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nkcat在2020-11-09~2020-11-15的言论

2020-11-15 作者: Spinkcat 原文 #Reddit 的其它文章

1158: 冠脉支架降价是好事？对不起，这么认为可能就错了, submitted on 2020-11-09 02:38:41+08:00.

—– 1158.1 —–2020-11-09 04:07:18+08:00:

不会，医保耗材禁止使用好的和贵的，是前几年就开始的“医疗改革”，基本上医保已经从医院一路下分到科室甚至个人身上，知乎就有例子医生想拿自己的个人医保给病人补贴买点好的耗材都不允许被警告。

现在基本上对医保耗材的“节省”，都是基于要减少医保的损耗为前提，并且这个前提是建立在让病人遇到的问题、后遗症以及生命危险的基础上。

推行中药注射液，就是一个伴生的医疗推广，因为医保说实话是没钱了，长期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医疗系统会越来越糟糕且压力重大。

去年和今年国务院对高价耗材又进一步打压，采取了疲医政策，再加上一直吹风并且开始推广的全面取消医生编制来看，就是想甩锅。

—– 1158.2 —–2020-11-09 04:07:24+08:00:

其他国家从发展到发达的过程，是早期医生数量少，政府收入低，所以提供的耗材和医生的服务价格都很贵，所以严重依赖公共医疗。

而后随着社会逐渐发达，医生数量开始爬坡增长，到了一个临界点后，私有化医院的运营效率更高，并且不会出现浪费的情况，医生数量开始大幅度增长，压低了成本价格。

政府仍然承担中大型疾病的开销，相当于服务外包给谈好的医院或个人医生，提供了一个医生有钱赚，符合市场化需求，又不会出现公共医疗低效率高损耗的客观问题。

但中国目前就是，因为医生是知识分子里比较中坚的一个群体，所以基本采取的是“疲医”政策，出问题了，甩锅给医生，有事情夸奖，就说几句最美医生如何如何，社会地位和实际收入，就是不给对等待遇，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人才流失严重的一个原因。

因为医生数量是个只能靠时间硬挺的东西，无锚扩招只会导致医生素质下滑，而官方的做法就是拉低标准扩招，从而让更多人进入行业，在不解决医生社会待遇与地位问题，同时不改革医疗系统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拖延社会医疗问题的总爆发。

现在有点拖不住了，就开始打“市场化”的名号把责任下放，典型的就是医生取消编制，但问题是个人执业在国内压根没有那么高的整体水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市场医疗对接也没有，那么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很难想象十五年到三十年后的时间，中国高度老龄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城市人口到国外就医治疗，可能会是一个超过当前规模的时代性的景象。

—– 1158.3 —–2020-11-09 04:53:25+08:00:

最神奇的是，医保耗材的一些国内供应商，还有负责承接政府将医疗“市场化”的一些私人医疗机构或企业，都可以找到白手套的身影，跟承包各大网络平台社区敏感词库审核的公司一样。

或者说难听点，政府两头吃了，公立层面取消医疗编制和各种耗材，减轻政府承担的义务与财政责任，另一面政府里的贵族再通过市场渠道吃掉这部分利益。

1159: 【睡前消息191】人人说“内卷”，是呼唤下一次工业革命, submitted on 2020-11-09 03:49:48+08:00.

—– 1159.1 —–2020-11-09 09:21:51+08:00:

工业革命是快了，可能十到十五年就能看到前端产业的爆发，我们现在应该处于类似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期，之后二十年内会有很多有趣的新事物诞生，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想到过的。

当代的问题是无法制造更多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力跟不上，中国如果快速转型成高内需与消费的输出国，可以有更多国家承接中国消费的订单发展，进而加速刺激全球经济做好迎接下次工业革命的准备。

但问题是，技术增长与工业革命，是拉高了产业与生产力的上限，但并不能有效解决分配问题。

中国内卷核心还是分配矛盾，不解决我国内部有人不愿意分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问题，就算工业革命了，对旧社会门阀最有利的社会形态，也仍然是中国维持大量的廉价劳工，靠血汗工厂出口产品来的稳定。

基本上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就是矛盾打死结的关键时期，需要产业升级就需要解绑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话语权，以及对公权力的干预和问责机制，还要放开工会与劳工的权力，但这一点又很依赖司法的独立与健全，所以这就恶性循环了。

假设放不开，我们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在这些年累积跟不上，被各种只有有利于少数贵族的规则，限制在一个范畴里不能跟上全球性增长，或者说增长了不能得到有效分配，下次工业革命主导权就会被分薄。

纵观前几次技术的革命与产业升级，后发展国家转型为发达国家时，在某些新兴领域，或多或少是可以站住脚跟并且以此成为一个长期增长点的，我国在这些增长点上有一定眉目，但长期前景恨不清晰。

1160: 如何看待报告称中国 19 岁男性平均身高 175.7cm，女性 163.5cm，均为东亚第一？, submitted on 2020-11-11 12:25:06+08:00.

