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对于保守主义的哲学反思
郭飞雄：对于保守主义的哲学反思
保守的自然含义是什么？其本身的逻辑大前提是什么？保守与革命的契合点在哪里？
保守主义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民间思想界的显学。美国保守右翼新近数年的政治进展，又刺激了中国民间保守主义思潮的脉动。目前关于保守主义内涵的争议日渐丰富、多元，这样潜含不同的理论基因的争议，对于思想学术而言，可谓颇佳的生长资源。我们可以由此出发，尝试运用哲学批判，更简化地思考若干深层问题。
一、保守的自然含义是什么？其所保守的对象或内容是什么？
保守惯例，保守传统，保守规则秩序，被理解为保守主义的一般含义。
这样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其优点在于保守的自然性：前面很顺，后面可以接着来。我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不仅仅指汉语日常语言中的自然而然、顺势而为，而且还指上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老子所言的“自然”，即：自主而且具有深层因果关系。现有的惯例、传统、规则秩序，由于美好、实用、合和圆润，所以需要保守。黑格尔的“存在即是合理的”命题，从某种角度即包含了这一层含义，被保守的对象或内容，由于在生存能力或价值规范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比较优势，所以被视为具有自然合理性。柏克关于“传统是有机的”论断可能指的也就是这层含义：某种传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不可轻易割裂或摧毁之。
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其缺点在于，被保守的对象或内容都是集群性存在（集群性，既包括整体性结构，如国家，也包括扁平结构，如科学共同体）及其秩序，作为现代文明核心的个人自由和个人主权，并没有真正得到保守主义的基础性确认和主要追求。比如柏克曾强烈主张大革命时的法国应当保守天主教会的财产权，被保守对象即是天主教会。尽管保守惯例和规则秩序在很多场合都间接地指向了保护个人自由，但其主要和直接的目标还是在保守一种宏观秩序和环境存在，个人自由并没有被当作保守的第一目标。这一保守集群性存在的惯性，导致了历史上不少保守主义潮流易于变形、沦落为对泯灭个人的集体主义目标的保守。
由此看来，国内流行的“保守主义即是保守自由”的立论，似是特设义、添加义，而不是保守主义的本义、日常义。
二、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其本身的逻辑大前提是什么？
保守主义的问题树，生长于变革环境中。
按照普遍的同情性理解，可容忍的、较合理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与进步，而是反对整体主义的全盘改造、一步到位，反对变革过程和变革手段的暴烈、强负面效应。在变革的结构内容和过程节奏方面，健康的保守主义一般主张：变革是可以的，但需要步步积累，而不能摧毁一切、全盘翻新；变革进程可以较为稳健、缓慢、节制一点。
如此看来，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全盘重建论、暴烈变革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强激进主义。
全盘重建论，有另一种说法，叫做“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一般也被称为建构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其哲学基础是认为社会存在的宏观结构是整体主义的，从整体上看，旧的基本上就是旧的，新的基本上就是新的，宏观秩序的变革和进步仅仅只能全盘破旧、全盘立新，没有中间亚稳态可以选择、停留，一个“基本上如此”的极简裁断，暴露了全盘重建论的整体主义灵魂。通过与其对立面全盘重建论的相互映射，我们可以发现，保守主义原来潜藏着这样一种逻辑大前提：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并不是整体主义存在，而是多元离散的空间结构秩序、多环节局部自洽（亚稳态）的过程秩序，社会变革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变革，而不至于沦为畸形紧张或癌变性撕裂形态。所以，保守主义本质上是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
