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外尔斯/文

王立秋/译

译自Ellen Wiles, “Three branches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Sources, styles, subject matter”, Ethnography, 2020, vol. 21(2) 280-295.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这是一篇书评论文，评的书是

玛丽琳·科亨(Marilyn Cohen)编：《人类学的小说进路：文学人类学论集》(Novel Approaches to Anthropology: Contributions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257 pp.

海伦娜·伍尔夫(Helena Wulff)编：《作为作家的人类学家：二十一世纪的文类和语境》(The Anthropologist as Writer: Genres and Contex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6; 288 pp.

海伦娜·伍尔夫：《写作的韵律：一部关于爱尔兰文学的人类学研究》(Rhythms of Writing: An Anthropology of Irish Literature), London: Bloomsbury, 2017; 155 pp.

作者任职于英国斯特灵大学文学与语言系。

摘要

“什么是文学人类学？”——这个由人类学家保罗·斯托勒(Paul Stoller)提出的简单得具有欺骗性的问题，引发了关于对这个领域之特征的认识的讨论。本文通过三篇书评的镜头，提出了这样一种对文学人类学的构想，即，在概念上把它理解为（人类学的）一根有三个分枝的主枝。首先，是把文学文本当作民族志素材来使用，对历史人类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其次，是使用书写民族志的各种文学模式——从纳入隐喻式的语言和颠覆常规的民族志结构，到生产作为民族志的虚构作品。再次，是对文学的文化与生产实践进行人类学的考察。迄今为止，学界对第三点的探讨还不够深入，第二点则一直处在更广泛的人类学领域内的激烈争论的中心，而第一点呢，则可以说，囿于学科的和认识论的假设的限制。

关键词

人类学，创造性写作，批评，文化实践，文化生产，民族志，虚构，文学，小说

引言

人类学家保罗·斯托勒在他的一篇简短却又深刻的论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到具有欺骗性的问题——“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在那篇文章中，他把对这一领域之特性的认识当作了问题(Stoller, 2015)。关于这个主题的丛书，《帕尔格雷夫文学人类学研究丛书》(Palgrave Studies in Literary Anthropology)则促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再讨论，或者说，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延伸了这个问题：文学人类学这个领域能够、以及应该研究什么？（图1）。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概念上把文学人类学理解为（人类学的）一个有三个分枝的主枝。第一个分枝，是把文学文本当作民族志素材来使用，对历史人类学家来说尤其如此。第二个分枝，是使用书写民族志的各种文学模式——从纳入隐喻性的语言和颠覆常规的民族志结构，到生产作为民族志的虚构作品。第三个分枝则是对文学的文化与生产实践进行人类学的考察。迄今为止，第一个分枝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探索，第二个分枝一直处在更广泛的人类学领域的激烈争论的中心，而第三个分枝呢，则可以说还囿于学科的和认识论的假设的限制。在本文中，我将围绕对三本书（这三本书起到了代表这三个分枝的作用）的评论，进一步反思文学人类学。

图1.芝加哥公共图书馆博客：“哇哥们，在书里读书哦”。来源：https://chicagopubliclibrary.tumblr.com/post/82201392644/woah-dude-reading-books-within-books-not

第一个分枝：作为源文本（研究素材）的虚构

玛丽琳·科亨编的《人类学的小说进步：文学人类学论集》(2014)本质上采用了这个领域的传统视角，按斯托勒的总结，即，到文学中“挖掘”“人类学的洞见”(Stoller, 2015)。科亨在这本书中是这样描述这一视角的，他认为它展示了“人类学家用他们的学科视角和理论概念来诠释虚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过去写的）的多种方式”(p, 2)。这本书走的是先前文集的路子——主要是詹姆斯·斯普拉德利[James Spradley]和乔治·麦克多诺霍[George McDonoghue]编的《借道文学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through Literature, 1973]，后者声称意在“帮助读者通过文学的媒介来理解人类学的概念和数据”——编者选择文学文本的依据是，它们要有那种“在常规的人类学写作中经常丢失的敏感性”，并扎根于“经验的语言”而非抽象的过程(Cohen, p. 8)。《借道文学的人类学》之后的一个文集，即菲利普·丹尼斯(Philip Dennis)和温德尔·艾考克(Wendell Aycock)编的《文学与人类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9)把对以下两类文学文本的分析也收录了进去，一是对人类学家有所启发的文本，二是人类学家生产的文学文本，比如说，研究拿瓦侯印第安人文化的托尼·希勒曼(Tony Hillerman)写的民族志神秘故事集，和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但科亨的文集没有收录人类学家写的小说。

