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北京时间2020年11月15日13：07迎来天蝎座新月，太阳与月亮精准合相于天蝎座23：07，同时合相了我的本命天王金星水星，我奋战八小时，收集全了余杰的《流亡者书架》和《纳粹中国》的一百篇书评，同时将它们回复在相关文章底下，一篇一书，方便诸位内地书友取阅。

这一百篇文章绝大多数都登载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禁书解读”栏目，记得余杰是2009年开始写这个专栏的，十一年来我都有追更，乃至根据他的书评按文觅书。他应该已经推介了近两百本书籍，已汇集成书两本。但还是有不少书评没收集成书，既然已经整理到此时，且还没有睡意，就继续整理。把前面两本书之外的书评汇集在此，方便诸位书友取阅。

中國崛起，面對中國的選項，是依附或逃避？

透過余杰精闢的五十本書的讀書筆記

能夠讓我們認識中國的真面目

了解在那廣大土地上各種不為人知的統治與控制

★用50種不同的角度，理解又愛又恨的那片土地的人事物

被譽為「北大第一才子、當代魯迅」的余杰以其精湛的文筆、有條理的邏輯，寫出了通暢精彩的讀書心得，而且不只是針對書的分析，甚至還有對作者的理解。每一本書在他的解說與分析之下，讓人不由得想要找出原書來讀讀看。

例如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在余杰的筆下，「讀齊邦媛的《巨流河》，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來命名嘔心瀝血之作，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乃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本書特色

★作者所選這50本書涵蓋了文學、歷史、傳記、報導文學、小說；簡體、繁體；台灣、中國和香港，深度與廣度兼具，不只是想要認識中國的必讀之書，也是喜歡閱讀者的絕佳參考書。

在一項調查報告中提到台灣人一年只閱讀兩本書。台灣人真的不愛閱讀嗎？

或許不是因為不愛閱讀，而是不知如何閱讀吧！

如果有正確與精闢的指引，讀者便能從茫茫書海中，找到想讀的書、了解該用什麼樣的觀點和角度來領會書中的內容。

過去學校教育中會訓練孩子寫讀書心得，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讀通、讀懂，是寫不出真正的讀書心得。

推薦序　流亡者的書架 /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自　序　讀書：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第一卷　絕俗求知道欲真 自甘牛鬼與蛇神

反抗的高度：劉曉波《劉曉波文集》

「六四」是一道肩上的閘門：王丹《王丹回憶錄》

出中國的路比出埃及更長：張伯笠《逃亡者》

愛是久忍耐：蘇曉康《寂寞的德拉瓦灣》

以監獄為家的聖徒：劉賢斌《若為自由故：劉賢斌文選》

四川地震讓「統戰對象」變成「國家公敵」：夏明《政治維納斯》

我不願終身在黑暗中吃喝：梁慕嫻《我與香港地下黨》

守死善道，循善取義：趙越勝《燃燈者：回憶周輔成》

一個人怎樣才能不被黑暗所吞沒？：龔祥瑞《盲人奧里翁》

是「兩頭真」，還是「一頭真」？：胡績偉《胡績偉自述》

第二卷　投槍一例偏心刺 獅吼寒宵百鬼驚

揭秘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腦術：陳冠中《盛世：中國，二零一三年》

改革已死，轉型在即：王天成《大轉型》

黨不變則國不變：張博樹《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

不是改革，而是劫掠：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

帝力於我何有哉？：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

「混混」當道，鄉村淪陷：黃海《灰地：紅鎮「混混」研究》

一九八八之後是一九八九：韓寒《一九八八：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遺民」與「移民」：哪裡是你的國家？：哈金《自由生活》

名為「大國崛起」，實為「烏有之鄉」：周有光《周有光百歲口述》

第三卷　著述猶然史上愁 名山縱僻豈藏憂

讓子彈「不要飛」：李劼《梟雄與士林》

狂人、畸人與病人：冉雲飛《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

此岸已無中研院：岳南《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她為什麼對「土共」有免疫力？：齊邦媛《巨流河》

白山黑水的悲歌：伊原澤周校注《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以張嘉璈日記為中心》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張正隆《雪白血紅》

早識天涯路本歧：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戀舊從新法，逢人效鬼辭：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三十年前的拉薩，三十年後的天安門：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薩！》

「貴族學校」的「流氓教育」：北島等《暴風雨的記憶：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

第四卷　九州億兆皆苟活 漫漫長夜何時晨

謊言的製造者和謊言的對抗者：索爾孟《謊言帝國》

當代中國的「老殘遊記」：齊福德《三一二號公路》

野草在歌唱：伊恩．強森《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像鎖住長江一樣鎖住人心：何偉《消失中的江城》

鋼鐵是怎樣沒煉成的？：李政亮《中國課：系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

超級巴士之奪命狂奔：范疇《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

「金磚中國」、「邪惡中國」與「人權中國」：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

看哪，這些戴著白手套的教父：喬．史塔威爾《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

破解共產黨與孔夫子的偽聯盟：莊萬壽《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

統一未必幸福，分裂未必痛苦：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

第五卷　治國之政听于民 豈以天下逞一人

從匪首到皇帝的路有多遠？：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

刀尖上的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民：弗里曼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

天府之國何以淪為人間地獄？：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

周恩來不是人民的總理，而是毛氏的家臣：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

倡優蓄之而不自知：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毛澤東是國際恐怖主義的祖師爺：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那紅色是鮮血的紅色：周德高《我與中共和柬共》

一座獻給獨裁者的城市：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與魔鬼能做一筆多大的生意？：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松遇上毛澤東》

毛澤東是希特勒的「加強版」：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若美國無法阻止中國迅速崛起，中國很可能會與當年的納粹德國一樣走火入魔！阻止中國強權的野心，先從閱讀《納粹中國》開始！

《納粹中國》是余杰先生繼2016年出版《卑賤的中國人》後的另一本「集結中西視野、透視野心中國」的又一力作。《納粹中國》並非止於記述余杰在閱讀每一本書後的個人感想，他引述作者論點、舉證中國當局蠻橫的作法，「如今的中國正處於開端，中國年輕一代非常愛國，充滿極端民族主義。」 余杰憂心未來中國的走向可能是兩極的，希望喚醒關心世紀局勢的全球讀者不要對中國有幻想，以免重蹈當年納粹德國種族屠殺的慘劇！