暴烈变革论，其实质是斗争美学、暴力美学，在它看来，旧即是恶与丑、新即是善与美，暴烈的除旧布新行为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生命审美快感，于是变革手段和过程的“暴烈性”本身构成为一种理想价值尺度。这种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的哲学实质，是把历史看作是一盘大棋，创造和占有这种暴烈美、暴力美的个人或群体是历史的操盘手，作为暴烈过程的组成要素的新旧存在（人、秩序、文化、文物等等）不过是大棋中的小卒，可以被摆布、牺牲、磨灭——这构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整体主义，即变化过程的整体主义。与这种“一盘大棋论”即过程整体主义相对立的保守主义，指的即是理解变革过程的多元化、日常化、混杂性，将新与旧看成好像是一个大家族内的成员，对旧采取欣赏、惋惜态度，对暴烈性地彻底铲除旧，则感到颇有一些于心不忍。基于这种缺乏敌对激情的博爱情怀，处处优先地强调温和、妥协、包容，乃是保守主义的内在品质，在它看来，温和即是善，新与旧的大妥协、化旧为新、化敌为友的“戏剧性”即是美。这种悲天悯人、中和平易、混沌朦胧的美学，与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相比，完全是不同的审美趣味。
在自然物理意义上，站在强激进的社会整体主义和过程整体主义的对立面，保守主义视野中的社会秩序是一种较为离散、可分割的多元扁平结构，一种类似于部落联盟式的集群性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一判断理解为保守主义的自然物理基础性陈述，或其世界观性质的预设（这里仅仅在需要充足理由论证含义上谈“预设”），也可以称之为保守主义的逻辑大前提。健康的保守指的是对多元扁平的社会秩序的不同部分或侧面加以区别对待，把其中的旧的好东西守住，而其中的坏东西不妨予以抛弃或改造。在不可逆转的时间链条上，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健康的保守可以看作是对变革的一种平衡，把过于激烈、负面效应较重的变革朝回拉。
我们还可从控制论、信息论角度解读保守主义的信息内涵：保守指的是以既有的规则秩序为保守基点，对于变革内容所作的负反馈，以及对于变革节奏所作的负反馈，保守主义理论即是对这种集群性变革行为的负反馈机制的文化表达。
三、保守与革命的契合点在哪里？
基于上述哲学实质解析，健康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化，亦不反对革命，它仅仅反对整体主义的彻底革命。
健康的保守主义往往是懒惰的，它通常主张，在现有规则秩序没有出现重大错误、不适和危机时，不宜使用过于猛烈的变革手段，如果收益不能远远大于负担，则不必变法。然而，当事态由于因循守旧或者外部挑战严峻而危机重重之际，健康的保守主义也并不坚守独断偏执的整体主义式守旧，并不抗拒重大变革或革命的“必然性”。
有一种革命中的保守主义，所谓革命的中派，或者革命的中庸之道，在几乎每一场成功的政治革命中都公开或隐秘地存在着。革命中的保守主义不是反革命，而是现实的、操作型的理想主义，它往往在革命的大势到来之际，通过系统集成的负反馈手段，把“真正的革命”现实地做成。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按其本质，不是手段的暴烈，而是目的的人道理想化；不是纯粹模仿，而是内容的原创。借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说，真正的革命不是武德，而是文德，是原创的文德。靠喊打喊杀无法催生文德，真正的革命总是首先悄然诞生于孤独寂寞的研究室内。
在历史性的原创尚未通过艰辛积累和连续突破而实现、现代文明的文德尚未借助知行合一和内省升华而普遍养成和凝聚之前，真正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
根据社会存在本身的内在性质，一般而言，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革命可以渐进，但政治制度的革命在本质上是激进的，因为制度变革的每一步都是在改变普遍性规则，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出现相应的重大变化。最近二十年来流行的“渐进民主论”从根本上即是一种反自然的伪说，作为攸关基本人权的普遍规则集群的新旧转换，民主变革是可以分批分批地进行的，但其每一步都是普遍规则的革命性变革，政治民主化因此本质上是一场激进革命——即使如此“本质激进”，政治民主革命也不宜打破步步转换的稳健节奏，强行推动一步到位、全盘重建，否则很可能引发某种畸变或大倒退。激进中的保守，亦即革命的中庸之道，是今日中国政治转型不能不首重的操作原理。
自由思想家刘军宁如是说：“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的革命、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政与集权的革命。”
就手段文明而言，保守主义革命的典范是近代英国的光荣革命，与当代东欧诸国、西班牙、韩国的和平转型。过去一年，我在中国各地走动，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更加确信：对于保持着长期和平与经济增长、内部没有发生大撕裂的当今中国而言，渴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厌乱思治——这种负反馈的政治平衡思维，是绝对主流的民意，这一保守的国民基调其实是中国保守主义革命的最好土壤，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一亿万主权者的主流意愿，无人有权悖逆。尽管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路径在逻辑上存在着七八种可能，但中国民间温和右派的操作思维日渐趋于优先选择保守主义革命类型，首先出于悲天悯人的高度善意，其次亦出于渊深海阔的大智慧。
