分，在很多方面体现在人的生活里而已，比如上课翻开高数不是在学习发现某个公式作者的国家文化，而是学习他们超越文化的经验总结。

文化总有不共融，恰巧经验是可以互通共融的，我们不断根据经验证伪证实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螺旋上升阶梯，而实测就是最好的例子，

没有马克思也会有牛克思，因为一些理论被提出已经是社会现象在演变后，哲学家与科学家对各类经验总结推断的成功边缘了，马克思也不是独立提出，而是根据其他人的经验，进行综合过后的理论，观念的提出往往是要有别于过往的，比如某个定律，如果没有科学家A，也会有科学家B。

但进度可能会延迟几年或者二三十年，但终归要来的还是会来，因为历史前进有必然趋势，并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与其说给夺权者提供理论，倒不如说是威权主义在被扫入垃圾桶前试图跟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做最后一次对接来苟延残喘，纳粹失败了马上就被扫入历史垃圾桶，更温和的列宁式政党也躲不开。

你对科学的理解是不是太随机了？掌握某种技术可能是有趋同但只有一个成功掌握，这是因为技术的试错一旦到头，不再需要试错，其他方向都会停止。科学不会因为某个人发现，所以其他人就停下。

很多实验几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或哲学家都提出与做过，只不过大部分名不经传，因为与技术不同，技术的扩散是可以明确使用，实验和理论无论谁重复或提出， 最终经验已经扩散出去，源头就不是焦点了。

后代会进行实际试错，前人也不会只有一个，人类社会不是线性相关，一个后人之前可能有数千个前人，得出了一样的结果，其中一个最出名或最突出的成为了代表，每种观点都要基于事实测试，随着社会根据客观规律进步，某些观点就会被纠正放弃错误的地方，进而正确的地方被修正保留。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被广泛宣传，更多是因为帝制时代结束后，威权主义者没法披着皇帝的面纱，但又有了一套能提供大量凝聚力的价值观，就无可避免造成了威权披着共产主义面纱，明为试错，实际上只是正常历史进程的结果。

马克思不具备更长远的观测工具，也不是后人对他的观点理解错误，而是没有足够生产力时代里，有的只会是从农业时代过渡来的威权主义者。

犹太教的先知有很多人选，耶稣只是恰巧那个而已，在基督教之前，犹太教已经有很多变种，而耶稣本人的死跟基督教的成功也关系不大，罗马帝国接纳了基督教的社区模式才是关键，而基督教的社区模式来自于犹太教，犹太教的紧密联系则来自于被长期排斥在外的流浪生活。

宗教典籍是他们的民族历史，圣经里很多故事可以找到原型，这也是为什么伊斯兰的穆罕穆德可以宣称自己是先知并且能让伊斯兰及的影响力扩大到如此范围。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本质是一个宗教的变种，如果是伊斯兰教在欧洲传播，也只会变成一样的情况，被地理约束的生产力解放后，城市资产阶级崛起，开始要求教权改革，最终促成了社会变化。

人类历史上目前除非是完全或高度封闭的，否则还没有原地转圈的情况，地球作为无法突破的摇篮，到可能第一次遇到。

但总的来说，根据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1004: 浙江大学：给予2016级本科学生努某某开除学籍处分, submitted on 2020-08-01 00:01:24+08:00.

—– 1004.1 —–2020-08-01 03:53:42+08:00:

国内大学没有学术自主或行政自主，管理大学思想路线和内部方针的，主要是党委，大学校长对学术路线可能有一些（或完全没有）的话语权，但基本上维持了外行指挥内行。

名义上国内学生学籍与处分事宜权在校长，但懂的都懂。

1005: 共軍攻打上海半年前，市民壅擠當地銀行搶買黃金, submitted on 2020-08-01 06:06:39+08:00.

—– 1005.1 —–2020-08-01 10:16:35+08:00:

国民党是南方两广与江浙地区为基础，战争期间财政来源基本都被破坏殆尽，没能力维持长期战争和有效管制，就只能抓壮丁，靠无限压榨来以极低效率获取人力资源。

内战时后面几个军事错误把精锐拼光了，就彻底输了，中共的财政优势完爆碾压了国民党，直接绕过中间阶层对农民征税，是战争取胜的主要原因。

如果国民党是一个川渝陕甘地区出身的军事集团，盆地腹地都没有遭到日寇侵华严重破坏，能有效调动资源，共产党很大几率会战败，或者被迫划江而治。

蒋介石北伐扩张过快，导致很多人是以打逼降，甚至靠谈判等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很像丰臣秀吉，到最后都是没时间消化各大派系，导致吏治崩溃，民间民不聊生，又遇到战争和各类不可抗力，同期共产党军队治下的脚夫，酬金与伙食都是外面同行的数倍，甚至可以供应白面与大量肉食，运输、财政、补给与后勤能力完爆国民党。

1006: 改革开放：胡耀邦与赵紫阳, submitted on 2020-08-02 20:09:45+08:00.

—– 1006.1 —–2020-08-03 03:14:19+08:00:

干部终身制问题最早是严家其在胡耀邦主持的会议上提出的，邓小平只是肯定，大部分人还没确切的看法，胡耀邦资格在党内虽然不比元老，但一点都不低，带头推行真理大辩论，是拿下华国锋的主要推力。

而最后干部终身制的废除，也一直是胡耀邦在落实，邓小平自己在中顾委反而因为这个问题跟胡耀邦出现了关系裂痕。

也压根没有带头去搞，因为邓小平自己是抓实权一直抓到死，交出军委主席后还在干预朝政。

我就好奇了，胡耀邦负责带头执行和推动的政治改革，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邓小平的功劳。

党内老人威权主义严重，虽然需要他们点头，邓也的确支持首肯，但胡耀邦从头到尾都是负责执行和落实到每个细节的人，从基层到高层，胡耀邦为了解决干部领导人的问题，一直在用心用力培育第三梯队，重塑政府现代化的工作。

而且胡耀邦的性格出了名的硬骨头急脾气，被保守派批评为喜欢得罪人的愣头青，怎么就太软了老好人？

胡耀邦的性格缺点就是急躁有冒进的倾向，但也懂得自己反省改正，党内就是因为他搞政治改革得罪了太多人，跟元老出分歧最后才下台。

真要是老好人谁会带头跟名义的党中央对着干，争论真理的标准？

当年邓支持严家其的的干部终身制问题，是为了有一根棍子更好的敲打华国锋，到最后提出解决干部终身制的严家其自己成了邓的眼中钉被迫流亡，而负责推广和执行的胡耀邦还因为权力问题被邓政变下台。

看看邓说的啥：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

结果呢？中顾委不就是家长制的体现么？

再看看邓小平后来什么反应：

严家其说，“胡耀邦很单纯，他单纯到了邓小平说了，我要退下来了，胡耀邦也说，他也要退下来，他就公开讲了，而且他居然同陆铿讲了。”

严家其说，他对陆铿很熟，当时胡耀邦办公室，叫陆铿「能不能（邓小平退休）这句话不要讲，不要公开发表。陆铿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稿件已经印好了，不能不发表。而且不仅发表了，英文版也出来了。

他说，邓小平看到了这个文字之后非常生气，「可以说生气极了，就决定要拿掉胡耀邦，下决心拿掉，而且他感到损害了他。」

然后邓小平说啥：“ 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以及，“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

另外完全废除干部领导终身制这件事压根没有发生过，根本没有一个明确决议，有的只是不成文的规则和政治惯性，党和军委主席从来没明文说过不许无限期连任，废除终身制不过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实际上谁都可以打翻，邓小平自己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要欠账的”

胡耀邦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不是以和稀泥为主的一个政治人物，魏京生本来要判死，后来还给送到恶劣环境里要往死整，他顶着邓小平的命令给了一条活路，朱德的孙子犯事被胡耀邦给办了，要真是和稀泥也不会说自己跟邓小平都退的这种话。

—– 1006.2 —–2020-08-03 03:53:07+08:00:

计划经济最早被废除，就是从赵紫阳和万里搞地方工作经验开始，他们两个就是因为地方经济没按计划经济的路线，搞的有声有色，才得以晋升中央。

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废除农业集体制，这都是在赵紫阳和万里治理下广泛推行与实施的，人民公社转型成为乡政府，最早就是赵紫阳开始推行的试点计划，而且还比万里要早几年。

党内当时以华国锋为首坚持毛时代制度的力量，之所以被扳倒，一个是因为胡耀邦带头搞党内中基层的舆论攻势，另一个就是党内改革旧制的人能从赵紫阳万里那拿出有结果的实证，证明新制度可以更有效的生产，而倒华的陈云为首等人，也一直在寻求积极改革。

甚至华国锋本人也是改革者，只不过他坚持以毛的路线为原则来改革，这就跟左派的陈云改革有矛盾，邓在复出过程里本身就是被动的，陈云一个人拿不掉华国锋，需要一个帮手，邓小平的资历与嫡系影响力都很大，自然而然会顺应时势上位，而叶剑英也不再坚决支持华国锋。

改革是当时党内高层的一致观点，至于怎么改，开放不开放，谁来管事才是政斗矛盾的核心。

因为四川安徽两地的包干制度有成效，改革有成果，不再跟着计划经济那套做事，后来才扩大到全国，然后香港商人带资本北上投奔，确立了招商引资，让左派改革以陈云等为首的闭嘴，最后才彻底敲定了邓小平的党内地位。

78年赵紫阳和万里就在四川安徽搞承包责任制，77年早期邓小平还没复出时，赵紫阳就默许四川私下可以搞包产到户了，到78年末，邓小平才获得全部权力。

而且邓小平的改革是怎么改革的？三大主力，政治和政府改革靠胡耀邦和他的团队与经验。

改革的经验呢？靠的是赵紫阳和万里在地方上实践的制度扩大到全国。

开放呢？则是邓小平退居幕后，赵紫阳负责制定和执行，偶尔邓小平提出自己观点。

打一开始，邓有的就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荣誉，而没有执行和设计之实。

中国改革开放，一是废除计划经济，一个是落实市场化，然后设计新制度，这三项都是赵紫阳全权负责的。

—– 1006.3 —–2020-08-03 03:54:32+08:00:

六四的重要原因是政治分歧，而不是经济问题，价格闯关是邓小平的决定，而且当时也没引起什么问题，物价飞涨是计划经济闯关到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几年后李鹏时期的第二次闯关延续了赵给的框架，又有谁把功劳放在他头上？

说白了，很多人压根就自己没了解实际情况，胡乱扣责任的帽子。

—– 1006.4 —–2020-08-03 04:02:23+08:00:

价格闯关是邓小平的决定拍板，而价格闯关的经济影响，是决定价格闯关时就必然的，之所以决定较早闯关，是因为老人们希望趁着自己在时威望高，可以把不稳定的因素压下去，避免有人火中取栗。

