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读过香港版的刘晓波传，余杰所著的《刘晓波传》港版2012年6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2012年9月台湾时报出版社发行了台版刘晓波传《我无罪：刘晓波传》。这本传记记录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个人经历及其思想成长历程。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余英时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余英时在序言中提到这本传记有三个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没有孤立地呈现刘晓波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而是将它置于整个历史变动的大脉络之中，把11岁到目前被人们所认识刘晓波的精神成长和发展段落分明地展示了出来。第二个特点是详尽介绍了刘晓波的思想和价值观，并且能从中看到他心灵发展的整体过程，结合记述刘晓波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由内而外、由低及高地阐明他精神进程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脉络。这本传记第三个突出特色，是把刘晓波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呈现出来，没有把他描述成“横空出世”“天纵之圣”，并且没有避讳刘晓波早年遭受的如“好斗”“霸道”等种种批评，也指出刘晓波年轻时具有强烈的表现欲望，知道如何制造话题，吸引眼球。

余杰说，刘晓波称自己“没有敌人”的这个观点在现在的中国异议分子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但是在他看来这是刘晓波最可贵的地方。在作者看来，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标准并不是看获奖者反抗一个政权的决心坚决与否、时间长短，以及受迫害的残酷程度。诺贝尔和平奖更多地是一个精神层面、价值层面的奖。在作者眼中刘晓波跟一般的批判中共和反抗中国的民主异议人士的不同点在于他一直在强调民间社会要建设起自己的一种道德伦理，要有一种精神力量，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如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腐败、人们基本权利和自由无法保障等种种问题，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所积累的愤怒如果爆发出来，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会使得中国社会像2000年来每一个朝代的更替转换一样，血流成河。如果刘晓波提倡的“没有敌人、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样的观念能够进入到转型期的中国，中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余杰说，他与刘晓波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和战友。在2008年12月份刘晓波被逮捕后，他就有了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他认为应该把刘晓波的生平、事迹、思想、学术，特别是为中国的自由民权奋斗了几十年的经历如实客观地提出来，让更多的中国同胞，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余杰对美国之音说，他自那时起就开始收集资料，并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多次见面，列出了访问计划，访问了刘晓波的很多朋友、同事、同学、同道以及许多与他有很多交往的汉学家，记者。这本书一共有40万字500多页。

余杰介绍说，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他遭遇到中共当局非常残酷的打压以及恐吓，甚至威胁说，如果这本书在香港出版，就会把他送进监狱，让他人间蒸发。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前一天，余杰从北京家中被绑架，并被酷刑折磨直到昏死过去。

余杰说：“写作和出版这本书差点让我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我并不为此感到后悔，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余杰表示，这本书目前只能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的读者尚无法看到这本书。余杰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看到了最近有关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在20多年以后才获准出国去领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报道，他相信刘晓波也会有这么一天，并且不会像昂山素季那样要等20年之久。余杰认为，当中国民主转型的转折点到来的时候刘晓波就会获得自由，而这本传记到那时也会在中国大陆出版简体字版，让更多的读者看到。非常遗憾的是，余杰当年的美好预期没能实现。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中国吉林省长春人，作家、社会活动家、文学评论家、人权运动家、《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本科，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文艺学博士，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及第三届会长、《民主中国》网刊主编，曾经参与六四事件，后被捕入狱。他毕生致力于宣传政治改革及参与旨在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运动而多次被拘捕判刑。

2010年，刘晓波获得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继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后第二位获得该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是继纳粹德国的卡尔·冯·奥西茨基（1935年）之后，第二位在服刑期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刘晓波也是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未能恢复完全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2017年6月，刘晓波因确诊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其后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下接受治疗。7月13日17时35分，医院宣布刘晓波病情恶化并因多重器官衰竭，经抢救无效病逝，终年61岁。他的遗体在北京时间2017年7月15日约6时30分火化，当天中午海葬。

观点：刘晓波的精神遗产

• 白夏（Jean-Philippe Béja）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国际研究所（CNRS/CERI）名誉研究員

2017年7月15日 BBC中文网

刘晓波，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弥留之际依然被严密看守，无法和妻子有哪怕一刻的独处。虽然刘晓波曾明确表示希望出国治疗，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准许。

掌控着世界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惧怕一个濒死之人？

记得江泽民、胡锦涛曾经准许中国一些知名异议者──比如魏京生、王丹、陈光诚等──保外就医，但是胡锦涛、习近平不仅一直反对刘晓波出国，还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长期软禁，任何人都无法听到这对夫妻的声音。

这样的态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死于狱中的另外唯一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etski），那是发生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一直拒绝做出人道姿态？

1989年，学业有成的刘晓波中断在欧洲、美国的发展，返回中国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之前这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学者从此投身于民主运动。虽然六四镇压以来刘晓波的作品一直被当局禁止出版，但是在中国国内广为流传，多在知识界探讨。

刘晓波是一位高产作家。1991年获释之后，他撰写过难以计数的时政性文章，首先是在香港杂志、然后是在互联网上发表。刘晓波曾把互联网比作“上帝送给中国的礼物”。他还曾撰写许多哲学、理论性文章，分析中国政权、中国社会的演变。

但是，刘晓波思想最强有力、也许能够激励今后异议人士的是，他一直推崇非暴力。这是基于他对毛泽东时代的理解：“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2009年）

刘晓波对“文明社会”发展的反思（《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以及这对消除中共控制所起的作用、公民自由思索、追求自主的必要性是他这种思维的显著特点。

“五四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力争“打倒孔家店”、要求“科学与民主”。刘晓波，这个以从事文学批评出道、典型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谴责了1980年代晚期的“本土化”思潮。

在刘晓波看来，“寻根”不可能是中国的出路。文学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持其自主权，出于战略性考虑，作家不应该在特定主题上保持缄默。如果知识分子希望对建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做出贡献的话，他们必须切断与国家连接的脐带。

刘晓波一直坚持自己对知识分子的见解。他认为，其精华在于批判性思维。为了捍卫自己这一权力，不应该害怕失去自由、甚至生命。

刘晓波的遗产之一无疑是，人要捍卫自主自立、要有评判身边世界的能力。因此，不应当把精力投入推动国家给历史事件平反。八九运动中，刘晓波曾批判中国的这一潮流。他质疑，为什么国人对平反如此感恩？他说，把正义之人送入地狱是过高的特权，平反也是！

