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9: 基督教是邪教吗, submitted on 2020-09-23 18:15:54+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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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 基督教是邪教吗, submitted on 2020-09-23 18:15:54+08:00.

—– 1089.1 —–2020-09-24 02:02:01+08:00:

我对宗教一直强调有三种概念：

自然神、宗教神、哲学神

宗教神也即是我们通常语境里认为的神，祂可以是耶稣，也可以是道教诸神，并且这一系列宗教神的进化，演化出了一个一神教，并且很清晰的指出，在人间，只有代理人，而没有神的本身，耶稣作为三位一体的圣灵被解读，并且以神子身份存在于典籍里解释神性，就已经是最大限度了。

宗教神本质是对自然神的一种解释，从多神教一点点演化，所以一神教并且现在的大型宗教，基本上就是走到尽头了。

那么什么是自然神呢？也即是我们存在的根本原因，世界为什么存在？我们又从何而来？这些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当下科学都完全无法解答的问题。

而这一客观事实有存在于我们面前，也即是说，自然神是客观存在的，宗教神只是对自然神的一种人为解释。

耶稣被杀不是因邪教徒，而是在对自然神的定义上，不同的族群发生了冲突，犹太人不承认他的身份，双方信奉的是同一个神，包括伊斯兰教在内，亚伯拉罕诸教的分裂，都只是对同一个自然神的不同解释，他们称世界的天然自然神为“耶和华”。

这些大同小异的细节是很明显的，比如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弥赛亚，认定三位一体来加强耶稣的神性，犹太教则主张独一性，伊斯兰教干脆说耶稣不是最后的先知。

这是一种生产力进步后，对诸多自然现象总结，从而不断聚拢产生的概念，理解的方向正确，但理解的方式仍然是古代宗教形式，并且以此传播的。

多神教则是把众多自然现象单独的理解成为一种神，并且形成一个神系，这个在早期希腊和早期古埃及都是很普遍的，宗教形式偏原始，则越有可能变成这种情况。

对世界的理解构成了神系的发展，也变成了族群的文化和对世界的一种大致观测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基督教扩散，2-3世纪时多神教的没落，可以说是人们重新认识到周边世界的一种新展开，而基督教早期被迫害则是世俗与文化意义上遭到旧罗马文化的双重阻击，三世纪危机前罗马已经因为从旧制度改革，过去的威权象征难以保持，基督教的组织形式比旧宗教的松散要紧密得多，米兰敕令本身也是建立在世俗政治需求与文化变革的现实之上。

所以宗教神是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自然神的不断深入理解，而逐渐有一个演化过程，原始多神教需要神化统治者，到古典时代的多神教这种威权的扩散化到各种世袭祭司，再到最终一神教直接把威权的属性扔给了死人，威权变成了典籍本身，谁有话语权谁就可以解释最终答案。

现代人我觉得陷入了一个有矛盾的时间点，一方面科学超快速发展，宗教开始褪色，进而出现了新的一批痴迷于“科学宗教”的信徒，在不假定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否定宗教神之余，连自然神的存在都彻底否定。

佛教对自然神的存在，并不去做很深入的讨论，而道教则是明确告诉你自然神的性质，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道”，偶尔会在混乱的神话体系里人格化一下“道”的存在，所以不同宗教侧重点不同。

多神教里的宙斯、雅典娜、奥丁或索尔，是早期人类社会解构自然现象的结果，亚伯拉罕诸教里的耶和华，是被人格化的自然神，进而衍生出了宗教神，是随社会进步，人们意识到一切现象本质都有一套规则运作，而制定和执行的便是被人格化的自然神。

相比之下，佛教单纯描述了他们认为的情况，而道教则是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种观念，所以在对自然神的理解上，显然道教更贴切，亚伯拉罕诸教都走偏了，伊斯兰教在我看来就是后世穆罕穆德为了特定的政治与社会需求原地山寨的产品，是政治产物，填充了基督教在当时那个地区的空缺。

现代社会主要是宗教还没有完全褪色，所以无神论，大多是指对宗教神的无神化，但经常有人分不清自然神、宗教神与哲学神的概念，无神论就否定一切逻辑，而忽略了无神论本身从逻辑上是不自洽的。

因为科学如果能够自洽，那自然神本身就能自洽。

文艺复兴后， 新的技术和生产力增长，让人意识到了旧式神学的不可靠，所以一方面宗教开始改革并且退潮，另一方面新的对自然神的解释也开始出现，比如典型的自然神学。

一些典型邪教是学基督教的救赎论，自己当神然后获取各种好处，这是传统邪教的情况，洪秀全就把自己描述成爷火华的小儿子，这就跟伊斯兰教的最后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当代很多这种把自己当弥赛亚的邪教论。

比较新兴且聪明的，例如山达基教，就是滥用理论上可能成立的灵魂的概念，以现代的手段进行各种圈钱，然而对灵魂脱离宗教典籍，跨时代跨族群的共同描述，并不是始自山达基教，而是从苏格拉底到美洲部落，再到现代都有的情况，近代重新映入人们视线里而已。

哲学神就是在技术发展，传统宗教神学被否定，我们又完全没有能力探索到神的存在时，对神的定位，例如“神是第一因”，还有自然神论将神解读为一种与世界有因果关系，而并没有宗教化人格的绝对概念，理性主义占据了人类在思考未知事物的上风，并且合乎逻辑，又与现实世界逻辑自洽。

