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按：何清涟是我从《现代化陷阱》以来追更二十一年的学者，而程晓农是自《当代中国研究》以来追更十六年的学者。故而这本书也是第一时间购读。

本书是20年前何清涟《中国的陷阱》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说《中国的陷阱》成功地预测了9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路向，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就是预测今后20-30年内的中国路向。

何清涟、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对中国这个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会，对这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体检和准确的诊断，对中国的未来做了理性而审慎的预言。作者的立场与“太平盛世”论截然对立，但对于“即将崩溃”的预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暂时闪光的GDP数据，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平等、损害生态环境安全、透支未来的发展与福利换来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危机早已出现。由于问题产生于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机的办法，将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作者进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其本质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把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和市场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为所欲为、所向披靡、“创造奇迹”；同时让当权者无所顾忌、无所限制地化公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国模式”的一时喧嚣、现政权的表面强大，以及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统治权就本质和长远性而言没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于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和许多西方学者使用的概念“市场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何清涟：中国变革之难：制度的结构性锁定——我为何认为《中国：溃而不崩》

我与夫君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文版，较之今年3月先期出版的日文版，增加了数万字。因为面对的是不同国度的读者，日本读者希望更多了解经济现状，中国读者则希望在全方位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还想知道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本书是20年前何清涟《中国的陷阱》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说《中国的陷阱》成功地预测了9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路向，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就是预测今后20-30年内的中国路向。早在2003年的《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我已经作出这一预测。如今14年过去，中国正行进在我预测的这条道路上。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预测，乃因为中国早就陷入制度性结构锁定状态，这种锁定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三方面，而且互为支撑，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交汇点上解套，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知识人期盼了多年的民主化转型。

毛泽东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础（一党专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在邓时代并未得到矫正，历经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众常委“九龙治水”格局的集体领导，再到习近平戳力恢复的个人专断，中共一党独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经形成一种结构性锁定。十九大最大的成果，就是结束了自邓以来的寡头独裁体制，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地位，部分回到了毛时代一人独大的高层权力结构。这种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政治结构中，不仅仅是政治反对力量难成气候，更在于政治反对者的主流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斗争理念上与中共处于同构状态。一个社会一旦进入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状态，将产生极强的路径依赖。

经济上的公私之变：从未放弃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历经近40年改革，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拙着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由于中共从未放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权，在产业布局中，中共政府很容易通过对一些产业设置门槛，随时调控国有企业与私企、外企的比重，本书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公私之变”，到了习近平时期，将其前任奉行的“国进民退”产业政策，再次明定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价值观上固守“马克思主义＋秦始皇”

文化上，中共至今仍然未脱百多年前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模式，只是这“中体”的内容换了，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换成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模式，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始终只限于器物，即技术与流行文化的形式与表层，拒绝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

邓小平时期开始的对外开放、江泽民倡明的与国际接轨，指的都只是商业文明方面的开放，与商业规则上的接轨，但在政治方面，中国始终拒绝排斥西方文明，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历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直到胡锦涛时期的“五不搞”，再到习近平的“七不讲”，这种排斥一脉相承，只是用语不同。中共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坚持，以及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排斥，通过其垄断的教育体制与传媒，渗透到国民思想深处。即使号称“政治反对派”的人士，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垄断权力，而不是其垄断权力的形式，无论是其思想意识、还是斗争手段，几乎都复制了中共的斗争哲学。

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中共改革鼎盛时期曾设定一个目标：中国将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如今这一梦想早已破碎。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让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在社会普遍贫穷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数量第一的巨富阶层与一亿多中产阶层，让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按时代而非年龄）。

但令人失望的是，由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中国失去了这次千载难逢的阶层结构转型良机，未能从一个以社会底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化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至今，中国社会仍然是个以社会底层为主的倒T字型社会结构，在广大农村地区与接近农村的小城镇，社会底层人口占据大多数。这种社会结构，自中国明清以来从未发生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的转型至关重要，它既是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还影响到国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型。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纯受益国，中国却未能完成这种转型，源于政治失败。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共存亡发出警告，罕见地承认了中国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还提到其他不少严重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问题等。但作为中共领袖人物，他只会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可能意识到他的政治举措正在强化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虽然可能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即中共的统治会继续维持下去，但结果却会导致中国走上失败国家之途。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我当然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制度性出路。本书将建立奠基于私有产权之上的地方自治作为一条出口，乃因地方自治的主体是国民，在权力上可以逐步取代中央强权；在经济上，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让穷困地方寄生于富裕地区的格局，让各地经济自立而达成自治。地方自治的过程，就是培养国民权利意识、重塑社会价值观的过程。这是结构性锁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处，从此处入手，或可解决中国陷入以暴易暴的朝代更替的轮回之劫，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也可以安台湾之心，解香港人之难，让西藏等找到一条出路。

苟如是，中国幸甚，中国人幸甚。

徐友渔：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

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不论对于内部生存者还是外部观察者，中国都是一个神秘之国，对这个社会提出切中肯綮的论断难上加难，敢于预言其未来和前途者往往铩羽而归。但是，论说中国又是一件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事，各种人物都愿意对此一试，于是，我们读到在五四时期访问中国的西方哲人罗素的《中国问题》，中国政坛一代枭雄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也读到文化大革命中无畏青年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

进入21世纪之后不久，世界的目光越来越聚集于中国。一方面，中国迅速成为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人，令人艳慕与仰视，另一方面，它对人权的粗暴侵犯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准则公然的敌视与否定，令人不安与惊愕。对中国的描述和评价出现两极化的趋势：“太平盛世”的赞誉和“即将崩溃”的预言各不相让。

