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中有关档案史料的笔记

艾晓明

吴定宇教授是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同事，从1994年到1999年，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仅从事同一科目的教学，也都参与了黄修己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项目。1999年我去美国访学一年，回来后调任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我的研究重心转向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性别、电影与文化研究，与定宇兄所专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不同。尽管如此，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和教学上，我们依然有很多合作。

不过，一直到写这篇纪念定宇兄的文章，我才细读了定宇兄的大著《守望：陈寅恪往事》。同在中大工作，我也曾无数次路过东南区1号，也读过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但我没有阅读过陈寅恪的专著。这次拜读定宇兄大著，觉得是陈寅恪研究的一部重要的入门书。这本书也启发我将陈寅恪著作、吴宓先生日记二十册和刘节日记等都纳入了阅读计划。研究当下的知识分子问题，不能缺了这一课：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和坎坷命运。

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定宇兄不仅成果累累，而且，他肯定是首屈一指的中山大学校史专家。1979年定宇兄在四川某中学执教多年后考入中山大学，在中文系师从现代文学专家吴宏聪教授。定宇兄在他后半生的三十八年间，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康乐园。他担任过中文系副系主任、教务处副处长、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因此，他和校内的老中青学几代学人、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同行有广泛的联系。1996年，定宇兄的专著《学人魂 陈寅恪传》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评为1996年度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十大优秀图书。2000年，吴定宇主编了《走近中大》一书，该书也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之一种。2006年，他主编的《中山大学校史 （1924-2004）》（以下简称《校史》）一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深受校内外学人前辈的好评。

《守望：陈寅恪往事》（以下简称《守望》）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分别为：一、治学之路；二、清华岁月；三、万里风眼；四、康乐风雨；五、桑榆暮景。其中第四、五章，概述了陈寅恪生命历程中的后二十年：从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南下避乱，到岭南大学任教，直至文革中惨遭迫害，在1969年10月7日凄然离世。

陈寅恪先生所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出版后，其影响超越了学术范围，在国内自由派文化人中成为知识分子风骨的象征。年复一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进入中山大学，都会听到陈寅恪的名字。不过，在当下日益收紧的政治氛围中，我也不禁有此一问，还有多少中大师生能像陈寅恪那样坚持信仰并公开表达与他的共鸣？曾经的开阔风景明显在改变，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何以立言、处世、为人？

如此，回顾陈寅恪往事也就有了新意。我用“在历史的夹缝中”这个比喻来形容。当年，新旧政权更替，仿佛地壳发生剧烈运动一样，大地的板块互相挤压碰撞，造成内部的破裂和外部的错层……那一代知识分子于地动山摇时奔走，跌落，被击中、碾压或在重创下喘息求存……陈寅恪的经历彰显了时代、人格与学术的关系，既是寻常，也很罕见。

有关陈寅恪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已经出版了很多专书，我还不到入门级，不敢轻易评价。这篇文章只是阅读吴定宇教授《守望：陈寅恪往事》的一些笔记，作为对老同事、老朋友的纪念。让我觉得饶有兴味的是，书中引用了很多中大档案史料。这部分史料需要相当的查阅权限，一般人不容易看到。

同样，作为中大教师之一，在写着这些笔记时不免也会想到，我还从未有机会阅读自己的档案，亦不能预知它的去处。其中，在我之外，有多少人在书写档案，因而成为这份叙事的匿名作者呢？这个想法或不切题，却也是我在写这篇阅读笔记时欲罢不能的动力。

探寻陈寅恪往事中的档案记录，难免想起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有关监控与被监控者，他们难解难分的历史与各自不同的生命终局，充满了极权下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而思考陈寅恪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与高校体制的关系，自然会延伸到下一个问题：这种关系在今天是全盘复苏甚至更加强化，还是会经历改变呢？也就是说，陈寅恪坚守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中大、乃至于在中国高校，今天以及今后能否幸存下去？

一、《守望》中的校史档案与引文中的无名作者

从《守望》这本书的参考文献中可见，著者吴定宇采用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其中，仅著作类就有353种，如胡适、吴宓、郭沫若等作家作品集都是多卷本；再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等相关史料也有多卷。算下来，作者为写本书而过目的图书有上千卷。此外，作为参考的国内外中文报刊超过30种，期刊、集刊超过70种。世纪之交，很多早期的报刊杂志并没有完全数字化，作者阅读的几百篇相关论文，都需要在图书馆里一一检索。仅就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来说，《守望》中文献检索的工作卷帙浩繁，工程量巨大。

相比上述公开出版物，书中引用的中大档案史料，数量上要少得多；尽管如此，它却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校史档案能够具体呈现陈寅恪在中大的工作环境、周遭的政治氛围以及他与体制的关系，这是它的独特作用。但另一方面，发现和整理档案的难度也超过正式出版物。因为非正式出版文献年代久远，分类各异，编目信息可能不全。要在五六十年前的中大档案馆收藏中提取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档案卷宗，从类似“中山大学年度工作计划纲要”、“院系调整工作总结”、“系主任领导工作总结”以及“教研组工作经验”等纷杂的案卷中搜寻与陈寅恪有关的史料，需要敏锐的眼光、对历史背景的了解和建立关联的能力。而这些正是吴定宇的强项；他视野开阔，研究框架清晰，态度缜密；特别重要的资料他不仅是摘录，而且是逐字抄录全文。令他的研究能力如虎添翼的是，他拥有了所有研究档案者求之不得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充分的查阅权限。

获得这个权限与他之前从事的校史编撰相关，2003年，为纪念中大建校八十周年，吴定宇接手主持“1924-2004中山大学校史”项目。他因此“可以查阅和使用学校档案馆、图书馆任何文献材料与珍稀图书”。“任何”二字，一字千钧；这个条件，校内外的任何作者也难以获得。有了这一基础准备，他在《守望》一书采用校史资料便是得心应手。而在2006年出版的中大校史中，凡涉及陈寅恪的文字，都经过了吴定宇的审定或直接出自他的笔下。

在《守望》中，著者采用了哪些与陈寅恪有关的档案史料呢？寻找这一答案，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守望》中对于档案条目的索引十分简略。例如，正文中叙述为“有人”打了报告，这个人是谁，省略了。

打报告这个流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程序；但在时下民间语境中，它则有负面含义。说某人打某人的报告，往往意味着一种非正常的、服务于权势的言论管控。监控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危及他人的表达自由，却依然在暗中检举；就像电影中的奸细一样，为人不齿。

接下来的问题是，正文中“有人”姓甚名谁？出自哪里？情况报告递交给了哪一级单位，报告的时间地点……读者欲知其详，却发现很多引文的注释，仅见之于一句话：“原件藏中山大学档案馆”；注释没有提供案卷号、案卷标题，也没有建档时间。

