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不认识许志永也没见过，只是对他一直有关注。知道他入狱了，后来刑期到了，又出狱了，然后在2月就读到了他的这篇文章。又开始为他担忧了，怕他再次入狱。果然。

据BBC中文网报道：

“中国政治活动家许志永2月15日在广州被警方带走。多名知情人士向BBC中文确认，许志永被番禺区公安局从其藏身的广州律师杨斌家中带走，杨斌一家三口也被扣留近24小时，于周日（2月16日）傍晚回到家中。

BBC中文于2月16日晚10点半左右致电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接线警员说，没有办法在电话里确认消息，因为是 “涉及秘密及个人隐私的”。

番禺警员补充说： “（至于）他涉及到什么事情，他有没有被公安机关拘留，我们会在24小时之内以家属通知书的形式发给他的家人，或者他自己申请的律师才能知道。 ”并强调“24小时之内发出”，因 “要根据个人意愿，如不愿意通知家人，只能以挂号信的形式发出，时间会比较长”。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表示，“许志永被拘留表明，中国政府抗击疫情丝毫没有改变其压制所有异见人士的声音以及无情打击言论自由的全面运动。”

潘嘉伟表示，“自从去年12月在厦门参加人权活动人士会议以来，许志永一直受到当局监视。此后，他对习近平处理疫情危机提出了批评。”

“许志永和数位其他人士因参加了厦门会议而受到当局调查。他们现在被强行拘留，面临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危险。”

潘嘉伟指出，“许志永以及其他被拘留者并没有犯罪。 他们之所以受到打压，只是因为他们以和平方式开展活动。中国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将他们释放。”

去年12月中，多位中国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参加一次聚会后，中国公安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展开抓捕行动, 但此次聚会的公开信息甚少。

许志永随后因预感自己亦会被捕，从北京逃亡，辗转各地，最终在广州被捕。在逃亡期间，许志永就BBC中文的采访问题在一份视频答复中说，这次大范围抓捕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

他在视频中说， “过去七年来，几乎所有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群体都被打压，公民群体一直承受着压力。因为他们（当局）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做臣民，而我们执着地想唤醒国民，做一名公民。”

许志永是 “公盟”和“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是推动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倡导非暴力运动。他于2014年以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4年刑期，出狱后基本被全天候监控。

许志永的朋友、人在美国的华泽经常通过邮件与许志永联络， “每天多次往来”。她最后一次收到许的邮件是在15日早上10点半左右。

华泽说，这次未收到回复很不寻常， “以前也有一到两次在24小时之内没有收到许的回复，但都是因为他在转移地方”。

华泽转述中国国内的朋友称，许是在15日晚6点从杨斌家被带走，同时被带走的还有杨一家三口人。官方先确认了许的位置，并以排查新冠状肺炎疫情为由上门，许被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确定身份。该信息源因担忧自身安全而不能公开姓名。

BBC中文目前不能独立确认许被带走的具体过程。

社会活动家胡佳在Twitter上称，许在北京的女朋友李翘楚于周日凌晨发消息说 “有人敲自己的门”，随后便失联超过20小时, 可能与许的被抓有关。

据华泽称，许是在去年年底回北京时，得知丁家喜律師失踪的消息，从此开始了逃亡之路。

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Twitter上称，丁家喜到目前已经失踪50多天天，家属和律师并未得知丁所犯何罪。

53岁的丁家喜曾是航空工程师，后来转任律师，曾与许志永等人发起 “新公民运动”。他于2013年4月因参与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移民工人子女教育平权，被刑事拘留，后来法院以 “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定罪，判刑三年半。”

持续关注他的安危。今天读到了他的女友李翘楚的文章。对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分享给诸位网友。



李翘楚：写在许志永被逮捕的100天：我虽势弱言轻，决不虚作无声

李翘楚 2020年9月26日

写在前面的话：我们要图文并茂的书写我们个人的历史，日后再提起2020年，我的故事，是自我的脆弱与挣扎，是与爱人的坚守与分离，是共同体之间的守望相助，还有作恶者的龌龊嘴脸……他们可以阻止我们发表什么，但是我们经历过什么记住了什么，依旧无法被控制。再次开始战斗的时候，别忘了嘴角保持微笑，心里唱着自由的歌。

2020年6月19日是我取保候审的日子，也是许志永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转往临沭县看守所的日子。囯保的车距离我父母接我的地点还有几百米的时候，他们解下罩在我头上的衣服，4个月后重新看到我，见我下车时四肢都无法控制的发抖，我妈妈抱着我哭了很久。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我最牵挂的人却没能重获“自由”。那一天，我为自己能出去但他却被送往山东而难过不已，我前面有一条孤独而黑暗的路，我站在路口，只身一人。