所以总结就是，宗教意义上的神，不存在，但宗教神是一种过去的人类对自然神的解读，自然神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世界逻辑自洽的本因与第一因，哲学神则是新时代在演变并且替代传统宗教神的一个理性趋势。

长期来说，宗教渐渐消失，取代社会的更多是一种对自然神的新理解，那就是世界是存在一种难以被理解，或可称为神的绝对概念，但与我们的生活或族群生存大多数时候无关，我们将随着演化向前逐渐理解更多，而在那之前并不重要。

—– 1089.2 —–2020-09-24 15:31:52+08:00:

自然神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具体是什么，祂又如何定义，这是宗教神与哲学神衍生出来的原因，而自然神本身并没有哲学神那样被人通过逻辑定义的属性。

也即是说，我们当代更先进的技术与理解下，用理性思维与逻辑思维构建出的对自然神的理解，就是哲学神取代宗教神的过程，而自然神存在本身，我们只能侧面观察，不能理解与证实，哲学神就是我们赋予其意义方便理解的一个存在。

神命论在我看来是为了解决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宗教出现的道德分歧，不得不短期拿出来的一个临时方法，传统的“原罪论”当时基本逐渐破产，拿来当替代品的神命论，犹太大屠杀后也逐渐破产。

世界的价值观不再固定于宗教看法，而是有广泛的阶级和共同价值观组成，所以神命论跟早期自然神学是接轨，但如果发展到现在不考虑宗教因素，自然神学又单独衍生出更先进的看法。

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在解释人的道德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时，没法做到说完全抛弃宗教典籍，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一定要通过基督教的理解去解释不可知的自然神的人性，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看现在典型的价值观，与宗教信仰有关的保守主义信仰，基本上和新世代的社会形态诞生出的普世价值观，或多或少有明显的冲突，就可以清晰看出这种会逐渐取代然后占上风的过程。

比如信教人数逐渐下滑，普世价值观的扩散，这种人本主义不需要提供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宗教性质第一因，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做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而为什么我们想，这是一个跳脱宗教因素的讨论范围了。（传统宗教则解释为因为我们遵从神的义，然后就出现神命论的矛盾）

物理或其他方面推论的话题不是我的专长或感兴趣的，超纲了所以不深入说，但总体上我个人认为本我与物质上的自我，两者被发现是来自于不同的系统，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灵魂的独立存在长期而言都不是空穴来风，很可能只是现阶段缺乏手段观测。

现在许多问题的核心是观测手段不足，而不是理论不够充分，如果说的扯淡一些，根据二十世到二十一世纪大量跟外星人有关的“边缘知识”，无论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都一定程度出现了“灵魂”是可观测与捕捉的实体，也是本我意识的来源的这种描述，假设都是人编的，是假的，那么就很方便，如果有一部分是真的，那也说明一种未知领域客观存在。

1090: 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港台资本对中国的成长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可积极可消极）, submitted on 2020-09-24 18:29:49+08:00.

—– 1090.1 —–2020-09-24 19:25:33+08:00:

最大的作用应该是敲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与事实，这里主要作用是港商，台商进入是推波助澜，并且较港商晚，所以不谈起作用。

改革开放不是上来就说往市场经济发展，当时包括华国锋在内都认识到改革是必要的，但怎么改，毛派、左派与右派观点不同。

邓小平偏向右派的市场经济，华国锋搞洋跃进，陈云左派就希望回到建国初期再把政治运动挤水出去。

华国锋倒台后，陈云与邓小平就这个议题有分歧，万里和赵紫阳在地方搞经济与农业改革有很大的进展，晚一些时候港商开始集体北上，跟邓小平会晤，然后又大力投资。

当时廖承志负责领导侨资和外资旅游饭店小组，所谓侨资和外资，基本绝大部分都是指港资，台湾当时跟大陆还没彻底缓和矛盾，所以基本吃螃蟹的外来资本，主要就是香港，也有一些是东南亚的华侨。

霍英东的政治地位为什么那么高，因为他是最早一批北上投资，而且这个投资就是没有任何预期，或跟他的祖国情怀有关，并且白天鹅宾馆很成功。

深圳最早是仅仅作为外贸基地，后来直接宝安县改市，这些都是伴随霍英东等港商北上才达成的。

要知道，1977-1978年，华国锋此时还没失势，一直到80年下半年华国锋才实际失去控制权，当时霍英东已经北上到工体去带足球队，还跟邓小平有会晤，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年白天鹅宾馆立刻就能上马，邓小平去参观后马上就主动推动多个经济特区的工作。

中国最早的市场商业模式，其实就是从一大堆港商投资的项目里复制出来的，一个是服务业，一个是纺织厂，当时有个说头就叫三来一补、前店后厂，都是指当时其的政策。

广州、番禺、佛山、东莞、顺德、开平、江门的鞋、手袋、皮革、纺织、塑化、食品、陶器、成衣，还有几个主要城市的产业发展，你都可以找到早期港商的影子，这类例子太多太多了。

美心79年试图进入国内投资，一直没批，沈图后来去中南海找邓小平，国内当时食品方面的运营和产业刚好缺乏，问会不会做食品，听到是以后马上就给过了关。

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的广东模式，广东模式就是深圳模式，也即是说改革开放本质是把深圳广东经验推广到全国。