就内容革命而言，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最好仅仅推动政治制度的革命、社会自治的革命，而不是谋求一次性彻底解决产权、分配、历史、文化诸需求的整体主义革命和全面革命。目标过大、用力过猛必定诱导危险的高集权，议题太多、妥协过度必定导致重叠共识被摊薄。
就阻止、阻滞政治转型而言，基于整体主义的守旧哲学和逆向的斗争美学、暴力美学的积极行动，恰恰是政治转型强劲趋势的有力推手，因为其严重违背了渴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同时又厌乱思治的主流民意，保守的主流民意之强劲反弹将导向民间普遍的政治觉醒，亦将催动体制内的集约结构步步转为次多元、次扁平。此时，一个并非危如累卵、刻不容缓的国际环境，以及民间主流的温和、善意、包容、保守性的思想环境，有可能助推主要的参与性政治变量传染性地逐批作出重大调整，其间，那种导向官民妥协、全民共识的大势将日渐累积。这种大势到底崛起耸立到何等高度？目前似乎无法测量和评估。但从保底层面而言，它至少已经成为一级主演的政治趋向之一。面对巨型国家的探险性前路、主流的政治平衡民意、“和的收益远高于斗”的诱惑性态势，所有的来自各种政治变量的折腾都属于某种用力过度，都是一种反自然的乐祸喜乱，因而也都是对于政治转型强劲趋势的有力助推。由此而言，保守主义革命模式不是极端激进主义所谓的“幼稚幻想”，它不过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天道好还”哲理的某种重述。在各种不可预知的“还”的自然进程中，出于纯正的人道理想考量，我个人更偏爱那种揉面团、大团圆的混沌朦胧路径。
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所保守的内容是什么？
“保守”是一个动词，它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负反馈”行为，我们假定这种“负反馈”出于一种主动的审慎理性（当然不完全如此），它也仅仅属于一种工具理性。正如著名学者冯克利所言，保守不是一种价值，保守主义也不是价值理性。其实，二十世纪就有不少学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理想性、大原则。历史上，不少保守派确实是不讲理性地反对人道民主等理想价值、不切实际地反对一切重要变革的信奉整体主义的顽固保守派。
但是，在学术上，我们需要把行为层面的保守派与抽象思维层面的保守主义主张或理论分开——“对于保守主义的哲学反思”的关注点，仅仅在于抽象思维层面的保守主义主张或理论。
在英国柏克开辟的自觉反思的保守主义理论诞生以前，保守主义主张早已存在了二千余年。其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保守思想尤为深刻、经典。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古雅典民主政治中决策机制的数目平等和社会生活的过度自由化提出了有力批评，但他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反对者。因为《理想国》和《法律篇》的政治制度基础框架仍然是公民大会主导型，《理想国》设想由“哲学王”一人执政，其实仍然在公民大会框架之内。《法律篇》另行提出建立一个夜间议事会机构，它可能有些接近于斯巴达和罗马那种拥有行政决策职能的元老院。这些政体设想可以称之为古代直接民主的修正主义版本，其提出基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的雅典语境，出于一种雅典爱国主义的关切。柏拉图对决策平等的批评，建立在这样的常识性经验事实基础上：海洋航行需要船长掌舵，如果城邦这艘巨轮不由政治领域的船长掌舵，而是交给一群基本没有管理经验和专业能力的门外汉在群哄喧嚣中集体投票裁断，就会遭遇远征西西里那样的灭顶之灾。
柏拉图的上述在直接民主平台上增加精英化管理成分的思路，在当时实质是一种理性批判和政治改革设想，这种改革是通过双重保守的努力来实现的：对于当时主流的民主政治平台的保守，对于民主政治诞生之前的贵族政治的管理优点的重述，当然也是对于雅典前争霸对手斯巴达政制的借鉴。它们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关于社会生活领域的男女平等、财产共有等理想实验并不矛盾，因为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建立在雅典直接民主平台上的社会平等乌托邦，当然奴隶都被排除在男女平等、财产共有之外。