六四的问题是政治分歧，不是经济问题，中国也不止一次价格闯关。

天安门事件的起因是党内就政治路线的矛盾公开化，政变逼胡耀邦下台，而后反自由化扩大，民众借胡耀邦的死表达不满。

李先念等人还反对包产到户，一直强调要加强做大国企，让国企成为主流。

但实际上价格闯关有负面影响，就是因为长期党内左派干预，不让下大力度解决国企的落后产能导致的。

赵紫阳替邓小平揽黑锅，又没否认自己不足，算对得起老上司了。

—– 1006.5 —–2020-08-03 04:56:16+08:00:

习仲勋反对六四屠杀的确缺乏可靠来源，高新对这两点都做过考证，前者基本无疑，但习仲勋力挺胡耀邦基本没跑。

但习仲勋力挺胡耀邦这个是没什么疑问的，首先党史专家，写习仲勋传的学者贾巨川，是陕西人，相当于给习近平写官方认可的家传，在向官方要这段会议报告时，官方却罕有的拒绝了，说是绝密资料。

他认为习仲勋没有发脾气，但是肯定有同情胡耀邦。

而另一段印证资料，是来自于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写的，他写的非常详细，他跟习仲勋关系也很密切，也不止写胡耀邦一事，比较完整的描述习仲勋的一些经历还有政变时的细节。

高新考据是从里面找不合理的，但文论的主题是给胡启立被丑化平反，也没实证否定林牧的说法，所以林牧可能细节说的有错漏，但通过李锐、朱厚泽等人的论证，以及高新自己一些的肯定，基本上是没跑的，只是细节是不是如此，现在不能说准确了，但有消息来源就意味着第三方的推断合理，而第一方真伪要等中共垮台后档案解密。

现在只知道一点，立场和关系上，习仲勋跟胡耀邦是一致的，都是支持自由化，同情与支持胡耀邦并没有什么意外。

当然如果胡耀邦从陕西起家的秘书都不算权威来源的话，我想另外一个也跟林牧一样是陕西人，得到习近平认可给习仲勋写家传的专业学者，应该是很可靠的来源了。

—– 1006.6 —–2020-08-03 04:59:13+08:00:

不是推测，是欧美外交从国务院官方人士得到的看法，也就是说实际上具体死多少人，官方当时也不清楚，上万人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整个北京死亡人数应该在三千以内，一千以上，这个是死者密度、分布与医院的死者数得来的一个结果。

事后持续多年的大清洗是不是还有人因此被处决，被囚禁间接死亡，国内目前没有任何相关史料。

—– 1006.7 —–2020-08-03 05:26:16+08:00:

六四核心问题是，胡赵改革与邓为首的保守派在政治上出现分歧。

邓本身是改革派，但这个改革不可以否定他的权力与四个基本原则，他追求的是市场改革但不放权，坚持中共领导到死。

陈云李先念等人也支持政治方针，但对经济改革一直是抵触的，所以一直在计划倒胡，并且想安排邓力群上任当总书记。

但结果是邓在这个议题上其实很清醒，所以在学潮前，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分歧偶尔有，但一直没扩大，赵紫阳有居中调停。

可随着社会进步，对自由化的声音越来越大，反自由化在党内高层也越来越强势，最后就促成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出现分歧。

胡耀邦带头否定了两个凡是，重组了现代化的政府，打下了后来干部的储备人才，他的党内外凝聚很高，人好切不搞什么阴谋斗争，连主要竞争对手邓力群都认可他，相比之下赵紫阳没那么超脱，普通人的色彩更明显，也会落井下石和犯错，在党外的政治面貌没有那么清晰，所以学运时也有喷赵紫阳的口号。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错就改，尽量坚持改革路线，自由化上虽然有时候为照顾党内保守派必须说的严厉，但其实执行时给了相当多的保护。

因此赵紫阳是到八九年六四时，他在党外才被认识到跟胡耀邦是一路人，然后被划出李鹏那种人的行列，名声是实践出来的。

而六四本身，是一场跟胡耀邦下台一样的政变。

胡耀邦下台不是走任何章程，而是逼宫一样的做法，胡要主动提出辞职，必须有对应的机构表决，想否决胡也一样要有程序，但实际上是先临时控制了胡的人身自由，党内政治上搞小圈子封锁，最后逼高层表态，再让他下台。

六四则干脆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彻底翻脸，邓小平已经无法从党内和军队内有效下命令镇压，绕过了党中央与军委，通过个人威信让军队执行命令，甚至不会是党总书记的这么一个人，可以跟常委自己搞闭门会议，居然不告诉中央就下决议，等商量出结果了才来通知中央，然后就把党总书记加第一军委副主席软禁了。

这是完全违背胡耀邦打造建制化政府的初衷，邓小平自己也违背了当初承诺的一切。

物价飞涨不是重要原因，这个说法其实最早就见于中共试图淡化问题，把政变解释为赵紫阳治理经济不力导致的结果。

而事实上，价格闯关是邓小平希望加快执行的的，价格闯关的价格飞涨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反应，几年后李鹏第二次闯关，一样的问题，但为什么没事呢？

任何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都必然有价格闯关和物价飞涨的过程，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所以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因素，赵紫阳也不认同有什么问题，更不觉得价格闯关是六四的起因，因为反对市场经济的陈云李先念等保守左派，本身就一直在阻拦市场化，试图重回计划经济路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需要两次价格闯关的原因。

加速价格闯关，是因为邓小平等人觉得老人还在，靠老人的威信给压下去，结果过快了，88年其实就已经结束了，第二年是胡耀邦病死，加上胡耀邦下台后的反自由化政策施压过猛，导致很多人不满。

双方仅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党内外彻底公开化决裂，邓的回应是二次政变，左右派元老抱团，靠血腥镇压确立中共地位，以此形成后来国家资本主义的世袭贵族政权。

为什么说价格闯关不是问题，因为一个落后的计划经济环境里，必然需要足够强的私营经济去承接生产，李先念等人一直在压制私营经济的产能，这样价格闯关就注定无法顺利渡过，赵紫阳等人跟他们在这个领域斗的非常厉害，但总体上来说是赢了，因为后来延续了政策。

第一次价格闯关时，CPI最高才18.8，第二次价格闯关在94年时最高到了 24.1，但是社会有什么大规模的动荡吗？

没有，因为能发声反对的人都被处理了，国内不存在有效的反对者与改革派。

结果是什么？

就是政府大规模的发型货币，疯狂举债，结果导致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危机，并且通过分税制确立了中央财权，然后下岗让民众背锅，坏账问题导致整个两千年初期很多乡镇与乡村压根没有公共服务，这也是中共近年开始重提基层行政权力的原因，有钱了试图夺回基层权力。

而这种模式，最后也导致了两个问题，那就是房价高涨和债务雪球，凯恩斯主义成为现在解决问题的主流，市场长期不出清，积聚了大量的经济结构问题。

还有工会权益、城市规划、司法效率等等。

六四并不是一次突发事件，也不是经济问题而起，而是整个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外在发展的同时，就放权与否的自由化路线，产生了一个逐渐清晰的矛盾。

保守派最后回应是两次政变，然后沿用了改革派的框架与人才储备，并且利用这个八十年代制定的框架和人才储备一直到今天，跟着这个框架开始难以维持，因为政治没有进步，那就只能倒退回原始状态了，也即是毛时代的路线和改革开放早期陈云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不断在扩大国企的影响力与政府控制经济的手脚。

—– 1006.8 —–2020-08-03 05:42:03+08:00:

习仲勋在65年时就被下放，习近平才12岁，之后从14岁开始就不着家，不是被圈禁就是被流放到乡下，大部分时间没有机会跟父亲接触。

从65年习仲勋被贬，到78年习仲勋回北京，中间13年，习近平从12岁到25岁，父子两人相处时间恐怕不超过一年。

文革结束后，习近平也在北京，习仲勋不是在洛阳就是到广东，78年2月从洛阳回北京，4月就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停留在北京的时间不多。

一直到81年末，习仲勋从广东离职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才有机会跟习近平接触，习近平刚好这期间做耿飚的秘书。

82年开始习近平外放，之后基本都在外面，这期间习仲勋在北京，93年退休后在深圳，习近平能跟他父亲有什么接触，其实一目了然。

人生成长过程里大部分时间其实没有习仲勋这个父亲角色，怎么能学得来那么多。

文革里他大概是认为自己是保皇派，被造反派给斗了，文革是好的，坏就坏在被造反派利用了这种心态。

—– 1006.9 —–2020-08-03 09:25:56+08:00:

那这是黑帮啊，还是政府啊？

邓小平在自己不是老大前支持，自己当上了老大又不履行，双标不说，别人想搞他还不让，胡耀邦想辞职，按程序表决到党内就得了，为什么利用生活会逼宫批斗他，还不是因为走党内程序他们这帮人的人治逻辑说不过建制化的公理。

讨论历史要有最基本的历史认知，干部终身制问题被提出来时，邓小平还不是老大，邓小平是借此敲打华国锋，等他自己上位了又干到死，而且从来不提，到现在也没有明文规定实权领导人有任期制度。

一群人开会，一个人提出议题，成功了还不许归他和执行的人，所有功劳都归有份支持者？那这么说，叶剑英、陈云和胡耀邦他们都是咯？

干部终身制本身就是一个邓小平自己需要时拿出来用的夜壶，不需要就收起来，他可以不让别人终身，自己不能不终身，生前死后都没有立下明文的规定。

而且邓小平又不是拍板干部终身制的人，这条压根就没有明文规定过，他支持时又不是最高领导人，他当上最高领导人时已经不积极主张。

还强如邓小平自己也担心推不动？你了解中共内部政治运作么？

“党内只有一个婆婆”，最强势的陈云跟邓小平争老大都争不过，李锐当初就说过，李南央多次重复过，很多事情下面是可以有意见，有分歧，但不可以冲着邓小平去。

胡耀邦希望落实废除终身制时，下面的许多老人是怕邓小平答应然后自己也不得不下台，所以加大力度攻击胡耀邦。

当初有邓小平撑腰，赵紫阳跟李先念闹过多少次矛盾，胡耀邦又撤掉过多少次左派的人士，陈云都告状到邓小平那，一点用不管。

别搁这美化邓小平了，邓小平是右倾改革派，但本质上仍旧是封建思想浓厚，比陈云进步的是经济观念，政治观念仍然极度保守，遵循唯我独尊的权力游戏。

邓小平因为政治保守与分歧，自己废掉了党内与政府内的嫡系人马，导致江泽民后来敢开倒车倾向于陈云的左派保守化，邓直接复出找军队和各地之前埋的副手拉赞助，南巡讲话彻底定了调子。

