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四十年后
爱德华·萨义德，四十年后 ——
丹尼尔·瓦里斯科/文
王立秋/译
译自Daniel Varisco, “Edward Said, 40 years later”, 原载Popula, https://popula.com/2018/08/13/edward-said-40-years-later/。翻译得到作者许可。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请勿作商业用途。
学院进化了，但其他人呢？
四十年前，巴勒斯坦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这个学术领域发起了一场十字军圣战。他的文本，《东方学》，依然在激发讨论；他的目标，即西方想象的东方，也依然繁荣。
东方永远不只是欧洲殖民征服的方向。《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好莱坞瓦伦蒂诺扮演的“沙漠情酋”和雷·史蒂文斯的《阿拉伯人亚哈》确切来说，都是用刻板印象点燃了舞台。辛巴达和阿拉丁和给儿童的《格林童话故事》混到一起。西方流行文化中想象的东方充满了沙漠里突袭驼队的满脸胡须的贝都因人，和在豪华宫殿里玩弄嫔妃的奥斯曼苏丹。
对爱德华·萨义德来说，东方不只是西方的想象与文学的虚构。他认为，研究东方的学者是有罪的，他们像殖民地的英国老爷和法国军团一样压制着真实的东方人。对像伯纳德·刘易斯那样的当代历史学家，和对早就被人忘记的十九世纪学者威廉·缪尔（这个坚定的基督徒认为，穆罕默德可能受到了撒旦的影响）来说都如此。在创造“下等的”和“落后的”东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意象的文化恶人的清单上的，还有像歌德那样的诗人，和像福楼拜那样的小说家。对萨义德来说，西方任何写东方的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小说家，都必然把东方看作下等的。萨义德是以一个逆写把他变成“蛮子”的文化的东方人的身份，写他的论证文章的。
我第一次读《东方学》是在1979年，当时我刚结束在也门北部为期一年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我接受的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中东历史学家的训练，这个背景，把我放到萨义德的阵营里。我全心全意地同意萨义德对许多过去的学者的惊人的刻板印象的批判，但当时我也在我买的那本《东方学》的边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在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打死马（白费功夫）”。诚然，马没死透，这样的刻板印象也不可能被消灭，但我这个年纪的许多年轻学者已经在反抗它们了。我在也门农村农民那里的民族志经验，克服了我在年轻时接触到的《国家地理》上宣扬的刻板印象。我在常青藤大学的阿拉伯史学教授，乔治·马克迪西(George Makdisi)，就不是萨义德列举的那种心怀恶意的东方学家。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已经弃用“东方学”这个术语，同时也丢掉了“穆罕默德教”这个不当的名称，而改用伊斯兰来称呼穆斯林的宗教。
2007年，我出版了《读东方学：萨义德说过的和萨义德没有说过的》(Orientalism: Said and the Unsaid)，这是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关于它的激烈争论的一个批判的回顾。我的目标是研究被用来创造此轰动的说服风格，并填补缺失的历史。萨义德的书的成功部分在于，它只呈现了过去关于“东方”的著作的一个方面，叙利亚学者萨德克·阿兹姆把这个结果称作“颠倒的东方学”。萨义德也未能理解讽刺的作用，忽视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是在用东方的隐喻来批判巴黎社会，和马克·吐温在他的《老憨出国纪》中对到圣经提到的土地旅行的西方人的挤兑。
（顺便说一句，我关于萨义德的《东方学》的书用了一幅和《东方学》截然不同的图片做封面。同样是耍蛇人，萨义德用的图片与他要传递的信息完美的契合，是一个盯着被蛇缠扰的男孩的老人。我的封面图则出自另一位艺术家，它展示了一个完全控制住蛇，盯着观众的老人。）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萨义德刺激了许多对中东感兴趣的学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反思研究中东和伊斯兰意味着什么的时机成熟了。中东发生的事件已经变成了日常新闻的一部分：对沙特石油的依赖，伊朗沙王的倒台，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勒斯坦的抵抗和萨达特遇刺都是当时的头条新闻。1979年萨义德出版了《巴勒斯坦问题》并在之后继续出版了《遮蔽/报道伊斯兰》，后者分析了西方媒体是怎样报道伊朗危机的（译注：顺便提一句，若干年后的《逃离德黑兰》依然是一部典型的老式东方学作品）。驱动萨义德这位流亡的巴勒斯坦学者写作这些著作的，主要是巴勒斯坦问题，而他也雄辩地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辩护。他的诋毁者不义地给他打上了“恐怖的教授”的标签，尽管事实上，萨义德一直坚持和平解决危机之必要。