今天距离6月19日已经100天了，抗争和公共表达是自我赋权的过程，支撑我走下去的，是对“公民”的理念认知、是对伴侣的感情、是身边朋友的支持、是每一次跨过恐惧后对自己说“还能不能更往前走一些？”颤颤微微的走路姿势也许不好看，但我总相信会迎来翻盘的那一天。 

戴手铐，跨新年

提问：“2020年的自己有什么变化吗？”——回答：“勇敢了一点点”

2019年的夏天，有一次乘地铁，许志永因为查身份证的事情跟协警争吵，我远远的躲在一边，心里想着“可千万别把我们带去派出所呀”，那个时候遇事便躲的我，可能不会想到半年之后的生活吧。

当时我刚被确诊抑郁症，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工作业余的大部分时间，我跟志永一起关注着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也尽力去做一些什么。我能记得的事包括：6月28日，走了四年多“寻夫路”的李文足第一次在监狱中探望到王全璋；7月4日，被带走一个多月的张宝成被正式逮捕，这已经是他的第六次入狱；7月23日，伍雷律师被吊证，他是大幕拉开时，那个悄然退场的人；7月24日，长沙公益仨被抓，我作为志愿者在群里帮忙翻译快讯；7月29日，黄琦被重判12年，他在年月的囚笼中，教晓人们何为自由与良知；8月12日，张贾龙被从家中带走，1个月后被正式逮捕；9月19日，陈云飞因为对香港的关注被刑拘；10月17日，雪琴被广州警方刑拘，而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月31日，覃永沛被南宁市警方抓捕；12月17日，祥子被带走后行政拘留……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如何操作wordpress和github，我和志永一起整理了他的两百多篇文章和公民运动的各阶段大事记，做了“美好中国”这个网站：https://cmcn.blog/，当时他半开玩笑的说：“我将来要是被抓了，你就让大家通过这个网站认识我吧。”

志永离家的具体日期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北京的第一场雪过后，他像往常一样亲了亲我便出门了，过了一会儿发来信息说成功甩掉了跟踪他的国保上了地铁，我问他这次出门大概要多久才能回家，他再三保证要在我29嵗生日前赶回家。

12月27日，我突然在网络上看到了丁家喜律师和另外三位公民被抓捕的消息，心里一紧。随后收到志永发来的信息“亲爱的，我可能会在外躲一段时间，如果我出事，你就去找我姐姐签律师委托书，照顾好自己，爱你”，我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慢吞吞的打了几个字“注意安全，我会一直在的”。之后，我便与他失去了联系。接下来的几天，我拿着手机不停的刷twitter和facebook了解事情的原委，也仅能从志永还在更新的状态获知他还安全。我整晚失眠，边看手机边哭，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也不知道可以向谁倾诉。

12月30日，我终于收到了志永发来的邮件，他说自己还算安全，并把已经完成的“美好中国”文集发给我，让我更新在网站上。我找了闲咖啡馆开始在网站上录入他的文章，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下午看新闻时，猛然看到了王怡牧师被重判9年的消息，又震惊又难过，觉得有片乌云飃过来把我整个罩住了。之后，我在邮件上问志永“如果会走到判决那一步，我们申请结婚好吗？我无法想象漫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见到你”，他回复我“我也很想与你结婚，但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在申请程序上会很艰难。”看到他的回应，我破涕为笑，觉得那一刻，就足够了。

12月31日上午，囯保开始了抄家和传唤，我亲身体会到了法律与真实的缝隙有多大：“寻衅滋事”原来可以是因为“连坐”；被关进办案中心原来可以被署名“无名氏”；甚至有国保在讯问的时候还提到我当天上午在他们抄家时要搜查证的事情，讽刺道：“你一个学经济管理的，哪懂这些，一听就是许志永教你的吧，别说我们有这些手续，就是没有，想找你问话，你能怎么办？”

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我便过上了每日出行被监视跟踪的生活。开始的几天，我在手机上记录着自己绝望无助的心情：“今天跟踪我的国保是个彪形大汉，长得好凶”、“他们凭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盯着我，丝毫不感到心虚”、“我不能允许自己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公民应该遭遇的事情”……

1月9日，在邮件中和志永商量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公开了自己被传唤的具体经过和事由（《戴手铐，跨新年》），我需要把自己置于阳光之下，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 

