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0-08-17~2020-08-23的言论

2020-08-23 作者: Spinkcat 原文 #Reddit 的其它文章

1030: 当老一辈农民再也种不动了，国内农业体系可能会坍塌, submitted on 2020-08-17 10:01:27+08:00.

—– 1030.1 —–2020-08-17 10:51:50+08:00:

立体农场

1031: 香港回归前，是谁在阻止香港进行民主自治？, submitted on 2020-08-17 11:48:58+08:00.

—– 1031.1 —–2020-08-17 16:51:20+08:00:

那要多感谢彭定康了，没这大地雷，中共早就肆无忌惮踩线了。

香港纳税人不知道要花几千个亿去给大白象工程和政府蠢到没得再蠢的房屋政策买单。

1032: 生日快乐！, submitted on 2020-08-17 13:55:58+08:00.

—– 1032.1 —–2020-08-18 01:31:16+08:00:

“人终有一死”

“not today”（上膛）

1033: 美国的水费、电费是多少钱？, submitted on 2020-08-17 17:41:36+08:00.

—– 1033.1 —–2020-08-18 01:27:07+08:00:

让我想起了一个冷笑话，南方州用黑奴发电，物美价廉。

1034: 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与思考, submitted on 2020-08-17 18:36:22+08:00.

—– 1034.1 —–2020-08-18 01:25:10+08:00:

现代无政府主义思考延伸下去之所以会有悲观感受，是因为这个年代刚好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分水岭，整体上学术和部分实践有一定发现，但整个社会革新观念可能还要五十年到一百年。

无政府主义针对的是公权力的影响，对公权力的审视，进而扩大到对政府这个组织结构的存在于社会的意义。

公权力其实从工业化与技术增长以来，一直在不断的扩散，弱化了则是民权，社会的自然权力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是经历着一个分散→集中→分散的过程，以中国为例，传统封建制度到秦制是一个明显的过渡，然后又下滑，并且欧美与中国都在十五世纪后达到了公权力集中的巅峰。

很多人悲观，其实包括很早以前的我，在思考无政府主义的未来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世界怎么可以没有政府。

显然就当时的认知来说是完全合理的，但长期来看，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的角色并不是必然存在。

市场化经济发展的良好与对应的技术带来生产力，并不是政府无处不在的结果，相反是政府作为人类自然权力集合体的政府让渡权力的结果，生产权力与交易权扩散化，知识水平与技术越来越高，门槛也在下降。

如果不去思考未来，那么无政府主义的思考延伸就很容易中断。

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20年代，我们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与推导，无政府主义是公权力的分散与政府组织的消亡（或弱化），是民权的扩大化，民权的体现形式，在现代组织化的结果就是公司企业。

我们在过渡到精英化的社会过程里，其实确实印证了某些事，公民素质和遵从社会契约的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无政府主义因为不可能提前验证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有结果的答案，所以很难做出阶段性的总结。

从约翰洛克到上世纪的Ayn Rand，他们都是在不断修补拼图，对未来做出短期预测，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能发现他们构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小的细节上需要后人略微修正。

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归纳还是会走到Anarcho-capitalism（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实践里，其实已经证明了小国人口少的基础上，发展快的优势下，可以快速的转向，并且能发展出高度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公权力与民权的平衡很好，这个比例超过50%已经算无刻意的实践成功。

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开始在某些领域，比如医疗上将医疗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并不是说政府不用公帑承担国民的医疗，而是停止无限补贴自己非专业领域的医疗体系，转而只拿钱，然后让私人医疗体系提供更好的服务（相对的，公共医疗体系仍然得到保留，而不是完全消失，有的国家地区公共医疗承担主要压力，私人医疗只是辅助作用，有的则反过来或五五开）。

那么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让私人产业外包医疗呢？因为从时间上来说，社会发展更多廉价医疗技术，培养更多的医生与从业者，显然过去五十年是不现实的，生产力没有发达到那个程度。但发达国家在生产力足够多的时候，基本都选择了理性政策，并且这不是某一个国家推销的结果。

说明社会在工业化下，无论怎么样，都有必然趋同性，大同小异而已。

那么随着社会企业的出现与增长，举例子谷歌的工作质量或服务，微软对日本分部的强制低工时反而提高工作产出效率（八十年代根本不敢想象可以大范围实践），这类情况在未来五十到一百年开始普及，企业的社会责任范围将越来越大（很多大公司已经是医疗保险育儿到养老居住一条龙）。

现阶段因为生产力障碍，只存在于小部分的中高端公司内，政府承担着基层福利的再分配来源，部分非政府专业的职能则承包给市场竞争（只要从业者多需求大，就会形成市场竞争压力，而生产力低时，显然医疗和教育是做不到的）。

现在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疑问，主要是来自于实践与道德上的，前者是个生产力的问题，后者是个社会在进步下最终会解决的麻烦。

真正难以思考清楚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也看不到的，民主制度下高度发达的国家，小政府与高度社会化的企业与司法，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自然过渡会持续多少年。

—– 1034.2 —–2020-08-18 16:39:10+08:00:

可能要说长一点，但我觉得活得久很重要，因为未来需要见证：

技术增长不完全是指数级，但也远快于预期，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效率也在提高。

基本每几十年就有能源危机，但到最后发现传统资源越开发越多，技术提高了就能探测与开采更高难度的矿藏，回收与环保技术的提高，也在大大的增加资源的再利用。

很难有人相信人类利用化石能源后不到三个世纪，英国已经能做到今年首季度再生能源占比超过化石能源。

所以我相信技术进步解决资源困境，是一个必然实现，但以我们角度来讲缓慢的过程（因为我们活的太短了，没法做有效对未来的判断，所以通常是悲观的，如果我们可以活两三百岁，很多理论和观念都会改变）

小国人口少转向快，大国人口多转向慢，这其实本身更符合有限的资源与缓慢增长的技术互相平衡的原则。

我认为跟经济上一样，人类社会上同样存在“看不见的手”在动态平衡，不同地区与族群的DNA或多样性，是很多大国转向慢的原因之一，因为要保证少数群体或者说整个人类族群的多样性，“看不见的手”就会调节拥有更多人口的族群的适应性。

那么这个庞大且占用极大量资源的族群，要么可以通过创造等体量的资源让全人类受益，要么在无法做到后，通过社会发展的自然手段，限制这个族群占用全人类的发展空间与资源，比如战争、经济增速下降，经济发展机遇让渡给其他附近地区的族群。

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二战前人口增速极快，俄罗斯也是，但二战期间他们都选择了一个现在我们知道不可能和其他族群共存的生存政策。