本書特色

《納粹中國》將余杰所精心選取的五十本書，分為五卷，有系統地將中國與全球的國際關係現況區分為「旁觀者清」、「大國寡民」、「自由之心」、「審判暴君」到終章「邊唾呼喚」五卷，無論是選材還是編排，處處可見余杰深厚的功力與細微的用心。

目錄

推薦序　洪耀南／是導讀也是對話／ 1

第一卷 旁觀者清

所懷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14

──彼得·納瓦羅《美、中開戰的起點》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嗎？／23

──白邦瑞《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

歡迎來到東方極樂世界／32

──斯坦·林根《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共產黨如何將果凍釘在牆上？／41

──安瑪麗·布雷迪《推銷中共——中宣部運作：讓黨繼續掌權》

中國是比「房間裡的大象」更可怕的「吊燈裡的巨蟒」／50

──吳介民等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新的「金山」在中國嗎？／59

──歐逸文《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逐財富、真相和信念》

仇日不是中共的速效救心丸／67

──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

不是人口太多，而是國家太狂妄／76

──華衷《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

清華是中國最糟糕的大學／85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

「痞子運動」與工運神話／94

──裴宜理《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第二卷 大國寡民

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蟲／104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

強國子民，命若垃圾／114

──楊猛《陌生的中國人》

警察國家最終毀於警察／124

──王力雄《大典》

皇帝夢，極權夢，都是巨嬰夢／133

──武志紅《巨嬰國》

「人相食，你我要上史書的」／142

──伊娃《尋找人吃人的見證》

爲賤民作傳，爲弱者伸冤／149

──楊奎松《邊緣人紀事》

愚昧人抱著手，吃自己的肉／158

──黃道炫《張力與界限：中央蘇區的革命》

自由主義的皮，國家主義的骨／167

──韓戍《儲安平傳》

一葉豈能知嚴冬？／177

──周錫瑞《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

假如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打敗共產黨／186

──陳冠中《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

第三卷 自由之心

在黑鐵時代的法庭上，有人宣讀黃金般的辯詞／196

──張思之《行者思之：張思之回憶錄》

企鵝的遠征必將勝利／205

──查建英《弄潮兒：中國崛起中的行動者和推動者》

他的眼睛比所有的人明亮／214

──陳光誠《盲眼律師》

「她們」就是我們／223

──趙思樂《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

攝影機是捍衛自由和人權的武器／233

──文海《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告別鱷魚潭／242

──羅宇《告別總參謀部》

你必須經歷那條你不在其中的道路／251

──張新穎《沈從文的後半生》

葉公超為何不見容於蔣介石？／260

──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

再卑微的骨頭裡都有江河／270

──曾年《沉默的河流：三峽的人和事》

流血之地不能開花結果／279

──廖亦武《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第四卷 審判暴君

蔣介石為何崇拜希特勒？／290

──柯偉林《德國與中華民國》

當城市流氓遇到農村流氓／299

──戴鴻超《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筆桿與權術、槍》

作為史達林的「兒皇帝」的毛澤東／309

──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枉言正道是滄桑／317

──康正果《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毒太陽何時落山？／325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烏鴉的翅膀不可能永遠遮住陽光／333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仇恨是文革的起源和動力／341

──丁學良《革命與反革命追憶：從文革到重慶模式》

以「造反」的方式「效忠」／351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

你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359

──徐景賢《徐景賢最後回憶》

毛時代的鄧小平早已罪惡滔天／368

──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

第五卷 邊陲呼喊

共產黨就是殺人黨／378

──蘇陽《文革期間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

中國的巴士底獄何時被推倒？／388

──袁凌《秦城國史：中共第一監獄史話》

東突厥斯坦不是中國的「新疆」／397

──霍爾·唐日塔格《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

這不是戰爭，而是屠殺／406

──楊海英《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從天安門廣場到维多利亞公園有多遠？／415

──鄧小嬅、梁雅媛編《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

香港民族，命運自決／423

──二〇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香港民族論》

狗吠火車有用嗎？／433

──金鐘主編《三十年備忘錄：開放時代一百篇精選》

他們可以選擇不當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442

──大衛·艾默《被隱藏的中國：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

從「河殤」到「人殤」／450

──鄒波《現實即彎路》

將最寶貴的信息裝進漂流瓶／460

──劉仲敬《近代史的墮落·國共卷》

附錄　書目索引／ 470

禁书解读1

余杰：不是福音镇，而是共产国-盛可以《锦灰》

2020-11-01

在现实的熊熊大火面前，虚构微弱如摇摆的烛光，好在这烛光仍然可以照亮幽暗的周围，在人性的白墙上投下轮廓分明的影子。- 盛可以

最恐怖的不是梦魇，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七零年代生的写作者，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代有历史感的写作者。有历史感，才有现实感；有理想的激情，才有当下的切肤之痛。盛可以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她以如美剧《冰血爆》般冰冷、漆黑且荒谬的笔法写成长篇小说《锦灰》，成功颠覆了一百年前梁启超以单纯、肤浅且乐观的笔法撰写的《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没有未来，正如书名《锦灰》所示——盛可以的灵感源自中国传统艺术锦灰堆，锦灰堆是以残破的文物片段构成画面，包括集破、集珍、打翻字纸篓等方式，那些破碎、撕裂、火烧、玷污、破旧不堪的残迹堆砌，宛如后现代艺术，正好契合小说的主题：繁华、残破、灰烬——这就是新中国的“三部曲”。

就理想的激情而言，对于这部作品，盛可以在一篇访谈中说，从书名到内容，她都非常满意，因为呈现了“最真实的自己”，带给她巨大的充实与幸福感，在这部作品中她内心那个充满理想的自我完全暴露出来了。