“六四事件”对刘晓波思想影响深远

但是，刘晓波的思想和行为也是被1989年的民主运动所塑造的，他所有的行动都与这一震撼中国的历史事件有关："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刘晓波：2009年，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对得起亡灵"（刘晓波2003年获得民主教育基金杰出民主人士奖时在颁奖大会上的讲话《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

六四屠杀以及事件揭示出的教训是刘晓波政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这让刘晓波开始探索中国争取民主的新出路。写作生涯初期，刘晓波曾经批评过儒家文人的"使命感"，六四屠杀改变了他的世界观。那一夜，普通人的牺牲让刘晓波坚信，争取民主不能与良知脱节。刘晓波写道，正是因为以良知为立足点的大规模的参与才让八九民运成为一场旨在改变中国的人民运动。

八九运动的参与者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刘晓波曾经写道，八九民运之伟大，在于它揭示出沉默的多数人的勇气、正义感和牺牲精神。

批判精英

那一历史事件还让刘晓波质疑精英在争取民主中发挥的作用、坚持站在良知立场抗争腐败政权。他在《猪的哲学》当中写道，“在中国，以无耻的方式向道义挑战的勇气，几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义的勇气向无耻的现实挑战的人，却几近灭绝。”

刘晓波还曾强烈批评过那些宣扬“消极自由”、认为八九运动中许多方面过于激进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中写道，“当知名精英们不愿在最恐怖的关键时刻为坚守道义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个人代价之时，民众自然也就没有义务对他们再寄予厚望和给予支援。”

对八九运动教训的这些反思最终导致刘晓波强烈谴责所谓的“猪哲学”—把幸福定义为吃好、喝好、消费好—成为后极权政权最强大的盟友，在中国知识界引发广泛探讨。他毫无保留地谴责了那些在餐桌上批评、在公开场合赞同当局的人，他说，中共早就放弃了赢得民心民意的目标，有表面上的“犬儒态度”足矣。

“活在真实中”

刘晓波教导他的同胞，“活在真实中”是抗争强权的有效武器。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哲学信仰，对刘晓波来说，“活在真实中”也意味着组织请愿、揭露当局破坏人权，不管是把敢批判政治制度的人士投入监牢、还是农民工受到不公待遇。刘晓波能与各代反对派人士廉洁沟通，从李锐这样的老党员、包遵信这样改革年代的知识分子、到1989年之后的活动分子余杰、刘荻（不锈钢老鼠）等维权律师 ，这让他成为异议界的中坚人物。也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噤声刘晓波。

刘晓波到死也没有获得自由，但是他的精神遗产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活在真实中，做独立自主的人，谴责遇到的不公正，不要恐惧。

“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2009年）

對劉曉波而言，政治始終不是他的強項，比政治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性。

劉曉波本來是個詩人和美學家，性情也是如此，卻被迫成為人權活動家和異議知識分子的領袖。

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這二十多年他一直無法過正常的生活；而如今，他年過半百的人生經歷，與中國當代歷史的波動緊密呼應，並發揮著啟迪人心的無限影響力。

本書作者余杰是劉曉波這十餘年來最親密的朋友和助手之一，參與了二十世紀九○年代末以來劉曉波從事的所有人權活動。

二○○八年劉曉波因組織和起草《零八憲章》被捕後，余杰便著手撰寫本書，他不僅從劉曉波的日記和筆記中蒐集並考察大量第一手資料，並在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引薦下，訪問了五十多名在劉曉波生命的各個階段與他有過深入交往的人士，當中包括了劉曉波的親人、同學、好友、西方漢學家和媒體記者等，而這也使得本書堪稱為到目前為止以劉曉波為主題的書中，最具代表性的傳記。

本書得到劉霞的委託授權，她並親自與余杰討論全書內容，成稿過程歷時三年餘。書中細膩記錄劉曉波求學過程、愛情故事、參與人權活動始末，更旁及他的政治理念及以和平手段爭取人權的理想，生動描寫了劉曉波直率浪漫的性格，與其充滿戲劇化的人生，是一部可讀性高且具學術參考價值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余杰

一九七三年生於四川成都，為中國引領一時的暢銷作家、享譽海內外的公共知識分子。就讀北大中文研究所期間，出版處女作《火與冰》。該書犀利評論大陸政治、社會、教育時弊，驚動學界與文壇，印行上百萬冊。當時在獄中的劉曉波讀到此書，出獄後主動與余杰聯繫，兩人成為莫逆之交。

余杰自《火與冰》一書成名後，開始受到當局嚴密監視，更在當局的干預下，自研究所一畢業即失業，從此靠寫作維生。他將個人遭遇改寫成自傳愛情小說《香草山》，備受年輕人喜愛。二○○四年因協助劉曉波編寫中國人權狀況報告，遭警方傳喚，著作自此全面遭禁，但仍筆耕不輟，持續批判，在海外出版著作十餘本，發表文章上千篇，成果豐碩。

二○一○年十月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當局惱羞成怒，余杰亦受波及，遭到軟禁、監視，甚至酷刑至昏死。經過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掙扎，最後選擇離開中國，於二○一二年一月攜妻子和幼子流亡美國，並以「在自由世界中不斷寫出不負朋友們期待的好作品」自許。本書為流亡後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目錄

序◎余英時

引子 劉曉波人生之四幕劇

第一章 黑土地上一少年

共產黨將軍的兒子∕陽光並不燦爛的日子∕兩度下鄉，思想啟蒙∕遲來的大學生涯

第二章 京城嶄露頭角

愛上大眼睛的女孩∕大右派恩師的得意門生∕橫空出世的黑馬∕比時裝秀還要熱鬧的博士論文答辯會

第三章 天安門學運的「黑手」

赴歐美講學∕返回危城，飛蛾撲火∕從旁觀、勸退，到堅守廣場∕發動「四君子」絕食∕屠殺之夜∕落網

第四章 從零開始

階下囚與悔罪書∕婚姻破裂∕與六四亡靈對話∕在「美麗新世界」尋找定位

第五章 一個人的戰鬥

與極權體制「死磕」∕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網路時代的公共空間∕突破結社限制，倡導寫作自由∕出入於「大監獄」與「小監獄」之間∕如影隨形的警察