结果就是他们被社会的自然秩序摧毁（通过战争或经济的僵化），进而限制他们的短期的发展空间，德国被分割，发展机会让渡给北欧和其他欧洲小国，还有很多甚至流到亚洲。

苏联则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仍然位居前列，苏联跟天降神罚一样约束了这个上亿人口族群的发展潜力，让他们走错误的路线，进而将发展空间转让给其他人，中国就是受益者。

而后发展的德日在战后选择了正确的路线的话，很快就可以吸收这部分发展空间，每个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里都会产生经济溢出，承接溢出生产需求的，就是下一个发达国家的候选者，如果能良性改革和发展，就可以很大几率成为更强动力的一部分。

这种溢出也是有限的，受限于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庞大的人口吸收全球工业需求后，其他国家无论什么制度都难以发展的原因，中国处于一个转型的窗口期，“看不见的手”像是在测试中国是否有资格跨越那道分水岭一样。

如果中国可以有效改革，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为全球几十亿人一次性提供极大量的工业性需求（发达国家人口约10亿左右，中国13亿人口承接了四十年发展需求，并且还没完全结束，所以可以想象中国如果只有一半人口能供应这种需求给发展中国家，也是远超美国和日本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自己跨过这道分水岭成功改革，就会跟苏联一样，“看不见的手”会在其他族群上寻求一个人口庞大能刺激全人类发展的职能。

被放弃的国家族群很可能失去了主动权，被强制“裁剪”人手，通过战争或持续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低经济增长与人口下滑。

阿根廷就是例子，曾经有机会晋升发达国家，最后自己内斗又无法跨过改革分水岭，机会让渡给了欧洲的一些小国，德国就是受益者之一（当然，早期德国也没抓住）

还有的例子如叙利亚、利比亚，他们都曾经有过黄金时期和改革，能从威权主义和平过渡，但本国的专制政府最终都放弃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最后整个族群从黄金时代衰落，长期的战争与混乱在不断淘汰他们的人口，让出生产与发展的机会给其他地区的族群，从而保证人类社会不存在“占着茅坑里不拉屎”的族群存在。

企业是很难形成真正垄断的，这个除了一些反垄断法的存在外（行政端的弱势不代表司法的弱势，社会还需要长期实践），现代技术分的细节太多，越来越难一群人就把所有东西垄断。

举个例子，英特尔的CPU，他们很难突破工艺进程，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们是设计与生产全都包在自己手里，这就造成了研发的滞后，生产又跟不上技术要求，与其他外包台积电的还不一样。

专业间的跨越越来越大，而司法一方面保护了私人资产的权力，另一方面行政端的退化，必然是伴随对私人财产属于天赋权力的道德观念转变，不可能企业们还在用十八世纪资本家或殖民地形态去对待市场，然后就能无政府交由企业承包了。

道德与社会的进步是同时的，不可能无政府了道德不进步，或道德进步了政府仍然毫无变化。

类似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游戏的生产法、平台方、网售的平台与商店，这些分工随着产业越复杂，就诞生越来越多的工作需求，而技术增长带来的生产力效益则整体大于岗位诞生同时削减生产力所需。

比如诞生一个工作需求是1单位，技术提高则诞生1.5单位的生产力，盈余部分就是我们生活质量增长的来源。

1035: 不独立的前提下新疆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 submitted on 2020-08-17 22:44:04+08:00.

—– 1035.1 —–2020-08-18 00:51:38+08:00:

独立和不独立的方案都各有一套。

因为是不独立的，所以独立的就不提了。

不独立的方案，能不能成功，现实没人清楚，但就现实因素来考虑，基本做法其实很简单，事情只有在实际执行时才可能有现实困难阻碍，这也是没法预判到的。

第一，新疆没有什么真正实质性的民族矛盾，中共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既不能接受一个有实权的地方自治政府，又需要靠打击恐怖主义的旗杆来当牌坊立，从而为自己低效率且低能的行政维稳手段做掩护。

第二，新疆的“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贫穷与落后是极端主义（无论民族或宗教）的根本来源，首先一整套社会与政府的行政制度必须改革，经济需要东岸带内陆，内陆带边疆，这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让新疆的经济与生产关系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的，这恰巧是中共自己体质局限所在。（可能新疆要经济稳定得以某个点为基础把增长拉动到80%，中共只能到20%）

第三，新疆本地有影响力的人里，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并且学会如何处理彼此大概厝。西藏的大和尚当初也不是没谈好要回来，但到了关键步骤时中共自己卡壳了，那我们是不是能跟流亡在外的一些对新疆有影响力的人谈判换取他们回来呢？

中国不可能凡事都靠压，牛不喝水强摁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从共和国诞生以来，基本就在两个路线之间摇摆。

一个是王震的高压路线，顾名思义，文革时期杀了非常多的人，这导致很大的积怨与不信任。

另一个是胡耀邦时期的和解路线，因为王震路线带来的不稳定，后续中央财政维持不下去时，撤掉了很多只知道压和杀人的干部，然后扶持一批当地年轻本族干部上位，但这在国内被当做是对传统路线的一种背叛，以至于胡耀邦被污蔑为“胡乱邦”，然后胡耀邦就替高压政策导致的长期矛盾背黑锅，我国光荣的欺负死人传统。

说白了就是对和解路线的甩锅，压根没人敢提或者勇于去表述，共和国的边疆问题很大程度是建国以来的高压与历史问题导致的。

传统极端宗教与恐怖主义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不能否认，要消灭不能是一朝一夕，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瞬间完成。

那么怎么在发展的这个过程里维持边疆经济增长的基础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组织或一个议题里，历来都是有两种声音，只有在面对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时才会拧成一股麻绳。

如果我们在新疆问题上，拉拢愿意和平谈判的温和派，对坚决搞武装暴力为行动原则的派别做打击，那会换来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没有任何谈判结果的要求禁止独立，如果不独立就是最低底线，其余的都可以谈判，我们想拉拢温和派，用地方的实质性自治改革，让温和派变成建制派，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基础下，把原来的激进派对立成敌人，某种程度上，本质跟现在中共的做法是一样的。

但区别在于，中共不能给地方选举，这种政治的绝对矛盾不可能化解，注定是中共扶持的一批本地权贵交出政治权力给中央，而大笔大笔捞地方的利益，然后矛盾下放给基层的不同民族互相内斗内卷，跟着再被中共捡起来当做必须维护这种愚蠢制度的理由。

