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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Geert Lovink

译/苏子滢

校译/黄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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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众的注意力被琐事分散，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循环不断的娱乐活动，当严肃的公共讨论沦为哄小孩的话，简而言之，当民众成为观众，而公共事业成为综艺表演，一个民族就处在危险的境地，文化的死亡近在眉睫。” 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娱乐至死：娱乐业时代的公共话语》（1985）

“我们需要建构一种系统化的器官学方法，来克服诸如人与机器、生机论与机械论等二分法；为此我们必须回到控制论。” 许煜，《偶然与递归》（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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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作品的第一次被译成中文，我把这本书献给李士杰。他是我在“战术媒体”领域满怀激情的台湾朋友和合作活动家，于2019年5月因蜂窝组织炎并发症去世。在他突然离世的几天之后，英国艺术家格雷厄姆·哈伍德（Graham Harwood）在Nettime邮箱列表中写道：“我不清楚李士杰那独特、古怪、有趣又宽宏大量的思维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他把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不合群者都聚到了一起，扩展他们疯狂的项目，比如YoHa的兰佩杜萨塑料筏。他向我们许多人展示了全球化和跨国主义意味着什么，这与我们被加工食品灌输的支离破碎的版本很不一样。”

我想必是1998年底初次访问台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李士杰，当时我从东京出发，和上野俊哉（Toshiya Ueno）一起旅行。后来，李士杰于1999年5月来阿姆斯特丹做了一次改变生活轨迹的重要访问，他参加了第三届“下一个五分钟（ Next Five Minutes ）”活动，现场激烈地讨论了关于文化网络内部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在科索沃战争中的作用，欧洲数字文化政策辩论、网络女权主义、流媒体技术以及新老媒体之间的战术关系，还有网络艺术原则的问题。这几次见面为我在1999年晚些时候更长时间地访问台湾打下了基础；那是在地震的余波中开展的而一场令人感动的媒体激进主义之旅，我在《暗黑纤维》（ Dark Fiber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记下了这次旅行。在我和李士杰持续二十年的友谊中，我们热烈地讨论过媒体策略，无论是当代艺术的背景，还是媒体激进主义、关于政策的焦虑、他与文化部的斗争、他在中央研究院的长期参与以及台湾初创企业面临的威胁。李士杰始终坚信文化交流不仅至关重要，且最终会形成对促进社会变革的数字技术试验持开放态度的繁荣、多样的媒体文化。

我最后一次和李士杰共事是在2018年5月，那时他又一次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带了一小群人来参加我们网络文化研究所（INC）与阿姆斯特丹市共同组织的“飞行的钱”（ Flying Money ）会议，会上处理的是加密货币的兴起以及非法资金在这个狭小却又全球化的地方流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老问题：活动家、艺术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该怎么聚到一起做些实质性的改变，不只是见证和批评，而是采取行动来塑造一个共同的未来？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录了一段关于网络文化研究所的魔力的采访，正如李士杰在邮件中对我说的，“从关于维基百科研究的‘批判观点’项目（ Critical Point of View ），到‘飞行的钱’项目，它过剩的生产和独特性，完全是你的创造，还有它所属的阿姆斯特丹文化的根基（数字城市、Waag、xs4all项目）。”（2018年5月25日）

后来，李士杰和黄孙权教授一起从事他所说的“全球文化实验室比较研究（comparative global culture lab studies）”。那段时间他们往返于台湾文化政策界和新成立的网络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杭州著名的中国美术学院的一个小部门——之间。他们带着一个直白的问题来到阿姆斯特丹，即，除了像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ediaLab）和电子艺术中心（Ars Electronica）这样庞大的机构以外，战术性的“文化实验室”还能是什么样子？李士杰最后参与组织的其中一场活动是“智慧都市网路（Intelligent Urban Fabric)”会议。他们凭着有限的资源邀请来了罗布·范·克莱恩伯格（Rob van Kranenburg，物联网理事会）和阿姆斯特丹dyne.org的弗雷德里科（Frederico）、贾洛米尔（Jaromil）和艾斯蓓莎（Aspasia），他们举办了一场关于“dowse”和“社交钱包（social wallets）”的工作坊。Seb Chan（ACMI/墨尔本）、李士杰的世界文化入口（Culturemondo）网络、罗布·基钦（Rob Kitchin，可编程城市[Programmable City]）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悉尼）也参与了活动。格雷厄姆·哈伍德以这段话结束了他在邮箱列表里的悼念：“李士杰是个浪漫的人，我幸运的既看到他为自己努力，又看到他在全世界地寻找爱，最终在他和他伴侣地花园里找到了爱，为未来栽培更多的食物。李士杰是我们的朋友和一起吃饭的同伴，是这个试图拆散我们的世界里的胶水。”