何清涟、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对中国这个病入膏肓、腐而未朽的社会，对这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作了全面的体检和准确的诊断，对中国的未来做了理性而审慎的预言。作者的立场与“太平盛世”论截然对立，但对于“即将崩溃”的预言也未能苟同。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掩藏的是深刻的、不可克服的危机，而暂时闪光的GDP数据，是以牺牲社会公正与平等、损害生态环境安全、透支未来的发展与福利换来的。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危机早已出现。由于问题产生于制度，目前不存在化解危机的办法，将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作者进一步深挖根源，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其本质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把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和市场的运作结合在一起，为所欲为、所向披靡、“创造奇迹”；同时让当权者无所顾忌、无所限制地化公为私，搜刮民脂民膏。“中国模式”的一时喧嚣、现政权的表面强大，以及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统治权就本质和长远性而言没有合法性，全部秘密就在于这个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和许多西方学者使用的概念“市场列宁主义”是一致的。

我估计，本书鲜明的观点、犀利的剖析，不会让所有的读者轻易地接受。许多关心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现实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与中国的现实有距离和隔膜，或者由于生存条件与利益关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想提醒一点：其实，早在20年前，作者已经在其引起轰动的《中国的陷阱》一书中，对中国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在那本书中，作者对于借改革、开放名义进行的猖獗的寻租活动、疯狂的“圈地运动”、骇人听闻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了大胆的揭露，对于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容乐观的预言和警告。20年的事实证明，作者的不祥预告全部不幸而言中，而且，事态的恶化发展与作者敲响的警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相信，本书对于中国问题诊断的准确性，用不到20年，不但会得到证实，而且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肯认。

面对同一个中国，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和结论？其实，社会生活是如此纷繁复杂，对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度、同一个运动，人们能找到一百个理由谴责，也能够找到一百个理由赞扬，遑论对于处在社会大转型阶段的中国。对一个时代和社会做出正确判断，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良知和见识。剧变中的中国呈现出多个面向，既有拔地而起、鳞次栉比的高楼，也有被殴打抓捕的访民，既有曾位居世界第一的奥运会金牌，也有成千上万食用毒奶粉而受害的结石宝宝。中国漫长的历史、众多的人口、低下的国民素质，都可以成为为缺点、错误甚至罪恶辩解的口实。那些带着渡假、消遣、猎奇心态到中国来采访和写作的人，完全有理由惊叹北京、上海的夜生活超过东京和巴黎，那些满足于官方统计数据的国际组织的官员，拿出“中国第一”的报告似乎是有根有据的。

如何论断中国、诊断中国？如何面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如何鉴别莫衷一是的意见？如果现实本身不能自动提供答案，那么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启示。

苏俄的十月革命以“新生事物”的名义吸引人们的赞誉，其粗暴、混乱和不人道长期得到原谅，像罗素、胡适这样的大思想家和学问家都对布尔什维克的苏俄一度神往，但最后，他们基于大镇压和大审判的事实作出了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以纪律和效率，劳工福利和社会净化（相当于今日中国的“扫黄打非”），其震撼力超过北京奥运的柏林奥运令世界瞩目，但最后证明为正确的是卡尔·雅思贝尔斯、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批判者和反抗者，而不是那些讴歌法西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著名学者。

只有进入历史，才能对人类迄今为止在政治文明的指导性原则方面达成的共识具有信心。现在的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很相似，那时西方对自己的制度和理念都失去了信心，而德国、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崛起，西方政要自乱阵脚和称赞法西斯的短视言论不绝于耳，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习西方的势头戛然而止。今天，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中国模式似乎是另一种文明的替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溃而不崩》既是一份诊断，也是一副清醒剂。本书作者兼具经济学家的实证态度和历史学家的长远眼光，在苏联东欧的转型参照之下对中国现实进行深透分析。读完此书后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只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认识中国并不是太难。应该说，目前对中国形势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对中国知识界的见识固然是一种考验，但它的难度和挑战性，并不如梁任公一辈面临欧洲凋败之局遭遇的考验那么严峻。

人们会问，丧失道义、百弊丛生的现实，难道不是蕴含着否定自己的契机吗？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不是相信“压迫越深、反抗愈甚；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吗？对于这个问题，本书作者表现出了理性的、审慎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单纯为义愤所支配。作者清醒地看到，虽然当前的问题和危机是难以化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现政权会立即，或在短时间内崩溃，中国社会的病理状况是衰朽和溃伤，随着时间愈发加深的衰朽和溃伤。中共现政权可以凭借对社会不计成本的控制，对民间力量变本加厉、毫无节制的打压，以及巨大的惯性在可见的将来存活。

作者持之以恒地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中间刚好经历了20年。这20年，见证了作者思想和认识的深化——从呼吁以深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困局到对于已患不治之症的清醒诊断；这20年，也见证了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态度和情绪的转变——从抱有最后一点希望到完全绝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改革”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之所在，是维系信心的一面旗帜，人们把落后的、丑恶的现象归结为某种改革尚未进行或者进行得不彻底，归结为保守派的阻扰和反对，人们以为推动和捍卫改革必然带来进步，就是在维护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改革不过是为当权者提供了把权力兑换为经济利益的良机，改革成了这些人瓜分国有资产的游戏和盛宴。从《中国的陷阱》出版到《中国：溃而不崩》发行的20年，就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谈论改革，“改革”这个词汇的正面意义丧失殆尽的过程。

