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一二三）
郭飞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 
一二三）
郭飞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有可能在历史上最终失败，除非……
————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一
宪政民主必胜，这是天道和自然法大势所定。但中国这一代争自由的人们并非必胜，如果犯下并继续坚持若干致命的生存策略错误，这一代自由理想者很有可能沦为现实的政治博弈场上的最终失败者。
2003年以来，坚守中间温和路线的民主维权运动在中国大陆兴起，在无数的英勇抗争和悲壮担当中艰难扩展，目前有上千名争自由的仁人志士仍然处在被关押、囚禁状态，这一严峻事实证明，经历了四十余年层叠累进的中国民主运动渐渐做大了，但并未做强。
在人类历史上，与当今中国民主维权运动颇为相似的，是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
英国宪章运动以要求普选权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动员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当今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但是，宪章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们犯下了诸多战略战术错误，其中最根本、最致命的错误在于——他们以强烈的偏执的两极思维，以几乎接近于（逆向的）“种姓制”的决裂立场，坚决排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贵族阶层变革力量加入宪章运动，从而错失了从程序外扩至程序内、从边缘步入中心的历史机遇。其结果是，宪章运动一直被当权的贵族阶层紧紧压在边缘地带喘息，越战斗越削弱，最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在底层政治运动彻底失败后，英国贵族阶层另起炉灶，酝酿、推动了1867年的选举改革，但变革的历史机遇被浪费了将近20年，平民阶层的政治崛起则被延迟了将近40年。大英帝国的衰落与此也不无关系。
化“权力垄断”为“人民主权”，化“国家主导社会”为“社会主导国家”，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主题。许多有心人仅仅认知到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竞争性，却没有深层地考量：政治竞争的基础在于，所有的政治竞争者都共享着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平台。在和平的现代工业国家，这一平台只能通过所有阶级共建全民共识、元宪法和文明的游戏规则，才能现实筑成。
阶级斗争和官民“死磕”，绝不是在中国本土实现宪政民主的可操作之路。通过官民大妥协打造全阶级联盟，建成一个全民共享的宪政民主平台，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同时也是这一代自由理想者必须经受的政治考试，如果考试不合格，一代仁人志士恐怕将被激荡变幻的历史所淘汰，只好改行从事低风险的思想启蒙，或者归隐山林，书写回忆录了。
一种深受两极思维浸染的文学浪漫主义，在民间言论界长期流传，它高调鼓噪一种对官僚阶层变革力量加以洁癖式、“种姓制”的彻底排拒的政治转型模式，代表着一种不公正、不切实际、注定永远被边缘化的错误的操作线路。这些继承了法国、俄罗斯式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哲学和狂飙激进情怀的文学浪漫主义者，长期躲在安全的“河那边”，主张种种“纸上好看”的最决裂的极端立场，同时无休止地攻击在“河这边”艰难奋战的行动者及其务实盟友的综合平衡、中道理性与温和路线，以自相标榜、损人益己。这种隔岸观火的坐而论道者居然能够长期“忽悠”如此众多的网友，实在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一大异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感谢后极权主义的思想禁锢制度对他们的单面信息的“间接支持”。
那种自以为极权金字塔必倒、民间大可收拾残局的盲目乐观想法，不过是怯懦的懒汉做梦。实力博弈自有实力博弈的严酷逻辑，道义价值如果无法转变为政治实力，恐怕只能继续仅仅停留在精神文化世界和生命悲剧艺术领域。独立大国的历史转型，从来都是充满了变数，存在着各种可能。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是，面对迷雾般的未来，决策者不能仅仅考虑“对我很有利”的那种可能，更不能把全部身家压在概率很低的那种可能上。
郭飞雄：自由理想者不排除寻求与温和派、强硬派同时实现“大妥协”