是李士杰于2016年中旬发起了《社交媒体深渊》（Polity Press，2016年）一书的翻译，黄孙权教授安排了合同。我在2015年底写完了手稿并寄给了李士杰。2016年11月我来杭州参加中国美术学院的网络社会大会，谈定了这件事。活动结束后我和李士杰一起去台北参加谈话和会议。在我的个人生活中，《社交媒体深渊》是一本特殊的书，因为它是我2012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从一次心脏骤停中幸存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救护车在我发病几分钟后就到了，附近的OLVG医院采取了果断的治疗——这所医院恰好在我出生并接受之前的心脏直视手术的Oosterpark医院的另一边。此后我辞掉了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研究系的第二份工作，我们在法国中部买了一栋小型避暑别墅（这篇序言是在这里写下的）。这项研究是我在Polity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也是我“批判性网络文化”系列的第五本书，是我康复后三年的成果的总结。

本书的标题取自尼采的名言，“当你长久地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社交媒体深渊》探入了新数字常规（New Digital Normal）和生活的紧急状态之间的矛盾状况。在斯诺登事件后，人们的意识变得更警觉了——我们知道自己在受监视，同时又表现得好像这无关紧要似的继续生活。尽管脸书、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侵犯了隐私，使用社交媒体仍然是一项养成日常习惯的活动，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向智能手机转移。我们处在对成瘾的焦虑和潜意识、强迫性的使用之间。我们的拇指长了，脖子弯了；就在我们陷入只顾自己、孤独、无聊、迟钝和冷漠的技术深渊时，社会的混乱加剧了。这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战略性问题：当数字隐藏进背景之中，艺术、文化和批评将走向何方？《社交媒体深渊》一书对社交媒体平台在（后）通货紧缩时期建立霸权的情况做了总结。关于乔纳森·弗兰岑和乌干达旅行见闻（以及i-network社区的故事）的文学网络批评的章节，对于我理解广义上的数字文化至关重要，这种数字文化超出了技客的想象里（及其批判）和科技巨头傲慢的垄断力。这本书的一篇纲领性文章是“社交媒体中的社交是什么”。本书第二部分里交代了这篇文章的背景，也就是平台中人际与社区工具的有意限制，与学术界和外界在应对这种霸权式、技术主导的“社交”方面持续的智力贫困的结合。如果社交媒体规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那谁是我们的涂尔干或者孔德？在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社会交往”的时候，社会学在哪里？这篇文章描述了公告栏、论坛、MOOs（mud）和邮箱列表中的虚拟社区的衰落，以及一种以个人资料为中心的网络2.0/博客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逐渐演变为集中的社交媒体平台。为什么如今的“互联网”被简化为一系列法律“隐私”问题，被痴迷于定量分析的官僚社会科学家研究？他们的“数据主义”不情愿地——或者心甘情愿地——使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后果”——必须对这些后果进行监管，以把那些对可能的未来的怪异、思辨性、政治和美学想象推到一边。

