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这两个月常常得和华人朋友们解释川普到底是什么人？虽然推荐了余杰的《用常识治国》和《川普向右，习近平向左》以及何清涟的系列文章给她们，但她们就是不愿意读，就是觉得川普就是一个大坏蛋，尤其对女性极其不尊重。我也非常无奈，也熄灭了启蒙的心。

但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集合何清涟的几篇文章，再次梳理下为何美国会改变成这个样子。大家要警惕高科技极权主义，防止美国中国大陆化。

继续推荐油管自媒体：1.文昭谈古论今 2.江峰时刻 3.薇羽看世间

何清涟：2020大选：高科技资本深度参与的数据政变

2020-12-01 09:20

来源: 大纪元

作者: 何清涟

2020美国大选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数据政变，堪称人类选举史上集各种舞弊手段之大成的经典教科书，暴露的不仅是美国政治的暗黑，还让美国引为骄傲的“软实力”陷入破产，让热爱这座民主灯塔的人们失望伤心。更重要的是，这场数据政变从多方面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在高科技时代缺乏足够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一点，宾州参议员Mastriano 11月27日在宾州议会的听证会上已经说得非常清楚：“50年前我们可以将人送上月球，但（今天）我们不能在费城和宾州举行可靠安全的大选，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绝对是设计好的，因为我们有这种技术，我们拥有令世界羡慕的隐形飞机，但我们却不能比阿富汗更好地举行大选。”

放任各州使用有安全隐患的Dominion系统

Dominion在11月3日晚创造的“拜登曲线”（Biden Curve）让世界深感震惊：美国民主党怎么可以这样操作选举机器，弃真实民意于不顾，为美国定制了一位总统？当我遍查各种资料，最后竟然发现：选举机器这一特点——其实是选举安全的缺陷，并非秘密。不仅美国选举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早就知道，大选之后宣传Dominion系统是安全的几家主流媒体也曾报导过。

我在The Technology that Drives Government IT（GCN，一家提供技术评估、建议和案例研究，支持负责规范、评估和选择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共部门IT经理的行业协会）上找到2019年1月和2020年1月的两篇文章，连标题都极为相似，一篇是《选举安全行为准则：是否太少太迟》（Voting security guidelines：Too little too late？FEB 28,2019）；《选举机器安全：是否太少太迟？》（Voting machine security：Too little too late？Jan 10,2020），作者是同一个人，德里克·B·约翰逊（Derek B. Johnson）。这两篇时隔一年的文章讲的是同一件事情：2019年1月，美国选举委员会在关于选举机器安全性的听证会中指出，Dominion公司的机器安全标准仅涵盖投票系统的技术方面，未涉及可能对选举产生影响的网络安全。各州与会者指出，联邦选举委员会颁发了《自愿投票系统指南》，但不少州可能没有时间在2020年选举之前针对新标准测试其系统。密歇根大学教授兼选举安全专家亚历克斯·霍尔德曼（Alex Haldeman）在会上指出，更新后的标准“范围相对较弱”，不包括有关选举后审核和安全选举系统其它整体组成部分的指南。他要求立法者要求各州和投票机供应商遵守最低限度的可行安全法规，以作为联邦资助的条件。

2020年1月9日，全美选举委员会再次就选举机器的安全性开会，一些专家警告说，Dominion机器不利于有效的选民核实和选举后的审核程序。对公司的软件和硬件供应链也存在担忧，因为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投票系统供应商从中国采购零件和组件。但各州官员表示，在大选之前来不及改正了。（这次会议的视频：2020 Election Security，https://c-span.org/video/？467976-1/2020-election-security）

也就是说，机器存在问题是肯定的，结合美国选举委员会2019年、2020年两次关于机器安全性能听证的结果，结论是：早就发现Dominion的安全有问题，而且就出在不能核查选民身份与不能事后审计这两点；中国提供部件也是事实。但美国多数州还是无视选举安全专家的警告采用了（据说不少州购买Dominion系统拿了回扣，乔治亚州长与国务卿就是一例）。

《纽约时报》、CNN在前几年都曾报导过美国选举机器系统出错的问题。远的不说，彭博社今年1月3日就发表过一篇《美国不会放弃易被入侵的无线投票机器》，这篇文章以密西根州的投票系统为重点，指出Dominion系统两个大问题：一是即使短暂连接到互联网，哪怕只有接一毫秒就足以通过系统传播恶意软件；二是地方政府将熟悉性、便利性和可访问性放置安全性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系统操作，导致安全隐患。事实上，这次拜登曲线就出现在密西根州。这是不是故意留下的作弊后门，只要看民主党为此做的法律准备就知道了。

有件事情必须提一下，上述两次听证会召开之时，是11月7日向CNN声称大选没有舞弊的前任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艾伦·温特劳·布什在任，这位主席任由各州使用这些有安全隐患的机器并为作弊一方背书。现任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Trey Trainor今年7月中旬到任。

民主党立法者出于党派私利对选举法的修改

美国民主党这次作弊是经过长期精心准备。11月10日，华府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高级法律研究员、前联邦选举委员会成员、选举法专家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接受了著名保守派主持人莱文（Mark Levin）的专访。他除了详述本次选举舞弊的具体操盘过程，并指出民主党为收割选票所作的准备：大选前，民主党及其代理人提起了几百个诉讼——这种针对选举法进行的密集诉讼前所未有，所有的诉讼都试图消除已有的缺席和邮寄选票的安全措施，如证人签名、签名对比，让本次选举陷入选举欺诈和选票收割的泥潭。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Kimberley A. Strassel在《2020美国大选中的收割选票》（Harvesting the 2020 Election，By Kimberley A. Strassel，Nov. 12,2020，）一文中，简述了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019年公布的一份长达600页的法案House Resolution 1（H.R. 1），专门用于“选举改革”。其中一些立法旨在武器化竞选融资法，赋予民主党更多控制政治言论和恐吓反对者的权力，两大类内容：1.该法案将要求各州提早投票，必须允许选举日和在线选民注册，从而削弱了投票册的准确性。将使各州从政府数据库中自动注册选民，包括联邦福利受益人。高校被指定为选民登记中心，并且16岁的年轻人将提前两年进行投票登记。2.该法案要求“无过错”的缺席投票，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通过邮件投票。它设想了联邦缺席选票的预付邮资。这将削弱大多数州的选民身份证法。它保留了“选票收集”规则。该规则使有薪激进主义者可以在社区中四处徘徊，以提高缺席者的选票。

今年的疫情给了邮寄选票最好的借口。可以说，除了实施多年的传统舞弊手法，比如一人多次重复投票、幽灵投票、非公民投票、点票员改票、护理员受薪后在自己服务的养老院收割选票等之外，最大的舞弊发生于邮寄选票与电脑软件系统改票。

邮寄选票舞弊的类型有邮递员丢弃川普的选票，这已经有十余起邮递员被捕事例为证；邮局命令员工改票，比如宾州的邮寄选票截止日期是11月3日，邮局命令员工加班，将所有准备好的邮寄选票全改成11月2日的邮戳。宾州邮递员霍普金斯向“真相工程”的奥基夫举报了宾州邮政局长把迟到的邮寄选票的日期倒填回选举日的11月3日，霍普金斯因此受到联邦特工拉塞尔·斯特拉瑟的威胁，他的Twitter账户@titansfanjeff亦被特工关闭。