是改革在行进的中途变了味并且越来越变味，还是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地位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即使在中共开明的领导人那里，改革的“救党”功能与“救国”功能也是没有厘清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党的地位和党的利益当然是第一位的，对他们来说，党的利益自动地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搞了40年，中国被搞成了一个不加掩饰的以血缘为经度，以亲朋为纬度，国家的所有资源均为党产的红色帝国。这不是改革方针政策的变质变味，而是改革逻辑的必然展开，改革本性的顺理成章的显现。

粗鄙的共产党人不去理会这件事的讽刺意味：他们当初打出大旗，上面写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经过无数的失败与灾难，他们的生存策略变为“依靠资本主义挽救中国共产党”。必须承认，4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干得还不错，内部是一个核心、高度统一、很少杂音，在外部也有点财大气粗、颐指气使的模样，时不时还上演一出万国来朝的好戏。

但是，正如本书所揭露和剖析的，这个外表强大光鲜的红色帝国其实已患沉疴，赤裸裸的敛财和镇压所付出的代价是失去政治合法性。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的政权居然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存活下来，并在全球化浪潮中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虽然可能活得超出人们的预料和忍耐，但它绝不会长久存在，人类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

徐友渔 2017年5月于纽约

吴国光：时代需要勇对挑战的中国研究者——《中国：溃而不崩》序

二十年前，何清涟出版《中国的陷阱》一书，为当代华文对于现实中国的研究树起了一个里程碑。今天，何清涟、程晓农伉俪双剑合璧推出本书，作者与出版者都期许其作为《中国的陷阱》的续篇，二十年后再度系统、深入地呈现和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图景，对于厘清围绕中国复杂的现状而在认识上出现的种种模糊、迷惑和困扰，毫无疑义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在挑战人们的认识和理解能力；这种挑战力度之大，以至于不断有人感叹，是不是人类过往认识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深厚思想积累，都有严重的问题，乃至不能解释，这样一种以践踏公民权利、当权者高度腐败、贫富分化趋于极端、生态环境代价奇高为特点的发展模式，却取得了繁荣并至少已经维持了几十年。面对这种挑战，有人选择否认中国发展所产生的上述负面效果，致力于美化、歌颂和推销所谓“中国模式”；有人不免轻忽这种发展模式的现实存在，从愿望出发而断言这种模式已经失败——可是，“失败”是在什么意义上呢？看不到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的存在和一个每日每时都在压榨和压迫民众的强权政治体系的现实作为，难道就可以解决现实中国的种种严重问题吗？很明显，何清涟、程晓农此书，不属于以上两种思路的任何一种，而是从对于现实的实证研究出发，进一步提升到概念分析层面，形成对于复杂现实的思想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判断。不用说，我是赞赏这种研究方法的。当然，我对于现实的解读和判断在很多地方和本书有不同看法，但是，对于诚恳的思考者来说，这些不同都是可以讨论的，并且惟有这样的不同和讨论，才能促进和提高我们对于这同一个现实（在这里，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和理解。“君子和而不同”，此是之谓也。推开来说，“同而和”，听着很理想，其实扼杀思想生机；如果“同而不和”，恐怕就是因为私利的争夺了。

清涟、晓农二位都是经济学训练出身，二位的研究向来都以资料丰富、扎实著称。本书再次展现了这一特点。对于中国经济各个面向的深入分析，在我看来，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繁荣三十余年，繁荣本身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其经济代价何在？这种繁荣能否持续？从贸易、投资、消费，到金融、股市、房地产，本书从多个最为重要的经济向度对此做了独具只眼的分析。其中的诸多看法，在我看来，既接地气，也有高度；更重要的是，在相关分析之中始终具有对于民众福祉的深切道德关怀，而不是经济学研究中经常见到的那种以冷冰冰的数字来支撑单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做法。

同时，本书也把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放到了卷入全球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这就帮助拓展和深化了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现象的视野。从本书推展开去，也许可以说，正是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紧密结合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民主国家领导人如奥巴马总统也焦虑中国的所谓“失败”多于担心来自中国的挑战。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人们认识中国的一个极大的误区，其着眼点似乎更多地在于国家之间权力政治的考量，而较少虑及中国民众和人类社会为某种所谓“成功”所付出的超常代价，更少思考这种成功对中国和世界在价值、道德、文化和生态等人类生存的基本面所带来的深远祸害。本书判断中国的现实与近期前景是“溃而不崩”；对这个判断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如果更多地采纳上述后一种思路，也许可以认为，“溃”者，中国也，“不崩”者，中共也。也就是说，在当前模式下，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在不断付出日益溃烂的代价（当然，中共本身也在溃烂），而这种溃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担心，反过来成为国际社会希望中共维持统治的理由，于是这种文明与民族的溃败进一步延伸和加剧。结果，“溃”与“不崩”，可能形成相互支撑的一种恶性循环。现行模式的长期持续，所带来的祸害，只能不断加大。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这种恶性循环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呢？本书提出了“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用以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转型和发展的特殊模式。我认为，这是本书的重大理论贡献。中国自从1970年代末开始从共产主义转型，历经初期市场化、天安门镇压、加速市场化、拥抱全球化等交织国内和国际因素的风云变幻，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很明显，既不同于毛时代的那种共产党制度，也不同于经典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架构。能不能认识到中国的转型已经在制度层面凝聚为某种特殊架构，这是一个层面；如何概括和理解这种结构，又是一个层面；然后才是第三个层面，即对于这种架构的价值判断。不难看到，人们在讨论中常常跳越前两个层面而直接表达好恶，这样的价值判断就成为无本之木，讨论成为争吵。本书则恰恰是从前两个基本层面入手，这就是学术的思想力量所在；本书把这个架构概括为“共产党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创见，也是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大贡献。

