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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6日

译者： CD

BRIAN STAUFFER ILLUSTRATION FOR FOREIGN POLICY

我们现在都成了国家主义者：自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经济崩溃以来，我们一直期望政府能调配医疗资源，实施遏制措施，并花费史无前例的大量资金来支持工人和企业。这些紧急政策，可能会催生新的机构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在疫情过后，这些新事物也能使我们受益。

但事物皆有两面。各国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追踪和控制民众的权力。有一些政府已经滥用了这些权力——而且完全可以想象，既然抓住了权力，它们就不会再放手。

为了了解新冠大流行将如何永久扩大政府的权力（无论是好是坏），外交政策请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位学者参与讨论。

在大流行结束后的世界，老大哥会紧盯着你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为了应对冠状病毒，各国政府已经对民众的日常生活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关闭了边界，实施了隔离，叫停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并采取了各种检测、追踪和监控措施以遏制感染。那些行动更快、措施更严格的政府在控制疫情上最为成功。而那些否认、掩饰或拖延处理疫情的领导人则要对数千例可避免的死亡负责。

未来，当感染率下降、有效治疗方法出现时，许多国家将逐步放宽目前实施的大多数限制措施。一部分领导人会放弃自己在危机期间取得的紧急权力。但是，请准备好面对“新常态”：由于政治机会主义和对可能出现的新流行病的恐惧，许多政府将依然选择保持疫情间获得的新权力。例如，在旅行时你仍然会被要求测体温或用棉签擦拭喉咙。在很多国家，检查手机、拍照和位置跟踪将变得家常便饭——而那些私人信息并不总是用于公共卫生目的。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后的世界，“老大哥”在看着你。

病毒大流行将成为好政府的福音

亚历山德拉·瓦格（Alexandra Wrage）, TRACE（促进全球商业透明度组织）总裁

先说坏消息：随着世界各国将数万亿美元投入到经济刺激项目和医疗领域中，腐败和贪污的机会将无穷无尽。

好消息则是，由于资源浪费、不透明交易等情况不可避免，这一大流行将成为改善政府治理、增加政府问责的契机。从“阿拉伯之春”和其他运动中我们看到，当人们遭受苦难时，社会对腐败的耐心不大。对于专制政府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几乎可以肯定，专制政府会隐瞒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允许官员从大流行中获利，这将造成民众的反抗。

相比之下，一个响应迅速、决策根据数据、充满活力、善于协作和创新的政府，在摆脱冠状病毒及其经济损失方面将比独裁政体更胜一筹，从而使这些政府的权力得到巩固，并在未来享有更多的公众信任。

未来的政府形态将在亚洲塑造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实践副教授，《亿万富翁拉杰》（Billionaire Raj）作者

冠状病毒大流行会带来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里，几乎每个发达经济体都会有一个更大、更具侵入性的政府。而这种改变在一直以小政府为傲的部分亚洲国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大多数富裕国家已迅速采取行动，花钱如流水，通过工资支持项目和直接现金支付来保护其公民和企业。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和德国，也发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而后者的领导人向来不愿采取昂贵的财政扩张政策。

对预期大流行的管理显然也需要更大的政府。各国忙于开发各种新工具，来进行广泛的疾病控制、工作场所管理和社会监督，以应对疫苗出现前可能卷土重来的大爆发。同样，在这方面，韩国和日本等亚洲政府可能领头，因为它们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技术知识和相对宽松的隐私监管政策。

简而言之，大政府时代正在回归，但它与1960和1970年代的大政府时代具体表现截然不同，而且它的许多新形式将在东方、而非西方成型。

产业政策正在回归

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拉丁美洲研究高级研究员，《两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墨西哥，美国，和两国未来》（Two Nations Indivisible: Mexic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ad Ahead）作者

当政府和公司努力应对COVID-19对工作和生产的影响时，产业政策卷土重来。几十年来，自由市场一直势头不减，但近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开始努力加强政府在基本经济运作中的影响力和长期作用。

目前，各国政府已经在关税、许可证、配额、产品标准方面加强了贸易管理，甚至采取了彻底的出口禁令，尤其是在食品和医疗用品方面。政府还向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现金和其他补贴，以鼓励制造行业回流本国。例如，日本向本国企业支付了23亿美元，让其离开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步履蹒跚，而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可能才刚刚开始：公共补贴、税收减免、采购库存、本地购买，这些政策力求控制那些被认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获得。而“国家安全”的定义也进一步扩展，包括外部干扰的风险、对中国的过度依赖、甚至工作机会的提供。当然，维持甚至扩大自由贸易的努力不会结束。但是，许多贸易谈判都将假设、容忍甚至制定更多而非更少的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

强势政府的新时代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著有19本外交事务领域相关著作，包括预期今年十月出版的《好美国人：鲍勃·格森尼的伟大一生，美国政府中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The Good American: The Epic Life of Bob Gersony, the U.S. Government’s Greatest Humanitarian）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改变人们生活的大危机一样，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会激发人们寻求大政府庇护的冲动。

过去三十年，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财富创造，而现在，我们可能正转入前所未有的财富再分配时期：政府将增高税收，以资助医疗和其他服务的扩张。

在与疫情搏斗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成功在于使用了各种新方法监控个人，这可能成为未来的预示。在这个政府日渐强势的时代，个人隐私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政府债务也是如此——而目前政府债务已经膨胀失衡。随着疫情带来的中美竞争的加剧，要求增加美国国防开支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将如何支付这一切？那才是真正值得辩论的话题。

一个更大的政府正在形成，而其中专家将在公共卫生和其他议题上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民粹主义的反对也在加剧。由于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对于疫情都是各自应对、缺乏协调，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后的世界，国内政府的作用会日趋加重。结果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管控。