如此，我们知道，这不符合文献索引的基本要求嘛（作者及身份不详，信息不全），自然也不利于查询核对。当然，一般读者，没有可能去核对；因为查阅中大早期的校史资料，需要若干级别的单位以及负责人背书。就算一般教师，也不是想查就有查阅权限的。

著者是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专家教授，何以正文引用档案，而注释失之简略？例如，《守望》中数次提到的“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报告，在学校档案馆里到底存有几份呢？书中在不同章节里引用的情况报告，属于同一份，还是不同人的报告？

著者留下这样的疏漏，我推测是迫不得已。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出版后引起官司，吴定宇显然从中吸取了教训。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查档的权限和用档的能力是一回事，而用了档案做研究，还必须规避风险。这个风险在于，曾经的报告人不愿意为报告内容担责（这或者是档案写作的一个特点，它的作者有时是代表个人意见，更多的时候则是代表权力部门发言）。如果引出真实人名，其后人会认为有损先人清誉，由此引发的诉讼，轻则使书稿胎死腹中，重则令其出版后被叫停。

著者想必是判断了麻烦程度，从而对有些内容的作者采取了姑隐其名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了所谓“某领导”，或者“有人”这种称谓。在著者看来，读者自会明白，除了个人具名所写的检举信以外，这个形象模糊的“有人”，不可能是普通的个人，此人承担对专家学者实施监管的任务，并将其言论定期通报到更上一级的监管部门。

为考察与陈寅恪有关的档案线索，我将《校史》和《守望》做了对比阅读，希望能够复盘吴定宇检索史料的基本思路；也希望能够走近那些隐身作者。

二、陈寅恪在校史档案中的史料脉络

相比《守望》，吴定宇主编的《校史》中有关陈寅恪的档案出处，注释要明晰一些。下面先看《校史》索引中的档案有哪些与陈寅恪有关的文献。

陈寅恪由岭南大学并入中大编制，是在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之后。1952年10月，随着中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的拆分重组，岭南大学的文理学院并入新的中山大学。当时，中大的教师有436人，岭大的教师有134人，陈寅恪从此成为中大历史系的教授。这部分的馆藏资料可见《人民中大》1952年刊载的相关内容和《中山大学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工作总结》。调整后，中大历史系增加了陈寅恪等五位教授，连同原历史系的岑仲勉、刘节教授一起，“中山大学历史系共有10位教授，成为全国高校历史系最为强盛的系所之一。”原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这时也在中大担任了领导工作，他本人又是东南亚各国史和中西交通史专家。

从《校史》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关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学校发生的政治运动，可以从以下几类档案中查找——

第一，概况史料，其中包括：

1、书中多次引用的有2003年前未出版的校史书稿，如署名为“中山大学校史编写组”完成的《中山大学校史》（1979年），这是在文革刚结束时编成的；其中有对中大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情况的描述相对丰富。从索引来看，书稿有三册。吴定宇在2006年版的《校史》中，引述了其中的不少资料，例如中山大学在反右期间错划右派总数、右派分子中的教授、讲师、助教、学生的数字、鸣放高潮中大小座谈会次数以及大字报的统计数字。此外，还有在处理右派的大辩论中来自教授的不同意见，这些内容，后来收入了《守望》一书中。

    个人所写的校史书稿，还有如中山大学档案馆原馆长易汉文的《中山大学编年史书稿（1924-2004）》，吴定宇在《校史》中引用了其中有关文革初期的史料（1966-1968部分）；包括这段时期中大学生成立造反组织的名称、编印小报的名称、武斗中受伤和死亡的人数以及物理楼在武斗中损失情况。易汉文编辑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校史的专书，吴定宇在新编校史中，也引用了他的另一部未出版书稿资料(黄义祥、易汉文：《中山大学大事记[征求意见]（1924-1996》）。

2、历年来的《中山大学周报》以及类似的校园内部刊物。

3、各科系工作总结：如《1958年大跃进以来中大工作成绩简况》、《1958年大跃进以来科学研究工作总结》，以及类似的年度工作总结、规划纲要、项目汇报等。

第二，运动相关专项史料，其中包括：

1、统计列表：如《中山大学58年来对高级知识分子批斗情况表》，其中计算了1957年以来三年间全校性批判会、系级批判会的次数、被批判教授和讲师挨批人数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挨批的比例。

2、运动小结：如《中山大学反右倾整风运动总结》（1960年）、《中山大学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改革运动总结报告》、《中山大学文科师生参加“四清”整训情况报告》、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我校前段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1968-10-28）、中山大学“五七”干校总支委员会：《关于前段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报告》（1971-7-15）中山大学查抄财务处理办公室：《中山大学查抄财务处理工作总结》（1972-5-1）等。

3、上级文件：如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政治部《关于中山大学师生参加运动若干问题的通知》（1965年7月28日）等。

第三，陈寅恪专项档案资料：

在新编校史里提到的仅有“1958年陈寅恪的辞职信”，而《校史》里没有提及的其他资料，从《守望》里可以整理出如下线索。

《守望》第四章共239个注释里，注明史料来自中大档案馆的注释有26处；含重复使用的条目。注释102（《中山大学校报》1959年4月30日）、注释147（《中山大学周报》1957年4月20日）未计入，而这些早期的校园刊物按惯例也藏在学校档案馆。

在《守望》第五章共299个注释中，注明史料藏于中大档案馆的注释有24处；含个别重复使用的条目。

这些档案，时间最早是1954年，最晚的是1969年10月陈寅恪去世前。就内容而言，大体有这样四类：

一、陈寅恪概况：如唐筼代填“中山大学教师登记表”(1954年5月22日，第四章注释75，以下以4/75表示)、“干部经历表”(1956年5月21日)、中山大学党委会：《陈寅恪小传(1960年1月8日) 》（4/22）。

二、有关陈寅恪情况报告，其中可再细分为：

1. 学校、历史系有关领导或部门关于陈寅恪的专项报告：如“一份20世纪50年代有人写的‘有关陈寅恪情况的报告’”（4/26），在书里，也被表述为：“1958年8月1日 历史系党总支给中大党委会提交报告”。
2. 学校管理部门如教务处、科研处联名所写的涉及到陈寅恪的报告，1958 年8月学校制定的“中大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五年规划(草案)”、1961年10月中山大学统战部《陈寅恪教授对最近给予生活上特殊照顾后的反映》。
3. 从中山大学院系到中央与陈寅恪有关的函件与报告：举例来说，如中山大学有关陈寅恪1958、1960、1963连续三年被划为“中右分子”的三份报告、中大领导在党委会发言中涉及到陈寅恪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中大整风试点工作团、中共中大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中大党委整风试点的第一次报告(1961年5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有关补齐中大学报并订阅给毛泽东一览的《致中山大学学报》函件、1963年7月24日《陶铸同志谈话纪要》等。
4. 有关陈寅恪著作出版的函件及陈寅恪的反应。
5. 文革时期陈寅恪受到审查的材料，校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的讨论，对陈寅恪的定性结论与处理意见等。