当然，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这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能担当的志业。每个思考者，只能从某个特定方面、特定角度来贡献所识所解；这样的思考者多了，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认识和理解蔚为大观，那就形成了人们的共同精神财富，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才能从总体上、根本上得到发展和深化。可惜，从总体上看，我们远远缺少这样的知识景观。在我写这篇序文的时候，网上正因为中国高考而充满对于“文革”后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四十年纪念的回忆和感想。晓农、清涟和我本人，都属于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当年被称为“思考的一代”。在故国，我们的同学绝大多数已经退休，说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应不为过。回首苍茫岁月，所谓“思考的一代”，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成果呢？坦白地说，我对此评价甚低。当然，我们这代人，从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营养看，既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也没有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思想的滋养，青少年时期是被桎梏在毛主义的政治文化和思维套路之中的，因此就思维能力和学术训练而言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但是，这代人，对毛时代有经历有反思，对毛后转型时代有参与有自省，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则有见证有探究。集合这三者到一起，就是这代人的最大思想优势。与西方学者和故国的年轻一代相比，我们有对于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艰难转型的深切体验；与老一辈相比，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巨变业已展开并其矛盾也已深刻呈现的当口，我们作为思考者正当成熟之际；就海外华裔学者来说，则与仍然为政治压制或思维桎梏所苦的同胞学人相比，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而具备全球视野、多元价值和批判思维。也许，八十年代的历史担当，对于转而关心物质利益的诸多同辈而言，已经成为云烟；也许，大海后浪推前浪，浪浪死在沙滩上，一代人不过历史瞬间，不必奢谈什么思想遗产？可是，数十万年人类进化，几千年中华文明，截至工业化时代之前，真正留存于世而影响无届的，与其说是帝王功业、市井繁荣，似还远远比不上岩洞图画、死海经卷、西方三教、论语道德经。即使到了人类自以为轻易就能改变自然、财富确实也如泉水一般涌流的工业化时代直至今天，一本《国富论》，或《资本论》第一卷，对于几百年来人类生活的影响，且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恐怕不是洛克菲勒万贯家财所能望其项背的吧？我并不想夸大思想的作用；我只想遗憾地指出，就在西方主流学界当下转而强调思想对于人类进步（包括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时候，华人社会里更常见到的却是对于思想与学术的鄙视，是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确实，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所有国人一样，大都生活在诚惶诚恐、奴颜婢膝的状态中，缺少独立风骨与自由思想。但是，这种让人不愉快的现实，并不足以证明思想的无用，反而恰恰说明了思想的价值。晓农和清涟都是我的老朋友，更是我素所尊重的同代学者。中国的现实，恐怕很难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创造出比较理想的发展路径了；在思想上，这代人正当密那发在黄昏起飞的岁月，能不能不至于浪费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坚守与追寻呢？“虽萎绝其亦何伤兮”，是所望于老友也！

是为序。

2017年6月20日，于桴浮书屋

中國：潰而不崩

作者： 何清漣, 程曉農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11/0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380元

何清漣，以《中國的陷阱》轟動全球的著名學者，再次悲哀、無奈做出預測！

中共政權在10-20年不會崩潰，但，中國社會卻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

這個過程是中共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

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

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擴散負面影響力的過程。

中國的潰敗，和中共的不崩，

這個二分法，是台灣政界、商界必須理解的重點。

而潰敗的中國和不崩的中共，所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更是無法迴避，不得不嚴肅面對。

這也是每一個台灣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一本重要著作，

即便你不想與對岸打交道，但它絕對要和你打交道。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為何從「擁抱熊貓派」搖身轉為「中國崩潰論」？何清漣為什麼說他大錯特錯？

○「防經濟政變」是什麼意思？中共拘捕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或禁止其出境，背後的潛在危機是什麼？

○中共政權的交接轉移必然伴隨政變或準政變，而每一次國外都隨之出現中國崩潰論，這次19大之前的郭氏推特革命也是如此。何清漣卻分析認定中共依舊會維持不崩狀態二十年，她的依據是什麼？

○是中國的改革在行進中變了調，還是改革一開始就是中共為自救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如何演變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共？為什麼說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1997年轟動中國國內、香港台灣和國際社會的一本書《中國的陷阱》，（中國境內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引發華人社會激烈討論。如今，作者何清漣悲哀地說，她當年的預測不僅全部實現，而且遠遠超過。

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西方開始擔心中國崩潰，以影響到全球化進程。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很快陷入崩潰。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為什麼？這和中國政權的本質有關。

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

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各種類型、各個領域內的巨型資本家，掌握、壟斷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製造了極端的貧富分化。

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和紅色家族的內部儘管派系林立，但他們都更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固然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

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中國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汙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佈「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氾濫，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

盜賊型政權如何「防經濟政變」

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考虑采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嗎？

本書結論中，作者分析了郭文貴現象和十九大權力交接會議。認為「郭氏推特革命」已經充分說明，這場「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沒有什麼關係；相反，它的身上帶著毛式共產革命的深深胎記。

「郭氏推特革命」對未來中國實具有隱喻意義：一旦政治高壓瓦解，這類「革命」就將成為現實，其主導力量必定是底層社會成員，並且極可能會重複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革命或中共紅色革命的模式。而在危機日漸逼近之時，中國還有沒有出路呢？作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簡介