假设坚决拒绝独立是唯一底线，其他的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加码，我想绝对会有很多人愿意谈，如果说行政与政治权力的压缩，是分离主义的主要矛盾来源，那释放行政权力与结束有区别待遇的高压政策是最好的和解手段。

因为不是腹地，所以中共其实一直不愿意把维稳等效的钱用于发展本身，典型一个例子就是行政政策上，都是各种招募全国各地人士援疆，但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速最高，又没那么大的经济活动又没那么多有钱的政府，这笔钱从哪出，用来造什么，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所以第一特事特办，新疆的基建投资要有中央支援承担，能多大比例就多大比例，拖个几十年最好，地方政府如果自治，不会放弃这么一大笔有利于当地发展的贷款或行政优待。

当地开发支援或基建，直接建城，户籍开放后落户本身也不是问题，现在很多国内基建一开始就要好几年，不少人都顺着铁路线或基建网在外地成家落户，但户籍制度又导致诸多限制，不少时候办完事不是不想留下，而是社会政策原因有被撵回原籍。

当初开发东北的一些自然资源，比如盘锦的石油和鞍山的矿产，有很多职工城镇，全国各地其实很多这类城市与人口迁徙的例子，如果允许这种人口流动，南北疆会有很多人定居，南疆恐怕很多人也不会留在本地，而是更乐意到北疆或内地来，这种长期影响下，才能形成人口同化。

要把大众的潜在不满，变成习惯性的游行示威，把打砸抢的暴力，通过合理化的手段转化为投票，恶狠狠的把人选下台。

能提供一个法理与道义上并存的问题解决渠道时，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可以形成，否则一有事，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然后就是暴力，而信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会说我们张开手互相走向爱与和平就啥事没有，人一定要有极强的现实感。但没有基本的信任，什么都不可能展开，社会需要存在有效的沟通渠道。

—– 1035.2 —–2020-08-18 03:10:31+08:00:

胡耀邦下台前，基本给了非常宽松的回归建议，除了一些基本的外，没有现在这么多要求的立场，比如胡耀邦时期大和尚不需要做中共指定的声明内容。

到零二年后双方开始谈，中共就开始加内容，一直到奥运前声明都在不断强硬，但总体还是在谈，官方态度是“欢迎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

藏人的流亡行政政府官网，到现在一直挂着胡耀邦80年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的讲话纪要。

习近平上台前双方主要就一些关键议题谈不拢，正式的在胡锦涛末期基本就结束了，之后有非正式的接触但基本上谈都没法谈了。

建国早期要维持中共政策推行管制，这个政策本身就与农业社会抵触，藏人不平衡因为文革被斗的太难受了，而跟腹地农民不同，藏民农业观念比腹地的还重，又不像腹地那样接受思想改造彻底，就征公粮这一件事就闹得不可开交，斗来斗去就只能用王震路线镇压解决问题。

结果就是80年代早期，西藏一百八十万人，汉族干部与部队就三十万，按照胡耀邦的说法，五万人一年要运两千万斤的粮食，三十万人大概要六万吨，跟全国生产比不多，但运输成本非常大，中央财力其实也是费很大力气，很多拨给边疆的财政，都是搞维稳的，不是纯粹搞农业建设。

还有就是文革刚结束没多久，长期高压路线下来，矛盾和负面情绪非常深，例如高旭事件，能反映出军队平时怎么执行公务，王震人是不在了，但地方干部执行上松也松不到哪去。

八十年代前期就因此有游行示威和暴力发泄造成的骚乱，所以自由化后政策放宽，对大和尚的早期政策出台，虽然毛时代也不是没有，但真正官方正式提出，还是在改开后并且也开始执行了。

—– 1035.3 —–2020-08-18 14:36:22+08:00:

中共自己的特殊结构导致他们是威权政权，就跟封建帝国权力更替不可能靠稳定的选举一样，而自我改革的路线，自由化其实已经失败了。

—– 1035.4 —–2020-08-18 14:50:23+08:00:

西藏在中共入主前，本地也分改革派和守旧派，两派内斗，走改革派的贵族也希望提高生产力，抛弃旧的生产关系，但后来没完全推行开以前，就遇到历史分水岭了。

中共入主后，主要问题就在于，征收公粮还有没收生产资料，这个比西藏旧社会的制度对农民来说还要可怕，也是长期积怨矛盾的来源。

国内基本不会提大跃进到文革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所累积的巨大仇恨，基本只把焦点聚焦在所谓的封建旧社会与新社会的矛盾，光提中共入藏后的部分好处，但从来不提在大跃进里造成的饥荒。

土改造成的影响里，对脱产僧侣的冲击再大，也没有强迫放弃青稞而种植其他农作物然后又征收公粮导致饥荒饿死人累积的矛盾大。

班禅都被关牛棚，七万言书也可以反映当时对西藏政策的问题。

国内基本都缺乏这部分的了解，他们不明白这种累积仇恨其实文革后没有全部解决，跳过了这部分最关键的，外逃的很多人也在寻求回到西藏，大和尚一直都想回来解决问题，中共自己变的太快了，因为有一部分诉求其实是牵扯到文革时的藏人遭遇。

这个念头，大跃进和文革在西藏搞迫害藏人农民这些事，现在根本不可能公开说，道义上迫害本国都不行，打统一旗号的中共更不可能谈少数民族的问题了。

1036: 有无懂哥细说?这位是得罪谁了?, submitted on 2020-08-18 10:27:25+08:00.

—– 1036.1 —–2020-08-18 16:51:59+08:00:

我感觉技术上应该是这样分：

1949-1976：第一共和国

1976-1989：第二共和国（改革派主政）

1989-2012：第三共和国（技术性官僚与贵族寡头共治）

2012-至今： 第四共和国（贵族专政）

第一共和国，鱼龙混杂，从皇帝、技术性官僚再到知识分子都有，意识形态采取社会政策失败后的一番大乱斗，早期没有门阀化的保守派技术性官僚短期落败，皇帝以毛为首的力量获取胜利。

第二共和国，早期经历了斗争，毛路线失败，保守派与技术性官僚在改革的共同原则下合作开车，然后慢慢就自由化议题产生分歧。改革派被政变颠覆后，保守派利用改革派的人才储备与框架，部分改革派转型为技术性官僚，末期变成党内的保守派为代表的世家贵族与技术性官僚共治，红色江山红色继承人的路线被确立，在第三共和国末期被执行。

第三共和国，放任贵族通过权力赚取财富，换取技术性官僚体系的稳定执政，早期根据邓的政策减少了传统红色世家对政治的粗暴干预，经历了长期野蛮生长后的混沌期，慢慢回归到陈云路线，技术性官僚开始逐渐退场，贵族子弟从回归政治中心。

第四共和国，贵族子弟重新掌权化后，试图重塑明确的门阀化政权，鼓励贵族子弟干政，推翻了第二共和国保守派贵族执行的贵族不改变现行制度的原则，开始否定技术性官僚的共治，并且对第三共和国的技术性官僚与其裙带贵族集团进行清洗。

1037: 中国“十四五”期末或现1.3亿吨粮食缺口 其中谷物约2,500万吨–社科院 | 路透社, submitted on 2020-08-18 12:32:36+08:00.