就切肤之痛而言，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有历史的影子，有当下的影射，也有对未来的恐怖预测。盛可以在后记中写道：“近两年有点风声鹤唳。一只古怪的手掌扼住了社会的喉咙，万马齐喑，一派清明。我原本是想写一个梦魇，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影响了我，情节发展偏离了原有的构思。当然，它仍然是一个梦魇，只是更为恐怖。”那双古怪的扼住社会的喉咙的手，就是习近平的手。习近平没有挑两百斤担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天生神力，却有消灭中国社会残存不多的自由的、作恶的能力。当中国的现实变得更加丑恶不堪之际，小说家笔下的虚构世界只能与之平衡发展而变得更加恐怖。在中国当代作家之中，盛可以是屈指可数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作家，她触碰到极权中国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在中国当一名小说家，跟在拉美或非洲当一名小说家一样，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只需要像摄影师那样忠实地记录现实的真实，就足以惊心动魄、翻天覆地。这是身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的悲哀与荣耀。拉美并没有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流派，所有百年孤独式的“魔幻”都如同那里的人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一般，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盛可以指出，除了观察现实生活，她也从历史学家那里寻找灵感，写作此书期间读到西方学者冯客的《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一书，“想象力受了一闷棍，历史真实的荒诞细节，如果发生在小说中，读者会觉得脱离现实，胡编乱造，但真实就是那样令人瞠目结舌”。可是，比她更年轻的中国人早已不相信大跃进和大饥荒真的发生过，历史课本中从来不教这些内容，父母和祖父母也闭口不言。于是，小说家被迫承担起历史学家的使命，如同卡夫卡所说：“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一本《锦灰》，比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的课堂上学过的所有历史教科书更加沉重——然而，它却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

在天朝，使用比喻也是一种病

使用比喻的能力对于一名小说家而言至关重要，盛可以说：“我是一个酷爱使用比喻的人，我一直认为小说中没有比喻，像街道没有咖啡馆一样无聊。我相信想让作品永远‘不死’，就要用最大的热情在文字中展示才华，包括比喻，写出滚烫的人性，像电闪雷鸣时常撕扯在读者记忆的夜空。”作为使用比喻的高手，书中绝妙的比喻比比皆是，比如：“人民和政府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新信仰是一只虫，如果心是一片桑叶，它慢慢地把它啃得只剩一张网”、“人民沉默，像一座阴燃的煤堆，等待一个偶然的外因，燃起熊熊大火”、“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

盛可以在小说中发明了一种奇特的病症“比喻症”：“我写作热爱使用比喻，曾对朋友说自己患上了比喻症，我很高兴我发明这种新病，并将其移到小说中。”正是现实中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消失，直接启发了小说中“比喻症”的诞生。这种病比现实中的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更严重。

小说的主人公女记者姚皿珠的比喻嗜好，来自其父亲的遗传——她的父亲因为异端思想被当局枪杀，那颗子弹被送给家属以示恐吓。这就跟文革时敢言的北大女学生林昭被枪杀后，当局上门向其家人收取五分钱子弹费的情节如出一辙。她出生于父亲中弹死亡的时刻，母亲将女儿视为丈夫精神的复活。母亲像被苏俄当局杀害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一样，将丈夫的诗歌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一首首教给女儿。盛可以一定读过《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知道另一个帝国存在过一名如此坚强的女子：数十年里，娜杰日达四处奔逃，藏身于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把丈夫的手稿藏在平底锅中，当危险逼近时又不得不烧掉。在小说《锦灰》中，同样坚强的母亲从小就教女儿读《极权主义的起源》和《1984》这些禁书，母亲告诉女儿，虽然“兵器会改变世界，子弹能杀死理想，但思想是不会死的”。母亲送给女儿十八的生日礼物是一粒装在珠宝盒里的子弹，就是那颗杀死其父亲的子弹。

有其父（母）必有其女。叛逆之心是天生的。当女儿成为记者之后，每写一篇报道，就根据内容选择一首父亲的诗，放在篇首的诗句。“我爸的名字被锁在黑箱子里。他诗里的比喻无处不在，背景更迭，不了解他的年代，就无法了解他的比喻。但那些失去血色的诗句，放在篇首，仍然恰到好处。”女儿的悲惨命运也由此注定。因为追求真理，屡次使用尖锐的比喻，政府先是查禁了她的文字，然后断定其患了一种“新病”——“比喻症”，将其抓进“戒喻中心”隔离治疗，强制吃药、注射思想液，辅以抄写背诵历届国家领导人的思想著作。“戒喻中心”用铁丝网围起来，宛如现实世界中关押数百万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不是监狱，比监狱更可怕。那里关押的全都是有理想、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了，再也出不来。她在里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病床号——六十四号病人。这个数字隐喻着一九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大屠杀之后，这个日子从中国公共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六月三日，就是六月五日，六月四日出生的人没有生日。

将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过去是苏联共产党的惯用伎俩，当习近平掌权之后，勇敢地拿来为其所用。小说中的情节不断在现实中上演：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年轻女子董瑶琼被关进精神病，饱受折磨。2020年9月，其父亲披露了女儿的近况：2020年5月，董瑶琼再度被强行关進精神病院近两个月，释放后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痴呆发傻、反应迟缓，有时小便失禁都不知换裤，夜晚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疯狂尖叫、不叫任何人靠近。中共的暴政就是要将勇敢的反抗者折磨成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十四亿中国人，谁没有生活在福音镇？

在戒喻中心死于可疑的“心脏病突发”之后，女主人公失忆的鬼魂前往福音镇寻找丈夫。一如其前一本作品《死亡赋格》，盛可以将《锦灰》的故事安排在一个名叫福音镇的子虚乌有的地方。女记者来到福音镇之后，造蛊的巫婆给了她一种眼药，让她看见和听到了福音镇过去的事情，镇里的死鬼、活人、畜生和植物也都争相讲述其经历及所看到的秘密。

福音镇的人在穿衣做衣上很讲究，他们以口袋多少来表示地位高低与官衔级别。福音镇的统治者名叫袁清水，官职八袋，人们尊称袁八袋。普通人连隐形口袋也不许有，打补丁还规定，禁止使用标准圆形、正方形和长方形，如果裁缝把口袋做在外面，像私刻公章一样违法，穿的和做的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在这里，口袋像真理一样，被极少数人拥有。权力的确不是真理，但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制造真理，人民服从，久而久之真理和非真理之间的界线便消失了，说它真理，不是真理也是真理；说它不是真理，是真理也不是真理。

当有人偶然在山上挖坟地挖出金沙之后，福音镇决定开矿致富，进而建设“美丽新乐园”——“美丽新乐园”的说法，脱胎于赫胥黎的反乌托邦杰作《美丽新世界》。生活上进行统一分配，精神上信奉绝对的无私主义。为了养出牛一般大的猪，他们让公牛和母猪交配；为了肥田，他们强迫民众拆房子——拆房肥田是大跃进时期风行全国的粮食增产妙法。就连作为农业专家、当时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也违心卷入其中。光在1958年春耕前的大积肥运动中，广东全省就拆掉农民的房子一百六十万八千间。阳春县附城乡乡委发出战斗号令：“社社大搬家，突击五昼夜，积肥一千万担。”不愿拆房的农民，等他们下田劳动，当局就组织突击队强拆。等农民收工回家，祖祖辈辈住过的房子，已经夷为平地。

