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很少谈自己的研究，这次破例简单总结了下手头进行的游戏劳工调研，多数派版本见这里。

电子游戏作为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在中国却有着独特的发展脉络。它一方面包含着太多竞次、反艺术与恶意营销的元素，太多的游戏短视、无脑、重复和仇女。但从另一个侧面看，电子游戏在中国是更具大众和工人阶级元素的存在。一个以高性能3A游戏为主导的游戏市场，也必然会排斥更多只拥有低端安卓机和碎片时间的玩家。中国市场很难孵化出有想象力和毅力的工作室和开发者，却在分发、再创作和消费层面上卷入了更多的社会群体。 

网游、手游、页游为主导的游戏产业格局，发展多年的游戏公会制度，加上近年来4G、5G通讯的普及，催生了中国电竞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和商业化，也变相推动了直播、代练、陪玩/陪练、租号等二级市场中游戏零工的崛起。仅游戏直播一块，就有三百万以上的从业者。这些零工中的绝大部分类型在欧美社会都没有对应工种，但在中国，它们正迅速被主流社会所看见和承认。一系列经济和职业教育政策也在推动游戏零工职业的正规化。如今，游戏陪玩已经可以申请中国通信工业协会认证的电竞陪练师的资质。缴纳几百元人民币，通过笔试和操作后，陪玩劳工就可以获得平台的认证 ，从而有机会拿到更好的订单。 

这些零工超越了互联网研究中对数字劳工的二元定义。后者在发达国家往往指的是被公司变相剥削免费劳动的消费者劳工（Consumer labor）或玩工（Playbour），比如出于个人兴趣创作游戏模组的玩家。在全球南方，数字劳工则往往涵盖那些为微软索尼组装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工人（见PlayStation War），或是在暗无天日的工作室里打工的类似奴工的游戏货币打金者（Gold farmer），这两种工人都在从事主流社会忽视的隐形劳动。但如今中国大量的游戏零工，却难以被归类到之前这些数字劳工类型里。ta们绝少仅有玩家的身份认同，是靠在第三方平台接单打游戏维生的兼职和全职工人。同时，ta们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可见度，处境也更接近外卖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传统零工工人。 

中国游戏零工的意义不止于技术与娱乐行业内部的变革重组。在资本的涌入、传统服务业的危机和疫情所催生的失业潮前，游戏零工的出现成为一种扭曲的中下层生涯出口。并没有多少从业者真正相信其所许愿的赢家人生，但ta们还是留了下来，希冀在更大的社会衰退之前捡拾到一些风刮下的果实。 

游戏劳工与平台远程控制

过去两年，我开始参与式观察中国的游戏零工经济，特别是零工从业者的劳动过程和职业流动。与快递员等内部差异更小的零工类型不同，很难寥寥数句勾勒出一个典型中国游戏零工的画像，或者说“典型”这个词本就潜藏着太多的预设。它预设了游戏零工有统一的面孔，经历着类似的劳动控制。事实上，游戏零工与纯开发端外庞杂的游戏内容流通与再生产过程有关，根据不同平台和工种而存在分化。不同阶级和性别出身的劳工，与游戏平台、顾客的互动也大相径庭。有男陪练使用变声器装成女陪玩，希望因此能获得更高的时薪，却又面临更多隐性情感劳动和网络性骚扰。 

但除了少量在金字塔顶端的幸运儿，绝大部分游戏零工在经历迥异的劳动过程后又往往殊途同归，ta们不仅无法通过自由灵活接单实现经济自由，反而被更深地嵌入进平台的剥削逻辑里，这与媒体上常见的通过打游戏躺赢的宣传有极大出入。 

传统零工经济往往存在隐形远程控制（Remote control）的问题，劳工虽然看似具备自我支配工作的优势，平台的规则和算法却变相剥夺了这种自由。比如Alex Rosenblat研究Uber算法时候曾经发现，Uber通过高峰定价机制吸引司机到订单需求高的地区，等司机真正抵达目的地加价却已经消失。平台经济的远程控制在游戏平台得到了最为极端的展现，特别体现在对劳工日程管理的控制。一位与主要直播平台正式签约的英雄联盟女主播表示，虽然理论上直播时间随意，但为了保持稳定的观众群，直播必须每天固定时间段进行。为了避免与头部主播在黄金时段正面竞争，她的直播时间是晚上九十点一直到深夜，并没有太多调整的自由。又比如在陪玩平台上，每个劳工都有一个评定分数，定期登录是其中很重要的指标，不固定工作导致的排位下降会直接影响之后的接单。 