如果没有香港资本吃螃蟹，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中国没法改革开放，因为党内舆论斗争里，是万里和赵紫阳的工作成果外加港商投资证明路线可行的双管齐下，才有了我们认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到八十年代后期，陈云还经常会提“改革开放差不多该结束了”这种你现在听都毛骨悚然的观点）

真正改革开放彻底落实不可逆，是邓小平南巡以后跟陈云他们达成一定的平衡，开启则是在七十年代末期华国锋逐渐失势，邓小平开始抓到权力为标志。

所以中国从来不是必然的改革开放，哪怕到九十年代时要是邓小平早死几年，江泽民可能就把中国往鸟笼经济的路线弄了，那之后还会有今天的繁荣么？显然不可能有。

同时期的主要竞争对手里，中国的改革做的最好最深入，并且也最早，苏联到八十年代末期才进行大规模且不实际的改革，印度干脆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才正式宣布放弃计划经济，两者都比中国晚很多年，还改的很不完全。

唯一的对手就是东南亚一些市场经济的国家，但他们又吃不下那么大的市场需求，所以中国只要当时路线没问题，哪怕晚一点也可以分到不少好处，区别是可能把苏联奶活。

坏的方面也是很明显的，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土地财政制度，当时国内往市场化改革时，没有对土地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认知，梁振英当时就是靠做这些工作，定了很多基本规则在上海和深圳而搭上线，现在全国都可以找到他当时参与的影子。

比如当时土地改革，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梁振英的专业知识讲课是要花钱的，梁振英主动给他们免费提供咨询和讲解，土地的拍卖制度与流转，都是国内参考香港的模式然后改良的。

土地预售制度我没记错，梁振英也是有参与的，但实际上预售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

香港对内地最大且最坏的影响，就是土地财政，变相利用土地财政来推动政府的行政投资，但也意味着土地成为一种蓄水池与投资商品，进而造成了大规模的房价增长，人力成本高又无法摊平，那么在户籍制度下，这种模式就更为恶劣，因为本地土地资源都被政府垄断，政府卖多高，下面都要接盘，最后接盘的还是民众，不止是买房，租房市场也挤兑着外地进城人口，基层生活质量糟糕，城建烂到家，很大程度跟这有关系。

但有一个问题是，香港的土地财政，跟公摊面积一样，是个因为客观环境相似，而不得不做的顺应环境的产物，香港的土地很少，平地可开发的面积只有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发展工业人力成本与土地成本都有限，所以本地转型成服务业导向，集中更高产值的产业。

政府又要维持自由港和低税率的优势，那么税收显然不可能跟其他发达地区一样高，变相支持公共财政的是政府靠卖地得来的收入，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国内的土地则非常充足，户籍制度首先逼劳动力入城，提供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土地财政因为政治制度的原因，又不能得到民众的干预，像香港那样学界或民众喷政府，政府就会有所顾虑或考虑社会意见选定政策的时候很少。

那么地方政府卖再多的地，更多是为了维持自己本地的政治业绩和稳定，发展反而依赖外来人口涌入与行政端主导的政府投资，最后结果就是政府持有过多资源，垄断一切后，代价由普通民众承担，包括本地户籍的人口。

而这个政策引入，是赵紫阳执政时期，当时目的是地方土地财政跟政治改革同时推进，对地方放权，本地自己卖地的收入，用给自己本地人口，财政上不需要像现在一样分税制，中央强制对地方获取大部分地方收入，造成了地方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维持政绩的模式。

地方政治改革进程被打断，倒退回中央不合理的获取绝大部分的地方收入，又故意开了土地财政的口子，好像在有意引他们用土地来推动经济发展，这就必然造成了一个畸形局面。

并且现在可以预见的是，土地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债务对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的压缩，外加政府习惯这种经济吗啡带来的效果，已经渐渐失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空间，房价造成的社会问题与负面情绪都在与日俱增，泡沫也迟早会有一天出清，结果是什么呢？这就不多说了。

—– 1090.2 —–2020-09-25 13:20:33+08:00:

我打字速度还算可以

—– 1090.3 —–2020-09-25 13:33:04+08:00:

越早出清越好，但不能强制执行出清，我之前跟别人刚好讨论过这个话题。

日本同期是宽的时候过于宽，紧的时候过于紧，拉闸刹车太快，一群人被套牢，尤其是月供房产和各种贷款的那些人，他们占据社会消费很大一部分，如果政府不考虑他们收缩太快，很容易造成市场的消费大幅度下滑，进而形成一个内部通缩，间接制造第二次下岗与倒闭潮。

比较直接的可能，其实就是通过短时间（五到十年）的低公共服务水平甚至完全没有，将财政用于补贴缓冲，同时加速发展内需消费，让经济的自然增长跟上之前放水过多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久。

比如，房地产放水用地方上三十年的财政，做了一堆垃圾项目没有任何收益，等于三十年收入打水漂，房价翻高了十倍，其他人这个时候最高点贷款买入，结果都被套牢，要还债二十到三十年，银行又很容易接到一大堆抛售，形成坏债倒闭危机。

所以保银行不寻求强制追债来保全他们自己，从而保护社会上大多贷款者的资产不会被强制拍卖，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效果。

那么自然经济的增长，比如在之前土地财政搞各种毛病出来时，房价涨了300%，经济的良性通胀与工资增速是5-10%，现在我们截停了，又不让房价涨就稳住在这个水平，增速就算有，也是低于正常的工资与物价通胀，那么吸收笑话这个300%，按照前面的数字，大概要60-30年。