何清漣

1956年出生於湖南邵陽。少時經歷過文革，先後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並在湖南財經學院、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後在《深圳法制報》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離開中國，現居美國。著作有《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國的陷阱》（簡體版出於審查而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該書在中國及海外好評如潮，引起巨大影響，美國《商業週刊》於1999年6月將何清漣評為「亞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此書榮獲1999年長江讀書獎，1999年《三聯生活週刊》將她列為25位時代人物之一，稱其「代表了中國改革的良心」。何清漣至海外後，撰寫了《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秘》，這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專著，因其資料翔實，受到中國研究界與中國國內新聞業者高度重視。

其著作被譯成日文、英文、德文、韓文等多種語種。現為美國之音專欄作家。

程曉農

上海市人，1978年入讀中國人民大學，1985年獲經濟學碩士。曾任職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1986-1988年任職於趙紫陽建立的經濟改革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綜合研究室主任，曾參與多項趙紫陽主持的經濟政策討論。1988年底應德國亞伯特基金會邀請，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和西柏林工業大學經濟系任訪問學者。1990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隨後攻讀博士學位，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1997年至2009年為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學術季刊主編。現為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常駐嘉賓。

序言

張清溪：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

吳國光：時代需要勇於挑戰的中國研究者

徐友漁：從《中國的陷阱》到《中國：潰而不崩》

前言：中國將進入潰而不崩的衰敗期

一、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第壹章 紅色家族的財富神話與權力傳承

一、紅色家族的財富故事

1、紅色家族財富故事背後的黑幕

2、盜賊型政權：從《中國離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馬文件》

二、中共權力傳承中的接班人危機

1、中共權力傳承模式：紅色血緣+黨內程序

2、以習近平與薄熙來的接班案例

三、結束「集體領導」的習近平時代

1、習近平時代並非紅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2、習近平步步為營的收權策略

四、十九大前夕正式結束「老領導」干政

1、對「老領導」的「十五字方針」

2、批判「老人干政」：點名江澤民

第貳章 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

一、中國經濟改革隱含的密碼：化公為私

1、共產黨幹部變身資本家：中國式私有化的秘訣

2、中國當局為何不願承認已經發生的私有化？

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1、國有企業成為吞食資源、虧損腐敗的經濟怪獸

2、習近平堅持國企「做混做大做強」

(1)《國企改革方案》的幾個關鍵點

(2)中國當局為何堅持將國企做大做強？

(3)民企想與國企混和嗎？

三、前途渺茫的共產黨資本主義

1、中國模示拋棄了社會底層

2、中國共產黨資本主義不容經濟精英共享權力

3、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第參章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神話破滅

一、「世界工廠」的衰落

1、「世界工廠」興於成本優勢毀於品質低劣

2、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1)勞動力成本上昇

(2)土地價格上漲，推高外企成本

3、中國取消了對外資的稅收優惠

二、投資馬車的換「馬」之後果

1、對華投資的外資中有多少假外資

2、美歐日韓及港臺資本陸續撤退

3、土木工程景氣的必然結果：製造業巨大的產能過剩

4、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投資國，「麻煩項目」遍布世界

三、中國經濟高增長，內需卻持續萎縮

1、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

2、國內消費不足是中國經濟的內傷

第肆章 中國經濟為何陷入龐氏增長

一、金融危機是怎樣釀成的

1、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印鈔機」

2、中國政府深陷債務泥潭

3、影子銀行的理財產品騙局

二、中國天量貨幣的第一蓄水池：房地產

1、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池子理論」

2、房地產市場的嚴重供給過剩

3、中國房地產高度泡沫化

4、中國房地產為何大而不能倒？

(1)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龍頭」地位

(2)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高度依賴房地產

(3)銀行的安危繫於房市

三、中國股市：國企的提款機，貨幣的洩洪口

1、股市是國有企業的提款機

2、股市是國企高管財富變現的洗錢機

3、股市是吞食股民財富的「老虎機」

第伍章 支撐社會存續的四根支柱之現狀

一、中國經濟模式與社會抗爭之間的關係

1、政府的資源抽取方式決定了社會反抗模式

2、中國社會抗爭的主要類型

二、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的最後一道屏障

1、中國的污染已成不可逆轉之勢

2、中國為何會失去生態安全

(1)中國的環境立法雖多，管用的不多

(2)企業與政府環保部門之間的共犯關係

(3)環境評估中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CaptureState)現象

三、中國信用體系的全面腐蝕

1、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鏈條斷裂

2、政府與國民之間的制度信任已經破產

3、中國政府缺乏國家信用

四、中國維穩面臨的財政壓力

1、一個由告密者與線人構成的龐大維穩網路

2、「維穩」開支超軍費，內敵多於外敵

3、地方政府的雙重角色：社會動亂的製造者與維穩者

第陸章 中國的地方治理困境

一、縣城的「政治家族」與三種勢力

1、縣級政治的家族化現象

2、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二、中國鄉村淪落，失業農民工有家難歸

1、中國農村凋蔽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

2、村幹部普遍腐敗

3、鄉村社會痞子化

4、農村人際關係惡化、文化低俗、精神沉淪

三、失去未來的農村：教育的凋敝與青年的無出路

1、農村教育陷入長期凋弊狀態

2、教育產業化使農村家庭供養大學生極為困難

3、農村青年陷入無出路狀態

第柒章 全球化逆轉情勢下的中國

一、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1、全球化讓西方失去了什麼

2、中國是全球化中的唯一淨受益國

二、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1、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到底有多少？