科亨有力地论证了在文学人类学的实践中，通过想象的介入，使用小说的作用与可行性，他指出“阅读艺术的文学文本的美学经验能够激活想象，使其他世界变得可见”并“通过使读者能够以新的方式来看待”他们可能视为“当然的社会规范，激励一种批判的社会学想象”(p. 2)。对人类学家来说，虚构作品对想象的激励也使它变成一个有用的，吸引新读者的媒介；虚构作品“依赖的是对许多人来说是人类学最大的魅力的那个东西，也即，它满足了我们许多人都有的，对其他人的生活的强烈兴趣”(p. 19)。这也实用的好处，即，对学生来说，用虚构作品，往往比用“事实文本”来当历史素材更有吸引力：文集的撰稿人之一沃德·基勒(Ward Keeler)也强调了这点，他讨论了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使用虚构作品、回忆录和电影的经验，也触及了人类学这门学科拿传统的印刷文本之外的媒体来做实验的各种方式。

科亨也提出了对虚构作品当作人类学文本来使用的有用的实质性的辩护。她干净利落地指出这点，即在虚构作品中，“人性的可塑性的各个维度都得到了说明”(p. 2)。她也论证了这点，即在扎根于经验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它“把想象贬低到一个相较于理性更低的等级上”[p. 3]）出现之前，史学（历史书写学）“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p. 11)。她断言“虚构作品扎根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并“能为能或不能通过传统民族志方法来研究的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来源”，因为“虚构作品的作者在他们建构的意义诠释中结合了对其社会的敏锐观察、学术研究、自我意识和诗学”(p. 3)。

但这个关于小说家的输出与渴望的概括，恰恰与她之后在导论中的断言（所有“民族志都是虚构；都是这个意义上的虚构，即它们都是‘某种被制造’、‘被塑造出来的东西’”）相悖。如果说，民族志写作和小说写作都被认为是“虚构”的话，那么，人类学和文学批评又有什么不同呢？作为文学人类学的素材，所有的小说，所有的民族志都是同等有效的吗？

至少按本书的内容来判断不是；包括科亨本人在内的本书撰稿人对虚构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来自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社会-现实主义小说，撰稿人的焦点都在于小说能够对一种解构的、政治的史学做出什么贡献，这些都不是巧合。玛丽-伊丽莎白·里夫(Mary-Elizabeth Reeve)聚焦于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是怎样为即将“像风暴一样席卷欧洲和新美洲”的新兴中间阶级发声，大卫·萨里(David Surrey)考察了马克·吐温的小说是怎样暴露奴隶制、帝国与社会分层的现实的，而科亨本人则把哈利耶特·马蒂诺的虚构作品当作关于维多利亚文化中的女性主义的人类学来看待。海伦娜·伍尔夫的文章，就聚焦于当代虚构作品，特别是两位爱尔兰小说家的“民族志虚构”而言，是一个例外。但大多数撰稿人依然更坚持文学人类学这一分枝的传统进路，从他们的写作方式、和他们思考的小说类型来看都如此。每位撰稿人都做了思考和说明，但上文提到的编辑的矛盾，却是书中一个认识论缺陷——对这个问题缺乏批判的反思：关于人类学研究的虚构文本的选择及这些文本的范围——的症状。

当然，在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外还有许多文类，而甚至最社会现实主义的小说也依然是虚构并因此而在定义上不为事实的精确所限，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一些小说入选而其他的小说却没有呢？倘若选择是基于，虚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现实地说明了其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那么，作者的意图、研究方法、传记和偏见又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学家诠释其文本的进路构成影响呢？这些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问题了，但在这里，它们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考虑。进一步的问题出现了：二十世纪期间社会现实主义虚构对“客观的”无所不知的叙事偏离，又对其作为一种形式的源文本的民族志价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像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那样的不那么现实主义的虚构文类不也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它们的背景文化的东西吗？如果“事实的精确”重要的话，那么，写关于自己同时代世界的最社会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就像书中收录的那些作品那样）的死去已久的作者，不是可能比写关于同样的世界的同时代的历史虚构作品的作者（这些作者在编织自己的叙事时以他们细心研究过的历史事实为主要线索，并在此基础之上增加大量为使叙事对读者来说显得生动而必要的想象）更主观、更有偏见吗？那么，那种性质的同时代的历史虚构作品是否应该在人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认为，这样的作品本身就是文学人类学的一种形式呢？人类学家写的，和他们的研究相关的虚构作品（比如说，保罗·斯托勒和弗朗西斯·恩雅姆恩乔[Francis Nyamnjoh]的小说）呢？

