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茸般脆弱：评《末日松茸》
克洛蒂尔德·里奥多尔
希普利恩·塔塞/文
王立秋/译
译自Clotilde Riotor & Cyprien Tasset, “As Fragile as a Matsutake”, Books & Ideas, 2 July 2018, https://booksandideas.net/As-Fragile-as-a-Matsutake.html，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世界尽头的蘑菇：论资本主义废墟中生活的可能性》(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的中文译为：
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可能生活》，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一朵蘑菇能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僵局吗？通过研究松茸的采集和贸易，人类学家罗安清描述了一个与进步背道而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存取决于人与他们周围的世界之间的脆弱合作。
研究不确定(precarious)时代之生存的人类学
出人预料地，近来人们最关注、讨论最多的一本社科书，竟然是一篇关于一种在日本社会中有重要职能的芳香蘑菇的人类学论文。《世界尽头的蘑菇》的英文原版出版于2015年，它的法文本是2017年9月翻译过来的，和原版一样，法文版也引发了大量的评论。如果说，这本书是如此地成功，那么，这是因为，在探索她的主题的多个面向的时候，罗安清的技艺是如此地娴熟：她在不确定性和环境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多点民族志（美国、中国、日本、芬兰和加拿大），引出关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变化的面貌、和我们当前时代提供的前景的创新思考。
这位人类学家是在1993年，第一次从一个菌学者同事那里听说松茸采摘者的，当时她正在寻找在文化上丰富多彩的全球商品的例子。在中世的日本，按传统，农民会向他们的藩主进贡松茸。在江户时期，松茸逐渐变成精英独享的精致的标志和秋日来临的象征，在各种艺术和诗歌中受到赞美。不过，在明治维新的现代化之后，松茸也没有被抛弃，它的传统的用法延续了下来，甚至再次被强调。随着日本牢牢地嵌入全球经济，松茸也被当作礼物、有时甚至被当作培养或维持个人联系的贿赂来使用。它被送出国，放到美食店出售，在高档餐厅供人享用。不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松茸在日本森林里变得罕见，这就使得松茸的价格和进口量暴增。
而且，它的生物属性——松茸偏好土壤贫瘠或被破坏的针叶林——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环境危机，对此，罗安清的看法是阴郁的。虽说我们可以从地理的角度来理解她书名中的“end of the world”，把它理解为这本书把读者送往的“天涯海角”，但这篇论文的确是在一个气候被扰乱得如此厉害以至于
“地球上的生命能否延续下去也不确定了”(p. vii)
的世界中即将发生的大灾难的“末日之光”下思考的(p. 274)。
根据罗安清，打破进步的许诺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就应该采取相反的立场，也即，拥护一种彻头彻尾的环境灾难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围着这种蘑菇忙碌的人才有了意义：他们展示了这点，即，废墟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生活，这些生活，无论多么地脆弱和不完美，都给了我们不要绝望的理由。《世界尽头的蘑菇》致力于做的，与其说是证明一个论点，不如说是用人类学的研究，来打开一种原创的思路，而塑造这种思路的，是两个指导性的观念：首先，要严肃对待人类纪[1]的重要性，其次，要拒绝绝对的悲观主义[2]。
从边缘到全球化：一位研究东南亚的人类学家的轨迹
这本书给它的作者的作品增加了又一个维度。罗安清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在此之前，她主要被援引的，是关于印尼南加里曼丹梅拉图斯山脉达雅克人的民族志研究。《在方块女王的王国：一个偏远之地的边缘》(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 1993)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以一种“民族志的虚构”的形式，呈现了这个“被孤立的社会”(Guerreiro, 1997)。在荣获美国民族学学会资深图书奖的《摩擦：全球关联的民族志》(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2005)中，罗安清描述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遭到人们在发展主义立场助长的经济利益的压力下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的风景。这本书已经是在全球化人类学的脉络中写作的了。因其对“摩擦”也即在相互冲突的利益的驱动下的地方、政府、多国和环保行动者之间的张力和偶然的合作的分析，它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一笔又一笔地画出一个碎片化的世界的肖像
在《世界尽头的蘑菇》中，罗安清证明了，她是忠于自己的欲望的——在入行时，她就表达过这个欲望，她说，她想追求一种“不让连贯(coherence)压倒好奇的写作策略”(Tsing, 1993, p. 33)。在她的作品中，是可以看出一个整体的动力的。