2、上昇通道梗阻，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因素消失

三、中國陷入的是何種「陷阱」

1、中共政權與歐美政權的區別

2、艱難維持的「潰而不崩」狀態

四、中國近期是否會出現危機共振？

1、統治集團高層已經形成一元化領導格局

2、經濟危機（核心是財政危機）是否可能出現？

3、國內反對力量弱小且分散

五、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有多大？

1、美國對華「顏色革命」的八字方針

2、非政府組織（NGO）：影響、改變中國的主力軍

3、美英兩國放棄對外推廣民主化

4、西方主流文明進入自我反叛期

六、中國最重大的問題是什麼？

結語　中國未來可能發生何種革命

一、為何說郭氏推特革命是未來中國革命的預演？

1、劉曉波與「非暴力抗爭」的中國困境

2、「郭氏推特革命」是一次未來中國革命的演練

二、底層青年為何成為「網路革命黨」主體

1、第一重社會不公：源自教育資源不均的機會不平等

2、第二重社會不公：社會上昇通道嚴重梗阻

3、第三重社會不公：社會懲罰機制的等級化

三、中共的意識形態教育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

1、當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2、中共培養出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

四、「托克維爾熱」折射的中國政治困境

1、「阿拉伯之春」對中共的警示

2、中國政治高層對「托克維爾困境」的恐懼

五、地方自治：中國制度性無出路狀態下的唯一出路

1、中國已陷制度性無出路狀態

2、中國實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3、地方自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條出路

後記

前言

中國將進入潰而不崩的衰敗期

從《中國的陷阱》（1997年）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像某些中國研究者預測的那樣，很快陷入崩潰。所謂「潰而不崩」的立論，也不是作者現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提出這個概念，當時指出的是：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本書的預測是今後10－20年，中國將繼續保持這種「潰而不崩」的狀態。

一、國際社會看中國：從「和平崛起」到中國衰落

從2015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繁榮論」一下變成「崩潰論」。引發這輪話題的人物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簡稱GWU或GW）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他是華盛頓著名的親北京學者，「擁抱熊貓派」的主力人物，被譽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從長期鼓吹「中國和平崛起」突然改為認同「中國崩潰」 ，盡管他幾個月後又把自己的最新結論從「崩潰」修改為「衰敗」，但他的這個「兩極跳」動作在北京與美國引發的反響，與多年前美國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不一樣，由於沈大偉的權威地位，他對中國認知的轉變，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甚至華府外交圈的影響都很大。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4萬億人民幣（約合5860億美元）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設施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沈大偉先生的觀點發表之後，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觀點：沈大偉列舉的將導致中國崩潰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國出現，但近期內並不會導致中共政權垮臺。中國的現狀與未來是在「強大」與「崩潰」之間的「潰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採訪《「奧巴馬主義」》（The Obama Doctrine）。奧巴馬認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國失敗，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無法滿足其人口需求進而滋生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一種組織原則；如果中國感到不知所措而無法承擔起構建國際秩序的責任；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地區局勢和影響力，那麼我們將不僅要考慮未來與中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更應知道，我們自身也將面臨更多的困難與挑戰」。發表這些看法時，奧巴馬入主白宮7年多。他當年初進白宮之時，對中國的了解限於皮毛，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國風、亞洲雨」，對中國的認識的「成績單」還算不錯。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發表《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為代表，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至於拖累的方式，預測有多種多樣，中國人自己設想過的有「黃禍」（即中國人口因災難流往全世界）之類，奧巴馬提到的「用民族主義組織民眾」，與中國鷹派鼓吹的「持劍經商」相類似。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觀察就這樣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還有研究堅稱，中國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但從去年開始，又紛紛討論中國將要崩潰了。從預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到中國行將崩潰，這中間落差實在夠大，以至於中國官方媒體嘲笑說，「在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已經崩潰好幾回了」。之所以產生這種巨大落差，是因為對外部觀察者來說，中國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部分源自他們對中國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很少按規則出牌。

二、中國看自身：從輸出「中國模式」到應付內部危機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政府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美國《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號上發表鄭必堅的文章《中國和平崛起》，接下來短短3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成要以「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取代「華盛頓共識」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高調響應。一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已變得比較謹慎，稱中國在許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2011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份報告稱：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總量將在5年後超越美國，2016年將成為「中國世紀元年」，「美國時代」已接近尾聲。中國方面立即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出面，發表文章反駁IMF的這份報告，聲稱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落後；【久，中國官方新聞社又發布消息表示，IMF使用購買力平價的計算方法得出上述結論，並不准確。中國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一經濟大國」這頂高帽，是因為高層已經開始擔憂中國將出現經濟困難，也深知導致經濟困難的因素都是無法克服的內在疾患。

細心的中國觀察者也許會注意到，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2012年起，習近平就忙於應付中共高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直到2015年，他總算將周永康、令計劃等一批高官送進監獄；緊接著，中國政府又開始應付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此後，習近平逐步加強社會控制，凡批評中國政治與管理體制的言論，一律嚴厲打擊，有名聲的政治反對者被陸續抓捕。其中最受國際社會詬病的是取消各種外國資助的中國NGO（非政府組織），許多外國機構被點名，意在恫嚇那些使用海外資金的中國NGO成員，連政治上並不敏感的女權項目也被停止。迄今為止，共有300多位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被捕。在這種日益緊張的恐怖氣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及歐盟等各國駐北京大使聯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長郭聲琨，就中國新的《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表達關注及憂慮，希望中共放松壓制。但這種關注幾乎沒起任何作用。