小说中更有剪发肥田的情节。当局要每一个女性剪光头发做肥料，不剪发女子的直接抓捕、被凌虐至死。在福音镇，你不能执着于头发是自己的，坚持“剪不剪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你没有妨碍任何人”。因为，你全部的身体和思想都是国家的。不剪头发是大罪名：阻碍新乐园发展建设，自私自利，反党反社会主义。

福音镇经历了短暂的共产主义阶段，随后进入饥饿时期，人们靠吃野菜、观音土充饥，吃各种动物乃至吃人肉成了普遍现象。书中写到一种被人们吃掉的、在2020年占据媒体头版的动物：蝙蝠。对于让全球数千万人感染、上百万人丧生的武汉肺炎病毒，中国官方宣传机构声称，源头来自蝙蝠。中国会不会像当年“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那样，将蝙蝠列为必须消灭的第五害呢？ 

小说家笔下的情节先于真实事件的发生。在武汉肺炎病毒出现之前两年，盛可以就在《锦灰》描述了女记者访问第一个吃蝙蝠的女子温如春的故事：温如春说，人饿起来，什么都会往嘴里塞——“我吃过癞蛤蟆、蛹、蝎、蛇、壁虎，吃得最多的是蝙蝠。我体内天生带毒，我的唾液能毒死人，连那个最爱我的男人都不敢吻我。”一开始，别人都将吃蝙蝠的温如春视为怪物，但当大家都饥肠辘辘时，却又央求温如春带他们去捕捉蝙蝠。

最后，福音镇的动物只剩下人，人在饥饿者眼里也成了食物。这不是盛可以的“小说家言”，这段情节可以从另一位女作家伊娃的大饥荒三部曲之《寻找人吃人见证》中得到印证。伊娃采访了宁夏数百个吃人案例，她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完全按照口述记录下人吃人事件和人吃人现象。……我的同类曾经因为极端的饥饿，被逼迫吃人肉求生，杀吃自己的孩子求生。……我试图询问到这些吃人者的名字，记录下来，绝对不是为了羞辱他们、谴责他们。我是想告知人们：这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一个政权的耻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耻辱。”

福音镇因乌托邦实验失败导致人口死亡过半之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加速人口繁殖，掌权者们迅速制定人口增长计划，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从限制生育、强迫堕胎转变为想方设法提高人口出生率：统计育龄女性，掌握每个女人的经期排卵期，确保有效快速的怀孕。已有初潮的少女马上接受配种，绝经妇女开始吃激素。

在福音镇，死者不知道自己死了，鬼以为自己还是人。不过，这里没有“人鬼情未了”式的浪漫，只有超越你能想象的恶——统治当局向阎王租借女鬼的子宫繁殖生育。一名女鬼抱怨说：“我能不能自己做一回主呢？如果我的身体都不属于我自己，那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呢？做人不自由，没想到做鬼也这样。早知道我就投胎变一头猪了，无忧无虑，死在屠刀下不枉一场好活。”这个《聊斋志异》般的桥段，可以参照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盲人律师陈光诚的自传来同步阅读。

当屠夫成为牧师，教堂成为刑场

盛可以的笔法汪洋恣肆，撒豆成兵。她突破所有的禁止，写极端状态下的食与色，写失去文化伪装之后的穷凶极恶，写冠冕堂皇的宗教背后的虚无与空洞。读《锦灰》，如同坐过山车，如果心脏不是足够强悍，你只能半途而废、掩卷叹息。

福音镇是一个仅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却有十二个少数民族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当局一声令下，所有少数民族统一为一个，摧毁教堂，给菩萨镀金，全镇信仰佛教。为了控制村民思想，请国际上的捕梦师来训练本地捕梦者，根据梦来抓人，这比中国历史上的“腹诽罪”可怕多了。当教堂被摧毁、剩下的断壁残垣成为刑场的时候，福音镇还有福音吗？

其实，福音镇从来就没有过福音，这个名字本来就是巨大的反讽。教堂还在时，就只剩下建筑的躯壳，教堂早就被当作一个商业公司来经营。教堂的实际大股东是袁八袋，因为中央规定官员四袋以上不得经商炒股，袁八袋便将股份归入作为商人的小舅子名下。同时经营佛教寺庙的商人又委任原来是杀猪屠夫的叔叔为牧师。屠夫起初以为牧师就是装神弄鬼，像巫婆那样神神叨叨。不过侄儿告诉他，他只需要穿上黑长袍，走路时腰挺直一点，手在胸口画十字，将口头禅“狗日的”改为“阿门”就差不多了。

屠夫当上牧师没有多久，上级传来拆教堂和烧十字架的命令。商人安慰叔叔说，教堂没有了，牧师的职业没有了，他可以去观音堂当主持，主持赚的钱比牧师多得多，但在此之前他要好好劝说教堂的信徒配合拆教堂和烧十字架的工作。于是，屠夫登上讲台，对信徒们说：“从现在起，我不再是牧师了，我已经脱离了这个邪教组织。”

中国教会，多半与中国社会同构，对统治者并不造成威胁。即便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消灭基督教这一“舶来品”。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开始了文革之后最大规模的一轮宗教迫害，仅浙江一地就有数千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摧毁。比外部逼迫更严峻的，是教会内部的败坏。在香港，当民众在舍生忘死地参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抗争之际，一大群假基督徒和假牧师却下跪向共产党宣誓效忠。这些撒旦附体的恶人，能比小说中的屠夫牧师好多少呢？此种场景，圣经中早有清晰的记载：“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没有福音的福音镇，其实是共产国。人们以为共产天堂遍地黄金、包子免费，但当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逐渐散去时，人们猛然发现，他们身处地狱的血池中，将受到“沸腾之血”的煎熬。

禁书解读 2

余杰：鲜为人知的赵紫阳 卢跃刚《赵紫阳传：一位失败的改革家的一生》

2020-10-01

赵紫阳的母亲为何终身反对共产党？

在西方，文学和新闻报道泾渭分明；但在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严格管控的当代中国，则存在着一种介于文学和新闻报道之间的报告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一度成为文学及新闻之王，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若以代际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代：刘宾雁、苏晓康、卢跃刚分别代表着这三代人。刘宾雁、苏晓康先后流亡美国，卢跃刚则一直活跃在国内文学界和新闻界，屡受打压却越挫越勇。