在“假新闻”和“另类事实”的时代，这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本书并没有直面把虚构作品当作人类学的素材来使用或者说更广泛的，虚构作品与民族志的关系的被指控的“可信性”难题：这个欠缺，使文本的选择看起来甚至更加地“图方便”。持怀疑态度的人类学家，和著名的从人类学家转行小说家的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都论证过，虚构和人类学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一位能够在这个领域引起争论，缜密地正面论述了虚构文本对历史研究来说的价值（尽管是在史学而非人类学的语境中）的虚构作家，是两度荣获布克奖的小说家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面对这样的指控，即历史学者经常引用她的都铎小说助长了全球性“另类事实”浪潮(Durrant, 2017)，曼特尔通过一组严格又易懂的论证做出回应，在论证中，她指出了预设狭隘“真”概念的那种对“历史”和“事实”的理解固有的缺陷。在其虚构作品中，曼特尔自己理解历史事实的方式是，为“忠实地报道外在世界”而“追踪历史记录”；使她的读者意识到“谣言”、意识到“有时新闻也是伪造的”；同时牢记，身为小说家，她主要关注的是她的角色的生活的“内在戏剧”。“从历史，我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她说，“但我不可能确知他们的想法和感受”(Mantel, 2017)。甚至在有日记形式的证据来说明个体的感受的时候，曼特尔也提醒我们注意，“世界不乏对自己的日记说谎的人”(Mantel, 2009)。她指出，和虚构一样，历史也是一套建构出来的叙事。她说，“历史学家永远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提到某些事情，而文学批评家则会好奇，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写进去”，但她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神话与历史、虚构与事实之间存在稳固的区分吗；还是说，我们在界线上来回往复，我们的立场是不确定的、它永远在变？”(Mantel, 2017)

证据永远是片面的。事实不是真相，尽管它们是真相的一部分——信息也不是知识。历史不是过去——它是我们演化出来的组织我们对过去的无知的反方。它是对留在记录上的东西的记录。它是在我们停止舞蹈，把跳舞的姿势记录下来的时候画的姿势图。它是在世纪穿过筛子后留在筛子上的东西——一些石头，零碎的写作，衣物的碎片。只在出生证明是出生，或剧本是表演，或地图是旅行的意义上，历史才是“过去”。它是结合了对执行行动的人不完全理解的行动的不完整的记述的，会出错的、有偏见的见证的证据的增加。它最多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并经常做不到最好。（Quinn, 转引自Mantel, 2017）

通过引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麦考利勋爵（他说“必须把历史烧成想象，然后理性才能接受它”），曼特尔(2017)指出，为“找回历史我们需要严格、正直、慷慨地投入和一种怀疑主义的冲动”，但“如果我们想要附加的价值——不只想象历史是什么样的，也想象从内部的角度来看，历史是怎样一种体验——我们会拿起小说。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都追随证据的痕迹，通常是在纸上的痕迹。小说也如此，但接着，小说会采取另一个行动，把过去放回过程，置入行动，把人从档案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被消除了过错的情况下跑来跑去。”曼特尔(2017)总结道，“当小说家，不是要当怡人的谎言的编织者：当小说家，你才能讲述真相。”这些关于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要点，对文学人类学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很贴切。

显然，这不是说，在思考文学人类学中的源文本的时候，我们要丢掉事实或真相概念；而是说，我们要提高对物证中的事实的易错和不足、真相的复杂与多面性的意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被认为是文学人类学思想的来源的文本，都有富有成果和在认识论上有用的潜能。这种进路必然会让文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人为区分变得模糊，使我们可以组合不同调色板上的颜料；但我们也可以把这看作一种丰富未来画布上的色彩、而不是冲淡颜料品质的方式。就像罗斯·德·安吉利斯(Rose De Angelis)在她编辑的《在人类学与文学之间：跨学科对话》(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 2002)的导论中指出的那样，“文学和人类学都不是统一、独立的学科”，相反“各个领域中的批判的讨论”应该“交叉”，我们也应该“持续地修正、重新构想两门学科的起源、素材和交叉之处”。与把对学科边界的突破设想为通往“混乱”之路相反，德·安吉利斯指出，这条路指向的是“创造性和新的，理解和说明文学与人类学的文本的可能性”。她认为，学界日益以跨学科、以弱化学科之间的传统边界为导向，并呼吁接受这个转向，主张我们应该警惕与传统学科相关的葛兰西式的霸权。

