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ry, E.J. Educated acquiescence: how academia sustains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49, 1–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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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常常被称为启蒙价值观的堡垒、自由民主的基石。传统观点认为，由于高等教育培养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可能威胁专制政权的生存，专制国家会对高等教育采取忌惮态度和压制手段。但在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对政权的默许和与政权的合作对维护专制有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作为帝国的中国有着世界历史上最持久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而其兴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政权赞助了与其利益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尽管二十世纪的革命给中国的政治和教育界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的共产党国家政权依然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并建立了国家政权与学者之间互惠互利的纽带，从而降低了知识分子领导反对活动的可能性。与历史上的帝国一样，今天中国的专制统治仍由知识分子的默许来支撑和强化；学术界在政治权威前退让、顺从，以换取政权赋予它的诸多利益。这种现象对“高等教育与自由民主紧密相连”这一流行假设提出了质疑。

论点摘要

知识分子和权力关系的两种视角

• 目前存在的大量关于知识分子与政权的研究，都聚焦于体制外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影响。例如Bueno de Mesquita和Downs认为，“高等教育有助于培养大量潜在的反对派领导人，从而增加现任政府的竞争对手”。根据这一论点，专制政府为了削弱反对的力量会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
• 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往往较少关注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维护专制统治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事实上，专制制度越成熟，反而会越积极地支持高等教育，将其从架构到运作打造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获得知识分子的效忠，正如中国的情况所示。
• 此文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默许”（educated acquiescence）这一概念，用来形容专制政权与知识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 专制政府通过掌控教育体系，制定知识阶层成功的标准，并为“成功者”提供各种特权和福利，例如社会声望、政治影响力、物质奖励等。用这种方式，政府引导知识分子在官方认可的范围之内进行学术活动，并压制体制外的声音。而在中国，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今，“知识分子的默许”都对政权的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历史和当代“知识分子的默许”

• 中国历史的漫长时期里，教育体系是为科举考试和官员选拔量身定制的。尽管在结果上，世代累积的阶层差异造成了教育机会的巨大不平等，“鱼跃龙门”的比例极低，但儒家考试制度仍然一向被认为是公正、合理的制度，并成为了维护帝国合法性的一大支柱。同时，这套教育体系也具有极为务实的目的，如实现书面语言的统一、政治文化的同质以及课程的标准化——最重要的是，它达成了“知识分子的默许”，即知识阶层和政权的紧密合作。即使知识分子对政权提出意见，也往往是出于忠君爱国，而不是想做“反对派”。总之，在西方教育体系和思想被引入之前，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与公务员选拔、官僚机构的维护密不可分，是帝国统治的堡垒。
• 1905年，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制度被取消，这一举措切断了国家和知识阶层之间千百年的纽带。中国知识分子的迅速激进化，亦与此有关。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不再被国家政权束缚，于是教授、大学生都成为了政治抗议的重要力量。中共就是高等教育与官僚选拔切割的直接结果。
• 中共掌权立国后，一直在探索与知识分子相处的新方式。 在反右、文革等时期，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新一代领导人对西方的高等教育模式表现出了兴趣，认为其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复苏。1977年，高考恢复；但是高等教育的改革没有与其他改革相配合，政府支出并没有相应增加。随着工作分配的中止，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加，引起了大量不满。这也是中国学生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发起一系列抗议活动的重要诱因。此外，这些抗议活动也与大学政治管控的放松有关。从1978-79年的民主墙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大学生都在通过抗议的方式要求对政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 虽然六四屠杀镇压了天安门事件，但同年苏联解体，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崩溃，使中国领导人对自身政权的持久性忧心忡忡。因此，中共将重塑高等教育作为当务之急，以确保中国的大学不再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大本营和政治抗议的平台。六四之后，“维稳”的关键措施之一，便是通过严格管控大学，将知识资源和知识分子的活动导向支持体制而非反对体制。
• 多年来，尽管社会矛盾此起彼伏，中国的大学依然保持着政治顺从。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不鼓励独立的政治批判，不赞成思想启蒙，而是宣扬中共政府所主张的国家统一、技术进步的“爱国议程”。 从天安门事件之后，五四运动宣扬的启蒙理想第一次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排斥。
• 这种模式也存在挑战：与帝国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学者在学术全球化背景下开战学术活动，能够接触很多挑战中共“正统”的信息和思想；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教授的工资和奖金减少，削弱了维持“知识分子默许”的物质基础。

