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邱新睦
野兽按：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通称“下放”、“插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政治运动，发生于1950年代至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高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上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去定居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术界对此次运动的评价较为否定，但各界评价也存在一定争议。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从1950年代便被倡导，至1960年代展开。发动知青到农村去，理论上是为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1955年，河南省郏县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年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写的按语中为此写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此后被广泛用于动员知识青年离开城市。1955年上半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三次团代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会并做报告，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到那里安家落户。”胡耀邦责成团中央办公厅物色垦荒发起人。8月20日前后，着手组建垦荒队，从数百个报名青年中选定60名成员。8月28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杨华任队长，庞淑英、李连成、李炳恒、张生任副队长。1955年8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北京团市委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礼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胡耀邦作了题为《向荒地进军》的著名讲话，并在欢送会上把“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随后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垦荒。1956年5月4日，北京青年集体农庄在萝北县建立。6月8日，胡耀邦来到北京青年集体农庄视察。
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文革开始前，1960年代初期，“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不仅是因为缺少出路，还有人也是希望通过参加上山下乡在政治上洗清自己。但由于城乡巨大的差异，1966年至1968年之间，大批知青趁文革爆发，逃回城市，有的加入红卫兵，有的躲在家里。
大规模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踩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要年轻人回归正常生活，但覆水难收，社会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到1968年的三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夏天也训斥了北京的五名红卫兵代表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上山下乡被再度提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一次反都市化的行动，工业化期间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此类非正常的行为乃是现代历史上所罕见的。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跟随时代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为零，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十个“生产建设兵团”及西藏、江西、广西的三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三个农垦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从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或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鼓励个体户经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
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这和中国1970年代达成“两弹一星”成就之后科技一落千丈的现实符合。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此之后外加文革的冲击，发觉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以及一切有关的意识形态，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王小波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然而，真正的情况却是，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多维的这篇报道文章认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共权威机构近来少有的公开要求青年下乡的举动。 此前有关“上山下乡”引发热议的话题是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一项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建议。
多维文章中提到的这位于鸿君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现任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兼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他于去年七月公开发表的《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中声称，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可以一举多得，体现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也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人才缺乏等问题……
作为北京大学的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他的这篇文章是专为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出路而做。他认为当今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全国共有860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同时，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同样需要就业，但是今年（指2018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只有900万。如果大学生得不到充分就业，不仅是家庭的重大损失，也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所以他建议，选招200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安排大学生到农业产业化企业工作。每人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帮助其脱贫致富。他称，每批大学生下乡期限可安排2年，期满可以返回重新参加毕业分配……
经历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一项硬性政策就是所有下乡插队知青都必须在农村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少两年时间，才有资格被招工，招生，招兵或者招干。所以于鸿君这里的大学生下乡两年期满可以返城“重新参加毕业分配”是百分之百的“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条文的翻版。
而这位北京大学的于书记也并不讳言他的“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与五十年前的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关联性，在接受采访时坦诚当年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是利大于弊，所以不应该全部否定。他声称当年的“这个”运动客观上形成双向互动式教育，他们（知识青年）也改变了农民，如生育观念、卫生习惯等，甚至能够改变农民子弟的命运"；如果把那场运动"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看，放在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则是十分有益的，至少可以说利大于弊"；"上山下乡让青年了解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后来回城有所作为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于鸿君的如上说法，毫无疑问是号准了当今圣上习近平的政治脉搏，精准诠释了习近平的“梁河家河的大学问“。因为他非常明白习近平是当年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少数受益者中最典型的代表。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回陕北光宗耀祖时对身边的妻女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
去年某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曾刊专文介绍说：《梁家河》一书是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的真实记录。习近平在梁家河学到的“大学问”，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民族的根与魂，就是人民立场，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奋发进取的血肉联系。梁家河七年的知青岁月，是习近平与民同甘共苦、辛勤劳作、舍生忘死、开拓创造的过程，是他生发对老百姓热爱和奉献精神的过程，也是他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过程。” 用毛泽东当年的话说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015年中国内地一个叫王成信的发表了《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是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的最大成果》的文章，王成信指出：“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里面，有四个都是毛主席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德江、负责纪检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们都是在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苦磨练以后，有的是被农民们推荐上了大学——比如习近平和张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这里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也是被推荐上大学的。）
王成信的文章中说：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有在农村插队锻炼的一个生活经历，正因为有了这个经历，他们才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这个浩浩荡荡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高瞻远瞩的目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假如毛主席没有让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一下再教育，他们四个人就都不可能会在十八大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常委，七大常委将是另外一些人，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
按照习近平的公开简历，他到陕西梁家插队的初始时间是1969年1月，离开那里的时间是1975年10月，满打满算是六年十个月。凑了一个整，便有了这所谓”七年梁家河岁月“的官方正式说法，习近平自己也亲口说过“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
但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说这话时显然是忘记了2000年他还在福建任职时接受记者采访亲口说出的如下 一段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近平这里说的“国庆节“，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节。计算一下，习近平在1969年年中左右从陕北流放地“倒流”回家的，这“流窜“回京后的两次被”专政“时间相加已经是十一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间才又被迫返回陕西梁家河。就算这两次被“专政”之间在北京见到自己姨父的过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计，那么6年零10个月减去十一个月，他习近平真正的”知青岁月“事实上还不满六年。
更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当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后不久，也许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经向他透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也就是说，进大学不需要经过考试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说法，当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 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
宋永毅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这里需要定补充的是，薄煕来不但文革前进男四中是考进去的，“文革”结束后，薄煕来也是靠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的。
正如唐燕女士在她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罪恶还是伟业？》中所抨击的那样：“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只是对少数成功者而言。我们必须对苦难追根溯源，并对苦难的制造者追究责任，以避免再受苦难，而不是把苦难合理化，更不是赞美、炫耀苦难。对苦难的审视应该立足于知青整体，立足于整个国家和民族。实际上，那并非仅是我们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代人的苦难、是全民族共同的苦难。须知，那些少数的成功者是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代价为陪衬的。
唐燕的文章中还说：上山下乡运动的另一个罪恶是剥夺了我们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由国家宪法保障实施的基本人权，是关乎每个人生存、发展、完成社会化的关键。
而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在剥夺我们大多数适龄城市青年继续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却赐予了习近平他们极少数人不需要经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权利。相对于在取消了高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的所有当年的知青来说，习近平 之类都可以说是“文革”以及它的“子运动“上下下乡运动的受益者。对此，习近平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公然为“文革”翻案，重新对已经在邓小平时代被彻底否定的“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等“文革”的“子运动”评功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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