日本大概用了三十年左右，两千年到零八年开始走出阴影，中国可能更久也可能更短，视乎政策的侧重性。

—– 1090.4 —–2020-09-25 13:33:28+08:00:

现在比较少上线，有意思的话题少了

—– 1090.5 —–2020-09-25 13:53:45+08:00:

现在房产泡沫纯粹是人为堆出来的，正常的房价需求有，但我国是靠户籍和不受民意左右的政策来决定财政分配，这就造成了指定好的几个大城市永远是最好的，普通人不存在到偏远的城市也有大城市一样好的生活质量，就算是去了大城市，也会因为你不是本地户籍属于外来人口，导致生活质量差。

地方如果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财政分配，比如你在重庆或深圳纳税，你就是本地居民，没有户籍限制，一个地方纳税和土地的使用都是经过本地政府和公民审视过的，到大城市买房的需求就会下降，因为现在主要就是中央给大城市的政策与资源，都是从其他地区拿抽调上来的。

泡沫硬挤爆裂了就是日本的下场，而且现在内需和人均消费比日本当时低，爆了的结果可能就是社会大规模通缩，银行倒闭，大量的人跳楼或无家可归。

所以只能自然硬抗，先停止继续堆泡沫，也就是做基本的改革，然后走一段时间低福利与公共服务的周期，政府补贴财政让银行与月供家庭撑过去，顺便开放基层劳工权益，扩大内需消费，制造自然的消费需求，这样可以避免通缩，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一定年份，就可以把之前多年累积的泡沫吃掉，或者压缩小很多，就算爆了，社会也能承担。

否则很容易出现政府需要打经济吗啡给自己政权续命，越打泡沫越大，大到控制不了反正也是要爆，所以怎么打吗啡对癌症晚期来说都不是问题了。

跟着就出现一旦有个政府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发生，大量的人开始断供抛售，银行接到一大堆坏账资产，就出现可能倒闭的危机，银行会为了避免倒闭，开始加紧收缩贷款者的月供期限没有任何款项，这些人又被反逼到被迫断供。

最后全社会抛售房产，银行持有的房产大幅度贬值，如果资不抵债，最后银行倒闭，又会有挤兑货币的风险，到时候就乱套了。

一二线继续涨是个长期必然的，但现在基本已经到了极限，虽然明面价格还是增长，但大部分人已经完全买不起了，所以租售市场反而成了重点，这些地方租金要是阴跌，说明租客承担能力下滑，也跟不上租金增长，但城市又需要外来人口作为劳动力。

结果就跟北京一样，负责城市基础维护与运作服务的外地劳动力，越住越靠外，都住到燕郊和廊坊了，然后这些人需要长期通勤，人越多，北京房价越高，腹地的租金就开始外溢，过去三环一个价，人口增加后，三环翻一倍，五环变成三环的价，廊坊的一看，得，咱也成北京人了，外地打工的，直接干脆住天津去了。

1091: 房企“三条红线”明年实行！这49家开发商要哭了！, submitted on 2020-09-25 08:49:46+08:00.

—– 1091.1 —–2020-09-25 14:00:54+08:00:

八万五政府连地都没有找好，直接抛出消息，导致楼市大面积断供抛售。

假设40%的人花一百万卖楼，你出八万五的政策连土地都没有的时候，就在变相刺激房价没有任何现实市场因素的下跌，跟着导致市场上的银行开始受连累，全社会出现通缩，这是任何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会做出来的事，是完全的不成熟的表现。

就是单独的地都没准备好，就开始人为制造坏账潮，本身停下来还是因为银行顶不住了，而同时政府的最大收入来源是土地，银行顶不住导致各大地产商都难以发展新项目，政府的土地卖不出去，最后不得不停止。

房价问题本身就是当时政府自己搞出来的，后续采取孙九招，也就是为了弥补他们自己之前的过错，故意不出售土地，停止兴建公屋，制造市场需求人为上升，然后才带动地价，鸽子笼和劏房大规模出现在全港也是从此开始。

我控制全国土地，现在你贷款五百万三十年，我在你月供十年后，说要大幅度调低土地和房屋价格，对市场倾销大量的住宅让房子快速贬值，但实际上我连土地都没找，就是发个消息打嘴炮。

跟着这个嘴炮导致了市场的大面积断供，那些只月供了一两年的纷纷抛售，房子迅速贬值，五百万的房子现在只要一百万，银行拿到一大堆房子又贬值，大家都在抛售，卖都卖不出去，最后银行撑不住，开始对中小企业追贷款，进而企业倒闭，社会出现失业潮。

很多人跳楼，而因为房子不值钱，银行又没有贷款，大的房地产企业停止向我买地，我手里的土地也贬值，我卖不出去土地，就养不起警察和公共服务人员，公共福利包括医疗与养老就要停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大幅度减少或时不时停止出售一切土地，让这个市场没有普通人可以负担的房屋能被买到，或者作为公屋使用，市场冷静后，我故意憋着不让他们住，从而来抬高自己的土地价值，这样才能恢复出售利润与公共服务，哪怕有大量的人住鸽子笼也跟我无关，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的结果。

完事再找人宣传一下反对党的问题，说都是他们反对导致的，一切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了。

一切仅仅是因为我是有权力和资源的人，但我没有任何经济学常识与规律，做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政策报告所引发。

1092: 真的存在党内改革派吗？如果存在，他们又真的能发挥作用吗？, submitted on 2020-09-26 01:13:04+08:00.

