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

2019年7月11日，新华网上登出报道：《“中国强大，人民幸福，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专访渣滓洞、白公馆脱险志士》；这日，我访问的白公馆脱险志士周居正先生的女儿周复甦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没有记者去采访她；这是永远的错过。

那篇报道的开头是这样的：

重庆渣滓洞监狱，24岁的孙重从二楼被转押到一楼牢房；不远处的白公馆监狱内，25岁的郭德贤换上了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板上……

这位年轻的母亲郭德贤女士，还带着两个孩子。70年前的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黑暗如磐”枪声密集，她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记者写道：

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是大学生周居正。原来，由于渣滓洞关押人数众多，特务大部分赶去屠杀，留在白公馆的看守杨兴典在平日与革命者的接触中产生同情思想，打开了牢房，帮助他们越狱。

与周居正同居一间囚室的是罗广斌，他后来创作了革命文学的经典《红岩》，小说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女囚“绣红旗”故事，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有这首著名的歌曲，流行于一代人。真实事件发生在白公馆的囚室，绣红旗的是罗广斌和周居正几位男性地下党员。

我就不知道，写2019年红岩报道的记者有没有问过周居正后来的命运？如果没有关注过周居正的命运，如果没有为周居正之惨死而鸣冤呐喊，读者如何知道这不是一个被红色传奇消费的名字、而是共和国亏欠了他和妻子儿女如此之多、背负了如此深重的苦难的名字！

周居正，至今仍名列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脱险志士名单。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是重庆最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一面五星红旗，依然在囚室中展示。但参观者无人知晓，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过的青年周居正，14年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

2004年12月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共产党员吴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离休干部、共产党员庞若敏、成才信箱法律顾问、离休干部、共产党员叶世忠联名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写信：“吁请重新复查依法纠正周居正反革命案”。

信中写道：

周居正原系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公安厅筑路支队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劳教，在四川省永川新胜劳改农场留队就业。1962年8月被拘留，1963年2月被逮捕。同年11月，经四川省高级法院初审，最高法院终审，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4年被执行枪决。

原判及《通知书》认定周居正草拟了该组织的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论》。周居正写在笔记本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论》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以流氓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要领先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和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建设，实现民富国强，建设民主、富强、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中国。

周复甦，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中的反抗者周居正惟一的女儿，周家第三位饱受屈辱，满怀悲怆的孩子；从文革结束后见到父亲的难友，得悉冤情，在后半生三十五年里，年复一年，为父亲洗雪冤情呼吁奔走。从重庆、成都到北京，从基层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从母亲还活着到母亲病故；她告诉所有接访者和她认识的朋友：我的父亲周居正，他是在大饥荒中为人民呐喊而被冤杀的，这个案子应该平反，必须平反。

父亲离开家时，周复甦才两岁多；但父亲的悲剧几乎笼罩了她的生命。在她为父亲争取尊严的后半生，她重新建立了与父亲的精神纽带，这是强大的人性，也是最深的爱：爱正义，甚至重过爱生命。

2020年8月21日，周复甦离开了这个世界，至死，没有见到父亲冤情昭雪。

2019年12月，我去重庆探访朋友，认识了周复甦女士。有两个半天，我听她讲家庭和自己的故事。惊悉复甦离世，我想，她的心愿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感谢复甦的信任，悲悼生命的脆断，我整理了对她的访问。这些回忆里蕴含了如此之深重的痛苦和屈辱，让我想到了许多问题。相信读者也会问道：为什么这个案子不能平反？正义，对于周居正、他的同案难友和他们的后代，还要等多久？

这篇文字很长，它无疑也是一份冤案时代的证词，凝聚了两代人的苦难和牺牲。因此我不愿意删除或压缩其内容，全文26245字符，可能需要半小时来读完。的确也有点耗时，但这不是虚构也不是故事，而是活着的人生命中无数锥心刻骨的时刻，漫长的等待、煎熬、希望与绝望……为了阅读方便，我添加了如下小标题：

一、 “上面认为他继续顽抗，就把他划成了极右派”

二、 “连判决书都没有，就把我爸爸枪杀了！”

三、 “我爸爸死了以后，组织上不管我们”

四、 “反革命，曾昭英！”

五、 “我们断绝了所有亲戚关系”

六、 “周知青！你哥哥出事了！”

七、 “我在农村当四年知青，从来没有回过家。”

八、 “我想读书”，

九、 “我不能这样死”

十、 “为啥子我的弟娃死得这么惨啊”

十一、 “我们要去申诉！”

十二、 “他说，如果共产党不给你们父亲平反，就对不起你们家属。”

十三、 “要公布给全社会，一定要还我父亲的公道”

     一、“上面认为他继续顽抗，就把他划成了极右”

周复甦：讲我父亲，从哪里讲起呢？我的父亲周居正，1926年生。在读高中的时候，1945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他读书时写过一本书，叫《河源》，据我妈妈讲，这是当时的进步书籍、国民党时代的禁书。他在合川的时候也被抓过，我爷爷给乡长买了些礼品，说我娃儿是学生，你们抓错了。我爸爸也坚持说他是学生，当地的乡长就把他放了，喊我爷爷严加管教。放回家以后，我爷爷婆婆就把他关到那个土房子，喊我大伯二伯把他罩着。结果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爷爷让大伯去送饭，一看，人不在了。这才晓得。农村那个墙是土墙，他挖了墙跑了，继续为地下党工作。

之后，他偶尔回去一会儿，都说他是在读书。那时地下党已经把他送到重庆，在省教院读书，方便他继续工作。1948年反饥饿的时候，他组织同学上街游行。开始还没有抓他，因为不知道有他。他就跑了，游行之后抓捕那些学生，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回老家。他就回到老家，在茶馆，有几个便衣抓住他。他们没有把他留在老家，直接抓到重庆。我爷爷奶奶也不知道，就在当地打听，当地的就说他参加了地下党，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

到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因为我父亲属于共产党要犯，他和《红岩》作者罗广斌关在一个牢房里。

艾：那一年你父亲多大年龄？

周：二十多一点。

11月27日，看守所的一个人被他们做通工作，就把钥匙给了他们。他们把门打开逃出去了。当时安排我父亲背了一个小孩，难友郭德贤，她的女儿叫小波，把她背出了封锁线。

第二天重庆解放，我爸爸去登记，经过组织核实，分配到重庆教育局工作，以后又调到人事局。党组织觉得我爸爸文化很好，刚刚解放，很多打仗的将领他们文化不行，领导建设有困难，就把我爸爸调到中共第七中级党校，去做文化教员。这期间，我爸爸付出很多。他一边教这些老干部，一边自己写书。我妈妈说，那时他是通宵达旦地写，后来还出版了。

到了1957年，组织上叫他提意见，把他选成鸣放组长。我爸爸信以为真，老老实实提意见。当时他主要是针对教育方面的问题，提了一些建议，也没有说啥子。在此之前，我爸爸上课，如龙云那些投诚过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宋任穷、贺龙……都听过我父亲讲课，他的讲课备受好评。有天晚上，我妈妈跟他说，现在好像风气不对头，你不要随便说话。当时我爸爸还不相信，他说你小学老师，晓得啥子啊。这是帮助党整风，是上面号召提意见；没得问题的。他只是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指的是当时教育方面的工作。结果没过多久，他被打成了右派。

打成右派以后，我父亲不服；后来又说他和上面的储安平意见是一致的。我爸爸就争辩，他否认。上面认为他继续顽抗，就把他划成极右。1958年，把我爸爸送到云南，去修成昆铁路。

走之前，我的哥哥三岁多，我两岁多，我大弟弟一岁多，我小弟弟只有几个月。那天起，我爸爸就和我们四个娃儿分别了。

二、“连判决书都没有，就把我爸爸枪杀了！”

在此期间，我们家庭很困难。我们几个娃儿病了，我妈就写信去跟我父亲讲：孩子们都生病了，你在那里好生表现，早点回家。她觉得自己已经扛不住了。我爸爸接到信后非常伤心痛苦。在十冬腊月的时候，他把他的大棉衣卖了。还有一个难友魏昭，借了10元钱给他，他就连卖大棉衣的钱一起寄给我妈妈，给娃儿治病。他一直在劳改队，到1962年才回来过一次探亲。那时他摘帽了，从筑路队弄回内地到永川茶场。但是仍没有自由，也不能回家。

1961年他给我妈妈写信，说太想几个孩子了。结果我妈妈就带我们照了一张相，那是我们全家唯一的合影。

直到1962年，我爸爸才回来休假10天。在这期间，我爸爸经常心情不好。他跟我妈妈说，我们劳改农场，全部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还有工程师；都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被打成右派。他为那些人鸣不平，说劳改中饿死很多人。我妈妈说，你不要说。因为我妈妈在城市，也不知道死了那么多人。她就喊他不要说。

