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 新冷战的核心
黎安友 新冷战的核心 ——
新冷战的核心
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
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这一问题漠不关心，但人权问题在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中已经占据了核心地位。随着囚禁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对香港实施新的安全法以及扩大其独裁式监视，中国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比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激化中美矛盾。那次外交突破后的漫长中美蜜月期现在已经彻底结束了。四十多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并不把中国的人权问题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而是将其视为在不干扰更重要的安全或经济问题的情况下的价值观推广。就在2016年，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华时，他反对的也是 "不公平 "的贸易关系，而不是人权问题。上任后，他避免公开——据我们所知也不私下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显然是希望达成贸易协议。
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视中国为美国生存威胁的特朗普政府官员将中美价值观的冲突推到了两国战略竞争的中心。正如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2019年10月所说的那样：
“当中国人权问题和美国价值观发生冲突时，我们常常避而不谈，甚至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其他重大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后，我们也在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今天，我们终于意识到中共对美国和美国价值观的真正敌视程度……”
随后，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Robert O’Brien）在今年6月的一份声明中回应了蓬佩奥，他问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充分把握中共的本质？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之前没有重视中共的意识形态。”
价值战场
这种从现实主义到意识形态的中美竞争观的转变有双方的因素。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中国政府最初并没有打算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而是迅速利用了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影响力减弱所带来的战略机遇。而美国在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时期都不愿意动用军事力量，以及过去四年来其国际威望的迅速丧失，都强化了中国认为美国全球影响力正在减弱的看法。
习近平认为，美国正在从其全球责任中退缩，因此他试图回击美国在亚太地区几十年的军事政治介入。中国在南海建造了一系列军事化的人工岛礁，并在日本控制的尖阁群岛周围加强了海上行动，并强调其为自己的岛屿（钓鱼岛）。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也越来越多地霸凌其他东南亚邻国—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因为他们声称拥有南海领海。
中国还通过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扩大了进入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机会，并利用资金和人员安置扩大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刑警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机构中的影响力。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中国有时会采取拙劣的宣传和“统一战线”策略，以在全球范围获得支持者和回击反对者。而且，它并不寻求提高利害关系，而是对美国的批评和制裁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在国内，习近平政权果断地处理了它所认为可能会严重削弱其政治控制的因素，不仅是在西藏、新疆和香港，也在该国的自由派律师和学者中，甚至在共产党内部。每一次它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从新疆的拘留营到香港的安全法，以及执政党内部的全面反腐运动。这些和其他一些政策一起加剧了西方对中国专制趋势的警惕。
与此同时，在美国方面，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把中国所谓的“窃取”美国就业岗位作为主要议题后，其他候选人没有一个敢于为对华贸易辩护，更不用说认为经济接触可以带来那里的政治改革。然后，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为特朗普政府中的对华鹰派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果断地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以支持他们自己的长期目标，即两个经济体脱钩。
在该事件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策的激烈反应强化了习近平政府对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威胁的看法。正是这种核心看法促使了香港安全法、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升级等政策。而这些举动反过来又使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官员更加坚信中国正在成为欧盟委员会2019年所说的西方的“系统性对手”。
人权至上
美方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基本价值观的冲突，这种观念即使在乔·拜登（Joe Biden）政府中也不可能减弱。长期以来，倡导人权一直是美国两大政党的共同点，尽管共和党通常更注重宗教自由，而民主党则注重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劳工权利。无论如何，有约1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中国公民被关押在新疆，再加上强加给香港的严厉的国家安全法。这些举措对两党和美国公众都敲响了警钟。
