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我研究红色帝国的心路历程
植根大地第一部分
我研究红色帝国的心路历程
——《红色帝国的逻辑》日文版序
张博树
去年，拙著《中国新极权主义思想史》日文版在东京出版，据说卖得不错。今天，我在为自己的第二部日文版著作《红色帝国的逻辑》写序了。笔者要感谢我的日本朋友，中村达雄先生、及川淳子女士、白水社的竹园先生等，没有他们的努力（而且是在如此严重的新冠疫情下），这部新著不会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是的，这是一部新著，因为《红色帝国的逻辑》中文版也不过一年前才在台湾出版。但，形势变化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跟踪观察并思考（有时还很痛苦！）这种变化，我自己也有了不少新体会。这篇序言，笔者想向日本读者介绍一个中国学者为什么会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称为“红色帝国”，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有哪些视角，这些视角间又存在着哪些紧张。中国如今已是全球性大国，中美关系目前正处于极度糟糕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日本，影响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我们需要梳理北京外交政策的形成和根据，分析近年来高涨的中国民间民族主义与官方政策的相互影响，也要讨论外界如何看今天的中国才更准确。序言的最后，笔者还要就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新的思路——一个可能不符合传统中国自由派“政治正确”的思路。不过，让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会以请读者分享我的“心路历程”的方式依次展现三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循着这些视角，我们将直抵问题的核心和它的那些充满吊诡的方面。
中国改革者的视角
这是笔者研究红色帝国的初始点。那还是2013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不久。基于江胡时代中国积累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腐败问题触目惊心），又基于那个年代曾经出现朱镕基、温家宝这样的高层改革者，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胡锦涛也相对温和，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并非张牙舞爪，所以党内外很多人、包括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抱着一种“改革期待”看待习，希望他能比他的前任更大胆些，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从学理上讲，“改革期待”有两个逻辑预设：或假定当政者有主动改革的意愿；或假设当政者在层出不穷的矛盾和危机面前焦头烂额、难以为继、不得不改。然而，经过半年多的观察，我发现这个框架不能解释习政权的行为和走向：第一，习全无自由派盼望的那种改革意愿，恰好相反，习是要坚持“红色江山传万代”的。第二，习固然危机感深重，但其信心感也在增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让习有了底气，所以习上台就开始讲“中国梦”。两个逻辑预设都不成立了，“改革期待”自然会落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笔者提出要用“红色帝国框架”来替代“改革期待框架”（见本书《中国再入险境：明镜中国研究院的几次发言》）。“红色帝国”意味着：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GDP成为全球第二的背景下，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习将不会把自己囿限于邓时代的“韬光养晦”，而会更强势地走进世界舞台。“红色帝国”不等于习要搞毛泽东的“世界革命”，那已经成为历史；今天习要做的，是高举“民族复兴”的旗帜，扩展中国的利益，扩大中国的影响。事实上，胡锦涛当政后期，“大国崛起”之声已经不绝于耳，在历史大逻辑意义上，习不过是顺应了这种“势”、并以新的强人姿态把它进一步推向高潮而已。
世界公民的视角
如果说前一个视角只是站在中国改革者的立场对中国政治发展形势的判断，那么第二个视角就是站在世界公民立场对红色帝国影响的政治学分析。本书《中国再入险境》那一章有一小节标题为“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新极权时代的到来”，其中谈到我们可以把近代人类政治文明和国家间关系的演进大体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19世纪主权国家框架内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支配一切的时代，一个殖民扩张天然合理的时代；第二阶段是20世纪前50年，这中间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故也可称之“两战时代”，其特点有二：一是产生了威尔逊主义，一个充满理想和康德主义精神的新的外交原则，代表着对丛林法则的否定；另一个是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第三阶段，冷战时代，苏美两大集团、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不用多解释。第四阶段，冷战后，苏联解体，美国一枝独秀，似乎民主事业全胜，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中国恰恰在这20年里悄然崛起。这样，从习上台的2012年，世界政治演变进入第五个阶段：中国红色帝国强势进入世界舞台，它的外交语言并非“世界革命”，而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大肆抨击美国式“霸权主义”，似乎它自己才代表一种以古老儒家文明为基础的、更为良善的世界交往准则。