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皇权不确定性下的统治术——传统中国官场机会主义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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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录

• 机会主义这个概念，指政坛中那些没有定见、没有操守、随机应变的政客行为。自古以来，中国官场机会主义盛行。无论儒家怎样强调士大夫道德操守，都未能遏制“墙头草”式的机会主义。草随风摆，而“风”就是凌驾于官场之上的皇权。
• 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官僚化的帝制结构，虽然皇帝最终要凭借官僚这个中介才能统治国家，但官员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依据都是皇权。官僚机器只是帝制的“车轮”。所以，皇帝要怎么样，官员只要迎合，就能获利。只有在皇帝明显违反常识道理、造成重大灾祸之时，官员才可能凭借儒家伦理对皇帝提出批评。理性选择的结果使得官员更多地趋向于顺从皇帝。
• 中国尽管有两千多年官僚制的传统，但守规矩、遵法制、走程序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考试取官的确是理性官僚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然后就再也不走了。隋唐科举制建立的初衷也并非建设官僚体系，而是防止贵族垄断官职，强化君权。科举制度越来越严密，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愈发精英化。但是，官僚的行为却没有程式化和规法化。官员的个人行为偏好往往直接影响一地的发展。
• 官员的行为模式往往以皇帝的喜好为风向标。一般来说，皇帝喜欢什么，一个朝代就兴什么。汉初皇帝喜欢黄老，臣子们就清静无为；东汉皇帝喜欢儒生，则臣子们多为经学家；唐初皇帝喜人上书言事，则多诤谏之徒；到晚唐，皇帝喜欢佛教了，则多礼佛之士；清代嘉庆之后，皇帝提倡节俭，带头穿补丁衣服，则满朝文武衣服上都打了补丁，有的补丁比衣服本身还贵。
• 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势必导致官员行为无法程序化、规范化，而皇帝行为的不确定往往是由统治术决定的，属刻意为之。多数王朝都外儒内法，崇尚权术，甚至迷信权术。秦始皇和丞相李斯之间，有过一个小故事。李斯随从车马过盛，很是招摇，皇帝看了不高兴。随行的宦官就把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低调起来。秦始皇马上知道身边有人泄密，又审不出来，于是把当时在身边的人都杀了。因此，官员要看皇帝的喜好行事，而皇帝却偏偏不想让官员知道自己的喜好，刻意让他们去揣摩、迎合、争宠，以便控制、操控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一向为人看不起的阉人，始终是中国王朝政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官僚需要通过宦官了解朝中的信息，掌握太后和皇帝的动向。
• 帝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制度安排，刻意强化皇帝行为的不确定性。比如明清两朝都实行低俸制，但绝大多数官员都可以通过政务上下其手，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对于这些，皇帝一清二楚，但就是不肯加以改变，即确定性地增加官员白色收入。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绝大多数官员都置于违法犯罪的状态，进一步扩大了皇帝操控官员的空间。
• 君主制的近代转型，都是从限制君权（具体地说，是限制君主行为的不确定性）开始的。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就是英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者通过跟国王签订宪章，限制国王无度的征税，逐渐限制国王的其他权力，最终发展为君主立宪制。清末预备立宪，其钦定宪法大纲、成立准议会资政院，主要比照日本，因为日本立宪体系中君权比较重。但是，预备立宪一旦进入行动程序，各省的准议会谘议局和中央的准国会资政院一成立，君权包括代表君权的各省督抚之权，还是被大大地抑制了。督抚想增加点税，居然怎么都不行了。资政院居然多次提出议案，弹劾代表君权的军机处。后来，就自然有了当家的满人亲贵执意收权，得罪了全国的士绅，以致于辛亥革命发生，皇帝被推翻。
•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官场的机会主义无疑是一种强腐蚀剂。小官迎合大官，大官迎合皇帝。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只要摸准了意图，确定上面有这样的偏好，下面就会玩命地推行，即使惹出民怨，官逼民反，也在所不惜——有时甚至等于挖坑埋了上司，但这个坑当时却非挖不可。
• 如果是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这样的机会主义危害还小点。因为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治的，官场只要不大折腾，农村都能自己运转。但是，在一个走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恰好这个国家的政府权力还超大，官员迎合式的折腾，小则危害地方，大则坑害国家。一个政策出台，没有修正剂，没有刹车装置，动辄上千亿、几万亿砸出去，等到发现错了，已经铸成大错，无法挽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刹车的只有一个人或者最高层的几个人，而车轮启动恰好是迎合了最高层的偏好，指望来自最高层的刹车制动，显然是不可能的。
• 只要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没有纳入法治之下、接受制度的约束，官场机会主义就永远消除不了。权力集中在一个明君身上，的确可以高效地实现很多大目标。但是，今天的世界，对政治领袖的要求不是雄才大略、英明决策，而是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尤其不犯大错误。规范领导人行为，减少领导人行为不确定性，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其眼睛向下，以民众的利益为政治的出发点。