此外，中国通过签证禁令、监控国外大学的中国学生、孔子学院的活动、巴结中文媒体（在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激起了对中国影响力的抵制）等做法，对西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越来越引起警惕。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称，中国已成为该局主要的反情报关注点。它正在竞争“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是通过正当的创新，不是通过公平合法的竞争，也不是通过给予他们的公民我们在美国所珍视的思想、言论和创造力的自由”，雷说，而是“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
因此，过去在美国更广泛对华政策中人权作为专门议程，而现在已经变成大多数美国人和许多中国人认为的全方位意识形态竞争的中心。由于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双边关系将越来越多地把人权作为贸易、投资、教育交流、全球治理、对外援助甚至军事战略等问题的组织框架。
当然，仍有一些战略家认为，应该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与中国的竞争。根据这种观点，美国必须接受中国的现状，并寻求稳定的力量平衡。但尽管这一阵营可以称得上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样的外交大佬，但事实上，这样的坚持者正在减少。正如《纽约时报》2019年12月报道的那样，“对华鹰派在国会和政府中的地位已经上升，许多美国人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威胁。”
此外，新的共识在美国政界范围内差异很大。一边是像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这样的人，他认为中国是“自1770年代大英帝国以来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比纳粹德国或苏联大得多”。而另一端则是像我和最近亚洲协会/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小组的其他参与者，我们主张“利用美国的优势与中国进行有效竞争，同时在共同利益领域保持尽可能多的合作”。
新冷战
特朗普政府将人权、民主、法治的竞争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中心，实际上宣布了一场新的冷战。然而，这场冷战与原来的冷战在几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并没有试图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意识形态。虽然它的政策有助于现有的专制政权，但它并不非得把这些国家推向中国式制度，它愿意与任何类型的政权合作，以促进其经济和外交利益。但中国掌握的软实力远不如苏联鼎盛时期的克里姆林宫。尽管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损害了自己的口碑，但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仍然比中国提供的价值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第二，中国没有可靠的盟友集团。与苏联不同的是，苏联在东欧建立帝国以掩盖同盟本质，而中国周围的国家对其影响力抱有戒心。中国的朋友寥寥无几，而且不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或经济体（除了警惕的俄罗斯）。事实上，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似乎有意将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例如印度和印尼—更坚定地推向美国的怀抱。
第三，中国没有表现出想要推翻现有国际秩序的迹象。相反，它正试图通过建立像总部北京的亚投行这样的机构来复制现行秩序的要素。亚投行模仿世界银行的工作模式，但施加了中国领导人认为更符合其国家全球地位的中国影响力。
第四，中美相互依存的程度远远超过美苏之间。尽管中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两国仍可从贸易、投资、科教文化交流中获利颇多。
第五，按照我的判断，目前的中国政权比苏维埃政权更不容易从内部崩溃。虽然从长远来看，中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由化，但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分裂或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第六，也许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和中国的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健康和未来传染病爆发等紧迫的全球问题所必需的。
重拾美国实力
为了在全球价值领域进行有效竞争，美国必须对其外交和国内政策作出四项根本性的改变。首先，美国应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在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中的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打交道时，在有关国际规范的外交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第二，美国需要在涉及全球人权规则制定的所有政府间机构积极增加影响力，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为此，美国应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作，商讨出对将多方面影响到人民权利的新兴规范的共同立场。
第三，面对中国的竞争，为了促进普世价值，美国必须以身作则，敦促中国尊重国际标准的同时，自身也要加强遵守。美国应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其他以法治为国际关系原则的国际文书。
最重要的是，促进这种价值观的有效政策必须建立在美国模式的成功基础上。任何国家影响力的基础都在于其良好示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对外援助和媒体上投入数十亿美元，却很难“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因。
当人权问题成为一个相对专门的议程时，其公信力的关键在于美国如何示范。当价值观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就更需要以身作则的说服力。因此，美国人在对待中国，以及更广泛的美国外交政策时的首要任务必须是维护民主规范，捍卫法治，正视其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遗留问题，并遵守对寻求庇护者的国际义务。特朗普政府不尊重国内外的人权和法治，只会在美国自己发起的全球价值观竞争中削弱自己的力量。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本文中文版由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网站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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