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审查共存（五）：上有对策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Molly Roberts新发表的题为”对网络审查不服从的韧性“的文献综述的大致翻译。意译为主，会有在尊重原意基础上的、适合Matters读者群的改写。在黄色错位线后加入必要引用，在灰色模块里穿插个人评论。每次翻译一个小章节，进度不定，原文详见期刊官网。（这篇翻译主要由@huahua 完成，@ZandY 参与编辑，我来发布）
鉴于对审查的察觉可能会引起人们对被审查信息的兴趣并带来抵触行为，政府已经在将它们的审查策略改变为利用“阻塞”只完成对互联网的部分控制，并靠着“灌水”来掩盖自己的信息操纵。
Gehlbach et al. (2016)的模型认为威权政府其实有动机让质量参差不齐的媒体同时存在，来让公民不得不自己去猜测哪家信息才可靠。而太多或太明显的审查意味着民众不再相信ta们所读的信息。Shadmehr & Bernhardt (2015)的模型就表明，专制者们其实真的会来选择一个比“适度”更为松懈的审查强度，因为在新闻缺位时，意识到高强度审查的民众们会对政府产生负面看法。
同样地，Chen & Xu (2017) 认为如果政府可以进行事前审查的话，它应该选择适度的审查，再表态会进行改革，而不是一开始就采取高强度的审查。如果民众知道政府并不总能随意进行审查的话，那么，当ta们看不到其他人对某个措施的态度时，人们就会把这种（支持或反对的）民意的不存在，当作大众观念的真实反应，而不是审查造成的结果。
Chen & Xu (2017) 认为，政府会同时利用信息操纵（审查或宣传）和政策改进两种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当政府了解到在某个现行政策的接受程度时，会有两个可选项（1）利用宣传工具来试图改变民众对现状的认识；（2）做出政策调整来安抚民众。具体地讲，就是需要选择把现行政策的支持率描述得比真实情况好多少。尽管民众们未必知道政府有多么夸大其词，但大家都会考虑到政府会去积极宣传这个动机。而进行政策改革，虽然能够回应、安抚民众的诉求，但也部分证明了真实的民意并非那么理想。由此可以推论出，如果政府政策调整能力越高，它操纵信息的动机就会降低，从而使得官方宣传里现行政策的支持率更加可信。因此，当民众意识到现行政策很受欢迎时，就更有可能放弃要求进一步改革的集体行动。
这些模型与其他理论研究相呼应，表明专制者应该是有动机只对信息进行部分操纵的。因为威权政府也依赖信息的垂直流动，来了解世界的真实状况，所以对信息环境的过度控制反而对政权的生存有害——这妨碍了政府从公民那里搜集信息并做出回应 (Egorov et al. 2009, Lorentzen 2014, Qin et al. 2017)。此外，信息操纵经济成本高且操作难度大(Miller 2018)，并且政府会面临着把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里，还是花钱进行信息控制的权衡取舍 (Guriev & Treisman 2019)。
媒体自由对官僚机制有刺激作用，因而可能会提高政府的效率。允许一定程度的媒体自由对独裁者是有利的，而大多数这样的政权都会担心信息的自由流动会威胁到政权本身。比如我们所称的“戈尔巴乔夫困境”就是一个例子。1985年，米哈耶尔·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的新领导人，这时的苏联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油价大幅下跌后，预算赤字飙升。实际上，过去10多年，苏联的计划经济成效甚微，一直逊于西方，种种迹象表明该国需要进行重大重组。如果不允许一定程度的媒体自由，改革效率低下的官僚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次与苏联精英知识分子的小型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承认：“重组正在艰难进行。我们没有反对党，那我们如何管控自己呢？只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重要的是：公开的舆论监督。”然而信息的自由流动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专政基础。在同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强调“没有舆论监督的民主主义是不存在的。但同时没有限制的民主就是无政府状态，这就是困境所在。”因此政府需要在为了给下属提供适当的激励而允许部分新闻自由，与限制公民组织反抗问题而进行审查之间进行权衡。同时，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也会影响这种权衡。在资源丰富的国家，独裁者会因叛乱而蒙受更大的损失，而对激励他的官僚们也不大感兴趣，因此即使是部分的新闻自由也不大可能出现。（Egorov et al）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独裁政权会不可避免地害怕和限制媒体地独立性，但允许新闻监督实际上可以帮助这些政权通过改善治理来维持权力。然而，如果负面报道引来了大规模的不满情绪，那么这种策略，可能会引起群众们团结起来反抗政权。Lorentzen的模型表明，在某些的情况下，政权可以适度地允许媒体对下层官员进行调查报道，并根据社会情绪紧张程度调整报道数量。如果舆情汹涌，审查也会更严格，反之亦然。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将社会不满情绪和官员腐败现象维持平衡。(Lorentzen 2014)