张鸣：从科举制到市场经济转型——官本位的源流及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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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录

• 以文官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制度的核心成分，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甚至称之为中华文化的“三元色”之一。
• 秦朝实行的是“以官为贵”的国策，官吏不仅是法令的执行者，而且是教育的唯一实施者。秦二世而亡，秦制在汉朝遭到了修正，汉朝实际实行的是贵族和官僚的双轨制，但总的趋势是官僚的份额在增加。尽管由于用于选官的察举征辟制度的副作用，官僚本身也出现了世袭化的倾向(门阀)，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官僚贵族化的普遍现象。但此时的门阀世族，世袭已经不是采邑和爵位，而是做高官的特权。当然，任何形式的世袭，对于皇帝而言，都不是好事。所以，当再一次统一到来之际，皇帝选择用科举制度削平门阀世族。
• 从科举实行的1300多年的历史来看，科举制的确是一把锋利的斧子，对于削平门阀世族有着奇妙的作用。皇帝对科举的重视，是因为这样的选官途径可以保证最高权威的畅通无阻；宋代之后，进士考试的殿试又极大地强化了皇帝对科举的控制。而民间对科举的看好，是因为考试意味着公平和公正，意味着平民的机会。官位的获取，由于跟科举考试的结合，在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合法性。高官的后代，一般也不屑于走门荫入仕之途，有志者，一定会走科举的“正路”。无论朝政混乱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科举尚在，就始终是人们入仕的第一选择。
• 科举对于王朝的好处，还保证了朝廷可以从民间不断地汲取人才。虽然后来的八股取士，被有识者多加抨击，但人才会屈就八股而实现自己做官的梦想。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统计了明清之际12000多位进士和23000多位举人的家庭出身，发现出身于此前未有功名的寒门小户之家的人，占了差不多一半。明代寒门的比例高一点，约在55%左右，而清朝稍低，也有37%左右。白衣致卿相，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士子的梦，而且是某种程度的现实——虽然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却能保证把多数优秀的读书人都拴在科举上。
• 历朝历代，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不多，但由于科举实际上存在三级台阶(秀才、举人、进士)，每个台阶，都有相应的政府优惠和社会荣誉。所以，读书人还是会尽力争取踏上这些台阶。这样，众多的读书人，都聚拢在科举的台阶上；社会的金字塔，就按照官僚制度的理路搭建起来。社会地位的排序标准，人们首先认可的是科举的功名，依照童生、考过试的童生、秀才、资深秀才、贡生、副榜、举人、进士这样的台阶递进。其次才轮到官阶——做过官的人，依照官阶的大小，文还是武，其士绅的地位高低有差。最后才排到财产。
• 按今天政治学理论的标准，中国古代的国家，都属于小国家，国家政权不下乡，基本上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是这样一个自治的社会，却跟官僚制有着血肉联系。由于读书人都在围绕着科举制的金字塔活动，而他们又是乡村自治社会和宗族的领袖，所以，在古代中国，实际上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上，它们是统一的。
• 官本位深入骨髓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托庇于科举制。没有科举制，官吏的选拔势必会充满乌烟瘴气和任人唯亲、任人唯钱的肮脏。人们每每痛恨官吏，但因为有了科举，人们对官吏的感情有了很复杂的两面，既痛恨，又艳羡。通过考试做官的人，就变得令人钦佩。凡是正途出身，尤其是两榜进士出身的进士，不仅上司高看一眼，连百姓也高看一眼。中国古代政治，一般不讲政府合法性的问题，但官员的合法性，往往就在科举上。
•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科举制度全面没落。中国这个时期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都是军人，而新生代的绅士和商人以及新式知识分子，也作为社会精英，登上历史舞台，官吏则谈不上是社会精英。
• 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实行高校全国统一考试，事实上把高考变成了新的科举。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干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像过去由吏部统一分发各省候补一样。这样的制度在实行13年之后，被“文革”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不到十年，随着大学毕业不包分配的改革，高考科举复辟的性质，悄然褪色。科举的光环，现在被公务员考试和高考分担着，但色彩越来越黯淡。
• 当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政府拉动的。在整个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实际上是最大的获益者。政府不仅握有市场上无所不在的审批权，而且可以直接操控司法，干预经济，或者利用面目不清的国企，参与经济活动。结果，即使没有腐败，政府官员也变成了操控资源的香饽饽。
• 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对官僚体制的改造有两种路径可以走。一是建立一个理性、廉洁、高效的官僚制，重建科举，使官僚制的入口公平公正，保证这个制度起到不断从民间汲取人才的作用。二是缩小政府，放弃多数目前的政府职能，实行西方式的文官考试，让社会大于政府，抹掉公务员职位的光环，让多数人才都进入商界、科技界以及学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是两者皆弃。既没有走理性官僚制的路，也没有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公务员考试学的是西方，但公务员却成了社会上最受欢迎的职业。官本位的价值还在，而且依旧得到制度的支持。庞大而且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张鸣：权力边界何在，实话空间几许？——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权力与真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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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录