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生病发高烧。我爸爸和我妈妈还在那里争执，我妈妈说：你现在摘帽了，早点回家。你再继续说，还要添罪。我爸爸说：我说的都是事实。我们那里都是知识分子，新中国的建设，全靠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打成右派？他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是搞错了，不是一般的错。农民饿死了很多，我们看到的。

那时我正生病，从床这头爬到床那头，说不出的难受。我爸爸就俯下身来问我说：女儿，你哪点不好？你说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爸爸慈祥的面孔，但是我说不出来哪里不好。我妈妈说，我们不要争了，娃儿都不好。（流泪）那是我印象中唯一的面孔，我爸爸是很慈祥的爸爸。

我爸爸要走了，我妈还跟他打招呼，不要说了。

在探亲假期间，他还去看了一位叔叔的妈妈，蒋文扬，是他们一起的难友。难友托爸爸去看妈妈，因为自己回不了家；就喊爸爸去看她，给他带点日用品。我爸爸去了，之后回到农场，结果没几天，就把他抓捕了。

说他回来是搞串联，判决书上说的。这是我们后来才晓得的。又说我爸爸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打，强迫认罪，拷打他的难友，还利用我们娃儿来威胁，还曾经来威胁过我妈。

1963年11月，省公安厅来诱供我妈妈。他们说：曾老师，周居正在那里坦白得很好，我们组织上准备宽大处理他。现在想请你写一个东西，他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写。

我妈妈就写了，周居正1948年被抓到白公馆，那一年表现得很英勇。还认识民革的一个人，周居正很崇拜他，他是大学教授，有渊博的知识。妈妈就写了几句交给公安厅的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变了脸色。他恶凶凶地对我妈讲：你不老实。我妈妈还申辩了几句，说周居正在家是这么讲的。那个公安说：不老实。他侧身就走了，把那个纸条拿起走了。

我妈是小学老师，晚上要晚自习。1964年1月14日，在晚自习以后，校领导高主任让我妈在办公室等他一下，有事跟她讲。然后我妈妈就等着，他就喊我妈妈，说你进来，跟你说，周居正明天就要处决了。你明天去不去看？我妈妈一下就像五雷轰顶，呆在那里了。她说前两个月才来跟我讲了要宽大处理他，怎么一下就要枪毙他了？她反应不过来。

这时教导主任就说：你是人民教师，你要站稳立场。你的几个孩子，将来组织上不管。我妈妈听到这个话以后，想到我们几个孩子还很小，怎么长得大！马上就表态，她说不去看。那个主任就说：你马上就在这里，把离婚申请书写了！我妈妈没有办法，只有按照他的要求，把离婚书写了。而且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没有收到判决书。他们就这样把我爸爸杀害了！

当天晚上，我妈妈回家了。我看到妈妈脸色很不好，就说妈妈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妈妈说：不管我，各人去睡觉。我睡不着，听到我妈妈哭了一晚上。我妈妈哭了一晚上啊，太惨了！连判决书都没有，就把我爸爸枪杀了！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三、“我爸爸死了以后，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卖光了”

我爸爸死了以后，家里很困难，把值点钱的东西都卖光了。我们也孝顺，我的哥哥带小弟弟，在街上捡橘子皮，别人吃好远他们就跟好远。捡了卖钱，补贴家用。

我很小就在家里洗衣服，那时只有8岁多，搭起板凳洗。5岁多就在家里烧开水，我妈妈上班去了，水开了，我去掺开水。冬天，是锑盆烧的，要掺到茶瓶里，结果一歪全部倒在手臂上。棉衣渗下去，手臂上都是泡了。后来有人把我妈妈喊回来，说糟了，你女儿烫着了。妈妈回来问：烫到没有？我就哭起来了，她把我棉衣一脱，就把泡也脱掉了。那个时候她也没钱进医院，就拿些酱油来跟我淋，她说这个去火，淋了就好了。就这样，人都很贱，也好了。

后来又去给别人挑煤，以为挣得到钱。开始只挑50斤。我记得很清楚，煤站的工作人员说你几岁嘛，我说9岁。你挑得动吗？我说我慢慢挑。结果锻炼到后来，到11岁时我可以挑100斤。那时我高兴得很，100斤可以得两角钱。周围邻居几十家，今天挑这家，明天挑那家。那时是供应煤，每家都有两三百斤。挑去后还要一个个给他们捡好。剩下的面面我还要给他们捏成个个，都给他们捏好。有时候那些老师家属发善心了，给我一颗糖。一颗糖我也舍不得吃，我揣在包包里，等妈妈下班回来我拿给妈妈。她不吃，我就剥给妈妈吃。因为想到没有妈妈的话我们都活不出来，要当孤儿。

挑的煤炭钱，我全部拿来交给妈妈，作为生活补贴用。我的哥哥弟弟到河边锤石子，又去割草卖给牛奶厂，也可以挣钱。就这样过，当时的苦我们都吃得下。

有一次我连续挑煤挑了几天，早上起来就不行了。尿血了，脸也肿了。妈妈一看，我脚也肿了，一按就是窝窝。平时我都不去医院，因为没钱，这次我妈带我到医院去，医生说你小孩得了急性肾炎，要住院。我妈妈说没有钱，你开点药嘛，她自己来打针。我们那里到医院，小孩要走二十分钟，而且要过马路，那时没有人行横道线，都是我自己走去打针。打了二十几天青霉素、链霉素，消炎。我去上课，感觉近视了，黑板上写的字都看不清楚。也没有营养品吃，跟平时一样的。但是慢慢地病也好了，基本上不肿了，就没有吃药了。

我好了以后，我弟娃也生病了。他现在还记得，他说，姐姐，那时我们家里好恼火，那阵我生病了，肚子痛，汗水把衣服都打湿完了。妈妈带他去看，医生说，急性盲肠炎，赶快住院。我妈也是没有钱，就说打针吃药。医生说，你看嘛，小孩都痛得脸青面黑了，妈妈你怎么说？我妈妈说：他在地上自己糊花了的。我弟弟现在还记得，因为妈妈拿不出钱来，只有跟医生这样解释。结果我弟娃就回来，这样居然也好了，上天的照顾。

我妈妈的思维是，只要能劳动，能挣饭钱就行了。你爸爸那么有文化，当年教的那些老干部，都是起义部队的将领。他那么有文化都被整死了，你们有没有文化没有啥子。我们小时候完全是自生自灭长大的，她没有时间管我们，她的心思一门都是扑到她的学生身上。

文化大革命前，我妈妈要政治学习，9点钟以后还要出去家访。她教的班级，年年都是优秀班级。学校有的老师，把那些调皮的、自己教不下来的，全部安插到我妈妈班上。妈妈费了很大的劲管学生，根本没精力管我们。晚上家访回来都是11点钟以后，很暗了。我们这些娃儿等着妈妈，在地上到处睡，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她回来，不问青红皂白，拿起篾块把我们打醒：快点，上床睡觉！她没有精力了。

四、“反革命，曾昭英！”

艾：你妈妈家庭是什么情况？

周：我外婆的家解放前是书香门第，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们都去上前线，打鬼子。我外公就牺牲在抗日前线，他是部队军医。他死了以后，他的遗物，国民党的部队全部给我外婆送还回家了。其中还有一件军大衣，土改的时候，喊我们上交给农会。那是我外公的遗物。我爸爸被处决的时候，连判决书都没给我们送达。

艾：外公死在什么地方？

周：我妈妈说是浙江那一带。 当时很远嘛，包裹都是寄回来。外公大概是接近1940年的时候牺牲的。我妈妈的姊妹，外公的几个孩子，我的大舅，我的小嬢抗美援朝的时候都参军了。走到时候还和我妈妈爸爸合影了，现在还有照片。但是文革时我妈妈怕保存不下来，就把我爸爸的照片剪掉了。

后来大舅和小嬢从部队复原了，到文革的时候，他们都被整得很惨。因为家庭出身定的是地主，说家里有田地。其实抗日的时候，田地都卖完了。我外婆纺棉花，家里还剩的一些祖上留下的田，就请人来种。她是残疾人，脚是跛的，没有办法下田。就这样把我妈妈一直供到高中毕业，后来就解放了。

解放以后，农会把我外公的军大衣收缴了，还把我们家老祖宗留下来的曾国藩的一块匾焚烧了。到文化大革命，把我妈妈他们曾家的坟全部抄了，全部锄了。

我的爸爸是1964年1月15日被枪杀的，那时我的妈妈才只有28岁多。我们4个孩子，我大哥10岁，我只有9岁，我弟弟8岁，最小的弟弟只有6岁多。我妈妈带着我们艰难地生活。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把我妈妈打成现行反革命。以啥子理由呢？说我妈妈给我爸爸藏证据。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爸爸回来探亲的时候，因为他有想法，他就写日记。他把他的日记放在他的书箱里面，压在箱子底下。我妈妈根本不晓得，直到公安来抄家的时候抄起走，我妈妈才晓得是本笔记本。到底他写了啥子，我妈妈也不晓得。这样就以我妈妈给我爸爸藏罪证为由，文化大革命，把我妈妈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妈妈受尽了折磨，挨那些造反派、红卫兵的打；而且我们子女在那段时间，也受尽了各种折磨和摧残。