三、國際社會的隱憂與中國的前景

奧巴馬擔心中國「滋生民族主義」，只是道出了國際社會的一半擔憂，另一半擔憂則藏在舌頭下面，那就是擔心中國通過對外軍事擴張，轉嫁人口危機，如同湧向歐洲的敘利亞難民潮。這個擔憂不無道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3億多，占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

經濟衰退之後，中國當局與人民之間原有的「面包契約」難以為繼，從2015年開始，黑龍江雙鴨山煤礦工人以及各地國企工人進行了大規模抗議，口號就是「我們要吃飯」。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大麻煩，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崩潰」這個問題之所以從2015年開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觀察者隱隱意識到：眾多民主國家同樣面對高失業問題；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以解決的難題。這就是奧巴馬說「衰落的中國比強大的中國更可怕」的現實前提。

「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敘利亞難民危機，讓全球看到兩個問題：第一，秩序的破壞遠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範圍內已經產生的2.44億難民，正在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自2015年以來歐盟深陷難民危機，這一事實證明：開放的民主社會、脆弱的福利系統，在幾百萬外來難民潮的沖擊下難以自保。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國家自古以來，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之外，大多數時候都與災荒、饑饉相聯繫（有興趣可查閱孟昭華，彭傳榮所著《中國災荒史》）。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國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達成的「面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老百姓各種權利（rights），但承諾發展經濟，讓老百姓能夠就業，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滿足。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美國在比爾•克林頓任總統時期曾確定一個長達10年的對華法律援助計劃，並在2003年開始付諸實施，就是希望通過中美間的法律合作促進中國的法治建設，最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從2005年底「中國和平崛起論」出現之後，國際社會擔心「強大的中國對國際社會將形成威脅」，現在則變成「衰落的中國比崛起的中國更可怕」，10年之間，對中國的觀察研究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看法，其實代表了華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據本書作者對中國的長期研究與了解，中國從來就沒有超過美國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國沒卷入不可控的外部沖突，短期內也不會崩潰。世界各國其實非常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麻煩。北京最痛恨的「中國崩潰論」，2015年又以各種預言形式相繼出現。美國《國家利益》3月2日發表《世界末日：為中國的崩潰做好准備》（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羅列了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崩潰應當採取的種種措施。法國興業銀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報告中用「五隻黑天鵝」表述了全球經濟增長前景面臨的風險，指出中國是 G5 國家中「純經濟」風險較大的一只「黑天鵝」：房屋大量過剩，高債務水平和不斷出現的不良貸款問題，使中國存在20%的「硬著陸」風險；另外，「經濟結構改革不足」使中國經濟存在「失去10年」的重大風險，這一概率高達40%。

這種擔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華盛頓的一場研討會期間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他對兩個關鍵問題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記者問「一旦中國經濟出現更為嚴重的狀況，世界其他經濟體會不會前去救市？」克魯格曼的回答是：「不會。即便是其他國家具有最良好的願望，也不可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規模太大了——不會因為規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規模大到拯救起來很難」（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記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國經濟一旦出現嚴重狀況，必將帶來政治領域的改革時，克魯格曼的看法是：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

中國是一個與全世界180多個國家有經貿往來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真成了國際投行界預測的「黑天鵝」，影響之大難以估量。正因如此，國際社會對中國意在控制匯率與資本流出的「外匯保衛戰」，不僅不做任何干預，反而給予讚揚。比如美國財政部曾於2016年10月、2017年4月兩度宣布中國為「非匯率操縱國」，承認中國近期干預匯率是為了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對世界金融穩定做出貢獻，因為人民幣過快貶值將給美國、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希望中國崩潰」的言論，其實是中國宣傳部門及國內少數人的宣傳，絕非事實。極權國家善於製造敵人，即使沒有敵人，也需要憑空製造出來。

四、中國崛起與衰落的共同根源：共產黨資本主義

2016年，中國的各項經濟指標表明，其經濟已經明顯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於2016年5月公布的民調仍然顯示，有一半美國人認為，崛起的中國對於美國是一個主要威脅，更有四分之一的人把中國看成是美國的對手。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中基本上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沖突，形成一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但是，中國會走上民主化道路嗎？中國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促進政治民主化，還是會強化共產黨的專制？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前景，也關係到中國周邊國家未來的安全。

整個世界，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著名國際機構，似乎都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充滿憧憬，不少國家都希望搭上中國經濟這趟「快車」。但是，如果你每年年初都到中國的經濟類網站上搜集信息，就會很驚訝地發現，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一條新聞，除了年份不同，標題的內容幾乎相同：「今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發表這個看法的，有時是總理本人，有時是著名經濟學家。對樂觀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也許認為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但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卻明白，中國連續九年在擔心可能出現經濟最困難的局面，並非中國政府及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型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一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政權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再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結婚」的政治經濟制度，即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現代史上的一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 ——《共產黨宣言》斬釘截鐵地宣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那麼，該怎樣來認識中國經濟改革產生的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呢？本書作者把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

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是它的好聽說法。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經歷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力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巨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握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巨大的財富。

理解了「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掠奪性，才能理解20多年之間，中國從繁榮走向衰敗這一過程，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宿命。如同我當年在《中國的陷阱》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改革路線就是以權力市場化為特質，這一模式被稱為中國模式，即極權政治+資本主義。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汙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而中國經濟的衰退，也由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造成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中國富豪的同時，也生產出數億窮人，當中國富人與富裕中產滿世界購買奢侈品時，許多窮人連滿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極為困難，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身分裂溝，還製造了彌漫全社會的社會仇恨。如今繁華散盡，收穫苦果的時候到了，中國人面對的是霧霾、毒地與烏黑的河流、乾涸的湖泊，以及數億沒有辦法獲得工作機會的失業者。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的環境安全；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經陷入崩塌或行將崩塌。更悲觀的是，除了第四點即政治制度可以通過變革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個中國社會的長期生存要素，並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中國民眾因缺乏自組織能力，有如一盤散沙，無法與中共這塊巨大的頑石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10－20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比如中國人口遷往世界各國、環境汙染外溢、製造對外沖突以轉移國內矛盾等等。