本书的第一部分从一片“俄勒冈的人工林废墟”开始(p. 14)。在二十世纪，当土壤变得贫瘠，松茸也就在这里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了一次淘这种新的“白金”(p. 18)的潮流，当时，在切尔诺贝利核灾污染了松茸种植区后，日本人停止从欧洲进口松茸。自那时起，这里的风景，尽管像是出自“科幻小说的梦魇”(p. 14)一般，却成为了一支采摘者的杂牌军——“残疾的白人老兵、亚洲难民、美洲土著、没有证件的拉美裔”(p. 18)——一年一度忙乱的活动舞台。傍晚，回到营地后，他们会把白天的收获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多亏了松茸的高价，它为大多数勤恳的采摘者提供了可观的——有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本书的第二部分消除了一切“这种蘑菇可能是传闻”的印象，它展示了何以松茸契合围绕“全球供应链”重塑的世界经济。
罗安清追溯了日本工业是怎样在国际竞争的语境中，逐渐用转包来补偿美国鼓励的日元升值的。不过，随着这些“全球供应链”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齿轮，它们也敲响了雇佣劳动者的好日子和对进步的预期的丧钟：在生产链分工扩大的基础上，它们“允许领先的公司放松在控制劳动上的承诺”(p. 110)。
这些公司变成了生产者和零售商，它们不用再为它们的工人的雇佣条件、健康、或培训提供保障，它们甚至无需证明它们尊重它们的批发商所在国家的环保标准。
因此，事实证明，这种蘑菇的贸易只是“利用型的资本主义(salvage capitalism)”[3]的冰山一角，作者认为，“利用型资本主义”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利用型积累是为获利，而从不确定的场所（包括那些自然资源特别丰富的场所）生产价值的过程。尽管罗安清的确对“全世界都在资本主义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概念加了限定[4]，但是，她的结论，就她提供的视角更多地关乎使边缘上的生活可能的生活风格，而非激进的变革或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而言，依然相对悲观。
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了本书研究的其他领域与松茸相关的实践：比如说，在中国，松茸的培育，对在森林空间私有化的背景下重塑各种社会角色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些不同森林中的植物和风景的故事有时“没有人类主人翁”(p. 155)，比如说，在芬兰拉普兰北方森林中重新占据明确区域的松树。罗安清还在一个专门讨论日本和美国研究松茸的不同科学进路的章节中引入了关于科学社会学的讨论。在日本，研究更多地采取专著的形式，关注地方的构造与知识；而在美国，研究往往是为扩展应用于木材树管理而设计的森林研究的一部分。最后，她展示了这点，即，这种蘑菇引出了生产“潜在的公地”的尝试(p. 135)，比如说，重新激活日本林地区域的项目，这些项目根据传统村落的习俗，有意地对土壤进行干扰。
本书的总体结构为一种分枝、纠缠的写作形式所淹没，就好像，这本书是有机地组织起来的，与顺从明确的逻辑证明的限制相反，它模拟了作者描述的世界。这种表面上的弥散，可能是误导性的，它反映了罗安清的核心承诺之一，即，为人类学辩护。人类学这门学科对细节和边缘空间的敏感，使作者能够探索元叙事（无论它们关注的是进步还是崩溃）避而不谈的例外和矛盾。
后-进步的维生方式
《世界尽头的蘑菇》强调的“在资本主义废墟中的生活”的可能性是什么？与“流行的美国幻想”（根据这种幻想，“生存只关乎通过干翻别人来拯救自己”[p. 27]）相反，罗安清想要展示的是，生存是建立在不同的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的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或用她从布鲁诺·拉图尔那里借鉴的概念来说，“组合(assemblage)”[5]的基础之上的。不过，她对每年四散到俄勒冈的森林里的采摘者、而非人工林林务员和环保主义者之间的争吵的描述，并不是和平主义的。他们经常体验的战争和流离失所，给了他们技能和判断力，这些技能和判断力使他们能够适应森林中的生活，但也把他们排除到“标准的”雇佣或其残余之外：
“没有工资也没有福利；采摘者只是卖出他们找到的蘑菇。一些年成没有蘑菇，采摘者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们应该把这些采摘者（的生活）描述为“不确定的”吗？这个术语，是当代社会批判的标志，它在书中也出现了，但被赋予了多变的意义。
罗安清的确在有限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被剥夺了稳定雇佣条件的采摘者的状况。不过，他们看起来也没有预期从现代薪酬雇佣中获得多少东西，并且，他们在他们给各种对“自由”的迭代（反共主义、反国家主义、自主、甚或是过传统社群生活的权利）的价值中找到了共同点。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特别是我们当前达到的环境临界点意味着，区分稳定工作和不确定工作的保障，只是相对的。临工正变得普遍，它是“我们时代的境况”(p. 20)，由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构成，[6]并且只给不确定时长的“组合”留出了空间。临工的概念有探险的味道，采摘者的非正式工作说明了某种形式的“合作生存”(p. 2)，看起来，这样的合作注定会在工业废墟上蔓延。换句话说，不确定的工作不再是有待正常化的例外，相反，它或好或坏地，是后-进步生活方式的一次实验。
本书的最后几页提出了学界研究状况的问题。罗安清极为强调她援引的研究的集体的一面，她探索了对大学构成威胁的猖獗的私有化(p. 285)。和森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智识生活也需要开放的遭遇和合作。在这个领域中，个体的表现也取决于脆弱的集体纠缠。批判这些商品化的逻辑是重要的，但同时，承认在大学中“废墟”已清晰可见，且学院的活动主义已经拾起了在废墟中生活的理念[7]也很重要。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世界尽头的蘑菇》也提供了理解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的启发性的洞见。