到了晚上我妈妈不能回家，她被关在洗澡堂，我去送饭。饭还要检查，还要看我在饭里放了啥子没得，放了好吃的没得。我给妈妈端了一钵子稀饭去，他们还要检查。

后来又说我妈妈吃闲饭，就叫我妈妈去扫厕所，打扫幼儿园。我妈妈高血压发了，都没有办法，不能请假。那时候我还小，但是也懂事，我就去帮妈妈。我从院墙的后门翻进去，喊妈妈坐着，我去帮她打扫幼儿园。

当时幼儿园有五个班，一百多张帕子，一百多个盅盅，两个院坝，还有个厕所，都要我妈妈打扫。她做不动了，我就去帮她，还是悄悄地去做。冬天我的手全部都是脓疮。如果我没有打扫干净，检查的来了，我妈妈又要遭批斗。

有一天，我正在学校那个搭起的台台上洗衣服，学校一群家属区的娃儿，全部围过来，骂我：反革命，曾昭英！把我妈妈的名字拿来骂我。我一下就傻了，连衣服、盆子都没要，坐在那里就哭起来了。这个时候，学校里烧火的邓婆婆就招呼那些娃儿说：大人的事，娃儿没有错。她把我的衣服装起，喊我把盆子端回去了。

我们在那一带很出名，反革命的娃儿。我根本不敢出门去买菜，天天都盼望下雨。为啥子，下雨可以带个斗笠。那时没有伞，斗笠可以把自己的脸盖住，把脑袋盖着走，别人看不到我是谁。

有一次没下雨，我去买菜回来，回来到那个路上，就遇到妈妈的一群学生。妈妈教的高班，都是五六年级的学生。他们看到我以后，一群学生就疯狂地向我砸石子，一边砸，一边骂：曾昭英，反革命！过来，强奸你！当时我也不懂这句话，只晓得哭，只晓得跑。我就拼命地跑，有几个同学喊：快点跑！我跑到学校门口，忍不住我就放声哭。

走到学校遇到个造反派头头，姓曾，他把我喊到：啥子事，你哭？我说那些学生拿石头砸我，要强奸我，把我妈妈的反革命拿来喊我。他说：你妈妈是反革命啊，你爸爸也是镇压了的。你还要哭，你不许哭！你哭就是划不清界限，分不清立场。不许哭！他把我一阵凶，我马上就闭嘴了。我不哭了，但是我心里的委屈、伤心，我受不了。我就悄悄地跑到我们那个厕所，公共厕所的最后一排，去蒙着嘴巴哭了一阵，才回去了。

回去后我不敢给妈妈讲，也不跟我的哥哥弟弟讲。我就把它咽了。为了我爸爸，我们受到苦太多了，太多了！

而且我妈妈的心没有地方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她遭整了斗了，她点点事情，没有地方出气，心里受不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弟弟出去被被人打了，回来还被妈妈打。她倒说我弟弟惹事，其实是别人欺负，把我妈妈反革命来喊他，气他。结果，回来还被妈妈打一顿。

那时我妈妈还很年轻，本来我妈妈也有点漂亮，她也爱好。有一件蓝颜色的花花衣服，短袖子，她穿出去上班。后来当牛鬼了，就让她去扫坝子。扫操场的时候，被一个造反派的人看见了，他就说：把你衣服脱下，不许你穿花衣服，你个反革命，有啥子资格穿花衣服？妖艳。不准穿。

我妈妈回来她就跟我说，明天早上一早，你去跟我买两包黑膏子，把我所有衣服都染成黑色。当时我不干，我妈妈说：你不干，你是想我明天着斗是吧？那你们就成孤儿了。我听了妈妈的话，第二天我就去买了黑膏子，回来把我妈妈的衣服全部都染了，一边染一边哭。第三天，妈妈全身穿了一身黑去上班。结果，被另外一个人看到了说：耶，你胆子还大啊，还要给你男人吊孝啊，穿一身黑衣服。

我妈妈说：有啥子法嘛，不准我穿那些衣服。那些衣服是小花花，我没有办法了。当时也确实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黑色。结果，到下午开批斗会斗我妈妈，里面突然有一个人，不晓得他是啥子心意，他就说；对头，黑帮，只能穿黑衣服。不准她穿其他颜色。从此以后他们就不提这个事情了，妈妈就一直穿，穿了很多年的黑衣服。一身黑，看起就很难受，一直过了几年都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劳动去了，我们几个小孩在家里，我最小的弟弟看到别人有钢笔，因为我们买不起，只能用蘸水笔。结果隔壁的就揭发说我们家里有港币，就把我妈妈弄来斗；叫妈妈老实交代海外关系。后来一群人在家里抄遍了也没有抄出啥来。我妈妈回来就问我们，你们在家里瞎说啥我们有港币？我说，没有啊。她说我刚刚被斗了，喊我交代。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弟说的钢笔。

后来学校也停课了，我们都没有读书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就去挑煤。我们哥哥他们就去打草，打来卖。这样漫长的岁月，一直度到1971年。那时我初中毕业了，初中也没有学啥，就是学工学农。

五、“我们断绝了所有亲戚关系”

初中毕业后，就喊我和哥哥下乡。当时我们学校是分配到城口，我妈妈想到太远了，路途就要三天，她就舍不得我们离开。因为我和我哥哥走后，我妈妈好像就失掉了左右膀。为啥子，没有人给她干家务活，也没有人在家里关心我弟娃了。我们走远了屋里有啥子事情，我们关心不到，她也关心不到我们。她就舍不得。她就连续写了几封挂号信给我们爸爸的老家合川尖山，请求他们同意我们挂钩，根据当时的政策投亲靠友。

结果那边始终不回信，妈妈就想她们不同意，是因为父亲的事情，我的大伯、二伯都受了影响。

因为我爸爸参加地下党第一次被合川县抓到后，我爷爷去借钱把他保出来。结果他跑到重庆去了，找不到他。那时候，我爷爷又去借钱找乡长，打听他幺儿到哪里去了。乡长说找不到。那时已经快要解放了，有个保长名额，喊你大儿来当保长，那样就可以找他兄弟。我爷爷就想管他啥子长哦，只要能找他兄弟。我大伯就答应了，二伯参加了一贯道。

大伯当了保长，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当了半年解放了。很穷，还是没饭吃，评的成分是下中农。后头肃反的时候，我大伯二伯就遭了，一个保长，一个一贯道。爸爸在党校是右派，大伯二伯就被押送新疆的农场，劳动教养。头年初过去，（哪一年）时间我记不清，因为我也不想打听，但是这个事情我肯定打听得到。结果头一年初到，年底之前，就给他们平反了。说他们没有干坏事，当时只是为了找我爸爸大伯才当了保长。所以，又喊他们回去。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二伯他受不了那个委屈，他疯了，在农场精神失常了。所以喊他们回去我大伯就不干。他说回到农村当农民，我二伯疯了，没有钱医得，还要受影响。他就不回来了，申请在那里就业。后来他就在新疆就业，硬是到退休才回来，那都是八几年了。他到我们家来过一次。看到我们就哭了，他说：不是我们不想联系你们，是你们老汉把我们影响惨了，把我们一家人都害了。

爸爸出事之后，我们断绝了所有亲戚关系。没有任何人敢到我们家来。因为来了就要盘问，他们也很怕。怕跟我们沾到一起了，回去要被挂钩。我妈就想，合川好近嘛，又是自己老家，亲人可以互相照应，就想喊我们两兄妹回老家去。结果他们始终都不回信，也不理我们。现在才晓得他们是怕粘连搞起。确实家里头都被害得很惨。

屋里也很贫穷，草房。过了几年，才掀了修的瓦房；是我们伯伯在新疆建设兵团上班挣的钱，回家把房子改善了。所以说我爸爸的事情不止是影响了我们，也影响了他的一家。特别是我婆婆爷爷他们走（*去世）的时候，都很伤心，还说我爸爸不孝。解放前把他们害了，解放后把他们害得更惨。他们说我爸爸是不孝之子，那些亲戚都不敢接近我们，没有哪一个敢来看我们，所以我们都是很孤单地过日子。

我刚刚16岁，我哥哥18，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就下乡了。　　

六、“周知青！你哥哥出事了！”

1971年下的乡，在城口县新岭大队。我们是4队，我们两兄妹下到一个生产队，还有我们学校另外的两姊妹。她们就分得很好，我们就分到偏僻的地方。喊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分到那个偏地方只有一个富农，再就是我们两兄妹。睡觉是那个板板床，后来说修知青屋，用知青的经费，把屋盖到坟包包上，把那个坟全部挖了，修起了知青屋。那个屋是外头落大雨，里头落小雨。晚上起来淘沟沟，屋头闷起水了。经常就是闷起水，我们要起来淘。