—– 1160.1 —–2020-11-11 21:56:24+08:00:

长颈鹿生存危机

1161: 在全球变暖的大趋势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世界未来遭遇频繁冲击的可能是否越来越高？, submitted on 2020-11-11 12:28:00+08:00.

—– 1161.1 —–2020-11-11 21:54:56+08:00:

气候变暖需要很多代人才能引发一个长期环境危机，现在虽然不是没有浮现带来灾难，但还远不到人类生存危机的程度。

而环保技术，无论是再生能源还是对化石工业产品的替代，近十年都是飞速增长，英国的再生能源比例就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2019年英国的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第一次超过化石能源，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

而现在很多环保概念和产品，在本世纪初诞生时，都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东西，不过十几年后，到了现在我们转头一看，发现大部分其实都逐渐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各大发达国家与地区对塑料袋的征税与减少使用，推广可重复吸管与循环素材。

生活里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厕纸，小时候用的厕纸可能都是白色的，但近年开始有各种使用竹纤维的产品，还有更多更高效率能降低碳排放又满足消费需求的新兴事物诞生。

比如蝗灾，如果室内种植就可以完全避免，并且杜绝绝大部分虫害与病患，但现在的生产力不允许人类的口粮全部来自于室内种植，所以我一直认为立体农场是人类下个工业革命阶段的基石，因为确保了口粮生产不会受到自然因素的直接干扰。

人类技术的增长，就是克服对自然环境的一个个脚印，我们技术增长的同时，对极端气候的适应性也越强，同时技术增长也接近了极端气候出现的原因，可能需要一个稳定的增长期来抵消过去几个世纪的负面累积，然后慢慢回到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相对温和共处的局面。

其实要是看过很多对人类社区聚居地的研究或政府网站报告，当代人类发达社会，实际上是越来越趋于大部分人都集中居住在一个或少数地区，典型例子就是“湾区结构”，东京纽约这些都是例子。

而在其他土地，人口也在集中到少数地区，然后空出了更多的土地，以至于发达国家，甚至日本这种高密度的社会，也出现了不少“退耕还林”的特殊现象。

那么假设我们以后建设立体农场后，几十个人在无人化立体农场的工作里可以取代过去几十万到几百万农民的劳作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林地来缓解气候问题，同时环保技术的进一步增长，也能把人类社会生产带来的碳排放进一步压低。

我认为就跟老龄化社会一样，老龄化到极限后就会结束，然后伴随而来的是新社会超高生产力，以及人均产值更高的时代，人口不会无限度的增长，反而是到一定极限后会开始自我抑制，解决老龄化只能是渡过一段时间来解决，环保问题也一样。

战后婴儿潮的老年人口不会一下子全部消失，解决全球变暖的社会基础与技术也不能一下子获得。

短期（50-100年）内我认为会造成沿海很多社会与经济问题，但长期（200-300年）来说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

—– 1161.2 —–2020-11-13 03:08:58+08:00:

可以预见的一定未来时间内，人类不会因为气候危机灭绝。

—– 1161.3 —–2020-11-14 02:31:43+08:00:

江浙沪近几十年不至于被淹没，气候改善一个世纪内就会逐渐有相对的技术增长来抵消旧工业的影响，三四百年是个彻底消除的周期

1162: 有线新闻 - 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会议员资格决定 宣传或支持港独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资格, submitted on 2020-11-11 13:07:22+08:00.

—– 1162.1 —–2020-11-11 21:36:43+08:00: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地方其实是口袋罪：

  1. 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 。

  2. 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第一点其实很明显，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拥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词就在于行使两字，行使主权的概念并没有清晰或遵从基本法阐述。

“行使主权”可以是任何时期，比如人大要求撤销立法会或取消司法的独立性，这都是“行使主权”，你在议会反对，那么你就会面临失去议员的资格。

第二点，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中的“或者”，以及“等行为”这又是阐述不清晰，没有可引用内容，并且全文没给出裁决与审议的机制，也不知道是什么机构来审议，是人大？还是政府？

解释权在中共手里，解释的内容又含糊不清。

而“不符合拥护”与“效忠……法定要求和条件”，这也是乱下定义，忠字舞跳的不到位，算不算自动触发以上机制呢？

更重要的是：

  1. 依据上述规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

也即是说，立法会内部事务，不但不允许自己内部解决，也不允许司法独立裁决，而是政府单方面宣布。

代入一下，特朗普可以直接宣布参众两院的议员议席失效，因为他们不符合“条件”，而这个程序不需要经过国会与最高法院就可以执行。

依法认定就跟依法治国一样是个笑话，今天立法不让你穿裤子上街，那也是依法治国。

1163: 香港想通关，被广东给拒了, submitted on 2020-11-12 00:25:22+08:00.