废除终身制，邓小平自己就是最大的障碍，不认同胡耀邦的路线才不肯交权。

什么叫“胡耀邦最多在邓下面做了一点具体工作，就敢把这个功劳揽自己头上？”

连提出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理论务虚会，都是胡耀邦主持的，胡耀邦负责召集，叶剑英提议负责召开，当时从陈云到邓小平再到叶剑英，党内集体意见就是权力要归于集体，从绝对专制走向一个寡头形态。

但这是一超多强，邓小平到最后得到了权力，与毛泽东的区别是能容纳党内不同意见和批判声音，但不接受他人否定自己的权力或进行干涉决定。

八二宪法确立的是主席与总理、人大等职务，但真正的实权职务，也即是总书记与军委主席，到了邓小平那就不动弹了。

最后胡耀邦也因为这个而起，议题元老退下去，自己半退，到年龄全退，并且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

只有实际落实、执行的人，才叫做有这个功劳，邓小平顶多是别人可以退，自己不能退，驽马恋栈豆的典范。

所以胡耀邦才会说：“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

结果到最后胡耀邦自己都打算退休到共青城，邓小平临死还在干政，有什么资格揽功劳到他头上，中国是他一个人的国家，那干脆称帝得了。

胡耀邦下台，是因为他主张废除干部终身制，包括他自己都要坚决在十三大退下来，既然有规矩，就要服从党中央，否则你建制化不成功，还怎么治理国家？

人治？黑帮规矩？资格老一些肯定有话语权，但胡耀邦就是希望政府和党能从这种旧社会的规矩里走出来，邓不接受可以下台后对胡私下发泄，但因为权力的问题靠政变逼宫算哪门子规矩。

胡耀邦是党总书记，邓是军委主席，党指挥枪杆子，职权名义上胡耀邦是邓小平上级，这个国家要有效管理，就是无规矩不成方圆，邓小平他可以有牢骚不满，但不能逾越国家制度之上。

接受老人干政这个事实，也接受共产党短期内专政的事实，同时也明白共产党内旧社会习气重有论资排辈的黑帮习性，这些都可以理解。

但如果做出逾越规矩的事，谁开倒车，谁不让车往前合理的开，都是要被记上一笔的。

而且胡耀邦也没强行管，他怎么强行管？他提说大家都下台，方便日后党内与政府工作，要立下这个明文规矩，对谁有坏处？一没逼宫，二没批斗，三是邓小平自己答应过的，一个邓小平自己当初也提倡并且支持的观点，胡耀邦坚持执行，是邓小平自己违心后悔而已。

再说反自由化开始，胡耀邦支持自由化，邓小平坚持党管一切的威权方针路线，这是分歧来源，提议大家都退休，是导火索。

一个人这么贪恋权力，对全社会都没有好处。

—– 1006.10 —–2020-08-03 09:58:12+08:00:

你从哪里读出来说邓小平不支持市场经济改革了？

本来邓就支持市场经济改革，但他也不是他想改就可以改啊，党内支持毛路线的，支持左倾的，各种各样都有，毛路线的计划经济当时叫“正确路线”，他跳出来怎么反驳？

赵紫阳跟万里打一开始就在地方搞包产到户，活化了经济，搞出了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不同的成功，简单来说就是放权，一开始赵紫阳还不赞同包产，后来实践发现成绩好，很快就扩大了规模。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就是市场经济的开端，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到现在还在用，承包制度下自负盈亏，自己的农田自己的生意，按比例缴税就成。

跟毛时代计划经济坚持的人民公社压根就是两个东西，什么叫跟市场经济差了十万八千里。

农民自己管理土地，本身就是私有化，只不过政府有地的所有权，但其他的农民自负盈亏而已。

承包制就是从下当上，从基层开始由赵紫阳和万里的实干主义路线，赵紫阳为什么被邓小平看上，就是因为实干主义突出，中后期不管政治立场，只抓经济，是邓小平黑猫白猫论里的典范。

没有下面的产业成绩，你拿什么指责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错误了？

邓小平没有下面的人支持和同僚需要他出来拉扯华国锋的话语权，有什么资格复出，资格老的人可不少。

党内经过六四，把胡赵的历史地位都快给洗干净了，也就一群没读过党史和学习现代中国史的人，被党国教育污染了信息源，真以为邓小平复出是万众瞩目下一步到位的，不需要靠党内基层支持和党内高层协助？

江泽民他有个屁的贡献，说好听点是顺应时势，说不好听的就是鸠占鹊巢。

讨论历史要讨论历史基础，官方说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功劳都是他的就是了？我翻开历史一看，挑出问题批判某些颠倒是非黑白的宣传口径，合情合理符合历史事实。

党内全都支持改革，怎么改，谁来定？邓为什么上位，党内有胡耀邦控制了中青年到中基层的干部，赵紫阳和万里拿出了堵住所有人嘴巴的经济成果，邓小平自己本身党政军就有影响力，这样才能踹掉陈云。

承包制是赵紫阳提出的么？也不是啊，他一开始甚至还不赞同，可实践以后为什么能扩大，因为他知道效益才是最重要的，能自我纠正啊，邓也知道计划经济不好，想走市场经济路线，可他拿不出证据在党内证明啊，赵紫阳和万里给了他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这一派的路线是正确的。

陈云他们到是想证明计划经济更好，可实践成果不行啊，就算有好成果，拿不到党内宣传，共青团掌握了基本人事，胡耀邦那么大的党内人力资源，又不是你的那一派，你也做不了舆论攻势，想上位胡耀邦又不支持你，他怎么偏偏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地方官，更不可能跑到地方上自己实践几年，也没法提出理论然后绕过党中央的华国锋和陈云去推行，所以这就是赵紫阳能堵人嘴吧的作用。

看看赵紫阳到北京开始主持工作后革新的力度，赵紫阳这功劳他自己谦虚当然不敢揽，本身六四政变他还回护过邓小平，但赵紫阳的老部下和党内当初负责改革的人可实话实说了，当年西南包产改革的小组，召集人就是赵紫阳，田纪云、朱镕基也是当年赵紫阳带的人。

到现在全国官僚，一大半都是胡赵改革派的门人，杜润生的门人周其仁，全都很清楚当年赵紫阳的影响，地方上工作时的情况，没人否定。

当年杜润生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确立承包制度地位，还是赵紫阳确定完才给邓小平拿去看，当时人人都想改革，很多都能就事论事，陈云就算主张计划经济也一样乐于见到，但现在的人反而不能了。

—– 1006.11 —–2020-08-03 10:20:58+08:00:

经济上谁定义有智障操作的，怎么划定是不是智障操作，我觉得现在国内不让说，是个问题。

价格闯关就当时落后的国企占据过多产能，邓小平又主张快速闯关，又不愿意对左派加大施压让他们少干预国务院，那结果肯定是符合自然的经济规律，一次没法吃掉所有产能，出现价格不平衡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说当时价格闯关有问题，但其实都已经说不出所以然。

因为很多人忽略了，当时社会情况本身，在价格闯关议题上就无法避免价格波动的。

一开始价格闯关有波动后，马上赵紫阳就提出搁置暂缓，后续二次闯关依旧沿用的是赵紫阳的计划，两次执行都实际上成功了，而不是失败了，很多人没有搞清楚经济常识概念与先后次序。

国企产能首先是落后的，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是，当时的重点是需要企业不根据政府指令就生产，而政府没办法有效知道什么是市场需求，比如乡镇上的小企业，的确比不上国企的速度或质量，但能造出符合本地消费需求的东西，价格或实用性。

如果国企占据一半产能，民间企业占据另一半，但是价格却是双轨制，就没法平衡物价。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退潮的前提是民企必须有足够多的产能接盘，否则就是双轨制下，民企生产效益低，国企占据的生产力较多但达不到市场需求，造成供需不对称，民企又跟不上民间需求，市场上流通的物资减少，价格自然上涨。

国企其实压根就没需求，整个改革开放就是以逐渐淘汰国企为发展动力，当时民营资本承担的也不是欧美的制造业为主，而是本国的一些轻工业，因为苏联就是死在没有轻工业上。

重工业在共和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上可以说是普遍失败了，现在的产业基础，是改革开放后二次发展的，比如从民企发展，或者原来淘汰的国企改革。

对当时政府来说，国企是计划经济的累赘，吃政府的资源但并不提供对应的效益，政府不能是无限责任政府，所以国企必须要有指令才能低效率运作生产时，就是负担了。

李鹏二次闯关，就是因为当时民营企业已经有能力承担社会所需的大宗消费产品，而过去是由国企承担，国企却无法完成这种消费。

所以就好笑在这，李鹏二次闯关，用的是赵紫阳时期的政策，CPI飙涨的比88年还高，几乎到了历史高点，但是也没造成什么社会动荡，甚至现在还肯定李鹏当年的做偶发，而做的更稳，面对更大风险却做到更低CPI且闯关成功了的赵紫阳，因为政治上的问题给批评成价格闯关失败。

而价格闯关88年暂停，但治理整顿后已经没啥问题了，不过赵紫阳后来觉得整顿治理没啥必要，还影响经济。

原理就是，价格闯关是个短期作用，实际上越放开市场，经济的活跃度越高，民企生产效益也越高，因为高昂的价格意味着有利可图，民众收入增加，意味着储蓄率增加，政府和银行的操作空间也越大。

大概比喻就是，国企四成时，民企六成，价格闯关造成了价格不统一。

但如果国企是三成，民企是七成，意味着产能彻底失衡，不受制于双轨制，民企产能提高后不受制于国企，并且通过高储蓄率解决通胀问题，既可以刺激经济，还能避免问题。

而治理整顿，则是把国企拉回五成，民企退回五成，通过行政力量强行定制价格，实际损失的是消费者和企业，也即是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市场价格。

所以后来还是用了一定保值储蓄的办法，从而吸纳货币，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后来的治理整顿在赵看来就多余了。

后期赵紫阳认为是不必要，现在来看是政府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后来就聪明了。

过去生活标准低，没有那么多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一定时间后民众生活需求快速增长，但国企跟不上了，还在吃政府税金，就只能利用双轨制避免碰撞，因为某些商品是政府定价格，政府可能在亏本卖一样东西，但政府的责任不在于此，所以国企需要改革。

八十年代时，国企并不符合民众消费需求，甚至还造成了消费负担，毛时代其实没有什么工业累积下来，一直到77年社会都有再次发生大饥荒的可能性。

如果社会不能有效消费某类商品，商品本身就没广泛存在价值。

坚持国企也不是改革，而是李先念等人的固执己见，到后来国企是个大累赘，哪怕朱镕基时期都得给拆了，政府征税但国企不赚钱也不能生产合理的商品服务。

市场经济就是让社会自己运作起来，自己选择所需与消费目标，并且自负盈亏，政府在国企和市场干预上，只做极少数有必要的保留，比如私营企业无法承担或不成熟，政府就会承担，如医疗系统。