这类事件在主流媒体上见不到，但在Twitter上到处都是，美国的一些中小媒体也纷纷加入了揭露真相的行列。选举安全专家@RussRamsland已经对美国的选举机器进行了许多调查。在本节目中，他说，“我们开始意识到改变选举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这次选举发生在选举日之前”。

目前，川普团队及美国一些NGO正在各地开展对选举舞弊的诉讼。由于对作弊看不下去，越来越多的人挺身而出揭露作弊，证据陆续浮出水面。

高科技资本对选举的黑灰色介入

美国大选历来都会有资本的介入，但这种介入只是体现在捐款上。2020大选有两点不同于以往，一是高科技资本取代了金融资本，成为介入的主力；二是这种介入不止于捐款，而是直接操盘，因此，这种介入是杠杆性的，标志着美国资本和权力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除阶段，高科技资本对权力的支配将成为美国的政治灾难，Dominion系统只是高科技介入美国选举的灾难之一。

早在几年前，我就指出过，美国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构成发生极大变化，基本成了一个社会边缘化群体和科技、金融大佬结合、知识群体（60%左右）结合起来的一个党，其中不少社会主义者。今年美国大选展示了高科技资本有足够的能力从各个层面介入大选这一能力与愿望，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是做得最肆无忌惮的一位。根据托马斯·莫尔基金会（Thomas More Foundation）的“阿米斯塔德计划”（Amistad Project）在宾州中部提起的诉讼，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向市政当局提供资金，以违反州法律进行选举。堪萨斯州前检察长菲尔·克莱恩（Phill Kline）支持宾州的诉讼。他表示，“我们正在与扎克伯格进行斗争”，他（扎克伯格）正在利用CTCL（Centers for Tech and Civic Life，科技与公民生活中心），向数个摇摆州的左翼据点输送数亿美元资金以影响选举结果。克莱恩表示，选举私有化破坏了选举的诚信，有大量私人的资金涌入政府选举办公室，以影响和改变选举，其中包括费城，扎克伯格实际上还支付了选举法官薪水。

这一事实应该引起西方社会的警惕：高科技企业的优势一是资本，二是信息的传播与垄断权，Twitter、Facebook早就通过删帖、禁言限制保守派言论，放大左派言论的传播效应，对政治与言论自由的祸害远比传统的金融资本大得多。

本文分析的三点——2019年的H.R.1法案进行的选举法改革为民主党用各种方式收割选票进行了制度性的铺路准备；坚持使用被专家数度指出问题且使用中国供应商部件的选举机器为民主党在短时间内向拜登灌注选票；高科技大资本对选举进程的直接干预，都是美国过去未曾出现过的现象，美国也缺乏对这些破坏宪政之举的制度性防范。2020年大选的最终结果，将决定美国的命运，此刻情形，正如弗林将军11月26日在接受豪斯采访时所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将决定它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生存还是变成一个无法辨认的东西”。

何清涟：美国社群媒体的西部狂野将引发230条款修订

2020-10-24 20:46

来源: 上报 作者: 何清涟

Twitter、Facebook近年来处于西部狂野状态，“拳头”大称王，这拳头还因为有230条款的保驾护航，因此，几乎是想定义谁的言论有害，谁的帐号就被封锁。但10月14日封杀《纽约邮报》事件，终于引发美国政界与媒体业的强烈反弹，一直未能成行的修改230条款将可能成行。

推特、脸书让美国陷入最黑暗的言论管制

Twitter、Facebook近年依仗自身在社交（群）媒体业的垄断地位，以及对其裁量言论权利有保护作用的230条款，毫不掩饰地自身的政治偏好，在今年大选年更是肆无忌惮地偏袒民主党阵营，限制删除保守派人士的言论，包括川普竞选团队的言论。因为为所欲为，最近终于引火焚身，10月14日，美国发行量居第四、在Twitter上有180万关注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了一篇《冒烟的邮件揭示了亨特-拜登是如何将乌克兰商人介绍给副总统爸爸》，其Twitter帐号从10月14日开始被封，在封号禁言了数以万计的川普支持者之后，Twitter鼓励线民们发起了“声讨川普”运动。

但是，此举引发了保守派阵营的强烈反弹。Fox的王牌主持人Tucker Carlson在当天的节目中，愤怒谴责了Twitter、Facebook这种行为，称“这是大规模审查制度，其规模是美国245年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对我们所有人（的言论自由）构成威胁”。除此之外，还引起极大的政治反应。

封禁有关拜登的消息之后，我在推上发表推文，认为这些传媒业人员忘记了当年在大学受教时学过的一条传播学原理“反向传播效应”：封杀于己不利的新闻，结果会增加该新闻的传播率与传播速度。10月19日，MIT的一家传媒情报公司（MIT's Technology Review）发布的研究表明：Twitter禁止《纽约邮报》关于拜登电脑门文章的行为，让这个故事的传播量增加了2倍。

多位国会议员要求废除230条款

据美国之音10月18日报导称，美社媒遮罩拜登争议报导，美国社会对Twitter和Facebook等美国大型社媒企业的不满愈来愈高，国会共和党人开始大力呼吁废除有“社媒保护伞”称号的“230条款”。当天，多位共和党议员透过Twitter发文和发表正式声明的方式谴责Facebook和Twitter的决定。来自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Sen. Josh Hawley，R-MO）于10月14日当天连发三条新闻稿与约20条推文谴责Twitter和Facebook，并指责他们是“美国史上最强大有力的垄断”。霍利还致函联邦选举委员会，要求调查Facebook和Twitter为拜登竞选而协调出的干预行为是否违反了竞选资金或其它选举法。

10月15日，据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Rep. Kevin McCarthy，R-CA）发表声明称，“大科技公司滥用这些保护，选择审查有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人，现在是废除第230条款并重新开始的时候了。”随着对Twitter和Facebook等美国大型社媒企业的不满愈来愈高，国会共和党人开始大力呼吁废除有“社媒保护伞”称号的“230条款”。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已下令，将对这两大社交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席听证会回答议员质询。

何谓230条款？

1996年美国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柯林顿政府针对低俗、暴力和色情的内容在网上泛滥，曾经制定《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试图透过立法来监管网路内容。不过，法案在1998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全票通过判处违宪，原因是法案中反低俗条款与美国宪法的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相抵触。但是，尽管最高法院废除了《通讯规范法案》的核心内容，却保留了其中的第230条：“任何互动式电脑服务的提供商或者使用者不应被视为另一资讯内容提供者提供的任何资讯的发布者和发言人”，这样一来，这些互联网公司无须为协力厂商或用户在他们平台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这条只有短短26个英文单词的条款，成为互联网高速发展时代保护高科技通讯产业的一把“保护伞”。到如今，更重要且更受争议的是，该条款也允许互联网（网路）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和遮罩冒犯性内容”，因此这一条款也成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和网路论坛的护航利器。

