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哈钦斯：科学，科学家与政治
[美]罗伯特•S.哈钦斯 著
王立秋 译
关于科学，我知道的不多，但我很了解科学家。尽管我不那么熟悉职业政治，但我却深知学院政治——而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政治。伍德罗•威尔逊曾说，华盛顿是普林斯顿后的小菜一碟。不仅学院政治是最坏的政治，而且，科学家是最坏的学院政客。
在开始的时候，我希望先对C.P.斯诺(C.P.Snow)进行批判，他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暗示，应该把整个世界都交给科学家，因为他们比其他人都要好一点。我的观点——基于长期而痛苦的观察——是教授有时比其他人还要糟糕，而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说比其他教授都差。接下来，我要证明这些观点是直观的事实。
在我们的社会中，道德的根基在于一个人保护（自己的）名誉的欲望。教授的名誉完全取决于他的著作和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个人必须实话实说的领域越窄，他可以自由地说谎的范围也就越广。这是专业化的好处之一。就其专业范围内的科学人的道德而言，C.P.斯诺是对的。科学骗子很少。这是因为科学家，在他能够每天欺骗他的老婆、他的同事、他的大学校长和杂货商的时候，却非要去做一个科学上的骗子，是愚蠢的。行政人员、政客（不是竞选的那种）和屠夫们都可能比教授更有德性，不是因为他们想这样，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
一个奇怪的，确证性的事实是，那些以说谎为业的人，比如说广告人，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经常是谨慎诚实的。比如说，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本顿和鲍尔斯公司的创始人，过去就经常说，他在麦迪逊大道上不得不诚实，因为如果他不诚实的话，那么就会有人说，本顿是个骗子，那他就完蛋了。在他退出广告业的时候，他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于是他提示说，“看看这些教授吧。如果有流言说他们是骗子，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坏处呢？他们都有终身教职！”
学术生活的普遍的道德语调，曾在芝加哥教职员会议上得到漂亮的展示。那是个庄严的场合。两百位正教授集合在一起讨论，是否在第二学年末调动学士学位，给它和其他学位一种它们不曾具有的意义。教职工们在这个命题上辩论了两个小时，却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教育。整个话语都跟提议的这个变化对公共关系和收入的影响。刚从麦迪逊大道新来的本顿先生，暴跳如雷地冲了出去，嘴里大叫着，“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最贪鄙的会议！”
关于教授的道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天，芝加哥大学科学系的系主任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我们不能任命一位世界著名的理论天文学家，因为他是印度人，而且还是黑人。另一位教职工，一位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曾经告诉我，要在学院任命一个黑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研究生都会离开。不过我们还是任命了黑人。据我所知，没有研究生离开。
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曾粗暴地拒绝黑人学生。名字不明朗，或裸眼看起来身份不明显的黑人和犹太人在录取的时候需要提交申请表。我从我的办公室下了一道行政命令才免除了这一要求。幸运的是医学院不知道根据大学的规定，我是没有权力发布这一命令的。
显然，教授们的行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可质疑的。科学家们比其他教授更糟糕，因为他们有（他们）专业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就是他们有创造力的生命（差不多也就是学术生命——译注）经常终结于三十五岁。我认识一个十一岁就向国际期刊提交论文的天文学家。比比在差不多年纪上，给关于，比如说，希腊法律的国际期刊提交论文的难度吧。科学家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他们在他的论文的主题上用力，在三十五岁之前获得诺贝尔学奖，然后突然就无事可做了。他没有一般的观念，而在他追求他的专业化的时候，科学也超过了他。他除把余生耗在使自己成为一个讨厌的人上外别无选择。
科学家是我们的误释者和宣传家们创造的那种学院教育和学院生活的受害者。这些误释者宣传的是一个完全不连贯的命题链：追求真理，他们说，就是收集事实。事实可以经验地得到证实。因此，追求真理的惟一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唯一的知识，是科学的知识，而其余的一切，都是猜测或迷信。因此，卢瑟福勋爵(Lord Rutherford)才可以对伟大的英国哲学家，萨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说，“你说了一辈子的那些东西的是什么，亚历山大？空话。只有空话。”
我会永远珍惜的，关于我们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他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一个回忆，为宣传家们创造的那种心态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他刚来芝大的时候还是研究生。在他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问数学系主任，这个男孩怎么样。“哦，哈钦斯先生”，他说，“他是个很好的数学家，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他是疯的。”我说，“‘疯’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表现出这种不幸的状态的？”教授回答说，“他对哲学感兴趣！”