三、政治运动中对陈寅恪的检举、批判与外调材料：如中山大学党委1954年收到的来自大连的检举材料(收文第29962号)（4/82）、1958年针对陈寅恪的批判文章、1962年北大周一良对中大外调陈寅恪的回复等。

四、陈寅恪自述、申诉、抗辩信，其中包括1953年陈寅恪口述、唐筼记录的《对科学院的回复》（4/42）、1958年陈寅恪提出不再教课、迁出中大的记录、1959年陈寅恪给校方的信（4/231）、文革时期陈寅恪致学校保健室主任表示放弃公费医疗的信、陈寅恪《致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驻中山大学工作队》的信等。

此外，还有一类引文，我无法判断出自哪份文件。如前所述，作者仅标注为“原件藏中山大学档案馆”，或“此材料见中山大学档案”，实际内容是陈寅恪的日常谈话；如“陈寅恪对冼玉清说”、“唐筼和其他人都反映”……，“他对助手黄萱的丈夫周寿恺教授说过”……如上谈话，是在陈寅恪与妻子、朋友之间，当属个人交流。结果却被记录下来，存入档案，读者只能自行推论：肯定是有人找陈寅恪身边的人谈话而得到了这些信息，或者有人直接在场记录后报告存档（4/4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大的校史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相信全国其他高校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运动总结还是教学科研规划小结，这些原本是机构管理的一般程序，无足为奇。

但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和陈寅恪有关的档案，其所要管理的内容主要是陈寅恪的思想言论。个别文件涉及陈寅恪作为一个盲人、病人和老年人的生活需要，绝大多数文件涉及对陈寅恪的思想言论的记录和批判。从中浮现出的是一个循环，被记录对象得到启用/重用，调查，监控，批判；再启用/重用，再调查，再监控，再批判，直至灭亡。

读《守望》中和这些档案联系着的陈寅恪往事，感觉是有两套系统在起作用，一套是来自体制的温暖的、人性化的保护与关怀，一套是坚持原则的、与党在特定时期政治运动的路线方针相一致的、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与监控。如果说这两套系统来自同一个体制、学校、政府、组织，那么，它是怎样的一体两面？又怎样执行下去？

时过境迁，重读这些档案时，我们对历史的是非标准发生了变化，档案里的统战之战斗的那一部分暴露出了特定时期学校管理中的冷面。或许，可以深究一下，温柔敦厚的关怀如何与批判监控相互制约又并行不悖？换言之，这种制度性的矛盾体如何自我演化，终于还是导向了陈寅恪的悲剧结局？

搞艺术的人喜欢说“魔鬼藏在细节中”，挪用过来，也不妨说，魔鬼藏在档案里。所谓魔鬼，可以但不一定是代指邪恶；我用它来代指个人难以了解的权力结构的隐私。其实，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会知道档案的厉害之处。每一个人的档案，读者不是自己。它的案卷由单位/机关保存，跟随你的足迹，决定你的命运。其中有关于个人、家庭、长辈以及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描述与分类，也许你知道，但更多的你则不知道。说过这些，以下再具体来看档案中陈寅恪处境的矛盾性。

三、统战之辨：亦统亦战

陈寅恪是历史学科中古史研究领域出类拔萃的专家，他因其渊博的学识和影响力成为国共双方都努力争取的人物。他既是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团结、照顾的重点对象，又是党文化占领学术界所必须拿下的标志性人物。党需要这个权威来证明对知识分子的感召力，同时也需要他放弃学术操守来证明党的思想的权威性。

从统战角度来说，陈寅恪确实享有特别礼遇。在政治待遇上，众所周知，1950年代初，陈寅恪四辞返京；不仅是不回北京任教，而且坚拒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所所长，除非答应他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封信在校史档案中有存档，也被广泛引用过；吴定宇在《守望》一书中全文引用了他在档案馆里恭录的手抄件。

在当时，敢说不奉马列者不说绝无仅有，也绝对不在多数。换到六十年代至文革，肯定是“现反”甚至会定杀头之罪。若是一个普通教员敢提出这两条，就算能逃过初期的批判胡适、胡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逃出，也一定逃不出1957年一劫。

但是，坚持不学马列的陈寅恪在中大的教学居然还坚持到1958年，研究也持续到文革前。有人因此把他看作知识分子被统战、受优待的范例。以至于如今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党史频道上，依然有人将这个例子作为统战工作的成绩。

如吴丽娜在《建国初期广东省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以陈寅恪为例》（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2/0627/c85037-18394735-2.html）一文中认为，这个统战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和政策上的保护：具体表现为他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在中大人人过关时，他因为双目失明又享有特殊保护，可以不参加政治活动、政治学习。而中大主管政治运动的某领导，因为嘲笑陈寅恪，批判他思想腐朽，还受到广东省委的处分。按他不学马列的声明，在政治上是不能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当请示到毛泽东那里，最高领袖明确表示“要选上”。所以说，陈寅恪能安全度过历次政治运动，跟党和政府的保护分不开。

二、学术上的鼓励：在学术待遇上，《中山大学学报》给予陈寅恪特级稿费（千字20元，比一般稿费高8元），学校又为他配备了研究助手如黄萱、周连宽等。

三、生活上的照顾：他受到各种优待，这是他晚年取得重要成就的基本条件。其一是在学校拥有最高工资，高达381元，还能随意用车。其二是地方政府照顾，由陶铸亲自安排了配备收音机等物品，后勤还得到特别配额，可以定期送去一般人稀缺的鱼肉鸡蛋等。在医疗上他也享有特别照顾。其三是中央高层领导人频访，如陈毅夫妇等由广东省高级领导人陪同到访，陈寅恪为此表达了衷心感谢。

作者因此得出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第一，党对知识分子要有真正的尊重和信任。第二，要高度关注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第三，统战工作要可持续。

所谓可持续，作者以助教黄萱的话为例说明后继无人。不过我觉得这个例子偏离了论述，缺乏说服力。黄萱说的是自己能力不够，更重要的是，文革中黄萱被强制离开。使陈寅恪的学问后继无人，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吴丽娜这篇文章通篇讲述的是统战中统的一面，即对陈寅恪关怀照顾的一面；没有讲还有战的一面：批判，控制，最终的毁灭。仅就温暖的关怀和爱护来说，当然应该肯定。就是党内的高层领导人以及学校的校长书记，又不是魔鬼而且都有其个人的学养和治理风采；但是，如果他们所代表的党的温暖只惠及陈寅恪一个人，又有什么普遍意义呢？怎么能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呢？再则，既然下了这么大功夫来感召陈寅恪，却又让陈寅恪哀叹道：“他们不要我的东西”。那么，温暖的关怀要感动和召回的又是什么呢？这样说，不是要否定陶铸、冯乃超等领导作为个人的真诚和厚道，而是要问：到底统战是统什么，战什么？