这种让互联网资讯产业无需为自身行为担责的条款，让社交媒体处于“西部狂野”状态，不少无辜者因互联网资讯受害。

2020年关于230条款的争执

在本次Twitter删除《纽约邮报》并封其推号之前，修改230条款已经提上日程。Twitter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施加的种种限制世界皆知，在5月下旬一个星期内，Twitter连续给他的推文打上了“需要事实核查”以及“颂扬暴力内容”的标签。5月29日，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免责条款作出限制，并在Twitter上发出了“Revoke 230！”——很少有人认为Twitter这种一边倒地管制言论是对强权的对抗，因为凡有保守倾向的言论都遇到这一对待。

按照美国三权分立体制，总统的行政命令并不能代替正式法律，只能对行政部门的执法提出指导意见，修改法律则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职责。6月18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长达25页的意见书，呼吁美国国会修改1996年《通信规范法》中的第230条款（Section 230），限制对互联网公司的免责保护。意见书认为，一些科技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目前的互联网服务行业已经和1996年出台230条款时的状况完全不同，修改互联网公司免责条款的时机已经成熟。同一天，五位共和党参议员共同起草提出了新议案《限制第230免责条款法案》（Limiting Section 230 Immunity to Good Samaritans Act），提议取消大型互联网公司在第230条款下的免责待遇，除非他们保持“善意”运营（Good Faith）。

Twitter与Facebook目前并无大的改善，只对删除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相关推文表示歉意，承认是个错误，但对普通推友依然如故。它们是不是想等到大选之后再有所改变？其实，这次不满虽然来自保守派阵营，但过去几年美国政界一直在讨论230条款的修改问题。今年修改230免责条款主要是保守派政治力量在推动，但自由派同样主张对互联网行业施加压力，多次用取消230条款来威慑互联网公司。两派对社交媒体都有强烈不满，但却是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保守派指责Twitter和Facebook长期打压保守派的声音，删帖销号的“执法标准”完全偏向自由派；但自由派（左派）则认为这些社交媒体做得远远不够，它们长期放任虚假资讯传播，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有害资讯——按照左派今年盛极一时的“取消文化”，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视为有害资讯或者虚假资讯。

本人长期从事传媒业工作并系统性研究过中国政府的控制传媒，深知控制舆论与思想的有害后果，也对美国传媒业现状深感担忧。互联网科技巨头们大可不必用游说的方式抵制修法，只要退回到20年前美国传媒业的状态：传媒将自己当作社会公器而非政治派系的舆论工具，传媒的领导者不把自己掌控的传媒当作表达自身政治立场、牟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而只是当作一个社会舆论的公共平台，在“事实第一、表达观点可以自由”的传媒伦理的约束下，容纳各种不同声音，情况就比目前这种“西部狂野”状态要好得多。

何清涟：川普现象揭示美国政治“三脱离”

2016-05-07 06:19

来源: 美国之音 作者: 何清涟

印第安纳州初选结果出来之后，共和党乱了阵脚，一直在惨淡坚持的克鲁兹、卡西奇相继宣布退选，一些共和党著名人物则明确提出要“叛党”，其中几位干脆声称要支持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选举政治以选民意志为基础，如今这情形不知应该形容为精英不了解本党选民需求，还是应该形容为基本盘对精英的叛离？

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多层次脱离普通美国人的要求，在2016年大选的提名人之争中已经显露无遗。

第一层次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

美国故事当中最吸引全世界的当然是一些平民（包括移民后代）成为巨富的故事，这样的人有比尔·盖茨、索罗斯、Google创始人布林、股神巴菲特等。有人曾这样形容美国：这是插根树枝就能长出一棵树的国家。美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曾让中国人努力追赶。

但这些早成为过去式。今年3月，我在《川普现象背后：美国中产阶级在萎缩》一文中，指出川普之所以能够得到不少共和党选民的拥护，主要是缘于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中产阶级正在减少。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美国民主党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增加税收、扩大福利供给，即所谓反贫穷战争；共和党的传统方法就是减税并刺激经济以增加工作岗位。前者被认为是政治正确，民主党的票仓因此成了各种弱势群体的云集之地。这倒并非是弱势群体短视，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了一个认知陷阱，认为支持福利主义的左派较能促进基层福祉、缩窄贫富差距，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右派则只顾经济发展，漠视穷人死活。

后来美国学者发现，自从1964年美国的“反贫穷战争”开始，福利开支飙升，贫穷率却停滞不下，基尼系数还从1964年的0.36攀升至2010年的0.44。现实让一些研究者意识到，社会成员如果对社会福利产生倚赖，将制造长期贫穷，开始尝试从“认知陷阱”中往外爬。

奥巴马在当政最初的五年当中，不断扩大福利开支，结果也不得不在2013年承认，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15年11月的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中，当主持人问最支持自由经济的兰德·保罗（Rand Paul），贫富悬殊问题值不值得关心时，保罗勇敢地回答：“当然值得关心。哪些地方的贫富悬殊最愈演愈烈？是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民主党执政的州份、民主党执政的国家。”

美国与欧洲相比，福利主义的传统要弱一些，人们对依赖福利度日的消极后果也清醒一些，在降低贫困的手段上，共和党选民中有七成以上的人反对割富人的“肉”来向穷人输血。这就是川普在竞选中承诺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不是许诺更多的福利，也能获得大批低收入工薪阶层支持的原因。

第二层次的脱离：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

自二战以来，美国肩负世界领导者的重任，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本国人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全世界都是受益者，但咒骂美国管得太宽的国家不止独裁者俱乐部成员，包括法德等一众盟友。美国人对此颇有怨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

皮尤调查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很好地证明了川普支持者与希拉里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根据该报告，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持这种看法的人，共和党中有62%，民主党人中只占47%。与此相关的是：共和党人认为叙利亚与中东难民是威胁，而民主党人则持欢迎态度。

在此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轨迹。

美国立国之后，长期奉行开国总统华盛顿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美国应该尽量少同外国发生政治上的牵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试图努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918年他向美国国会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提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国际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设想，以多边主义替代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所谓“多边主义”外交设想显然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相背离，其实质就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称之为的“国际主义”。此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转向了国际。国联、非战公约、联合国、冷战，美国的国际责任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但这种传统在911之后受到了美国民意越来越多的怀疑。

皮尤调查中心《2013年美国世界地位调查》显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受到的质疑明显增加，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让其他国家自己处理好关系”。在2004年，支持美国退出国际事务的比例仅为20%；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2002年，该比例为30%，此后一直稳步上升，2009年高达41%。今年5月5日刚出炉的皮尤调查，这一比例比2013年的52%又上升了5个点。

第三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不一致

世界各国政要对美国大选的关注从来就不像2016年这样高。在阻击川普竞逐总统提名人中，就连西方政要都不再持守观战的绅士风度，而是直接加入舆论战，表达他们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希望她能够胜出，并保持美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延续她当年任国务卿时的美国外交方向。

而川普就非法移民、穆斯林以及外交策略的发言，内有美国政界及外交界人士，外有欧盟与中国朝野的强烈批评，认为他如果当选，将让国际秩序卷入历史性灾难。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人曾表示，川普的言论“造成分裂、没有帮助且根本是错的”，卡梅伦“完全不苟同”，甚至有英国民众发起一份“拒绝让川普入境英国”的请愿书，送交英国国会。

不少穆斯林国家也认为川普的言论特别令人反感，埃及、巴基斯坦两国的宗教组织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公开表示对川普的反感。中国官方学者与媒体干脆表示，希拉里当选，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更极端的批评是称“川普支持率长盛不衰，显示出美国选举政治的‘娱乐化’倾向”。