然而事实却是，在“民族复兴”旗帜下，这个红色帝国其实是民族国家和党国政体的捆绑体，而在这两个东西中，党国政体的利益先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前者才是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真正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色帝国的崛起构成对民主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南海骨子里会把欧美民主国家（尤其美国）视为意识形态对手和敌人，尽管它的外交语言早已不再这样说，斗争采取了更为迂回、更为隐晦的形式。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迥然不同于以往四个历史阶段。站在世界公民立场，我们自当对这种威胁保持足够的警惕。这也正是《红色帝国的逻辑》一书辑集出版时，笔者的基本立场所在。本书《与黎安友教授的对话》、《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等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种立场。
历史研究者的视角
然而，2018年始，为了写作我的另一部著作《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六卷本中的第二卷，笔者深入研究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这项研究的初衷本来是为了重新梳理百年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被中共党国史观故意忽略或歪曲的方面，这个层面的收获当然极多。但我也同时深深地感到，这个巨大国家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沧桑中经历了太多的苦痛。中国曾经自认为“天朝上国”，是英国的炮舰打破了这种迷梦。从晚清到早期民国，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极度衰败过程，朝贡体系不再，内部支离破碎，几乎沦为列强的鱼肉。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重建强大民族国家（不是前现代的天朝体系，而是现代多民族主权国家）；再就是建设现代民主宪政体制，后者被认为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明治时代的日本曾是晚清维新派的榜样，民国早期的立宪建设也曾广泛参考德、日、英、法各国经验。然总的说这些努力均未成功。迟至1920年代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一个债台高筑、连教员和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好不容易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却又不得不应对内部的共产党挑战和外部的日本威胁。当然，也可以说，恰恰是日本军部的野心，成全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经过8年抗战，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成为战后“四强”，共产党则成功利用战争发展了自己，并最终在内战中打败对手，建立了新政权。但，就两大历史任务而言，中国从此面临完全不同的局面：一方面，民主体制不用谈了，共产党压根就否定“西式民主”，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建设强大国家方面则从未懈怠。毛时代，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基础工业体系，即便是文革期间，毛泽东也从未放松关键军工项目的推进。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融入世界，搭上全球化快车。当然，最根本的，是邓小平的改革重新承认了普通百姓发财致富的权利，这成为中国经济腾飞最根本的动力。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在共产党专制政治框架内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用两大历史任务的标准衡量，这是吊诡的、失衡的、甚至是违反常理的，因为它不符合现代化理论和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这些理论本来假设经济现代化要求政治民主化，也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更好地推进经济现代化。但，这个成就却足以引发当代中国人的骄傲。考虑到100年前中国还是那样不堪，那样积贫积弱、衰微破败、四分五裂，今天的中国已经“站了起来”、“富了起来”甚至“强了起来”，中国的高铁让世界瞠目，北上广深的靓丽远超伦敦纽约，“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已经建成运作，这还不让普通的中国人自豪和骄傲么？
“第四帝国”与三大悖论