吴丽娜的文章还有一个观点值得辨析，把提供物质生活条件等同于关注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这是个习惯说法，认真推敲则感觉到作者模糊了一个焦点。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不只是生活保障、物质条件例如职务工资、稿费、医疗等这些。决定学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也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所在，就是陈寅恪说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也是陈寅恪最执着的坚持，正如他在提交给科学院的答复时所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年而不变。”

把统战看作统一与交战这种概念，只是根据实际发生的对知识分子的处理而做的简单解析。统战的初始定义并不是这样，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宣传，统战在理论上是指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如果以这个概念来考察陈寅恪的不宗奉马列，不学习政治，原来并无不妥。陈寅恪解释了他的理由：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就陈寅恪在1953年11月22日口授的这封信来讲，哪一条不符合统战的统的概念呢？按照前面的定义，所谓统，本来就包括不同的政治力量，其中当然也就包括持不同政治信念的人。因此，信不信马列，不必成为问题。理由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不能有先入之见，不应该囿于概念。这就是个常识，并非什么高深的道理。因此，不宗奉马列，不搞政治学习，不需要高级知识分子多深的学养才能说这句话，它就是句大实话而已。

为什么人们今天会觉得陈寅恪的话堪称石破天惊？实在是因为陈寅恪的表述完全没有对权力的谄媚，如我们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官场常态。他竟然敢将自己放在与统治者、权力机构完全平等、甚至更高的位置，他如此明确，如此直截了当：“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在陈寅恪说这话的三年多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实在是太悲惨了。他们被压制，剥夺言论自由，被划右派，流放至北大荒、青海湖、夹边沟……在劳教劳改中，经历各种精神和肉体的酷刑和群体毁灭。相比来说，陈寅恪在中大居然还能享受鱼肉鸡蛋、进口药品……这又怎么可能呢？

《守望》中引述了很多史料证明，陈寅恪在中共高层领导人那里，被定位为“爱国知识分子”；他是民国过来的一代学人中的标志性人物。可想而知，争取到他，也就意味着争取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顺服。与这一统战考虑并行不悖的是，广东省主要领导陶铸、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还有广东省主管文教的领导干部，他们对陈寅恪的关怀都落实到了具体行动。他们内心的善意和人性肯定比另一些人要多，只不过，如果将之作为一种政治家的美德来考虑，为什么这样的善意和人性又没有落实到如董每戡、詹安泰这样被划为右派的中大教授那里？难道他们没有去想，即使能赢得陈寅恪一人，又怎能抵消政治风暴毁灭一代知识精英的后果？由此来评价，对陈寅恪的礼遇带有功利性目的，而这种区别对待和功利导向，怎么可能成为公共政策的遗产呢？

《守望》中引述的校史记录与各项文献清楚地表明，在一场接着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风暴中，陈寅恪不可避免地被置于风暴的中心；他完全不是鱼肉供养下的一尊天神。早在1954年，对陈寅恪的批判已在策划中。借1957年整风的推动，在1958年形成了大规模全国范围内的所谓“史学革命”，这一役，正是要摧毁陈寅恪为学术争自由的信仰；从而使学界的更新换代得以完成。最起码，它达到了终结了陈寅恪教学生涯的目的。

四、逃逸的实名与凸显的文本

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写得太长了，自己感觉费力，常有迷失之感。我不断地问自己：你到底是要说什么，能不能一口气说到痛点？痛点是什么？对，监控。那你就围绕着监控写呗，有什么难处？难在哪里？也许第一难的是专注，近日美国大选竞争日趋白热化，无数的帖子讨论，我也在网上核实求证，和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拉开了巨大的距离，简直回不来。第二难是抽丝剥茧。丝在哪里，茧又是什么？写陈寅恪的故事，不可避免是一个灾难、一场毁灭的悲剧……继而是重生，他的学术生命如何延续至今。作为一位体制内学者写的书，我相信定宇兄不会往异见分子的思路上走；那样，书是无法出版的。可是，他也不可能把书写得中规中矩，那样，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而这里，一个基本问题是：陈寅恪之死，究竟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呢（这些弄权的个人，书中留下了充分的草灰蛇线）？也许，问题也不能提得如此黑白分明、二元对立……某日早餐时分，我就这样想到了定宇兄这本著作的存在意义。按照书评写作的惯例，我应该如此铺展：首先，内容简介，作者聚焦的问题与思考框架。再则，评价其文献使用的丰俭如何，有没有独特的史料发现。继而，评价其结论以及理论发现。我没有按照这个方式去写，因为这都可以留给其他比我更有资格的人；反而是，这本书中陈寅恪面对的政治困境吸引了我。你能够怎样写出这种关爱与监控？写出其中领导的深情温厚与校园内时而波澜不惊，时而风云突变情境？还有，监控与被监控者双方生命与选择的有限性？

读着定宇兄的这本书，我被其中若干个化名出现的人吸引了。他们对陈寅恪做的事情很重要，但作者却有意隐去其名。以下来探究一下与化名之人相关的事情。

其中的一个人是“某客家籍民主人士”。

首先是在第四章的正文中，有若干次提到过一份“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报告，第一次提及是在与第25个注释关联的正文之后，作者如此表述：“笔者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在一份20世纪50年代有人写的‘有关陈寅恪情况’”（未做注释），上下文的相关内容涉及到陈寅恪1949年为何没有接受国民党对卓越学人的“抢救计划”而留在国内，这个报告里有信息表明，陈寅恪如那时去港大，必能享受更优厚待遇。

在注释42关联的正文里，是陈寅恪对黄萱、冼玉清关于他有关担任中古所所长两项条件的回答。这种对话记入档案了。

与注释89关联的正文里，作者写道：当时在中大就有人揭发“陈寅恪的基本思想是民主个人主义。他坚持这种立场，用以反对宣传马列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工作只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才能进行”。这份材料还说，“唐筼和其他人都反映，陈不愿看到别人写文章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到就‘头疼’。唐筼说，‘他看到邓广铭的一篇文章，说写得很好，就是引用马列主义，把价值都掀去了。’这在他的诗里有反映”。还有陈寅恪批评那些用马列主义空洞教条写文章的人说：“北京的人寄给我的文章都用马列主义的话，我不相信这些人都学通了马列主义。”在注释91里说的是，他对别人解释他1952年写的一首诗：“人人都尊朱颂圣，我则不能，尊朱犹可，颂圣则决不可。”[91] 

接下来的注释中还有，他对助手黄萱的丈夫周寿恺教授说过的话，“为什么我们不争取独立？”有关教师的思想改造，陈寅恪反驳“教师毒害学生”论调，到注释133，与注释关联的正文再次提到：“在学校档案馆所存的一份‘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报告”，这里记录了四位学生（全部实名）所表达的对陈寅恪的崇拜。