—– 1037.1 —–2020-08-18 16:13:21+08:0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会导致CPI等比例增长，猪肉价格刺激CPI增速过快增长，已经是历历在目，这部分粮食缺口按总比来讲也不大，但对生活的反馈非常非常明显。

现实里不是每个人有粮食就能分到手，考虑运输成本和一定可能的政治压力，分配效率可能就会下降，那价格就不只是单纯基于市场供应缺乏这么简单了。

比如以前是1:1（供应：需求）上下浮动，缺粮后是0.75：1，现实可能就会因为分配问题变成0.5：1。

2019年全国粮食产量6.64亿吨，2021-2025如果缺口是1.3亿吨粮食，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比例，倒不是说会造成饥荒，而是对CPI的刺激会很恶劣。

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是6.58亿吨，2017年是6.17亿吨，所以能看得出1.3亿粮食的缺口压力其实如果均摊到五年内，年均2600万吨，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猪肉按统计局数据去年生产下降21.3%，2018年生产5415万吨，2019年生产4255万吨，官方数据差额是1160万吨，猪肉（生猪）价格从11-15元，暴涨到稳定在30元以上，峰值40多，大部分时候在33-36元之间，你可以看得出CPI的影响有多大。

去年11月的CPI增速高达4.5%，猪带来的连锁效应让消费需求从供应大幅度下滑的猪肉上，转移到其他产品，而PPI却在下滑，我们能大概的察觉到整个经济可能是在通缩的。

那么刚需产品通胀且价格高速增长，整体的供应端却在萎缩，财富从其他渠道流动的速度下滑，刚需产品花费又提高，这还仅仅是猪肉一个产品下降五分之一产能的结果。

而猪肉是没法通过进口弥补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猪肉缺口1160万吨，全球猪肉生产出口在2018年总量才844.6万吨，就算今年暴增到900万吨，也不够填补中国的猪肉缺口，中国猪肉去年下降的缺口，比全人类猪肉出口市场都要大。

理论上中国消费还应该继续增长，猪肉缺口如果按照正常发展，不搞消费降级，消费需求缺口1200-1300万，这比实际生产缺口还大。

很多人说不够了就到外面买，这个当然是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出口市场不是无限的，猪肉就是一个例子，就算其他全球猪肉都特供中国，也不够填补2019年基本消费需求的，也就是说哪怕全球出口猪肉都特供给中国，中国的猪肉价格应该也会浮动在20元上下，比原来的还要高。

好在大米市场还是稳定的，因为全球消费大米的吨位大概在5亿吨上下浮动，出口市场上至少有两千五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吨的盈余，这个就算低很多，压到盈余只有九百万，米价的增长压力也相对猪肉要小。

忧虑比较大的是玉米，玉米单年度生产是2.6亿，投放2亿左右的库存后流通4.6亿上下，但仍然有缺口，如果不靠库存去增加玉米流通性，单纯靠进口恐怕是难以有效平衡玉米价格。

但归根结底，对基础粮食的担忧，主要是担心猪肉刺激通胀的问题再发生，进而引发猪肉卖不出变相供应端下滑，消费端的价格通胀。

人不可能光靠吃玉米或者干嚼大米饭活，很多地方鸡蛋涨一块都有明显生活压力，其他供应少的日常粮食如果都因此价格通胀，一线城市一餐饭，很大几率随时原地破25元人民币，算汇率跟香港看齐。（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 1037.2 —–2020-08-18 16:43:21+08:00:

中国是粮食生产与消耗大国，物理上不缺地不缺人，进口太高其实反映的本国农业不振，本地生产跟不上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基础农业产品量大，但反馈到进阶农产品上就是另外一回事。

猪肉价格就是一个典型，现在基本不可能有饥荒了，但物价增长的负面溢出效应非常明显，有的主粮靠进口解决不了问题，比如猪肉。

1038: 关于华为现状的问题, submitted on 2020-08-20 11:44:37+08:00.

—– 1038.1 —–2020-08-20 21:43:26+08:00:

阿尔斯通美国只是下场殴打的众多企业其中一个，欧盟对阿尔斯通的敲打和起诉也时有时无，任何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放大到国际市场后都不可能在不断扩张中相安无事，美国政府打自己国内的脸书、谷歌下手一样狠，巨型企业在欧盟也被多次下罚单或判赔。

任何发展最终都要碰触到天花板而引发贸易纠纷，但传统的贸易纠纷，跟现在针对性的互联网铁幕有明显区别，中共的政权性质把全社会与企业捆绑，其实是在把中国发展阶段必然会遇到与美国的市场贸易纠纷，变成了掀桌子的场外斗争。

1039: 知乎：如果可以，你出生还会选择当中国人吗?, submitted on 2020-08-20 17:12:51+08:00.

—– 1039.1 —–2020-08-20 21:29:30+08:00:

我们出生太早了，这几代人都是50年代后的垫脚石，你有任何新的观念想法还是构思，都无法有效实现，只能做整理然后交给下一代发挥，自己没法亲身参与。

1040: 搞光盘行动的动机，会不会是外汇储备问题？, submitted on 2020-08-20 17:21:24+08:00.

—– 1040.1 —–2020-08-20 21:27:50+08:00:

外汇是一个重要缺口，但我觉得主要是短期来说，更重要的是避免CPI跟去年下半年一样的不正常增长，因为PPI其实并不乐观，但CPI却在增长，这代表生产方的利润和供给给市场货物的意欲都在下滑，但民众在消费端的需求却不断增长。

甚至出现市场上买不到需要的东西，人人都想买，可生产端却萎靡不振，这从刺激经济和发展来说，很奇怪也不能长期有。

进口货物需要外汇，但每年全球固定出口的农产品，其实都大部分都不会有很大偏差，比如猪肉现在就算全球出口市场加在一起，都不够填去年的中国下滑所造成的猪肉缺口，搞不好今年的也一样。

所以就算很多产品进口，外汇足够，国际的出口市场未必会让你全买下来，这方面我想消费有极限。

CPI增长过快，对货币政策的压缩也很大，中共目前极度依赖货币政策的调节最对经济进行强刺激，如果灵活性进一步下降，那没等外汇有问题，其他的领域先崩了。

另外想压CPI，如果不考虑现在PPI下滑的问题，那控制原材料价格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加大进口其实反而有利于压低原材料价格，外汇想来不是一个当下需要考虑的麻烦，主要还是针对CPI。

今年从年初就说不缺粮，然后口气一点点变，关注夏粮安全早几个月就有民间声音，冷不丁习近平有亲自号召搞这种政策运动。

那毫无疑问国内粮食供应能不能稳定现在的价格，中共高层是心里有B数的。

1041: 时常感觉自己活在平行宇宙, submitted on 2020-08-21 17:48:33+08:00.