甚至，不仅如此。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把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代分别称为“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它们都曾创造华夏文明史上的辉煌时刻。西汉从高祖刘邦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刘彻，大约辉煌了120年。大唐从李渊创立基业经李世民贞观之治、武后称周再到玄宗李隆基全盛时期，也辉煌了120年。大明王朝不能和汉唐相比，但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永乐帝朱棣，重塑中央集权，扬威南洋，剑指漠北，也辉煌了将近60年，勉强可称汉唐之后的“第三帝国”。那么，中共建政如今已超70年，根据其在民族国家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和在当今世界的影响，称其正在创造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帝国”是不是可以呢？自由派的朋友们未必同意，但笔者以为纵看中国历史，上述比喻并不为过。当然，这个“第四帝国”与前边三个前现代帝国有一项重大不同：它的经济成就建立在承认现代市场原则（虽然承认得并不彻底）、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基础上，就此而言，“第四帝国”乃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但我们又必须同时承认，这个成就是在共产党治下获得的。这个对比其实凸显了百年中国演变至今，其两大历史任务呈现的内在紧张。我在前不久纽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无论人们怎样解释中国经济成功这个事实（比如，70年的国内和平无内战，40年的改革开放，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快车，相对友善的国际环境，甚至中共体制的某种“优点”如“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这个成功本身都使我们面临以下三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民主化本应助力于民族国家建设，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条件，现实却是中国崛起于中共党国框架内，它正在成为党国拒绝民主化的理由，甚至为所谓“中国特色”或非民主发展模式提供了根据。
第二个悖论：国民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和人民向往民主本不矛盾，但在“百年国耻”背景衬托下和党国框架内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功，又让很多国人（包括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出洋留过学的青年人）自觉或非自觉地偏向民族主义立场，甚至怀疑民主的价值。
第三个悖论：作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追求者，我们固然反对党国用统治集团利益绑架民族国家，甚至号召民主世界抵制红色帝国的威胁，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今中国民族国家的成就是百年来无数先贤的企盼，是亿万中国劳动者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而且，在当今这个新丛林世界里，中国有其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需要捍卫，我们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
以上三点，是红色帝国第三个研究视角带给我们的思考。我承认，它颇具挑战性，甚至让我很纠结。
“新丛林”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新丛林”，本书有不少讨论。早在川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2016年，笔者就提出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重新返回丛林时代”。（见本书《重回丛林时代？川普当选后世界格局的可能演变》）“丛林时代”意味着不讲道德只讲实力，意味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新丛林”则指保留了旧丛林国家间争斗的地缘政治属性，但又掺杂着政权性质、意识形态层面的对抗和冲突，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界定当下中美关系。（见本书《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一文）新冠疫情的爆发和中美两国抗击疫情的不同表现，使这个问题大大复杂化、尖锐化了。中国本来是新冠疫情最先爆发的国家，短时间内上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中国政府空前的武汉封城命令，曾让全世界为之错愕。但两个月不到，北京成功控制了疫情，过去被西方广泛批评的大数据监控这次反倒派上用场：它可以准确发现传染源、迅速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实施快速隔离和有效处置。中国的“举国体制”也发挥了作用，所谓“全国一盘棋”，迅速调集医务力量于武汉、湖北，把疫情控制、消灭在局部区域。当然，共产党免不了要把这鼓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这种宣传令人生厌，因为它避而不谈疫情初期对言论的压制乃是造成疫情蔓延的根本原因。但北京很快控制了疫情也是事实。美国的情况就不妙多了。截止到本文写作时，美国已有600万人感染，18万人死亡，笔者住新泽西，目睹了疫情扩散的全过程，也目睹了川普政府应对疫情的可怕失败。更可怕的是，面对失败，川普本人全无检讨悔过之意，为了争取连任，甚至屡屡上演“甩锅”闹剧，把美国疫情泛滥的责任推给中国。对于这位美国总统，笔者几年来一直持严厉批评态度。川普全无价值关怀，不懂得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而且极度自私、自恋，他的所谓“美国第一”，其实是“川普第一”、“选票第一”。当然，近年来美国民主急剧倒退，不仅是川普的罪过，也是共和党和美国国会的责任，国会居然可以放任一个总统胡作非为到这种程度，是匪夷所思的。川普正在带领这个国家在新丛林的原野上狂奔，包括他的政府最近对中国华为、字节跳动、腾讯等企业的打压，而这些“甩锅”、打压正在促成中国民意的重大变化。中国民众本来普遍对美国是有好感的、“心向往之”的，留学、移民向来以美国为首选。但川普政府的行为正在颠覆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难道彻底灭掉（而不是限制）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真的仅仅出于反共或美国的安全需要吗？还是说，美国就见不得一家中国公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事实上，川普政府正在以自己的言行证明北京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指控是“有根据”、“有道理”的。所以，不要看川普打起贸易战来似乎对中国很“狠”，其实他才是习近平最好的帮手。