第六章 地震前最後的預報：《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與《七七憲章》∕民主派中的樞紐人物∕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我沒有敵人」

第七章 劉霞：從灰燼中打造的幸福

詩歌競技，飲食男女∕「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人間一場危險的遊戲∕在藝術中獲得自由∕探監的路何時才是盡頭？

第八章 諾貝爾和平獎：是桂冠，更是荊冠

遲到二十一年的獎項∕為什麼頒獎給劉曉波？∕「在此我將等候你，不見不散」∕「空椅子」揭露中共真面目∕自由之心，重新啟航

附錄一 看哪，那個口吃的人──我與劉曉波交往的點點滴滴

附錄二 劉曉波年表簡編

序∕余英時

余杰寫劉曉波的傳記，真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一方面劉曉波不可能找到比余杰更出色當行的作傳人；另一方面，余杰也不可能找到比劉曉波更能使他全心投入的寫傳對象。關於這一點，後文還會作進一層的解釋，暫止於此。現在讓我對這部傳記作一高度概括性的介紹，以為讀者理解之一助。

我認為本書有三個最值得注意的特色：

第一，本書並非孤立地呈現劉曉波個人的生活和思想，而是將它置於整個歷史變動的大脈絡之中。正因為如此，他的精神成長和發展才段落分明地展示了出來。從十一歲到二十一歲（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是他在精神上啟蒙和奠基的階段，但恰好處於「文革」時期。「文革」雖是中國人的普遍災難，卻意外成為劉曉波的一種福祉，使他在一段時間之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精神上的束縛。這一點點自由的幼苗不斷在他心靈中茁壯，終於成為今天我們所認識的劉曉波。難怪他後來要說：「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

從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九年則是劉曉波生命史上第二個重要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他一方面完成了中國文學的專業研究，取得了博士學位（一九八八年），另一方面他的自由精神已沛然莫之能禦，自八○年代初開始，便衝出了文學專業的領域，而馳騁在思想和文化這一更廣闊的世界中。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記住：這一段時期，由於胡耀邦、趙紫陽兩人主持黨和政，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相對寬鬆的局面。本書在敘事過程中便隱隱約約地將這一獨特的歷史背景透露了出來。例如提到劉曉波在一九八八年應邀赴挪威講學，作者寫道：

那時「反自由化」運動經趙紫陽的抵制逐漸淡化，北師大的「小氣候」相對寬鬆，他得以順利出國講學。

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到二○一○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則是曉波生命史上的第三階段，本書敘事主要聚焦於此。全書共八章，自第三章以下都是屬於第三階段，因此記錄十分詳盡。在這六章的長篇敘述中，曉波個人在這二十年中的一切遭遇更是和歷史脈絡緊密相連的。所以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政治、社會動態也隨著曉波的一言一行清晰地呈現了出來。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由於東歐和前蘇聯先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亡黨」的恐懼成為中共一黨專政的主旋律。我們只要稍稍回顧一下中共在過去二十年中怎樣時輕時重地懲罰曉波，這一點便顯露無遺了。無論是短期監禁、在家軟禁、或「勞動教養」，都和他的言行對於政權所構成的威脅一一相應。換句話說，對政權的威脅越大，懲罰也越重。毫無疑問，曉波在二○○八年底所推出的《零八憲章》構成了對「一黨專政」的最大威脅，因為這可以引發初稍後在中東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明乎此，則曉波為什麼在《憲章》發表前夕（二○○八年十二月八日）被祕密拘禁，並在一年之後（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第二，本書記述曉波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相當詳盡，我們稍加推導，便能看到他的心靈發展的整體過程。這是本書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前面提到曉波精神進程的三個階段，現在我要進一步指出：這三個階段是一種內在理路的展開，由低而高，逐層拓廣。他在第一階段所獲得高度自由為他在第二、第三階段的思想發展提供了基本動力。徐友漁曾以「思想徹底」作為曉波的主要「特徵」，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要下一轉語，這一特色正是他的自由精神的呈露。他的少年和青年時期是在「停課鬧革命」、「上山下鄉」中度過的，所以他沒有受到長期而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很早便形成了向權威挑戰的心態。此外他和同時少年一輩相比，還有一個很獨特的人生經驗，即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這幾年，他隨父親到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前旗插隊。在這個草原、荒漠與森林的廣闊邊境，他可能有機會和當地農民、牧民摔跤、喝酒，打成一片。也許由於這一背景，他的思想和寫作之中往往貫注著一股浪漫奔放的精神，和他所體現與嚮往的自由相得益彰。自由加上浪漫奔放便造成了曉波的「思想徹底」。

曉波思想的「徹底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這裡姑且舉一二事例為證。首先，從消極方面說，他對於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從意識形態到統治都持完全反對的態度。以意識形態而論，他對八○年代具有廣泛影響的思想啟蒙者提出鋒銳的批判，並不是抹煞他們的重大貢獻，而是因為他們在思想突破方面不夠徹底，「本身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舊意識形態的尾巴」。再就現實政治來說，一九八八年他在香港便公開發表了〈混世魔王毛澤東〉的評論，這更是徹底拒斥中共政權的一種明確表示。

其次，再從積極方面看，曉波對於普世價值的追求也同樣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前面曾指出，曉波在思想成長最初階段已完全認同自由的價值。但在第二、第三兩個階段中，他則不斷地致力於自由的深化和擴張。從他最早（一九八四年）發表的〈論藝術直覺〉和〈論莊子〉兩文來看，他是在文學和藝術的領域中尋求自由。這正是為什麼他特別注意到莊子的緣由。因為，一方面，《莊子》這部書恰好體現了最純淨的自由精神。自嚴復至蕭公權，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現代學人，都對《莊子》有這樣的理解，如〈逍遙遊〉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則是「最徹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莊子》也是中國藝術精神的一個最重要的源頭。但是曉波很快地便將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廣大世界，一九八六年轟動一時的〈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即其明證。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責的雖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但事實上卻「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劍鋒遙指「黨天下」的統治。這可以說，在擴充的過程中已將自由深化了。