和你抗争，我很愉快

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是对于真正民主自由的信念，爱着这片土地，在不可能中行动，站到强权的对立面，谢谢你，始终头颅向上。

1月初，国保找到了我所在的清华社会学系项目组，之后我便失去了工作。接下来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变成了：看邮件、写邮件、更新网站文章、声援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4位公民、公开随时会出现的打压和跟踪。

我与志永通过邮件交流正在发生的公共事件、如何声援被捕公民，也通过邮件表达思念，分享彼此的生活状态。他每天一定会问到我的情绪和看诊状况，他的安慰、乐观、从容，让我在那样逼仄紧张的环境里依然保有着内心的平安，我想，温柔一定是根神经，断了就无法再次缝上，志永在历经痛苦和暴力的考验之后仍能幸存——罕见的壮举——他依然保持温柔。在他的鼓励下，我从原先惧怕被跟踪，到之后追着跟踪我的车辆拍照，还学会了一些特殊的技能，比如：辨别自己是否被跟踪、甩掉跟踪自己的国保。

1月23日，新冠疫情爆发，武汉连夜封城，民众在“大国叙事”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冰冷的死亡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破人亡的故事：武汉汉阳一名女子在家中阳台用脸盆“敲锣救母”，为重症母亲哭求一张医院床位；70岁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无法在医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区安排核酸检测，跳楼身亡……我从那天起也投入了志愿者工作，为武汉疫情病患家属提供些线上帮助。志永那段时间的文章也与疫情有关，他逃亡期间上网不便，我在志愿工作之余也会随手将当天的相关新闻整理好发给他。

我每天都会担心他在逃亡期间的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在寒冬里自己的祖国流亡从不是书面上那么“浪漫”。所以至今都很感谢像杨斌律师那样的朋友，ta们的相助让他在那个寒冬逃亡期间也保持了生活上的体面，不至于太狼狈，即使被带走的那一刻也可以衣着整洁、从容不迫。

2月14日是情人节，志永一早便给我发来他录好的节日视频，我们两人在紧张工作之余也抽空给了对方祝福。那也是他被抓之前发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2月15日晚上，有朋友联系我说志永可能被抓了，我忙完手头的呼吸机对接工作，一封接着一封的给他发邮件，一个人在房间里无助的哭着，没能等来他的回覆，却等来了深夜上门抓我的国保。

我的指定监居时期

肉身是柔软的，人不是政治或运动的机器零件，我们要多努力，才能把自己活成生命常态。

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细节经历，我已经公开了被抓捕当天和在办案中心被传唤的过程，还会继续公开，我在这里想分享的，是自己关于这段经历的感受。

我的头脑中留有很多碎片化的东西，比如：

黑头套和手铐、封闭的房间、24小时的白灯光；

贴身监视的看守们、严厉训斥我或和颜悦色的管教、白大褂和药片；

固定的坐姿和睡姿、24小时的监控录像和对讲机、不冷不热的白开水；

对阳光的渴望、默算时间的方法、异常敏感的听觉和信息捕捉……

我的记忆力在那段时间里出奇的好，我记得每个审讯人员的相貌特征、说话方式、角色扮演、甚至走路的声音……他们说我犯了重罪，我经常不敢开口，害怕一开口便掉入陷阱，但审讯期间却是我唯一能说话的机会，孤独感有时也会让我“盼着”被提讯。

我产生过斯德哥尔摩：我在“悔过书”中感谢他们给我吃药；我因为情绪原因经常饭后呕吐，气急败坏的管教训斥我，威胁要把看守人员从2个换回3个、取消活动时间，我竟为自己的呕吐向ta道歉，近乎乞求；我哭泣时，看守人员递给我纸巾擦眼泪，我对此表示感谢；审讯人员在讯问时带来的橘子、巧克力和锅巴，我都吃下了……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电脑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社运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大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打破沉默，直面恐惧

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6月19日出来之后，我便进入“消声”状态，不敢对外联系，害怕自己再被抓回去。6月24日，我颤抖着发了出来之后的第一条Twitter，虽然只敢发一张隐晦的图片，但也为自己能迈出第一步而高兴。不久，国保的电话打过来，说他一直在观察着网络上是否出现了我的声音，告诫我要“像消失了一样”。6月25日，我发了第一条带有文字的Twitter，说道“他们警告我要像消失一样，好害怕被消失”，发完之后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听到电话铃声就紧张。但我知道，国保决不会因为我沉默、躲避、配合，就不来打扰监控威胁我，既然怎样都无法避免，何不奋力博一下，也许能争取出一片不小的空间。