总之，我们面对一个复杂世界，一个对错、黑白都不再那样鲜明、甚至充满冲突的世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难点在于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找到合理的安身立命之所，那就是：一个拥有人类情怀的世界公民的立场，和一个拥有民族情怀的中国民主事业追求者的立场，二者缺一不可，能统一起来更好。这也正是笔者想给自己确定的立场。这个立场，《红色帝国的逻辑》已经有所阐发，但不够全面、不够透彻，这篇日文版序，要把它补全。
关于新疆、香港、台湾
毫无疑问，共产党治下的今日中国，仍然是一个实施人权压迫、宗教压迫的国度，仍然是一个当政者只可颂扬、不能批评的国度，仍然是一个精神创造面临诸多限制、公民权利不能获得切实保障的国度，仍然是一个党权高于民权、独裁高于法理的国度。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对中共的批评、谴责都是正义的、应该的，中国自由知识界支持这样的批评和谴责。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首先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在新丛林背景下，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和“专制”的简单对立，而同时包含着地缘政治、民族国家层面冲突的更为复杂的蕴含。这样，即便在涉及人权、言论或宗教自由、民主追求等议题上，事情也并非是或不再是那样简单的、黑白之间泾渭分明的。比如，新疆问题。近年来世界震惊于百万新疆穆斯林被置于各类“集中营”接受强制性的“去极端化教育”，这当然是巨大的人权灾难，必须予以谴责。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一方面，人们未必注意到，新疆“集中营”现象其实凸显独裁与强大并存造成的另一悖论：目前的集中营式管制固然证明北京的强大能力，这种能力是150年前的大清朝完全不能比拟的（当年软弱的清廷甚至把南疆六城地区的外贸特权交给境外小国浩罕，以换取一时之安）。但专制背景下的强大却在制造仇恨，为未来埋下不定时炸弹，到专制体制遇到危机时，不但可能掀翻这个体制，甚至掀翻整个多民族国家。这是我们必须批评北京的地方，习政权的行为过于自信又过于短视，须知用强制手段试图从文化上彻底抹去一个民族的特性是办不到的，道德上也是邪恶的。但，另一方面，新疆又真的分裂不得，西藏也同样，因为在新丛林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经不起藏、疆分离出去的打击（那样将完全改变中俄、中印、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使中国陷入极为不利之处境），藏、疆自己也没有作为独立国家的生存可能，而会分别受制于印、俄的意志。所以对民主派而言，挑战在于，我们必须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完成民主化转型。笔者曾几次拜会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也赞成流亡藏人的“中间道路”，道理也在此，所谓“中间道路”就是在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追求真正的藏人自治。
再看香港。从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反“第23条立法”到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革命”再到2019年的“反修例”斗争，香港民众和青年人捍卫自由、争取民主的努力是令人钦佩、可歌可泣的。站在北京立场，习自然不愿香港成为反共桥头堡，尤其担心香港民主运动辐射到内地，这是去年当200万港人上街和平示威、中国大陆官媒竟没有任何报道的原委所在。你可以说，它完全暴露了习近平口口声声所谓“以人民为中心”的虚伪：总人口不过700万人的香港有200万人上了街，难道还不是香港人民意志的表达？但，北京成功地遮蔽了这种表达，等到香港一些年轻人按捺不住怒火而成了“勇武派”开始用暴力手段表达抗议时，北京机会来了，开始集中火力全程报道，怒斥他们是“打砸抢”，是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搞“港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众的反应：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和青年人是站在政府立场上谴责“港独”的！这种民意，固然产生于信息的不完整，但却同样是真实的，折射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的普遍国民情绪。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最近出台的一系列针对港版国安法的制裁法案，在中国民众和知识精英那里未必赢得同情，他们反倒可能更认可北京媒体这样的反驳：难道美国政府可以容忍加州或德州也独立出去么？