第二个分枝：文学风格

科亨也支持人类学中、和更加广泛的学界中的跨学科；但考虑到这本书的书名是《人类学的小说进路》——显然意在搞文字游戏（译注：novel也有新的意思）——她的书在“小说”或写民族志的文学方式上着墨不多。正如斯托勒已经指出的那样，它“几乎没有提到”在当代人类学世界中“民族志写作的叙事进路的制度性的边缘化”(Stoller, 2015)，这里的语境是，常见的对人类学的分类——即把人类学分类为与“艺术和人文学科”相对的“社会科学”——看起来还在引起对经验主义的广泛预期，和对在领域中使用文学的写作方式的抵抗。尽管简要地提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写文化”之争(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并赞美了“不怕跨越文学与人类学边界”的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风格(p. 13)，但关于文学风格问题是怎样分化人类学领域，给被分化的双方带来生存威胁的，《人类学的小说进路》却几乎不着一字。在《写文化》出版时被看作“新”的文学进路在三十年后看起来依然如此这点当然也值得注意。

撰稿人海伦娜·伍尔夫通过进而编著了她自己的，更加专注于写人类学的文学方式的论文集《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二十一世纪的文类和语境》(2016)更加深入地讨论了风格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文集看作一部展示民族志实验与风格多样性的庆祝文集。在导论中，伍尔夫更加深入地概述了把人类学家当作作者来思考的传统（自然，这一传统可回溯至“写文化”之争，但也提到了大量其他作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也曾是充满抱负的小说家的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1988]，在这本书中，格尔茨力图通过对四大人类学家和其他一些作家与作品进行文学分析，来证明书名提到的概念的有效性）。伍尔夫引用的另一部致力于重新评估和赞美人类学中多样的、文学的写作方式的价值的文集，是爱丽丝·沃特斯顿(Alisse Waterston)和玛利亚·D.维斯皮里(Maria D. Vespiri)的《书架下的人类学：人类学家论写作》(Anthropology off the Shelf: Anthropologists on Writing, 2009)，这个文集包含大量关于学界预期在人类学写作中应该遵循的狭义的、严格的风格的讨论，特别是这是怎样使各种少数族裔和表达方式被边缘化的。从关注的文学焦点来看，那个文集的最激进的撰稿人是鲁斯·贝哈尔(Ruth Behar)，她认为，我们应该把民族志看作文学的一种形式，她还描述了个人生产一部“严格的、女性主义的”，“介入人类学的讲故事问题，同时”通过纳入小说的写作风格“在情感上很有说服力”的书的经历(p. 113)。

伍尔夫的新文集给这个正典增加了一个喜闻乐见的、欧洲导向的维度，它说明了文学人类学写作的各种概念构想和文本表现。书中值得注意的文章有阿尔玛·戈特利布(Alma Gottlieb)的《作为故事讲述者的人类学家》(“The Anthropologist as Storyteller”)，作者在文中描述了和自己的丈夫，虚构作家菲利普·格雷厄姆合作生产一部交替呈现对在象牙海岸雨林的两个偏远村落中的生活的平行第一人称叙述的著作——《平行的世界》(Parallel Worlds)——的经验。戈特利布揭露了在申请终身教职期间，因为害怕被鄙视，而不得不对这本书秘而不宣，以及在后来申请升职过程中，这本书被无视的经历。其他一些撰稿人也哀叹了学术权力等级顶端的那些人对人类学的创造性写作的约束态度，这些撰稿人包括保罗·斯托勒，他批评了“学界的社会化”——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化逼迫人类学家写充满第三人称和黑话的“没有激情的散文”(p. 123)——推进了他在影响巨大的、引起争论的《感性的学术》(Sensuous Scholarship, 1997)中提出的相似论证。在充实认可涉及感情和感官与经验事实的文学写作的人类学价值的论证的时候，戈特利布引用了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她说，“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来说，我们的情感至少和我们的思想一样重要”(p. 98)，她还指出，这样的人类学写作也更可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使遥远的他者更像人”并通过应用个人的视角，给学科“增加透明”(p. 103)。类似地，在《虚构与人类学的理解：一种世界主义的看法》(“Fic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A Cosmopolitan Vision”)中，奈杰尔·拉波尔(Nigel Rapport)强调了虚构中对人类个体的尊重，和文学“促进……一种对独特性和独立个体性，经验的本真性与完整性的认识，为人类的多样性和乖离提供证明”的能力(p. 215)；他支持一种“人类学的科学”，这种科学能够“说明所有人类经验：说明个体性、主体性、内在性和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形式的聚合”，就像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中反映的那样(p. 219)，这门学问可以回溯到格尔茨，后者的“faction（虚实结合、纪实与虚构相结合）”术语指的，就是一种寻求意义而非机械规律的人类学。