他们事先去宣传了，说我们是反革命子女。当时也是嫉妒，我去那里以前，我挑煤炭可以挑一百多斤。我就不惧怕劳动，出工都做重活，那些农民都不相信我是城里人。但是经他们一宣传我父母都是反革命，生产队就欺负我们。到了分粮食的时候，就把挖烂了的小洋芋给我们。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吃洋芋。细粮只有一个多月，那些洋芋又烂得快。我们又没有地窖，保存得不好。没有洋芋吃，我们就饿饭了。

到了1973年，过年之后，我们就没粮食吃了；就靠我到山上打野菜，打羹子。那时候农民也饿饭，他们也穷，也没饭吃。打了回来，涨烂了以后，拿黄土出来敞，弄那个粉，拿来打汤汤，维持吃。还有就是地头的洋芋，5月间还没有成熟，因为那地方是高山，要7、8月份才熟。为了生存，我哥哥就把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小洋芋就掏出来煮吃了。

实在没有办法以后，公社就给了返销粮给知青，有18斤，买完了。哥哥就还想去买，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就把那个购粮的条子上的“1”字擦了，然后再去买10斤粮食。

他走到粮站，因为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走去马上就被发现了。发现后粮站就给公社、大队汇报，说我哥哥涂改粮本。要他写检查，检查写得不好，就要批斗他。在这种压力下，我看到他成天都在写。写了又说要不得，又喊他重写。但是我也不晓得，他说我是写起耍的。我们小时候就形成了默契，自己吃了苦，受了难，从不在姊妹间互相讲，不讲这种痛苦。他不跟我讲，我就出工去了。那天，在一个很远的山上。我们那里土地都在很远的地方。我上坡挖土，挖了一阵以后，有个农民就大声喊：周知青！周知青！你哥哥出事了！

我说出啥子事嘛？他说他跳河了，你快点下来。我听了很震惊，一路几乎是滚下山来，跑着去看我哥哥。当时看到他是喉咙有个洞，一身是水湿的。他们把他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我就要求他们送到医院，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出名，都晓得我们是反革命子女，进了医院以后也没有及时抢救。

我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我喊哥哥。他在两个人的搀扶下那样跳了几下，就死了。那天我是在大队会计家睡着的，他们跟我讲，你哥哥去世了。在知青屋里躺着的，他们说。那时我又哭，又昏过去了。

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县知青安置办的领导来了。还有大队干部，社员，他们都问我，有啥子要求，喊我提要求。我想到哥哥死得太惨了，当时我提了要求的。

我说要穿一身新，要有寿木，要像农村那样，摆几天。但是他们说，反革命的儿，这些做不到。我说不得行，我哥哥死得冤枉。那不行，不许埋。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还是照办了。给我哥哥穿了一身新，我们生产队的寿木，还是把他像农村那样放了三天。

我哥哥出丧那天，我看了他最后一眼，我检查，到底是不是穿的一身新，揭开棺材以后，我看到他是一身新。这时我忍不住，伤心地在那里撞棺材，我就哭昏了。后来的事情我也想不起，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把我哥哥弄去埋的。

我哥哥死了过后，我的要求能够达到，全靠1964年下乡的那些老知青。他们是在茶场，知道我哥哥被逼死，他们要起来游行。当时为了平息事态，才全部答应了我的要求。那些人造反精神强得很，所以哥哥安埋得很好。不然你反革命的儿还给你买寿木吗？还农村里敲锣打鼓地，给你摆三天，那都不可能。

七、“我在农村当四年知青，从来没有回过家。”

我哥哥死了以后，他们为了安抚我，把我安排到另外一个知青点，那里有两个知青。我去了以后，当年有一个知青抽去读书，还剩我们两个人。过年了，她就回家了。

小时候过年，我记忆太深了，没有年过。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遭了之后，你就是反革命的后代，虽然我们可以挣点力钱，但是都微不足道。我爸爸遭了以后，奶奶就被遣返农村。因为她是残废人，跛足，不能下地干活，就只能交钱，买粮。所以我妈妈就在过年的时候，把所有的钱收集起来，包括补助的钱给我外婆寄回去。而且补助的两块钱、三块钱，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妈妈单位的那些人说的，要等我们哥儿遭钟打了，才给我们吃两块补助钱。

我妈去申请，要过年了，我娃儿没得法，过不了这个年，买不回供应的东西。这样，组织上才给我们两块钱，最多是五块钱。但是我妈妈要给我们外婆，去交口粮钱。过年时候我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现在这个事情我记忆犹新。过年了，我们就拿点红糖熬点汤汤，一个人舀一碗；就算过年了。而且，我连头绳都买不起，就是捡些粉笔，捡个罐头盒盒，自己拿来烧起，染红头绳。

我没有钱回家，我在农村当四年知青，从来没有回过家。因为没有钱，回不了家。家里只有我妈妈和小弟，妈妈也病倒了。为了安抚妈妈，学校派了两个老师来接我回去。我就回去了，这样一直到1975年。

我还要感谢我们那个大队会计，为啥子？就在那一年，1975年，没有吃的，很恼火。我已经断了一个月的粮，连苞谷壳壳都没有。全靠吃野菜。当时我还是我们队的妇女队长，啥子都要带头。拉石头，放在滑板上，人力拉。在地上的泥巴浇起水，那样拉。很累，又饿，但是我必须带头。我想表现好，我想出来读书。没有粮食吃，就在休息时间，还有农村歇季，我就去扯河坝那些野菜，扯了带回来煮。

那天晚上，我们开团委会。大队会计也是书记，他就敲开了我的门。他说大家都在饿肚子，你在吃啥子？他揭开锅去看，都是野菜。他当时就哭了，很伤心：你为啥子不讲？我说讲有啥子用嘛。我哥哥讲了，还不是死得那样子惨？我不讲。你们能够过，我咬紧牙巴也过得到。就吃野菜，我过一天算一天。

结果开会，他还专门给我写了几句话。他说，小周，你是太身教重于言教了。你应该跟我们讲，你饿起肚皮都在带头干。我太受感动了。今天晚上看到你煮一锅野菜，我心里很难受。他把纸条传给我，我当着他就把纸条撕了。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理解我，这就行了。没有啥子，大家同甘共苦，都是一样的。

第二天，开三级干部会议，他带头提出，给我称了10斤种谷子。过后我就把它打成米，种谷子比较好，能出七成米，我就推成米面。我看见隔壁那些娃儿饿得叫唤。这边是挖的老窪蒜，吃了有轻微中毒，又在吐。那个房子可以听得到，我听了给他们一边舀了一碗，最后剩了一点点。我就把它掺了野菜煮，就这样把荒月度过去，一直到洋芋出来。

当时经常就是这种样子，我们是早上出去吃洋芋，宰成块块煮成汤汤。中午回来煮整个，因为下力很重。晚上回来又煮成汤汤，和点野菜。

艾：那时有哪些野菜可吃？

周：就是灰苋菜，包括老窪菜。老窪菜是有毒，要回来漂。把它砸融了，拿水来漂，漂它几十道。漂到没有毒了，再把它和上苞谷面面、苞谷壳壳，全部压在一起，煮成汤汤喝，就拿那个吊命。还有就是上山打根子，根子就是蕨及，几十年的蕨及, 要挖很深，根子很粗。捞起回来，拿木头，在石头上砸。砸了以后，接两个黄桶，接一个碱槽，让它流到另外一个桶里，镇了，那个粉，留下来。

艾：什么味道呢？

周：土腥味。那个时候觉得好吃得很，觉得很贵重。1975年那年，我还要讲到我们大队会计。我的生日，我都不晓得。他叫我下去：今天你不要回家了，反正你屋头也是空的。你到我家头来，一定要来，收工你就来。

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看到他。气氛反正还是很融洽，但不是很对头。那些娃儿，眼睛就把锅盯着。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看：面！下的面。他家里有四个小孩，他的一个哥哥，在县里开会，脑溢血，牺牲了；他的娃娃也在这里。还有一个奶奶。那个面挑了10碗，我那个碗里有面。我觉得很奇怪：今天凭啥子呢？他才跟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搞了几块血豆腐。

当时我吃不下去，喉咙都硬了。我觉得很难受，大队会计太好了，我很感恩他。我就挑给他们最小的那个小孩，只有一岁多；我挑给他吃，自己也吃了。这是我几年里在农村过的最好的一个生日，从来没有过过生，他给我过了一个生。我是永生难忘，后来工作以后我还去看过他的，很感激他。