—– 1041.1 —–2020-08-21 20:07:31+08:00:

墙内没有现实感，与外界接触一定程度绝缘，很多人想做纳粹一样的激进政策，但党国只想跟西班牙一样苟且下来，打枪地不要，偷偷地干活。

既然党国不可能摊牌告诉国内所有人历史和现在的状况，也不能放弃自己见缝就钻的特性，就必然有现在的结果。

墙外夸大的声音可以理解为把事实放大了30％而产生了一些谣言，墙内则连什么叫基本事实都不清楚，因为压根没有任何渠道去了解。

1042: 西方文明可能以何种方式崩溃, submitted on 2020-08-22 02:15:45+08:00.

—– 1042.1 —–2020-08-22 03:04:07+08:00:

其实没有严格的西方文明，只有现代化文明以及现代化的程度，要按照斯宾格勒一系的说法，现在的是西方文明的尸体，但就长期实践而言，老一代太多人压根就没足够的物理寿命见证，很多人都预判错误了，当然也有的人预判成功了。

文明的三个核心锚点，无非是语言、人种与生活方式，前两者可以肯定的是，印欧语系不会衰弱，在传统意义上衰弱消失前，甚至会演变成另外一种语系。人种从长远来看，会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如果按照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片土地存在原生民族，所以人种论就跟说古埃及人灭亡了一样不切实际。

那么真正关乎到文明区别的，其实只在于生活方式，世界各地发达社会的死肥宅和社畜本质没太大区别，决定他们处境的只有他们的社会构成。

现代文明发展道路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威权主义在拖后腿，很多国家即将或已经迈入可以转型升级经济与产业的准备阶段，一旦被威权主义或人口过多所带来的落后社会观念拖后腿，只要不能跨过去，基本都会陷入衰退与内战，然后让渡出发展机会给其他族群。

如果说传统西方文明是以三权分立的民主化政府为典型代表，那这个“西方文明”的瓦解尽头，必然是这类政府的瓦解，而不可能是文明或社会的崩溃。

比较现实的可能性是，在左右两派的拉扯中，生产力逐渐发达形成一个高跨度的曲线，这个曲线的分水岭，就是两派拉扯中政府职能被削弱，直到最后瓦解的时候，可能要经历许多年，当走完这个曲线，传统意义的民主化三权分立体系崩溃或不成对比时，西方文明就“崩溃”了。

而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也随之诞生，人们需要政府是因为道德与生产力之间有鸿沟，所以需要在道德与有限的生产力之间做舍取，政府便是集体意志做舍取的一种组织化产物。

当生产力逐渐发达，道德因生产力不足而形成的鸿沟被淡化，便同时削弱了政府的存在必要与职能。

1043: 这一波农资价格上涨有点疯狂, submitted on 2020-08-22 13:16:29+08:00.

—– 1043.1 —–2020-08-22 15:15:28+08:00:

全球出口市场的产品有限，全世界猪肉出口市场加在一起也没去年中国猪肉下滑的缺口大，其他有盈余的农产品，周转也需要时间。

1044: 一尊和李克强的区别, submitted on 2020-08-22 22:01:34+08:00.

—– 1044.1 —–2020-08-23 08:57:24+08:00:

李克强总理与一行人视察重庆水患

习近平主席与一行人视察安徽水患（上图右二）

1045: 新疆某社区15人被逼服用连花清瘟胶囊现场视频, submitted on 2020-08-22 22:18:12+08:00.

—– 1045.1 —–2020-08-23 00:00:20+08:00:

法兰不死队

1046: 新疆不正确的集体记忆一则, submitted on 2020-08-22 23:59:23+08:00.

—– 1046.1 —–2020-08-23 06:00:18+08:00:

推广是个时间问题，明确一点来说，据我所知应该是2022年左右完成，腹地省份的社会信用体系，现在党内和政府内的推广工作，死线大抵定在2022年时，数字货币的推广也基本主张在2022年全面扩大。

尤其是今年疫情开始后，上半年从中央批了很多东西，要求“四个聚焦”，各地必须加快推行社会信用体系，还特地组织多部门协调互动来运作，数字货币的推广本来也是暂定明年这个时候在主要城市，后来就突然加速。

我感觉是今年疫情开始，中共高层危机感瞬间拉到了最高，所以他们应该是在掌握大量数据时，提前已经观察到了某些事发生或即将发生，否则没必要莫名其妙赶鸭子架，还明确划死线给地方。

—– 1046.2 —–2020-08-24 23:14:09+08:00:

我也完全不看好，成本是几何级上涨，只是在降低局部成本，整体成本却在增加，中国全国范围的综合基建和城建都远不如欧美日的发达，这些国家做数据监控尚且有困难，中国到最后只能归于人力。

1047: 2020全球社会流动性指数 - 世界经济论坛, submitted on 2020-08-23 02:45:46+08:00.