洋洋三大卷、磅礴百万字的《赵紫阳传》是卢跃刚的最新力作。赵紫阳去世后，卢跃刚耗费十三年时间，访谈数百位历史当事人，查阅汗牛充栋的史料，写成此一传记。他不接受家属资助，不接受任何人审稿，以谦卑、审慎的态度，完成了对赵紫阳的历史定位：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赵紫阳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赵在性格上有弱点，过于胆小或忠厚，其秘书鲍彤评论说，这一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可能是致命的”；而赵则有一番自我辩解，“胆小的人，有原则”——赵紫阳坚守住了不开枪屠杀学生的原则，如同陈独秀和戈尔巴乔夫一样虽败犹荣。

此前，已有多部赵紫阳传记出版，包括根据赵紫阳晚年录音整理而成的回忆录（香港版名为《改革历程》，台湾版名为《国家的囚徒》）。那么，卢跃刚的这本赵传有何特异之处？首先是史料令人耳目一新。卢跃刚发掘出若干此前不为人知的史料，呈现出赵紫阳鲜为人知的一面。比如，这些史料重新界定了赵紫阳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人的关系，这些关系直接决定着八十年代改革的成败。其次是根据新的史料得出诸多新的论断。见识是一名作家或一部著作成功的前提。清代诗人叶燮说，作者应具备“识、才、胆、力”。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指出，“文以识为主”。卢跃刚的赵传，处处充满其真知灼见，穿透迷雾，启迪人心。

在关于赵紫阳父母部分，作者并未支持赵紫阳的父亲在土改中被虐杀的说法，但承认作为开明乡绅的赵父因土改被批斗而病故。土改工作组从赵父的床下挖出元宝和银元，赵家人的棉被和棉衣等生活用品全被抄走，冬天冻得瑟瑟发抖。赵父去世时，已是中共中层干部的赵紫阳就在临县任职，离家只咫尺之遥，却不敢回家与父亲见最后一面并操办后事。

书中对赵母的描述更是前所未见。赵母不识字，但是懂历史，听书看戏，对共产党印象很坏。她跟赵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果然一语成谶。赵母反对共产党的原因很简单：“共产党不好，拿人家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的。”文革中，赵母说：“朱元璋火烧庆功楼”。孙子回家看奶奶，说毛主席是大救星，奶奶却说：“毛主席是大坏蛋”。她说，共产党的江山是靠杀人、抢人得来的，这样的江山维持不长。她的观点到死都没有变过。母子政见不同，感情也疏远了。赵数十年从未回过河南老家，跟母亲也再未见面。母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时，赵已是四川省委书记、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却仍未回过家。邓小平也是如此，从不回老家，对乡亲极端冷漠。共产党就是要泯灭人的亲情，以党取代父母的地位，国民可以不孝，却不能不忠。

赵母从最朴素的保护私有产权的常识出发反对共产党，与英国《大宪章》的观念秩序如出一辙。赵母对共产党的认识比后来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儿子深刻，而赵紫阳直到被幽禁的最后十五年，才认清共产党的本质。

赵紫阳的手上沾满土改和大跃进的鲜血

卢跃刚在后记中说：“不为尊者讳也是我追求的目标。读者会看到本书对赵紫阳历史功过、是非有深入考察、追究，因为作者笃信政治有善与恶的分野，如果人类社会没有基于良善的政治伦理，文明无从建立、存续、发展，虽然人类文明进步往往是恶的动机和力量的结果。”卢跃刚做到了这一点，他并未回避赵紫阳早年以土改干将得到高层赏识而在仕途节节高升的事实。

赵紫阳于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十九岁担任滑县县委书记，二十一岁担任地委书记，其组织动员能力即已获得上级肯定。中共建政之初，赵以河南“改专家”之名望奉调入粤，从此一路上升。毛调赵入粤，是让赵配合陶铸“削藩”，扫除以叶剑英为首的广东地方势力。赵深获“华南王”陶铸的赏识与青睐，在广东形成陶赵权力结构，直到文革才瓦解。

陶赵遵奉毛的命令，掀起残酷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叶剑英被调离广东，血腥土改遂大行其道。广东地方实力派群龙无首，成为待宰羔羊，数万干部及其家属、数十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下手之重，冠于全国，惨烈后果，闻之胆寒”。赵后来承认，陶铸像坦克，把障碍压倒，也压倒了庄稼。庄稼是比喻的说法，在中共眼中，人还不如庄稼。坦克也是比喻，赵使用坦克这个比喻时，不曾想到一九八九年野战军的坦克会在北京城里横冲直撞，将人压成肉泥，而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只能在家中含泪听到枪声和哀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偏偏广东这场反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不曾得到平反，因为手上有鲜血的赵紫阳已贵为国务院总理。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赵紫阳出手阻拦对昔日政敌的平反，但以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而言，谁都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

比党内权力斗争更残酷的，是土改及大跃进时期激进的农村政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期间，赵辅佐陶进行了一场狂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试验，在广东强迫农民砸锅炼铁、拆房积肥，终酿粮减产、人饿殍的大灾祸。当然，与四川、河南、安徽等地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相比，广东的情况并不是最糟糕的。毕竟，赵是党内少数真正的农业专家，而非意识形态狂魔。七千人大会后，毛的乌托邦路线暂时退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纠正激进政策。赵紫阳也对广东的大跃进作出检讨，他用了河南的一句俗语概括自己的错误是“红枪会吃朱砂”。红枪会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横行中原、华北的民间武装组织，从义和团脱胎而来。传说红枪会的成员吃了师傅配制的朱砂，可以五毒不侵、刀枪不入。赵使用这个典故，意思是“中了邪”。可见，在他心目中，极左思想也是一种迷信。文革期间，他的这段检讨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

赵紫阳能在中共党内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升任总理和总书记，不可能完全身家清白。中共宛如水泊梁山，你不缴纳投名状，岂能让你入伙且当头目？在中国，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很多时候是重迭的。这一点，正是卢跃刚《赵紫阳传》的最可贵之处。