一九八八年曉波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這也是對自由進行深化的一大努力。他的論文題目是《審美與人的自由》，其中一個核心觀點便是「因審美得自由」。當時美學討論很熱烈，而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學也相當流行；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曉波所選擇的論題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他特別強調「美」與「自由」之間的關係，顯然由於受到了康德的啟發。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中譯《判斷力批判》）中對這一問題有深入的論斷：我們對於純粹的「美」的判斷必須超出一切利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賦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稱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是「自由的」（free）。換句話說，人只有處在這樣一種「自由」狀態之下才能成就美感的判斷。（他稱此為「自由的美」，free beauty）。這裡毋須追究曉波和康德之間的異同，但曉波論文的主旨是要使我們對於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學的層次，則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審美與人的自由》這部專論必須看作是曉波在深化自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績。但曉波關於自由的最後、同時也是最圓熟的理解，則見於《零八憲章》。《憲章》第二節〈我們的基本理念〉劈頭便說：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憲章》當然代表著所有起草人和簽署人的共同理念，並不是曉波一人之見。然而，由於曉波是兩位主要起草人之一，我深信「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這一特別提法也同時折射出他個人長期探索自由真諦的終極體悟。

最後，我要指出本書的第三個特色：曉波的精神品格的成長歷程在敘事中逐步呈現了出來。余杰寫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而不是什麼「橫空出世」的「天縱之聖」。因此他並不諱言曉波早年所遭受的種種批評，如廖亦武說他「好鬥」、「霸道」等等。而且余杰也指出：「年輕的劉曉波有著強烈的表現欲望，也知道如何製造話題，吸引人們的眼光。」但是通讀全書，最使我感動的則是曉波的精神境界隨著他的苦難經歷而一層一層地向上攀升。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他從美國趕回天安門廣場是這一精神旅程的始點。從「六二絕食」到說服戒嚴部隊讓幾千學生從廣場撤離，曉波的心態顯然已從早年的激進轉向和平漸進。這當然是一次精神的大提升。此下一再入獄和出獄後的監視、軟禁、傳喚、暴力毆打、「勞動教養」……種種數不清的迫害都只能使他的精神境界越來越高。所以二○○九年十二月，他在法庭上最後陳述道：

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這是印度甘地最後所達到的精神境界，不經過千錘百煉，是不可能「堅守」下來的。中國人的精神修練自來有兩條途徑：一條是「靜坐涵養」（如二程、朱熹），另一條是「事上磨煉」（王陽明），曉波的精神旅程是循著「事上磨煉」的方式完成的。這一旅程在本書中有極其生動的記述，讀者必須熟讀深思而自得之。

這裡我願意用我和曉波的兩次短暫的直接接觸，為他精神升進的實況作見證。我第一次和曉波會面是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當時有一場討論中國大陸情勢的聚會在紐約舉行，來自大陸的與會者包括劉賓雁、王若水、阮銘等人，曉波也在應邀之列，因為他恰好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和我的談話。我事先已聽說他是大陸文壇最具反叛性的青年作家，因此我問他是否已習慣於美國的學院生活？紐約和北京對比在他心理上引起了怎樣的反應？他相當激動地說，他完全不能適應紐約生活的孤寂和淡而無味。他告訴我：他在北京差不多天天都有講演，聽眾不計其數。每次講完，必得到無數的「鮮花」和震天的「掌聲」。「鮮花」和「掌聲」是他的原話，他一再強調，因此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中。但那一天（四月十五日）恰好聽到胡耀邦的死訊和北京大批學生遊行悼念的報導，與會者的注意力完全被這一新聞所轉移，我和曉波的對話也就此中斷了。我當時雖然很欣賞他的坦率，但終覺得他過於受當時大陸上浮躁風氣的感染，虛榮心未免稍重。但不久之後聽說他毅然不顧個人安危，回到北京，積極參加了天安門的民主運動，我對他的印象立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但遺憾的是，此後我一直沒有和他再見面的機會。

我第二次和他接觸是通過長途電話，事在二○○七年夏天，距初晤已十八年了。不知為什麼他忽然心血來潮，從北京家中打電話向我致意。他當時非常忙碌，除了爭取人權的許多活動外，他又接辦了蘇曉康「民主中國」的網站，同時還擔任著獨立中文筆會的會長。我對他當然十分關切，電話上大約談了十幾分鐘。最使我感覺深刻的不是別的，而是他的態度和語氣與十八年前判若兩人。他變得心平氣和，富於溫情而全無激情；涉及中國前景之類的大問題，他既能從大處著眼，又能從小處著手。余杰對曉波曾有以下一段描寫：

九○年代以來，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謙卑，用劉霞的話來說，就是越來越讓人感到「舒服」。

我和曉波的兩次談話恰好可以和余杰的觀察互相印證。

我在序文的開頭說，由余杰執筆為曉波寫傳，是「天作之合」。現在我可以交代一下這句話的根據何在。我的根據便是上引余杰那篇〈看哪，這個口吃的人〉(見本書附錄一)。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的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讀者只要能細細體味余杰這篇回憶的文字，必能得之。陳寅恪形容他和王國維之間的關係，寫下了「許我忘年為氣類」之句；他們也是「氣類」相近的兩代人。陳寅恪寫〈王觀堂先生挽詞〉和〈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都傳誦一時，流播後世，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現在余杰寫曉波生平，不但有過去，還有長遠的未來，攜手開拓共同的精神世界。這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於普林斯頓

引子∕劉曉波人生之四幕劇

二○一○年十月九日，也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次日，中共當局安排劉霞與劉曉波會面。

劉曉波告訴劉霞，之前他已經由監獄方面得知自己獲獎的消息。面對劉霞，劉曉波激動地流下眼淚，並說：「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

劉曉波被中共關押在監獄之中，成為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多的歷史上第二位在獄中的獲獎者。由於劉曉波無法出席頒獎典禮，在頒獎典禮上，諾貝爾委員會罕見地設置了一把具有象徵意義的空椅子。

最支持劉曉波的捷克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天鵝絨革命後當選捷克總統，但他仍然不喜歡穿著正式的服裝。他拒絕了朋友奧地利王子施瓦森伯格（Karel Schwarzenberg）買給他的西裝，「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哈維爾說，「這會讓我看起來像個小白臉。」他通常就穿一件套頭衫和牛仔褲，踩一輛踏板車在城堡的走廊裡穿梭。