• 中国有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历史，就是支配者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叙事，只是权力支配的叙事。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权力来源都是强力，或者说暴力。“马上打天下”是一个通则，任何人不能例外。但是，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是一个统治的通则。以武力运作的方式统治，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这个严峻的现实使得权力的拥有者懂得，使用权力要讲道理，要有所节制。
• 讲道理，第一是大道理，按孔子的说法，是仁政。就是说，民是统治者的最大资产。第二是有什么说什么。首先是把事情应该怎么办的道理原原本本说出来，其次是不对上级搞信息封锁，尤其是不能蒙蔽皇帝。没有一个皇帝喜欢被人蒙蔽，但是，现实的王朝政治，实话实说，还真是个难事；完全不被蒙蔽的皇帝，还真的就不存在。不仅皇帝如此，每个上级，也都如此。一级蒙一级的可能性，永远都存在。
• 在帝制时代，君主或多或少能够纳直言，听得进意见，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一些有形和无形的限制。第一种限制，是大道理的限制。后世皇帝“独尊儒术”的选择，等于承认在最高权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理的存在。“皇权接受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制约，士人官僚的‘规谏’构成了制约皇权、调节政治的重要机制”。第二种限制，是制度。权力的行使，要按制度的轨道走。后世史家公认汉唐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集体决策机制。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朝廷重臣的集体讨论，朝议和廷争之后才能拍板。即使形成了决策（诏令），某些专门的机构，比如门下省，也可以封驳，即打回去重议。而御史台的谏官也可以提意见，让皇帝回心转意。最后，对皇权最大的限制，是士大夫官僚群体。汉朝之后，官僚基本上由儒家士大夫担任，而儒家士大夫一向自以为有引导、规劝君主的使命；君主一般也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信条。
• 这三种限制之所以能成为限制，关键是皇帝本身还有所忌惮，担心自己做了亡国之君，也担心因自己的行为不当留下万世骂名。即使像汉文帝和唐太宗这样千古称颂的明君，他们的明智，他们的从谏如流，也是建立在对亡国的忌惮上的；而且在骨子里，对犯颜直谏的人，都不喜欢。
• 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上，尽管君主们知道实话实说对他们的统治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们却一直在做一种反向的努力，尽力削减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空间。从盛唐到晚唐，皇帝也一直在降低宰相们的官衔，好让他们没那么大的资本跟自己争吵。进入宋代，一直在皇帝身边坐而论道的宰相们忽然之间就没有了座位。到了明代，一身流氓气的开国皇帝把宰相也给废了，而且开创了帝制国家特务政治的先例，锦衣卫、东西厂，走法外的轨道，口衔天宪，随意迫害群臣。御史只对下，不对上。而到了清代，传统的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也被皇帝收去，文字狱一个接一个。在这种根本不让人说话的政治气氛里，乾、嘉、道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多磕头少说话”成为清代臣子们必须遵行的准则。很多臣子，把磕头当成了健身体操，每日练习。皇帝要求臣子的，只是做事，别妄想做大臣，只能做奴才。
• 君主的专制程度越高，人们说实话、说真话的空间就越狭窄。君主如此，坐镇一方的高官也是如此。被马屁灌饱了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两种病症：一是自我膨胀，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二是不大能容忍与自己判断不同的意见，至于刺耳的实话，则更是要暴跳如雷，继而大张跶伐。有了这样的病状之后，一般来说，无论是臣子还是下属，都不会在他们的耳边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了。反过来，这些有权的“猛人”，也就特别容易被人包围，根本无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还有人想挽回时局，想方设法说点实话，也只能走迂回路线。把真话和实话，变成一种变相的马屁，迂回地灌进去。
• 一个国家的政治，若是到了实话不能实说，非得绕着弯子说，迂回地说，把实话变成马屁来说，才能于时局有所小补的时候，政治空气就已经相当恶劣了。这种时候，我们看到，有责任的热血之士，如果还想在体制内做点事，就非得把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变成特别会说话的“巧嘴八哥”。否则，就只好投身反叛队伍，致力于推翻现实政权。这是实话的扭曲，但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扭曲。这样的扭曲严重了，离政权垮台也就不远了。
• 权力是要人来行使的，而人则是有人性的弱点的。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期待有权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自我约束，不再放纵权力。但是，迄今为止，无一成功。所以，对权力的约束，才是良好政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古今世事大变，可是，人性的变化其实并不大。人性的弱点，是超越国界，超越地域，超越信仰，超越时空，也超越意识形态的。对人性恶的防范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对权力的约束亦未有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