—– 1163.1 —–2020-11-12 06:07:09+08:00:

林郑政府工作失误导致本地社区感染暴发，结果建制派商团与地主的利益范围成了重灾区，对本地经济冲击最大的是限聚令，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但内需消费的占比也非常重要，2018年内需私人消费占比是68.3%，整个旅游与附属零售产业，GDP占比只有4.5%（2018年），下面有人说旅游零售反应本地经济，其实恰巧是反过来的。

香港本地零售由始至终都是内需消费占主导，本地人无法消费，基本等于宣告主流中小企死刑，在经济上，香港一直是分为内外两部分，外向性的部分来自于传统认知里的旅游零售，内向性的则以本地非旅客消费的产业为主。

另一方面，大陆的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速放缓，其实从2014年开始就已经在影响香港本地的旅游业产值增速，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金融业GDP占比在增加，旅游零售产业却在下降的原因，从业人员也从2014年的24万，下跌到了2019年的22.5万。

因为国内旅客主要是“不过夜旅客”，消费要较“过夜旅客”要低，人均消费平均在2015年的2409元（港币）为高峰，之后国内开始经济与政治运动开始，全港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基本就在2100-2000左右活跃。

2016年对国内公务员体系整顿，限制三公消费后，香港本地的旅游业受的打击，部分方面甚至高于2019年社会运动带来的影响，比如16-17年度的不过夜旅客总消费是约63000百万元与62000百万元，2019年的虽然比上年下跌很多，但也有64000百万元。

所以香港本地的旅游零售经济，主要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过夜旅客，一个是过夜旅客。

前者支撑奢侈品消费，后者支撑酒店房价与多项目高消费（过夜旅客普遍消费更高，人均在6600-5800元左右），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本地中小企的餐饮业影响不大，消费总数基本没有太大波动。

不过夜旅客的酒店外膳食消费基本维持在近5年平均3700百万元的消费，过夜旅客的酒店外膳食也基本维持近5年平均约2500百万元的水平。

还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数据就是，社会运动对香港本地食肆收益价值指数的打击，最大值为第四季的14.3%，社会运动最激烈的第三季为11.8%。

而疫情对食肆收益价值指数的打击，最低的是本年度第二季的26%，最大的是第三季的35.3%。

因为酒店外膳食的两类旅客消费比例到2019年为止变化都不大，另外旅游产业作为香港对外服务输出的项目，峰值是2013年左右的约三千亿。

但总体上，虽然旅游业占服务业输出的最大组成，但却是输入输出净额在三大组成里最低的，2018年时已经只有817亿，而排在前两外的是运输（1336亿）与金融（1255亿）。

因为地租问题，实际上企业和政府对香港零售与旅游产业剥削是很严重的，当然这是说难听了叫剥削，事实上是对基层工作回馈缺乏。

1992年10月为工资指数100，到2019年为止，名义工资增长在零售这块已经到了233.1，但实际工资增长2009年是119.6,14年收缩到116.6,2019年扩张到118.3。

相关的住宿与膳食服务，名义增长19年为221，实际增长在09年仅为34.5，现在则是112.2，这得益于最低工资的订制与推行，不过最低工资建制派与政府也一直想拖延，最后拗不过只能实行。

而香港目前最低时薪有两个价位，一个是52元，一个是45元，餐饮业服务者与零售从业者基本在52-53左右徘徊，保安与清洁则在45元左右，每星期工作时数则至少在最低48小时到最高57小时，也即是说，如果长期下去国内的旅客消费能力始终只维持在2000-3000的区间，或者建制派与政府抓基层利益太牢不肯放。

因从09年开始，香港本地从业者薪酬开始出现分水岭，政府和地产抓不住薪酬待遇的从业领域，比如知识型与技术产业，从业者的月薪中位数已经在近十年迁移上升了差不多一万元港币，变相等于月收入翻倍，蓝黄丝阵营分别主要就集中在这个分水岭。

一方面主要从事旅游与零售产业，受内地影响的从业者，亲政府与建制较多，但同时受政府与建制对地价约束和劳工待遇剥削的压制，很容易造成一个畸形现象。

政府要保持地价不下跌，确保建制派财团的垄断领域有足够利益，从而让该类财团的从业者不失业稳固经济，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政治运动拖到很后期，北京才决定行政干涉减少旅游团，而后来又重开了的原因。