基林·纳拉扬(Kirin Narayan)既是虚构作家又是人类学家，她揭露了自己讲民族志故事的创新方式（包括使用文学技巧）是怎样从契科夫那里得到启发的——契科夫的书信展现了他是怎样生产他对俄国罪犯流放地萨哈林岛的民族志记述的。契科夫的民族志写作过程，既涉及细致的研究，又在写作中纳入了他自己的在场、情感和意见；既反映了、又激发了他的文学写作。类似地，一位研究虚构在南非和阿根廷的过渡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因为没有更性感的术语”而把自己描述为“民族志虚构作家”(p. 184)的人类学家，奥斯卡·海默(Oscar Hemer)认为，人类学家应该接受一个在动态张力中存在的，由文学写作、新闻写作和学术写作组成的“各边差不多的三角形”(p. 174)。他从以各种组合的方式探索所有这三个文类的作家那里汲取灵感，包括JM.库切（他的批评和时论，和他的小说一样高产），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斯·本尼迪克特（她们以写诗“为副业”[p. 177]），像来自秘鲁的阿格达斯(Jose Maria Arguedas)和来自巴西的里贝罗(Darcy Ribiero)那样的拉美作家（他们都既是民族志作者又是小说家，在拉美文化认同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p.179]），库尔特·冯古内特（他以小说《猫的摇篮》获得了博士学位），和胡安·何塞·塞尔(Juan Jose Saer)（他认为虚构本质上是“思辨人类学”[p. 180]）。

还有一些人类学家，他们不但写虚构作品，把虚构作品称作民族志的一种形式，还进一步从那种虚构中发展出更加符合常规学术标准的人类学文章。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弗朗西斯·恩雅姆恩乔，他写过一部题为《已婚但可以约会》(Married But Available, 2009)——一个与关于喀麦隆人的“打野(Bushfaller)”（意即敢于去野外打猎然后把战利品带回来）观念的民族志研究明确相关的故事——然后通过更加经验的写人类学的方式拓展了这部虚构作品，其成果包括一篇发表在《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上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供了有文化特色的论证，来为自己的进路辩护。

但民族志的定义是否应该有更清晰的界限呢？在依然是人类学的一种受敬重的形式的情况下，它能有多“文学”？作为一部实证框架下的，令人信服地宣扬用文学方式来写民族志的诸多好处的文集，《作为作家的人类学家》分配给这个问题——怎样应对各种对“过度的”文学性的持续而强烈且影响力巨大的批判——的空间依然有限。它正确地提到，在其他许多宣扬文学之价值的文本中，爱德华多·阿凯蒂(Eduardo P. Archetti)编的《研究被写之物：人类学与写作之“多”》(Exploring the Written: Anthropology and the Multiplicity of Writing, 1994)是文学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文本，但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在那本书中，阿凯蒂本人对民族志光谱的文学的一端采取了一种温和的沉默的进路，而一些撰稿人则明确地对文学这端抱有敌意。另一方面，阿凯蒂引用了像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那样的人类学家（奥特纳既赞美了写人类学的文学方式，又赞美了作为人类学的人血，比如说，她说菲利普·罗斯是研究美国性别与性的“杰出人类学家”[p. 18]并指出，人类学的范围可以超越“现实主义小说”[p. 19]）；但另一方面，他又很谨慎，不太愿意赞美写人类学的文学方式或给文学的写作方式过多的价值，他强调“写下成文的或口头说出的词，对诠释认同、历史、社会或文化来说，知识一种有限的入门手段”，他认为，历史上，“人类学家一直重视口述的或书面的高文化文本”(Archetti, 1994: 26)——考虑到人类学恰恰起源于对不识字的部落文化的分析，这真是一个古怪的论述。

