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苦悶的臺灣《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書摘] 苦悶的臺灣《臺灣之春：解嚴前的臺灣民主運動》 ——
第一章：苦悶的臺灣
刺客瞄準蔣經國，扣下板機的剎那，說時遲那時快，美方安全人員撲前阻止。他的手被往上架開，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擊中飯店的玻璃旋轉門。
現場驚亂雜沓，刺客立即被高頭大馬的安全人員壓倒在地。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隨後與另一名躍身搭救他的東方男子，雙雙被押入警車載走。
國際孤兒
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政府敗退來臺；隔年三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華民國風雨飄搖；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軍協防臺灣，中華民國才轉危為安。但這時的世界地圖，已經是兩個中國。
韓戰結束，冷戰成型。蔣介石倚仗美國的強力護航，使中華民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都勉強保留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蔣堅持「漢賊不兩立」，使中華民國的外交史形同斷交史。一九四九年與蘇聯、東歐各國斷交，一九五○年與英國、挪威、瑞士等國陸續斷交，到了一九七○年，只剩六十五個邦交國。
美國從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開始，已考慮「更接近現實的情況」，研議「兩個中國」案。甚至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認臺灣為獨立國家做條件，來交換美國的承認，並進入聯合國。
一九六三年甘迺迪遇刺身亡，副總統詹森繼任，深陷越戰泥淖。詹森之後的尼克森，強調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尋求中國協助以解決越戰問題。尼克森在一九六九年一月的就職典禮上，表示要改善中美關係。一九七一年，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密訪北京，安排尼克森訪中，為兩國建交鋪路。為此，尼克森要送北京一個大禮，就是讓中國進入聯合國。
那時，臺灣或許還有機會變更國名，或改以普通會員資格留在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國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Rogers）在記者會上，針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表示，美方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但反對驅逐中華民國。
臺灣少數外交官員也試圖力挽頹勢。二○○六年美國務院公布的美臺關係文件〈臺北五八六九號〉檔案，提到美方外交官馬康衛（Walter McConaughy）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和臺灣外交部官員楊西崑有一段談話。楊說，一九七○年冬天見到蔣介石，他建議蔣，「在不久將來，向世界正式聲明，表示臺灣的政府完全與大陸的政府分離，從此以後，此地的政府將與大陸沒有關係。」
楊西崑說：「聲明中應給此地（臺北）的政府一項新的名稱，即是：中華臺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他說，用「中華」無任何政治意義，僅代表族群，猶如阿拉伯世界用「阿拉伯」一詞。
楊西崑也提到，張群時任總統府祕書長，曾於一九七一年夏天訪日時，攜帶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和前首相岸信介的極機密訊息給蔣介石：「中華民國的唯一希望是採取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主張和要求。」楊西崑沒有提到蔣介石的反應。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關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從那一天起，十年之間，中華民國不僅被逐出聯合國，又和二十幾國斷交。臺灣成了國際孤兒，移民潮、逃亡潮一波波湧現。搶辦移民簽證的，是投資意願低落的資本家，以及達官顯貴—他們對臺灣這個「三民主義模範省」已失去信心。
資金代表信心。大量資金以各種名目流出，顯現出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嚴重的信心危機。如果不是當時經濟逐漸起飛，臺灣人忙著賺錢，危機感會更沉重。這是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接班後，面對的新形勢和新挑戰。
臺灣人民自救
逃亡，對臺灣人來說不是新鮮事。危邦不居，從乙未戰爭、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代，都有人搶著逃離這座島嶼。但是動盪的時代，也每每有一群人，不顧安危，挺身而出，捍衛家園。
對臺灣前途的討論，在一九六○年代有明顯的變化。在此之前，部分臺灣人憧憬對岸的「祖國」前來「解放」，這些人已被國民黨捕殺殆盡；六○年代以後，臺灣獨立的主張，漸漸成為主流。
臺獨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黨「大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使臺灣無法民主化、正常化；同時，國共兩黨對「一個中國」的強硬主張，扼殺臺灣的外交空間。因此，以臺灣為主體，對內建設國家，對外重返國際，遂成為一種對臺灣前途的盼望。
一九六四年，臺大教授彭明敏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計劃發表〈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這是國內第一篇有宏觀思考和深度批判的臺獨理論。宣言提出三大目標：一，確認「反攻大陸」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二，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臺灣人民自救宣言〉是一枚未爆彈。傳單還來不及散發，三人就被逮捕，依《懲治叛亂條例》起訴，謝聰敏判十年，彭和魏各判八年。
彭明敏坐牢年餘，當局在國際壓力下給予特赦，但派人在彭宅附近日夜監視，形同軟禁。一九六八年，彭明敏和傳教士友人討論脫逃的可能性。一九六九年，彭明敏察覺國民黨就要動手，下決心脫逃，進入細部規畫。在美國傳教士唐培禮夫婦（Milo & Judith Thornberry）和日本臺獨聯盟的宗像隆幸等外國人協助下，許多識與不識者，冒著高風險，偷天換日，相互接應，竟然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於是，一個被蔣介石視為頭號威脅的人，一個被特務二十四小時嚴密監視的獨臂人，奇蹟般從自宅逃脫，在國際旅行仍很罕見的年代，從臺北經香港、曼谷、蘇聯、丹麥，於一九七○年一月五日現身瑞典。彭明敏日後形容，這次逃亡的複雜和困難，「好像要飛到月球」。
刺破黑幕
一九七○年一月一日，以臺灣留學生為主幹，臺灣、日本、美國、歐洲、加拿大五地的臺獨團體正式合併為「世界臺灣獨立聯盟」（WUFI，一九八七年改名為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獨盟成立後，各地「臺灣同鄉會」也紛紛成立。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聯合國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獨盟發動全球二十多處組織舉行「鎖鍊示威」。一九七二年一月，彭明敏接任獨盟總本部主席。一九七三年三月，黃彰輝牧師、林宗義教授、黃武東牧師、宋泉盛牧師，在紐約發表〈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與九年前彭明敏師生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前後輝映。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紐約行刺蔣經國的黃文雄，就是獨盟成員，當時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黃文雄，一九三七年生，新竹人，政大新聞系畢。退伍後再回政大新聞所，一九六四年赴美留學。他說，六○年代是美國翻天覆地的時代。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分頭並進。他積極參與運動，並且反思臺灣的前途與困境，深感蔣家「超高壓」和「超僵硬」的獨裁統治，令人難以忍受。
他和幾名留學生時常討論，設定目標：第一，打倒蔣家威權獨裁政權；第二，建立民主政府，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決定國家未來的各種選項。
一九七○年蔣經國訪美，他們決定行刺。蔣經國已於一九五三、 六三、 六五、 六九年四度訪美。一九七○年這一次，美方以高規格接待這位實權已超越「行政院副院長」職銜的總統接班人。
黃文雄一開始就決定自己開槍，並且近距離開槍，以免殃及無辜。代價是事後難以脫逃，不是當場被殺，就是被捕。
四月二十四日。午前，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飯店（The Plaza Hotel），準備向「遠東美國工商協進會」發表午餐演講。他在嚴密護衛下步向大門，黃文雄從示威人群中衝出，舉槍指向蔣經國。
扣下板機的剎那，說時遲那時快，美方安全人員撲前隔擋。黃文雄的手被往上架開，子彈從蔣經國頭頂飛過，擊中飯店的玻璃旋轉門。
現場驚亂雜沓，黃文雄立即被高頭大馬的安全人員壓倒在地。他一邊掙扎，一邊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臺灣人一樣站起來）！」隨後與躍身搭救他的鄭自才，雙雙被押入警車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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