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名狀(下)
教育投名狀(下) ——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其實是「焚書」和「坑儒」兩段不同史實的合稱，「焚書」是由宰相李斯所引起，公元前213年李斯向秦始皇獻議治國不該以古非今，對一切前朝舊有的治國方法和思想應不屑一顧，建議只保留秦國史書，其他國家的史書一律焚毀，對於法律和政治類著作全部收歸國有，而民間只可保留農業、醫藥等與意識形態無關的書籍。翌年，即公元前212年，為秦皇研究長生不老藥的兩名術士，侯生和盧生疑因散佈對秦始皇不利的言論而被捕嚴辦，在審理後查出涉案者共460多人，秦始皇盛怒下將全部涉案者坑殺在咸陽，史稱「坑儒」。
「焚書坑儒」事件背後最核心的問題，是秦始皇這個獨裁者要在他的管治下，不容有其他不同思想的存在，當老百姓的意識形態被控制了，便有利他的獨裁統治，至於那些不利他的言論更不可蔓延散播，所有涉事者最終招致殺身之禍。歷史規律從來沒有變，當一個獨裁政權上台後，都會採用類似「焚書坑儒」的統治手法，只不過不同年代採用的工具有所不同，今天科技進步了，當權者已不用堆起柴火來焚燒書籍，改用互聯網大數據和AI技術來控制人民的言論，透過學校來培養老百姓對他們有利的意識形態，傳送所謂的「愛國」思想，其實是要人民「只愛他們的統治集團」，是一套徹頭徹尾的愚民政策，為他的野蠻統治加持而已。
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逐步加緊對學校的監管，透過不同的方式向學生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首先在2006年年底推出《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利用法律規範將澳門以往那種多元化的學制變成現時單一的6+3+3制，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制，在這個法令之下，所有學校不能再有自行的學制，連名校也不能例外，為特區政府在教育範疇走向中央集權創造條件。
表面上，特區政府已負擔了15年免費教育的責任，所有學前教育(三年)、小學(六年)和中學(六年)的學生都一律享有免費教育的權利，其實這個政策是間接拜澳門近年博彩業高收所賜，但在這個措施之下，學校便逐漸失去了很多辦學的自主權，這個情況可以從公民教育課程的干預作引證。
澳門由於人口少，出版教科書很難有利可圖，沒有書商肯為這個彈丸之地出版教材，所以澳門過去很長一段日子，不少學校都採用香港的教科書來授課(除了左派愛國學校例外)，每年香港書商都會派員來澳接觸學校，推介他們的港版教科書，筆者中學時代每逢開學前，學校會發給學生每人一張書單，我們便到「小小書店」和「大眾書局」兩間專營教科書的書店搶購課本，但經常因缺貨導致開了學一段時間還拿不到書，上課時要與鄰座的同學共用一本，令人十分尷尬，回家做作業也諸多不便。
上述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80年代，澳門教區教務總長陳既詒老師有見及此，為了在澳門出版一套具有本地內涵的公民科教材，在現代教育出版社協助下，他在澳門組織了一個編寫團隊，筆者也有幸被邀加入參與編寫有澳門社會特色的教科書，負責小學一、二年級社會科部分，這套教科書成為澳門開埠以來第一套澳門版的社會科教材。
進入了特區政府年代，政府開始對培養澳門學生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濃厚興趣，但竟然漠視原有存在了20多年社會科教材的事實，另行找來中國人民出版社編寫了一套《品德與公民》教科書，2016年並領布《第19/201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規定學校要跟隨政府這套「品德與公民教育課程」內之七大學習範疇，包括「關於自我」、「我與家庭」、「我與學校」、「我與社會」、「我與國家」、「我與世界」及「我與環境」等，分別在小學(共12冊)、初中(共3冊)和高中(共5冊)三個階段來執行特區政府規定的公民教育。
從這些舉措看來，特區政府有意要在澳門建立一套符合政治環境需要的思想教育，最保險的方法就是委託《中國人民出版社》代為編寫，因為這家出版社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專管出版政治思想、意識形態刊物的官方機構，由他們來為澳門學生編寫思想教育的課本十分安全，會令國家領導人十分安心，雖然教材內容沒有直接硬銷要擁護中國共產黨或愛黨的思想，但在「我與國家」部分中強調了中共的經濟成就，而對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卻隻字不提，又強化了民族主義和社會穏定與「愛國」的必然關係，至於「獨立思考」、「重視人性尊嚴」、「人權保障」、「言論自由」和「人民有選擇政府的權利」等敏感的政治議題則諱莫如深，澳門特區政府這些教育政策，完全滿足了中共要控制澳門人意識形態的目的，為澳門營造了一個「愛國」不能不「愛黨」的思想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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