阿凯蒂文集的对文学更加抱有敌意的撰稿人包括托马斯·海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他提醒其他人类学家注意不要“沉溺于”创造性写作技巧，指出这么做就是在淡化写作的学界合法性(p. 194)。负责最后一章的西格妮·霍威尔(Signe Howell)断言，“如果实验的、像小说一样的、自反类型的民族志……变成规范的话，那么，很难相信我们的学科会幸存下来。个人式的以人类学家为焦点的研究本身不可能使关于其他社会的知识进步，尤其是因为，它更重视过程而非产物”(p. 321)。这个一根筋的想法，即认为民族志中的文学方法一定是肤浅的、自我标榜的，并且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实质为代价，是大多数批判的核心。就像斯托勒已经指出的那样，这部分是因为，通常，人类学被归为“社会科学”：这个术语本身就倾向经验主义。集体地看，《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收录的文章对那类批判提出了强大的挑战。

但有界限吗？写民族志的文学方式应该合法地延伸到刻意在“虚构”标签下出版的文本吗？人类学家迪迪埃·法尚(Didier Fassin)深度回应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在《美国民族学家》(2014)上发表的论文《真的生命，实在的诸生命》(True Life, Real Lives)中承认，事实证明，（文学的和荧幕上的）虚构作为人类学的源文本极有吸引力和价值，“因为它们能够描绘实在、揭露真相”。他指出，现在甚至最“出色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虚构作家的作品中发现的“关于他们研究的社会世界的记述，比他们在研究这些世界的学者提供的文本中发现的记述更有说服力、更精确也更深刻”。不过，他力图在文类之间划一条线，他认为，被作者有意图的写成民族志的作品本身不应该是虚构。在这里，他在“（被‘水平地’理解为事实的发生的）实在与（被‘垂直地’理解为某种‘必须从欺骗或习俗中重获的’更加深刻的）真”之分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学的作者“可以同时争取实在与真，但它从根本上说不能偏离‘实在’”。不过，这个论证没有涉及（上文中）曼特尔如此雄辩地质疑的，“事实”与“实在”的易错性。而“创造性的非虚构”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比如说，在一定程度上说，在几乎所有写作中都有所反映的，隐喻——比如说法尚所说的真更“深”这个比喻——在语言中的作用本身就是文学的：它是对一个观念的想象的再现，与事实无关。那么，明确的分界线可能存在吗？

回到保罗·斯托勒——他写过关于自己的民族志研究的虚构作品，也写过一部支持用更加文学的方式来写人类学的专著——也许，更有成果的进路是，构想一种“民族志与虚构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Stoller, 2015)，承认文学的写作方式（包括虚构）使人类学学者能够发现证据、探索关于真实存在的人类境况的观念，而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说，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中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达”(Stoller)，但它们又往往和这些话语密切相关。

仔细思考这些论证使我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的创造性作品。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小说，《看不见的人群》(The Invisible Crowd)——一部关于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人的经验的多声部小说——我原本认为这本小说和我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分开的，并且也没有把它当作民族志来看待。不过，我也可以把它当作民族志来诠释。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我当律师时代理过的一个庇护权案子，我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是希望钻到文件干巴巴的法律语言下面，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些文本中和新闻头条中再现的寻求庇护的人的经验。小说的“想象者”裘德，是一个有点像我的律师，但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从约纳斯的视点来叙述的，约纳斯是一个厄立特里亚人，他偷渡到英国，然后进了伦敦海岸附近的一家贝类工厂。小说建立在无数个小时的访谈和研究（历史的、和当前的）的基础之上，这么做是为了让它看起来真实，尽管里面的事件和角色都是虚构的。它被盖上的虚构标签表明，这是一部想象之作，它的大部分内容并非基于事实，但是，研究同一个主题的人类学家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有料的文本呢？

说到底，一个作品作为虚构和/或作为民族志是否有效和有价值当然取决于包括语境、强调的重点、意图、作者给作品贴的标签、诠释、和品质在内的一组因素，而不取决于简化的、通过在方框里打勾把它分类到某个学科名下的操作。从根本上说，作者生产的文本的品质、和对那些文本的诠释，比二元对立的分类更重要。