—– 1092.1 —–2020-09-26 05:14:03+08:00:

让习主席反共，再反习，就用不着抽资源对付共产党旧派，习主席是千年难遇的良才，有他在党外可以啥都不用做，就看着他分化党内缓冲地带，把“后清”的立宪派和北洋军头都逼死，拉一身仇恨。

我们以后越需要的，他现在越不让做，压的越喘不过气，越好。

缺啥想啥，习主席制造政治改革的“市场短缺”，市场供应量越低，随时间推移，改革的需求与价值越大，那谁能提供改革谁就有机会赢，党内没被习主席逼死还能喘口气，想换身皮就上位摘桃子，把高威权高压换成低威权低压续个几十年，这不成。

所以要靠习主席帮我们把党内想摘桃子的给挤兑死，到时候他BUFF叠到满了，自己变成带吸铁石的靶子，就会把政治混沌局面变成泾渭分明。

1093: 两届任期到了，下届总理谁当啊？, submitted on 2020-09-26 14:40:42+08:00.

—– 1093.1 —–2020-09-26 17:33:26+08:00:

汪洋、韩正、胡春华、刘鹤

基本上主要就这四个。

汪洋原先走的就是国务院路线，但显然是被人阻击了，所以入常晚，而且被调到政协，跟团派把持国务院的既定路线脱钩了。

我预计胡锦涛裸退，跟习近平达成的默契是政治局常委至少会有两个团派，并且国务院总理或其中一个角色，至少是团派把持。

现在团派两个常委，汪洋第四，李克强如果退了，汪洋升第二是合理的，但政协转总理，这不太符合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的规矩，一个人又是交椅第二又是政协还是总理，对习近平来说似乎党内权重与地位太大了。

所以汪洋不打破惯例的话，就不太可能转任总理了，变成跟李源潮一样的角色。

韩正从常委角色还是国务院角色，升任总理都是最符合逻辑的，第一是他现在是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还是党组副书记，仅次于李克强，常委他排在最后，如果前面几个全都退休换血，他从党务还是政务做总理与常委排第二都非常合理。

但问题是，韩正不是团派，这等于打破了团派跟习近平潜在的政治默契，其次韩正不是习近平嫡系，他是江泽民的人。

那问题就来了，因为党内全都是黑箱操作，韩正到底是从江泽民那跳反到习近平旗下并且很受信任，还是习近平跟江泽民的关系缓和，甚至好于团派，所以才安排了韩正在这个位置上呢？这现在就是个主要谜团。

当然，也不排除各种原因下，韩正上去只做一届，下一届总理由胡春华担当，到时候就可以看分水岭，习近平与团派和江泽民的关系到底如何。

胡春华是大热门，他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入常，直接跳去当总理，不太合适。国务院政务系统方面，当总理到没问题，但毕竟是党管一切，不能党务没解决就分配政务。

孙春兰作为团派，基本可以确定退下来，她年龄太大，继续升只能是入常，目前看不到她有入常的可能，除非习近平打破过往政治惯例。

团派在常委里下一届很大几率是做不到两个常委的优势，适合升的孙春兰不大可能升，李克强也不大可能当三届，汪洋如果继续留任，只能排到习近平下面，胡春华升的话最适合的也是排在末尾，跟韩正一样做第一副总理，然后再下一届专正。

刘鹤是几率最小的，但也不是没有，他是习近平亲信，主要负责经济，但另一方面他年龄太大了，按规矩再下一届该退休，党内常务上常理来说他升常委末席是可能的，但还有个胡春华，要是不退反升，就变相跳到胡春华头上，说明跟团派彻底闹掰了。

前面还有韩正、胡春华，刘鹤要是釜底抽薪直接跳到常委第二当总理，不说年龄上，党务上不大说得通（当然，权力斗争面前，一切皆有可能，一切规矩都可以打破，但我们不完全按照这个思路来，因为到目前为止规矩还是存在的），习近平需要刘鹤作为他绕过国务院直接干预政策的指挥者和代理者。

刘鹤如果当国务院总理，习近平就没法有效指挥刘鹤，那就变相变成习近平当国务院总理，什么都指示给他，但问题是国务院负责的是全国事物，不止是经济，刘鹤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总理作为一个全面职务，问责对象是整个国家，习近平要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就不能把最好用的亲信安排在一个会浪费大量时间在习近平不关心领域的岗位上。

比较可能的是，刘鹤如果不退的话（前提是不退休），他可能担当某个小组或办公室的领导，或干脆当第一副总理。

—– 1093.2 —–2020-09-26 17:56:29+08:00:

没打算，水平不够

—– 1093.3 —–2020-09-27 15:03:02+08:00:

以前是权力继承没形成规矩，后来不一样了，历任政协主席，只有周恩来兼职过总理职务，2023年汪洋六十八岁。

李鹏是地位很高，两届总理任期又满了，所以才转做人大，属于比较特殊有党内权势的人，他资格和党内地位算得上是比江泽民还够秤。

1094: 高考体制是不是无法破防？中国无论平民还是精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高考是唯一最好的, submitted on 2020-09-26 17:03:47+08:00.