因为旅游零售与香港本地的经济关系虽然密切，但抽离性很大，具体可以看前面的服务输出输入净额，旅游业是最低的，所以说旅游零售反应本土经济是错误的。

旅游零售业基本在2013-18年就到泡沫，2017年能明显感觉到香港本土其实已经撑不住那么多人了，要保持一个产值，要么人均消费拉高，要么人数拉高。

但香港的本土旅游承受能力有限，国内那几年走资潮加限制政府三公消费，对奢侈品打击很大，不过夜旅客挤压旅游资源严重，所以那几年香港政府很嫌弃的去推广过夜旅客，还有一个举动就是跟国内联合打击那种下来就买买买的百元团，有一定成效，但地租和劳工待遇上，财团与建制派不肯放，林郑只能呼吁减租然后被骂，最后出现自己人挤兑自己人的奇景。

国内劳工待遇跟不上，消费能力拉不上来，本港承受能力有限，待遇与地租不肯放，建制派这块在功能组别和林郑政府问题上，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很容易导致功能组别翻车甚至建制派选民分裂，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急开关，有人不着急。

建制派最近几个月在立法会开会喷的最多的，不是同席的泛民反对派，而是林郑政府工作烂，因为林郑政府出政策，不会事先通知立法会，或者私下与建制派有太多沟通。

1164: 香港为什么不发展靠近深圳的土地？, submitted on 2020-11-12 03:40:59+08:00.

—– 1164.1 —–2020-11-12 07:04:16+08:00:

两个核心原因：

第一，建制派（商界、地产、建筑商与新界乡绅）持有大量的土地，包括棕地。

第二，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收入维持运营开支。

基于以上两点，政府就出现一个极端逻辑，要么花多倍的公帑价格去开发山地、湿地或填海，要么就不做。

因为香港特首的选举，主要依赖建制派的选票控制政府，所以一向以来对建制派所持有的土地资源，政府很少动刀，或者即便动用土地收回条例，也是很有限度的收地，而即便如此，建制派方面也是很多不满。

我很讨厌那种了解都不了解，就说湿地和山地为什么不开发，为什么不填海这种人。

首先山地开发成本是平地开发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出钱的是纳税人，建造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慢慢成形，等你造完了我不如供一套房子。

香港并不是缺地（物理上还是缺乏平地，尤其对比新加坡，可用平地仅三成），而是土地在政府不敢或不愿意开刀的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上，而其中还有一些是合法土地资产或历史沉淀产物，特首的行政结构决定了他们既不乐意去做这件事，也无法有足够的法理效益去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问题等于有地，但碍于裙带关系不能去动，那就只好花大价钱让市民出血了。

填海这个问题可能更恶劣，因为外包的很多工程，一般会直接跳过招标，指定一些有白手套背景或本地建制派进行外判，等于政府左手倒右手，拿公共资源去喂红二代或本地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公司。

明日大屿的愿景上是好的，但执行上是没法让人信服的，因为本身很多东西不公开不透明，而且是上万亿的计划，放全球哪里都是一块肥肉，你政府放给肥缺给建制派，平时几千万几个亿的也就算了，这次是上万亿大工程，并且造一个岛，第一期要最快2032年才能用，第二期到2034年才动工，发展完成都到本世纪中叶，当时执行决策的人估计都死的差不多了，出问题或财政压力是没法问责的。

典型例子就是董建华当年不懂经济乱搞楼市，然后封锁公屋憋王炸和鸽子笼，之后拍拍屁股一样上CCTV当共和国英雄。

不发展郊野公园也是一个显而易见容易明白的道理，香港到2046年缺地预计在1206公顷，而香港棕地面积就有约1300公顷，为什么不收？要花几百亿上千亿去开发郊野公园然后等十几年二十年？

答案很简单，建制派的既得利益凌驾于香港社会与市民的普遍需求。

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可以看出端倪，粉岭有一个建制派很喜欢的高尔夫球球场，草地占地170公顷，算周边土地和部分可开发的山地，占地近300公顷，九龙城区总面积是约1000公顷。

政府在收回土地选意见时，国内被喷什么“环保组织阻止发展郊野公园”的那几个环保组织，建议发展建制派的高尔夫粉岭球场，政府评估来评估去，到最后认为不适合发展并且可发展数量少，不了了之。

近年土地压力加大，民间问责了很久，林郑政府才收回32公顷，而仍然给他们上百公顷去打高尔夫球，立法会梁俊彦的儿子还跳出来辩护，陈百祥之前还乱说，何君尧干脆反对收地，因为他家在那面有一块地皮。

香港现在至少可以榨出来2000公顷左右的土地，不是没有地，而是有人不愿意用这些地，宁愿让平民承担大价钱去造地挖山，也不肯去拿回这些本来属于政府的土地。

最恶心的是有一种说香港宁愿保护湿地环保，也要住鸽子笼的外行论调，谁政策推行导致鸽子笼暴增的，又是谁宁愿市民承担几百倍溢价也不允许开发低成本平地的？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不算绿化带实际居住土地面积是三百多公顷，一个高尔夫球球场开发附近土地加在一起也有近二三百，何不食肉糜就是现在的风气。