在继承了柏拉图的政治制度保守主义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在他看来更好的贵族政体、混合政体设想，二人对直接民主的这些修正探索，似乎可以看作是近现代的间接民主遥远的历史先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贵族政体崇尚美德，它的平等观是一种不同于数目平等的比例平等，实行的是在美德上的公正：谁有美德谁统治。这样一种贵族制权威，意在阻止数目平等主义对于权威的降格，同时也通向了对生命激情、光荣、卓越的积极肯定，这就理论化了人生哲学领域的“卓越与平等的冲突”（身处民主政体下的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看到贵族世权对于自然卓越的巨大伤害）。这是上古保守主义的另一层内容，保守“卓越”这一公正的不平等，也就是保守美德、伟大、光荣、生命激情、生命质量等等人性积极内容————这可以看作是对于极端平等趋势的负反馈。但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些人性积极内容仍然属于事功价值。
一般认为中国儒家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学在世界历史上过于早熟、超前，其实同样早熟、超前的还有孔子、孟子的人生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类似，孔子、孟子亦主张政治应当追求美德，人生应当追求美德，但孔孟理解的美德已经超出了事功价值，达到了人道价值层级，这是古代社会罕见的纯正、普世的人道主义——仁者爱人，博施于民，立人立己，仁以为己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而实现生命的理想性。这一新道德哲学、新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建立了一个追求卓越的价值等级表（士、君子、仁、圣），激励人们步步攀登。沿着价值等级表越朝上，成功者越少，其中潜在包含着“越艰难越珍贵”的竞争性暗示，因而实际促成了追求高贵性不断升级的全社会精神竞争大格局。由于这一价值等级表其实是美德和仁爱等级表，并没有人格歧视、等级歧视、种族歧视之意，所以，孔孟对美德和卓越的保守，属于自然正义的不平等。
孔子的保守主义最具独创性的一面，还在于其政治制度集大成主义。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孔子的回答使用了具象语言，但其实是在使用象征手法表述这样的宏大构图：汇总三代优秀典章，即是为政之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说的同样也是集萃夏商周三代礼乐教化以成文德之意。这一集成三代的思想常常拘于古代理论概念匮乏的困境，被表达为“好古”、“师古”，但实质是在进化线路上对古代优秀典章（礼乐、惯例、传统）的集大成，一个“古”字，表明了所保守的对象属于经受住了悠久时间考验（“有年头”）、积淀下来的好东西。孔子的政治制度集大成主义，在理论学术起步阶段，即树立了保守主义操作原理的某种顶峰，这一点可能与中国特有的朝代更替历史节律近相关。
概括地说，柏拉图主张保守的是政治管理的内行性，亚里士多德崇尚的贵族美德，原意是勇敢、男人气，泛化为德性概念后，仍然指向着一种内在卓越，孔子向往集成的是那些经过历史筛选保留下来的典章文物——三种保守都比较自然，其对象都是经过积累、得到社会认同的精神价值存在。这样看来，从上古开始，保守主义主张就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追求“在变革进程可以较为稳健、缓慢、节制一点”的工具论、手段论、方法论，而且还表现为继承和坚守既有的积极精神价值意义上的实体论。
五、柏克所保守的对象是什么？
柏克被公认为理论形态的保守主义之父，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对法国革命废除高等法院、剥夺天主教的宗教财产等激进做法的严峻批评，用中国人的说法，“说到了点子上”，因而该书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宣言”。
作为理论形态的保守主义起点，首要的问题是，柏克主张保守的对象是什么？尽管朦胧含混，似乎总是说不清楚，但柏克仍然大致提供了某种核心表述：保守一种来自实践经验而不是理性构想、历经岁月熬炼并内在有机生长出来的传统。“文明社会是习俗与习惯的产物，那么，习俗与习惯就是法律，即习俗与习惯必须限制和修改在其支配下形成的各种制度。”柏克理解的传统，显然是习惯法促成的“有机”传统。
柏克把这一传统理解为“中世纪价值”尤其引人误解，但其实它是英国特殊历史经验的某种映射。在柏克的核心命题“文明社会是习俗与习惯的产物”里，潜在包含着这样一个大前提：养成、持存习俗与习惯的社会环境是比较健康的，否则习俗与习惯本身不可能是比较健康的，亦不可能自然、内在、有机地推动文明社会的形成。