其实，世界各国如此，无非是希望美国继续承担国际责任，比如有强大的美国军力，欧盟等西方国家可搭美国的便车，节省国防开支。比如德国在和平环境中不断提高的福利举世羡慕，结果是军备废弛，德国战机老旧疏于维修，半数无法起飞。

最戏剧化的场景是各国踊跃赶签《巴黎气候协议》的场景。这一由195国于2015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中通过的气候协议；将取代京都议定书，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签署与批准了该协议，但其履行责任却是下届总统。希拉里承诺通过并加强该协议，而川普则猛烈谴责《巴黎气候协议》。本来签约期限为一年，但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气候协议》，创下单日最多国家签署协议的纪录。各国之所以如此踊跃，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让川普不能改变主意。

但共和党选民的想法与精英及各国政府的想法不同，希望美国政府多关注国内。川普正因为其主张孤立主义、反对非法移民、提倡实利外交而备受民主党攻击，在共和党内也饱受排斥。恰恰正是这一点，是川普今年在提名人选战中备受欢迎的原因。

在传统媒体主导舆论之时，美国人民这些想法因“政治不正确”而被传媒有意忽视，没办法化成公开舆情。但2016年不同于以往，在2012年大选中成为重要辅选战场的Google，以及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媒体主导了选情，成为众多选民获取关于选举信息的重要渠道。据Google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各州初选开始以前，Google旗下的YouTube上关于候选人和议题的视频播放量高达1.1亿多小时，是CNN、MSNBC和Fox News这些大型电视新闻网所有关于本届竞选报道的100倍。

最后回到一个基本问题：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选的，美国政府也是美国纳税人供养并支撑的。美国人民选自己的政府，究竟应该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优先，还是以照顾国际社会（比如接纳难民、非法移民、世界扶贫等）优先？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公民的理性认可。那种认为“赢了选票却没赢得民心”，美国政治中那种坚持精英意志高于选民意志，强迫选民接受“政治正确”的政治观念，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后，确实应该认真反思了。

何清涟：美国大选——中国寻找政治代理人

2020-10-15 21:01

来源: 大纪元 作者: 何清涟

美国大选中处处晃荡着奇诡的中国魅影，这魅影还伴随着中国金钱的叮当响声。“拜登的儿子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主流媒体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一直努力回避拜登的儿子问题，主要围绕两大内容为拜登辩护：一是谁当选有利于中美恢复关系？二是拜登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及未来他当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不料10月14日，《纽约邮报》发表了拜登儿子有关乌克兰受贿的电子邮件，Twitter和Facebook都立即对《邮报》针对亨特·拜登的电子邮件所做的曝光采取了特殊的审查措施，一向支持民主党的彭博社却以转述的形式登载了大量邮报内容，于是“北京拜登”的联想再次成为大选话题。

“北京拜登”是否名实相符？

为便于后文分析，还是先介绍一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拜登有个绰号，叫做“北京拜登”，典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在竞选广告中的用语，意思是指拜登过去对中国过于友好，美国要阻止中国，就要阻止拜登。广告引用了拜登2019年5月2日在爱荷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的话：“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得了吧”，以及“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等。

这话不是对拜登的抹黑，他确实说过，而且不止一次说过“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拜登还有其它饱受诟病的中国故事，比如其儿子亨特（Hunter Biden）随他访华之后，中国赠送的礼包。这个故事与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故事一样，拜登都予以否定。今年9月23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财政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耗时数月的中期联合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与中共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他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Burisma Holdings）董事会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他与外国公民之间“广泛而复杂的金融交易”。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当然了解这些关系，但撇开最为敏感的亨特与中国的利益关系，写了几篇文章从另一个关系赞扬拜登是个懂外交的总统候选人，比如《拜登与中国的40年：从支持中国崛起到对华强硬》（2020年9月8日），简述了拜登对华关系史：1979年4月以来，拜登作为美国派往中共1949年当政以来第一个国会代表团普通成员访问中国，以后的四十年与中国的关系，2001年，拜登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率团访问中国，帮助美中关系开创一个重要时代——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帮助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并对江泽民说：“美国欢迎一个繁荣、一体化的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崛起，因为我们期待这将会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中国”，回国后拜登也向美国新闻界传递了同样的信息。此后几十年，拜登对中国一直采取友好态度，在2011和2012年，拜登与习近平至少会晤八次。拜登对中国的批评言论，迟至2020年大选中才出现。记者认为“拜登在竞选中面临川普总统的猛烈攻击，他对中国的言论显示出他的思维发生了剧烈转变”。这篇文章不愿意面对一件事情：拜登批评中国只是为了避免授人以柄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纽约时报》上的另一篇《“战略上的同理心”：拜登的非正式外交》，则高度赞扬拜登善于和他国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建立私人亲善关系的能力。

10月8日，蒙大拿州前参议员、在2014年至2017年初担任驻华大使的马克斯·博卡斯（Max Baucus）在CNBC的“Squawk Box Asia”节目中说：拜登当选的话，美中关系将进行“重设”，回到“静悄悄外交”，恢复“传统”，据美国商会介绍，前大使博卡斯的咨询公司为中国和美国公司提供服务。他是中国海航集团收购的英迈公司（Ingram Micro）理事和阿里巴巴集团顾问，在节目中，他对拜登当总统后恢复中美友好充满期望。

以上事实说明，拜登与中国的关系良好，拜登也自称与习近平有亲密的私人关系，这都是无庸置疑的事实，问题是如何解读这种关系。不在意中国是个共产极权国家，只在意利益的美国民主党政客、华尔街富豪以及左派媒体，自然对拜登与中国的关系视为宝藏，要努力发掘，善加利用。

北京支持谁，资金流向最诚实

中国的宣传支持谁，都被大外宣辩解成观点与立场，独独否定利益关系。但有一样东西不会说谎，那就是中国资金流到谁的钱包里，谁就被北京视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

拜登与民主党今年得到的捐款特别多，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10月13日在推特上给出的数字是：“前20名最大的超级助选团体捐献了4亿2200万给民主党，1亿8900万给共和党，华尔街支持拜登和民主党的贡献是压倒性的。”

大选结果当然不完全由竞选资金的多少决定，2016年希拉里的筹款是川普的两倍，但并没因此赢得大选。只不过，竞选者缺少竞选资金也万万不行。因此，美国的全球跨国公司尤其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企业纷纷捐款给民主党——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他们的利益早就与民主党的国际政策捆绑在一起，比如布隆伯格就曾坦言自己在2018年出资上亿为民主党购买了21个议员席位，让南希·佩洛西能够当上议长，花钱贿选于这个阵营算是常事。但是，北京认为钱越多越保险，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支持美国民主党与拜登，美国的非主流媒体与一些政府监管机构不断挖掘出这种信息：