—– 1006.12 —–2020-08-03 11:02:31+08:00:

党史资料，历史资料，赵紫阳本人从政经历，全都可以拿来说，为什么我说的多一些，你却会说我急了呢？阴阳怪气那套拿到这没用，我劝你别着急跟跟空气斗智斗勇显得露怯。

如果邓小平不是【一贯支持市场经济】，为什么你要特地说出来，说给谁听呢，这个我很好奇。

而且原文是什么，原文是“总之他一贯倾向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

不同时期还有不同说法，虽然我不着急深究，但你这树靶子打给谁看呢？小老弟。

【赵的工作作为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功劳下的一点微小工作】

这个其实就从事实来说压根不成立，例子和论述我上面都举证了，你可以说你不懂党史，没有现代中国历史的了解，但又想吹邓不存在的功绩，所以主观上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我完全不反对。

但事实来说，将论述和证据，用【赵自己都有自知之明，您就不要替他抢功劳了。】这种没啥内容营养，以为在墙内一样的话术可以拿来用，是不是不太合适？

这里没人否定邓的作用，但也不会有人在知道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还像你这样说谁有功劳，都用“一点微小”这种有恶意的描述来当做结论吧，我对人说，从来都说邓是积极支持改革且作用非常大的，对比一看，杀人诛心啊。

【您这是帮他还是黑他呢？要不您把赵紫阳回忆录替他改一遍，把整个改革开放都安他头上？】

改革谁提出？谁制定路线？谁负责执行？谁维护后续工作？

四个要点其实非常明确好理解。

改革是不是邓提出的？不是，是党内集体意见。

改革走什么路线？改革的方向，邓是右倾市场化，这也是老国务院派系左右之争里的一部分，邓提出的并不新鲜，但有他的意义。

至于究竟什么是市场化改革，邓并不清楚，党内高层提出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赵紫阳到北京主持经济工作，从上到下路线负责，觉得不错，拿去问邓，但许多压根不是邓提出或指出来的，邓是个背书的人，并不负责具体路线和细节。

怎么执行？

就别提邓了，赵紫阳时邓压根不做国务院工作，党务和政府都不归邓管，现在共和国的经济框架全都是赵紫阳在任时打下的，李鹏沿用破坏，朱镕基修补改善，之后都是修破船勉强划水，因为经济改革基本到朱镕基那一届就做完了，剩下的就是赵紫阳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

谁维护？

也不用提了，胡赵典选的整个改革派，从共青团到党内改革人士，基本都能找到赵紫阳胡耀邦的影响，除了最核心那批当时六四政变后直接拿掉，其他的一直就没退出过历史舞台，也就是改革派的性质变了，成了保守派的一部分。

习近平就是第三梯队出来的，温家宝是团派出身，但也是赵紫阳带出来的人。

一些老一点的，田纪云、杜润生、程晓农、胡启立、朱厚泽等等等…..

当然，你也没兴趣知道，我就不特地赘述了。

—– 1006.13 —–2020-08-03 12:55:17+08:00:

胡耀邦走和解路线前，边疆被走王震路线，高压斗了少数民族几十年，积聚了极大量的矛盾，改革开放前期政府没能力维持的当地管制，老干部都是只会弹压不会和解。

两少一宽就是基于当时归还少数民族原有自留地时期，不让严打政策扩张的结果，并且这不是一个长期政策，本来是要随着严打结束停止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其实一直就不是中央政权有效管制的地方，当地人认为中共是入侵政权，一直抵触也各种暴力冲突，这也是为什么王震要靠血腥镇压和高压来维持管制。

所以拨乱反正后，胡耀邦否决了高压政策，主张先撤走以前的老干部，然后抽时间换新人上去，通过承认当地人的认定的政治权力，再重新进行凝聚。

然后问题就来了，两少一宽执行没多久，胡耀邦就下台，然后后续政府回归王震的高压政策，这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分离主义与边疆不稳定的来源，胡耀邦时期很多问题都差不多快谈好了，大和尚差点回来，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所看到的。

一方面维持高压，一方面两少一宽这个短期政策，被延长了，然后黑锅甩到胡耀邦身上，形成了保守派扶持新的当地权贵，给表面政策比如两少一宽一类的优待，但对大多数基层权益不照顾，形成了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民矛盾积聚印象恶化，民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特殊待遇不满。

而当地少数民族的权益又大部分本本地权贵拿走，本地权贵再积极与中共指派的政府团队合作，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印象落差。

现在这个样子高压，未来新疆只要中共下台，百分之百闹独立，我没估计错到时候陕甘都可能会分离出去一部分。

胡耀邦时期其实就非常清楚了，想跟罗马人征服高卢一样，凡事靠威压弹压解决，牛不喝水强摁头，是不可能长久的。

无论是汉族腹地，还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地盘，都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天然的会服从于一个只知道靠压的政府，一些喷胡耀邦的政策，其实国内从来不敢提邓等人的首肯支持，这就是国人老传统了。

只敢骂失势的死人。

—– 1006.14 —–2020-08-03 13:50:36+08:00:

华国锋又不是78年就死了，一直到80年他才失去总理的位置，79年刚好就是权力斗争最激烈的一年。

78年5月才提出真理大讨论，79年2月开的务虚会，真理大辩论5月允许通传到基层讨论，华国锋是81年时才完全交权。

78年时华国锋刚通过第五届人大确认了总理身份，人大主席团里还有不少华国锋的人以及中间派或第三派。

理论务虚会开在什么时候，你自己都提到了，华国锋人又没死，又没失势下台，真理大讨论还局限于省级，既没有在中央得到广泛认同，也没有推广到基层，理论务虚会是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也同意，但是由胡耀邦主持和召集的，严家其提出后就挨整，邓小平后来保了一下。

如果华国锋当时就失势，按照邓小平后来的行为，整严家其的就是邓小平了。

所以别搞这些行么？

你这一句最基本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样“基本的道理”算是把人治那一套表现的淋漓尽致，一个国家政府，可以毫无任何法理和原则道义的随意根据“人是活的”这种话给解释了。

用一个压根解释不了的“现实考虑”，把堂堂正正的公开制度给否定，用人治凌驾于约束所有人的制度规则，今天你拳头大你可以掀桌子，明天风水轮流转，我来当大王，干脆叫猴山得了。

邓小平带队退，下面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是他的人，比邓还拥护改革，再下一届还是他们选的人，基层官僚都压根不让左派插手，除了少数那点还有什么所谓的“推翻了改革开发的路线”？

到是邓小平自己两次政变后，为了保住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开始有点控制不住江泽民，被迫亲自走到台前去压，结果不也压住了么？

陈云不愿意跟邓死斗，也是习惯就事论事，别说李先念了，陈云自己都不敢公开跟邓小平对着来。

这批老人是谁？除了李先念还在，当时军事政变拿掉四人帮的，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这几个人里，叶剑英死了，然后导致胡耀邦被政变下台，华国锋和汪东兴被斗倒了。

邓小平和陈云是靠政变上台的么？

倒不如说，你追求的这种人治路线，才是政变频繁的根本。

当时党内是有共识的，完全可以做，在这别瞎操心，党政军在邓小平巅峰时都是他的人，下面还是他的人，没到闹内部分裂，轮得到上海帮上台？邓自己决裂了而已。

刘备杀了诸葛亮关羽张飞，自己把自己推到口碑的绝境上，现在整个中国政治路线，就是陈云派系的胜利结果。

邓既要又要，压根就是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又不想让中国停止开放，又不肯自己放权带头解决问题，老一辈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害他自己也就算了，结果是帮助陈云这一派系上位，然后成了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

什么叫任何历史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很缥缈的一句话。

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是，邓小平这种人，还有保守派的若干人，就是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一股子黑帮封建主义的军阀气息，想打天下坐江山传位，陈云干脆都说出来了，也就邓前期坚持红色后代尽量不参政，结果现在呢，该世袭的一样世袭。

潜规则就是，你的潜意识里觉得一切就是人治的，潜规则是一切的规则，不存在一个大家可以共存的明确规则，国家的治理不可以靠明文规定约束权力，凡事都是有权的人受潜规则约束，而不是他们驽马恋栈豆。

有问题的是某些人不接受现代文明规则约束，不积极让国家进步的人，然后找各种借口去解释不合理性。

规则可以不局限于某些行政手法，但不能不局限权力的来源，一个权力不受控的机关和个人，就不存在被约束的可能，赵紫阳还是习仲勋，都不是权力不受控，而是行政上有操作空间，在党内中高层，也是反对不反对，而不是翻脸不翻脸。

邓对现代化改革，就跟毛泽东看到包产到户一样抵触，大家都同意中国要发展，为什么文革和大跃进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因为直觉上是人都明白怎么回事。

邓小平提四个基本原则，从人性还是中国社会的需求来说，都是不合理的，老一辈人都觉得靠杀人和压制来解决问题，这种威权主义到现在中国人骨子里仍然不少人都是如此。

也就是说，社会管制是个谁拳头大的问题，那大家都往死里打得了，打的社会天翻地覆，你争我抢，回归到古代社会的轮流当大王。

规则是改变的，但不可以违反人性，邓小平担当的角色与位置，是需要对全中国人的未来与后代负责，他没有这个担当，扶持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然后又毫无担当不在自己活着时铺路平反六四，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毫不顾虑后代。

把锅甩给后人就想安息了，他死前就没一点心理波动？我打赌肯定是有的，他自己不想打自己的脸而已，否则邓家人不会对田纪云说要平反六四。

华国锋是中央的领袖，不是地方全部行政机关的领袖，这也是为什么胡耀邦敢跟华国锋叫板的原因，元老们都支持，胡耀邦又是地方的中基层领袖，各个行政层级互相对立，这就是党政不分的结果。

也是胡赵改革派寻求政治改革的目标，邓自己也是支持这个决议，但区别是，邓是要行政改革，做优化，而不是真正追寻政治改革。

没有真正的党政分离，就会永久性重复党控制政府所有人员这种荒谬的事情，一个政府是需要独立于党政运作的，否则党崩了，政府也消失么？

华国锋能控制中央，控制不了地方，不就是这个社会体系不按照规矩来的结果吗？

区别只在于华国锋的路线不得人心，胡赵改革派的路线不但得人心，也符合中国社会的长远需求，革的还是自己的命，胡耀邦交权有多积极，就反应出保守派元老对权力和坐江山的欲望有多大。

别这虚幻票面的读书不读书，人治逻辑入脑了，如果一个政府要全部替换成听话的人才能办事，这政府迟早随着运行效率下滑触底，这类专制的制度没有一个是不得不转型或垮台的。

新加坡再怎么被人叫李家坡，李光耀都是靠民选政治上台并且积极维护且尊重这个体系的，权责关系不对称，就不可能长久。

看看现在所谓人治累积的社会问题吧，经济都是次要了，社会舆论上直接给你整回文革，我劝习近平尽早称帝，公开给邓小平上庙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皇帝呢，也让我尝尝封建社会铁拳。