就是不肯收，就是不管，你吹得胀？没选票就洗洗睡吧。

—– 1164.2 —–2020-11-12 21:47:28+08:00:

建制派本身就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利益延伸与一部分组成，一直都是中央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袒护建制派，还有很多红二三代在香港长期居住，他们也是建制派的一部分，甚至有高层家族与香港某些权贵家族联姻，穿一条裤子的。

1165: 文革消灭了封建糟粕吗？ 但是港台没革过，我感觉比大陆还更进步, submitted on 2020-11-12 16:36:08+08:00.

—– 1165.1 —–2020-11-12 22:47:51+08:00:

文革没有消灭封建糟粕，如果说消灭，其实很多共和国刚建立时，就已经废止了，当代中国更像是一种旧秩序被打破后，文化仍未沉淀出来的混沌状态，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都做过很多废止政策，只不过因为一直处于战乱，故而效力不大，但还有一些效力过猛的就跟共和国异曲同工了（比如民国禁止过春节）

我觉得根本上改变封建糟粕，是社会生产关系与教育水平的改善，城市发展其实在民国时就已经摒弃很多封建遗留问题，比如缠足（实际清廷在清末已经开始主张废除，但清廷无力消除根基，民国后在城市基本消失，农村仍然有很大残留），还有就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

实际上很多封建糟粕不是政府要求禁止就会消失，相反是跟随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褪去，中国的许多封建糟粕真正消失，还是改革开放后，但也有很大程度的残留。

台湾不清楚，但香港这方面的糟粕，其实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仍然很明显，比如清代的帮派文化，到九十年代黑帮极为盛行，只是后来经济结构进一步发展，这些传统黑帮被迫转型然后转入地下，野蛮发展期的黑帮成员很多被迫转行，开始从事运输业，其实本质上这类黑帮早期诞生都是社会资源不足形成的自组织。

相对的，香港其实在威权崇拜上要清除的比大陆更好，大陆其实到今天为止，威权崇拜都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本分，我认为人口越少越容易转向，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但威权崇拜是一种解决社会争议的直接方法，方便稳定社会本身，而香港经济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起飞期（开埠、战后与八十年代经济转型），制度直接由英国人外力进行改造，这就让事实上的威权崇拜变得很淡。

如果大陆学生读研刚到香港，会很不习惯一些事物，感觉都停留在古代，尤其是公文语法。本地的一些习惯，我看到就有人提到了，例如冠夫姓。

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观察盲点，因为冠夫姓不是外来产物，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香港的冠夫姓在经济发展后，这种“封建糟粕”反而是名门望族的习俗。

同时，有一些其实不能算封建糟粕的文化，比如表字、谥号，这些其实也一并废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其实也只保存在上流社会，或者以其他形式变相融入新社会。

中国的表字，是以宗族形式依附于姓与氏之上，是由长辈所起，个人的自主权很低，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宗族社区被打破（闯关东和战争等），这就导致原本很多有字辈（名，非表字）的族群分散，比如我的家族到我父亲这辈，还有来自曾祖父那能记得的字辈，到了我这一代基本就完全失去了祖谱的命名法。

香港较少有人取字辈，也先于五四运动就开始有社会变化，虽然没见到有具体考证，但我个人认为是因为香港本身是个流亡者社会，相当多人口来自于不同年代的移民，从清末到建国后都普遍存在，本身就没有宗族的根基，而旧社会命名与表字的取法是有一定文学素养要求的。

这对于被迫背井离乡的普通民众来说，其实显然不现实，大部分人的教育水平可能都是文盲程度，少数有一定文化和本地宗族的，在西化过程里直接被外来文化给取代，新一代较高教育水平的人都直接经过现代化教育，直接导致了表字文化的灭绝，但这类称呼习惯还是被保留下来。

这个尤以香港的英文名为著，香港本地很多人在称呼他人时，相对亲近的叫法都会以英文名为主，这个在自小有其英文名的家庭里比较显著，而且据我观察也主要出现在收入较高与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家庭里。

因为表字与成人礼有密切关系，所以中国在物质基础不稳固的前提下，一切资源与文化都被迫收拢，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破四旧运动，而成人礼这些需要一定资源基础才能形成的文化，在原本的中上层阶级被消灭后，并没有一个过渡到基层的过程，而是直接被各种政治运动消灭，从而造成了一个大断层。