中国“知识分子的默许”形成的原因

•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党国为了维护大学秩序而部署的一系列控制机制。
  • 例如辅导员机制，由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配合辅导员进行思想监督和政治导向，并向团委汇报。
  • 近年来，对大学生的控制进一步技术化：新生的心理健康筛查结果会被转交给政治干部分析（Yan, 2014），学生的社交媒体被监视和审查，授课过程被监控摄像，学生可以通过手机app实时投诉“政治不正确”的老师。
• 其次，是一系列更微妙的“文化治理”措施，旨在产生对政权的忠诚。
  • 自1990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已成为大学课程的标准组成部分
  • 各种宣扬“文化自信”的活动和研究项目被大力支持。
  • 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宣传部门将中国的历史遗产与二十世纪的革命遗产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尽管在中国校园里可以听到很多抱怨，却很少有人说当前的政权是“非中国”的；对一个基本思想和制度几乎都是全部从苏联进口的政权来说，达到这种文化上的认可度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 2013年，在一项对中国两所顶尖大学近千名学生的调查发现，党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在大学生中已经产生了预期效果：大学生们在爱国主义和国家身份认同方面得分异常高，而在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度方面得分很低。二十世纪曾经引发学生抗议的对“民主”的渴望，似乎已经消散。
• 第三个原因颇为讽刺：尽管习近平政府将“公民社会”列入黑名单，但它的出现其实有助于当代中国校园的平静。
  • 基层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鼓励学生和老师参与直接或间接使中共统治受益的活动，如救灾、教育、福利等，减轻了部分政府负担，同时引导年轻人远离潜在的破坏性行为。
  • 近年来兴起的许多社团组织都具有官方背景——例如与共青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称为官办非政府组织（NONGO）。
  • 某些地方政府甚至会与NGO签约，让它们去代为实施某些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
  • 据非官方估计，中国注册及未注册的基层NGO的总数达百万，且活动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宗教性的医疗组织，到组织学校图书馆书籍和穷人冬衣捐赠的组织，再到为被压迫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和经济救助的劳工组织。
  • 但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仍然是“维稳”，这使它对NGO始终存有忌惮，并通过注册规则、公共监视甚至骚扰等方式，防止地方团体与同行或国外组织“串联”。
  • 此外，中共特别注意监视NGO中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以防他们充当不同社会阶层、团体之间的桥梁。2019年，很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社团被注销，数十名年轻成员被拘留，以打碎学生与深圳抗议工人之间的联盟。
• 最后的、也是更有讽刺意味的原因，是中国大学力求获得“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努力。
  • 为了回报政府海量的财政投资，中国的重点大学引入了一套根据世界大学排名标准精心设计的人员评估制度。这套制度在评定和奖励学术成就方面，显得客观、普世且“唯才是举”，具有类似儒家科举制的合法性光环。
  • 例如，文献计量学——或者说在SCI和SSCI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已经成为评估大学“业绩”的主要标准。在这些期刊发表文章可以获得丰厚的奖金；研究生必须有相关发表记录才能顺利毕业。
  • 再例如，研究基金的数量和规模是大学排名重要的标准，于是大学教师的工资、职称与获得基金的数量挂钩。而中共政府则通过操纵人文社科方面的基金课题（如设置大量“习近平思想研究”的基金），控制学者的研究。
  • 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政治自由化，而是使“象牙塔”的兴趣和精力专注于实现“业绩”目标，而不再聚焦于独立批判。

结语

批判社会学家指出，后工业化国家不论政体类型，在高等教育方面都逐渐趋同，即致力于专业化和去政治化的“知识经济”。然而，专制国家能部署极为广泛的激励和惩罚措施，而自由主义民主制下的领导人所受的限制却多得多。目前，世界各地的专制国家对大学的投资不断增加，这使人们对“大学的蓬勃发展与强健的民主制紧密相连”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如今，最“开明”的独裁者下注数十亿美元，反对这一理论。而中国的例子表明，他们的赌注可能没有押错地方。

译者评论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作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与国家权力是什么关系呢？是作为批判力量还是支持力量存在？民主制国家的大学，多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潮的大本营；虽然也有批评大学已被“收买”为建制力量服务的声音，大学的研究和批评依然保留了相当的政治独立性，“学术自由”亦被奉为圭臬。而Perry此文，探讨了成熟的专制制度是如何通过各种精致手段，将高等教育体系收归己用，将知识分子训练为政权的合作者与“保皇派”的。

我将这些手段，归纳为两个词，一为“义”，二为“利”。

首先，如果说自由主义大学的“合法性”来源于其对学术独立、社会公平的追求，专制主义控制的高等教育也有自己的“道德制高点”。体现在中国，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唯才是举”的考试制度、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这些“大义”，是很多知识分子对政权认同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其次，专制政权可以通过调集大量社会资源，创造一套有效的奖惩体系，将知识分子的精力引导至建制方向。历史上的科举制和知识精英治国、今天的学术评估指标，都与此相关。不过，与传统政治相比，中共政权下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其实并不算大。鼓励知识分子“去政治化”、专心研究学问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这种观点，其实是与历史上提倡积极参政的主流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的。

Perry所分析的中国“知识分子默许”形成的四个原因，我个人认同其中三者，即对大学的严格政治管控、对国家主义文化氛围的培养、以及对学术界“绩效”的追求。但是，Perry认为，公民社会和NGO主要导致了知识分子的默许而非反叛，我并不认同。

基于NGO和公民组织的社运发展，本身就有批判性和建设性两种目的，而建设性活动、甚至与政府一定程度的合作，并不等于对于现有制度的顺从和妥协。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参与“运动”本身——或者亲身去了解社会本身，就可以成为专制政权的威胁。专制政权本身权力的膨胀，必然造成现实中无数的荒谬和矛盾，只要亲身接触，就很容易察觉。因此，非官方控制的NGO才让中共如此忌惮，以至于要不时采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打压；而一个“马列主义政权”，沦落到害怕大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会，逮捕审判支持工人运动和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完全不顾自己的举动会对自身合法性产生何等冲击，便是社运对于专制政权产生威胁的最好证据。

政治批判的反面不是建设性的政治活动，而是政治冷感。 积极参与社运、试图修补社会问题，并没有错。至于这样的活动，是否会让人很快发现专制社会隐形的雷池和言论边界，感受到“温情脉脉面纱”下维稳机器的残酷，导致幻灭、犬儒或是“激进化”，便未可知了。

无论如何，希望我们——未必是“知识分子”，而是任何热爱知识的人——都能生活在真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