一直到与注释190关联的上下文，我们才看到，这个报告人终于隐名出现了：

他万万想不到，在批判胡适、俞平伯运动中，最早提出要批判他学术思想的人，竟然是一位时常出入他家中、与他谈诗论文的某客家籍著名民主人士。这位客家籍民主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和北大国学研究所师从黄节先生学习，以后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又以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联络组副组长的身份，参与接管中山大学的工作。其后留在该校任教务长，跻身学校上层管理人员之列。

现在我们得知，他之所以能够记录下来陈寅恪与亲朋好友说的话，因为他是得到信任的诗友。也是这位客家籍领导，“在1954年批判胡适的热潮中，他率先向学校领导打了一份‘关于陈寅恪先生’的书面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对陈氏的生平和家庭，治学观点和方法，在批判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对中大历史系的影响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析。”

吴定宇写道：“撰写这份报告的那位民主人士，在中山大学和广东教育界服务多年，参与过一些重大的事情。1958年调往别的大学任领导，没有参加那一年批判陈氏的会议。但在1954年，确实是这位民主人士最早提出和筹划了清算、批判陈氏学术思想的活动。”

在与第四章注释191相关的正文中，作者引用了报告中的具体设想。首先是：中大历史系对陈的学术思想应予批判，以下陈述了四个理由；关键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陈不应有所例外。”因为陈寅恪对校内外师生依然有牢固的影响，如果他能改进，也就能影响到学术界。

在做法上，该领导提出了五条注意事项，希望领导做周密考虑。其中心意思是，肯定陈寅恪在文史哲方面的个别论证，但对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和治学方法应加以适当的深入的批判。由此要求历史系的其他教师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展开自我批评。对受陈寅恪影响深的若干教师，由系里组织力量，展开讨论， 作为批陈的准备。而且，校内的批评，要在适当的时候转述给陈寅恪，“使他渐渐习惯听取他人的意见”。

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史料，它表明了批判陈寅恪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陈寅恪1953年底明确回复科学院，从那时起，他就是在权力机构的监控之下了。对他的批判已经在酝酿中。而他日常对话中对一些所谓民主人士的嬉笑怒骂菲薄臧否，人家是听在耳里，形诸文件。

陈寅恪不知道这个来到他身边的领导背地打的报告，但是他很明白自己是受到限制的。他对某些民主人士很不满意（作者吴定宇没有指出说针对什么人，故而我也不能说他就针对了这位领导），因为他觉得来到他家的共产党人都通情达理，态度非常好。

受到限制的例子是，陈寅恪的著作在1954年8、9月间计划出版前送检，却没有告知陈寅恪。当他发现后甚为愤怒。这事今天看来不可想象，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规训，人们已经接受了书籍出版审查制度；这就是惯例。但在五十多年前，陈寅恪根本就不接受。与注释192相关联的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我近年来就是这件事使我愤恨，一想起就血压高。周总理说：言论出版自由，什么著作都可以出版，并且说共产党人讲话要兑现。我说就没有兑现。现在这件事不向我坦白说明，讲什么百家争鸣都是假话。所以我的新著作都不拿出来发表。我对于目前政治不满，这件事是一个重要原因。

陈寅恪也不知道，就算某些民主人士令他不满，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别人物或者民主党派：

他的政治态度和某些言论，被人通过不同途径，反映到中共中山大学党委会和中共广东省委等有关部门。有的情况，甚至上达中共最高层:“比如在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中，一位叫潘国雄的记者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中山大学文科部分教授抵制这场运动，发表在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其中谈到：“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16] 过了半年左右，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文件形式，向中央正式提交了“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报告称：“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则更恶毒地污蔑这次批判运动，骂别人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17] 中国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最高主管部门，用了“更恶毒地污蔑”这样的字眼，足见问题之严重。

记者潘国雄这篇文章题名《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内部参考》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刊载于1954年第282期，吴定宇转引自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回头来说，写报告的人是谁呢？以上已经提供了各种细节，不难在网页上查到。1957年反右之后，陈寅恪被定为“中右”，这位民主人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位百岁老人去世后的各种纪念文章里，他被描述为“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尊重和爱惜人才”，“深受广大师生爱戴”，“桃李满天下，春风遍人间”，早年的这份报告，无人提及。

不过我最近看到，在陆键东的《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一书中，实名出现了这位教务长。董每戡是中大中文系的戏剧学专家，当年被打成右派；在该书第166页那里，可以看到担任教务长的王越怎样批判另一位教授、曾任中大图书馆馆长的叶启芳先生，他揭露叶教授包庇右派分子董每戡的妻子。这位名满南粤的教育家，被隐去不计的历史一页，竟然被翻出来了。

当年的报告，静静地存留在学校的档案馆里；公开或不公开，已经是无法抹杀的事实，何况他的声音，也不止于哪一个人见证。不传之秘总会因为类似吴定宇、陆键东这样的学者，在寻访同时代知识分子生命悲剧的同时揭开一角。

书中被隐去实名的化名还有：“岭南才子”、“扬州世交”、“历史系前党总支书记”，对这里的三个名字，依据正文中提到的几个特征，参考陈寅恪相关研究，都不难核实出来。后面那个历史系“前党总支书记”待考，并非我找不到答案，只不过，档案馆的记录与书中的表述略有出入。我不知道这是吴定宇先生有意用了曲笔还是档案馆记录的被看错。我可以申请查阅，但这类校史档案，已经不再开放给个人。现在是2020年，下一次开放，要等待多少年？

五 档案中的生命侧影

有关档案，很容易查到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定义，一般都会认同：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它的本质属性。

档案的原始记录者既有组织，也有个人；但经验告诉我们，以人事档案为例，无论是其本人，还是为之写作的其他个人，都是为一个机构或者组织书写。保存在组织机构里的档案有其共时性，也有历时性。共时性指的是，在同一时间阶段产生的不同文类的文字或者图像记录，例如我们在前文里分门别类的关于陈寅恪的直接材料——个人档案记录与当时学校发生事件的报告、会议记录、大批判文章等；历时性是指这些记录有其延续性。最后，作为档案，它的保存时限不同，个人档案中的某些材料可能归还给个人，而不再由单位保存。或者，由于单位本身解体，个人与单位这些不同类别的档案一一流散，湮没了，或者通过文物市场而回到民间收藏者手里。

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可替代，但它需要一段时间来积淀成型。档案中的信件、报告、账目、会议记录、照片、草稿和最终稿件，当它处在当下的活动中时，隶属于各个不同的责任群体。唯有时间使其重要程度发生变化，得以进入归类、保存的案卷而沉寂下来。

可以说，时间是档案的另一个权力所有者，因其时间，档案或被解密，或者根本就当作废纸下架了这时，它的原始性开始启动另一场生命历程，成为研究一段时期历史与人的宝贵证据。这方面的例证有杜高档案、聂绀弩档案、束星北档案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档案与遗稿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它对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宏大叙事，起到颠覆性的作用。