绝大部分游戏工人都只能专注于打一两个网络游戏，这不仅因为按照目前电竞的竞争性，玩家很难同时玩好两个以上的游戏，更因为游戏平台往往只和劳工签约一个游戏，在多个游戏下工作，也会影响劳工在单个游戏上的排位。然而，局限于少量游戏使得劳工的收入仰赖于游戏本身的寿命，单个网游热度的衰减就可以直接威胁甚至毁灭一大群劳工的生计。 

事实上，对普通游戏劳工而言，没有明星的光环加持，通过正常方式接单打单获得一份中产的收入极难实现，这就逼迫劳工另谋他路。最简单粗暴的策略就是延长工作时间，我接触到的一位西安的女陪玩为了赚钱而压缩休息时间，每72小时只睡7小时，忙碌时通宵不眠，这样一个月可以保证一万的净收入，最多的月份拿到了四万多。为了获得更高的时薪，很多陪玩甚至倾向于接通宵单，这些连续八九小时的订单往往会因为顾客疲劳而提前中止，也因此变相为劳工争取到更长的休息时间。再者，通宵订单的客户更可能是人在欧美的海外用户，主要是缺乏线下社交的留学生和金融白领，ta们接受更高的时薪，提供更多的打赏，还更可能是长期的顾客。一些劳工为了给这些海外顾客打单自费购置了网络加速器，租赁合适的游戏账户，否则无法顺畅连接游戏在海外的服务器。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分布就这样通过游戏应用形塑了游戏零工的劳动过程。 

对于代练陪玩等工作来说，劳工为了抵抗高额抽成绕过平台交易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脱离平台也不意味着管控的消失和待遇的提升。平台以外是更广阔的游戏灰色经济圈，无数的贴吧、QQ和微信群有着更波动和残酷的行业生态，这些生态圈相比平台，存在更明显的劳动分化，接单和打单的常常不是同一人，各种群组管理人和中间人都在抽走普通劳工尤其新人的收入，一些抢手的社区甚至需要缴纳高额会费和保证金才能加入。 

游戏零工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尽量游戏零工可能来自各个地区和阶层，但大多数仍然来自二三线城市或农村的中下层家庭，大专学历或以下，与充斥着一线城市中产和海归硕博学历的正式游戏工人有着鲜明的阶级划分。ta们并非中国的最底层，而至多归属于底层以上中产以下的三明治阶级。但学历的瓶颈，中小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和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已经显著改变了这代人对社会流动和自身未来的预期。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把直播、陪玩、代练看作一份不错的过渡性“工作”，虽然零工意味着不稳定的工作时间、缺失的劳动保障和线下社交的中断，算上省下的通勤的成本，它的时薪和绝对收入都要超过很多线下的合同工甚至正式工。 

对自身就业前景的绝望，构成了进入和留驻于游戏零工行业的主要动机之一。来自常州的一位兼职代练员表示，除了游戏接单外，他白天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游戏厅做设备维修，晚上在酒吧做安保到深夜，相比之下代练的收入已经是最高的。如果能有长期稳定的接单渠道，他愿意从事全职代练，反正“工作都一样，没啥前途”。 

相比在零工经济中自由度更大的男性，女性更可能成为全职的游戏劳工。尤其对在传统制造和服务业中受到广泛压榨的年轻女性来说，直播和陪玩产业成为了难得的经济安全港。在社会污名与家人的反对面前，很多人还是坚持选择了更轻松的游戏零工。一位受访者在从事全职陪练前先后从事过酒店前台和公司客服的工作，远超996的工作强度和日夜颠倒的加班让她决定成为全职游戏工。她不仅避免了去公司坐班，月收入也高了三四成。她和我回忆起自己的中专生涯，说当年的同班女同学不是在做淘宝客服就是在超市做收银员，相比之下她目前从事的陪玩是待遇最好的：“多亏我会打游戏”。另一位95后的南京陪玩有着类似的经历，全职打游戏前她在饭店和工厂换了很多份工作，最理想的时候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月工资，而如今辞职后每天接单的月收入可以接近一万，已经是“小白领的收入”。对很多受困于传统行业的青年女性来说，虚拟世界的贩卖与物化比线下工作的异化更能忍受。 

中国学者在对深圳三和的田野中发现劳工阶级用零工来表达对工厂文化的排斥，而游戏零工的繁荣似乎象征着另一场紧接着的次生转型，当线下零工的压榨都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足不出户的线上工作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捷径。游戏零工并非线上零工的首创，网络刷单、数据标注、线上翻译、在线问卷，都是曾被形容成躺着赚钱的亚类型，但以往这些任务只能提供正式工作外的零钱补贴。依托电竞制造的巨大需求，游戏让全职线上零工的理想第一次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 