如果仔细有留意到，中国大陆社会其实是没有明确成人礼的，日本与美国再到欧洲则有很多成人礼文化，一些流亡者会有大量移民短期形成（一个世纪到半个世纪）的社会，也往往不具备这种成人礼文化，或者说很单薄（香港就是典型例子，会举办类似成人礼仪式的主要分布在教会或地方学校）。

大陆社会则是有资源举办的城市地区，本身被彻底改造，中上层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逃亡，而缺乏资源的乡村地区，因为错误经济政策进一步资源短缺，人口大量死亡后宗族的社区化更弱，进而就是表字一类的传统文化随着成人礼与阶级的消失而灭亡。

文革其实不止是破坏了封建遗留里无伤大雅甚至是值得传承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造成了不可修补的裂痕，人和人的抗争变得极端化，当然八十年代自由化改革后修补速度也是十分之快。

可遗憾的在于，当较为老一辈的人逐渐去世后，那种经历旧社会到新社会过渡，在教育与习惯上保存很好的朝气，其实也逐渐消失了，这个我想如果从各种资料了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人，应该会很清楚，那个年代很多事情是不好的，生活也没现在富足，不过某些方面的朝气很像我们常说的战后昭和时代。

1166: 中国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密度已经到187每1万工人，现在世界上第九最高的密度, submitted on 2020-11-13 10:24:43+08:00.

—– 1166.1 —–2020-11-13 11:19:20+08:00:

现在大规模新一轮的工业化还在起步阶段，2050年前很可能会出现完全无人化的运输系统，可能靠定制的轨道路线做无人货运高速运输，要是靠无人车就已经算对得住蓝领，毕竟一定程度保险还需要有人操控，不止是制造业工人会被机器人竞争下岗，运输行业也会面临一个断断续续的失业潮，无人化矿山就是全人类产业的缩影，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都会渐渐无人化（或只保留三位数的操作员，人机比例逆转）

现在发展速度最快的应该是立体农场和“绿洲”概念，其次是制造业无人化，当制造业无人化到一定程度后，传统大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关系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1166.2 —–2020-11-13 12:02:32+08:00:

应该会是这个趋势，基本收入推行是必然的，但我们这一代人享受不到，但到我们老年时，基本收入可能跟退休保障一样，成为基本福利政策，社会上的基本收入会分两种，一种是靠政府发放较低的，一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企业基本收入（来自企业社区的股权分红），未来社会制造消费需求比生产一种东西更困难。

—– 1166.3 —–2020-11-13 13:59:06+08:00:

跟铁路不同，现在铁路是规划一条铁轨与站点，通常来说现在主流的都是要有枕木，要有道床，这就增加了大量的铺设困难。

当然高铁和很多铁路项目也使用无砟轨道，直接靠模块道床板铺设，如果技术再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全面使用自动化的道床板。

现在还主要停留在钢筋混凝土技术的攻克与低成本上，并且这种技术现在也成本高不是很普遍，那下一个阶段电械模块化的道床就要再远一些了。

如果能做到自动化道床，那么端对端运输物资无人化后效率会非常快，尤其是采集和分发系统也可以做自动化的对接，比如在惠州的郊区做了一个可以供给深圳本地农业所需的立体农场，过去集散是要一层层递进，那么现在就是无人农场采集后，自动分发到农场内部的运输站，用高铁的速度直接运到市区内的分销系统里。

而火车的话，虽然有专门跑货运的，可卸货外加吃火车站台所需要的混合成本很高，现在货运也跑不到高铁那个平均速度。

除此以外还可以直接搞地下真空胶囊隧道，时速基本在900-1000公里，是高铁的数倍。

以上面的例子来讲，在惠州东江附近供给食物给深圳，直线距离100公里，时速1000公里大概需要6分钟跑完，哪怕以高铁的速度跑，也就是三十分钟左右的事，也不只是速度的问题，还有一整套集散系统。

传统货运，发货到站，挨个站点卸货，清点然后等分发的代理商拿货，效率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系统是无法比拟的，当代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快递的无人化，无人仓虽然也在起步阶段，但效率组织起来就已经吊打传统模式，前面提到的立体农场也是，同面积种植产出效率是传统农业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唯一缺点就是成本高（其他基础技术还不够便宜去分薄所以成本，但在某些产品上基本可以做到符合市场承受力的商业销售了）。

—– 1166.4 —–2020-11-13 14:06:12+08:00:

可能一开始会，但慢慢的也会不断提升，只够温饱意味着人除了基本生理需求外的更高级所需，比如娱乐和享受，都需要通过自己主动劳动来获取递进的刺激，在减少整体社会工时的情况下，反有可能刺激工作效率。

比如以现在的货币通胀水平来计算，中国每月发放基本收入在六千元左右，这些钱足够支撑什么都不做也可以有一定的生活水平，那么想购买更好的车或给子女更好的教育，就需要主动工作。