與哈維爾相似，劉曉波在穿著上也是隨意而簡樸。他不習慣穿西服打領帶，有一次，朋友請他去一家高級的俱樂部吃飯，他穿著牛仔褲就去了，結果侍者非得讓他換一條西褲才能入內，讓他很不高興，勉勉強強地才換了褲子。八○年代，劉曉波風頭正勁的時候，他在北師大的講台上隨隨便便地穿著舊牛仔褲和拖鞋。劉曉波博士班的同學孫津說，那時，我行我素的劉曉波經常「背一個破書包，穿個短褲、拖鞋，上身是一件T恤」。當有人非議劉曉波的打扮時，劉曉波得意地回答說：「我這一身衣服，還不到十塊錢！」

如果將來有一天，劉曉波獲得了自由，也就意味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已經啟動。那時，劉曉波會不會被邀請到奧斯陸市政大廳，諾委會為他補上一場頒獎典禮？那麼，在頒獎典禮的現場，劉曉波會不會身穿一身筆挺的黑色燕尾西服呢？西裝革履的劉曉波，不知該是怎樣的模樣？

◆◆◆

每個人的人生都充滿了「如果」，劉曉波也不例外。

如果劉曉波的父親不是文學教授，如果劉曉波沒有當過知青，如果劉曉波沒有考上吉林大學中文系並加入「赤子心」詩社，在那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他會成為一名笨拙的工程師嗎？

如果劉曉波沒有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如果劉曉波沒有發表那篇新時期文學充滿危機的發言，如果劉曉波沒有挑戰思想界前輩李澤厚，他會是一名謹言慎行的美學教授，並一生默默無聞嗎？

在天地玄黃的一九八九年，如果劉曉波老老實實地在國外當訪問學者，而不是如飛蛾撲火般回國；如果劉曉波只是學運的旁觀者，而沒有發起「四君子」絕食；如果劉曉波沒有在廣場上堅守到最後一刻並勸說學生撤離，他會免於牢獄之災嗎？

在全民「下海」的九○年代，如果劉曉波轉而經商弄潮，如果劉曉波重新走入象牙塔做考據式的學問，如果劉曉波在寫作暢銷書方面動用一丁點才華，他會成為一名腰纏萬貫的、惺惺作態的「儒商」嗎？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如果劉曉波不曾當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並為言論自由奮戰，如果劉曉波沒有在海外媒體和網站上發表數百萬字的政治評論，如果劉曉波沒有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他會第四度入獄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嗎？

每一個「如果」，都有可能是人生的一個岔口。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如果中國沒有劉曉波，或者如果劉曉波的責任感──也可以稱之為責任感和企圖心等的種種混合物──不夠強，那麼情況將會如何呢？

劉曉波的存在，劉曉波的受苦，對所有人都是一個提醒：我們並不單獨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們必須考慮到周遭的世界，並負擔起共同的責任。劉曉波依據自己的良心，以負責任的態度行事，也因而立下一個典範，讓我們知道如何自處於世。

◆◆◆

一九七七年，當時二十二歲、當過多年知青的劉曉波考入大學，是其成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起點。此後的三十多年，劉曉波的成長歷程和公共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或者說四個劇幕。

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劉曉波的學習時期、發軔時期和成名時期。

廣義的八○年代，包括七○年代末期，是當代中國少有的一段蓬勃向上、充滿希望的時期。儘管其間也有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但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約束和控制之下，此類「回潮」的政治運動並沒有對文化思想界造成致命之傷害。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才告中斷。

劉曉波得益於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自己也成為其中的推波助瀾者。他從文學批評和美學領域，進入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知識分子及政治制度的批判。他的著述洛陽紙貴，他的演講風靡校園。

一九八九年春，學運潮起，劉曉波毅然返回國內，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由「黑馬」而為「黑手」，由「書齋中人」而為「行動中人」，由「青年導師」而為「國家公敵」。槍聲響起的那一刻，他的青年時代亦告終結。

是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一幕劇」。

◆◆◆

第二個階段，從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是劉曉波的入獄時期、受難時期和沉潛時期。

此十年是中國社會政治停滯、經濟騰飛的十年，是知識分子集體潰敗、基本價值懸置的十年。在鄧小平提出的「奔小康」的口號之下，中國民眾不得不接受自由被剝奪、人權被侵犯的現實，一門心思賺錢去，錢成為中國人唯一的信仰。在知識界內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後現代主義、傳統文化熱和新左派等思潮，在官方默許和鼓勵下，相繼興起。與之對應的是，自由主義日漸邊緣化。

這十年間，劉曉波因為積極介入人權活動，先後三度、有近六年的時間失去自由。即便在獄外，他也常年遭到國保警察（國內安全保衛警察之簡稱）的嚴密監控、跟蹤，甚至被非法軟禁，生存狀況極為惡劣。但是，劉曉波沒有放棄、沒有氣餒、沒有因為被大眾遺忘而焦慮不安，而是繼續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聯絡同道，尋求新的發力點。

在此期間，劉曉波多次起草、組織和發表呼籲當局實行民主、保障人權和為「六四」平反等主題的公開信。不過，他只能在一個很小的異議人士的圈子內活動，基本上是「孤獨的先行者」的角色。

此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二幕劇」。

◆◆◆

第三個階段，從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是劉曉波的政論寫作時期、公共知識分子時期和人權活動家時期。

這一期間，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腐敗問題變本加厲，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任期內，中共對外宣示「大國崛起」，輸出「中國模式」；對內宣揚「和諧社會」，實則暴力「維穩」，祕密警察日漸猖獗。

另一方面，公民社會逐漸萌芽和壯大，NGO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網路的普及帶來前所未有的資訊自由。而知識界也出現了更大的分化，被招安和主動繳納投名狀者如過江之鯽。

中國式極權主義在通往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不斷變異。大部分人都向這副忽而齜牙咧嘴忽而口蜜腹劍的醜惡面目低頭臣服，並自我辯解說：「既然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吧。」於是，犬儒主義盛行，各階層一起潰敗，中國社會失去了變革的動力。

這一時期，劉曉波仍然處於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不過，除了在每年特定的「敏感時期」遭到短期軟禁和傳喚之外，並沒有再度入獄，他的生活相對比較穩定。在早年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訓練的基礎上，加上對社會轉型進程中知識分子角色變化的自覺，他保持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熱情，「他不懈地思考著轉型的方案，乃至轉型後的方向，為『後改革』的軟著陸提供了一個打通知識界與民間社會的、彌足珍貴的獨特視角」。