这种大历史尺度下较为健康的社会环境，数千年来似乎只是在英国可以找到。英国罕见地没有经历过绝对王权和中央集权制阶段，它的二千余年社会进化史，基本上是在上古部族自由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中世纪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近现代自由市场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这三大“扁平”之间相继转换，堪称人类社会进化史的一大奇局。在上古部族自由社会的多元扁平结构中，政治权力系统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比较微弱、简陋，司法事务一般由社会自治，这就是“司法社会化”现象，即，司法作为一种社会协调机制、而不是政治权力而存在，在这种社会协调机制中，发生纷争和冲突的双方，相约去找民间裁断人去主持公道，自然公正是所有长期接受民间裁断的民众心中的最大公约数。数千年来，英国的习惯法在这种司法社会化机制中自发地进化着，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宣布盎格鲁撒克逊法继续有效，于是英国习惯法的进化链条没有被打断，尽管其间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各种偏见和恶俗，但是避免了军法、政治法性质的横暴恶法的串入。在三大“扁平”之间相继转换历程中，不仅追求自然公正的古风一直得以延续，而且司法社会化的程序文明传统亦得以保留增进，例如，陪审团的司法民主、职业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为半具政府公共性、半具社会公共性的司法体制。载有贵族对国王制衡条款的《大宪章》，仍然可以理解为司法社会化的进化历程之一步，后世的英国贵族在不断重述《大宪章》内容时，并没有强调贵族特权，而是把自己所获得的人身保护权利有效地推广到所有国民身上，可见英国社会追求所有人的自然公正的古风古韵之持存，英国人的自由也正是在习惯法传统的呵护下一代一代地长出来的——这才是中世纪末期以来英格兰所流传的保守“英国人的自由”说法的实质。
柏克批评法国哲学家的建构主义夸大理性的作用，而没有认识到理性的限度，但是，在我看来，建构主义的真正缺陷在于其整体主义预设，它不是理性过度，而是理性不足。柏克的保守主义的最大缺陷也在于同样坚守着一个整体主义预设，它否定抽象人权的存在，否定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英国民众的民主选举权，主张君权神授、贵族世袭的合法性、父权和国教的合理性——这样一种整体主义保守观，散发着浓烈的理论蒙昧主义和道德蒙昧主义气息。我们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主张“神是万物的尺度”、法治高于人治或者崇尚文德等超出权力现实的高级精神价值，与其相比，柏克的保守主义还停留在对现实权力秩序无批判的肯定水平，显示其在价值等级表上的层级和品味明显不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柏克为什么并没有将其曾经弘扬的辉格党原则，上升为某种保守的尺度。
柏克曾说，“令人类智力引以为傲的法理学，尽管有着种种缺陷、芜杂和错谬，乃是世世代代集体的智慧。”这似乎是柏克对于保守主义应当保守什么的正面具体回答：从传统中发掘智慧和理性，保守传统中世代相传的集体智慧——有英国习惯法传统作为经典例证。尽管英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明显不适应，但其间有可能蕴藏着衡量传统智慧何以值得保守的某种标杆。
六、英国自由党衰落的理论意义是什么？
从柏克的整体主义保守观的蒙昧性，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保守主义理论不是亲个人自由，而是反个人自由的。
柏克之后，英国人在保守传统方面吃了大亏。小皮特在法国革命时代所实施的极端僵化的保守政策组合，严重束缚了英国的生机。其后数十年，反对改革，哪怕微小的变革，都成了英国政坛的主流倾向。在19世纪前期和中期，英国的积极改革大多是由辉格党和其后的自由党所推动的。担负着自由主义政治实践的辉格党、自由党，是英国政治上的改革、进步派。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站在保守主义的竞争对手位置，表现为一种中等强度的激进主义：非国教的宗教自由运动、要求全民普选权运动、自由贸易争论，以及19世纪后半期的民族独立运动、女权运动等等，都是由自由主义阵营所主导或协助推动的，英国成为全人类各种最新自由理念的首倡者和支持者，从而站在某种道德高地上。在整个19世纪中，持整体论的保守主义节节败退，不能不步步接受自由主义的若干价值观，以免自己被逐出历史舞台。宪政思想家张千帆所说的“自由主义推着保守力量往前走，保守主义则拖着进步的步伐，让它不至于走得太快而栽跟头”，大致可以用来说明19世纪的英国政党史。
自由主义主要表现为价值理性，保守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工具理性，由自由主义引领保守主义不断进化，似乎是比较自然的事。
吊诡的是，担负着价值理性操作、代表着自由主义政治化的英国自由党，居然在20世纪初期彻底衰落，退出了英国主要政治舞台。而仅仅坚守一种工具理性、在价值理念马拉松长跑中总是“跟着跑”的保守主义政党反而长盛不衰。这是为什么呢…………
（原载世界宪政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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