还有，他为了我的人生安全，把他妹妹的房子腾给我住。因为当时那个知青点，房子已经没有办法住了。他们有的参军，有的读书，人都走了。我一个人剩在那里，有一年过年了，我没有钱回家。当时回家大约是要十几块钱，时间要三天。第一天坐车到万源，万源歇一晚上，再坐到达县。达县再开往重庆，一共要三天两夜。我根本就没有那个钱，我不可能回家，我妈妈也不可能有钱。我晓得，所以我只有不回。

后来就说回城，那个会计对我太好了，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过过生，连我妈妈都没有过过生。我从心里来讲，想起来就很感念他。

六、“我想读书”

我也想读书，很想读书。1975年已经开始推荐读书了，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我就想争取那个名额。结果我就拼命的劳动，拼命地上班。有一次搞高产田，中午都是义务劳动，我没有鞋子穿，有一双解放鞋我舍不得，因为买一双解放鞋很不容易，要穿几年，就是一直穿下去那种。别人那些走了的知青给我的衣服我都拿来穿。因为舍不得，我打赤脚，中午太阳又大，结果整个右脚就感染了，脚掌全部感染了。

感染后我就去住院，因为公社医院，我哥哥就是死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院长也是不理不睬的。我整个脚都灌脓了，必须等它脓都灌好了才能动手术。我都忍受不了，医生也没办法。我也不叫唤，反正就发高烧。他们就劝我回家，说你可能得败血症了，高烧不退很恼火，你还是回去。我想我回去怎么办？我妈妈也没有钱得。我在这里住院，知青办公室应该拿钱，我是为生产队出工遭的。

艾：你是踩了什么东西？

周：踩了鹅石板，把脚掌伤了。因为太阳又大，没有地方落脚。我舍不得穿鞋，怕把鞋子穿烂了。我打赤脚到田里去，河坝里很多鹅卵石，田里种的包谷，我们整的高产田，去授粉。就这样我把脚板伤了，被粪毒感染了。要住院，没有办法得。我也忍受不了，他们就拿抗癌止痛的药给我吃，完全是忍到。

开刀的时候，医生打麻药打不进。他说你这是啥子脚，你这个皮子太厚了，茧巴，完全扎不动。我的脚两边都有杏眼，整个脚都肿了，脚趾头全部都肿胀着。天天都包药等它灌，也没有其他方法。我就跟他们求情，是重庆北碚去的医生，谭医生两口子，是川医毕业安排到那里去的。他们比较同情我。我就说没得啥子得，你们动嘛。

他们尽力打，打了一针麻药进去后，他们就开。开刀的时候我都晓得，我听到我的脚被划得噗噗的，把里面的污血、脓全部挤下来。我看见碗里有半碗血，都是乌的；那些脓流起。但是一次挤不完，每次都挤那个纱布团，往伤口里塞，那个纱带很长，引脓出来，创口每天缩小，直到后来长拢口口。在这个期间，很多社员来看我。又没有钱，他们就买些白糕给我送来。

就那样灌纱条，脚收口以后，老皮子掉下，脚只有一柞长，缩了。整个脚掌全部都是嫩肉，像豆腐那样嫩，不敢下地。后来我们大队还是很多人来看我，关心我，团员买个白糕。我们大队的男知青他们就去扯农民的花红，不是很成熟，他们就去偷来，悄悄地给我，因为买没有钱嘛，大家都穷。他们就给我甩到抽屉里头。我就在那里熬，熬到后来脚稍微可以下地了，皮子还没有长老。我又回生产队去劳动了。

为啥子呢，我就想表现，好转出来读书。我们生产队会计还是很好，他安排我晒谷子，我就把脚拐起在生产队的院坝里晒。结果那年的推荐特别好。我又获了很多奖，我们大队、公社、县里头都给了我一些奖状。锄头、镰刀我后来回来都送给那些农民了。我那时已经是公社、区的劳动标兵、模范，而且评成我们县的先进。部队也来采访我的事迹，在他们部队报道。那两位采访的军人还跟我讲，他们说：小周，你表现得太好了。那些社员都很称赞你，干农活一把好手；饿起肚子，吃野菜度日，还要带领社员参加劳动。他们说，你的事迹在我们部队中很受感动。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说没啥子得，因为我出身不好，我应该这样劳动。就在那一年，招工招生，我全都是因为我父亲，政审过不了关。推荐我读书被刷下来，这时我非常伤心。前几个月，我那个同伴当兵走了。书记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老汉，当兵就是你的份，没有她的份。

我晓得我出身不好，取不了。读个书总可以吧，结果还是不得行。他们都不敢跟我讲没有录取，我也不敢到公社去看榜。后来是一个右派的娃儿，他很同情我，跑上来跟我讲了。他说我看到张榜了，读书的名额没有你。当时我就伤心地哭，他还在咋呼说，你不要说是我跟你说的啊，说了我跑不脱。

他走了以后，我就在我那个屋里，伤伤心心地哭。我觉得我随便怎样努力，努力到先进事迹登报，部队来采访，我都读不了书，我没有前途了。我就拿平时滑板的那个绳子，我想我去吊死算了。我觉得没有出路了，再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不想活了。

我隔壁的王队长听到了，他就来劝我，安慰我。这个时候公社书记也来了，他就跟我讲：保证明年招工你能够出去。他们看见桌子板凳上的绳子，他们就收捡了。当时我确实不想活了。

在他们的安慰下，还有另一种压力，我不敢死，因为我死了我要牵连别人。那个右派的儿子，他又给我带信说，你不能死。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跑不脱。他们把他弄去训了的，说你为什么要跟她报告说她没有被录取。我想到他，我又坚强地活下来了。

我也想到我妈妈，我妈妈也经受不起这种打击了。我在农村的那些遭遇， 都是很多年以后，在申诉我爸爸这个时间段，我才偶而断断续续给我妈妈讲了我在农村的遭遇，而且我也没有跟她讲详细。

到了1975年的10月，我妈妈来信了。她说，你可以回来工作了。是啥子原因呢？因为当时，把我哥哥也算上，有三个知青招一个回城的政策，把我招回来了。

那天，生产队破例给我开了欢送会；还去县城买了瓜子、花生。那些干部社员，全部都是赞扬声，他们怎么赞扬我的？说生产队缺了个劳动力。我喉咙硬起，眼睛都流泪，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为啥子说不出来，我只有点头感谢他们。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白辛苦。在农村受了那么多苦，还是得到这么多的认同。而且我在农村的出勤日超过了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壮年的男劳动力。那天的欢送会我永远都记得。太感人了，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有给他们鞠躬。

我们的大队会计还跟我说：小周，你回家后好生读书，好生学习，把你在农村受到那些苦全部写下来。写成书，肯定很感人。

九、“我不能这样死”

我1975年回来，当时是以房管局的名义招的，我们都很高兴。那个招工老师说，你们想读书，回去可以读七二一工大，还可以考学校。我高兴得很，我只要能够回到重庆，回到妈妈身边，就可以了。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回到重庆以后，把我分配到一个集体街道的建筑队，一个人发一个箢箕、一把锄头给我们。我们当时是一群，三十多个知青，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和我一样。

我在单位，在建筑队，我想拼命地表现。那个时候，建筑队风险很大，因为我们是属于集体企业，自负盈亏，经常关不起饷。到1988年，完全关不起饷了，那时我才去上访。我一直都表现很好，为啥？我想我这一辈子独身，哪天能够死在现场，给我妈妈挣一笔工伤死亡费，而且我也死得光荣，就行了。

所以回到家以后，我都二十七八了，都没有谈朋友，没有考虑我的个人问题。我想的是哪天因工死亡，跟妈妈挣一笔费用。以这种心理状态，所以我在工作上很亡命。反正最危险的、最艰苦的，都是我去。

我们组上的钢筋工，一上午要砸几百根铁，用那个二锤，用大榔头锻铁。那时候没有机械化，人工操作，几百根铁，10个厘米的、9个厘米的，甚至16个厘米的，我两锤就可以给它敲断。对面一个人掌起，用卡子卡起。我就甩锤，两锤三锤就甩断。一上午要甩几百根。在这种情况下，强劳动力，我没有叫一声苦。

我曾经还摔过，从楼上摔到楼下，摔成脑震荡，当时就呕吐了。我还是继续，干最重的活。我们那时弯钢筋，那些建筑的主梁用的钢筋，都是我在弯。有一次，主筋要运上去，因为太重了，要放到梁上。结果，那个工人安全意识很差，他在拽瞌睡，就没听见口令。明明是往下面放，他却往上面启动。我当时正抓着几百斤的一捆钢材，他往上面升。这个时候我穿的一件衣服幸好是粉色的衬衫，一下就被抓到天上去了。人们就喊：糟糕，糟糕！周复甦被抓上去了。我还拉着旁边的钢筋在那里抖，衣服已经不在了。这时我组上的那些嬢嬢，就给我把衣服找上穿起，看下面那个工人还在栽瞌睡。