当然，零工青年知道打游戏并非最终的职业出路。只有极少数成员可以通过积累人脉，晋升为非正式经济的管理层，比如游戏公会的负责人。在我的研究中，一位男主播靠着积累的知名度和朋友一起注册了旗下有一百多位游戏主播的公司，但这种转型也基于劳工本人较为精英的家庭背景和作为男性创业者的优势。 

全职劳工但凡工作满一年都会意识到，ta们吸引到的粉丝和顾客开始饱和，收入上升遇到瓶颈，很快就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打竞技游戏所耗费的精力也常常被游戏的娱乐性所掩盖，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业者要维持从前的反应速度高质量完成订单变得愈发困难。对需要花费更多情感劳动的女从业者而言，同时与玩家沟通与打出精彩的对局愈发不可兼得，大部分人都表示两年内就会试图转入别的行业。 

疫情与游戏零工红利的消失

二月以来，疫情给全球社会带来重创的同时也养肥了电子游戏产业。虽然线下生产的停滞短暂影响了游戏主机的供应链，多国的居家令让游戏产品的利润在过去半年迅猛增长，EA、Take-Two等大厂的股价一路飞升。但这种聚焦于游戏开发端的白领叙事，却掩盖了非正式劳工在疫情下更艰难的处境。 

以比心陪练为例，今年春天开始，每次登录系统，都会有大量的陪练给我发私信求下单，浏览页面可以发现ta们的日常接单量都非常惨淡。粗略查看应用还可以发现，由于疫情下涌入太多陪练，特别是很多在家网课赚零花钱的学生，目前劳工的时薪较去年缩水很多，前两年满眼可见的50-60币时薪被20-30币取代，提现时平台扣除20%后，劳工的实际收入还要低很多。如果不按照平台的规定来获得更高的“大神分”或是通过考试成为注册陪练师，大量的普通劳工甚至很难获得接单的机会。平台推出的人工派单大厅对劳工来说也极度不友好，不止一个人向我抱怨浪费很多时间试音也根本抢不到单，还要忍受顾客的坏脾气和性骚扰。为了获得宝贵的接单机会，大量劳工不得不调低单价、推出折扣来吸引顾客，这又进一步压低了平均时薪。时薪的断崖式下降导致兼职比例和劳工轮换率的上升，这与其他零工平台的发展历史也高度一致，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将经济成本不断转嫁到普通劳工身上。 

面对平台生态的萧条，游戏零工们也想出各种办法来弥补收入的锐减。电竞资本的涌入让目前的游戏市场充斥着上百个互相抄袭的游戏零工应用，有劳工因此同时注册多个平台来提高接单概率。也有其他从业者使用闲鱼等非传统游戏平台来省下手续费。另外的劳工则想出了更有创造力的方案，比如将代练和陪练结合，用帮忙代练拿到的帐号同时接单陪玩，赚两份工资又不违规。但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对总体收入的提升作用有限。 

哪怕疫情好转，平台的生态已经很难复原。经济的逆行吸走了玩家手里的余钱，不少顾客甚至是负债打赏。习惯了一局五元的玩家，也很难在短期内接受一个翻倍的价格。对大部分游戏零工而言，零工游戏平台的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它不再能形成对线下服务业剥削的消极抵抗模式。年纪渐长的劳工们可能会被迫回流到ta们所厌恶的行业，把零工生涯看作一段人生迷茫期的插曲，同时又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试图去填补前人的空缺。 

不论生命周期多久，这批游戏零工正在不经意间挑战着生产和再生产的界限，工作与生活的划分。对于一个自动化统治的反乌托邦而言，游戏提供了Kathi Weeks所说的“生活抵抗工作（Life against work）”的可能性，但国家和资本的种种盘剥，又在制造工作反噬人生的悖论。 

未来，游戏零工的集体行动而非个人抉择也许会改变这场拉锯的结局。目前，被打散在各个工种、平台和县市的中国游戏零工们还没有太多公会和接单群外的互助社区，大部分劳工在线下也不认识任何同行。过去两年，全世界正式游戏工人们组建工会、状告雇主、跨国联合抵抗加班文化，但这些基于工作场所密切互动的斗争经验，也难以移植到零工领域。更直接的困境在于，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划界本身就是瓦解运动的核心法则。游戏零工需要更多的外界关注，也亟需更多游戏领域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