第三个分枝：主题

迄今为止，人类学对文学的文化实践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聚焦于传统的或者说口述的文学文化，相关的研究经常与表演研究交叉。这个领域的早期倡导者包括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87)，值得注意的当代学者有鲁斯·芬尼甘(Ruth Finnegan)，后者出版了大量关于口述文学，特别是非洲地区的口述文学的著作（例如Finnegan, 2012）。一个新进的，结合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表演研究学者的研究的关键文本是弗兰克·J.科罗姆(Frank J. Korom)编的《表演人类学读本》(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A Reader, 2013)，该文集的一个部分致力于研究表演的语言类型，一些撰稿人也使用了唤起情感的写作形式。人类学家和文学学者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是关于表演、文学和关联二者的概念（特别是“社会戏剧”、“象征”、“仪式”、“阈限性”、“反身性”和“表演类型”）的写作与观念的主要来源(Ashley, 1990)。

不过，关于当代西方文学实践的研究还很有限。这些研究大多出自文化、媒体和出版研究与社会学领域，追随的可以说是Q. D. 利维斯(Q.D.Leavis)在1932年关于英语的阅读公众的研究中确立的那个传统，并且这些研究还和出版与书籍的历史这些领域有不小的重叠。近来此类研究做的不错的有丹尼尔·富勒(Danielle Fuller)和德奈尔·勒贝尔·赛多(DeNel Rehberg Sedo)的《超越书的阅读：当代文学文化的社会实践》(Reading Beyond the Book: The Social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ulture, 2013)（这本书研究了电视播放的大众阅读事件的世界）、克莱尔·斯夸尔斯(Claire Squires)关于文学奖和图书奖的研究(2013)、贝斯·德里斯科尔(Beth Driscoll)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品味”的研究(2014)和米莉森特·韦伯(Millicent Weber)的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文学节(Palgrave, 2018)的著作。关于当代西方文学文化实践的明确属于人类学民族志的著作比较罕见，但也有亚当·里德(Adam Reed)关于英国亨利·威廉森学会的有趣研究，在研究中，里德通过援引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的艺术人类学，从亲族实践的角度思考了社会的互动(Reed, 2011)。珍妮丝·雷德威(Janice Radway)对一家美国“每月一书俱乐部”以及中产阶级的文学品味是怎样被培养起来的研究，则是另一个迷人的文本，但就它以权力结构为中心而言，它更加地社会学而不那么人类学(Radway, 1997)。

我一直是按文学人类学的这个分枝来论述的，接下来我会继续这么做。我的第一本书《番红花影与被抢救出来的手稿：转型时期缅甸审查之下的文学生活》(Saffron Shadows and Salvaged Scripts: Literary Life in Myanmar Under Censorship and in Transition, 2015)是通过结合新的文学翻译和与作品作者的大量访谈以及我自己的描述性的语境来探索缅甸的文学文化的一次尝试——五十年来，因为压迫性的审查和军事统治，缅甸的文学文化一直不为世界其他地方所见。我最初写这本书的目标，不是生产一部民族志，而是写一本当我到那个国家，希望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虚构作品（却找不到几本），想更了解那里的人和文化的时候会想读的书。随着我嵌入仰光，花更多的时间和缅甸作家交谈，我想实验一下，写一个能够给文化以生命、以新的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为线索反思文化、同时又不把文学作品或参与文学的丰富的个体生活边缘化的文本；这使我采取了民族志的形式。我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则是当代英国的现场文学。

