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袭来 我们还蒙在鼓里 ——庚子年武汉大疫追忆之一
写在前面：
今天是 12 月 5 日，昨天我整理初这篇长文，发给朋友的公号，朋友说，有关武汉大疫的一律不发，会炸号。今天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上发出，被封了，读者看不见。
我也转发了若干小群，附言：
大疫迫近、席卷、渐远，武汉一年将尽。
我们从中失去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追忆是必须的，舍此，失去的便是天人永隔。
此刻，牵挂一个人，她来到武汉，被带走，“寻衅滋事”，绝食抗议。
武汉律师义务代理，愿，志愿者当庭开释，荣归。
也许，根本不可能。但是，作为武汉人，
愿为律师筹措路费。
感谢您的赞赏，心相知，情义无价。
上午，朋友们的打赏已达两千，够律师跑一趟了。
2020 年 1 月 21 日，星期二，武汉封城前两天。
大寒，腊月廿七，离除夕还有三天。
回看当日微信，我依然觉得，对于这一切，要说出个所以然，缺乏很多线索。新型冠状病毒早已在扩散，我和绝大多数武汉市民一样没感觉。人们在准备过大年， 亲友间往返互送年货礼物。1 月 20 日，疫情“人传人”通过央视连线钟南山而公开， 不再是一个被封禁的话题。1 月 21 日，一夜过去，微信上有关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的消息刷屏。
这天，我在微信上转发了 14 条消息；平时我不会转发这么多。这天感觉新冠肺炎情况突然变得严重，它成了人们相互转发的主要议题。
我转发的14条消息有三类：第一类涉及到这场疫情和卫生部门 20日 前的应对； 第二类是有关新冠病毒的知识；第三类是 20 日之后武汉可能采取的措施及处境。
回看这些消息，我想从中找到线索，来理解一个问题：瘟疫如同一场大暴雪，即将席卷全球；为什么身处武汉——风暴中心的我自己以及身边许多人没感觉？
一、1 月 18 日，武汉最好的医院在说什么？
我转发的疫情信息中，有一条来自武汉市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武汉市首屈一指的三级甲等医院，有着“医学专家教授的摇篮、患者信赖的生命绿洲”的美誉。它最早由英国人杨格非博士创办（1866-2020），已经 154 年的历史。武汉人有个顺口溜：“还有一口⽓，赶紧送同济；同济救不活，赶紧去协和；协和有困难， 必须找中南。”2018 年，协和在全国医院的排行榜上排名第 12，算是顶级水平的医院。
协和医院 1 月 18 日医务办公室召开周会，会上的PPT在 21 日流出。（《武汉协和医院医务办公室 1 月 18 日周会 PPT》，https://www.2wx.com/p-2421145.html），其中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控工作要求；二、关于做好 2020 春节医疗工作的通知。
我转发的目的是想说明，新冠肺炎真的来了，不是造谣！看，协和医院已经在部署，要求做好突发公共医疗事件的应急救治准备工作。
如今来归纳，从这个PPT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直至 1 月 20 日——政府决定公开疫情的前三天；协和医院的工作会议依然维持着政府部门 20日 之前的宣传口径。它传达的是——现有调查结果表明：尚无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人传人的可能；持续人传人的能力较低，疾病可防可控可治。
前两句话给人模棱两可之感，最后一句也完全没有预示疫情的严重。
第二，在这个PPT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协和医院院内医护人员的肺炎感染。从后来媒体报道的情况推测，医院管理层肯定有更⼩范围的会议；会上分析了院内医护发生感染的情况。院方已经做出了决策，即在当日（1 月 18 日），安排有发热症状人员，立即进行核酸检测（据新京报报道，也是在 17、18 日，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到国家下发的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开始对武汉市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而且，从《第一财经》整理的疫情时间线来看，早在12月31日，协和医院就设立了呼吸传染病隔离区。
我们从后来的报道中才得知，协和医护人员的感染非常严重：
协和医院在 18 日之前有超过 14 位医护人员感染并出现发烧症状；“一位感染的护士李欣（化名）记得，1 月 15 日前后，她和多位同事陆续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科室领导要求大家戴 N95 口罩，但因为物资短缺，每位医护人员每天只有 1 只 N95 口罩，进病房时使用。”后来武汉市长周先旺证实，在武汉协和医院出现的交叉感染是脑神经外科的一个病人，感染了 1 名医生和 13名 护士（来源：《钟南山披露的“ 14 名被感染医护人员”之一：对抗病毒的“OK 哥”》，新京报官微，2020 年 3 月 3 日）。仅过了一天， 1 月 19 日，协和医院已经得到检测结果，并通知到感染的医护人员。
第三，即使是在当时，协和医院的医护感染一定比钟南山披露的14例更多。因为，根据梅斯医学 MedSci 网页 2020 年 2 月 6 日文章的图片显示，从 1 月 20日钟南山讲话到 2 月 6 日这半个月里，协和医院的感染人数已居武汉所有医院之首，其中确诊病例为 101 人，疑似病例为 161 人；合计为 262 人。