误释者和宣传家们的学说使教育的影响瘫痪。根据它的（这种学说的）信条，教育，就在于给学生灌输事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塞入所有的事实。因此，外在于一个狭隘的专业化领域的事实，必须被排除出去。我们的一个中心顾问已经描述过州立大学的科学教育——一他就毕业于那个地方，（在毕业前）除两年的德语和两年的军训外，其他的所有课程都是数学、物理学和化学。
为事实的公式所惑，芝大医学院发起了一场十足真诚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误入歧途的，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译注)的斗争。在医学中有无数的事实。医学院必须用这些事实来填充它的学生，否则他们就会落后。这意味着，没有时间教别的东西了。医学院强烈建议废除所有的一年级和二年级课程——大三大四早就没了——而全部的课程，都要让给科学和医学。我可以凭良心说，任何一个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四年级学生知道的关于医学的事实，都要比德国大学的任何一个教授知道的更多。
这条教育努力的路线的后果是足够清晰的。每个人都专业化了。不可能存在任何学院共同体，因为科学家们无法彼此交谈。芝加哥大学解剖学系系主任曾在我们讨论为庆祝建校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大型生物学研讨会的时候对我提起这点。我说，“告诉我，怎么会这样？”他说，“我没去。”在我问为什么不去的时候，他回答说，“哎呀，（会上）没有（属于）我的领域的论文呀。”科学家们不能彼此谈论因为没人值得交谈。因此，大学生活没有给他们的教育的缺陷提供任何补救。
科学的宣传家和误释者们已经为美国的整个学术界奠定了基调。他们的口号是，“你不能计算的，就什么也不算。”在文学、哲学、语言学，当然在社会科学中也一样，都可以感觉到整个口号的影响。今天社会科学最惊人的一个特征就是理论的彻底缺席。它在现代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民调。社会科学家能计算，却不能理解。
那些罔顾理论而生活的人是技术员(technicians，技术专家，难听点就是技工——译注)，或技工（mechanics, =。=他还真这么说了，也可以译成机械师）。结果，也就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当代社会科学。政治被视为权力乃是因为权力可观测衡量。权力是某种真实的东西。因此，用误释者们的逻辑来看，它就是关于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一切真实的所在。在过去三十年间，在社科领域特征最明显的一本书的标题就是《政治学：谁在何时如何得到了什么》(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尽管有误释者的胡闹，但是，科学还是包含一些有意义的元素的。严肃的科学家知道，科学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科学家实际地搞科学（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他们知道它们不仅仅是在收集事实或进行随机的实验。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会相信，如果一百万只猴子被放在一百万台打字机上的话那么其中一只最终会成为（打出）《哈姆雷特》。科学家不在科学之外使用科学的方法。
我不知道科学的宣传家和误释家们是如何成功地接收所有的学术的德性并给它们打上“科学”的标签的。我无意中见到一位教育学教授做的，对科学的态度的一个有趣的研究。这位博学的人给十六位著名科学家写信问他们科学的态度的特征是什么。这些是他们的回复：
化学家：思想开放……生理学家：智识上的诚实……植物学家：思想开放……动物学家：观察、求知、勤劳坚定，客观和批判的独立反思……物理学家：客观……社会学家：客观……微生物学家：……尊重观察……数学家：思想开放……人类学家：思想开放……化学家：在得到可复制的或得到确证的数据的支持前不贴上结论的标签的实践的意愿……农学家：宽容地探索观念的欲望……数学家：开放的思想……物理学家：认识真理的意志……化学家：对批判的检验的坚持……教育研究主任：智识上的好奇……心理学家：探究的精神。
显然这一研究表明科学在所有理性的思想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会坚持思想开放，坚持诚实，坚持客观，并坚持在得出结论之前考虑所有的证据？你会听到托马斯•阿奎那在发笑。
科学的宣传家们说，“当然了，但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同事是有信仰的。他们都有扭曲他们思想的哲学和原则。科学家没有这玩意儿。”对此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某种形而上学。比如说，每个科学家，都对外在世界的实在有所信仰。在形而上学遭到否定而不是承认并尽可能理性的时候，扭曲就发生了。
理解科学是自由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证明我的真诚，我要指出这点，即，在芝加哥大学，每个学生接受的教育的前两年的整整一半都是自然科学。圣约翰学院（我和这个学院也有点关系）是美国唯一一个要求每个学生都做四年实验的学校。不接受科学的训练，就不可能理解科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而我们的存在，恰恰依赖于对这些局限性和可能性的理解。
我不知道科学是什么，部分地，作为结果，我也不知道政治是什么。C.P.斯诺在这两种文化（论）上错了。只有一种，那就是，伪科学。
注：
这些评论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对一群科学家的即兴发言。本文重刊自由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出版的关于科学和技术在自由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会议论文集。
[注]译自Robert M. Hutchins, ‘SCIENCE, SCIENTISTS, AND POLITICS’, in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Vol. 16, No. 3 (October 1964), pp. 197-202, trans. Liqiu Wang.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译文原发布于2012年https://www.douban.com/note/214369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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