进一步的阅读
- Christophe Bonneuil and Jean-Baptiste Fressoz, L’Événement anthropocène(Paris: Seuil, 2013).
- Laura Centemeri, ‘Review of Anna Lowenhaupt 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Tecnoscienza. Italian Journal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8, n°1 (2017): 159-162.
- Francis Chateauraynaud and Josquin Debaz, Aux bords de l’irréversible (Paris: Pétra, 2017).
- Déborah Danowski and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L’arrêt de monde’, in Émilie Hache (ed.), De l’univers clos au monde infini (Dehors, 2014), p. 221-339.
- Antonio J. Guerreiro, ‘A. Lowenhaupt Tsing,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L’Homme 37, n° 142 (1997): 160-164.
-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Chthulucene’, in Jason W. Moore (ed.),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Oakland: PM Press, 2016), p. 34-76.
- Bruno Latour,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Polity, 2017)
- Isabell Lorey, State of Insecurity. Government of the Precarious(London: Verso, 2015).
- Anna Lowenhaupt Tsing, 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 Marginality in an Out-of-the-Way Pla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Anna Lowenhaupt Tsing,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Commonwealth(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Isabelle Stengers, In Catastrophic Times. Resisting the Coming Barbarism(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5).
[1]人类纪这个术语指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变成一个危险的能够决定地理的行动者。关于这个概念引出的各种思路和讨论参见C. Bonneuil and J.-B. Fressoz (2013)。罗安清是在和谈论这个概念的几位作者对话，他们是D. Danowski和E. Viveiros de Castro (2014)，B. Latour (2017)，D. Haraway (2016)和I. Stengers (2015)，后者就是是这本书的法文版前言的作者。
[2]这个对彻底的悲观主义的拒绝和F. Chateauraynaud和J. Debaz (2017)的近著契合，后者承认《世界尽头的蘑菇》启发了他们的“反-人类纪”概念。
[3]罗安清在解释“利用型积累(salvage accumulation)”时是这样解释“利用(salvage)”的：“……在这里，利用指的是把有其他（人的和非人的）社会关系史的材料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财富。”参见Anna Lowenhaupt Tsing, 2015. “Salvage Accumulation, or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Capitalist Generativity”, Theorizing the Contemporary, Fieldsights, March 30.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alvage-accumulation-or-the-structural-effects-of-capitalist-generativity
[4]作者通过联系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的作品来提出自己的立场而解释了这点。
[5]组合是相对于传统的有机的、无缝连接的实体概念而言的，从组合的角度来看，整体是由单个的、相互分开的、不同的、个体的部分的集合构成的，这些部分可以自主地发挥功能，可以成为组合整体的一部分，也可以脱离原有的组合整体，再去组合一个新的组合整体。组合强调组合整体中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既受组成整体的整体内部的部分影响，又受外在于组合整体可能进入这个整体的外在部分的影响。——译注
[6]这接近于I. Lorey通过引用J. Butler提出的“不确定性(precariousness)”概念。
[7]参见Out of the Ruins: The Emergence of Radical Informal Learning Spaces, ; ‘De la ZAD à l’Univers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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