Qin et al. (2017)发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高度敏感话题数量非常多，令人震惊。为什么中国政府给予社交媒体这么高的自由度？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社交媒体可以非常有效地监控抗议活动。（2）社交媒体的另一个功能是监督地方政府和官员。社交媒体上一些曝光官员配当劳力士手表、居住豪宅、拥有不正当女友的帖子，后续都引发了调查和处理。因此，与腐败有关的社交媒体帖子对于腐败监控是有效的，这一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可以作为识别腐败的工具。（3）政府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宣传渠道。
Miller (2018) 认为，审查制度的明显不完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负责人和私营媒体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造成的。政府将信息控制权交给私营社交媒体公司，而媒体公司负责人由于市场竞争，为了吸引更多的新用户，也会让显示自己比竞争对手更“自由”，因此媒体公司会出于商业逻辑抵制部分政府审查指令，导致审查的不完善，增加了反霸权话语空间。Mliller发现有16%的政府指令被新浪微博违抗，而违抗的原因是新浪担心审查会比竞争对手腾讯更严格。因此在对审查进行研究假设时，不应该把政府看作一个单一的行动者，私营企业在审查过程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尽管许多专家预言互联网会敲响威权主义的丧钟，但这篇综述表明，政府在实现对互联网的完全控制上的困难可能刚好教会了ta们接受更弱的审查和更自由的媒体，并从中受益 (Shadmehr & Bernhardt 2015）。因为威权政府的部分管控只会偶尔让负面新闻冒出一两条，而坏消息的不存在对政府来说是个正面的信号，即使这是由审查造成的。部分审查还能降低人们对此反感和反弹的可能性，因为这不容易引起民众对审查的察觉；相反，高强度的审查就会让人们注意到它。
有技术能力的政府会采取一些隐密的审查措施，比如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控制搜索引擎的结果，比如选择性地删除部分社交媒体帖子——这些都能在不冒险引起民众注意的情况下收获审查的效果。依赖恐惧的审查就取决于用户对审查的意识，如果用户不清楚什么信息被禁止，传播后会有什么惩罚，他们就没法被唬住。相反，依靠“阻塞”和“灌水”的审查就没必要对用户可见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政权越来越青睐于不明显的审查 (Roberts 2018, Guriev & Treisman 2019)。
由于互联网背后技术的复杂性，信息操作可以做到不被察觉。因为人们很难分清网络加载的低速或失败是源于技术故障还是政治性的干扰控制，政府就因此有了一个似乎可信的推诿借口。毕竟即使对于专家来说，也很难把审查和技术故障区分开来。
Citizen Lab最近的一份报告就详述了技术专家们如何运用大量复杂的方法，来判断约旦“网络档案”的封锁是由网络技术问题还是约旦政府引起的（al Masri 2017）。同样在中国，你得花大力气才能识别微信里哪些照片是被审查掉了，或者一个话题是否会被百度搜索过滤掉。普通人对互联网的认知水平都不高。调查数据显示，48%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不知道“防火墙”的存在 （Roberts 2018）。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网络调查表明许多用户根本不知道Facebook只是互联网的一部分（Mirani 2015）。这种对互联网的认知混乱，让人们更加难以察觉政府的干预，更别说绕开审查了。这也使得用户们不太能把审查本身当作一个焦点来团结起来反抗了。
而对于没有技术能力进行隐密审查的政府，或者所辖民众主要使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的政府，要想控制数字空间就很难了，因为任何形式的审查都容易被用户注意到。
在 Edmond（2013）的理论模型中，政府对媒体经济控制程度，对于公民是否能团结动员起来对抗审查来说至关重要。多数国家里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都为美国公司所有（Pan 2016)，这使得隐密审查很难实现，因为当地政府不太能控制到这些平台上的内容。虽然各国可以要求这些美国社交媒体删除站上内容，但这些要求可能会被拒或者执行得很慢，而且美国公司还会公开这些审查行为。只有中国和伊朗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外，因为它们国内的公司掌握着过半的社交媒体网站(Pan 2016)。对于那些无法掌控国内社交媒体的国家，突然断网或者审查西方社交媒体平台这种明显的审查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Edmond (2013) 认为，政府对媒体的经济控制程度决定了一场信息革命是否能推动政权更迭。比如，由报纸、广播、电影等技术的出现带来的比较集中化的技术革命，政府只要通过投资一个大型的固定的宣传机构就可以以相对低的边际成本对它们施加影响。只要政府在信息控制上形成足够大的经济规模，这个政权生存的机会a就会增加。相反，如果技术更加分散，信息控制也没法形成规模经济，那么随着信息数量的增加，政权将变得更容易被推翻。