就从那次之后，我突然醒悟了：我不能这样死，这样死太没有意义了。完全是无辜的。后来形势也比较好，我还被评为区上的劳动模范、市的劳动模范，优秀团员，出席了重庆市的团代会。

这一切荣誉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只给我带来了伤心和痛苦；我受到更大的伤害。

因为我的父亲没有平反，他们都说，领导竖的是黑标兵、黑五类。有人从各方面打击我，在安排工作、升级方面都打击我。像我这种表现，早就可以提干了，但我没有资格，因为我老汉有问题。他们就把我不管，事情让你去作。那些困难的事情，我都主动去干，因为他们都比我的岁数大。但是很多事情也对我不公平，这个事情我想不通，心里很难受。随便哪里危险，房子上面、九层高层钢梁那些都是我来抬。我生病了，发高烧，烧到四十度，都在屋梁顶上上班，都在做事。我越想越想不通，我也不想说话。

结果哪些人就说：反革命的娃儿，还培养，单位竖的标兵哪个哪个，我心里就很难受。我想，我不是现在得的这些先进，我是在农村就得起的。心里想不通，我就把那些奖状都拿来烧，边烧我边说：没得用的，骗人的。我付出的比别人多好多好多倍，完全不可想象。因为出身不好，你要得那些先进的话，特别在重庆建筑业，你要得到市妇联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共青团员，你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才能得到。而且我评上去以后，全票当选，出席团代会，团市委还要政审，都过关了。我得的那些奖状全部我都烧了，撕了。我说我再也不保留这些了，完全是上当受骗，我在农村得了这么多，解放军部队来采访我的事迹，万县专区报纸也登，我还是调不出来，还是没有资格读书。招工也政审不过关。

奖状后来还剩了一些，我妈妈发现了，她说：女儿，你晓不晓得你在农村那几年付出了好多？这都是给你的肯定，你就这样烧了，太可惜了。她就把我那些没有撕完的奖状，都保存下来了。妈妈走了以后我去翻遗物，才翻到这些奖状，妈妈给我保存了一些。

七、“为啥子我的弟娃死得这么惨啊”

小时候，我们几个小孩遇到的老师，都有点左。特别是我那个老师，是造反派头头。每一次，我的作业做错了的话，拿去给他改对错，他就把我的作业本，两把叉一划，把纸都划烂了，他就给我甩到桌子脚，喊我捡起来。我又哭着把它捡起来。捡起来改过以后，他又给我划叉，然后甩了，我又捡起来。连续搞几次，我才走得脱。

所以我成绩根本就没有办法，小学遇到的老师很不好。我哥哥遇到的老师也不好，他叫全班同学都不跟我们耍。我们几个娃儿都是，没有人跟我们耍，不能跟反革命的子女耍。结果遇到我大弟弟的一个老师，他就对我弟弟很好，没有歧视他。加上他又住我们隔壁，我经常帮他做事情。他的小孩很小，我经常帮他带他的小孩，他对我大弟弟很好，他的学习成绩就好一些。

大弟弟去卖废品，就会留几分钱。那时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小人书，他就把钱节约起来，悄悄藏起，偷偷出去看书。所以他的成绩一贯都很好。后来他下乡以后，高考恢复了，他就去参加高考，他考取两次都没有被录取，都因为我爸爸政治上过不了关。那时我妈妈已经平反了，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爸爸……始终我弟娃出来不到。我也是，招工招生全部都受害，出来不到。最后我大弟弟是病退，本身我妈妈身体不好，血崩，病了一年多。还是一位学生家长同情我妈妈，给她找到土单方来吃，我在农村里给她弄的杜仲，邮寄给她，吃了就控制住了。但是毕竟身体不好，这样我大弟弟就顶替我妈妈回来了。

回来他也很争气，在召回的一百多子女当中，他考试考了第一名。这样就被我们区一个重点小学的校长要去了。当时要我弟弟的时候，那个区上的人还说：你敢不敢要啊，他妈妈虽然平反了，他们老汉还没有平反。那个校长他的爱人也是了解我们爸爸是五几年提意见遭的右派，他们很同情我们。就把我弟弟分到那个学校去教书。我大弟弟在那个学校被评为高级教师，一直工作都很好。

但是我的小弟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时他是母亲身边无人而留下来的，他没有下乡。我爸爸走的时候，1958年当右派的时候，他只有几个月。那时家里的经济很差，他的营养很不好。留下来以后，就招工到一个大集体。那时也很左，虽然我妈妈平反了，但是他们还是用老眼光看。因为我爸爸没平反，他们领导在大会上公然讲：有人的老汉是遭镇压了的，自己要表现好。他说了很多刺激人的话，我弟娃就没办法了，忍着在那里做。

我们弟娃上班的时候只有十几岁，本来该去做学徒，其他的都分配去做学徒工，唯独不给他分工种，就让他打杂。他那个师傅对他也不好，掌电焊，没给他任何防护面具，就喊他直接掌。他回来以后，我看到他身上衣服都是些眼眼。我就问，他说喊我去掌嘛，我去打杂。钢圈很重喊他抱他抱不起，因为他从小就有心脏杂音，很严重，还有营养不良，很恼火。结果他在那里一直待，不到两三年的时间，他就受不了了。他中途去考学，只差几分，没有考取。第二次他又去考，就不准报考了。我妈妈说，你还要考，考也考不取。你哥哥，考取了也出来不到。他就很失望，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了；在那里也很受气。他就跟我妈妈提出来，他说我要辞职。我下乡都要得，当农民都要得，我都不在那里上班了。

我妈妈就很着急，她说：你这个工作好不容易啊。你姐姐的工作，都是你大哥用生命换来的。你大哥在农村死了，都算起名额，你姐姐才有机会去当建筑工，比你还辛苦。你这个比她还要好些，我妈妈就教育他。

在这种压力下，他觉得没前途。中间有一次他吃了安眠药，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喊不醒他。我妈说糟了，小弟娃喊不醒了。我就找了个推推车，拼命地把他推上，横穿马路。我们那里离医院很有点远，有两站路。推到医院后，我跟医生求情：救救我的弟娃。他们就通过灌肠，小弟弟终于活过来了。

活过来后我们就跟他做工作，妈妈也跟他说：姐姐比你还不容易，当了那么多年的知青，工作比你还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坚持，坚持到1982年的8月。他就在我们附近平顶山上的堰塘跳塘，自杀了。

他死了以后，过了几天，我们也没有找到他。为啥子呢？当时重庆有很多广安来的要饭的，他个子小，他死了以后有人说可能是要饭的死了，就把他拿去烧了，没有骨灰了。

他好几天没有回家，他在农村的朋友，是个运粪的娃儿，姓窦，我们喊他豆瓣，我们弟弟跟他耍得很好。他曾经跟他讲过说在厂里受不了那种压力，他说不让考学，家里又不让他辞职，他受不了了。他说我申请到你们那里当知青，他的朋友说：不得行，你坚持嘛。

他看到朋友也不那个他，觉得没有希望了。我问他的朋友我弟娃在你那里没有？他说没有。我预感到肯定出事了。因为他死后我就去翻他那些东西，其中，有一个纸条，他写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觉得死了还安逸些，那样就没有痛苦，没有压力了。我一下就明白了，肯定我的弟弟走了。

找了几天找不到，我就到我们那个分局去问，分局的人就说，前几天有一个娃儿死在那个平顶山上的。我们还以为是逃荒的死了，你看嘛。他就把相片拿给我。我问骨灰呢？他们说处理了。我当时就在那里哭了一场，他们就安慰我。我回来跟我妈妈讲，我们娘俩抱头痛哭，那个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就喊：xxx啊xxx，你为啥子做得这么绝啊！为啥子我的弟娃死得这么惨啊。我就在那里伤伤心心地哭，我妈妈还招呼我，喊我不要吼。我还是出不了气，我说天啊！我家里的人死得好惨啊！都是因为我父亲，我的哥哥、我的小弟，都死得很悲惨。

我爸爸走的时候，我小弟只有几个月，还在吃奶。（痛哭）他走的时候还没满23岁，好惨嘛。我妈妈怎么面对嘛，这么惨，活鲜鲜的啊！1982年5月，我们还同照了一张像，我看他不高兴，我带他到公园去散步。我们一起照了像，他也很严肃。我跟他做了工作的，我说咬牙，坚持活下去，总有一天会好（哭泣）。他当时点了头的。

十一、“我们要去申诉！”

紧接着，我在重庆的新华书店看到出了一本书《狱中斗争纪实》，在里面我就看到我的父亲了。也是我妈妈跟我讲的，你爸爸是渣滓洞脱险，是那里出来的。我看了书后就觉得印证了。不是文化革命时斗我妈妈说的那样，说我爸爸是叛徒、特务。在我妈妈遭受折磨最沉重的时候，我妈妈也没有承认过。看到这本书我立马就买了，买了拿回去给我妈妈看。