非营利性政府监管机构在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National Legal and Policy Center，NLPC）已向美国教育部投诉，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向拜登中心提供的中国捐款进行“全面调查”。据该中心发布的消息，拜登中心（the Biden Center）于2017年开放。2017年全年，直到乔·拜登于2018年4月宣布他竞选总统后，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中国获得了7,000万美元，其中2,200万美元被列为“匿名”。该大学与拜登中心于2020年1月31日共同赞助了2020年宾州中国研究研讨会，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大使在开幕式上致辞。这些来自中国的钱最后流向了拜登中心。NLPC主席彼得·弗莱厄蒂（Peter Flaherty）表示：“拜登中心显然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民主党党工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创立的美国桥（American Bridge）曾发布报告称，该机构在2018年末收到了中国百度公司捐赠的450股股票，这份礼物已在其最新的税务文件中披露。根据美国桥的表格990，这份礼物的价值为101,037美元。布罗克Brock's group的团队正准备斥资至少5000万美元对付川普。

另一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中国金钱”故事，就是BLM获得中国提供资金，再转手捐给民主党的事例，多家美国媒体都以“Elephant in the Room”（房间里的大象）为题报导。9月21日，前职业美式足球球星沃克（Herschel Walker）沃克在推特发布一段影片指称，“我刚了解到民主党募得很多钱，其中很多来自蓝色行动（ActBlue）”；“蓝色行动”是募款平台，透过该组织处理捐款的团体中，有许多与民主党有关连，其中有自称“受过培训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BLM组织“给了ActBlue很多钱”。沃克称BLM有个下级机构与中国的一家机构是合作伙伴，这家中国机构为他们提供资金。沃克刻画的资金流向是：这笔钱最初从中国来，给那家中国机构，再给BLM，最后流向民主党。

沃克未说明他指称的BLM子公司是哪一家。但Fox分析不到一周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冈萨雷兹（Mike Gonzalez）在政治新闻网站“每日讯号”（Daily Signal）披露，BLM共同创办人加萨（Alicia Garza）所成立的“黑人未来实验室”（Black Futures Lab），获得亲中组织“华人进步会”（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CPA）资金，并指CPA“向来是中国的传声筒”，“与中国合作，在美国推动中国的立场”。

这个组织的性质，2009年斯坦福大学的权威论文有过介绍，“CPA最初是由亲左派，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发起的，旨在提高人们对中国大陆革命思想和意识的认识。工人的权利，并致力于自决，社区控制和‘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至今还可以在Marxist.org上找到。

北京为美国大选操碎了心，宣传机器不断随着CNN与《纽约时报》等的节拍起舞。因为担心拜登与中国的关系对拜登选情不利，一度干脆造谣说北京希望川普当选，想用这种反向宣传为美国民主党及主流媒体助攻。但是，现在这种民调宣传战却无法掩盖实际选战的不利。现在中国也通过外媒喉舌放话，说“川普是否败选，其实对中国不重要，中国做好了两种应对方案”。但是，以常理度之，任何政府、任何人的项目投资，都是希望能够有所回报，上述中国金钱在美国大选中叮当作响的故事远非全部，但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希望谁能胜选。

2020年美國大選冒出的暗黑

▲美國大選落幕。它的根基——傳統價值觀與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正受到嚴重破壞。Adobe Stock

中國經濟社會系列 第217期

2020年11月5日

何清漣

作者為旅美中國經濟專家與評論家，美國《商業周刊》1999年評為「亞洲之星」。其著作《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被推選為「3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

此文正式發表之時，已經是美國大選落幕。但在我寫作此文時，民主黨繼續在自家出資主導的民調中稱自身領先10個百分點以上，為在郵寄選票中作弊做輿論準備。但非民主黨陣營的民調，如UK民主研究所的民調早在8月就預測川普將勝選，該所所長還直言民主黨的內部民調與該所民調一樣，要民主黨面對現實。我在〈社情及外部民調呈現的美國選民意願〉一文中，已經引用美國皮尤、蓋洛普民調中的社情指標（這是除民調之外的重要指標）都顯示川普領先。UK民主研究所2020年8月31日的民意測驗已經指出美國民主黨有一套內部民調，與公開的民調情況不同，川普民意支持率為48%，超過拜登的45%。在關鍵的六個搖擺州，兩人差距更大。民主黨陣營其實已經知道大選結果將是自己一方輸定，並通過多種管道宣布，大選當天將不承認大選結果，同時還將在全國各地占領交通要道與公共設施，發動政變。

不管這種政變是否會發生，但從2020年5月下旬BLM（Black Lives Matter，中譯黑命貴）運動以來，BLM成員與Antifa（anti-fascist的英文縮寫，即反法西斯主義）在全美200餘座城市肆無忌憚地打砸搶燒殺，發生了近570起暴力示威活動。保險索賠公司Property Claim Services發現，今年5月26日至6月8日之間發生的騷亂，可能使保險索賠達到20億美元。保險公司特別說明，這只是12天騷亂發生的部分財產損失，不包括6月8日以後發生的一大半抗議，以及不在保險理賠範圍內的財富損失。

因此，2020年的BLM運動是美國歷史上最昂貴的「抗議」，1960年代所有6次美國暴動的保險成本加在一起，以2020年的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總金額略低於12億美元。那些為搶劫辯護的理論公然出書並被左媒讚揚引用，一些左派教授公然讚美BLM成員殺人有理，這些都讓我明白，美國已經不是我20年前初來時的美國，它的根基——傳統價值觀與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正受到嚴重破壞。

美國傳統價值觀被民主黨拋棄

什麼是美國的傳統價值觀？以下是公認的內涵：

個人自由與自力更生（Individual Freedom and Self-Reliance.）；

機會均等與競爭（Equal Opportunity and Competition.）；

辛勤工作，實現美國夢（Hard Work, Realizing the American Dream.）。

自從歐巴馬當政之後，將民主黨原來不斷尋找新的社會基礎的策略大力推行，引進兩千萬非法移民，為美國民主黨構築了今年幾十年內將不斷增長的票倉之後，公然支持Antifa與BLM；加上美國K12（指從幼兒園到中學12年級的教育）基礎教育與大學教育全面極左化，養成了一代左派青年。歐巴馬更是重新解釋了美國夢，變成了讓非法移民大量進來，減少競爭，平均分配。多年苦心養的民主黨鐵票基本盤，約占人口的43%左右，民主黨這次就算敗選，他們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仍然是美國社會隱患。

一篇短文說不了太多的事情，但以下三件事情卻從不同的角度說明美國民主黨陣營的腐爛。

喬·拜登家族再腐爛，仍獲民主黨力挺

10月14日，《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發表了一篇〈冒煙的郵件揭示了亨特‧拜登是如何將烏克蘭商人介紹給副總統爸爸〉（Smoking-gun email reveals how Hunter Biden introduced Ukrainian businessman to VP dad），此後，每天都有各種郵件包括亨特‧拜登前商業合作夥伴提供的郵件，都在證實此前已經流傳的拜登家族與烏克蘭、伊朗、中國的利益關係，其中與中國的利益關係最大。

由於小拜登受賄烏克蘭的事情早就曝光，拜登在公眾場合堅持自己不知情，電腦門最大的貢獻就是坐實了拜登不僅在兒子引薦下與烏克蘭公司的總裁見了面，還在中國能源與小拜登的六人薪酬中坐擁一份報酬，占年交易額的10%。川普總統在競選中用「北京拜登」稱呼他名副其實。

10月19日，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證實，沒有證據表明俄羅斯設陷了筆記型電腦植入，或編造了筆記型電腦上任何爆料的文件。一名高級聯邦執法官員告訴《福克斯新聞》（Fox News），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都同意這一評估。另一位執法人員已經確認電子郵件是真實的。