7月8日，志永的二姐第一次去看守所存钱，先是说查无此人，又是说必须经由专案组同意。从那天起，我开始为案件程序中不合法的行为（比如化名关押、不让律师会见、不允许通信）在Twitter上发声。7月13日，我开始针对这些情况向临沂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1个月之后再行政覆议，之后等着行政起诉。8月27日，我开始了为自己的权利受损情况进行信息公开申请的过程。每一步的努力，都有ta的价值，哪怕就是让大家看到：作为家属和个体，在中国依法维权有多么困难，这都是有意义的。

随着我的发声和行动，国保的约谈也开始比较频繁，国保的人数从2个、到3个、再到4个，每一次接到电话，我都紧张得心跳加速，约谈时基本很难应答自如，大部分时间就是保持沉默。但每次回来，我都会硬着头皮把过程写下来再公开出去。最近的一次约谈，国保又变回了2人，说话态度也有所调整。从最开始我刷个存在感都会被警告，到现在来看，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声和行动空间。只有我自己能体会整个过程中，自己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我孤独到必须发声，又孤独到随时有可能无法再发声，到时还有谁可以接力呢？我还不敢去设想这样的结果。

8月19日，我公开了自己的第一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细节经历，8月24日公开了第二篇。之后频繁的威胁和约谈打乱了我每周一篇的计划，但也无意中帮我扩大了宣传、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我还会继续坚持公开下去，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对真相的追问和对作恶者的追责。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隐忍和沉默。

我们需要分辨出权力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恐惧是什么。那是对惩罚、驱逐、入狱的深层恐惧。我们需要具备一起言说恐惧的能力，因为这展示了有人与你并肩作战的联结性。我们需要抛掉对个人英雄、个人公共知识分子和个人勇气的执念，意识到我们有支持彼此的力量，为创造一个恐惧感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需要对抗的，不仅是打压，还有抑郁症

抑郁症并不是绝对的灾难，ta也会给我超乎想像的坚强，坚持治疗是因为，我始终在乎我自己。 

在抗争的过程中，我的抑郁症时好时坏，从未离开，轻生的念头、自伤的行为，我都有过很多次。志永陪伴我的时候，我有时会把自己关在衣柜里，抱着大衣闻着衣服上的味道，感受自己好像不是个躯壳，他会尽量劝我把衣柜开一个小缝，他坐在衣柜外的椅子上，一只手握着我，安静的待着。

出事之后，我的抑郁症更加严重，医生给加大了药量，而我因为第一次的传唤经历，担心再次被抓后被药物所牵制，自己经常不遵照医嘱的偷偷减药，情形反而更糟糕。我时而像一滩泥躺在地上，什么事都做不了。但终究凭着对这个世界很多的挚爱、景仰与好奇，不懂、不舍和不甘心，以及那气若游丝的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我学会了接受自己的疾病，并带着ta一起，在这个黑暗孤独的路上继续走，争取走完它。 

我不是孤岛

抗争还可以因为，我不要留下同伴，而，“同伴”不只是同一案件的家属，还有所有案件的家属，还有所有追求自由公义的人们……

709家属的出现，成为了家属抗争的标准范本，可是我知道目前的环境情况与她们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怎么办呢？

最先与我连结的，是同一案件中丁家喜律师的太太胜春姐，一天又一天，我从她的twitter，见证了她是怎样“用尽全力”通过网络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丁律师被失踪的第10天，她开始制作自述视频，讲述关于丁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广泛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0天，她尝试用中英文双语发布视频和案件进展，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8天，她在华盛顿街头举牌；丁律师被失踪的第32天，她开始制作“一人一视频”，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丈夫发声；丁律师被失踪的第43天，她开始征集签名给公安部长寄信；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71，她为丈夫的发声出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她共给丁律师寄去了15封信，她为了维护丁律师的通信权，不懈的对相关部门进行控告……那种坚持的韧性一直感动着我，在我无力时，只要看到胜春姐还在行动，我便会重新去恢复力气。

程渊已经被任意羁押了三百四十多天，为艾滋病感染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服务，推动消除计划生育、户籍制度改革是他长期的工作，从2019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再无消息。他的妻子施明磊顶住压力和威胁为他奔走发声，也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温柔的力量对抗着不公义。我看到明磊姐，也就知道了程渊是一个多么好的人。近期，长沙公益仨传出被秘密审判的消息，我在那一天几乎泄气，但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Twitter上明磊姐抱着小豌豆，一副“满血复活”的样子开始去法院打卡，我激动到落泪。