—– 1094.1 —–2020-09-26 18:34:44+08:00:

高考只是给出一个学历和受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但一个人读完大学成为社会上的一份子后，他们的阶层不完全是基于他们的大学水准与学位的，长远来说，有学位肯定比没学位的竞争力更强，但很多研究生实际上也没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亚洲国家举例日本来说，就算你不上大学，或者没有上到东大一类很好的大学，正常工作你也可以安居乐业，这是基于对劳动力的保护，拉高内需消费，基层提高服务所获得薪酬增长的结果，甚至回家当农民种地都可以，当然大富大贵是很难的，却也不至于现在国内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你考上了好大学，当了研究生，但你某种意义上还是肉便器，因为你出来也会遇到996，只不过你没有考上好大学，去送外卖的处境更糟糕。

其实观察这么多发达国家的受教育体系，到最后无非两个结果，一个是教育资源的递进，更好的教育集中在私人领域，你想得到更好的教育要花很多钱，另一个就是保持前者的基础下，大学生的普遍数量增加，但公立教育水平不会下滑太多。

前者是基于公立水平对私人教育有一定差距，教育资源递进到私人教育，后者是公立水平不下滑，但学位通胀，想继续进修就要走私人教育路线，这个方向是要很早确立好的。

国内则是逆向通胀，通过放宽学位，稀释学位的稀缺性，而不是通过拉高教育素质本身，从而对市场大量输入大学学位，这就造成了通胀，以前一二三线就可以分，现在还要分985和211，现在又搞“双一AB类”。

如果劳工市场提供的薪酬和待遇合理，或者说稍高，要么就是出来以后就算没大学学历也可以安居乐业，要么是大学学位普遍化，但教育水平不下跌从而获得对应薪酬，没有造成类似国内的学位通胀，把原本还能活的二三线大学生都给挤兑死。

高考要周全的看，无锚扩招学位，好像是个人都要上大学，十八线大学的学位也算大学生，然后可以进职场去稀释大学含金量，而不是通过提高基层权益、劳动保障和薪酬待遇，从而让没有大学读的学生，出来以后也要生活保障。

假设有这些社会基础应该有的东西，大学学位就没有必要扩招，大学生学历也不会内卷化。

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全都靠公立资源时，公立资源不受这些平民阶层自己所在地的控制，中央还是拿走你大部分的收入，然后按需分配给你，政策与资源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

那你变相想一下，到底是地方上的穷市的公共财政搞出来的公立教育水平高，还是上海市的公立教育水平高？某些情况下，你打出生那一刻就已经输了，后天努力可能本来没有这些限制时，你付出150%的努力可以有200%的收获，但现在你付出200%的努力，150%有没有都不一定。

人人都说教育资源稀缺，问题是谁决定教育资源分配，为什么中央可以没有任何逻辑的抽走一个地方大部分的资金，然后返还一小部分，其余的给受政策照顾的城市。

为什么即便如此了，中央说扩招学位就扩招学位，过去拼命读书的，现在招收门槛一下低了，一大群人涌入，不止是对原来大学学位持有者的冲击，对后来者也不公平。

市场上需要1000个大学生职位，每年提供900个，那大学生就很有吸引力，人人都想读。

现在市场上需要1500个大学生职位，每年却无锚扩招10000人，那还读个屁大学。

唯一读大学的原因，只是因为读不上大学会更惨，而不是因为读大学真的很有出路。

要是政府提供全国性非常专业且核心的高水平职业培训教育对高中生们招募，另一方面提供基层劳工待遇，拉高消费和薪酬，别搞996，我保障有大量的人会去读职业培训而不是浪费时间读大学，现在读大学除了有能力到这个标准的人外（也因为太多人竞争而更困难了），很多人真的不是适合读书，可不读书又没出路，才搞的好像高考很重要且没得选。

最后大家都不满意，因为没有退路，有退路的话那些不擅长读书的人，早就选择在其他专业领域上早早发展技术了。

1095: 中国历史里是不是充满了各种吹牛, submitted on 2020-09-27 00:38:42+08:00.

—– 1095.1 —–2020-09-27 06:00:33+08:00:

岳飞没研究，但关羽我是专门研究的，有一些了解，关羽实际影响还有作战成绩比历史书直接记载的还要大，同期记载非常多，出土文物侧面也证明当时的情况。

关羽水淹七军前，三国志在描写时才是真正的语焉不详。

首先理解襄樊战役和水淹七军，要明确一个地理概念，江陵城距离襄樊战场有近两百公里，相当于现在荆州市到武汉。

当时关羽治所在江陵，北上的主要阻力，第一重是曹魏的临沮，乐进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取得了临沮的控制权，岘山以南的荆门一带是曹魏控制的。

而襄阳到荆门之间，还有宜城、编县、中庐等地，外加一条汉水，宜城是在汉水旁的主要城市，人口众多且富庶。

在这一带居住的是蛮王梅敷与其部曲万余户，也就是至少三-四万人，一户一兵，至少万人兵力。

除此之外，襄阳附近还有大小城池，推断至少有二十座以上，因为吕常碑提到的是连城十三，但这个时候襄阳已经被解除外围作战的能力，只剩下被围困等死的结局。

汉水北岸的曹魏主力，一开始被记载就是数千人，曹仁是总指挥，但却龟缩在樊城，这就很奇怪了。

也就是说，关羽方面一开始记载，就是他飞过了近两百公里的曹魏防线，然后莫名其妙曹仁的兵力就只剩下数千人并且留守在樊城。

然后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出现了，曹仁是被任命为征南将军南下讨关羽的，建安二十三年就准备，关羽攻曹仁是建安二十四年，并且于禁作为援军出发是建安二十四年的七月，那么之前几个月发生了什么呢？