拜登已經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策主張，並被動展示了他的家庭。他的經濟主張，《華爾街日報》於10月21日發重磅文章〈拜登經濟學的成本〉（The Cost of Bidenomics）予以批評。該文引述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最新的報告：一項關於拜登的稅收、醫療、能源和監管建議的新研究預測，到2030年，家庭收入中位數將減少6,500美元。如果拜登議程得到充分實施，將使人均全時當量（Full Time Equivalent，即全職人力工時）就業減少約3%，人均資本存量減少約15%，人均實際GDP減少8%以上。

他本人的形象與他的家庭可由多年來的資料加以證明：

一、亨特‧拜登洩露的郵件證明：拜登擔任副總統時濫用職權與烏克蘭、中國、伊朗搞權錢交易。

二、拜登自己行為不檢，對女性與兒童的行為十分不檢，這類照片在網上到處流傳，有多位實名檢舉人。

三、拜登10月5日公開向民主黨選民許諾了一件他當總統後將送給美國人的禮物：「如果一個8歲或10歲的孩子決定想成為變性人，……我保證，父母和其他人沒有權利不同意她這麼做。」這點，我相信他完全做得到，因為他的兒子亨特‧拜登就有數十年酗酒與吸毒經歷，私生活混亂不堪，他在完全知情的情況下放任不管。

關於亨特‧拜登吸毒問題，喬‧拜登在民主黨總統預選電視辯論時也主動回應，而且加了一句：「我的心情和美國千千萬萬有癮君子子女的父母一樣。」左媒叫好：「此話在千百萬美國家長心中引起共鳴。」

背後的事實可沒左媒嚷的那麼美好：歐巴馬積極推行毒品除罪化，2015年的資料顯示：全美國吸毒者占總人口8.2%，消費全世界60%以上毒品。民主黨各州，如加州、紐約州、紐澤西州大麻合法化，青少年吸毒人口急劇增長，《紐約時報》等媒體一直公開宣傳開禁大麻如何有利。也就是說，吸毒群體及缺乏反思、只在意社會是否歧視吸毒者的家人，大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能夠支持這樣一位總統，希望選出這樣一個家庭作為「第一家庭」的選民，得要自己多墮落、多沒有是非感？

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群體的變化

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兩黨的支持者在價值觀上極端衝突。如今美國的兩黨對立，不再是政策上的分歧，比如稅收高低、福利多少，而是價值觀的衝突。共和黨要維護美國價值，民主黨要拆毀美國，從BLM運動以來，清除歷史、否定美國傳統價值觀、推行重新解釋歷史的1619計畫，主張暴力革命、廢除私有財產的馬克思主義組成BLM公開自己要毀滅美國的意圖，這些都得到民主黨的公開支持。

川普總統的長子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Jr.）在8月下旬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NC）上的發言直擊要害，指出2020年大選與以往所有大選的根本區別：「過去，兩黨都相信美國的善良，我們在去什麼地方的方向一致，所不同的是如何到達那裡。而這一次對方政黨開始攻擊我們的立國原則——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法律規則。」

2020年過去的幾個月裡，民主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破壞美國的憲政秩序。這是兩黨的基本盤決定的。

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支持群體曾因兩黨政策的變化而發生位移。1930年代羅斯福時期，兩黨之間發生巨大轉變，很多共和黨人轉成了民主黨，也有許多民主黨人卻在50年代變成了共和黨。目前美國兩黨的基本盤同樣在經歷這種變化，只是民主黨已經變成了科技、金融巨富與社會邊緣人聚集的一個黨，共和黨則變成了普通美國人的黨，越來越多的中間派和溫和左傾的人加入了這個黨，民主黨則因極左與鼓動暴力，越過了大多數美國人能夠接受的道德底線。

現階段，美國民主黨的選民結構堪稱世界上獨一無二：科技、金融精英等巨富為頂端，他們是全球化的淨受益者；IT行業科技人員、大學、研究機構、媒體中的左派知識人為中端，主體是國家財政供養的教育產業從業者與工會上層、員警之外的公務員群體（這幾類人約占美國總人品的15%左右）；各類社會邊緣人群為龐大的底端，只需要福利，以及現在從事街頭活動的金錢。這個黨現在不需要用政策來吸引美國的選民，而是以意識形態與金錢作為主要動員力。近30年來美國嚴重左傾的教育（從K12到大學）培養出一代信奉共產主義的青年，將成為民主黨未來的票倉。而共和黨則成了一個由尊重法律與秩序的中產階層、中小企業主組成的黨。

最近億萬富翁麥可‧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籌集了超過1,600萬美元，以幫助佛羅里達定罪的重罪犯進行投票。據佛羅里達州維權恢復聯盟（Florida Rights Restoration Coalition）估計，布隆伯格的籌款活動已經償還了32,000重罪犯的償付義務，佛羅里達州是販毒大州，民主黨主張毒品除罪化，因此，預估能夠收買這些重罪犯。這說明民主黨為了選票已經完全不在意社會形象。《福克斯新聞》的主播蘿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在9月15日的脫口秀《英格拉漢姆角度》（The Ingraham Angle）節目中警告選民，富裕的自由派人士與民主黨中激進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政客之間已經形成了「邪惡聯盟」。

▲就算川普最後贏得大選，要重整美國社會、尤其是改造已經嚴重馬克思主義化的教育系統，將是一個相當艱巨困難的長期任務。Adobe Stock

邊緣人太多的社會必成一個沒有底線的壞社會

選前，重要的搖擺州賓州的卡本代爾市（Carbondale）民主黨市長賈斯丁‧泰勒（Justin Taylor）公開站出來挺川普。這個市離拜登出生地僅15英里。他觀察說，整個美國，從人們挺川普的踴躍，從造勢會的巨大人群，都可斷定川普大贏！這個一生都是民主黨的市長說，民主黨太偏左了，導致很多黨員離開。拜登和民主黨在上帝、家庭、國家、工作這四方面都沒站在人民一邊。

這樣一個黨，為什麼在所謂美國的主流民調中會領先10個百分點甚至更多呢？如本文開頭所述，這是為選舉作票做準備。我已在〈美國選舉怪象：郵寄選票定乾坤？〉一文中列舉分析了全美國幾十個郵寄選票作假的例子。僅我居住的紐澤西，早在今年6月就發生了五起郵寄選票作假的選舉，全得推翻重來；還有五分之一郵寄選票被指控欺詐。《司法觀察》（Judicial Watch）10月16日宣布，2020年9月的一項研究顯示，現在查出29個州、353個郡，投票註冊人數超出人口總數100%！大家打開這個美國353個縣的登記選民比合格投票年齡的公民多180萬。換句話說，這些縣的登記率超過了合格選民的100%。該研究發現八個州的州註冊率超過100%：阿拉斯加、科羅拉多州、緬因州、馬里蘭州、密西根州、紐澤西州、羅德島州和佛蒙特州。

民主黨近十年內發明了不少收割選票的方式，比如在民主黨各州取消身分驗證（Voter ID），讓非美國公民投票等，這不是危言聳聽。從2017年開始，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建立了一個選舉欺詐資料庫，目前已經搜集到1,285個選民欺詐案例，基本是民主黨所為。傳統基金會資料庫的建立者稱，該資料庫旨在演示選舉系統中的漏洞以及實施欺詐的多種方式，它不包括所有選民欺詐案件，基本是調查後查實或起訴的舉報實例。