“要吃粮、找紫阳”：天下未治蜀先治

巴蜀自古为天府之国，地理上为一相对独立的单元，足以闭关自守。纵观历史，华夏有变，四川先有征兆。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在《蜀警录》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见，治理四川相当不容易，稍不留意，便“宽严皆误”。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先发生保路运动，迈出瓦解清帝国的第一步。在中共治下，文革期间造反派的武斗，四川可称全国之冠，在市区动用重型武器，血肉横飞，宛如战场。

文革中期，国家糜烂，毛重新起用赵紫阳等技术官僚。赵从内蒙到广东，治理经济颇有果效，遂奉调入川。四川之于中国，宛如德国之于欧洲。面对饥肠辘辘的人口第一大省，作为外来者的赵紫阳能于大乱中求得大治吗？

赵到四川时，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但毛还没有死，中央的四人帮和四川的造反派仍很嚣张。若不能收服造反派，尤其是成渝两地号称“四大名旦”的四名造反派领袖，四川的政局难以稳定。赵放下身段，与这些造反有理、叱咤风云的年轻人逐一对谈。其中，赵紫阳与重庆大学学生领袖周家渝长谈五个半小时，从午夜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半。根据周家渝的回忆，“整个谈话过程，赵主要是问、听，且有分寸感”。周家渝是我父亲在重庆大学同届不同系的校友，我父亲多次跟我讲述周家渝等学生造反派的轶事，我对其印象深刻。周家渝回忆这段谈话，当时场景历历在目，比如，赵紫阳单刀直入地问：“万一毛主席百年之后，你的看法，中国将出现什么事情？国家、四川、重庆。”周回答说：“天下大乱，争夺船长，而且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争夺。”果然，数月之后，毛死掉，尸骨未寒，夫人江青等四人帮即被捕入狱，而周家渝亦在四川被捕，判刑十五年。

文革惨剧令赵痛定思痛，开始寻求其他出路。赵入川，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根本扭转了九千万川人二十多年吃不饱饭、饿肚子的历史局面，并推行若干敢为天下先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他突破官僚系统的阻隔，一半多时间都深入基层，常常带着一名秘书就出发，且不通知地方官员，直接深入村落，与农民面对面地交谈。对比之下，今天中国的高级官员视察地方，安排警察扮演群众，能看到什么真相呢？经过赵紫阳的努力，四川终于摆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历史常态，而呈现出“天下未治蜀先治”的政通人和。川人称颂说，“要吃粮，找紫阳”。

对赵而言，治理四川的成功是其得到的邓小平赏识、实现破格升迁、入住中枢的关键因素；对于在四川出生的我而言，也是赵紫阳治理成功四川的受益者之一。赵紫阳柔化戾气，休养生息；问稼穑于野，问苍生于途；又不畏“砍旗”的罪名，毅然率先废除“公社”。“四川经验”后来被带到北京，向全国推广。对此，卢跃刚的结论是：“四川人的运气，遇到了赵，由于赵，四川由中国人口最多的饥饿之乡变为世人瞩目的改革之乡。”

赵氏改革：戴着镣铐跳舞

一九八零年，赵紫阳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三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改革上成就卓著。一九八七年，他又出任中共总书记，力图以民主与法制为导向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制订沿海发展策略和“贸易立国”国策。然而中国改革巨浪，却在“六四”的鲜血与眼泪里终结了。

赵紫阳的地位不是民选而来，而是来自于邓小平的授权。所以，什么时候他能赢得邓小平的信任，他的权力就较为稳固，他的改革政策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就能顺利推行；什么时候他失去邓小平的信任，他就只能黯然下台，改革政策也人走茶凉。赵氏改革，是戴着镣铐跳舞，但赵却翩翩起舞，舞姿动人。

赵紫阳的经济改革，一言以蔽之，即抛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赵主张向东欧学习，向西方学习。卢跃刚评论说：“如此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大规模地公开邀请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专家来讨论中国改革开放问题，放下身段请老师，诚恳学习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实属首次。”

学习的对象，首先是东欧的改革家、经济学家。这批人多半是东欧流亡人士，他们在祖国并不受欢迎，在中国却享受到国师的待遇。这批东欧经济学家、改革家到中国讲学和考察时，对中国的状况感同身受，“他们为摆脱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极权主义，从南斯拉夫自由化运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不屈抗争、艰苦改革数十年，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去国流亡，认识自然深入骨髓”。

第二批学习的对象是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当时，以世界银行为平台，先后组织几批由西方顶级经济学家组成的访问团和调查小组到中国，他们为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其中，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受到赵紫阳接见，两人观念一致，相谈甚欢。弗里德曼当面称赞赵说：“你的本质是教授呀！”后来，弗里德曼回忆说：“过去五十年间，不论是在共产与非共产国家，我所碰到的政府高官中，赵紫阳是与众不同、给人印象难忘的一位领袖人物。”

卢跃刚指出，赵的改革政策咨询有两个超越时代的特征，即非意识形态化和全球视野。赵听取国内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政府机构政策研究部门的意见，也听取东欧、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甚至邀请了仍处于敌对状态的台湾经济学家到香港，召开秘密会议，专门听取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意见 -- 那时他已敏锐地意识到台湾经验的重要性。在书中一个小小的注释中，记载了这个过去两岸都不曾披露和重视的事件：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三至十六日，在赵的授意、推动下，国家体改委邀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将硕杰、于宗先、邹至庄、费应昌、刘遵义到香港，就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问题进行座谈，赵的心腹安志文等高官出席座谈。可惜，北京很快爆发学生运动，局势急转直下，赵紫阳失去权力，这些台湾学者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对比习近平于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召见的九名“重量级”经济学者，赵与习高下立现。习召见的全都是反西方、反利伯维尔场经济、学术水平和人品都大有问题的人士。其中，林毅夫是台湾的逃兵，靠吹捧中国模式、睁着眼睛说瞎话而青云直上；郑永年在新加坡遭到性侵调查，跑到中国来避祸。这些人能给习近平什么好的建议呢？