—– 1047.1 —–2020-08-23 06:30:53+08:00:

实际上随着时间推进，社会应该将在未来意识到过高的流动性并不是一件好事。

财富流动性比社会阶级的流动性更重要，经济的增速带来的中高收入岗位的就业需求，是伴随生产力和总消费比例缓慢增长的，从技术上来说，这些职位短期内总体有限。

如果这些职位附带的社会阶级流动性高，要么意味着技术增长与经济同时前进，要么意味着经济不稳定，基层的总体比例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有更多的“下层”工业化国家加入现代的产业链，或者说有更多上层发达国家制造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开始小范围进行基本收入实验的原因。

本世界后半叶，很多发达国家或老牌研究机构，应该不会再聚焦于社会阶层流动性本身，而是会把重点放在财富的流动性上。

因为生产力越来越高，基本收入常态化推行只是个时间问题，未来社会生产效率极高的前提下，制造需求应该才是重点，财富应该只是一种你持有的消费额度，而不是个人价值。

总体来说我觉得以后人们会慢慢认识到，要一定程度研究社会的公平性和良性发展，从传统的社会阶级流动里已经很难得到有效答案了。

—– 1047.2 —–2020-08-23 07:22:04+08:00:

社会阶级是指你的出身、技术与职位所获得的一种话语权总和，财富只是一种侧面衡量的标准。

而我说的是财富流动性而不是财富的多少，财富的流动性与消费和制造需求挂钩，如果大量财富滞留在少数人手里，意味着没法制造需求，而“少数人”也不可能生产所有社会所需，这就会造成基层生活的困顿。

当代社会则普遍是通过衡量不同人的社会阶层，从而判断他们获得财富而让生活水平改善的程度，这是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体现，不一定是财富流动性的。

—– 1047.3 —–2020-08-23 08:15:19+08:00:

阶级是没法分配的，我们不能指定某个人去某个岗位，这不只是出身问题。

但财富可以按需求分配，货币或者说财富是一种高效率的分配媒介，出身这种就跟古代的权力一样，分配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行的，所以财富的流动性可以直接通过政府或其他第三方来解决，尤其是财政政策，直接发钱也是个做法。

实际上现代经济，真正有价值的是制造需求的一端，因为生产力很容易过剩，而人们担心的是萧条，这也是为什么不会因为少数人停产某些物资价格就暴涨，因为基础必需品，只要技术与生产力在进步，就必然会不断降价。

那么唯一能附加在上面卖出去的，除了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外，还有就是附加需求，所以诞生需求很重要，满足需求也一样。

带来“财富”或价值本身，就是在满足需求。如果生产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需求就不会核心化，但越发达，需求在供需关系中就越占主导地位。

举例子，五十年前辛苦一年可以收获一千斤土豆和花生，人人吃不饱都会争抢着。

五十年后，一年可以收回几百吨土豆和花生，但原始的煮土豆和花生米已经没迫切需要了，你只能提供满足人们的需求，比如薯条、薯片、花生油。

再过五十年，一年可以收获几千万吨的土豆和花生，但没人需要只能烂在地里，而不是技术上我们生产不了，没人消费就没有生产的必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生产力足够发达，但总有人吃不饱，社会的阶级更像是一种天然的强制淘汰机制，既符合人性也是生产力发展过程里，人们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去修补解决的一个地方。

未来如果生产力足够高，基本收入势在必行，就跟两三个世纪前很难想到免费医疗、教育与福利补助是很多国家常见的东西，在发达国家里甚至可以做到你啥也不做都饿不死的程度。

我们刚好处于一个战后传统模型在失效，新模型还没建立起来的分水岭上，有一个混沌期要走，但大部分我们学到的都是战后摸索与总结的社会经验，所以经常会有模糊的地方。

—– 1047.4 —–2020-08-24 23:15:32+08:00:

严格来说是按需生产，生产成本是随时间和技术进步越来越低的，但需求增长却很有限。

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还是侧重生产端，生产力增长或爆发的年代，更侧重需求端。

我们这一代人都出生太早了，在这两者转换的一个分水岭上。

—– 1047.5 —–2020-08-24 23:22:25+08:00:

发钱是使用政府税收，不是靠凭空再增发一笔货币出来做补贴，也就是说使用的财富还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不算印钱。

中产资产缩水主要来源是错误投资，也就是理论上的经济危机带来的良性市场出清，还有就是错误货币政策不断印钱，但如果没有对等的经济或全球范围需求增速，印钱对非美元国家来说都只能是短期政策，长期来说就是自爆。

而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后半段，乃至到九十年代开始，才逐渐被全球央行与政府慢慢接受的，所以现在我们看来很理所当然的概念，发展和推广反而没想的那么快。

在生产力大幅度增长前，中产要回避破产危机带来的连锁萧条，政府主要目标就是保证需求，有需求就有生产，生产可以带来经济的稳定，这样基层和中产都不会失业，而大多数中产从事的都是技术性服务类岗位，这些岗位只要你不是把债背到你下半辈子，一旦经济恢复，需求也会随之上涨。

所以在这点上，政府主要做的，是在财政允许的条件下进行补助，不能完全不帮补企业或银行，只需要渡过短期困难期，避免中产失业然后断供造成的抛售潮，就可以省下很多麻烦，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要主动制造这种断供潮，香港九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就是政府没有做实际准备就提前宣布大量供应楼市，导致大量抛售开始所导致的。

类似例子还有日本投入过多信贷，布什政府整个两千年初对银行业的不作为，后者对本国的长远影响要小，但也给很多人造成了到现在都不可逆的阶级落差损失。

1048: 加速主义者认为中国在多长时间内崩溃才叫加速？, submitted on 2020-08-23 05:38:08+08:00.

—– 1048.1 —–2020-08-23 06:15:11+08:00:

三十年以内都叫好结果。

这个是根据人口老龄化速度来算的，三十年左右结束，中国人口结构还没彻底腐朽，能吃最后一波人口红利重新改革然后按照正常社会与市场秩序发展。

太久了的话，中共下台不下台就没意义了，人口彻底老化，产业转型和内需转型因为中共压制国内社会的良性秩序，导致后发优势彻底消失，其他竞争对手接踵而起，中国基本就会跟叙利亚、利比亚、阿根廷一样错过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再下台，中国也没有人口带来的经济优势了。

到时候很大几率就是，出口产业不上不下，价格上有越南、印度和东南亚挤兑，质量上比不过欧美日韩，提供专业服务上没了香港的先发优势，后发的专业服务跟不上国际需求，东南亚、印度和越南的金融与专业需求，都集中在新加坡等地。

内部老龄化严重，外部资本投资缺失，本地的土地财政已经把几十年的资金花完，然后还有每年固定几万亿甚至更多的的利息要偿还，内需消费跟不上，挺过一个高消费周期后，现行社会制度和生产规模失衡，没稳定的内需扛不住经济危机，然后几代人都替现在人为制造的滞留（故意低人权获取政府财政而限制社会内需的发展）与债务政策还债。

现代工业社会早期阶段发展，很依赖初期农业化程度高的人口规模，转型时带来的发展潜力，基本你能数得上名字的发达工业国，在当代发展转型时，都严重依赖这样一个过程。

我国的这个区域段位于70-00年之间，到08年以后发展开始到巅峰，然后趋于稳定，各方面的人才也开始减少，经济的增长却与文娱的高度不能完全匹配，这是很奇怪的事，实际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过一波文娱的高潮。