那里面记得很清楚，我爸爸在11.27大屠杀的晚上，还背了一个小孩出来，都记在那个书上的。当时是那位脱险志士傅伯庸写的这本书。我妈妈就拿着那本书去找校领导，那时已经是1983年了。校领导看到这个书以后，也很震惊，他们就给省里打电话，叫妈妈等回答。妈妈等了几天，一个主任来说：省法院答复是，死了的不改正。那个主任又说：曾老师，共产党难道有枪毙错了的人吗？你不要去翻案了。你翻案对你活下来的两个子女前途不好。

在这种威逼下，我妈妈也被整怕了。她想，我老汉上了书了，证明他不是叛徒，就没有去管了。直到1988年，我们单位确实关不起饷了。这时，又有一位我爸爸同案的人来。他叫魏昭，是我爸爸同案的第二号人物。那一天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找到我们家，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是不是周居正的家属？

我妈妈说，是，这是我的女儿，那是我的外孙。我们娃儿还有点小，在床上坐着耍。他一下子就到那个床边边前跪起，他说我对不起你们啊，对不起你们！我们那个案子是假的，是逼供信搞的。周居正是我咬的，他的死与我有关！他就哭起来了，说我们要去申诉。

他说我出来以后，找不到你们。我出来很多年了。当时，你们小孩生病的时候，我捐了10块钱给周居正的。就是因为这个引起的。我妈妈一下子想起来了，她说，对头。

我们当时还是很气愤，听到他说是他咬的，他说那个办案人员非要他承认，你们爸爸是头儿。他们要我哪个说，我就哪个说。按照他们的要求说，才会放我一条生路。所以他活出来了，把他判的死缓。当时我就哭起来了。我说：你倒是活出来了，把我们爸爸害死了，你赔我爸爸！我说：还我爸爸的命！

我妈妈把我拉开，把他拉起来。他就把衣服脱了，我们看到，他的两个手膀子，全部都是几十年前捆的、吊打他的印子，那些绳子捆绑的印子都还在。那些死血印子还在。他说我现在写申诉手都是抖的，我写不下去。我想到找不到你们，不能告诉你们实情，我写不下去。我找你们几年，终于找到了，我把实情说给你们。你们要快点写申诉。

这时候，我看到他身上的伤痕，我也冷静下来了。我想他也是受害者，我们一起写申诉。写了申诉，我心里也很难受。

还有一个，也是我爸爸的同案犯，叫蒋文扬，他是平了反的。当时要他承认我爸爸是头子，他不承认。因为他和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那种事情。只是说了那种怨言，当时饿饭，各人的经历。我爸爸觉得，我四个娃儿在家很造孽……根本就没有说那些。办案人员非要他承认我爸爸是头子，他不承认，还拿枪筒子砸他，把他砸昏了。昏了后用水泼醒，叫他承认，他都没承认。后来四人帮打倒了，他就平反了。平反以后他也在找我们，找了将近十年。因为他只晓得我妈妈姓曾，在小学教书，在哪里他都不晓得。千方百计找我们，找到之后也把这个实情跟我们讲了。那个时候，我实在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我就把《红岩》那些书背起，那时候我妈妈高血压也气发了，在屋里躺着。我把小孩带起，他还不满3岁，我妈妈带不了。我就到成都上访。

坐的硬座，好不容易到了成都。我也不熟悉路，住最简单的旅馆，天不亮我就开始走，一路问着走去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在那里守着了。娃儿饿了就哭，我就买个白糕塞给他。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接待我了，那个人说，把判决书拿出来，登记。我说我没有判决书，他就冒火了，他说：你来胡扯！你判决书都不拿还想登记。站开，下一个！我一下就气起来了，很疲劳，而且娃儿一路硬座过来，又在那里哭。我就跟他争吵起来了。我说，你还找我要判决书，你们高院，把我老汉杀害了，判决书都没有送达。你现在还想找我要判决书，判决书哪个样子我都没看见过。他就坚持要我让开，不给我登记。这时越吵越凶，小孩看到，也哭得很凶。这就惊动了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出来一个相貌有点像当官的，他问我啥子事。我就把《红岩》那些书都甩到他面前，那个当官的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他就喊他说：登记，还是登记。他说你登记过后，带小孩去吃饭，娃儿在哭。

登了以后，我带小孩去喝了碗稀饭，又回来。等到11点了，还没人接待。旁边的也是上访的人员跟我说，你，不得行，你那个态度。我说我哪个态度，他先凶我。他说他就让你等在这里，如果你不去催他的话。听他说了我又进去，我说，好久接待啊，我娃儿饿起的。他说马上。

果然有人喊我去接待室，接待的是个年轻人。他问啥子事你来上访，我说我写了很多申诉。他说我们都收到的。我说要找院长，他说院长上北京开会去了。我就是承办人，你有啥子要求。我说我妈妈有病，来不了。我现在的要求就是尽快，还我老汉公道，为我老汉平反昭雪。没有别的啥子要求，要尽快向高院汇报。还有判决书，请你们返还我一份。拿给我一份，我没有；我要看判决书。他说没有，现在没有。

他说了很多好话、宽慰我的话：你放心放心，我们一定还你老汉公道。

十二、“如果不给你们父亲平反，就对不起你们家属。”

我在为父亲伸冤的道路上，确实也很苦，而且当时我们单位上，经济关不起饷。我爱人很远，他们家庭条件也不好，环境不好，经济条件上也没有好多帮助。我们还是要坚持申诉，开头都是用那种复印纸，一次复印几份，结果被退回来，说这种不行，要钢笔写。本来我也没有读好多书，我还是写。有一次为了等我父亲的结果，我跑到重庆市的信访局，最开始接待的是一个老干部，罗天虹(*音）处长他接待我的。很客气，他离休的时候，还把我们的案子交给继任，说我走了，没办完，希望你们接手,把他们父亲的事情一直落实到底。王处长也答应了，但是后来为这个案子去找他时他躲避我，不见我。他说他到成都去催，他去了回来，我就想听结果，每次去找都找不到他。

后来我们单位上要办定额，我说我要去。我和一个女同志，我们俩一起去了成都。因为那个地方斜对门就是信访局，我就一直望着那个地方。那天落雨，我看见我前面一个人很像，我就追上去喊他：王处长！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单位上让我来办定额本本，我说我还是想问你一下，你到省里的结果如何。他说我怎么跟你讲呢？我说你有啥子都可以讲嘛。他这一句话，我心里凉了半截。我还是鼓起勇气，我说随便啥子你跟我讲，我能够承受。他说我相信你年轻能够承受，但是你妈妈经受不起这种打击。你暂时不要告诉他。

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到省里去了，省里开会研究了，说你爸爸这个不能平反，我说为啥子呢？他说他当时那种言论，跟八九风波学潮一样的，不能平反；是他们公检法四川省定的。当时把我气惨了，眼泪都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反驳了他两句，我说：王处长，这个是乱说啊。我爸爸是1957年引蛇出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喊我老汉提意见，哪能和学潮相提并论呢？这个不对头。 他们上头想这样来压服我们不得行哦。他要压服的话，我肯定还要往中央跑，往上面跑。我继续申诉。他说申诉是你的权利，那没办法。反正是这样定了。他说小周回去安慰你妈妈，你不要哭了，好生安慰你妈妈。

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走了。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把定额本本拿回去，放到办公室以后，我就回家吃饭。吃饭的时候看到我妈妈我不敢讲，也不敢哭。我就忍着心头的难受，跑去找吴庭长。我一五一十地把王处长的话跟吴庭长讲了，他本来坐在沙发上，他就一跳站起来：混账！他说：混为一谈，完全不像话。我就在那里放声大哭，就觉得说了以后，心里要好受一点。他就喊我莫哭。你就在这里哭吧，不要把这个事情跟你妈妈说。

我回到家里以后，还是跟我妈妈讲了，是在妈妈身体条件好的时候。她听了也很气愤，她说：不行，我就是死我都要上诉，要把你爸爸的事情弄明白。吴庭长也还是继续帮我们，一分钱的报酬都没有。完全是义务，他又重新去采访，查档案……

一直拖到1995年了，我到北京去上访。因为平时我听他们说，案子报上去了，等着上面批。我就到北京再去催，1995年11月份。对北京也很不熟悉，没有地方住，我的同学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我就找她，住在工地上。

我父亲案子的承办人姓李，我从法官那里打听到她的名字是李莉，有一天早上，我就去到了法院门口，守门的说不能进去，还没有上班。我说我要找那个女法官，我就等到上班时间。李法官骑着自行车，我跑去把她拦住。她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周居正的女儿，我们申诉那么多年来，当时已经快到10年了！1985年我们开始申诉，到现在1995年了。我妈妈已经是风烛残年，等不起了。我说你们这个案子到底要拖到好久？