我前面说过，档案在当代中国的1950、1960年代是有着某种恐吓效力的事物。这是许多同时代人亲历的恐怖，因为档案中有关个人历史、家庭、社会关系的记录，直接决定了一个单位的组织部门是否给予某人能否升学就业机会。更有甚者，在政治运动中，一旦被抛出档案中的不利材料，这个人就可能成为批判的靶子，轻则在政治上受到处分，重则全家被扫地出门，当事人被送劳教、劳改；这是1957年反右后被划为右派者的普遍处境。

从陈寅恪的个案来说，当我们论及吴定宇研究中的档案史料时，一部分记录属于人事管理方面陈寅恪本人的记录，一部分是学校工作和运动中产生的有关陈寅恪以及有关政治运动的记录。纵观所有这类记录，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一位合格的高校学者，必须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高度一致。

就此而言，当陈寅恪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时，他不仅将自己置于危境，他也给在政治大潮裹挟下的学校管理者、系里党总支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出了个大难题，他们将如何应对？以下从吴定宇书中选择三个人物，从今天的视角回顾他们当时的立场和后来的结局。

其一，批陈的领导者杨荣国

时光倒回到1958年，那时的杨荣国在政治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根据李锦全先生的研究，杨荣国在抗战时期加入中共，一直保持秘密党员身份。1953年他来到中大，成为中大八大教授之一。相对于旧派学者陈寅恪等，他是“马列主义学者”，以民盟成员身份出现；直到1956年他的中共党籍才公开，因此他也进入了中大的学校党委。在全校范围内，他负责统战工作，这与他曾经的民盟成员身份相宜。在历史系，他取代恪守儒学的刘节而担任了系主任。

历史学批判对象陈寅恪：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陈寅恪并没有参加鸣放，但他平时正式与非正式的言论都表示了他的政治态度。根据这些记录，1957年10月25日，在学校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把他划为“中右分子”，1958年他成为批判的重点对象。

1958年继反右之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制定了“厚今薄古”的跃进方针，史学界掀起一场大辩论，从而决定了其后一直延续到文革的史学走向。所谓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界定已经将对史学家的学术观点做了政治分类。在全国范围内，反右已经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清洗和处理；此时的批判重点在所谓清除影响。通过对陈寅恪这样的学术权威进行政治批判，党内的红色专家不再有学术障碍，得以取而代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中坚。

中大历史系在一个月里完成批判论文71篇，专批陈寅恪学术思想者占了36篇。陈寅恪的课堂教学言论遭到检举揭发。杨荣国批判陈寅恪的文章（批判锋芒指向陈寅恪，但未点名）收入了专书。吴定宇做了如下比较：在历史系召开批判会之前，杨荣国还曾托人带话给陈寅恪：“我们党是尊重陈寅恪的，现在尊重，将来也还尊重，这次辩论主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方向问题。”但在中共历史系总支给中大党委会所提交的报告、以及中大党委会据此给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所提交的报告中，却说“两年来陈在政治态度上只有轻微的进步。……对党仍然有严重的保留”，“历史系党总支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历史系的自觉革命不能胜利完成。”

看到这里，不禁令人想到：一个人得经过多么长久的党性训练，才能够如此娴熟地割裂人的情感与思想，在进行情感安抚的同时，又能部署政治批判。

与杨荣国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刘节，他是杨荣国之前的系主任，因受到杨的批判而辞职。刘节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在历史系里召开批判陈寅恪大会之前一日，吴定宇写到，中大一些与陈寅恪有过师生之谊的教师都惴惴不安，希望给陈寅恪通风报信但又望而却步；唯有刘节无所畏惧地前往陈寅恪家中。文革中，又是刘节替代陈寅恪接受大会批斗，并且当场对批斗学生回复他以此为荣。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7年，刘节患喉癌去世。除了其他学术著作外，刘节还有《刘节日记 1939-1977》上下册传世。吴定宇引用了其中的相关资料来叙述这万古流芳的师生情谊。

吴定宇没有隐去杨荣国的名字，也许是因为实在绕不开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这个名字不会再威胁到作者；我不能确定是哪一个。众所周知，杨荣国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里闻名全国。笔者1974年进入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那时他的文章是工农兵学员评法批儒的必读篇目。现在我读李锦全有关文章才知道，到了文革初期，杨荣国也被迫害，他遭到毒打，左胸和肾脏受伤。他的妻子被折磨成精神病，弃家出走而溺水身亡。文革结束后杨荣国担上“批邓”的罪名，接受审查和批判，于1978年8月离开人世。将近四年后，他才得到中共广东省纪检委的审查结论，未发现与四人帮有组织联系，同意不给处分。

像杨荣国这样紧跟党的政治部署的人，最后也家破人亡，以不清不白之身谢世，呈现了处于历史夹缝中另一种人生悲剧。这是为什么？当他在孤独和疾病的折磨中，从特级病房一级又一级地降到多人合住的普通病房时，他是否体会到了陈寅恪“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的痛苦？在阶级斗争的纲领主导下，每一场政治运动都在分裂人群，制造敌人。党外专家陈寅恪，党内高干陶铸、红色专家杨荣国……全都无法幸免，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机制的荒唐悖谬吗？

其二，批陈专家“岭南才子”

吴定宇笔下的“岭南才子”当时是历史系副系主任，在1956年，他还担任过陈寅恪的助手。根据书中相关细节检索，不难查到他就是金应熙。从广东省地方党组织的角度来看，金应熙证明了《党对马列史家的大胆使用》（http://www.gddsw.com.cn/web/books/145866/62.html），这篇文章提到，金应熙先后受业于许地山、陈寅恪等名师，1949年加入中共，“对于这位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广东党组织一直是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他的领导才干的。1950年金应熙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1953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历任副教授、教授。后一度借调中央，从事中俄关系研究，为党中央中俄关系大政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这篇文章将金应熙与陈寅恪的关系看作有积极影响的师承，但抹去了金应熙在1958年对陈寅恪的沉重打击。金在他的《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一文中强调：“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他将老师研究方法中重视证据作用，称之为“乞怜于一种直觉”，是“依靠‘神游冥想’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吴定宇最后评价说：尽管文风恶劣，强词夺理，这篇文章“在当时却是投向陈寅恪的一颗重磅炸弹。它的杀伤力就在于混淆了视听，对陈寅恪学术成果的肆意贬低与粗暴否定，极大地刺伤了陈寅恪的心。”

金应熙文革后在暨南大学任教，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在广东省史学界享有盛名。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金老师对陈寅恪先生最为敬佩，兴之所至，在黑板上写了陈寅恪的一大段话，全凭记忆，如数家珍。可惜的是，“除了在国外讲中国通史和给我们介绍外国学者研究的讲义，像金老师这样的旷世奇才居然没有写出一本自己的学术专著，真是让人扼腕痛惜。”