第四，在全市范围内，医护人员的感染正在扩散。自钟南山发话的 20 天之后，武汉市报告了 1102 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按以上发病情况的比例，如果加上疑似病例，感染者就突破了两千。据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绍，截止到 2 月 11 日 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 1716 例，其中 6 人不幸死亡。湖北省报告了 1502 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 87.5%，武汉市报告了 1102 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湖北省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 73.4%。（澎湃新闻，2 月 14 日报道）
第五，上述数据发布的将近两周之后，2 月 24 日，湖北医务人员的感染的统计数字达到 3062 例。根据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专家组提供的数据：全国共有 476 家医疗机构 3387 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 例确诊病例，1070 例临床诊断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 以上的医务人员（3062 例）来自湖北。3 月 6 日，国新办在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湖北省有超过 3000 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 40% 在医院感染，60% 在社区感染，均为湖北省医护人员，均为非传染科医生。
从 1 月 18 日协和的“尚无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到 20 日爆出协和 14 例医护感染，再到 2 月 24 日湖北的 3062 例医护感染；时间只过了 34 天。这里，第一个问题是：有多少医护感染者在未确证或者无症状工作期间，造成了前来就医的病人的感染？
如此之多的医护人员感染，势必严重削弱武汉和湖北抗疫前线的医疗力量。那么，像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等感染严重的医院，有没有向主管部门汇报：在医护减员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应对春节期间的抗疫工作？
由此，人们怎么可能不问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各大医院必须遵循统一口径，在 1 月 20 日之前坚持武汉市卫健委一再强调的“尚无明确人传人证据”？如果，连武汉市医疗水平最高的协和医院都不能避免医护人员感染过百、并攀升至全湖北首位的悲剧，武汉普通市民感染时，又怎能得到救治？
二、武汉市卫健委：1 月 20 日之前在说什么？
《第一财经》制作了《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其中，把武汉首例新冠病例的发病时间确认为 2019 年 12 月 1 日。武汉市卫健委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卫健委有关这场疫情的通报，在其官网和国家卫健委官网上可以查到；最早的一篇发布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从 12 月 1 日首例病人发病到 31 日通报，其间有三十天时间。疫情在蔓延，医生和专家也在寻找病源。
根据财新《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一文和第一财经等媒体相关报道：2019 年12 月底之前，“有不少于 9 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 SARS 冠状病毒，这些检测结果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
具体来说，最早的结果出现在 12 月底的最后几天，我列表显示如下：
与此同时，武汉市医院上报与收治病人的情况如下：
12 月 26 日，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省新华医院）向区疾控中心上报 4 例反常病例。
12 月 29 日，武汉市新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上报省市两级卫健委疾控处。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通知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新华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收治多名有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不明肺炎患者，要求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12 月 30 日 湖北省武汉市和各区三级疾控中心形成《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
从 12 月 29 日到 30 日，武汉市收治传染病的金银潭医院，接收了 27 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包括从其他医院转运而来的），其中 13 名重症。