但是现在的社会还没有完全转型或者说发挥所有潜力去发展，中共就是一个限制器，一旦他们限制到这个社会原生的活力随着老龄化与外部竞争没有优势时，就算中共下台走入，中国民主自由了，长期发展上也失去了机会。

当下的直接恶果就是所有中大型企业背后都有党的贵族集团身影，甚至故意培育白手套式的垄断企业在国内垄断市场方便抽税与加以控制，最终长期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发达程度都有不可逆的损害。

—– 1048.2 —–2020-08-23 07:03:52+08:00:

又没核战争，或者极度的老龄化，正常情况下中国怎么可能无端负增长？

中国当代人口的峰值，主要来自于战后的增长，然后在改革开放中期开始下滑。

也就是说，人口峰值的婴儿潮，到了几十年后刚好是会有一批持续多年的死亡潮。

而你当下可以用的人力，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注定了，比如八十年代到两千年初的人力，用的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口，2020年前后用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人口。

这部分人口的出生数量是在持续呈下滑趋势的，中国2019年出生人口1465万，假设按照这个数字计算10年内出生的人口数量，也就是1.46亿左右，未来二十到三十年，这个年龄段你可以使用的人力，也就只有这么多人。

四舍五入算1.5亿，又要做中高端技术工种，又要种地，又要维持廉价的服务业，还要做大量的物流，2019年中国就业人口是7.74亿，大体上从50后到00后都算在内，才维持了现在的消费与就业趋势。

随着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开始退休或者死去，每年的人力缺口是随着人口增速下降在扩大的，而死亡与出生人口的劳力又不能直接对冲。

不是你今年出生人口比死亡的多，你马上就可以投入到市场里，生下来至少要十八年才可以投入生产和正式工作。

2019年死亡人口998万，跟出生人口差额是467万，要是按照世代更替水平来说，中国并不高，对一个依赖密集型劳动与需要大量人力维持社会运作的国家而言，实际上是在危险水平。

中国2018年的生育率才1.6内浮动，美国可是3亿人口的发达国家，而且还有大量的移民，世代更替水平18年根据CIA数据已经到了2.01，20年在1.84，跟其他发达国家基本都维持在2-1.6之间。

而中国既非发达国家，又没有完成转型，世代更替水平就在仍然急需人力的时候开始下滑，未来五十年总劳动力提供的就业人口可能只有不到5亿，假设人口每年出生率不变，10年固定出生1.5亿人（以10%为基础，甭管怎么跳出来，总之往多了算），死亡率按现在的7%为单位，每年大约死1000万人，10年1亿。

30年意味着有最多4.5亿的劳动力，而且不算损耗，满打满算从2020年开始未来30年只有4.5亿的青壮年劳动力，恰巧这个时候50后到70后开始大量的死亡，7%的死亡率都算低，但这么算也至少30年会死3亿人，这些里面有相当部分是老年人，但这也意味着社会的消费需求下降。

如果真实一点，考虑死亡率增加，比如第二个10年开始每年死亡1300万人，第三个10年每年死亡1600万人，刚好对应婴儿潮的峰值。

那么大概可以得出结果是1亿+1.3亿+1.6亿，将近4亿的人口死亡，对比的是4.5亿的出生人口（我还给多算了，否则至少应该是4.3亿以内）。

老龄化峰值结束后，本世纪后半叶或再晚一点的确可以不用担心老龄化问题，因为技术已经普及扩大化，机器人与生产力暴涨，需要生产力维持的战后婴儿潮也逐渐死亡，但中国恰巧刚好就卡在这个分水岭上，而且还是中国抓住发展机会的关键时期。

假设30年后要是单纯的市场上劳动力总量都不如现在的多，怎么可能还有人认为未来没有老龄化压力？

—– 1048.3 —–2020-08-23 07:15:21+08:00:

因为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已经持续发生然后消失不知道多少次循环，不新鲜了。

—– 1048.4 —–2020-08-23 07:26:45+08:00:

企业唯一目标就是赚钱，政府唯一目标是负责花钱，两种属性除非在特殊领域需要弥补一定的社会需求才能维持。

否则长期而言，就是拿纳税人的钱是给无法监控的产品倒贴，芯片显然不是拿来为了制造就业而生产的，而是满足消费需求的，如果商业上竞争不过其他产品，国企也只是拖后腿的存在。

无法市场化，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产业独立，任何依赖政府输入单一指令生产的企业，要么赔本做生意，要么倒闭，国企僵尸企业濒临倒闭，被迫让地方银行与政府擦屁股的不在少数。

不切实际的保障结果就是尾大不掉，然后断臂求生又变成九十年代末国企下岗潮造成的大量社会悲剧一样。

—– 1048.5 —–2020-08-23 07:32:46+08:00:

全球化会持续进行，这是个人类历史趋势，有减速但不会中断，是当代工业化经济决定的必然结果，生产与消费成本转移是全球化的核心原因，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劳动力增速上，快过产品增长的成本，从而通过廉价劳动力来无限期压低价格。

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必须要内需消费来稳定经济与产业发展，转移就是必然的了，现在来看如果我国抓住好机会成为一定程度的发达国家，几个亿发达人口和几亿中等收入人口产生的消费需求可以直接喂饱东南亚和印度持续几十年高速经济发展。

—– 1048.6 —–2020-08-23 07:50:41+08:00:

老龄化现阶段基本就三个办法。

第一，跟你说的一样，引入外劳。

第二，机器人。

第三，硬抗。

其实前两个很好理解，但有局限性，因为以日本为例，外劳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本地人不愿意做的领域，本地人则集中占据了生产附带价值更高的中高收入工作。

而且外劳引入再多也有极限，中国的缺口跨度是从千万到以亿计的，显然极少部分的缺口是可以用外劳代替，但大部分的我想没法解决。

机器人方面，机器人主要是作为基层工人的竞品被引入，很难担当服务或专业性质的劳动力，这方面中老年基层工人一旦被淘汰，反而是老龄化负担，会让中老年非服务业性质的劳动力失去竞争力，因此一定时间内，机器人更多是直接接下一代青年的班，不用进厂，转而更多的去投入服务型职位。

第三个硬抗其实就是目前主流手段了，现阶段证明一件事，发达国家无论用什么政策，出生率是没法大幅度拉上来的，提供生育政策补贴，更多是把世代更替率拉高，或让家庭优生优育，在有限的政府资源上以这两点出发做舍取，这样成年的劳动力产出效率也会更高，读完大学然后入社总比做清洁员产出高。