其三，矛盾中的史学家周一良

参与批陈的周一良是北大教授，吴定宇将之作为处于良知与功利的矛盾中的典型人物。在我看来，周一良和王越、杨荣国、金应熙这几位先生一样，都有过典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都是才华出众、有相当学术造诣的人，也都先后皈依共产革命。周一良也是先加入民盟后又加入中共，在史学界打倒了旧权威后成为六十年代的学术中坚。

如果说在批陈中也有各种不得已却最终依附了权势，当时北大的历史系副系主任周一良肯定比其他人更痛苦。吴定宇写道，周家与陈家是四代世交，陈寅恪对周一良帮助很多。但1958年，周一良也在北大贴出批判当年恩师的大字报。

《炎黄春秋》网页上有周一良的儿子周启锐所写的回忆文章：《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尴尬人生》（http://www.yhcqw.com/35/601.html），对父亲的政治选择，做了痛心且冷静的描述。周启锐尖锐地指出了这类学者在文革中红得发紫的政治和心理原因：“只有这种把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抄家退还的存款也全部上缴党费了，就剩下一条命也已肝脑涂地了的学者，才能接受如此光荣而特殊的任务。这就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前身，后称‘梁效’。”周一良参加了梁效写作班子，与杨荣国文革结束后的遭遇相同，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反面人物”。周启锐的语气越写越无情，说的何止是父亲，哪一处不是时代的荒谬：“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今天批胡适，明天评陈寅老，否了这个否那个，到头来又回过头来向先师请罪，真不知这些年是在干什么呢！尤其发现噩梦醒来已黄昏，烈士暮年，恶心不已，一肚子话还不能直说”。其实也算是说了，借魏建功先生这种近乎严酷的自我解剖，话说得再直率不过：“万万想不到老了老了还当了回奴才。”“这足见上宠之可怕。”

吴定宇写到周一良的反思，1999年11月27—29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周一良重病在身，不能到会，他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其实他写批陈文章，并未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周一良依然背负了终身的悔恨，在会上，他请人代致忏悔，得到一片唏嘘。

周一良的人格其实比很多批陈者高尚，那些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勇气表达内疚。书中的“扬州世交”在编订个人著作目录时略去了当年发表的批陈文章，而自封为与陈寅恪并肩“以诗证史”派的代表人物，全然抹去了当年的反戈一击。

吴定宇在写周一良时，他还以新的史料，来表明周一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恻隐之心，这在危难之际殊为不易。当年，作为新党员，周一良明知驳不倒陈寅恪，却不能不服从北大历史系党总支分配的任务。而在中大有关部门发函外调陈寅恪时，他选择了保护老师的做法。他对陈寅恪的家世明明非常了解，但是，1962年3月17日，在回答有关陈寅恪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时，他“为了不给老师在政治上惹麻烦，采取了装糊涂和轻描淡写的手法，以‘所知几乎等于零’、‘不清楚’、‘不详’、‘可能’等遁词，回避了对陈氏及其父兄关系的调查。”周一良自己从未引此例证来减轻自己内心的重负，但是吴定宇从档案中发现和抄录的这份史料，呈现了政治风暴中一位知识人的谨慎和同情心。

如上所述，这些积极投身史学革命的先锋者，差不多也全都掉落进了给对方挖的坑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为所谓“资产阶级史学”挖掘坟墓时，他们预备了自己的牺牲，精神与肉体的。把一个人当作工具，以其学术成果服务于政治目的，何尝不是另一种虐待呢？只不过，在他们春风得意之时，不会想到陈寅恪内心的惨痛！

吴定宇书中引用了陈寅恪的这样一封信，1959年6月28日下午，生物系负责人来到陈家，通知陈寅恪其二女婿林启汉（被划右派）从外地劳动返校，安排在校内养猪。今天看来，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惩罚；但在当时，知识分子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就是给出路的做法。在校内养猪，更是一种照顾了。况且，学生物的去养猪，不是正好专业对口吗？

而陈寅恪怒不可遏，第二天给校方写信。吴定宇在书中全文引用了这封抗议信，仅从以下两段话，也能看出其中的悲愤：

我自救之计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坦白告诉高先生并请转达要害我的人们。我被逼走或将要逼死时，一定要说明此中原委。否则人们不会了解，生物系某一部分人，何以能逼走历史系的我。现在我已算七十岁，离死已不远。请他们快点抓紧时间，不必用钩牵之法，更为直截了当。

有人说小彭的思想影响林启汉。就是说我的思想影响小彭。照此逻辑，林启汉是小右派。陈小彭是中右派。我是大右派。如果依他们的话推论起来，我是应该处死刑的。他们要打击我，便直接打击我。用不着这种绕湾 （弯）的手段，未免太不光明磊落了。我被此辈捉弄。走或死皆不甘心。

至于文革中陈寅恪被折磨的情形，这里不一一复述了。如今，当我们捧读陈寅恪文集时，不能不去体察陈寅恪身处的政治环境，还有去认识如陈序经这样的教育家、蒋天枢、刘节、吴宓等一批史学家，从而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何以这样一些人能够谨守良知，能够珍视、守护和协助陈寅恪完成他的学术研究，并奋不顾身地为中国文化保留下这一遗产呢？

结语 档案与权力

这篇阅读笔记写到这里可以结束了，我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浅显的结论是：档案对研究学校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个人境遇非常重要。

这个结论对本文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重要又如何，当档案馆回复说，这些档案已经不再对个人开放，无论是陆键东看过的那些，还是吴定宇看过的那些。这里，重要性的问题已经被悬置了。

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结论将要导向一个不正确的方向，那就是档案和权力的关系，档案，无疑是权力的表征物，它是权力机构圈藏起来的历史记录。

如果把个人和组织的位置进行排列，显然，这里有下与上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推演开来，我们还可以说，是命令者与接受者、审查者与被审查者、提交证言者和使用证言者……诸如此类，各种不对等的关系。归根结底，档案汇集了权力运行的原始轨迹。

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学术成果，是在与思想管控机制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目盲腿膑的困境中，他以不屈不挠的口述写作，实践了他早年对科学院的回复：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如果历史按照陈寅恪的愿望发展，中国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会是什么局面呢？或者，假设未来这个研究原则可以确立，是不是也能让杨荣国、金应熙、周一良这类学人同样得到解放，让他们可以真正成就自己的学术伟业？

我写这篇文章，当然也不乏“借古讽今”的意思。如今，几乎每个对社会政治有意见表达的人，都会被约喝茶；高校教师因言论被举报、调离教学岗位甚至遭到更严重的对待，例子也不少见。回顾陈寅恪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总能让人多一些思考，因为不同的角色会走向哪里，那里已经有了终局可供认定。