台湾问题更加棘手。两岸分裂本是国共内战产物，北京也一直希望“和平统一”。然习政权对香港的强硬政策刺激了台湾民意改变，北京所不喜的蔡英文政府成功连任，可谓中南海愚蠢所至。但疫情发生以来，川普为选情需要连打“台湾牌”，也正在以美国式愚蠢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美国不断推出涉台新法案，大肆向台湾出售高端武器，最近还派出内阁成员正式访台，在在挑衅北京底线。去年10月，北京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山论坛发言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实现完全统一的大国”，此话分量极重，不要认为只是共产党的官方宣传。从本文逻辑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近代又遭受外辱、而今国力正在迅速上升的国家来讲，它的绝大部分国民希望实现统一，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真实意愿。可以说，如果真的“武统台湾”，北京拥有充分的民意。那么，美国会介入吗？美国一直声称要捍卫台湾民主，老实讲我对此是抱有怀疑的，美国在中东的失败已经让民众在海外用兵十分反感，更不用说面对强大的中国。就便美国是为了捍卫民主价值不惜一战，军事上美军并无必胜的把握，而且一旦开战，战火就不会限于台湾。美军为了获得海空优势，保护自己的基地和航母舰队不被打击，势必要除掉位于大陆本土的导弹发射基地，这意味着战火将烧到中国大陆本土。而北京必然反击，那时不但关岛的美军基地，甚至美军在日本的基地都可能成为中国导弹的打击目标，只要佐世保、横须贺或冲绳的美军基地参与了对中国的攻击，日本就将成为中美两国战争的牺牲品。更何况，美国真的就是为民主价值观而战么？如果这场战争在川普政府命令下进行，则我高度怀疑它的正义属性，因为它很可能和川普以及华盛顿那批鹰派的私心有关。而如果真的开战，最大的可能是，台湾仍将被大陆收回，但要生灵涂炭，两岸人民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至于中美之间，这场战争不会有赢家，只会种下新的仇恨。
4年前，我还是主张美国要“保护”台湾的，这是基于捍卫民主、抵制红色帝国扩张的立场（本书《重回丛林时代？川普当选后世界格局的可能演变》）。必须承认，我已经对这个立场做出重大调整。理由之一是中国军力的迅速增长使战争的天平更加不利于美台方面，台湾人民不应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另一个理由是，从民族国家角度看，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不会容忍、也不可能容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虽然这个大国同时又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虽然台湾真的收回了，似乎成就了习近平的“千秋伟业”。就普通中国公众而言，收回台湾、实现祖国统一是天经地义之举，和“民主”还是“专制”没有关系。新丛林背景下美国对台海的干预，势必被大陆人民视为外部势力的霸权行径，越是有美国介入，大陆军方、知识精英、普通民众要求收回或“解放”台湾的呼声就会越强烈，行动就会越坚决。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海峡对面的2300万台湾人民。台湾的自由民主是华人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如果这份财富可以继续保留延续，当然最好不过；如果因为历史的吊诡，对岸那个更大的同文同种的群体把这个较小的群体合并了去，对台湾民主而言自然意味着暂时的失去，但从长远看，从历史的大逻辑看，也没有什么，中国大陆早晚要民主化的，那时，成为“内部一部分”的台湾同样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美关系的今天与未来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州发表演讲《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完全否定了自尼克松以来50年的美国对华政策，认为接触政策彻底失败，美国必须另起炉灶，用“不信任加核查”对待中国，坚决遏制共产中国的扩张；还要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把中国的改变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形式上看，这个讲话意识形态凸显，冷战味道浓厚，它对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区分，甚至恰恰和《红色帝国的逻辑》一直在强调的民族国家和党国政体之区分有接近、吻合之处。但我仍然对蓬佩奥的演讲持批评立场，认为这个演讲是错误的、甚至危险的，它只会让中美关系越来越糟。
问题不仅在于蓬佩奥的讲话有明显的美国国内政治背景和太多的“川普成分”，更在于它对中国民意的判断是不完整的，它只看到了中国民意有追求民主一面，却忽略了中国民意中民族主义上升的一面，而这个上升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理由。美国是个年轻、“大器早成”而充满自负的国家，如今美国国会和白宫中的一些政治家又太过年轻，他们很难理解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心理和重新崛起后的民族心态。他们以为自己在帮助中国人“实现民主”，但他们的方法未必得当。更何况还有一些持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立场和“美国优先”原则的政客，他们对中国的打压和民主无关而纯粹出于利益的考量。而无论哪种情况，一个以“围堵”、“遏制”为核心的美国对华政策都不会真的成功。4年前，笔者在一定意义上赞成这样的“围堵”，如今我认为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还是那句话：中国既是一个红色帝国，又是一个崛起中的民族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对“中国模式”输出可能给予民主世界的威胁，美国应该继续批评、继续揭露和抵制；但对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成长、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应有的尊严，美国亦必须足够尊重。美国在第一岛链内的军事侦察活动是过分的，尤其是抵近中国海岸的侦察极富挑衅性质，是一个大国不能接受的。美国在日韩的驻军和第一岛链内的其它军事存在本是冷战年代的产物，如今保留它意义何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还是为了遏制中共扩张？如果是后者，笔者已经指出习政权没有再搞世界革命之意。如果是前者，那就把美国自己陷于不义之地：有什么道理要通过军事手段限制另一个国家的发展呢？除非那个不讲道义只讲实力的丛林法则！当然，美国在东亚驻军还涉及日韩朝鲜俄国等其他因素，这里不能细论。仅就中国民主化而言，笔者要着重指出：美国抵近中国家门口的施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只会促进民族主义甚至排外仇外情绪的上升，从而有利于巩固北京的专制统治。相对安全的内外环境才有利于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
