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审查共存（六）：因人而异的不服从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Molly Roberts新发表的题为”对网络审查不服从的韧性“的文献综述的大致翻译。意译为主，会有在尊重原意基础上的、适合Matters读者群的改写。在黄色错位线后加入必要引用，在灰色模块里穿插个人评论。每次翻译一个小章节，进度不定，原文详见期刊官网。（这篇翻译依然由我和@ZandY 合作完成）
对反抗审查来说，察觉到审查几乎是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够。对审查的不服从还取决于察觉到审查的用户是否有动力和能力去绕开并抵制审查。本章节会重点介绍，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取决于用户对被审查信息的需求，以及能不能承担审查带来的成本。Molly会探讨，因为反抗审查的能力和意愿的不同，这种韧性也因人而异。她还会追究，这对公民通过互联网协作反抗政权的能力有什么影响。
政治学界的大量研究都指明，（公众）对政治信息的需求通常是很低的。Downs（1957）把公众普遍对政治缺少兴趣的现象叫做“理性地忽视”，意思是普通人因为不太可能在政治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大多数情况下ta们理应忽略这些。Converse（1964）& Popkin（1994）发现，民主政体中普通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非常低。威权政体中，政治上的“理性地忽视”更容易发生，因为公众对政治环境的控制并不如民主政体。
进一步说，就算察觉到审查的民众关心政治，但无从得知少了什么也可能会导致ta们对规避审查的需求变低。Chen&Yang（2019）证明了信息需求对规避审查的重要性。ta们发现学生们最初并未意识到存在自己感兴趣的审查信息，一旦搞清楚绕过审查能得到什么信息，ta们就会产生获取这些信息的需求。
鉴于对政治信息的需求较低，如果审查不只针对政治信息，还包括娱乐信息，那么公众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可能会更强。Zuckerman（2015）在“萌喵理论”中提出，既有政治信息，也有娱乐信息的网络平台可能更经得住审查。比起那些专门提供政治信息的网络平台，大众化的平台（比如YouTube，Facebook和WhatsApp）兼有娱乐政治信息，对审查的免疫力会更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难以舍弃微信、微博跟豆瓣。尽管那上面的信息参差不齐，商业营销遍地，舆论生态算不上好，还是审查的重灾区，但它们依然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网络公共平台，是大多数民众的主要信源。除了在上面发布日常信息，普通民众还能接触到大量其它不同类型的信息。许多公共事件在这些有限空间中发酵、传播，引起大众的注意，进而迫使政府或相关机构作出回应，包括疫情期间李文亮医生之死、鲍某某涉嫌性侵案、苟晶高考成绩被顶替等。这是受到严密监视的纸媒难以做到的。Zuckerman（2013）还提出，这些互联网工具允许用户发布非政治内容，对政治异议者来说非常有用，因为政府很难跳过正常内容进行审查。一方面，对正常内容的审查会使普通用户注意到政府的审查；另一方面,利用消费工具的社会行动能够激发普通用户的“潜能”来创造和传播相关的内容。
这个说法跟学界观点是一致的，政治信息与娱乐信息搭配能提高公众对政治信息的消费。
Baum（2002）的研究表明，当有关国际政治的新闻跟人性化故事结合时，美国人更可能会去读这些新闻。Pan＆Roberts（2020）指出，维基百科被封前，中国大陆用户主要在上面找娱乐信息，但后面却变成了消费政治内容。因为维基百科主页上有政治内容，而ta们是在主页上进行搜索的。
Hobbs & Roberts（2018）提出了“门户效应“：为了娱乐（信息）而逃避审查会将个体引向被长期屏蔽的政治信息。ta们研究了雨伞运动期间网络社交平台Instagram在中国被禁的案例。结果表明，Instagram（在抗议第三天）被禁激励了中国用户。为了继续访问，ta们要去下载翻墙软件。那些继续用Instagram的用户大部分对政治没什么兴趣，ta们绕过审查访问Instagram只为娱乐。但一越过防火墙，用户们就开始在Twitter和Wikipedia上接触到长期被屏蔽的政治信息。
尽管目前文献表明，用户可能只会为了娱乐而逃避审查，但政治事件的刺激也能增强这种不服从的韧性。