有些政府正在利用危机打压批评者

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执行官

在危机时期，国际人权法允许政府临时限制某些公民权利——例如旅行限制和社交距离规则——只要这些限制严格必要、与危机程度相称、且不具有歧视性。但是，一些政府正试图利用冠状病毒大流行来打压批评者，加强监视，以巩固其统治。这些尝试能否成功，取决于公众是否理解政府此类行为的后果——它们只会使未来公共卫生灾难更可能发生，并且更加严重。只要公众保持警惕，危机就不会导致政府权力的永久扩张。

审查制度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而信息自由对于识别和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威胁至关重要。无法保护隐私的监视会阻碍人们自愿合作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任何公共卫生政策得以成功实施的前提。只有对行政权力通过独立的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媒体和公民社会进行制衡，才能确保政府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简而言之，疫情的流行清楚地表明，维护人权不仅是出于原则，也是出于强大的务实理由。如果公众能理解这些理由，就会向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阻止它们从悲剧中获利。若非如此，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流行病风险更高而人权更不受尊重的世界。

Local Government Will Emerge Stronger After the Pandemic

罗伯特·穆加（Robert Muggah），伊加拉佩研究所（the Igarapé Institute）和SecDev集团创始人；合著有《伊加拉佩研究所：指引未来百年生存的百张地图》（Terra Incognita: 100 Maps to Survive the Next 100 Years）

冠状病毒大流行暴露了世界各地政府的素质。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未能通过测试；与此相反，不少地区和城市的领导人在本地社区直面疫情，表现出了更强的能力，并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在此过程中，疫情昭示了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并加强了地区和城市一级政府的优势。

目前，州长和市长的重点是挽救生命，提供基本服务，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支持经济复苏。但是已经有一些地方领导人超越了疫情本身，开始积极构想社区生活的重建。有限的资金将优先支持成本划算、收益多样的政策，包括怎样更好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服务、怎样促进绿色经济等。未来的政府服务将更加数字化、精简化和分散化。

纵观历史，传染病的爆发对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世纪的流行性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注：即黑死病）激起了人们对肮脏的城市空间的反思。19世纪的霍乱疫情引发了大规模的城市再造计划和排污系统建设。当前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将同样产生治理上的转变——政府将采用侵入性监视技术以跟踪感染情况和执行隔离措施，并且加大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以遏制本次疫情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疾病。

技术官僚无法置身事外

亚当·波森（Adam Pose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

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习惯于聚焦于少数关键变量：增长，通胀率，失业率，负债。这使得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或类似机构人员）可以告诉自己及公众，他们只考虑社会总福利，而不会选择分配方案。然而，冠状病毒大流行迫使经济技术官僚不得不做出分配方面的决策——哪些公司能获得过渡贷款，哪些工作能得到补贴，哪些资产要被购买。这些决定能使危机期间的政策更有效；并且只要贷款和购买信息是透明的，就能促使政府对其决策负责。

从前，政策制定者会对某些事件保持距离、很少加以控制。而大流行去除了这层距离。危机结束时，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会拥有新的直接干预手段，而一些几十年未用的、因会扭曲市场而被废弃的旧有干预手段也会得到复兴。然而，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市场经常被危机搅扰，因而需要强有力的干涉，而不能放任自流。

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界线将模糊化。这是好事——假装这三种政策之间存在严格的分野本就是自欺欺人。政府机构的旧有规范会阻碍不同部门的合作。而为了应对现实经济需要，这种规范将被替换。各机构独立行事说起来很好听，但当各自为政导致人们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时，就不那么美好了。

在战胜疫情后，我们需要治愈“富裕病”

库米·奈度（Kumi Naidoo），大赦国际前秘书长，非洲崛起（Africans Rising）创始人之一

要重塑冠状病毒大流行后的世界，就要首先承认我们都感染了“富裕病”：我们消费过多，并将炫耀性消费等同于生活的成功和幸福。仅基于GDP评估经济价值已被证明是一种失败。如果我们想有机会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COVID-19大流行表明，我们需要对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彻底的反思，才能使全社会都享有健康、和平与繁荣的生活。我们应该推动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共同创造，及其所有权的本地化和去中心化。

目前，各国政府正在利用军工联合体减少公民对民主进程的参与度。我们必须确保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后，这种民权的回退不会成为永久状态。

公共利益需要私人数据

布鲁斯·施耐尔（Bruce Schneier），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院和讲师；著有《点击这里杀死所有人：超链接的世界中的安全和生存》（Click Here to Kill Everybody: Security and Survival in a Hyper-connected World）

一直以来，西方社会在个人数据使用问题上存在一场根本性的斗争。这场斗争将个人隐私权与数据的公共价值相抗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监视资本主义上。例如，谷歌地图可以向我们显示实时交通情况，但这是通过收集该服务每个使用者的位置数据来实现的。

COVID-19为这场辩论增加了新的紧迫性，并吸引了新的参与者，例如公共卫生部门和医疗部门。目前，公司和政府正在陆续推出用于跟踪与感染者接触情况的手机app，但问题不限于此。医学界将乘着此次大流行的契机，强调获取人们的详细健康数据进行各项研究的必要性。公共卫生部门将要求对民众采取更多监视，以便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流行进行预警。这里存在相似的权衡取舍：就个人而言，数据非常私密；但总体而言，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巨大的价值。

要解决这场辩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每一个具体案例，并对其涉及的问题如何影响我们的核心价值进行道德分析。例如，执法涉及的数据不同于社交网络，也不同于医疗数据，因此答案也会有所不同。在监控加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讨论如何使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两者兼顾：即如何设计一个体系，让我们能使用集体数据的信息造福整个社会，同时保护每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