这篇文章里还遗漏了一个问题，至少是没有充分展开，那就是道德。当我们回顾档案中的批判斗争时，批判者是否面临了伦理的拷问？这个有关道德的问题常常被架空了。表面上，监控与报告只是运行工作程序和行政命令，那些执行者虽然是个人，但他们肩负组织的使命，只是权力的化身。个人在这个此刻，常常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后果，因此也不认为将要承担政治责任。

然而，实际情况未必真是这样，在下一场所谓整风或者纠偏运动中，前任的工作可能被继任当作偏向而遭到否定。或者，当整个政治方向发生大的逆转时，组织的责任也常常被转移到个人。这时，这个当初的执行者开始体验到不公正，但他已经投诉无门。

直到这一刻到临之前，在权力位置上处于优势者，他的违背师德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几乎不会激起道德上的羞辱感。不仅不会，紧跟潮流才能自保并且获得鼓励，这个奖惩机制如此有效，以至于在整个单位以及大多数同事中，恐惧与顺应权力塑造出人们基本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接受言论管控，另一方面对他人的痛苦保持沉默。结果，只有当监控或执行命令的人自己跌落到不利位置，同理心才会产生；良知通过体会耻辱与羞愧而被唤醒。

我想到英国作家加顿艾什写的那本书《档案：一部个人史》，梁文道为那本书写过导读，题为《出卖作为一种美德》，不过，他那里讲的档案是过去的秘密警察保存的检举、跟踪与监控案卷，我说的校史档案还不是这一种。它并不是以直接以警察系统的控制和震慑力量来加诸于普通公民的记录，而只是在一个单位内部通过各层级组织实施的日常管理记录；它更多地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因而更容易持续，其管理的人事范围也更普遍。

在读着吴定宇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想到过，陈寅恪的往事因着陆键东、吴定宇的研究而在中大长久地流传，这也是对陈寅恪所代表的学术信仰的守护。陈寅恪因此成为中大精神的不朽传奇，它是对这一代教师的庇护，也是祝福。陈寅恪坚守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原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对学校管理者良知的召唤。

也许，我这样说，还没能阐明定宇兄这本著作更深远的意义，但我相信，在我们内心，在中国的学术文化界，因陈寅恪的坚守而激起的思想共鸣是永久的。就此而言，这就是对定宇兄最好的纪念。

后记：大约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们华中师大七八届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随导师陈安湖教授，到中山大学游学。我们拜访了中文系的吴宏聪教授，他给我们介绍了有关鲁迅研究的状况；他的研究生应该也在座。其中当有定宇兄，但我对此却印象不深。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后来我们之间开始关于巴金研究的通信。那些年，国内做巴金研究的年轻学子如上海的陈思和、北京的李存光、李辉……我们彼此都有联系。我在写作硕士论文期间，还收到过巴金先生的亲笔复信，回答我有关他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给我很多指教。而我们这些研究巴金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求索的热情和正义感，也真诚地分享着研究心得和史料信息，因为巴金著作和译作的早期版本以及发表他文章的刊物，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图书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提供协助。我1981年秋毕业，次年春，在绵绵雨季的广州，我再次来到中大，为修改书稿查找资料。记得事先就和定宇兄联系了，从公交车下来进了校园，是他来接我，也是他事先为我在研究生女生宿舍找好了住处。那时我们经济都不宽裕，能省则省。我的床位是一位家在校园的女生空出的。定宇兄所住的房间，我印象中是特别大而简陋，也许因为本地的同学没有在宿舍住。他用小电炉为我煮了挂面，那热腾腾的汤面之美味，我至今也不知他放了什么秘密武器。也许因为当年我们都是穷学生，也许就是饥饿本身的刺激。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定宇兄是四川人，四川人煮面，那还有不好吃的吗？1994年秋，我从北京调入中山大学，我们又在同一个教研室相聚了。我们合作开课，指导研究生；一同接待来访学者，处理日常教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师长和朋友。“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定宇兄就是这样的一种朋友，谦逊、温和、内敛和友善。工作时大家都忙，彼此相知与合作也很平常。2000年我调到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研室，专业方向也有了新的调整，再后来我迁出学校。虽说那种不动声色的友情始终都在的，但毕竟与定宇兄见面交流的机会要少得多了。尤记得大约在2009年，我和定宇兄都已退休；我们的老教研室主任黄修己教授和夫人陈老师约着我和他，我们一起去了花园酒店附近的餐厅相聚。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陈老师还说，我们下次再去另一家餐厅品尝美食。没想到，那竟是我见到定宇兄的最后一面。定宇兄的夫人戴月老师约我写一篇纪念定宇兄的文章，我迟迟没有动笔。固然是忙于其他俗务，也有一种逃避的心情。写怀念文章，仿佛就是一种认定：一个人真的不在人世了，我们永远不能再见到他；这是我多么不愿意接受的现实。而且，也不免要进入回忆之河，撞见自己生命的流逝。算起来，我和定宇兄的相识足有三十多年，差不多是我生命中一半的时间。而我能讲述的有关定宇兄的故事，其实又是很少。定宇兄年长我9岁，我10岁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已经入读四川外语学院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了。他的见闻、学识，不知比我丰富多少。但我们相处时，他总是给我很多的夸奖，以至于我只有呵呵傻笑来应对他的谦谦风度，而从未去打探他的人生故事。在这个方面，他真不像是爱好摆龙门阵的四川人。是在定宇兄的大作《守望：陈寅恪往事》的后记里，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文革中期的1968年（书中写成“1969”，应为笔误），他已经是一位开始了独立思考的青年。也是在那时，他竟然奇迹般地听说了陈寅恪的名字。那年在西南师大，吴宓先生早已被文革打翻在地，受尽侮辱；而定宇和他的朋友们，内心依然敬他为“最有学问、最有本事的学者”。定宇向吴宓先生求教：在中国有没有你佩服的学者？得到的答复是：陈寅恪。那一年，定宇不过25岁；即将进入75岁的吴宓先生牵挂着他的挚友而无从得知其生死。陈寅恪，这黑暗中如同星光的名字激发着青年吴定宇的知识想象，仿佛冥冥中的一个安排。十一年后，定宇兄来到中大读研究生，导师吴宏聪教授竟然就是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过的学生，如此，定宇兄一步步走近了陈寅恪。读《守望：陈寅恪往事》，我心里常常涌动着深切的怀念和强烈的遗憾。我还没有向定宇兄充分表达我的感激，我也错失了向他学习、求教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还想到，定宇兄并没有走远；通过他的研究，我们之间的精神联系更明晰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某日我从外地回到中大家中，接到定宇兄一个电话。他的声音从那一端传来：退休支部过组织生活，讨论了对你的处理。我说：你们这样讨论艾晓明，征求了她的同意吗？现在想起，那竟是定宇兄和我的最后一次通话。谨以这篇读书笔记，向忠厚、儒雅的谦谦君子，我的朋友吴定宇先生致以最深的敬意。                    

2020年11月11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