在歐巴馬時期，美國各種病症已經浮現，這才有了川普2016年的當選，但民主黨從來沒有因為敗選而反思自家的政策，拒不承認大選結果，這些年一直在美國政壇上胡鬧，今年乾脆支持BLM與Antifa在全美發動街頭遊擊戰破壞公共安全、以疫情為由在民主黨州拒絕重開經濟，再推出一個本人及家庭有嚴重腐敗問題的拜登帶病參選，最後是將沉澱在政治爛泥潭裡的臭泥全攪上來。

就算川普最後贏得大選，要重整美國社會、尤其是改造已經嚴重馬克思主義化的教育系統，將是一個相當艱巨困難的長期任務，得幾任共和黨總統接力完成。

何清涟：“夺回美国”的关键：重造教育

2020-07-31 13:08

来源: 上报 作者: 何清涟

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获得民主党鼎力支持。民主党的最高策略是：制造一切混乱，尽量渲染疫情，拖延经济重启，打击川普获选机会。主流媒体对此全力支持，Youtube与Twitter等社交媒体大公司充当起了监督全国新闻的责任，他们毫不犹豫撤掉不利于民主党的言论视频。但是，即使有民主党的政治势力保护以及媒体的舆论偏袒，BLM参与者对不同言论的不宽容、对美国历史的痛恨，以及6月24日大纽约地区BLM领导人Hawk Newsome在采访中说的如果美国“不给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将毁掉这个体系”，暴露了BLM罔顾民意，用暴力实施政治敲诈、赤裸裸地索求政治权力的图谋，加上他们在全美各地制造的打砸抢烧杀暴力活动，美国人先是震惊，继而是警醒，意识到这场运动与以往历史上许多运动不同，就算最接近的1969年反越战也未试图扭曲和歪曲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更未声明要毁掉美国，一些勇敢的人终于喊出了“Take America Back”（夺回美国）！

夺回美国，关键在于教育

左派仇恨资本主义，仇恨仅剩下的资本主义堡垒美国——相比欧洲，美国保持了一些竞争型资本主义特点，被称为“美国独行”，左派垄断的教育自然会让美国青年人仇恨自己的国家。

7月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拉斯莫尔山（Mount Rushmore）的国庆日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孩子仇恨自己的国家。BLM运动中的口号，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美国人不仅对美国的国籍持矛盾态度，而且完全怀有敌意。Politico/Morning Consult poll在7月21日公布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49%）表示他们相信取消文化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取消文化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40%的人回答说他们参加了取消文化活动，大约十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经常”参加取消活动。该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取消文化的态度有很大差别，年龄也是一个因素，年龄在18至34岁（Z世代和千禧一代）之间的选民中，有55%的人表示参与了取消文化活动，而65岁以上的选民中有32%的人表示反对。

川普总统在7月4日美国的国庆日讲话中说，美国孩子们正在被教导说，建设我们国家的人不是英雄，而是恶棍。此言引起民主党强烈指责。7月19日，Fox新闻就此做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选民如何看待美国的创始人。结果证明在美国青年当中确实存在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63%的人认为他们是英雄，而15%的人认为小人。另有15%的受访者表示这取决于情况，而7%的受访者则未发表意见。但当按年龄细分数位时，就会在不同的世代中，观点完全不一样。超过45岁的美国人几乎普遍将创始人视为英雄，只有极少数人将他们视为恶棍，但在45岁以下的美国人当中，几乎有相同比例认为美国的创始人是恶棍，而非英雄。这与近20多年以来日益左倾的美国教育有直接关系。

从有言论管制以来，管制言论者多为专制君王、政府以及宗教势力。但美国现在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除了禁制言论的“取消文化”盛行之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Pittsburg University），一个黑人学生团体联盟“黑匹大（Black Pitt）”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学校解雇任何被这个黑人学生会称为“种族主义者”的员工，并要求终止员工言论豁免权。言论豁免权是公立大学学术自由的核心原则，也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公立大学学者的保护。这些学生将自己看作比宪法修正案要高的一种存在，这种事情在美国并不止一起，而是发生了上百起。

这当然都是美国大学教育长期被左派垄断的结果。但问题远不止这些，由于左派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到中小学任教，美国的K-12教育已经受到左派严重侵蚀。

美国教育的问题从K-12开始

共产主义运动与塔利班、ISIS有一个共同特点：利用儿童与青少年从事政治活动。青少年普遍心智未成熟，不善于思考，容易偏听偏信。卡尔·波普之所以能够写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被誉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说作出的最彻底，最难对付的批评”，原因之一是他曾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波普在学生时期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因此对左派利用青年达到政治目的深恶痛绝，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我也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反对者对无知幼童的利用。

美国民主党特别善于利用青年，甚至将胜选的希望寄托在青年首投族增加上。在这次BLM运动中，不少高中教师就鼓励学生参加抗议。加州现在甚至试图通过一个法案，让17岁的青年参加大选投票。

但是，青年一代的普遍左倾让美国的有识之士发出警告。退役海军上将威廉•麦克瑞文（William McRaven）是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Navy SEAL）指挥官、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司令，曾经担任德克萨斯大学的校监。2020年6月29日，他在阿斯彭思想理念节（Aspen Ideas Festival）上说：“当我是校监的时候，我会召开很多大会，与会期间，总会有人问这个问题：‘你们的头号国家安全问题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问题是K-12年级教育体系的问题。在此，我先解释一下所谓K12或K-12的涵义，它是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的简写，是指从幼稚园（Kindergarten，通常5-6岁）到十二年级（grade 12，通常17-18岁）的整体教育架构，这两个年龄是美国、澳大利亚及English Canada的免费教育开头与结束的两个年龄，用来作对美国、加拿大等基础教育阶段的通称。

麦克瑞文用一种美国式委婉指出现在美国的K-12教育的问题，“除非我们给美国的青年男女提供高品质的教育的机会，否则我们将没有能力培养出能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做出正确决定的人才”，“他们将无法理解不同的文化；他们将无法理解不同的观点；他们将不会成为有批判性思辩能力的思想者。”因此，“在美国，我们必须有一个教育体系是在真正地教育和培养青年男女独立的思考能力，能够看到在他们自己的‘微观世界’以外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培养这些优秀的人才，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他为什么要讲这番话？当然是今年BLM运动以来，美国青年一代表现出来的对消除历史的偏执、不能容忍任何异议的偏狭与对左派那套政治正确观念不加思考的盲从。

他的讲话与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讲话相呼应，作为2012年对外关系委员会教育工作组的成员，赖斯帮助撰写了一份报告，指出“K-12教育危机是当今我们最大的国家安全危机”，“教育失败使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全球地位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人力资本将决定本世纪的权力，而不能生产这种资本将损害美国的安全。”