宛城侯音反叛，如果曹仁兵力只有几千人，是不可能快速攻下宛城的，也不可能靠几千人讨关羽，而陈寿写历史，刚好猫腻就出在侯音被灭到于禁被派出发去援助曹仁的这个月里。

温恢传说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县军是悬军的意思，意思是孤军深入。

那么在樊城的曹魏防区腹地，是不能称作孤军深入的，就跟在在柏林的希特勒不能叫孤军深入斯大林格勒一样，这是物理上不符合逻辑的。

于禁被派去援助曹仁，又因为什么呢？历史上没交代清楚，于禁是七月出发，八月就被淹了，古代不像现代容易获得讯息，于禁肯定至少提前一个月知道南方消息才出发，一来回就是两个月，温恢说的水生（汉水泛滥），至少是五月之前。

也即是说关羽和曹仁有过一段交战，但历史因为不明原因没记载，只用了春秋笔法留下部分内容。

可以判断大致情况是，曹仁讨关羽，到临沮南下，双方打的非常激烈，庞德在关羽抵达襄樊水淹七军前就已经到了樊城以北，双方没有交战的机会。

而曹仁南下主动进攻江陵，刚好给了关羽被庞德射中额头这种白刃战白热化的可能，就好比朱可夫一枪打中了希特勒的钢盔，然后没打死他，历史上同类事件，比如真田幸村冲德川家康本阵，都是很少见的，例子还有高加米拉战役里，亚历山大突袭大流士本阵，关羽自己也做过刺颜良的斩首行动。

汉代弓箭射程不远，精准射击距离基本就在五十米以内，骑马颠簸的话，精准度更是要下降，能不差刚好射中关羽的脑袋，双方相信已经到了指挥官可以白刃战的程度，看清对方的脸是没问题的。

因此以上能得出一个结果，曹仁南下主动讨伐关羽，主力在跟关羽交战时被吃掉，然后关羽防守反击，夺回了乐进打下来的临沮，控制了荆门，北上后一路推进到宜城，再利用汉水运输大量的船只和兵力到襄樊一带。

这就造成了吕常碑提到的： 群歹凶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众负旌，自叩敌门，中人以下，并生异心。

关羽完全控制了汉水南岸，主力调到汉水准备进攻北岸，吕常为首的襄阳城和其他十三个城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关羽也不浪费时间。

而相对的曹仁那面之所以还没撤，就是因为后面已经没路可以撤了，这个后面会讲到，庞德为什么驻扎在北面也跟这个有关。

于禁的援军相当于在汉水北岸以樊城为中心布防，双方是对峙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生了水淹七军。

之前关羽已经吃掉了曹仁的绝大部分主力，除了于禁的兵力，还有后来徐晃募兵得来的部队，当时已经没有能快速调动的生力军，曹操只能从青徐一带抽调布防好的兵力，并且亲自带中央军仅存的去前线。

水淹七军发生后，曹仁传虽然没说，但满宠传基本把曹仁裤子都拔掉了：

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衆皆失色。或谓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宠曰：“山水速疾，兾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

这里几个重点是，关羽是在于禁作为外围防御力量被解决后，才伴随水势速攻樊城，并且打算围困樊城，而这里透露了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

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 ，孙狼造反的地方就是陆浑戎一带，也就是靠近许都南方和西侧，而出了南阳盆地，没有任何天险，关羽的前锋别将，外加招募的曹魏起义军，已经距离许都只有五十多公里，兵力肯定是不够拿下的，但已经碰到了这就说明整个南阳盆地和中原都不安全。

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

满宠传里这一点也很重要，关羽之所以主力没绕过去直接打许都，就是因为曹仁在樊城的兵力还有数千，是有威胁的，跟被困在襄阳没有威胁的吕常不同，古代攻城很困难，一般都是围困为主，曹仁数千人虽然谈不上讨关羽的主力，但也是不少的部队，庞德就是驻扎在远一些的地方，避免关羽大回旋包饺子，作为曹仁指挥系统离开樊城后的接应。

结果关羽提前吃掉了庞德（注意不是水淹，而是硬拼消灭，庞德事后想乘小船逃回樊城但失败了，说明他们都是有船的）

关羽也一直集中目标，希望吞掉曹仁彻底解决后顾之忧，顺便完全消灭曹魏在南方战线的指挥系统（几乎所有仅存的将领都在樊城里了，唯独徐晃远离战场等待援军），满宠也明确指出，一旦逃离，虽然可以活下来，但是洪河，也即是黄河以南，都将不受曹魏控制。

即是说，一线军事将领对当时问题有很清醒判断，关羽的控制范围已经到了许都附近，抛弃主力部队保全指挥系统，会让关羽放弃樊城这个目标，直接开始北上进攻许都，而许都洛阳基本无险可守，整个中原也无险可据，很容易就倒退成曹操不得不放弃长安，否则将两面被夹击。

当时曹操早早就把政权中心搬到邺城，也是早有先见之明，青徐一带一旦关羽北上，就会两面受敌，并且大部分水势都是许都一带上游，这对擅长水军的关羽来说有是一种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威震华夏不是说吹捧或夸大，同期刘备已经在汉中修建栈道和馆舍，准备好下一阶段对陇西和长安的进攻，要是派几万人进长安去防御，一旦许都失去控制，等于宣告被包饺子，连补给线都做不到。