她说，你放心，这个报上来以后，我们很重视，会还你爸爸一个公道。你知不知道，重庆市有个吴庭长，为你们仗义执言，而且是自费奔波数年。有很多访谈材料，他都交到我们高院来了。我听了很高兴，我跟她讲，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你们尽快做出公正判决。因为我妈妈等不起了，她有很多病。她听完后，也给我很多安慰。她说你放心，我尽快给领导反映，早点还你父亲公道。我就走了。

我不放心，又跑去北京信访局去。信访局有个局长，在1992或1993年，我给北京信访局写了很多信，得到一封回信，一个副局长他给我回信了，意思是催最高法院尽快办下来。我想既然我到了北京，就去找一下他。结果我去了，说他已经退休了。我就说那他家住在哪里，我要去找他。根本不敢说是上访人员，只说是他的远房亲属，带个信给他。信访局给了我地址，我就找去了。结果找到那里，说他又搬家了。没有办法，我就回家了。当时我还给吴庭长打电话，我说我到北京了。他说你怎么跑到北京去了，我说妈妈生病了，等不住了。他说下雪没得？我说下雪了。他说你赶快回家，你家里小孩还需要人照顾。你爱人远，又不在一起，你妈妈也需要照顾。这样子我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我再等，等不到消息。我继续给信访局写东西，又给四川省写东西。我还找到重庆市的一个人大代表，高淑芳。我在报纸上看到她名字，就到她单位上去找她。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就把爸爸的事情给她讲。我说重庆市有一个刑庭的吴庭长，如果我有讲得不对的，你可以到他那里去调查。我希望她到北京开会时，把我的申诉给她，请她在第二年人大的时候给我们交上去。她也答应我了。

1996年她3月份到北京，休息期间，她碰到四川省人大主任白尚武，他就去跟他讲，白主任，我们重庆有个案子，她女儿一直在上访，母亲也在写申诉，爸爸是脱险志士出来的，是你们四川省处理的。她不服，请你这次回去把这个事情督促办理。他就跟高淑芳讲，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申诉。开完会，高淑芳就打电话叫我去她办公室，她说小周你怎么没有将申诉给四川省？白主任说你没有交申诉。我就很生气，我说他乱说，1988年我到成都去上访时，就交给了省法院，同时在省人大、省委，我都递交了申请。她说那你就继续申诉嘛。

一直又等，到1999年，我家里来了区法院的人，交给我一封信，结果是高院下达的，维持原判。当时我就哭了，等于这么多年，都白跑了。妈妈急得就病了，倒在床上。我心里很难过，白白付出了。我又找吴庭长，他已经离休了。他听我说了以后，他也很生气：完全是胡整！他说小周你不要着急，把你妈妈安慰着。我说晓得了。他又着手调查。因为他是重庆市平反冤假错案的负责人，我想他也知道我父亲是否属于平反之列。他很坚决地说再申诉，他也帮助我们。找了法官，还有法律信箱，通过廖伯康的手喻，再到四川省档案馆，他们三个人去查了三天。查出来的结果，他告诉我，同样是在平反之列，是冤案。因为当时他们办案的手法，判决是一个一个地判的，没有按集团案判。而且，没有对质，互相没有印证，就靠那些人互相咬。

魏昭当时给我和妈妈跪着讲的，当时是严刑拷打，要他承认我父亲是领导他们的，几次都吊他在屋梁上打。吴庭长调查后，2004年又重新联名向中央写了呼吁书，我们也一直不停地写。吴庭长为了安慰我妈妈，他说你们要写，要相信，只要共产党在，就一定会给你们父亲平反。如果共产党不给你们父亲平反，就对不起你们家属。因为他这种安慰话，让我们妈妈多活了很多年。对我们家属，也是一种支持。

十三、“要公布给全社会，一定要还我父亲的公道”

所以我和我妈妈很坚决，我们一直写申诉，但是就是没有回音。而且那个判决书我们一直没有看到。直到吴庭长他生命都要走完了，他身体很不好的时候，他才把他的访谈录和呼吁书给我们。

我看了之后基本上就了解了整个过程，我看他调查了哪些人员，而且我是很悲痛地看完。我也才看到那个判决书。看到以后我妈妈气惨了，她说为啥当时不把判决书送给我们？那就是怕我们揭穿。而且，如果我有判决书，三中全会以后，我肯定要去申诉。我和你爸爸是同学，同乡，非常了解。那个判决书一开始就栽我们爸爸是混进共产党的，完全是乱说。又说我爸爸介绍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坏人，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我爸爸在人事局工作，他有那个权力。那些同学同乡来找他，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我们老汉想的是现在刚刚解放，需要这些人，就介绍他们去学校、机关。结果运动来了，说他们都是坏人，不是这回事。通过这么多年，我去走访，一点点影影儿就去找，找到我爸爸的同学，说是坏人的后来都一一平反了。他们那些亲属也写了东西给我们。

只有一个人，当年当过乡长，他在肃反时被抓了，枪毙了。但是他也是做了好事的。其他的都弄错了，平反了。当时我们的大伯二伯也有文化，我们爸爸都没有给他们安排，要他们就在农村；你们文化没有那么好，现在要人才。所以我们的亲属都很怨恨：你安排外人，自己的亲属一个都不安排。我妈妈都气惨了，她说你爸爸的眼光不一样。

吴庭长说他生病了，没有办法再为我们跑了。他要我去找全国法律援助中心，说他们看到他提供的这些材料，肯定会帮助我们的。我一直坚持到2013年，在我弟弟的帮助下，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重庆市一个市委退休干部。他做过市长秘书，也做过重庆市档案管理的副局长。他听我弟弟说了这个大概过程，他说不可能，这种案子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应该纠正的案子，怎么会没平反？他不相信。他让我弟弟把所有的材料，包括吴庭长他们的呼吁书，还有访谈录，喊我报过去。

后来我就是在每年的11月27日，我爸爸的脱险纪念日，我都给最高法院寄挂号信。但是随便我怎么寄，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半点音信。

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我只有呼吁社会有关人士，呼吁有良知的法律人士帮助我们。

艾：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没有平反，你觉得原因何在？

周：原因还在他们当初没有把判决书送达家属，让我们不了解情况。在大平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不知道真相。而且，那时我妈妈只有找她们学校单位，单位只是打个电话到省里头去问了。省里头就是说不能改，共产党没有枪毙错了的。你去就是翻案。这种情况下，把我们延误了的。从1988年、1989年至今，一直没有平到反。

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初乱搞案子的人升了官，他们一直阻止这个案子。据说省里头是讨论过的，该不该平反。我们申诉也是很晚了，那是1988年。但是通过有关人员了解，当时绝大多数是同意父亲这个事情平反的，但是他们一手遮天，把这个案子压住了。后来向最高人民法院报的时候也不实事求是报，他们胡乱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平反冤假错案那些部门也没有了，我们申诉越来越困难。我用挂号信的形式，一直往上面寄信。我寄的是挂号信，存根还留着的，没有任何回音。

造成这种原因也在于他们的冷漠，不关心百姓疾苦。我现在就觉得他们为了掩盖这个事情，等把我们心淡了，他就把这个事情放了。但是我在想，在我眼睛没闭之前，我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我一定要抗争下去，我一定要找他们，把这个事情还公道。我一定不会放弃。至于他搞不搞，我就是要向全社会公告，一定要还我父亲的公道。因为我已经知晓这个案子了，而且，现在还活着的蒋文扬老人，他还跟我讲了的，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他有病，我去看他。他还跟我讲，他说李玉柏，他是教育干事，他死之前给我留言，就说周居正这个案子是四川省公安厅搞的，当时想搞成绩，是他们搞的假案。这也进一步给了我信心，要把这个案子打到底，而且，要公布给全社会。真的，蒋叔叔是这样讲的。

后记：我和周复甦约着春天再见，结果武汉大疫封城，很多事情压过了这一约定，留下了永久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明白如今的读者，不会有很多人看完这篇长文，也许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另一个加长版的文革创伤故事。

但是，如果我们身边依然有着这样的故事没有得到讲述，尤其是，在发达的新一线城市，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努力，正义依然没有到来；那么，时代的阴影怎么可能是仅仅笼罩着周居正和他的儿女们呢？

我也无法用廉价的想像来安慰自己：周复甦终于可以和父亲、母亲、哥哥和小弟弟的在天之灵相聚了，天堂没有大饥荒也没有文革……红岩文化圣地上周居正的名字还在，然而，他在大饥荒中舍己为民的思考和挺身反抗，才是真正值得纪念的丰功伟绩。伴随着这个名字的生命悲剧，应该被所有人知晓。

在这其中，更有他全家和同难的牺牲，人血不是水，正义待力争……周复甦用尽了她后半生的生命想要证明这一点，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遗愿。如果您读完了这个讲述，愿意说点什么，欢迎给我留言，促进对这里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感谢读者。

2020年11月30日

补记：感谢宋石男教授推荐给《默存格物》这个微信公众号。编辑在12月1日晚上发出，至今天中午12点，点击量已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