————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二
是选择“官民大妥协”还是“官民死磕”？对于中国民主化来说，是根本的政治路线之争。
在和平的、高度工业化的当代中国，谋求“官民大妥协”，实在是顺应亿万主权者的真实意愿的选择。亿万民众求稳怕乱、渴望安享幸福生活，这种保守性是我们的生存自然，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基本约束条件之一。多年来，当数百人冲在自由民主斗争前沿时，无意中回头一看，往往发现身后并没有大队群众跟上，“我们落单了！”如果我们真正尊重主流民众的主权意愿，那我们就不得不放缓脚步，随着主流民众一道“保守”起来。
一般而言，对立的双方寻求相互妥协，是因为相互需要，在妥协中可以得到他们各自缺乏的东西。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官与民的资源清单：中国官僚阶层拥有行政资源、有效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管理人才资源以及政治全局掌控经验，如果我们诚挚地追求在中国和平地、高品质地建成真正的宪政民主和“福利国家”，就不能不倚重一直身当其位的官僚阶层。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拥有全人类三百年来罕见的道义和道德资源、长期社运斗争经验以及政治理论的专业积累，因而提前卡在中国未来的关节点，任何求变者都无法逾越他们而前行。再造这种水平的民主政治专业力量，同样需要四十余年层叠累进。
按照转型政治学教科书，转型的动力机制应当是民间温和派与体制内温和派结成中间联盟，作为民主化的实力基础——但是，如果体制内强硬派坚决阻扰和破坏怎么办？如果体制内强硬派的实力大于体制内温和派怎么办？
我多年来深思熟虑的“官民大妥协”思路，首先立意以人道文明包容所有同胞（我们的自然善良和理念善意不必通过太多的词汇来表述），同时亦谋求大幅提高民主化成功的概率。我的思路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主张，中国民主维权运动不仅应寻求与体制内温和派实现“大妥协”，而且不排除与体制内强硬派、甚至是貌似极左势力的僵化倒退派，实现“大妥协”——妥协的大前提是，承认并遵循人民主权，政治变革可以慢、但必须步步“来真的”，在铁的信用下长期互助互保——这是最大的善意，也应是最大的博弈智慧。
“官民大妥协”与改良没有任何关系。古希腊、古罗马建立古代民主共和时，“官民大妥协”是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妥协成为顶级操作理念，是从美国费城立宪会议开始的，至今，政治妥协已经成为美国政坛的基本生存策略和主要偏好之一。如果一定要使用“改良”与“革命”之类的教条语言，“官民大妥协”就是光荣革命、和平革命。
光荣革命、和平革命，对于已经被滚滚而来的风烟烧得焦头烂额的当权者来说，可能是从悬崖上平安着陆的最好的梯子。目前的中国，内部经济危机层层加重、权力金字塔顶层多元分化格局基本定型、欧美联手遏制的潜在态势实质已无法逆转。此时此刻，极左的老调子实际已经唱完。寻求“以变应变”，是僵化倒退派客观上不得不接受的生存策略选择，在重重根本无法打破的约束条件之下，他们的合理选项其实只有两种：是假改，还是真改？
欧美自由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的支持是十分宝贵的，但是作为独立大国，作为工业规模已经超过美、日、德三国总和的经济巨无霸，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不可能靠外力高压来实现的，这些不过是十分简单的政治常识。
文明、高超、正面地回应外部和内部压力，靠自己、靠同胞、靠民间和体制内多元崛起的张力，具体实现包括温和派、强硬派在内的“官民大妥协”，构成为当前中国现实的可操作的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动力因。对于中国民主事业而言，独立民间力量毫无疑问多是积极公民，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不想虚度人生、同我们共享同样的自然情感和文化传统的行政官员群体，往往也会催生出大批大批的勇猛推动政治转型的积极公民。这可是巨量的政治人才资源。
官僚阶层是否有谋求与民间实现历史性大妥协的强烈动机？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猜测强硬派的心术，仅仅只需看重大危机中其基本生存策略如何。2020年上半年激荡的时势已经证明，强硬派在生存策略方面具有高度的理性追求，仅仅只是做事能力太差，继续其永远把大事情弄砸的节奏。目前国际国内的重压是客观的，也是其不可解脱的。极权金字塔顶层的多元分化甚至分裂，同样也是不可逆转的。鉴于任何后来者选择民主化道路都将使今天的强硬派处于极其不利的被动局面，所以，以博弈论观照，布局于中长期未来，是强硬派高度合理的生存策略选择。这是多元博弈的客观态势所决定的，这不是主观偏好。僵化倒退路线就算尽其全力，也顶多只可能控制未来全局三年、五年，根本无法做到控制未来全局十年、二十年。难道当今中国的强硬派或貌似极左的僵化倒退派，会缺少自保理性吗？