怎么这种体系执政到尽头中国人全都能迈入发达国家生活么，这种人治的做法和邓小平晚年不负责任的卖国行为会导致什么结果，咱们中国人心里没点B数？

—– 1006.15 —–2020-08-03 14:48:07+08:00:

别介，咱这人不认别的，就认死理。

人治我懂，不按规矩的人治我不懂，而且寒碜，很TM寒碜。

既然说是赵一开头就写，邓一贯支持市场经济，你自己不能解释什么叫看走眼，怎么劝起我来认错了。

我不明白赵紫阳怎么描述说邓小平先搞市场经济了，这跟邓小平文选怎么互相抵触。

是我没给你列什么叫“不同时期还有不同说法”吗？

另外你引用改革历程，但改革历程开篇就说了，陈云与邓小平不懂到底怎么改，还特地提到了邓小平上台前赵紫阳在四川的改革经验，鲍彤还批了邓小平不懂经济。

再看看赵紫阳怎么说的：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 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 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 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这是我在四川时开始形成的概念。”

鲍彤还提到了：

“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说邓小平是市场经济提出的最早人选么：

“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

一种市场经济，胡耀邦、赵紫阳与邓小平，另一种是计划经济，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

赵紫阳怎么说改革开放的：

（一）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二）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公有制基 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48】；

（三）计划分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要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 接计划的部分；

（四）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直接计划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的 作用。

我的这几个概念，都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里， 明确了商品经济。除小商品外，间接计划的部分，也要靠市场调节，而且这一部 分将逐渐扩大。这样，中国经济中靠市场调节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几个关键性概念已经盖棺定论了，什么叫上下级分工，你领导拍板，但不知道怎么办，所有事情都是下面的人执行和负责？

邓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只不过刚好在领导的位置上，下面的人要是不会做，他斗得过陈云的计划经济？起码陈云的路线党内是很熟悉的。

隆中对是刘备提出的？三分天下是刘备提出的？

不能说刘备就绝对想不到，可细节、概念和理论上怎么执行，是刘备负责的么？北伐是刘禅制定和指挥的么？

就算把邓拆成几千人，他也不会做这件事，这就是区别。赵写报告，是赵详细制定内容，亲自批改，开小组会议，或者干脆口述，鲍彤只起到一个笔尖子的作用。

邓小平一不负责具体会议，二是从赵紫阳那吸收概念，三是实际执行是赵紫阳。

赵紫阳有不是邓小平政策和意志的传声筒，具体怎么做还要邓小平听赵紫阳的安排。

没看到赵紫阳明确说：

到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也就是说，要基本上实现市场原则。

不过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称罢了。由此可见，对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我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赵紫阳一直都是记述的口吻谦虚地描述，没有人知道或会市场经济改革，赵紫阳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实践的第一人。

邓小平在路边看到一辆超跑很漂亮，对赵紫阳说我们回头造一辆，赵紫阳真造了一辆出来，从无到有。

鲍彤写报告是从无到有么？邓小平提了个方向，也是赵紫阳在地方上没有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在做，并且给了邓小平启发，让邓小平在中央更站得住脚，说改革要如何如何，他的话才有人肯听，陈云的计划经济才会被慢慢排斥。

一点微小的我还要跟你有幽默感？意思是我要是不提这事，你不解释，就想默认给第三方看这么眼熟的功过问题，你用一点微小这种直接否定的态度，想打哈哈的用江泽民这老蛤蟆的玩笑混过去么？我不信你分不清啥时候该用哪些词，丫就成心的。

什么到底是市场经济，邓小平都不懂，赵紫阳自然也不清楚的非常详细，但承包制度是这种体系诞生的开始，也是市场经济意识的开端。

商品经济以及政府主导市场，市场主导企业，这些基本方针都是赵紫阳划拉出的概念让老人接受，现在还在用呢。

中国的市场经济推广与定义怎么来的？

就是从赵紫阳主政的四川时期的政策来的。

78年搞企业自主权扩大，然后召开集体研究会议，跟着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赵紫阳首肯后鼓励，然后在日报上扩大了讨论和推广，这个概念就开始普及了。

邓小平文选里都提到：“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

四川从饥荒文革时期饿死人的地方，到赵紫阳离任时就变成了产业的排头兵，这些都是记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可以考证，赵紫阳有邓小平的支持能发光发热，但赵紫阳的功绩可不是全部直接归于邓小平，诸葛亮的功绩也不是刘备的，相互成就也要有个极限，什么揽功。

—– 1006.16 —–2020-08-03 14:59:52+08:00:

我就不明白八九年经济怎么烂了？你一计划经济市场开始转型到市场经济，人类历史上不存在没波动的情况，经济学上反而是必须的，不波动问题才大。

价格闯关有什么问题，一是邓小平要加速价格闯关，二是赵紫阳自我反省（虽然没啥实际影响），三是价格闯关最终成功了。

88年一开始价格闯关有不利好的地方，马上就停下，之后赵紫阳做治理整顿，已经吃下了第一批双轨制的负面影响，给后续改革铺路。

中国两次价格闯关，李鹏那次CPI飙涨到24%，88年最高才18%，怎么没见有人喷李鹏时期烂搞，李鹏搞的地方债和银行坏账一堆，国企最后必须让朱镕基接烂摊子。

对比简直不要太鲜明。

一个计划经济为制度的旧社会，在进入到新兴的市场体系时，不可能不产生哪怕一点不变的价格问题，赵紫阳长期试图排除国企的负面影响，李先念陈云等人一直坚持不肯放，国企产能落后占据又太多产能效益，是双轨制价格问题的根本。

也就是说，你经济和CPI波动，本身就是旧体制太烂了，有一个还账阶段，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也提到过财政还账问题，商品生产开始还账了，民企做大速度不如预期，承接能力不足，也就停止了，然后治理调整用行政手段压了一下，跟着提高保值储蓄问题就很快解决了。

中国太大，商品需求太多，所以才有了赵紫阳下台后的第二次价格闯关，沿用了也是他的政策，结果李鹏比较蠢事先有一段时间靠滥发货币解决操作问题，债务上去了银行撑不住，结果CPI暴增，要知道这是几年以后，而且还是非重要日常生活产品的他类别价格闯关，结果还没兜住。

赵紫阳任期内的价格闯关挑战了大多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双轨制并轨，不说九成，也有七八成，短期不行后马上就跨过去了，李鹏搞少数商品还差点翻车。

邓黑锅有什么？我说什么了？你想指出我有什么黑锅要分给邓的。邓自己压根不懂市场经济，他给改革背书，坚持市场化，这些我都说的很清楚了，我没反对他的改革路线，也不否定他希望改革让中国变好的初衷啊，这是我从来都分得清的。

问题也很清晰，六四带来的影响我说了很多了，不赘述。

还有你知不知道这条破船，龙骨到框架，再到划船修船的人，都是胡赵时期奠定打下的基础与留下的人才储备，这个我说很多次了。

你到美帝GDP70％还得感谢下改革派当年留的家底，以后不会有第二个张居正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看保守派没有经济改革的能力，因为他们政治路线自我封闭的结果。

996与007、高额的房价与低收入，长期低迷的内需，做不上去的软实力，缺失的公共服务，政府财政权责关系不对称，农奴户籍制度，不开放土地权力与粮食议价权压榨农民， 打压中小企，扶持白手套垄断企业，南山必胜客舒服不？

中国人民的劳动财富，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你却在替鸠占鹊巢的人唱赞歌，骑在中国人民脑袋顶上拉屎的中共贵族保守派去批判改革派的贡献，邓小平在改革的最后关头背叛了自己的政治阶级，这还有人洗？

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996与007、高额的房价与低收入，长期低迷的内需，做不上去的软实力，缺失的公共服务，政府财政权责关系不对称，农奴户籍制度，不开放土地权力与粮食议价权压榨农民， 打压中小企，扶持白手套垄断企业，南山必胜客”？

对了，我还没提，养老金、大下岗、强拆、抽走地方财权、拒绝开放选举、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中共现在当权的贵族门阀们，吃着改革派留下的金山银山，让中国人民当劳动力创造财富，还有脸了是不？

还基本权力，政治的运作道理？老爷您是没接触过中共，还是没接触过政府，一个社会最基本民众该有的权力，您把自己摆在哪个统治阶级的角度了，我的巴依老爷啊，要不我就说，回归帝制挺好，没准我遇到您还得磕三响头，赵老爷们说话就是硬气,骑我这种普通人脖子上拉屎我都得鼓掌说是香的。

特别有那种我见到过的厅局级干部，酒桌上给你灌酒然后给你讲道理，还有的手上套佛珠，说啥书别读死了，我寻思我又没背习八股，也没学习强国。

—– 1006.17 —–2020-08-04 01:14:48+08:00:

【党史共识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掌权，到您这里又成了过场大会，华国锋还是实际掌权人，您可是史无前例的真党史专家。我就问问你，三中全会的报告是谁起草的， 邓的人还是华的人？斗争最激烈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两个凡是，已经在三中全会前尘埃落定了。】

你这个槽点就反应你的一个问题，你说我读书读死了，到你这党史上说什么就是什么。

邓小平复出后担任的职务是副总理，不是总理，三中全会是确立两个凡是派开始失势的开始，就是后面一整年的真理大讨论，才在党内做扎实了舆论工作。

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还是汪东兴，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三中全会就全辞职了，所有人都是等到80年五中全会彻底失势才退下来。

你这种想把历史绕过去的说辞，就跟中共现在对国内宣传，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就直接自动复出走向改革开放一样，压根就是毫无逻辑的，邓小平三中全会拿到全部权力了？没有。

五中全会开始才正式上位，78年中才提出真理大讨论，78年末才敢批评两个凡是，整个79年就是在跟两个凡是拉锯中渡过的。

到80年初开五中全会前，华国锋除了思想上因为老人复出被批判，仍然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就算按照你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可华国锋又不是光杆司令，三中全会只是被分了权而已。

华国锋主导的洋跃进，虽然当时被批判，包括两个凡是在内，但一直到第二年四月份后才开始被全面叫停，我说了至少两次了79年5月以后，真理大讨论才被允许到基层开始公开讨论。

刚好跟务虚会、经济工作会议都是有顺序关系的，压根不是什么开完三中全会，华国锋就自动退出，华国锋受冲击最大的是79年。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种基本道理到理解不了，我就只能hmm…. 你还是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啊。】