12 月 30 日，金银潭医院将不明肺炎样本送交中科院武汉病毒所；1 月 2 日，该所完成病毒基因测序。
从 1 月 3 日开始，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了不明肺炎情况，也向美国等国家进行了通报。1 月 5 日，武汉病毒所分离得到病毒毒株；9 日，中国通报了世卫组织和有关国家。12日，中国向世卫组织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同时将整个基因序列上传到全球流感数据库。
1 月 20 日- 21 日，世卫组织到武汉进行现场考察。
1 月 20 日，与世卫组织来武汉同步，疫情“人传人”在全国公开。
然而，从 12 月 31 日到 1 月 20 日之前，整整二十天里，作为武汉普通市民，绝大多数人既不知情，也未加防范；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卫生管理部门没有及时通报疫情的严重性，而极少数“吹哨人”受到严厉查处。这里，武汉市卫健委在 12 月 30 日发出的一份内部通知，是一个关键信息。以下再来看这个信息说明了什么。
如今的武汉人，无人不知 2020 年元旦，媒体广泛报道了武汉警方对肺炎疫情“造谣者”的查处。为什么要查处“造谣”，顺藤摸瓜，要追溯到武汉市卫健委在 12 月 30 日发出的一份内部通知。不过，卫健委官网并没有挂出这份通知，但疫情爆发后有报道、微博转帖和分析文章引用了它，故从中可以看到通知截图。
在说到这份内部通知之前，我们首先来看，武汉市卫健委官网正式发布了哪些消息；这样才能找到内外的区别。
1 月 20 日之前，武汉市卫健委总共发布了 14 份与这次肺炎疫情相关的通报。最早的发布时间是 12 月 31 日，此后到 1 月 11 日。根据对疫情的措辞，我将这些通报看作同一个阶段的文件，这期间，有四份通报加上一份专家解读，分别为：
1. 2019-12-31：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2. 2020-01-03：武汉市卫健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
3. 2020-01-05：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
4. 2020-01-11：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
5. 2020-01-11：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
在这五份文件中，最先出现在标题中的关键概念是“肺炎疫情”，此后的三份通报和一份专家解读中，这个概念扩展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在 1 月 11 日的通报和专家解读正文中，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概念：“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这比中国将疫情通报给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晚了两天。
从 1 月 12 日开始，通报标题改称为《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逐日一报，发布时间相继为 12 日、13 日、14 日、15 日、16 日、17 日空缺；18 日发布两篇（含 17 日统计数据）；19 日（发布两篇，含 18 日数据）。
在这十四份报告（含解读）中，病例增长与调查结论，我列表如下；其中可见，人们从中得到的疫情印象依然是：它并非人传人，后果不严重。为方便检索，我列表如下（图片本来是一页，但是因为word 文档分页的原因，我转为图片文件时变成了多页）：
从上表中可见，1 月 11 日到 1 月 16 日，累计病例停留在 41 这个数字上，没有变化。与此同时，湖北省人大和政协在武汉开会。1 月 18 日会议闭幕，卫健委在当日和此后两天发布的通报中，病例开始有微弱的增加。两天后的元月 20 日，疫情信息公开化了。
现在，当疫情受害者及家属质疑当初有关部门瞒报疫情时，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卫健委有通报。但是，回头看武汉市卫健委的这些报告，谁会因此引起重视？首先，卫健委的调查结论一直强调并非人传人；这是其信息的主导方向。
再则，武汉市 2019 年统计的常住人口是 1121.20 万，到 2020 年的 1 月 19 日，累计病例才 62 例。就此而言，相当于 18 万人里仅有一例感染；谁又会真的当回事？
还有，就算卫健委有上述报告，普通市民并不会去关注它的官方网页。卫健委的下属部门是医院和疾控中心，如今，人们获得信息的一个日常渠道有电视、广播，但更为普及的是社交媒体如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恰恰是在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的这个圈⼦里，有医生谈论了新发现的肺炎疫情，受到了严厉惩处；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对疫情的警觉。
三、卫健委给医疗机构的紧急通知：“严格信息上报”
武汉市卫健委在 12 月 30 日还发布了两份通知，都未在其网站发布。迄今为止，国家卫健委有这一时期武汉市有关疫情的所有通报，也不包括这两份文件。疫情发生之后，有人追究了这个通知的问题；我再就此作一追溯。
最早报出卫健委有通知的是《央视新闻》，截图如下：
这里提到卫健委发了通知，但没有说明其具体内容。