让民众们意识到审查可能会带来对信息控制的反弹，这个事实可能是政府和强大的利益集团们常常使用“灌水”的方法来操纵网上信息的原因。
《Freedom on the Net 2018》估计，（在被调查的65个国家中）约有一半国家有支持政府的水军们在操纵网络舆论 (Shahbaz 2018)。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这样的行为也不容易被那些本就不敏感的网民发现。同时，用水军也非常便宜划算，政府也不用再费功夫来控制国内的社交媒体了。从网上搜集到的信息数据也利于威权政府实现精准打压，在恐吓有影响力的用户的同时又不引起旁人注意。Gohdes（2020）讨论了政府在监控（利用开放、不受影响的互联网）和审查之间的取舍。根据叙利亚的数据，她发现在互联网普及性更高的情况下，政府会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镇压措施，相反，政府则会诉诸于无差别的暴力行动。这表明线上环境可以促使政府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
互联网让政府不仅能够有针对性地利用恐惧来进行审查，还能够在微观层面直接对个人用户进行“阻塞”和“灌水”。随着社交媒体对海量用户数据的掌握，这些公司有能力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并使用试验来了解信息在如何影响用户行为。通过在这些平台上打广告或者直接投资它们，政府和强大的利益集团们拥有了越来越强的、向特定类别的用户推送信息的能力。
有证据表明，Internet Research Agency就曾在俄国政府指使下，利用Facebook的微观定向传播能力来美国互联网用户来个性化推送政治信息（Lapowsky 2018）。 Roberts et al. (2020) 就展示出证据来说明，中国的内容删除机制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每个人经历的审查都是不一样的，那要发觉审查的存在就更困难了，联合起来对抗审查的可能性也更小了。Pew Research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的多数社交媒体用户根本不清楚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是如何呈现到ta们面前的，也不晓得自己的个人数据被用于了广告投放（Gramlich 2019）。
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来探索政府是如何利用全民大数据来实现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审查，以及这对民众的反应行为又会有何影响；Tufekci（2014）概述了其中一些重要的议题。
我们的在线支付记录、购物纪录、社交对话、在各种网页上浏览、阅读和评论的行为都在互联网上都留下痕迹，这些数据可以高精度地对每个选民的偏好和属性进行建模。这些大数据可以揣测我们的家庭情况、心理状态、政治倾向。例如，有论文表明，仅使用Facebook的“喜欢”就足以建模和准确预测大量个人属性，包括“性取向，种族，宗教和政治观点，人格特质，智力，幸福，成瘾性物质的使用” ，父母情况，年龄和性别。” 研究人员仅使用Facebook“喜欢”的模型就正确区分了Facebook用户是否是异性恋（约88％）；并预测约有95％的时间有种族，政党有约85％的时间与党派有联系。换句话说，只需访问通过计算模型处理的一部分Facebook数据，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查看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情况，而无需查看任何其他大数据建模可以以微妙的方式预测行为，并且更有效地面向改变行为数据库。此外，大数据还可以预测我们的行为。比如女性的怀孕、分娩等信息对于商业销售人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家庭接下来的消费习惯即将发生变化。通过将丰富的数据与预测模型相结合，一些零售业公司不仅能够在早期，中期就识别出潜在的怀孕，它还可以估计分娩期，以便可以将优惠券和广告定时发送给处于怀孕和育儿阶段的消费者。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有次一个愤怒的父亲走进一个商场，要求看经理问为什么向他的十几岁的女儿发送了有关孕妇服装、幼儿园家具的广告。据报道，这位经理大声道歉，但当父亲回到家与女儿交谈时，才得知女儿确实怀孕时。数据建模揭示了连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父母都不知道的事实。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