我们可以看到，许都和洛阳附近的叛民，可以往南前进接触关羽，然后还畅通无阻的回去，中途徐晃没有兵力无法阻止，整个南阳基本处于无曹魏政府管理的状态，关羽唯一没前进的原因就是因为曹仁还在，主力不能动弹。

最后是曹操快速调动了其他地区的部队，拨给徐晃的新兵与十二营也率先抵达，才达成了兵力优势。

这一战里徐晃的记载很多，关羽包围樊城，一个是偃城一个是围樊城的屯，双方是分开的，徐晃要做包抄的钳形攻势，偃城的兵力就撤了回来，十二营兵力全部到齐后徐晃用情报战，伪装进攻包围樊城的围头屯，然后实际上进攻的是四冢，关羽带的是五千人出战。

而后徐晃击退关羽，在樊城的兵围上打了一个缺口，跟着就是仁得溃围出，羽退走。

赵俨传写的也很清楚，并且是城内的部队与城外的部队互通消息后同时发兵，而后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一波赶到想制止的五千人兵力失败了，曹仁从樊城脱离，关羽失去了围困樊城的目标，就变成：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 。

此时击杀曹仁的目的已经无法完成，并且徐晃新的主力部队已经抵达，许南到南阳一带又开始有大量的曹魏部队，关羽放弃樊城后据守沔水，这个如果有留意到的话，背水一战是兵家大忌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徐晃和曹仁共同攻击关羽的四冢屯时，关羽第一波五千人是不够用的，结果被打退了就无路可退士气大崩，所以背水一战基本是除了教科书里或运气好，大部分时候都不能用的战术。

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大败，徐晃破围，贡献之大，曹操亲自迎接并且敬酒，长驱直入就是指这次营救行动。

关羽是被击退了，但没有大败，战略目标是吃下曹魏在南方的指挥系统，这个无法达成后就放弃了北岸，开始消化襄阳，然后才发生东吴白衣渡江。

这个我觉得就没啥好讨论的了，纯粹是糜芳是内应的问题，东吴朱然没有援军，被外面上万人围攻打了有半年，城内又是瘟疫又是饥荒，最后还是赢了，这个城就是关羽建筑的江陵城，糜芳是主动通敌作为内奸，关羽稍撤烽火台的兵，但依然没有讯号通知，虞翻劝降士仁时就说了，是因为有内应的缘故，糜芳是当时荆州二号人物，江陵城最高指挥官，怎么打都是输。

当然，即便如此，吕蒙拿下城池后也没有立刻进城，虞翻劝说下反应过来城内可能还有关羽的人要埋伏，结果果然遇到了。

东吴争三郡和湘水划界跟这个议题一样，有一定概念和东汉末年地理知识都知道没有防备不严这个说法，三郡基本只要有人打就百分之百会丢，关羽主力在江陵和公安，其他几个郡的治所距离有至少一百公里，零陵这些也防不住。

益阳就是洞庭湖的江口，是整个荆楚水系的汇聚地，属于交通枢纽，关羽如果跨过去救其他郡，属于没有军事常识才会做的事，关羽驻扎在益阳是等刘备主力，刘备主力抵达后关羽准备进攻，孙权知道后立刻召吕蒙的主力回救鲁肃，就是因为益阳一旦失衡被关羽占据附近水域，吕蒙就无路可退。

类似例子还有陆议攻江陵，第一时间是截断夷道，不单纯是为了防止蜀军援军，而是不截断的话，关羽会把吕蒙包饺子，关羽当时是在回攻江陵，虽然宜都在江陵上游和西侧，但关羽、张飞和刘备在曹仁守江陵时，是试过从其他支系水路试图截断曹仁后路。

基本历史战役你配地图，都可以慢慢考据出来，关羽在北方没什么记载，但声名鹊起被传颂却是最早在晋朝的北方开始，这是完全没法解释莫名其妙的一件事。

并且荆楚一带巫祀普遍，关羽在荆州是恩信大行，建的江陵城到南北朝还在用，考古据说现在挖到的当时其城墙是历代最厚的，也可能是最早一批砖石泥混合墙，最宽的地方有十米。

很大几率是关羽在北方有战绩，但陈寿获取资料主要是在南方，蜀汉灭亡后历史被集中销毁过，考虑到为尊者讳，不可能你陈寿拿不到的资料，一两百年后反而是北方民间和武将里盛传关张的名声，那只能是关羽在北方民间很出名，陈寿考虑某些原因故意不载。

这个是有例子的，云别传就绝大部分内容没有记载到陈寿的三国志里，没被收录的内容显然是非常多的，衣冠南渡后，北方本来就有的关羽名号，加上荆楚一直以来对关羽的祭祀，双重结合下才是后来关羽信仰的起源。

陈寿三国志跟关羽信仰是并行发展的，而不是关羽信仰来自于三国志，三国志的东西写的太隐晦，很多地方故意春秋笔法让你猜，陈寿自己是蜀国人，对故国故主都有情怀，所以露的比较多，因为政治压力写的春秋笔法也故意卖破绽给你看。

比如夏侯渊的本传大幅度加长，曹仁在襄樊吃瘪又没啥细节，他自己倒是弄了个纪念但还要到杜预传里你才知道这件事，但这已经是晋书的内容了。

1096: 89年老照片, submitted on 2020-09-27 07:46:10+08:00.

—– 1096.1 —–2020-09-27 16:01:33+08:00:

“ 好漂亮的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