这里就跟我说的一样，你这种人治逻辑过不了现代社会的关，咱两要是都在政府里工作，你想靠政变上台挑战法律与全社会，就得做好被人骂的准备。

整天以为自己那点小算盘是世界真理，觉得只要有操作空间，一切问题就只是代价大小而已，规矩是可以被随时破坏。

【还是在幻想政治是过家家，大家在全会上举举手，通过决议，左右派的决斗就分出胜负了，改革成功了，所有人立刻全心全意执行去了。所有不考虑人的因素的规矩都是一纸空谈。】

你这不考虑人的因素，就是指三中全会连讨论都不需要就可以把华国锋踢下主席台？

党内没有舆论优势，没有道理上的说法，你拿什么攻击两个凡是？这才是你最幼稚的地方，会议表决是行政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倒不如说你幻想出一套你认为的厚黑政治学实在是太油腻了。

元老们就算私下开小圈子会议，难道不用走会议进行表决？历来中共人治都是上面决定了，下面就去做，下面要是有抵触，就会开始搞肃清。

要是你办的事情处处都能被政党内的斗争给下绊子，你这个政府体系就压根不是现代化的，人的决定可以私下交流和暗自决定，但一切都必须走公权力的渠道来执行，现代国家议会里你私下交流不走表决，怎么拿出来对公众交代？

【党内有共识不用瞎操心。您这论断太搞笑了，小白兔一样的纯洁思想呢，有共识赵还违反纪律去广场见学生？没中顾委老人坐镇，可不是让赵在八九翻了盘么。】

这就不是我一次两次吐槽你了。

党内对改革确实有共识，你隔着树靶子打谁呢？打你自己？

改革有共识，是包括华国锋陈云邓小平的派系在内都有认可的，只不过怎么改，并没有人清楚，每个人的路线也不同。

赵紫阳违反谁的纪律？你都厚黑学人治了，还搁着整什么纪律，纪律就是邓小平绕过党中央调动军队推翻政府？

中顾委有什么实权管辖？建制化政府里还是党章上他们就压根没实际权力，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去法院打官司，怎么检察官对法官说，你看他有权有势，你得罪不起，把他放了吧，就得了？

这就是人治的滑稽，也是你这种旧社会旧思想的人完全无法理解之处。

【【否则邓家人不会对田纪云说要平反六四。】您别加戏了，又拿轮媒上有的没的的文章当论据，专业点，敢情你看的党史都是野史？】

露底了大兄弟，这段话是杜导正在写赵紫阳著作时明确指出的，连日期都给了，05年11月5号田纪云跟邓的子女打球，第二天对杜提到。

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还提到一件事，田纪云贵为人大副委员长与副总理，去见赵紫阳要靠穿白大褂化妆假扮才可以，滑稽不滑稽。

还整天轮媒，其实你这种论事的方法，本身就反应了你其实对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人物毫无了解嘛，却偏要强说。

朱元璋不认识，想说明朝历史？大言不惭也要有个限度。

【正是因为邓有担当才推了终结终身制，正是因为邓有担当才六四清场，正是因为邓有担当，才会有南方讲话。到您这里，领导人就应该是小白兔，温顺纯良才叫有担当。】

发动政变的是邓小平，干政到死的还是邓小平，六四就是对党、政府和人民的非法政变，不符合任何程序，没有任何道义和必须性，你只是在给杀人犯洗地，本质上跟给纳粹和日本人南京屠杀洗地一样。

邓小平有改革开放的功劳和积极作用，可你吹他不至于连六四都敢洗吧。

当然了，你要是那种支持人治，期待圣君与威权主义，遇事不杀些人，对同胞毫无同理心的利己主义者，这些表述我都可以理解，这类人世界上很多，我不意外。

毕竟套话过程里发现你其实跟大多数翻墙的人一样，压根不了解中国现代历史与党史各个人物的身份和立场，彻头彻尾的就是党国叙事。

领导人不需要是小白兔，胡耀邦是小白兔？赵紫阳是小白兔？他们都是小白兔，怎么斗倒的华国锋和陈云的左派？

邓小平那叫以一己之私，颠覆了共和国的法理，让共产党不但意识形态破产，连执政合法性都只能依附暴力，从原来有机会政治改革，变成了现在改是死，不改也是死。

对中国人的好处呢？吃改革派的饭，砸改革派的锅，用改革派的人，现在没人可用了，共青团出身的李克强和汪洋都没法实干了，习近平总览大权。

怎么，这破船开到底不会沉？

【还有一点你说对了一半，这个社会需要拳头，规则不是平白无故的在哪里的，永远是拳头来保证落实。要不然要警察做什么，法律一发布，大家自动就遵守了？】

拳头落实在了谁的身上，谁定的规矩要给谁看啊？

权贵需要确保中共永久的家族世袭执政，拳头落在市民身上，颠覆了党内试图良性循环改革的人，把党内对同胞有点人性和良心的踢出去，坚持中共执政？

既然你这种逻辑里，拳头代表一切，那也就是说，任何无底线针对政权的暴力行为都是可以接受得咯？

六四如果事后有一个交代和道歉，说当时经验不足，死了人，出来做个担当，给死者平反，现在社会政治改革会有那么大的阻力？

说白了，压根就没想改。

【最后，别扯什么政治改革，这么大一个话题，赵自己在89也没整体想明白政治改革怎么改，软禁起来了才想起来要引入西方议会制，看看美国最近的表现，赵的那番言论可真是徒增笑尔。】

你压根就没看过几篇赵紫阳的文章，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时期就已经屡次提到政治改革，议会分权制的确是他下台后进一步思考到的结果，但当时中国社会内部早就有呼吁声音。

赵紫阳提交给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报告，就明确提到了党内允许有不同派别，开放报禁，让批评的声音流出来，这是邓小平自己也答应的，结果到了他自己头上，马上就又翻脸。

而且坚决不要三权分立，说白了就是要维持四个基本原则，想世代执政，改革可以有，但不能影响打天下坐天下。

赵紫阳怎么是下台后才提政治改革的么？

不，并不是，胡耀邦在台上他们就在计划如何政治改革，只不过邓小平眼里那叫优化现有体制，不算是改革，而是改良，赵紫阳做经济工作，最多的遇到政治落后导致的经济问题，所以他也是慢慢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

—– 1006.18 —–2020-08-04 02:00:20+08:00:

【还什么体系走到尽头，西方先把自己后院的新冠搞明白吧。】

老比烂人了。

【你再不爽这个体系，现在这个体系 1. 经济上，把中国带到GDP世界第二，达到美国70%。】

抱歉，这个体系是赵紫阳胡耀邦他们改革派打的框架，保守的贵族门阀世袭派，只是政变后鸠占鹊巢，用八十年代的产物和人才储备，在设定好的路线上发展到现在。

但是因为缺乏赵紫阳明确提出的政治改革路线，所以社会积存了大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才是民众生活之根本。

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劳动成果与汗水，供养了一个骑在他们头顶上拉屎靠政变上台的世袭政权，本质上跟沙特和朝鲜没有区别。

而不是什么共产党的伟大领导，赵紫阳和胡耀邦的改革，也是顺应时代和人民呼声而努力的方向，到你这就成圣君了？

什么叫“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是赵紫阳当初打下的框架，鸠占鹊巢还有自豪感了？

李鹏分税制开倒车，导致土地财政和债务问题爆炸，严重挤压市民的公共福利与生存空间，中国人本来可以超越美国，因为这帮人的存在，反而不能超过，到了70%就沾沾自喜。

美国最近怎么了？什么时候有人说必须一个体制是完美的就停止改革。

现在疫情下，美国人是不能表达不满了，还是失去发声的权力了？一个社会就围绕着一个疫情而存在，所以这个制度本身过去和未来仍然将良性运行下去等于不会发生呗。

【2. 军事上，历史上第一次海军达到全球第二，造军舰跟下饺子一样，还非买办都是自建。J20，东风快递这些就不说了。】

谁给你的钱让你搞这些军事设备？谁又批准你用民众的钱去搞军事设备？就算你说大国崛起要有军事设备上的发展和进步，好歹有个过程吧，这些军队是效忠于谁？

效忠国家？效忠民众？章程为什么是效忠一个共产党？甚至有时候枪杆子都不听话，狗可以调头咬主人。

你又不打仗，这些优势军备最后会不会拿来搞维稳，杀几十万中国人，继续统治多几十年？

【4. 科技上，嫦娥、火星探测器、北斗。互联网产业全球唯二。制造业全球第一。差也只是芯片制造，甚至芯片设计也已经是前三存在。】

这些的基础是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些压根就不是保守派提出和维护的。

对技术和知识产业，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不让大学学术自主，要安插各种党委控制学术自由，让外行领导内行？并且对知识分子采取严厉的打击，看知识分子看贼一样。邓小平自己就是反右的急先锋。

没有民用市场的发展和自由化让知识分子有一定话语权，你拿头发展这些？谁给改革开放打下的事实基础，谁制定的框架？邓小平？他连国务院工作都不负责。

而且看看利用了这些框架的保守派，都培养出了个什么玩意。

腾讯白手套企业垄断，内卷化全国互联网产业，抄袭一通然后烂泥扶不上墙，国内被喷的要死。

华为，996模式下，35岁就当废品淘汰，现在开始007了，跟南山必胜客一样，打官司有自己的基地都不怕输，领先的5G都给国内降速，把消费者当猴子耍呢？

而且5G领先还从十几个月到几个月，现在已经按星期为单位了，并且在海外的主要优势，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人力为基础，没有中国人的血汗给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背书，他们有什么竞争优势？

制造产业我劝你去东莞看一眼，是全年龄段吸收的么，是有工会保护的么，工厂招不到人，劳工招不到工作的双向问题发生。

日本人同期发展，制造业、文化与软实力，已经到了全球范围内都有巨大影响，中国反而还没跨过那个门槛，就盛极而衰了，累积问题与消费压力比日本当初发展后的同样年数还要多。

按道理，我们人口十几倍于日本，如果合理释放潜力，只会发展的更快更好，但结果呢？

整天说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制造业就全球第一，请问有工会保障员工的薪酬增加，或者是996可以被避免，要么就是确保中小企业权益么？

老以为社会是一个整体，自己意淫一个XX第一，就爽快了？只有实实在在到手的利益才是民众最需要的。

【5. 政治上，也就香港有一定问题，当前国内应该是近40年最团结的时候。新疆西藏比起之前动不动就暴乱稳定多了 】

我都笑了，团结？我看是离内部矛盾扩大最接近的时候，一个互联网都不让人正常说话，整天学习强国，搞个人威权主义崇拜，党组织渗透到私人企业与学校，甚至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各种名义扣分，到处口袋罪横行，甚至VPN使用无论用途都犯法要被通告。