如今，美国人要夺回美国（Take America back），核心问题就是要夺回教育。现在多数公立学校已被极左掌控，他们肆无忌惮地推行进步主义教育方针，将传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从教学大纲中剔除，用否定美国历史文化的种族主义理论和凭感觉偏好学习的教学理论取而代之，把学校变为给学生灌输“进步主义”价值观的社区中心，其结果必然是年轻一代丧失对国家的热爱，也不具备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能力。这种教育的样板就是斯诺登与曼宁，这些人既不知道在政府部门以及需要保守秘密的机构里任职，必须遵守职业操守，更不知道国家利益为何物，很轻易地就将本国机密外泄，斯诺登甚至是故意泄露给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与安全性漏洞。

美国长久以来是教育输出大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发布的资料，全球的国际学生流动已经从1975年的60万增加到2017年的510万人，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接收了全球所有外国留学生的将近一半，美国居首。美国的大部分外国留学生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亚洲。这些留学者回去不少在教育部门工作，导致全世界青年一代普遍左倾，台湾青年、香港青年就是例子。

这次美国青年在BLM运动中的表现，终于让美国人意识到，纵容左派垄断教育系统，并用政治正确管制言论，美国失去了青年一代，任何国家，失去青年一代，就意味着失去未来。就算川普赢得2020年大选，如何改变教育系统的偏左，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何清涟：共产主义幽灵附体于美国Z世代

2020-07-08 09:37

来源: 大纪元 作者: 何清涟

7月3日，川普总统在南达科他州总统山集会上发表讲话，针对最近美国发生的清算历史（我称为美国文革，类于中国文革的“破四旧”），其中有句话直指美国的教育系统：“孩子们被教育成仇恨自己的国家（Children are taught in school to hate their own country）”——从政治层面上说，这是一句迟到很久而且只说出部分原因的话，也只有川普直言无忌地敢说出来。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美国青年人逾半早就被教育成热爱共产主义的一代。

美国教育：没有硝烟的共产革命

BLM（Black Lives Matter）成员声称清算历史、仇恨美国是因为历史上的奴隶制，BLM的背后重要支持者当中有美国左派教育家、伊利诺斯州大学教授威廉·查尔斯·艾尔斯（William Charles Ayers）曾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多年来推销其美国帝国终结理论，部分美国人才意识到美国青年一代当中，有不少仇恨资本主义，憎恶美国、清算历史的思想已经形成多年。推根溯源，这次多少也被清算风刮到的教育系统应该首负其责。

2016年社会主义者桑德斯参加总统大选，在美国政治中是个里程碑式事件。说这个事件是“里程碑”，不是指桑德斯赢了大选，而是指他的参选及获得以青年人为主体的支持，为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去污名化起了极大作用，从此以后，信仰共产主义在美国闪亮登场。

震惊于共产主义对美国青年人的影响，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委托国际市场调查公司Yougov做了一次调查，这份调查于2016年10月发布。大约2000多人接受了调查。报告发现，美国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53%的人对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认为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利，“社会主义”可行。45%的年轻人更愿意投票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他们的总统。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认为，这是因为“千禧一代”不了解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下罪行。

震惊于这个调查，该基金会此后每年都做类似调查，但有时会改变提问角度，根据调查结果发布年度报告，分析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法，目的是探究16岁和16岁以上美国人如何看待集体制度。2018年的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在千禧世代中，社会主义是第一选择。52%的美国千禧世代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超过希望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40%。一小部分年轻人希望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还有6%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佳选择。

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报告也指出，半数美国人说起社会主义就会联想到西欧和北欧的收入平等、社会福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独裁。报告说，26%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学校学习过有关共产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将“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作中性词汇。

从2016—2018这三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美国民众对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认识，每四个美国人中会有三人低估这个数字。2016年的调查报告甚至指出，每四个美国人就有一人认为，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斯大林治下。此外，超过半数的千禧世代赞成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言论自由。

这一切，当然都拜美国大学、中学教育日益左倾所致，近年来，随着左倾青年进入小学教育这个行业，连小学教育都充满了浓浓的左派特色。

民主党已经迅速社会主义化

这几年，美国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日益社会主义化，这一点，就连一直全力支持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2018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章谈到，民主党党内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正试图将民主党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具。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化，原因是桑德斯于2016年参加民主党总统竞选之后，他作为核心人物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规模已经有3.7万人。这个组织在选举中与民主党合作，同时在选举之外也倡导对社会不公的抵制。

桑德斯退出总统竞选之后，这个组织全部加入民主党，在201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党赢得23个众议院席位。其主要成员如AOC等，对民主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那部分相当认真，它的章程设想了“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这部分社会主义者政治攻击性极强，如AOC、奥尔玛等人进入国会之后，其发言屡屡引起南希·波洛西的不快与反感，但无奈其何。）从他们加入之后，民主党迅速社会主义化，这也是这次马克思主义组织BLM能够与民主党行动高度一致的原因。

我在2018年11月12日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写的文章《美国民主党的国内“颜色革命”》中已经预见过今天美国政治局面，可以参酌。

左派的“体制内长征”占领了美国校园

本节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无法在短短篇幅内展开，只能提纲挈领地述其本末，让读者了解美国这代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是如何通过美国教育系统的左派洗脑教育炼成的。

根据各方面资讯，大约从2009年前后开始，美国大中学的历史教材改变，放弃了种族主义教育，有的大学不再教美国历史，而代之以非洲史。这一变化是美国左派1968年以后通过“体制内长征”在美国大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当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都已经成为左派的文化思想工具，就剩下历史这一块了，历史这一块相当重要，中国有句古话：“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美国，终结美国帝国，清算历史是必然环节。川普总统说的“美国孩子被教育成恨自己的国家”，应该正式始于此时。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教育沦陷为左派的阵地，其始点可追溯至“1968年人”逐渐占据西方国家的大学讲台就开始了。

1968年人在美国就是反越战一代青年人，这些人受毛泽东与文革的影响很深，其中的佼佼者意识到要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从教育起步，与资本主义争夺未来。不少人进入了大学、研究所，开始了他们自称的“体制内长征”。本文前面曾提到的与BLM有深厚渊源的比尔·艾尔斯，是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创建者与领导人，该组织是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团体，旨在推翻帝国主义，终结美国帝国。为反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地下气象员”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起了轰炸公共建筑（包括警察局、美国国会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运动。但艾尔斯最大的成功，不是这些业绩，而是作为“体制内长征”的一员，成功地进入了美国的大学，成为教育家。他经常在演讲与教学中谈到“美国帝国的终结”，建立新世界，以及“我们在整个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并在大学生培养左派激进分子。艾尔斯与奥巴马的关系，在2008年总统大选前四十多天前的9月23日，《华尔街日报》曾刊发《奥巴马和艾尔斯将激进主义推向学校》（Obama and Ayers Pushed Radicalism On Schools），讲述了两人的亲密关系。欲知详情，请参考《美国文革/BLM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幽灵》。

在争夺未来的青少年教育中，美国保守派输得很惨。当然，输得很惨的不止美国，英国也同样如此，英国民调公司ComRes于2018年发布一项调查，18～24岁的英国年轻人认为世界面临的严重危险是大公司，只有9%的年轻人认为世界危险是共产主义。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二战之后提出“和平演变”这个消灭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战略，1990年代美国改用“颜色革命”代替，此后经过不到20年，美国对中国的颜色革命没有成功，反而让本国青年被各种左派组织或明或暗的颜色革命驯化成共产主义信仰者。其中经验，衷心希望美国还有汲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