此外，端点星案陈玫的哥哥陈堃、蔡伟的女友红波，艺术家追魂的妻子刘立姣，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覃永沛律师的妻子邓晓云，诗人王藏和他的妻子王丽，疫苗宝宝的妈妈何方美，黄琦的妈妈蒲文清，还有已经绝食多日的公民记者张展……我挂念很多人，虽然可能素未谋面，但这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我们扎根在共同的土地上，共同等待着融雪和春天。

而除了正在发生的案件之外，我的共同体也包括了所有的抗争者。ta们曾出现在冤案家属身边、遭遇不公的劳动者身边、遭受暴力和迫害的访民身边、面临驱赶的城中村农民工身边……但因着铁塔中的肮脏和龌龊，他们的发声成了“罪”，在“谈政治色变”的环境里被边缘化、污名化。

言说即抗争

我们要学会带着积极的态度，按自己的能力、视野、时间和负担，尝试更丰富的社会反抗形式，保持一个“真诚、负责、有尊严”的自我。

我知道自己需要社会支持网络，但是没有现成的怎么办，那就自己开始尝试建立。我首先与自己有过类似指定监视居住经历的小伙伴组成了互助小组，获得了安全表达和被理解的空间，并且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重拾继续生活的信心。

但如果我不想止步于此呢？如果，我们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奔走呼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仅想要舆论转瞬即逝的关注，还想要长效的社会共识呢？如果，我们希望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概念理解，不再必须以同样受害为代价呢？

我想，这也是我公开自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经历的意义所在吧，很希望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亲历者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或许这其中从来没必要有“我们”和“他者”的区别。在一个强大的体制面前，我们可以做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空间，降低权力对个体的碾压、伤害。

结语

前段时间去拍了穿婚纱的造型，很想今后有机会把照片寄给许志永，想让他知道，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是幸福的，与他共同抗争的生活也是喜乐的。被传唤的时候，被跟踪的时候，被约谈的时候，被指定监居的时候，那些经历总会教我成长和坚强，对比在那些已知或未知的困难面前，我其实在遇到美好事物时最为思念他，遗憾他在我最好的年纪时，无法在我身边。

一路走过来，我也许无法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上了，我渐渐在奔走呼吁的过程中看到了更多的家属、行动者，也渐渐重新认识了所爱的人、自身的权利、下一代的生活环境，我终于意识到，原来“人”可以是这样的，可以去选择正直真实地活着的。

只要许志永尚未自由，我便不会停止发声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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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手铐跨新年：12.31传唤经过】

 李翘楚：被连坐煽颠、指定监视居住的120天（未完）

作者：李翘楚

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李翘楚，女权主义者，劳工问题研究者，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并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其后于清华大学从事研究助理的工作。李翘楚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的劳工、女权和民间维权议题。她的研究领域涉及劳工视角的养老保险等政策问题。

2017年秋冬，在北京郊区“清理低端人口”的强拆和驱赶外来农民工事件中，翘楚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持续搜集汇集信息，分享资料，并到受影响严重的社区广为传播，让失去工作和居所的打工者得到用工、获取免费和平价住宿的线索。

2018年后，她积极介入反996、MeToo等民间自发运动，整合档案和撰写报告，于推特等平台声援各类良心犯及其家属。

翘楚2019年6月确诊抑郁症，必须定时按医嘱服药，但患病并未影响她继续为社会正义奔走。今年武汉疫情爆发后，她参与多个线上线下志愿协作小组，向北京当地环卫工人发放口罩。她同时协助疫区孕妇的自助互助，对接医生志愿者。看到疫情中包括方舱医院出现的一些问题，缺乏对性别议题特别是性别暴力问题的预防的关注，她立即组织志愿者搜集和整理紧急状态下防止性暴力的建议。

因为长期深度参与公民社会活动，她多次被国保和公安骚扰，2019年12月初开始，她的住所外每日都有国保值班，并跟踪监视其上下班，严重侵犯其日常隐私与公民权利。

12·26公民案发生后，当局大规模搜捕参与厦门聚会的公民，包括翘楚的男友许志永。2019年12月31日，翘楚在许志永流亡期间被北京警方传唤24小时，在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度过了新年。她之后在网络发表《戴手铐跨新年：12∙31被传唤经过》，公布传唤过程，呼吁更多人打破恐惧，关注并声援“12·26公民案”。许志永于2020年2月15日晚在广州被警方带走，李翘楚亦于2月16日凌晨被北京警察带走，至今音讯全无，警方拒绝告知律师被羁押处所、办案单位、被采取的强制措施和所涉罪名。

（参考自1226案关注组的资料，2020年2月27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