其中，在二○○三年至二○○七年間，劉曉波連任兩屆獨立中文筆會會長，使筆會的重心由海外轉移到國內。在一幫同仁的配合與支持之下，將筆會打造成中國大陸第一個突破當局結社限制、捍衛言論自由、推動中文文學的獨立社團。二○○八年，劉曉波卸任筆會會長，又投入《零八憲章》的修訂和組織工作，直至當年十二月八日被捕。領導獨立中文筆會和《零八憲章》運動，凸顯出他的一個新身分：民間社會的組織者和協調者。

此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三場幕劇」。

◆◆◆

第四個階段，從二○○九年至今。

從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警察破門而入那一刻起，劉曉波即失去自由。二○○九年十二月，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重刑。二○一○年十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儘管囚禁了劉曉波的身體，但中共當局已經無法讓劉曉波這個名字從公共生活中徹底消失。劉曉波的存在就如同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中共獨裁政權的本質。只要劉曉波仍然被關押在獄中，無論戴上什麼樣的面具，中共都無法掩飾其猙獰面目。

而諾貝爾獎的榮譽，也將劉曉波推到一個新的位置。儘管劉曉波的價值並不單單由諾貝爾獎來定義，但諾貝爾獎讓劉曉波在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中有了更強大的著力點。劉曉波的好友陳軍指出：「我深信曉波在這方面是有自我期許和準備的。他如果能繼續他的堅持，繼續他多年的閱讀和寫作，他也會像哈維爾這樣的傑出人物一樣，對中國有更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力，這有可能比在具體環境中推進中國民主化來說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勝任這個角色。」在不久的將來，劉曉波有沒有可能舉起那根撬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槓桿呢？

關於劉曉波未來的「第四幕劇」，讓所有關心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人拭目以待，並充滿無限想像。

第一章〈黑土地上一少年〉

一、共產黨將軍的兒子

在專制國家，要成為一名堅持真理的異議人士，所付出的代價是很難擁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緬甸的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為了留在祖國帶領同胞爭取民主，放棄了在英國牛津習以為常的賢妻良母角色。緬甸軍政權不給她的家人簽證，企圖以親情逼她出國。在丈夫麥可（Michael Vaillancourt Aris）重病的時候，翁山蘇姬沒能前去照料；直至麥可去世，她也未能與之見最後一面。不過，「他們一起作出了決定，這是很堅貞的情義」。

與之相似，劉曉波在反抗暴政的同時，也未能一併擔當起好丈夫、好兒子和好父親的多重角色。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之後，讓劉曉波最痛心的結局，是與妻子陶力離婚。離婚協議送到監獄中之時，他平生唯一一次如此吃力地簽上自己的名字—以往在無數崇拜者索取簽名的筆記本上簽名，他的筆跡是何等瀟灑流暢。

在離婚協議中，雙方約定，他們的兒子劉陶由陶力撫養。那時，劉曉波尚在獄中，根本沒有條件和能力養育孩子。即便出獄後，他的生計也沒有著落，長期處於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只能讓兒子跟著母親和外公、外婆過。

這段時間，是劉曉波人生中的最低潮。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不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儘量縮小社交範圍，更不想多見那些因『六四』而受到某種牽連的人。看書、念英文、和女朋友相愛、和朋友聊天，時常去看看病中的前妻和八歲的兒子。」

不久後，陶力移居美國。兒子劉陶住在外公、外婆家，直到中學畢業後才赴美念大學。在這幾年裡，劉曉波偶爾去探望兒子，這是他與兒子之間非常有限的一段接觸。後來，在被勞動教養的三年裡，劉曉波只好委託新婚的妻子劉霞去探望孩子。劉霞在探監之後，又不辭勞苦地去探望劉陶，成為父子間溝通的一個管道。而劉曉波第三次出獄時，兒子已經赴美留學。

在長達十幾年時間裡，陶力的父母陶德臻、浦漫汀這對老夫婦，在外孫劉陶身上傾注了無盡的心血。外公、外婆輪流從早到晚照顧孩子的衣食起居，陪他做功課，給他開家長會，還常常帶他出去玩，包括同事間的聚會也常常帶著他。小小的流著鼻涕的陶陶，在年過花甲的外公身邊，不像個隔輩的外孫，倒更像是「陶家小老四」，外公、外婆的「小老疙瘩」。

劉陶的姨媽陶寧在一篇回憶父親陶德臻的文章中寫道：「您最鍾愛的外孫陶陶，現在不僅長得比我們三個都更像您，虎背熊腰，而且舉手投足，言談舉止，處處和您如出一轍！看著這孩子，媽媽和我常常會突然愣住──我們眼前的，明明就是一個年輕的您啊！他超乎常人的優異成績，他令人讚歎的仁義心腸，他的德才兼備，至善至孝，都使周圍的人驚異萬分，常常有人向姐姐『取經』，問這樣的好孩子是怎麼教育出來的。姐姐總是告訴別人，這孩子是他外公帶出來的！」

本來，兒子應該最像父親。父親的角色在劉陶的生命中缺席，便只好由外公來扮演。陶德臻去世後，劉陶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我是在外公家長大的。在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我有幸體驗到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祖父的愛。」外公每天都帶他去買菜，每次一進商店，劉陶就會直奔點心櫃檯衝去。劉陶特別喜歡那家店裡的法式點心，每次總要外公買幾種。那些點心一塊就要四元錢，小孩子根本不知道，這個價格是非常貴的。外公從不在孩子的面前表現出嫌貴的模樣，讓孩子隨便要。也許，外公心裡想，這個孩子太可憐了，父親幾次入獄，母親遠赴美國，所以要盡可能地滿足他物質上的要求。

幾年後，劉陶長大了，他才知道，每月花二十多元買點心對於這個家庭是很奢侈的。那時候，外公作為大學教授，每月的工資只有兩百多元，用在給外孫買點心上的錢就占了他工資的十分之一。外公為了省錢給外孫買點心，自己早上只吃稀粥和鹹菜。