第二天，12 月 31 日，在腾讯网上的报道《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抵达武汉》用了央视的上述截图，在提到新京报记者和网传武汉市卫健委的红头文件时，用的又不是上面这份通知，而是另外一份：《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要点是各单位清查统计在一周内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引起我注意而在此展开分析的两份通知，这是其中一份。图片如下：
以后新京报在《时间线盘点│湖北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核心事件一览》中进一步明确： 12 月30 日网传卫健委的紧急通知实际是两份。上面这一份紧急通知，新京报记者从武汉市疾控中心得到确认。
而央视报道中提到的文件不是报送病人统计这一份，另外一份，在人民网湖北频道上有插图，时间是12 月 31 日，文章标题为：
《网传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赴武汉调查》
http://hb.people.com.cn/n2/2019/1231/c192237-33678978.html
这里，卫健委的两份文件均有配图。央视提到的文件如下图：
这就是我要在此分析的文件，其关键在于这里有第三个要求：“严格信息上报”。严格到什么程度？最后一句话是这样：“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回到通知的第一句，它是这样表述的：“根据上级紧急通知”，“上级”这个称谓比较模糊。武汉市卫健委的上级可以是省卫建委，也可以是武汉市政府的主管部门。但是，我们从吹哨人的报信情况来看，他们发出疫情的信息，都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即 12 月 30 日；也都是在此后立即受到训诫。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发出信息和受到训诫的时间线索：
12 月 30 日和 31 日，这是关键的两天。30 日卫健委发通知给医疗机构，严格禁止个人发布有关这次肺炎疫情的救治信息。仅过了一天，就有八人被当作“散布谣言” 者，被公安“依法查处”。可想而知，严禁发布疫情消息，这个禁令并非只是在医疗机构中实施；而是由公安部门参与，对所有微信群进行了信息审查，迅速调查并提取证据，立即落实到了对当事人采取措施。
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因发布疫情消息被警方训诫的绝不止八人。官方公布的武汉警方“传唤八名违法人员”都是在 1 月 1 日下午 17 点 38 分之前，上表根据相关报道列出的四名医生，有三名遭到警方训诫，包括李文亮。但这三位医生被警方训诫和教育的时间都是在 1 月 1 日之后。
综上所述，第一，卫健委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第二，警方采取行动，确保卫健委的“严禁”得以落实（官方媒体广泛地报道了“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的消息”。）。第三，社会情绪稳定才是官方的优先考虑（来源于《环球时报》胡锡进 1 月 21 日的微博，他转述了“武汉市有关人士”对公安查处八名造谣者的解释。这位人士，应该就是武汉市警方对媒体的联络人）。
然而，问题在于，此前，在 12 月 31 日，新冠病毒已经被确认。而政府部门此后一直到1 月 19 日，对内依然是（对医院）实施封口令，对外强调可防可控。有人说，查处“造谣者”，是因为他们都是“非专业人员”，所以无权发布疫情信息；但事实是，即使是专业人员在医生群里发出预警和提示防护，也同样遭到查处。而且，这种处置的严厉竟然达到如此程度——李文亮在接受采访时说：那天夜里（12 月 31 日）凌晨一点半，武汉卫健委连夜开会，我主要是被我们医院领导叫过去询问情况。天亮上班后，我又被医院监察科给约谈了。由此可见，正因为新冠病毒的严重性被确认，武汉市卫健委才采取措施，严防疫情信息外泄。不然，何至于深更半夜传讯普通医生！这不仅侵扰属下员工的正常生活，它本身就在制造压力。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我停留了差不多三个星期。这期间，一方面我去广州办事，另一方面，我在访问一位医生时，他的话让我顿时无语。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根据媒体报道整理出上述线索。而他却说，我们早就知道了肺炎疫情，至少比 12 月 30 日早十天以上。医院根本不让说，也不让写在诊断中。
就这样，经过此之多的屏障——医院要求医生三缄其口，卫健委强调可防可控，吹哨人被追究“造谣”。那么，绝大多数的武汉市民，哪里会警觉到瘟疫袭来呢？更不必说，与此同时，武汉市的大型活动并未中断。除了两会，还有 1 月 19 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有四万家庭参加的万家宴；1 月 20 日，《楚天都市报》头版头条：《江城今起派送 20 万张免费旅游券》（可预约大年初一到十五游黄鹤楼 30 个景区）；1 月 21 日，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武汉洪山礼堂举办。连李文亮医生也不可能知道，他的生命已进⼊倒计时。还有很多感染者，由此踏上未知的归途。
2020 年 5 月 30 日写完，12 月 4 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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