我以为，中美双方应该继续做生意，而且就所有重大全球问题（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等）进行合作，避免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升级。当然，这只是笔者“希望如此”。现实似乎正在向相反方向疾驰。让我们做最坏的假设：中美完全“脱钩”，世界出现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两个互联网、两套外空系统、两种主导货币、两个金融结算体系，那时将如何？世界将回到当年美苏对抗的冷战年代。然就算如此，如果人类不想自我毁灭（不仅是核战争造成的自我毁灭，也指由于对抗造成的人类生存成本过高超过了地球的负荷而自我毁灭），则当年赫鲁晓夫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还是必要的、不得不为之的。至于谁把谁“和平演变”、“和平过渡”了，就看谁成功解决了自身内部的问题、从而在精神上和文明建构上真正代表人类的未来。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笔者仍然坚信，今天的中国并非当年苏联，北京没有再次发动世界革命的雄心，但确有扩大红色帝国影响、与美国争雄的企图，可惜它的价值观外交太多虚假成分，事实上，只有民主化了的中国才能真正倡导、并身体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要看到，北京并非当年的德国、日本有生存空间的窘迫，从而生出扩张领土的野心，南中国海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一带一路是基于来自东边的外部威胁而做出的地缘战略反应，当然还是在和美国争雄，同时又有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的合理考量。任何一个大国都会有这样的考量。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又承认中国作为大国的合理利益关切，才是美国应有的外交政策出发点。它反倒有利于最终和平演变这个红色帝国。
我的基本结论是：美国希望中国民主化吗？那就请离中国家门口更远点。
未来中国和亚洲的想象
未来中国可以期待的仍然是渐进转型，这是中产化、“民族自豪感”高昂背景下的转型，它将创造民主化的全新经验，但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今天有4亿人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另外4亿人的生活有相当改善，但还有6亿人生活在相对贫困状态。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这个巨大国家的巨大紧张。我在前一部日文版著作中谈到今日中国的分裂，包括知识界的分裂，这是这个古老国家走向现代需要经历的痛苦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吊诡的当下表现。自由主义必须证明，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元素并未过时，“中国模式”的“成功”和美国民主的倒退都不能颠覆这一点。正如前述，“第四帝国”所以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恰恰是以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可为前提的，恰恰是以全球化为前提的，恰恰是以和世界的接轨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第四帝国”是借助现代文明的翅膀才飞起来的，它与中国前现代的三个帝国完全不同。但正是用现代文明标准衡量，这个重新振兴的国家缺乏文明的另一维：政治文明之维。公共权力不应为单一政治团体所垄断，它植根于人性最深处的自我限制。这一点，无论今天的党国吹鼓手怎样论证“贤人政治”和中国模式的“有效”都不能从根本上被证伪。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有太多的悲喜交集。今天，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民主化，则中国与日本、中国与韩国、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亚洲将是一个全新的亚洲。而若中国仍然保持目前的共产党专制体制，则亚洲仍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处于撕裂状态。这是我们要对红色帝国说“不”的理由。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崛起又是一个事实，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要学会处理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民主化将有助于让这样的关系更为合理，但不会消除民族国家间的地缘冲突。如何建构国家间、人类各个群体间更加和睦友善的关系，是一个长久课题。但愿中日两国未来都能对此有所贡献。
作于2020年8月20~23日，美国新泽西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