在這種情形之下，劉陶跟外公的感情很深，跟父親的感情很淡。二○一○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劉陶剛滿二十七歲，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也許已經入籍成為美國公民。這個六歲的時候就失去了大部分父愛的孩子，早已大學畢業，大概也成家立業了，卻不曾在任何媒體上公開談及父親。也許，未來總有一天，劉陶會理解父親為中國走向民主化而付出的巨大犧牲，並為有這樣一位父親而感到自豪。

劉曉波曾告訴朋友，最近這些年來，他與兒子聯繫很少。從私人領域的父子情感而言，他在「六四」屠殺之後便失去了唯一的兒子—儘管不是永遠地失去。在他的心靈深處，這是一個多大的隱痛啊。

孩子遠去了，劉曉波確實是一個不稱職的父親。但比之悲慘千百倍的，是那麼多孩子在那個夜晚和那個黎明死去，那麼多的父親和母親喪失了他們本來的名份。在這個冰冷的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些笑顏如花的孩子，但是，每一個孩子都沒有被毀滅，因為劉曉波堅信：「每個夜晚／亡靈都能觸摸到母親的天空／像十月懷胎／傾聽母親的心跳。」從那天晚上開始，劉曉波便是為這些死去的孩子而活。

那麼，他是否還記得，當年那個在黑土地上奔跑著長大的孩子？

那是他的影子。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劉曉波出生在吉林省的省會長春市。

童年和少年時代，劉曉波有一大半時間在長春度過，他念本科的吉林大學也在長春。除去中間有幾次離開，他在長春生活了十七年之久，在長春生活的時間，僅次於後來在北京生活的時間。劉曉波講話帶有濃重的長春口音。長春話裡的兒話音較多，富於幽默感，活潑生動，略顯誇張，又有自嘲的味道—這些也是劉曉波言談中鮮明的特點。他也受東北話影響，講話常帶髒字。後來，他有了博士頭銜和學者身分，卻沒有改掉東北口音和語

帶髒字的習慣，仍然是「一個『操蛋』不離口的凡夫俗子」。

研究中國地域文化的學者指出，在中國人中，東北人性格的優缺點最為鮮明：他們內質剛毅，外表強悍，大嗓門不怯場，性格開朗，講義氣不重法律，容易交朋友。東北人的性格與生活方式中，有一種瑕瑜互見的「匪氣」，這在早年劉曉波的身上表現得相當突出。中年以後，劉曉波逐漸淘洗掉「匪氣」中的雜色，如自戀、自誇、張狂不羈等；而將其中的精華越煉越純，如真誠、直率、敢為天下先等。由此，他的性情與氣質，如長江出三峽，由驚濤拍岸變為有容乃大。

這是一個中國典型的嚴父慈母的家庭。劉曉波的父親劉伶，一九三一年生於吉林省懷德縣，畢業於知名高等學府東北師範大學漢語專業研究班，並留校任教，一九七九年，升任東北師大中文系副教授，直到一九八五年調到解放軍大連陸軍學院任教。劉伶在東北師範大學學習、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東北師大成為劉曉波童年和少年時代不能忘懷的家園。

劉曉波從不為親者諱。他認為，在當代中國的幾代知識分子中，父親這一代人的悲劇性最強。他們在政治運動中耗費了最好的年華。論待遇，遠不如一九四九年以前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論思想，與老一代（四九年以前）和新一代（七六年以後）相比都更僵化。他們盲目、保守、膽怯，即使反對黨文化也是滿腦子的黨文化。命運的殘酷性就在於：即使有機會，他們也不會擺脫黨文化的束縛。他們的知識結構、人格修養、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已被黨化了。

小時候，父親是一家之主，說一不二，從不與孩子們聊天、談心，管教孩子的方法不是叱喝就是動手打，似乎挺男子漢的。劉曉波回憶說：「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爸爸是個讓我咬牙切齒的惡魔，恨得我常幻想，要是沒有爸爸多好。」他感歎說：「父親用一種沒有愛的氣息的意識形態語言來表達父愛，這種父愛也就成了黨文化的一部分。」

劉曉波的母親張素勤，曾在東北師大保育院工作，一九七三年之後在東北師大行政處做收發工作。在幾個弟兄中，母親最疼愛老三曉波。每次遭到父親打罵，都是母親出面保

護他。「六四」之後，劉曉波被捕入獄，母親受打擊最大，幾乎每天都哭，沒有睡過一個安穩的覺，常常在噩夢中驚醒，哭到天亮。只要一出家門，逢人便講兒子的事情，都快變成祥林嫂了。

父母的思想都很正統，把工作看作革命的一部分，革命高於家庭。他們並不重視在家庭中承擔父母的角色，更看重單位中領導和同事對自己的評價。這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的共同特徵。加之他們家中共有五個孩子，每個孩子從父母那裡得到的愛和溫暖就更加有限。

劉曉波的嬰幼兒時期有一次出國經歷。一九五六年，劉伶受東北師範大學派遣，赴蒙古國喬巴桑大學講學。劉伶、張素勤夫婦帶著二兒子曉暉和不到一歲的三兒子曉波同行，長子曉光留在家中由奶奶照顧。

在蒙古國期間，曉暉在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辦的培才小學讀書，曉波則上培才幼稚園。劉曉波在幼稚園的同學，家庭背景大都與他相似，父母多為參加援助蒙古專案的專家、教員和工人，或者使館工作人員。

劉曉波一家人在蒙古國生活了四年。這正是中蒙關係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

蒙古獨立以後，長期在蘇聯控制之下，被視為蘇聯的「不加盟共和國」或「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奉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敵。韓戰之後，遠東地區形成冷戰加熱戰的戰略格局，中蘇關係進入互相利用的蜜月期。蘇聯樂於見到中國承認蒙古國並與之發展關係，只要不危及蘇蒙之間的主僕關係。

於是，中國開始在資金、技術和人才上大力援助蒙古。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中蒙雙方簽訂《派遣中國員工到蒙古國幫助生產建設協定》。這是中國經濟援助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勞務輸出的協定。中國向蒙古國派遣專業技術人員，包括大中小學教員、醫生、護士、木工、瓦工、廚師、裁縫等。劉曉波的父母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派赴蒙古的。

劉曉波出生後數月就被父母帶出國，這樣的經歷在那個閉關鎖國的時代相當罕見。雖然他們一家所到的是經濟和文化上比中國落後的蒙古國，但畢竟是異國的生活體驗。更何況在當時，大學教師公派出國的機率比今天中大獎還要低，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公派出國意味著可以領取比在國內更高的津貼，可改善家人的生活。