中共将赵紫阳从历史中铲除得一乾二净，八九之后出身的年轻一代大都不知赵紫阳是何许人也。卢跃刚的这本赵传，稍弱的部分是关于赵紫阳的家庭生活、衣食住行，这一欠缺使得赵的形象未能更加立体化。书中提及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感人细节：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饭前，赵在书房召集赵家历史上唯一一次家庭会议，告之家人自己辞职的决定，得到家人一致的支持，十分钟就结束了。赵紫阳去世后，其家属准备的挽联内容是：“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倡民主坚守良知家人为您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传记中还提及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二子二军的女儿信仰基督教，要去当传教士。赵二军不同意，赵紫阳听了很生气，对赵二军说：“信教有什么不好？当传教士有什么不好？你去给我买一本圣经，中英文对照的，作我送她的礼物！你去告诉她，我很支持她，很支持她当传教士！”赵紫阳晚年完全挣脱了马列主义的束缚，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那么，他是否对自由民主、个人尊严的源头 -- 基督信仰 -- 有所探寻呢？

禁书解读3 

余杰：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说谎？《病毒、谎言、大外宣》自序

2020-09-01

谎言帝国的十宗罪

权威科学期刊《自然》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武汉肺炎病毒具传染性的问题上说谎，是导致疫情席卷全球的重要原因。该报告的首席研究员塔特姆（Andy Tatem）指出，如果中国境内能提早一周、两周、三周采取防疫措施，确诊病例将可分别减少百分之六十六、百分之八十六、百分之九十五，并显著减少感染地区的数量。也就是说，全球数千万感染者和数十万死亡者都是中共谎言的牺牲品。

疫情爆发之后，中共用更大的谎言遮盖前一个谎言，谎言不断升级，全球疫情日渐严峻。中国在此过程中犯下不可饶恕的十宗罪，在人类历史上，唯有纳粹大屠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第一宗罪：用国家暴力打压“吹哨者”，错过控制疫情的黄金时间。先是让警察传讯李文亮医生等说出真相的医护人员，逼迫他们签署认罪书，然后在电视上对这些“造谣者”进行全国性的羞辱；进而抓捕如李泽华、方斌、陈秋实、陈玫、蔡伟等公民记者和民间调查者。

第二宗罪：串通世卫组织，隐瞒疫情真相。在疫情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月十二日通过世卫坚称病毒不会人传人，一月二十日才改口称可能会人传人。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为中国站台，在病毒已经流行全球之际，仍坚持不发布全球疫情紧急状态通报。

第三宗罪：故意往全球输出感染人群。一月二十三日，武汉封城、紧接全国封城之后，不暂停国际航班，纵容感染者奔赴全球各国。二月二日，美国宣布暂停中国航班，却受到中国谴责，批评美国小题大做、“带了一个坏的头”。

第四宗罪：提供虚假数据，误导全球抗疫。中国提供的虚假数据包括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虽然随后经过一次修改，死亡人数一夜之间提高百分之五十，但仍被大大压低。世界各国从中国的虚假数据中得出错误推论：武汉肺炎类似于流行感冒，不足为惧。

第五宗罪：三次拒绝美国派遣疫控中心专家进入中国参与疫情调研的请求。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理由是，中国认为美国疫控中心与军方有合作，可能会窃取中国的病毒研究成果。这个理由真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

第六宗罪：命令军方接管武汉病毒实验室、销毁病毒样品。疫情爆发后，中共悄悄任命中国首席生物武器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少将接管武汉病毒实验室，封锁和销毁数据。此举让日后的追责调查难于上青天。

第七宗罪：借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之口，在推特上发出英文推文，嫁祸美国是病毒来源；更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捏造美国赴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是首例染病者，企图将全球声讨的矛头转向美国。

第八宗罪：利用驻外使馆及公司、侨民社团，在全球抢购、囤积医疗物资。比如口罩，短短一个多月，全球有数十亿口罩流入中国，使各国在疫情爆发时猝不及防，基本医疗用品极度匮乏。很多中国侨民甚至已入籍他国的华裔人士充当第五纵队，还反过来谴责西方排华。

第九宗罪：当西方疫情爆发而中国疫情缓解时，中国严厉限制输出医疗物资，其后向多国输出不合格的口罩、防护服及检测剂。中国还将此前外国捐助医疗用品以数十倍价值倒卖到海外，就连原有的包装都不曾拆封。

第十宗罪：利用美国和西方遭受疫情沉重打击，对内残酷镇压异己，对外野蛮扩张，如频繁派舰队和军机骚扰台湾，通过香港国安法，对香港民主人士实施大抓捕。在南海发动“趁乱插旗”的主权宣示攻势，无视国际法，强行为南海的二十五个岛礁、五十五个“海底地理实体”命名。

“中国式的自由”包括跟“被消失”的中国人交谈的自由吗？

中国喜欢自称大国，喜欢炫耀拥有多少值得自豪的世界之最，偏偏不愿承认是谎言大国，中国制造的谎言是无与伦比的世界之最。上至中南海诸君，下到引车卖浆者流，无不将说谎当做活着的基本技能、生存之第一要义。若是全球举办说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人一定能包揽所有奖牌，让全世界都望洋兴叹。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说谎？这是我从小就苦苦思考的中国之谜。鲁迅说，中国的二十四史写满“吃人”两个字，我却说二十四史写的其实是“说谎”两个字。“说谎”比“吃人”更是中国的常态，说谎能使弱者避免沦为被吃掉的对象，甚至有可能向强者跃升。你要证明自己是强者，不是秀肌肉，而是展示说谎的能力。所以，习近平成了“一尊”，马云成了首富，余秋雨成了文豪，中国共产党成了天下第一大党。反之，不会说谎、不愿说谎的刘晓波、蒋彦永、天安门母亲们或被当作国家的敌人。

中共官员随时随地都能毫无障碍地将谎言脱口而出。在中国被禁用的推特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成功翻墙、以真名注册，大言不惭地发言说，欢迎到中国享受自由。不料遭到美国共和党籍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委员卡尔（Brendan Carr）重重打脸。卡尔快速响应，发出第一条推文就说：“太好了，我想和艾芬医生聊聊，你能让她解除被消失，方便我们交谈吗？”卡尔陆续点名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任志强、许志永等人。

面对卡尔的批评，神隐多日的华春莹在推特回复，“欢迎随时到中国并与街上的任何人交谈，享受自由”，并强调“武汉成功是个事实，不是虚构故事”。她宣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置人命于一切之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全球享有最高支持率。”习近平的支持率确实比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和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还要高。

卡尔立刻在推特表示，很高兴华春莹有看到这些异议人士的姓名，也很高兴她的响应向世界证实，这些人仅是因为说出关于中共政权的残酷真相，就被消失。不过他的问题依然没获得解答——“可以麻烦你使他们不被消失，让我们能够交谈吗？”