这叫做压制舆论，没有让真实的正常人声音发出来。

团结？怎么证明？靠不让人说话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用选票说话。

只要有选举，共产党能上台我也无所谓，问题是选举都不敢提，大笔大笔的花钱在边疆，财政怎么是不要钱么？你看看现在财政状况很好吗？

【 6. 文化上，稍弱，影响力不足。能拿的出手的只有网文。】

这不叫稍弱，而是全面倒退，九十年代末，自由化的惯性风气还在，中国的影视剧行业诞生了无数经典，不止是作品，还包括演员、导演。

现在你看看都是些个什么牛鬼蛇神，波兰的发展比中国慢吧，5年时间就出了一个全球最顶级的3A游戏工作室，波兰蠢驴5年时间拿出两款3A作品。

哦，对了，为了控制影视圈，现在要两次审批，不给标准，你拍完甚至审核不达标都让你自己猜哪里有问题，更别提这不让参赛那不让参赛，还惩罚某些导演不让拍电影。

网文又真的全面达到了墙内想象的那种影响力么？墙内的网文连续几年没阉割了，不止是这个不让写，那个不让写，前一段阅文的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下没有竞争的一个结局，很多国家类似条例也有，但可以打官司，中国怎么就南山必胜客了，因为司法不独立，企业可以跟司法通过党政关系联系到一起。

【7. 外交上，国际环境已经一锅粥了，中国也就处于无功无过水平。】

中共外交如何，并不在我关心范围内，我是要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怎么提升？

那就是放权，放权，还是他妈的放权。

【这你都不满意。那按照你吹的，赵比邓强那么多，赵要是不下台岂不是要做到GDP超过美帝，海军战力接近美帝。互联网血虐美帝。稳坐第一超级大国？】

一个社会不放权，而是把权力通过暴力垄断交给一小撮贵族集团手里，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上都不可能发展长远，现在距离六四才三十年，已经到处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了。

重点是要这个社会能长远稳定的发展，如今是靠暴力不放权，在不放权的基础上压榨资源出现，中国就算GDP超过美国，这些GDP增长很多也跟民众无关，因为不放权，意味着民众没有讨价还价分享经济成长的空间。

而政府垄断所有权力，民众对自己被抽税后的公帑如何使用，竟然无从监督和议论，政府卖地最后民众买单。

你说的那些制造业还是GDP，如果本质上利益都被有权力和暴力的贵族截胡，就不存在对民众有意义的情况。

典型一个例子，剥削农民的户籍制度，合理么？不合理，但是为什么存在？因为可以维持中共世袭贵族集团的稳定。

也就是说，社会随着工业发展，出现了一条分歧路线，是跟旧社会一样巩固少数人的利益，让多数人吃肉渣，还是多数人有合理权益，政府不再是威权政府，社会趋于良性发展。

现在如果共产党继续高压，到最后就是两个物种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共产党的贵族高压集团，以及被高压政策迫害的民众。

然后呢？就是叙利亚内战和利比亚内战的结果。

一旦有一个导火索，或者是中共财政开始难以有效控制一切的时候，民众积聚多年的怨气就会一股脑爆发。

你想打内战？

赵紫阳路线是什么？赵紫阳路线是认为，中共执政是个历史带来的现实问题，怎么样获取社会的信任，怎么样让社会产生凝聚力，单纯靠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或者暴力都是不能长久的。

比如，我趁着你小时候让你做奴隶给我办事，你长大的这个过程是自然规律，我又不可能阻止，有一天你长大了，身强力壮，只会想办法杀了我获得自由。

中共与民众关系，从来不是一个温和相处的过程，而是一个极端暴力压制民众话语权，同时利用了改革派的经济路线框架，在短期内获益，从而营造了一种路线正确。

你现在不知道痛，是因为你还没体验过，而国人也不习惯和善于了解类似的情况，加上互联网的封锁，没有人从根上意识到问题。

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赵紫阳继续执政，中国国内不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房价问题、劳工权益问题、A股割韭菜以及文娱产业弱势，反而中小企会非常庞大，中国沿海会趋于接近日本的模式，户籍制度会松绑，民众在地方上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不需要为争户籍头破血流给老爷们下跪。

【以胡赵的水平，能保住大陆不分裂就谢天谢地了，还想坐稳第一超级大国，你太抬举他们2人了。】

胡耀邦执政时期，中国离分裂最远，社会有自然而然的凝聚力，不需要靠暴力来维持。

现在新疆和西藏，还是汉地各省，有几个是打心底无条件效忠的？

真那么稳定，中共就不会搞分税制，抽走地方的财证权，不让他们自己控制了。

不还是枪杆子和钱袋子起作用？

中共财政是有极限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必然遇到经济危机，并且会有惯性下滑。

如果不能在人口老龄化前完成产业转型，放权减负来扩大生产效率，让市民的声音与权益得到保证，到最后就是完美错过产业升级的窗口期。

现在中共不想放权，因为害怕自己被清算，放权给中小企意味着他们没法控制民间的企业与中产阶级崛起，也不能放权给基层劳工，害怕工会反过来威胁自身存在，这种压制下，就是中国内需疲弱，中小企生存空间被压榨。

然后，等再过个十几年，中国完全老龄化，没有年轻劳动力，但产业的产出又没有升级到能维持老龄化社会时，中共本身的开支就会不平衡。

这种社会到时候走到尽头，会发生什么？

大家求变，这个变，是什么？

我不太在意共产党是不是会下台，因为我知道我有生之年他们绝对会下台。

但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是，一旦错过了人口红利转型的产业升级窗口期，没有释放基层消费与企业的独立自主性，仍旧是党管一切，党控制企业的走向。

那么下游市场能替代中国的越南、东南亚和印度倘若发展起来，中国就会失去一个变成发达国家的机会，然后就要跟阿根廷一样衰落中反复上百年。

阿根廷就是一百年前有机会转型为发达国家，但国内地主与贵族垄断权力，导致经济结构被破坏，压榨过度后资本撤离，内部开始恶斗，极左极右轮流上台。

全球资本倒不是没有，但有更好的替代品，不需要阿根廷了。

这是你想给自己后代谋取的未来？

大清末年时还有人不相信立宪和共和，事实证明，判断力差的人会把自己和身边的人拖累死。

在这有谁想被中共拖累死的？中国人怎么离开中共不能活了？要集体自杀，七生报国？

—– 1006.19 —–2020-08-04 02:41:02+08:00:

【你的那个改革历程开篇喷陈邓不懂怎么改革，别模模糊糊，写明白一点，这是鲍彤写的导言，不是赵的原文，写文专业点，别给赵带高帽。】

我开篇就说了“鲍彤还批了邓小平不懂经济。”，这个“还”，难道你不懂什么意思吗？

你自己不审下内容，来怪我？不合适吧。

【我一直说赵有自知之明，赵在改革方面很尊重邓，你这么写是在黑赵。】

你一直是在利用这种自知之明和谦虚，想踩过线完全抹杀掉赵紫阳的功绩，那么多书和东西都可以证明的资料，到你这就变成几乎等于没有了。

改革开放里，一百分的中，赵紫阳在经济领域就是八十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合共二十分，政治改革领域里，胡耀邦是六十分，赵紫阳是三十分，邓小平是十分。（甚至邓小平应该扣分）。

你想说赵紫阳只有十分或者哪怕低于五十分？有戏吗？门都没有。

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赵紫阳主政时期在地方萌芽的结果，我又没否定邓小平也是这条路线，更没否定他自己作为元老背书主导，你来咔嚓赵紫阳那么大的贡献都给否了？

邓小平也不是没参与过改革开放，胡耀邦也参与过，为什么经济领域上赵紫阳的资料和贡献就那么多？政治改革领域上赵紫阳甚至也有那么强的存在感？

【你写的这些这么多难道市场经济是赵发明的？市场经济是西方发明的，谷牧78年国外考察回来，给中央大员做完报告，邓陈就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了，赵此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按他自己说法，此时只是模模糊糊对市场经济有所认知。】

我说的可从来都是市场经济是按照赵紫阳的工作而逐渐确立的一条路线，你不要蠢到连市场经济是西方发明这种本身命题不对，想否定我才拿来用的话当事实说，可以么？

市场经济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上来说，人类有以物易物概念时就已经存在了，现代经济学上的市场经济理论概念才是诞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

国内谁明确准确且清晰认识到市场经济概念了？

这里提到的是改革和法理上的可行性，你直接把社会主义改革成市场经济？造反？

邓小平都不敢这么直接，老人们尤其是陈云李先念极其反对。

谷牧做报告前怎么国内没有市场经济的认知么？邓小平又不是没留过学，也不是没出过国。

国内研究的是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又怎么提供一个合法的法理依据去做。

赵紫阳76年就开始在四川搞早期的放权扩大生产，让农民与企业自主工作，毛泽东还没死呢就被批了，这个做法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许。

难道邓小平是给出一个详细明确到每个细节的方阵，赵紫阳就是一个执行机器？

76年到78年累计的承包制经验，第一是提供了技术上的原理来扩大市场经济，第二是提供了实干基础，让邓小平在于华国锋和党内陈云等左派的争论中占据了上风，第三是赵紫阳在探索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通过本地的研讨会，确立和扩大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法理观念。

当然后面也叫商品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毫无疑问从赵紫阳政下开始的，给中共提供了转型的法理依据。

邓小平是清醒的领导人，他本身也是这个路线上的追求者，也提出了很多利好概念，但像你这样一棍子打死赵紫阳的，一点门都没有。

没有人，包括赵紫阳和邓小平，谁都不清楚市场经济改革要如何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执行，赵紫阳蹚浑水杀出血路，后人评价到想让邓小平摘桃子？？？

赵紫阳模糊的事，邓小平只会更模糊，邓小平不负责地方工作，听报告吸收意见偶尔给个观点或者跟左派对立来背书，实际提出概念、执行与构思的，很多都是赵紫阳，只不过赵紫阳没某些人不要脸，写书就一味专美自己或丑化别人，对邓小平的评价在改革历程里有保留。

鲍彤、杜导正、杜润生、姚监复等人对邓小平可就没那么嘴下留情了，赵紫阳自己都盖章说六四是政变，没好意思喷老领导而已。

【邓期望市场为主，就把这个当成主要工作交给赵去解决，要求赵去落实成可执行的方案，才有你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

党内从赵紫阳到胡耀邦再到万里，实际上落实的本身就是从计划经济工作里解绑，他们有疑惑的是要怎么改革，而不是不清楚市场经济具体的概念指什么，他们负责的是行政端，邓小平也不是一个人霸占了理论端。

难道还是这些人都不知道啥是市场经济，就提前好几年，在邓小平被打倒的时候，自己在地方搞承包制，然后试验一些嘴上不叫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所以就是不懂市场经济了么？

理论既是邓小平认可和希望的，也是赵紫阳等人有份提出与参与的，实际执行人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这个看邓小平文选他自己都不否认安徽与四川给改革开放敲定路线的事实。