如果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未来的时薪发展极高，同样以中国人民币来算，可能月基本收入六千元的情况下，时薪在一百五到二百左右，那么人们的选择性就很大，当然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时薪，基本收入也会更高，可能贴近一万元水平。

要知道未来趋势是基础技术工种会慢慢消失，农业、制造业等等都会岗位越来越少，现在全球经济基本发达国家都是以服务业为核心，并且内需消费是个主要经济增长来源，所以未来大趋势就是农业和制造业都进化成服务业的一种，成为专业服务，可能会跟金融、教育、医疗与法律这些当代的专业服务产业相差无几。

实际上现在搞立体农场的基本都是“超级农民”了，基本聚焦的农业议题，已经不是传统农民可以理解或有资源手段解决的，精英化趋势无可避免。

—– 1166.5 —–2020-11-13 14:31:22+08:00:

无砟承重效果在现有技术和成本下不理想，但长期而言技术换代后，要超高速运输，无砟铁路可能是个趋势，现在客运的无砟用模块道床板承重反正换得起，货运的肯定用不起了。

1167: 中国公司在机械化取代员工的计划上领先各国, submitted on 2020-11-13 12:53:11+08:00.

—– 1167.1 —–2020-11-13 14:25:11+08:00:

刚才同一个话题说展望，这个我就表达一下自己的担忧吧，虽然我很喜欢机械化与工业革命的预热，但老实说在中国发生其实不是很理想。

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劳动力被淘汰，社会不能提供对应的就业岗位，经济还是社会稳定层面都有冲击，高度发达的发达国家们这个比例高都不意外，但中国劳工待遇差，活人零件用完就扔，我估计知乎看到会有吐槽。

现在基本已经到了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了，必须要让更多中小企出现来吸纳就业人口，还要提供对知识分子创新与技术创造的独立体系保驾护航，确保科技与市场结合带动更多产业发展，在几个新领域上中国其实跟的比较紧，可以有更大的成果，但核心技术老差那么临门一脚。

我最担心的是这些新兴领域中国因为自主发力被某些“原因”限制，本来能发展出三星一样的国际核心企业在某个重要领域站稳，结果被后来居上让东南亚和印度或中东给截胡。

韩国人口少，在少数几个重要领域做龙头，经济就蹭蹭发展，日本在很多领域都有突出影响，他们人口很多，然后平衡一下生活水平是极高到第一梯队，中国人口是他们的十几倍，那我们就必然需要十几倍于他们的技术贡献和企业影响，占据十几倍于他们的领域龙头地位，才能发展出对等的经济水平。

旧产业领域我认为追上没问题，但拿到龙头的几率小，并且意义不大，很多旧产业市场已经饱和了，新兴领域中国巩固成就的速度又不是那么理想，国内经济一直不让转型，那以后的发展，稍微有点兴趣，你不可能不去担心一些不乐观的结果。

1168: 人类社会在逐渐正视transgender 这件事，那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承认trans race这件事？, submitted on 2020-11-14 18:06:11+08:00.

—– 1168.1 —–2020-11-14 19:26:48+08:00:

我认为人类未来心理性征主要是雌性、雄性以及混合（或流动）为主，生理性别会渐渐不是非常重要，大多数人会变成泛性恋，传统家庭架构崩溃，大多数人是恋雄或恋雌性化的生理或心理特征，生理性别跟心理性别不再捆绑。

同性恋群体就是典型的镜像映射群体，以男同性恋来说，有比较喜欢雌性化多的，但大部分目前都是更喜欢雄性化特征多一些，而当代异性恋的直男，也会对有雌性化特征的同性产生欲望（技术上的）

但是皮肤颜色，这就是一个色彩而已，并没有任何附加的社会意义，不会影响你的心理或生理，更多应该分类为人格分裂。

我们传统的肤色划分，是基于历史沉淀遗留与惯性带来的阶级和地域差别，如果仅仅是出于对肤色的喜好，那么如果有一天有可以轻易改变肤色的技术，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心理障碍，而不是某个人更向往某种肤色带来的文化与阶级属性，所以这类情况更多见于混血的自我认同建立上。

比如在中国出生的黑人混血儿，虽然看上去完全不是汉人模样，但在一个全都是黄皮肤的环境里受压，心里认为自己是黄皮肤，这就是社会属性带来的一种施加影响，而跨性别则是无关于外部因素，刚好相反是源于内因，需要对抗的是来自外部社会的压力，出发点的逻辑刚好相反。

1169: 中国需要更多货运铁路轨道吗？, submitted on 2020-11-15 05:47:25+08:00.