硬抗的实际手段，其实就是现阶段有一个战后婴儿潮，外加当代生产力盈余还不足以完全无影响的去养活这么一大批人，所以他们持续死亡这段时间，就是社会老龄化的主体与最严重的时期，经济增速会下降，基本可以参考日本。

婴儿潮爆发的人口突然增长，那么死亡率以后在某个时间段也将突然升高。

对应的则是生产力与科技的慢慢爬坡，社会的总体生产盈余，会一点点增加，跟社会上因为婴儿潮而多出来难以负担的老龄化人口，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交叉线。、

一旦到拐点，也就是生产力高于包括老龄化人口的总和时，社会上实际分享到的资源会快速增长。

现在全世界遇到这个问题都无解，是因为全世界都经历了战后婴儿潮，有的可能还在持续，人又不可能跟政策一样说改了就消失了，所以只能等时间过去。

对已发达国家来说老龄化不可怕，但对中国这种需要人口来做转型，但又被中共拘束了天然发展潜力的社会而言，是很大的麻烦，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经济黄金期后拒绝转型而发展失败的例子。

—– 1048.7 —–2020-08-23 07:59:50+08:00:

社会责任我支持，但只有企业赚到钱了，才能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如果微软一毛钱不赚，怎么做到给日本分部的员工降低工作时长还承担各种私人费用的可能？

经济危机时，企业不可能先于倒闭这个议题，去给雇员提供就业，因为企业倒闭了，雇员也就失业了，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在很多援助计划里，在合适情况下对企业裁员都不是一刀划死，而是留了一定余地，相反高额度的补助反而会要求企业不要裁员。

这就跟个人一样，达则济天下，社工们要是自己都吃不饱，谁还有闲心思管学生是不是抑郁症会不会自杀，医生也要高收入才可以吸引尖子生入行来提高从业水平，让更多人进入再压低成本。

—– 1048.8 —–2020-08-23 08:03:42+08:00:

僵尸企业半死不活管地方政府和银行要钱，导致中小企没有融资或借贷的机会，这不是多久远的事，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并且还在持续发生中。

国企控股真那么好，苏联就不会垮台，中国也不需要改革开放，直接结束市场化经济，全部都用国企岂不美哉，我举双手赞成，但你看看多少人会同意。

传统的政府作为股东入股，业务是交给私人专营的，中国政府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既不受限，也试图无限扩张自己的干预权。

—– 1048.9 —–2020-08-23 08:28:03+08:00:

养老金一大群人在缴费，不说老年人满意不满意，年轻人交社保结果现在你说不涨就不涨，等着造反呢？

而且养老金增速二十一世纪大多数基本都在10%左右维持，06年经济最好时增速是23.7%，但之后就开始稳定下滑到5%，按照去年CPI的增速，这5%还没实际物价高。

中国养老金给的多少？农村一千？有的就几十块，二线城市不少也就两千多而已，基数已经不高了，增速还只是很勉强的跟上CPI，不知道怎么说你“涨这么快”这种描述。

这就是现在还能维持缺口的来源，靠压榨一部分的人生活水平来维持另一部分人的，农村退休人口如果人人都两千多退休金，城市的三千多到通常收入水平，根本就没法维持，而且现在老龄化还没到最高峰，按婴儿潮算这才开始。

官方投石问路前几年还通过个人放风说放弃领养老金被喷死了，真到停养老金那个地步，就是在告诉中国人，我们中共这架破车跑不动，该换车了。

—– 1048.10 —–2020-08-23 08:37:51+08:00:

首先5G不是技术革命的基础设施，华为的5G之前最多也只领先18个月左右，而且他们的外部优势是物美价廉，这个廉价靠的是压榨国内劳动力得来的低成本优势，现在已经缩小到星期为单位甚至已经没察觉了。

注重海外市场想吃订单，国内想铺开又缺乏足够多的内需消费，本身就是拿一个国内消费还不足以马上支撑全部市场的产业，试图尽快打开高消费地区的市场窗口，正因为华为不是不可替代的，5G也不是像他们在国内宣传的那么神奇，所以各国才能首先考虑国家安全因素。

政府负责的是国家安全，运营、推广是企业的事情，中国物联网靠的是什么分发？无人车吗？不还是廉价劳动力，要户籍制度压榨人力从而降低物流成本，有个工会顿时成本就会翻一倍。

但没有工会和劳动保护的原则，这个国家内需消费永远上不了，没有内需消费作为动力，国内企业怎么发展科技，怎么做高端产业，需求都没有，如何生产和竞争。

二十世纪生产力比十九世纪发达多了，苏联一样垮台，他们在的时候弱势群体不受照顾的一样不被照顾，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资源，就不可能提供协助，而维护弱势群体的需求，也不需要什么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做，哪怕一个社工组织都可以，而且更有效率，民众的自组织某些时候更好，更专业的就是政府外包的社工了。

中国现在中央政府够强大了吧，广州深圳的社工体系，因为干涉官方的威权，一刀就给你切了，几十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都白发展了，就说服气不服气吧，我是服了。

—– 1048.11 —–2020-08-23 08:40:00+08:00: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那种我们希望有的高端产业足以支撑十几亿人的发展需求，而要发展这种企业，就需要鲜活的人口与消费基础，还有不要当拘束器的政府。

目前还是有这个人力的，但拘束器在发挥作用，学术不独立，市场和司法不独立，高附加值产业很难诞生，或者诞生了也没法在本土维持（缺乏内需消费的市场或垄断式倾销竞争），拘束器在强制拖延我们渡过这个黄金时期，这就很棘手了。

1049: 大家对最近讲的内循环的前景怎么看？, submitted on 2020-08-23 12:25:58+08:00.

—– 1049.1 —–2020-08-23 17:08:44+08:00:

其实就是强制拉动内需消费，很多东西估计都要指定消费公司，官方再通过赵家人拉个白手套把某个领域垄断，然后就成了不是国企，但也是官方完全控制的局面。

这个我记得在一线城市给各大网络公司做敏感词审核与字库的溢价公司，就是被指定的。

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腾讯了，农业上最近一直在打击散户养殖，取消活禽市场，这些都是一刀切政策，但官方有又不阻止大型的农企进行垄断和倾销，那意味什么其实很明显了。

内循环，说重点是内需，内需谁来制造？还是广大民众，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意欲越高，内需越高。

但解放内需，提高劳工权益与保护，归还基层工会或民间组织权力，这都是必须的，996和密集型劳动到了这个情况下还是常态，这又和中共的威权模式互相抵触。

所以我想中共提倡内循环，是没办法的办法，效果应该有一些，毕竟中国市场很庞大，长期来讲，中国的确不具备不做政治改革就轻易拉动内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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