【赵确实做了很多工作，很懂经济，但到你这里，邓成了一个啥都不懂的光杆领导，你不觉得很搞笑么🤣】

是你自己说邓小平啥都不懂，我说的是邓小平不懂市场经济本身怎么改革，他又不是国务院总理，也不是地方官，压根就不负责这些。

说他懂，那才是戴高帽，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市场化的开端是从地方开始，不是邓小平当上实权老大后一纸令下，然后四川和安徽才开始改革。

而是地方上在邓小平上位前就已经在求变，但是碍于毛时代的威信惯性，不敢公然张嘴，赵紫阳也不清楚怎么教市场经济改革，所以不断摸索，等79年高层权斗开始公开化，就敢做研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怎么是光杆领导？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他的嫡系，他选的人和提拔的人，刘备没了诸葛亮，就不是刘备了吗？要是他没这个本事，怎么可能刚好选定了万里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改革的三驾马车。

经济改革上邓是很开明的，也给了赵紫阳很多信心，但这个框架不是邓设计的，没有什么疑问，邓就跟我前面说的一样，想要一个超跑，意识到了超跑的好处和必要性，工程师赵紫阳就从无到有，在学习的过程里给他造了一辆。

没有邓小平，是赵紫阳和胡耀邦难以上位，更不会改革的那么快和顺利，所以不会有改革开放，这是因果关系的逻辑链以及邓小平的改革贡献。

但是没有赵紫阳和胡耀邦，邓小平本身也没法上位拿到实权，双方是互相成就的，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要有不同的算法。

游戏打团推图，邓小平就是奶妈和光环怪，赵紫阳和胡耀邦、万里是主力T与输出加控制，改革上谁离开谁都不成。

但考虑到邓小平自己中途背叛革命，亲手颠覆了改革的性质，承认他的事实功绩是应该，但没有必要给他好脸色，共产党下台后肯定历史地位低于赵紫阳与胡耀邦。

哪里像中共那样，直接抹杀掉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存在，提都不提，所有功劳都转移给邓小平，说的好像没了胡赵的协助，邓小平斗得过华国锋跟陈云似的。

所以别用中共的叙事口吻评论真实历史。

胡耀邦和赵紫阳，不是圣人，但作为历史人物，他们发挥了绝对积极且关键性的贡献，不掺杂个人私利，并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站住了脚跟，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都没法比的。

赵紫阳六四时到广场喊那一嗓子，远比不是他在改革时期留下的制度、规矩与路线来的重要，他提供的改革思想方向和人才储备，一直就在那，只是随着保守派开始全面被世袭化取代后，越来越淡了。

正常人我想不会有几个喜欢现在习近平时代，而不怀念江胡时代的社会吧？（抛开自然正常发展的经济，谁还不喜欢钱多）

早十几年二十几年前，赵紫阳就已经预言了中国政治改革停顿后的社会状况与未来，这又让赵紫阳不止是停留在立功（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立德（六四站稳脚跟）。

邓小平，在我看来是改革开放的工头或者甲方而已，他想要，是不假，他支持也不假，但最后关头背叛革命，没什么好谈的。

—– 1006.20 —–2020-08-04 02:43:29+08:00:

如果中共垮台，并且是以高压压不住的情况垮台，那很可能造成各地权力真空。

新疆吃土耳其的财政支援，权力一旦真空，形成一个本地武装力量，也就是几个月到一年多就能转型完成的事，而且新疆地理位置太远，中原新政权估计都要争几年才能解决内部纷争，甚至十几年。

新疆到时候就成既定事实，要打可能成本很高得不偿失，很容易变成现在台湾的局面，因为一旦和平下来，又没人愿意打了。

—– 1006.21 —–2020-08-04 02:48:04+08:00:

我感觉当时政府缺乏经验，虽然有一定程度了解到，但没有事先做准备，但好在反应及时，很快就提供了储蓄保值的计划。

李鹏后来用更好的市场环境和少数商品并轨，搞了个24%的CPI增长，感觉共和国交到这么个人手里真是败家。

—– 1006.22 —–2020-08-04 02:50:16+08:00:

这种事没有任何道理不去认死理，我回复长是为了必须把事情说明白，对有争议或资料不全的人我一般不评或少评论，赵紫阳现在是有历史盖棺定论，党内老干部和资料提供的太多，没有什么好让，这点基本事实都要让的话，简直是在侮辱赵紫阳。

谁给邓小平戴高帽，谁想拿掉赵紫阳的功绩，国内叙事体系谁在用，其实一目了然，你自己也看得出来国内按照陈云和邓路线发展下去是什么情况，很多国人要么不敢认清现实，要么就是不会去思考更长远下一代的未来。

六四一样的事件，必然会再次且多次的发生在中共执政的末期，到时候历史会再次公正评价赵紫阳与邓小平。

—– 1006.23 —–2020-08-04 03:05:41+08:00:

没错，这才是最大问题，六四是建立一个贵族世袭门阀政权，以压榨中国人的劳动力为特权阶级服务为统治逻辑来延迟倒台。

六四如果当局认错平反，也可以解决。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翻篇的，中共不在民众认受性高的时候认错，就得在认受性低的时候被挂路灯，到时候就没人听解释了。

—– 1006.24 —–2020-08-04 07:47:40+08:00:

你要摧毁建制化的军队和政府很容易，但你不能长期打治安战，美国治安战从来没赢过，打治安战，很容易形成南北疆对立，汉地调军队，到当地除了汉人，理论上任何不一样的面孔都可能是敌人。

车臣、乌克兰、爱尔兰，毁灭大部队一直不是问题，但想建立有效管制不能光依靠军事力量。

现在中共累积的仇恨越深，未来要解决，靠武装重新统一的成功几率也就越低，如果当地人形成种族与文化对立的观念，不止是汉人要跑路，就算打垮大的当地自治政府，也会跟阿富汗一样陷入长期的治安战困境。

越晚和解，越容易产生治安战的环境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对高压新疆的做法。

—– 1006.25 —–2020-08-04 09:16:23+08:00:

我前面就说了，人治我分得清，有些人不是在解释事情，而是在用一种方法试图颠倒黑白。

邓小平做了什么，赵紫阳做了什么，这些都是可查可验证的。

这里既然能辩证，为什么你张嘴就是轮媒的内容话，我能马上给你资料来源呢？

什么叫野史，大活人因为不符合你的立场需求，给一笔划成野史了。

正史又是什么？三中全会华国锋还没下台，亲信还在，两个凡是刚被攻击，你就给提笔按进棺材了。

我算哪门子权威和一呼百应的红人，从头到尾都是说我自己想说的话，中国以后也是这样，想说话能说话的，出来说就难免有话柄，我没有吗？我是有的，但别人抓不住，那就不是我水平高了，郭德纲那句说的话，都是…….

—– 1006.26 —–2020-08-04 09:28:07+08:00:

打恐怕是要打，我觉得如果要选一个社会最大公约数，不可能光靠武力，武力应该是一种争取最大公约数的保底手段，任何政权不可能无端让渡利益，这是可以肯定的。

—– 1006.27 —–2020-08-06 08:54:45+08:00:

胡锦涛是共青团出身，当年共青团带头推动改革，李鹏可能有牵扯阻碍，胡锦涛之前的上任共青团接班人，胡启立下台跟这都有关系。

日后工作上，胡锦涛是不是某些决策跟李鹏有矛盾，派系有利益冲突，虽然没曝光，但我估计也是差不多。

赵紫阳儿子确实有口碑问题，赵紫阳本人当时也在民间也没有清晰的政治面貌，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民间普遍对赵紫阳不如对胡耀邦熟悉，矛盾指向赵紫阳是很正常的。

赵大军倒卖彩电这个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同期认识他的人聊，应该是有倒卖情况，胡德平可能也有，并且不确定具体是谁，事后还要赵紫阳或胡耀邦其中一个给他们擦屁股，细节记不清了。

至于集中焦点攻击赵大军一事，一是要把问题从政治上的反自由化，拉扯到因为攻击赵紫阳家族贪腐（实际上没有，因为赵紫阳政治面貌不清晰在那个位置被喷是无法避免的），二是要通过这一点，去否定赵紫阳后来的立场正当性。

—– 1006.28 —–2020-08-10 10:30:09+08:00:

其实资本家这个描述我一般不多用，我更多认为是企业家，他们提供就业和创造市场盈利，企业资本对应的是社会某个阶级的职能。

社会的产业越多，越多的企业创立和生产与投入，就有越多的岗位被创造出来。

民权崛起就是在企业之中发展扩张，因为现代社会资金是很重要的东西，有资金的情况下，话语权才能被扩大。

政府是一个要完全依赖于民众与社会生存的组织架构，企业纳税、个人纳税、消费税这些是政府运行之本。

所以资本家绝对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力，但不能说是资本家个人，而是整个资本体系，包括普通的受雇员工乃至乡村的农民，他们都是资本体系的一个环节，迫切需求生活改善，那么改善的过程里，就不可能全部都依赖政府。

中国会不会过渡到俄国那样，其实目前来说什么可能都有，现在还没到预判的准确分水岭。

而要说资本家是不是对中共不满，我想绝对是的，之前李嘉诚发文，再到各大资本外逃，近一点的去年反送中时，香港商会与各界人士第一时间反应都是对中共行为很抵触，一直到后面要求统一口径才结束内部争议。

这里还包括李嘉诚登报的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这种明喻嘲讽。

有钱了要听谁的，听有权力的人，还是服从合法的规则，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有答案，这个不一定是要资本家富豪才有这种需求，普通人赚一个月工资，也不会无端纳税又没权力参与政府的组成。

—– 1006.29 —–2020-08-13 22:30:48+08:00:

这是个经济问题，政府要算一笔财政的问题，希望镇压劳工权益，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拒绝改善劳工权益，产业的效益就不可能提高。

一是任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转型，内需消费是个很重要的动力，拒绝改善劳工权益，意味着企业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出口成本也不只是劳动成本，还有其他成本，比如土地资源成本。

而土地资源是政府获取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政府不可能一面对企业抽税，又从土地抽取资源，因为这样几乎就无可避免会遇到财政枯竭。

一方面企业成本无限增长，社会消费因劳工权益上不去，整体可能在增长到一定极限后开始通缩，或者换句话说某些领域产能过剩，政府就要不断进行凯恩斯主义，最后债务雪球，而政府的税基就是个人与企业的经济活动。

所以“信任”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资源的前提下维持的，如果说一个人一生的话，几十年的确是近乎于永恒，但对于历史来说，二三十年其实很短。

无论香港还是大陆，社会都有一个更替成本，当更替的成本无限趋于0，或者利益大于成本时，社会很可能就会瞬间改变了。

说到底，一切都要花钱，现代社会没法搞奴隶制，因为产业工种太多，矛盾一旦起来，政府试图人为制定的经济架构，不可能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