再一次地，最近，海伦娜·伍尔夫试图用一本重要的新书——这一次是一部专著，题为《写作的韵律：一部关于爱尔兰文学的人类学研究》[1]——来纠正当前文学人类学的这个分枝的缺陷。伍尔夫写这本书，既是想提出这样一个撩人的问题：“为什么爱尔兰培养了如此伟大的作家？”；又是出于她自己可以追溯到儿时的，对文学的爱。这部专著包括一个对文学人类学的这个分支现有的几个文本的有用的总结，然后，作者进而研究了爱尔兰繁荣的文学场景，包括当代爱尔兰作家的社会世界。这本书“结合了民族志的观察和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新闻写作。本书的核心是与作家……和出版商以及代理人的深度访谈”(p. xvii)——伍尔夫把这个写作过程称作多年来在多个地方断断续续做的“界面民族志(interface ethnography)”。这本专著本身就包含一些优雅的文学写作，包括序言，它是这样写的：“蒙召而起，我们都屏息在沉默中等候：作家、出版商、批评家、一两个外国外交官。随着水晶吊灯使着晚装的女士身上的珠宝发光，期待已久的2012年都柏林PEN晚宴即将开始……”这本书在开头思考了爱尔兰的写作工艺是怎样通过创造性写作的教学形成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影响当代爱尔兰作家的。它进而分析了作家们的职业道路，包括成名和被拒绝的时刻，思考了像记者安妮·莱恩特那样的作家，和无所不包的“故事线”在新闻写作中起到的作用，进而谈到了写作的物理性——声音、韵律和运动——然后是故事的所有权和随故事变化（自民间传说开始故事就在变化了）而来的“虚构流”概念。它进而考察了作家与全球出版业和数字技术的关系，以及，这是怎样影响爱尔兰文学的“中间翻译”的，最后，它谈及迁移：爱尔兰作家及其笔下角色的外迁，通常是前往美国，然后，它又谈到了当代爱尔兰的移民与文化变革。书名中提到的概念，“写作的韵律”很有用，它暗示了文学的和民族志的文本是怎样被制造并随时间而发展的，作家的生活是如何在独处与公共活动之间、在成败之间、在创造与商业化之间、在家内外之间运动的；以及，何以所有这些韵律有助于说明更广泛的文化与其文学风格和实质的相互关系。

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更加当代的文学文化、形象与实践，和用更多《作为作家的人类学家》讨论的文学技巧来写它们，有巨大的潜能。写这种文学人类学的美学与经验的进路，本就有成为揭示和交流被研究的文学文化经验的美学和经验的方面的富有成果的方式的可能。

结论：文学人类学的未来方向

考虑到伍尔夫在文学人类学三个分支上的扩张活动，也许，她和德波拉·里德-达纳希(Deborah Reed-Danahay)又在编辑一套新丛书，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这套新的，由帕尔格雷夫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以应对当前文学人类学领域的缺陷，解决关于这个领域的范围的不确定为目标。在征集建议的时候，丛书主编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指出，这个领域坐落在“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它的广阔范围包括“扎根于民族志视角和人类学带给阅读与写作研究的跨文化视角”的“对新的民族志对象和新兴的写作类别的研究”。编者试图做出的正式分类是“虚构的民族志，民族志的虚构，叙事民族志，创造性的非虚构，回忆录，自我民族志，和旅行文学与民族志写作之间的各种关联”，他们指出的主题包括“文学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作为过程与形式的写作，阅读和阅读的历史，以及，研究文学的民族志进路提出的人类学学科内外的认识论问题”(Palgrave, 2016)。迄今为止，丛书计划出版的著作包括R. 帕尔文(R. Parveen)的《食谱与歌》(Recipes and Songs)（这本书用文学理论来研究像食物制备和歌这样的文化现象）；保罗·斯托勒的《巫师的负担：一个全球家族的民族志史诗》(Sorcerer’s Burden: The Ethnographic Saga of a Global Family)（这是一本关于一位西非巫师的长子欧麦尔·迪亚的生平的民族志小说，参考了作者关于尼日尔的桑海人的长达三十五年的研究和思考）；乌尔夫·海纳兹(Ulf Hannerz)的《写未来的世界：一位人类学家对全球场景的探索》(Writing Future Worlds: An Anthropologist Explores Global Scenarios)（这本书想象了包括“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在内的未来全球场景及其对一种成长的、共享的文化的影响）；和《想象印度性：全球认同与文学》(Imagining Indianness: Cultural Identity and Literature)（这本书据说是“第一本以巴赫金的对话方式通过文化和文学来研究南亚的印度性的书”）。丛书一开始就收录了如此多样的作品这件事情本身就令人鼓舞，至于未来更多的书和进路，以及这套丛书和类似的以“文学人类学”为标签的计划将在何种程度上促成探索实质与形式的新方向的实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套丛书的存在，让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文学人类学能够通过与其他学科对话，生产出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成果——新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学的素材、风格和主题，并探索结合三者之成果。这不但可以为学科带来新的生命力，引起人们对学科的新的关注——并鼓励我们把“学科”当作一个比喻而不是具体的存放以预先规定好的形式出现的学术成果的仓库来进行批判的反思——也能够开辟新的，为新旧读者思考新旧主题的新方式。研究文学人类学的多样的、开放的和创造性的进路，反过来也是通过诉诸实践者和跨学科研究者、以更加多样的、可用的、挑战性的和动态的研究词的进路来生成生产性的合作，来回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抱怨的人文学科的“危机”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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