五、共產黨資本主義培育出盜賊型政權

迄今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羅斯、巴西、新西蘭、瑞士和澳大利亞等在內的81個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那麼，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中國，是不是也會和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形成公民社會，用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吊詭的是，中國政府並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成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美國政治學者曾將非洲、南美以及南歐等國的腐敗政府稱之為「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政權：一類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一類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布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政權：一類是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昇；另一類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這些臭名昭著的盜賊型政權包括：1954－1989年統治巴拉圭的阿爾弗雷•德•斯特羅斯納政權、1965－1997年扎伊爾的蒙博托政權、1957－1986年間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權。這些政權因其高度腐敗，官員肆意掠奪公共財產及民財，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後都被推翻，無一有好下場。

中國現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布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公務員，也莫不利用手中權力尋租。當今世界上許多「盜賊型政權」採用過的掠奪手段，莫不在中國出現，擇其大端列舉如下：

其一，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例如：煤礦、金礦與其他各種礦產的准入制度都成了為官員們生產財富的金牛；而中國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礦難最高、因濫採濫控而導致環境嚴重汙染的國度。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一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商，政府憑仗權力逼迫老百姓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中國官員因貪腐被查，很多都與土地有關；中國的富豪中房地產商占比非常高。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山東省諸城市市長陳光，因一口氣賣光了該市272家國有企業而獲得「陳賣光」的綽號，被譽為中國「國企改革第一官」；而「陳賣光」因此積聚大量財富，最後挾款潛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個角落。整個中國，國有企業負責人犯罪成為腐敗案件的主體部分，比如2004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職務犯罪占查辦貪汙賄賂案件總數的41.5%，其中相當部分都與國有企業改革有關。2014年習近平推行大型國企的反腐運動，一年之內逮捕了115名國企高管，包括全球巨頭如中石油、中國南方航空、華潤、一汽和中石化的眾多高管在內。

中國至今改革已近40年，但永遠處於改革未完成狀態；每次改革都成為權勢者汲取財富的有效管道，諸如國有企業私有化、證券市場建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等，每一次改革幾乎都使一批官員成了富翁。習近平上臺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用反腐敗作為打擊政敵的手段，同時也加強了對官員們的約束。官員們認為，這樣的政策斷絕了自己的財路，採取懶政、不作為以應對之。

紅色中國現在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強盜式掠奪行徑的泛濫，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政治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囈。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而中國則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逃國。中國政府為了保護統治集團的利益，動用所有的社會資源來維持政權的穩定，這是中國的維穩費用（社會安全開支）多年來直逼軍費的原因。 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可以這樣說，現階段社會底層的嚴重不滿及各種群體性事件，以及互聯網上一些清算共產黨官員、稱「民主化之後殺你全家」的極端言論，只會加強中共維護統治的決心，但不會促使中共實行溫和的民主化轉型。

中國現在正面臨一系列幾乎不可克服的經濟社會難題，因此今後20年內中國很可能處於一種衰敗（decay）狀態。如果說，美國自2008年之後的經濟走勢是U字型，那麼中國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一橫還將持續下滑。自鄧小平之後，中國政府的政治邏輯是：經濟發展良好、社會穩定，說明中國模式有效，不需要改革；經濟衰退、人心不穩，則維持穩定是第一要務，這種時候的政治改革只會讓政權面臨危險。中國現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屬下薦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就因為他對「托克維爾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之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在這種「改革是找死」的思維支配下，中共將繼續維持專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戰役，針對中國影子銀行系統多年積累而成的各種定時炸彈，在短短不到一年時間裡，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貨幣維穩），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拘捕（肖建華、吳小暉）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 這些防範措施，表明中共統治集團對其持續執政面臨的危機，已經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種應對方案，將極權政治從內部崩潰的可能性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對一個政權來說，最可怕的並非危機本身，而是這個政權的領導者及其班底對危機性質、程度的認識是否到位。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前後，政治上權力鬥爭凶險，經濟上頻過險灘，他本人及其智囊團隊對這些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認識。2017年7月中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開過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論員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黑天鵝」用來比喻小概率而影響巨大的事件，英國退歐被形容為2016年三大「黑天鵝」事件之一，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麼意思；「灰犀牛」用來比喻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因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經媒體解說，人們方知「灰犀牛」這一概念出自美國學者米歇爾•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為《21世紀金融監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這兩個詞，經《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引用後，一時大熱。劉鶴在序言中說：「從金融發展史來看，金融危機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機史，……金融危機是一個強大的敵人，要戰勝它，就意味著監管機構要能夠在危機的關鍵時刻做出不同於市場的獨立判斷」。序言的原題是《每一次危機都意味著金融監管的失敗》，通篇強調，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意味著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嚴重失調。解決的方法就是加強金融監管，字裡行間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時金融監管也會成為一種高壓手段。

現實極有可能證明，克魯格曼的預測是正確的：經濟領域一旦出現狀況，中共政權有可能會再次依賴高壓手段來控制形勢。中國在政治開放領域已經向後退，到那時可能會退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