在过去的十年间，网络批评已经被简化为必要和没完没了的“对社交媒体的批评”。2018年底，我完成了下一个，也就是第六卷的研究，题为《注定悲伤》（ Sad by Design ），这是在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和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的余波中展开的批判性社交媒体研究的延续。从这时起，我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向网络媒体和审查社会的长期影响。然而，《社交媒体深渊》一书真正贡献在于三篇有关“自由”的霸权、2008年后加密货币的兴起，还有关于数字货币和互联网收入模式的讨论的文章。在我们为数据经济传输了数十年的共同财富之后，我们能拿回一些钱吗？全球范围内对硅谷的隐形的数据提取计划的拒斥，什么时候才能产生群聚效应？正如我在书中前面的章节里所说的，自1990年代中期“自由”的统治在加州建立以来，我就一直关注这个话题。程序员在完成了系统和网络维护的重要任务之后可能必须要得到报酬，但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初创企业和网络公司（dotcom）时代的创始人之外，其他人似乎都该免费为“网络财富”做贡献。这种状况被当成“不可避免的”，是全球的命运，我们别无选择。随着网络迅速发展，并变得与更大的新自由主义“不稳定性”（precarity）的语境不可分离，矛盾开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时代爆发——比特币正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发行的。正如不存在具有统一规则的全球金融体系，也不存在一条通向货币化和财富再分配的道路。在有微信、淘宝和支付宝这种点对点支付系统的中国，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也可以说这和非洲的M-Pesa这类移动货币转账服务、俄罗斯和欧洲部分地区的非接触式卡支付类似。不是每个人都对各种技术先锋艺术品，和会议及社交媒体上关于区块链的辩论（这些讨论在初创公司和他们的“白皮书”中被正式化了）感兴趣。中国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无处不在的监视和助长社会焦虑的手段管理人口的庞大实验的模式，是否会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待观察。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为帝国的扩张奠定了数字和物质基础，我们也要记住，社交具有瓦解统治模型的不受控制的倾向。从互联网作为全球工作场所的角度来看，强调实验以及它们的网络架构前提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众筹可能和全民基本收入、分布式医疗、为自由职业者提供保险的集体基金，以及取代爱彼迎、优步这些全球垄断企业的地方合作社等试验同样重要。从去中心化网络到集中平台的转变，以及在客户（以前被称为“用户”，更少见地被称为“公民”）中实现规模经济的必要性，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点对点交换能否继续掌控自己的金融主权，还是说我们会再次创造出银行和信用卡公司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正如美国加密工程师阿民·甘瑟尔（Enim Gun Sirer）所说：“加密货币的全部用意就在于让你负责。不是州政府，不是晚登场的某个很有钱的笨蛋，不是建造巨型供暖器的人，而是你自己。”自由主义的加密宗教可能会引向一个自我中心的世界，其中缺乏足够的技术训练与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的警觉性的用户，要对自己的资产负全部责任。正如Reddit上的一个贴子里说的：“这就是加密——你是银行，这100%是你的错，你该研究如何安全使用这项技术。这和发展的阶段无关。你要么抓紧时间学习，要么离开。”如果民族国家即将丧失对货币的垄断，又有谁将接管？经济衰退时这些大型商业平台会怎么办？技客们早期的科技想象力和相关的讨论令人大开眼界，它们将形塑未来几十年的讨论领域。与期货市场、外汇交易或高频交易相比，宣扬金融自治的无政府主义资本家和民粹主义右翼导师（他们同时可能也参与了拉高出货，欺骗无知的局外人）可能无足轻重，但那些利用复杂的数字货币工具将转移资产以避税的企业精英呢？这与小农、店主和贸易商每天收到的小额却至关重要的支付（又被诱骗进这个或那个支付系统中）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信息和社会关系已经深入到“金融化”的过程中，这很可能有合理的原因。互联网不再是一个平行的“赛博空间”，充满被称为形象的古怪的“虚拟”生物和飞行的数据物，而是多年来协调我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交媒体深渊》见证了互联网成人时代的初期，那时它的形态尚不清晰，是按照青少年古怪的梦想——它们无疑变得十分强大——设计出来的。这些梦仍未从我们的世界离开。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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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深渊：批判的互联网文化与否定之力》由[荷]基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著，苏子滢译，黄孙权校译，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出品，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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