卡尔对待华春莹太过认真了，他不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鸡同鸭讲”。正如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说谎的人也是无法被说服的。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尔·博尼法斯多年研究谎言议题，发现说谎者有两类：一类是“造假者”，他们使用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论据，去让电视观众、电台听众或读者相信某种东西。他们可以信奉一个事业，但却使用一些不诚实的手段来为这个事业辩护。另一类是更恶劣的“势利者”，这些人除了利益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信奉（或假装信奉）一些事业，不是因为这些事业正当，而是因为这些事业可以带来好处。他们认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说出真相需要付出代价，而说谎不要付出代价——华春莹、司马南、袁木等中共辩护士早已不知良心和羞耻心为何物，他们的家人已移居他们每天辱骂的西方，他们在西方购置大量房产，并振振有词地说：辱骂美国是工作，移居美国是生活。

中共大外宣就是向全世界出口谎言

在遵循森严儒家秩序的中国，任何人和事物都要被归类到某一等级之中，谎言也是如此：有个人的谎言，有官方的谎言；在官方的谎言中，有县级的谎言，有地区级的谎言，有省级的谎言，更有中央级（国家级）的谎言——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外交部发言人等，属于国家级的谎言，它们居高临下、趾高气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它们的破坏性足以毁灭世界。

近二十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其最大宗的出口货物，不是衣服、鞋类、玩具，而是谎言。中共每年耗资数百亿美元的大外宣，就是向全世界出口谎言。中国人自己生活在谎言之中，还要让谎言控制全球。毋庸置疑，武汉肺炎是打上中国制造标志的中国病毒；比武汉肺炎这种中国病毒更可怕的，乃是中国谎言。如果没有中国谎言，武汉病毒不可能给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

美国是受害国，先是被武汉肺炎袭击，接着又被中国谎言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表示，疫情泛滥期间，美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官员更加主动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推特等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封杀，中国官员和五毛却翻墙传播虚假讯息。摩根·奥特加斯讽刺说：“如果中国官员想在推特上交流，他们就应该让普通老百姓也能使用推特交流……。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说，我们将开放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保持透明，我们将提供数据与数据，让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员深入了解这种流行病的起源。”

一旦黑幕被揭开，中共的统治便无以为继。所以，中共不会这样做。面对各国的谴责，中国变本加厉地用谎言为武器发动反击战。比如，中共驱使网民在数百万美国人的手机和社交媒体上散播“特朗普政府即将封锁整个国家”、“美国若干城市满地尸体”的谎言。这些信息在四十八小时内被广泛传播，以至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推特发布声明，称它们是“假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争取民主联盟的分析师马特·施拉德指出，中国大外宣以前的目标一直是“讲好中国故事”，但自从武汉肺炎疫情扩散以来，中国开始通过外交官、特工人员、网络黑客，在美国社交平台上制造和散布有关疫情的半真半假或是纯粹的虚假信息，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在美国制造恐慌和混乱。  

中国的做法已引起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注意。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已发信给包括Youtube、脸书和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敦促它们控制来自中国的宣传机器，阻止它在美国散布虚假信息，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比明目张胆地制造和散播谎言更可怕的是，中国在西方各个阶层拉拢和收买代理人。说谎固然是中国式的智慧，但谁跟中国走得太近、跟中国成了朋友，谁就立刻染上说谎这种比武汉肺炎更具传染性的中国病毒。比如，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不仅投资武汉的病毒研究所，而且在世界卫生组织千夫所指的情况下仍为其注入巨资。比尔·盖茨公开为中国辩护，说中国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似乎将中国当做祖国。政治学者福山被王岐山接见之后受宠若惊，放弃此前坚持的自由主义必胜、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赞美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更有效率。再比如，生活在台湾、自我身份定位却是中国人的马英九和黄安们，说谎从来不眨眼，脸不红心不跳，具有编外共产党员的好素质。

与中共的斗争就是与谎言的斗争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如果戈培尔和纳粹党人真的有信仰，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如果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真的有信仰，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信仰。

但是，林肯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也就是说，谎言不是无所不能、不可战胜的，谎言有它的命门。就像乌鸦的翅膀或许暂时遮盖太阳，但太阳的光芒终将驱散乌鸦的黑暗；真话可能暂时被谎言遮蔽，但真话终将打败谎言。

中国对美国和西方发动的这场病毒战和谎言战，乃是新型的、恐怖主义的“超限战”。美国不会坐以待毙，白宫已下令包括国安局、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国家医学情报中心等单位组成任务小组，针对拦截通讯情资、网民回报、卫星拍摄影像等数据展开详细过滤，调查中国与世卫组织是否在疫情爆发初期刻意隐瞒真相。美国将倾尽国家之力，全力调查武汉肺炎病毒来源及传播到全球的途径。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已经看到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武汉肺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在此点名帮助中共圆谎的世界卫生组织：“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它们像是中国的公关组织一样。” 特朗普认为，中国可能无法阻止病毒蔓延，或是故意这样做，与疫情相比，美中贸易协议已是次要问题。

毫无疑问，与中共的战争就是与谎言的战争。这是一场只许胜不能败的战争，一旦失败，世界将沦为升级版的动物庄园，每个人都将被谎言奴役，再也不能享有自由。诚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所说，“失败的可能是不存在的”。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都引用过这句话。今天，容许我再次引用这句话，坚定我们将谎言及其制造者——独裁中国——埋葬的信心。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年仅十六岁的我听闻天安门大屠杀的噩耗，就将“拒绝谎言”作为座右铭，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在中国必然生活得异常艰难。果然，我一毕业就失业——靠陪邓小平打桥牌而飞黄腾达的中共宣传部（谎言部）部长丁关根说：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不能给他任何一份工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就如刘晓波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全部的自由——假装自己生活在自由的国度，自由地思想和写作（只能在海外发表），直到被绑架、被黑头套、被酷刑的那一天到来。我被那些“过于聪明的中国人”看作是傻瓜和狂人，主审我的那名秘密警察的处长似乎“哀其不幸”地说：“本来你有大好前程，为什么偏偏要鸡蛋碰石头？”原因很简单：我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三，我不能看到白色说是黑色，“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这是我的本能，也是我的信仰。

与这个谎言帝国决裂是我唯一的选择，至少我可以逃离这艘正在撞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不必成为它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