—– 1169.1 —–2020-11-15 11:04:10+08:00:

需要是肯定需要，但铁路建设成本高，站点和道路设备也要长期维护，这都是很大压力的财政问题。

扩建铁路货运的核心逻辑需基于两点，第一是货运量够大到利润高于成本，可以去到其他运输途径，第二是，你运出去和运进来的吞吐量，有足够的消费需求支撑。

假设沿海都不造工厂，服务业比例到九成，所有的基建或粮食之类的东西，都需要从腹地运输，那么这些腹地就是净输出，沿海足够大的购买力可以支撑起他们的货运成本。

打比方说跑一趟成本要一万元，维护费每个月一万，但只能三万，不扣除人力费等其他杂费，账面才赚一万元，效益费用比不理想，虽然实际做生意和运输不是这个数字比例，但可以反映出腹地要做工厂想大规模运输出去，需要有一个能撬起消费需求的杠杆支点。

反过来讲，如果是想卖东西到内陆腹地地区，也需要当地人有对应的消费能力来购买，同时可以负担得起运输铁路网的维护成本（已经乐观的不考虑建造成本了）。

要是某些地区的货运需求，可以靠货车而不必然需要铁路解决，比如短途货运，上海不可能所有人都开货车货运到四川卖东西，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腹地城市之间组织起一个短途的货运网来供应本地所需。

那么大宗商品和长途用铁路货运，就肯定要建基于长期稳定并且有大量消费的基础下，同时消费方还能负担起维护费用。

否则花一年里的大部分财政，甚至某些地方几年的财政收入，去建造一个吸金老虎，不断要维护投入资金但实际效益又达不到所需的铁路，显然得不偿失。

说到这点上，又必须回到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那就是户籍制度的取消以及劳工权益与消费增长点的改革。

1170: 键委们对温铁军什么看法, submitted on 2020-11-15 11:43:30+08:00.

—– 1170.1 —–2020-11-15 12:29:13+08:00:

以前谈过他的观点，作为农研出身杜润生门人让人失望，他对三农的很多技术描述可以是正确的，但到最后又出于某些“原因”变得保守起来，对农民的同情又不否定某些错误且事实剥削的逻辑。

可能有些不大恰当的比喻，就是杀全家不要凌迟，应该体谅犯人的利益，改为乱棍打死。

我有时候搞不懂他的一些观点，到底是同情农民但基于政治环境而不得不说，还是知道农民为什么这么惨，但又不愿意真正解决农村问题本质。（可能他也根本不是在为农民说话，哪有绕弯就是不谈农民实际问题的，变相给拒绝户籍改革背书，对户籍改革的需求模糊化处理）

仔细一想，就不可能是前者，他怎么可能不明白？作为杜润生门人，我觉得就是给杜润生丢脸。

转嫁转嫁，本质上就是合理化不合理的东西，前三十年没有成就的“成就”，通过成本转嫁给合理化，然后现在舆论再进一步合理化成为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

但你有一定经济发展的认知，以及了解一下建国以来的实际发展（比如农民人均粮食劳动产出），都知道前三十年太多瞎折腾，很多人借着温铁军的转嫁论起给前三十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恶政去找借口，从而试图合理化的得出一个体系。

指不定哪天，全国舆论到教科书，就变成没有前三十年的转嫁牺牲，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工业基础（知乎上这种论调已经一抓一大把）。

早年间的温铁军跟秦晖和汪晖对谈，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不谈秦晖反驳的怎么样，但后来温铁军火，说明互联网的舆论确实是大改方向。

同样是赵紫阳一脉杜润生的门生，周其仁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者，都比温铁军来的出色很多，要不然你给我弄一个风口我也能飞起来。

胡赵万这一代人留下的知识人才和改革框架储备，哪怕现在吹威权体系和一元化专政，再顺便洗一下剥削恶政的合理性与法理由来，到最后也是他们几十年前留下的人，唱反调的也是他们留下的那批，不论喜不喜欢王岐山和温铁军在其位的言行观点，等他们都下来了，就说现在粉温铁军都不知道他说什么的年青一代要承担历史责任时，中国该怎么办比较好？

1171: 目前只有几个国家有户籍制度，充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submitted on 2020-11-15 22:59:11+08:00.

—– 1171.1 —–2020-11-16 02:23:16+08:00:

这种结果本身就是长期实行户籍制度根据地区分配资源的结果，废除户籍制度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肯定是要做前期准备工作与措施，还有就是师资资源的分布，本身也是因为户籍制度的缘故过于集中，进而加深恶化了教育资源的不均匀分布。

另一方面中国学位采用无锚模式扩招，在中基层又缺乏足够实用的技能培训或证书，这个教育体系都没培养起来，就无限制的侧重高等教育，所以要解决首先必须肯改，然后为了最终取消户籍制度，必须铺垫多年来抵消过去几十年的累积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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