Ball-Rokeach & DeFleur（1976）指出，社会冲突期间民众更加重视且依赖媒体。Loveless（2008）从中欧和东欧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正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国家的民众会更多地从电视、广播和报纸上获取信息，民主度较高的国家则相反。如果危机期间的信息需求增加，那么就可以预料到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在危机期间会变强。Weidmann＆Rod（2019）认为在正常时期，互联网能起到巩固威权政体的作用；一旦抗议发生，它就会起反作用，这表明政府在冲突期间的控制（互联网）能力会变弱。Roberts（2018）发现，与爆炸前相比，中国天津发生爆炸后受访者报告自己翻过墙的可能性会更大，这表明危机可能会促使用户去寻找未经过滤的信息。
信息需求不仅随时期的不同变化，大部分还会因网络用户而异, 如受教育程度，资源，社交圈子，自身观念等。
Roberts（2018）发现，与一般的中国互联网用户相比，会翻墙的人往往受到的教育更好，收入更高，对国际政治更感兴趣。Chen & Yang（2019）也发现，对于家境不好又没什么政治知识的人来说，ta们的政治观点受翻墙能力和动机的影响最大。这表明在Chen & Yang的实验前，ta们很容易受到审查影响。
Boxell & Steinert-Threlkeld（2019) 对乌干达社交媒体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用苹果设备（有钱的象征）发推的乌干达用户基本上不受社交媒体税的影响，用其他设备的用户则受到很大的影响。此外，比起其ta用户，在线上讨论过政治或抗议运动的用户们（因税）退出社交媒体的可能性较少，这表明对政治信息需求高的用户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更强。
以上研究证明了，审查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这个概念由Norris（2001）提出，即比起受教育、资源更多的人，教育程度较低、资源较少的人不仅网络接触面更小，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也更弱。
用户对审查的不服从也可能会受到其社交圈子的影响。Chen & Yang（2019）发现，不服从审查可能会对其他用户产生信息溢出效应。社交圈子不仅可以促进信息传播，还能鼓励人们逃避审查。
Bond et al.（2012）证明了，某人的朋友进行投票这种社交信号会促进某人去寻找关于投票的信息。Marshall（2019）表明，墨西哥人会花大价钱来寻获政治信息，以求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跟同龄人差不多。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关注，在有审查的威权政体中，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这些研究同时点出，观念会影响用户是否倾向于寻求未过滤的信息，抵制审查和宣传。有研究（Kunda 1987, Taber & Lodge 2006）记录到，人们倾向于进行动机推理，即人们倾向于相信跟ta们的观念一致的信息，抵制与之相反的信息。理论研究表明，比较理性的人也倾向于相信跟自己观念一致的消息来源，尤其是ta们对媒体来源的可靠性不太清楚的时候。
对传统媒体的研究表明，逃避审查和抵制宣传的意愿可能与消费这种媒体的人的倾向有关。Peisakhin & Rozenas（2018）研究了俄罗斯电视对2014年大选的影响。ta们发现，亲俄派的宣传能说服那些早就对俄罗斯有好感的选民，但那些先前就亲西方的选民并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这些宣传可能对这后者产生了反作用。其它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Adena et al.（2015）指出，纳粹的宣传在早有法西斯苗头的地区最有效。Della Vigna et al.（2014）表明，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铺天盖地的宣传鼓动了当地人反塞尔维亚的情绪。
很少有研究尝试了解观念的倾向如何影响线上对审查和宣传的抵制。Huang（2017）在中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实验发现，亲西方的受访者更易受到丑化中国政府的网络谣言的影响。同样，Allcott & Gentzkow（2017）表明，美国社交媒体用户更易受到那些内容跟自己支持的政党观点一致的假帖子的影响。这跟政治学中的发现差不多，即信奉某种观念的人更容易受到跟ta们观念一致的假信息的影响（参见 Flynn et al. 2017）。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了解审查如何与（观念）倾向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对审查不服从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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