过往海内或者海外的先行者谋求官民和解、谈判、圆桌的尝试失败，远远不能证明“官民大妥协”行不通。对于具体操盘者来说，从来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大国英才过多，独立民间根本无一人足以代表全体，十至三十位民选代表做出的承诺的可信度远远不足。所以，大国的“官民大妥协”，整块对整块几乎是不可运作的。最好“让一部分人先妥协起来”，可以分头、分步骤达成部分契约，甚至单独契约——靠人品厚道、铁的信用和理想的纯正性。
郭飞雄：政治转型第一阶，民间力量不需要进行“大整合”
————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三
在转型前后，民间力量应当如何扩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使用“倒推术”。
集权金字塔结构的政治转型有多种可能，但即使出现对民间力量最有利的情况，金字塔结构也不可能破裂成一地碎片，而会分解为七八个小型金字塔结构（哪怕是形状有所残缺），它的市县和基层行政秩序将依旧稳固。此时，民间力量即使实现了最大、最集约的整合，也斗不过小型金字塔，因而不具备一流的博弈实力，仅仅只能充当上层斗争的配角。而民间力量的独立发展是民主维权运动的生死红线。
所以，我们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在中国政治转型第一阶，即使我们冒着高危风险，做出重大担当，实现了民间力量“大整合”，也无法起到决定作用。
四十余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出现了七九民主墙运动、八九学潮、九八组党、二〇〇三维权运动四次高峰，至少诞生了四波长盛不衰、卓越超凡而又各自独立的先行者群体。而且作为巨型国家，中国独立民间的自由思想学术流派尤其多元。因此，在政治转型第一阶，中国政治社会必定会经历一个多达两位数的政党激烈竞争的过渡时期，争雄竞胜是人类健康积极的本性，不经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最后谁都不会心服口服。按照某种事先的政体设计或事中的制度调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多党激烈竞争之后，多达两位数的政党逐步整合、简化为美国式的两党，或者法国-德国式二元主导的多党，是较为符合民主运动本身的自然秩序的。
如果我们把未来的历史任务提前到今天来操办，姑且不谈“大整合”会给野性未除的专制力量提供一网打尽的良机，仅仅就独立民间内部来说，“大整合”做法反而有极大可能会促使自由理想者之间发生激烈内斗和不正当竞争，其结果，民间不是提前走向兴盛，而是未盛即衰，过早凋零。所以，政治转型第一阶，民间力量不需要进行“大整合”，此时的“大整合”有违于充分竞争、反复洗牌的自然节奏。
充满了生命激情的独立民间活跃人士和诸多铁窗英雄们，自然都渴望早日登上政坛，一展雄才，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功立业。但是，在中国政治转型第一阶，在独立民间实力稚弱、社会基础未立之际谋求“做大官”，对于历经四十年艰难熬炼的民间力量来说，却很可能是巨大的不幸。在俄罗斯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民主派由于联手叶利钦，过早地掌握了中央权力，长期漂浮于上层政治，未能扎根于公民社会、全面压在地方选举、历史性地转入地方自治，因而失去了在俄罗斯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机会。这是俄罗斯最终走向普京威权政治的深层原因之一。
与其忙于民间内部权争、转型过渡期京城权争，何不彻底回归中华大地，把重心转入公民社会、地方自治、制度设计探索？这才是中国独立民间历史性做成的大本大源，是未来成熟的政党政治之所系。做事，做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大事，永远比高空飘气球一般的权力竞争更重要。
在2019年8月出狱之后，我曾经对许志永、丁家喜这两位目前正被关押的英勇的民主英雄当面说过三句话：“话要朝低处说，不要朝高处说；宁愿慢一点，不要追求快一点；宁愿拆散，不要追求集中。”在思想学术上，我们之间一直有着自由、健康的争鸣。在未来政治转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和整个中国政治社会，可能都会面临着两大政党框架之争：是在中国大陆建成像台湾那样的中轻度集权制的政党，还是建成像美国那样的完全扁平结构的俱乐部式政党？我个人认为，这一次我们宁愿慢一点，也要努力把一种像美国共和党、民主党那样的内部没有任何程序集权、因而没有了不必要权争的俱乐部式政党制度，从头缓慢扎实地推进。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做好了长期做“少数派”的充分心理准备。
（原载《政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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