劉曉波從半歲到四歲期間生活在蒙古國，也許年齡太小，沒有留下多少記憶，他後來不曾談及這段經歷。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起國內越來越艱難的物質生活來，在蒙古國的中方援外人員基本上衣食無憂。

一家人回國團聚時，正趕上大饑荒時期。二十世紀五○年代末、六○年代初的中國，由於毛澤東錯誤的經濟政策，導致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被餓死的民眾達三千萬人以上。劉曉波一家居住在長春市區，當時東北的生活水準在全國處於領先水準，長春市民可享受日治時代留下來相對高品質的城市基礎設施。但靠著微薄的薪水撫養四個男孩，讓這個家庭力不從心。操持家務的母親精打細算，勉強讓全家吃飽穿暖。肉、油、糖等食品，對年僅四、五歲的劉曉波來說，堪稱夢寐以求的奢侈品。

早年生活的艱辛，在劉曉波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成年以後，他無論吃什麼東西都有極佳的胃口。跟劉曉波一起吃過飯的朋友，對他的好胃口都有深刻印象：在飯局中，每上一個菜，他總是搶著第一個下筷子，沒有一點中國人慣常的禮讓客氣、繁文縟節。儘管主人點菜一般都有富餘，但他每次都像擔心吃不飽。

有朋友問劉曉波，在飲食上的「生猛」，是不是坐牢時養成的習慣？他回答說，是因為童年經常半饑半飽，吃飯就像打仗。小時候，家裡五個孩子跟父母還有奶奶、外婆擠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筷子跟筷子不時碰到一起。飯菜有限，油水更少，五個正在長身體的、生龍活虎的男孩子，如果不搶著吃，飯菜就到不了嘴裡。

關於那幾年艱難的生活，劉曉波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一九六一年，我剛上小學，大饑荒蔓延全國。我家五個男孩，食品緊缺，奶奶和外婆時常弄些野菜回來，與很少的高粱米一鍋燉，每個孩子只能分到一碗。那年，我大哥十二歲，二哥九歲，正值瘋玩的年齡，但由於餓，我們放學回家後，再沒氣力出去玩，只能並排躺在通鋪上，等待晚飯上那碗可憐的野菜粥。」在有「中國糧倉」之稱的東北地區，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狀況尚且如此，中國其他地區饑荒之嚴重可想而知。

就學術脈絡而言，劉曉波跟父親劉伶之間並無傳承關係。儘管從科系上來看，父子倆都屬於「中國語言文學系」，但他們的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基本上沒有交集。不過，知識分子家庭一般都比較重視子女教育，這一點讓劉曉波從小受益匪淺。他從小就有書讀，也愛讀書。

劉家一共有五個兒子，劉曉波在家中排行第三。大哥劉曉光，在進出口服裝公司和軍隊幹部休養所當過幹部。二哥劉曉暉，為歷史學者，現任吉林省博物館副館長。四弟劉曉暄，為生化博士，現任廣東工業大學材料與能源學院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在幾兄弟中與劉曉波關係最為親密。九○年代初，劉曉暄曾受哥哥牽連，報考清華大學博士受阻。不過，他支持和敬重哥哥的選擇。劉曉波第四次被捕之後，是劉曉暄代表劉家人到法庭旁聽。五弟劉曉東，九○年代初，因突發心臟病英年早逝。

劉曉波的兩個哥哥都與體制較為接近，不認同弟弟的人生選擇，由於擔心在仕途上受到影響，「六四」之後很少跟弟弟來往，還常常埋怨弟弟給這個家庭蒙上一層陰影。有時候，兄弟姊妹雖然有血緣之親，卻是「最親密的陌生人」。翁山蘇姬的哥哥為了父親遺留下來的房子，而將妹妹告上法庭，甚至有人說，其做法受到緬甸軍政權的指使。劉曉波的哥哥雖然不至於如此，但兄弟感情確實相當淡薄。

劉伶是中共老黨員，晚年享受少將待遇，是一名對共產黨有突出貢獻的「將軍」。

青年時代曾獲「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稱號。雖然在「文革」中受過衝擊和迫害，但對共產黨總體上是認同的，認為共產黨可以自己糾正錯誤。「六四」之後，劉伶在「組織」的安排下，到北京秦城監獄探視兒子，並勸說兒子認罪。

劉伶的學生、文學教授王東成回憶說，九○年代初，劉伶和劉曉波的繼母曾到過北京，找上王東成與劉曉波一起吃了頓飯。老先生希望王東成多勸勸劉曉波，讓其放棄批判中共的立場，此後安安靜靜地過普通人的日子。但是，王東成認為，劉曉波的選擇並沒有錯，從未在這方面勸過劉曉波一句。老先生對王東成亦不甚滿意。

儘管如此，僅僅因為身為劉曉波的父親，劉伶時常受當局騷擾。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更是被嚴令不得接受外國媒體訪問。雖然早已退休，但其軍人身分伴隨一生，永不解脫。當局正是利用這一點，像當年阻止揭露SARS疫情和「六四」屠殺真相的老軍醫蔣彥永繼續開口一樣，不允許劉伶公開為兒子抱不平。

二○一一年一月十二日，七十九歲的劉伶因患肝病入住大連的一間醫院。病情嚴重，已不能行走，只能臥床。即便如此，瀋陽軍區派出兩名軍官到醫院，嚴密監控，主要為阻止記者或非家屬前來探訪。劉曉暄對「美國之音」表示，父親過去一年經常進出醫院，家人可以去看望，但其他人不行。當記者問及「軍區派人來是陪同還是監控」時，他回答說：「不知道，怎麼理解都可以。」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日，是劉伶的八十大壽。他的幾個兒子商量如何為父親祝壽──在獄中的劉曉波卻不能去探視重病的老父，甚至不能送去書信和禮物。自從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他的家人被剝奪了法律規定的探視權。

二○一一年九月十二日，中國傳統的中秋節，劉伶病逝於大連。據美聯社、法新社等媒體報導，劉曉波獲准在其兄弟的陪同下短暫出席父親的葬禮。當局如臨大敵，附近幾個街區實施戒嚴。附近居民議論紛紛，還以為有中央領導前來視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