萨义德对东方研究的历史的认识是有限的，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雷蒙·施瓦布(Raymond Schwab)的一部早期法语研究著作。他也不时地误读和错误地引用他的文本，未能考虑那些和他的论证相悖的材料。比如说，为证明德国诗人是把伊斯兰简化为泛神论的东方学家，他引用了歌德《西东诗集》中的一句诗。这句诗的德语原文是“Gottes ist der Orient, Gottes ist der Okzident”，是对古兰经文“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2: 115)的德文字面翻译。萨义德错误地把这句诗翻译为“真主是东方的”。他本可以得益于十九世纪罗伯特·布朗宁对这句诗的翻译：“东方是真主的”。此类错误，和他关于他写到的学者和文本的细节性知识的缺乏，损害了他的文本作为智识史的价值。
但《东方学》更严重的问题是，它的写作方式，是论战式的。《东方学》的批评者之一，就包括伯纳德·刘易斯这位被萨义德的批评专门挑出来说（这也的确是合理的）的学者。刘易斯是在美国生活的英国历史学家，学术界仰慕他的人更多地是保守的政治学家，而不是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初版于1950年）是一本关于这个区域的畅销书。在写作中，刘易斯把注意力集中在阿拉伯人和伊斯兰的黄金时代，认为这个黄金时代已经消逝并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天堂。萨义德攻击刘易斯的著作，认为它们是一个“说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坏话，削弱和贬损它们的计划”。两人的仇怨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在1986年中东研究学会年会上的一次史称“MESA围栏里的枪战”的论战(这次论战的视频记录可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VHuA6xlOo)中达到了顶点。我也是见证这次决战的三千人之一。在遭到克里斯托弗·希金斯的侧翼袭击后，萨义德展示了一组档案卡片，上面写满了出自刘易斯著作的咒骂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引文。无疑，听众（主要是青年学者和学生）站到了萨义德那边。而没有做好迎接对他身为自身历史学家的地位的攻击的刘易斯则几近于失语。
不幸的是，萨义德和刘易斯的针锋相对又相对地遮蔽了这个事实——刘易斯的许多观点是有政治偏见的，特别是他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而萨义德的说服风格又大多缺乏事实的支持。后来刘易斯一次又一次对萨义德挥拳，但这些人身攻击又进一步损害了关于人们如何再现、支持和反对“东方”的合法问题。最终，萨义德和刘易斯两败俱伤。
四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人踏遍那些相互竞争的，关于谁最理解在中东和穆斯林那里发生的事件的刺耳言伤的荒野了。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萨义德对一种同情的、客观的学术研究进路的呼吁。他反东方学的论战，即便有缺陷，也依然重要——它呼吁我们承认、和批判族群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在2003年去世前，萨义德一直是“文明冲突”这个恶意的咒语的激烈反对者。这个魔咒最早是伯纳德·刘易斯在他于1990年在《大西洋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后来得到了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推广。这种冲突思维和冲突言论，一直被用来为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涉、和对可质疑的“反恐战争”的支持正名。川普的外交政策，就其实际上也有政策的连贯性而言，也是这个套路——即，把他认为反美的一切人群变成他者——的最新的例子。说墨西哥移民都是强奸犯或小国是“屎坑”，这样的言论正是爱德华·萨义德勇敢地指责的那种令人愤慨的仇恨言论。
中东的任何危机，都不能被认为是完全地方性的。一战后，殖民主义的欧洲的手，改写了这个区域的地图。巴勒斯坦问题根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和在建立一个给所有居民平等权利的国家上的失败。最近以色列议会为在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扩大犹太定居点辩护的举措，使和平解决方案的前景变得更加遥远。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这个一度高度发达，教育和医疗保健水平都很高的国家动荡不安，至今也不能保障本国公民的安全，并把它变成了伊朗的可靠盟友。西方对沙特-阿联酋联合战争的军事支持，创造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成千上万也门人因此而死去，数百万人遭到饥荒和持续的流行性霍乱的威胁。川普对沙特与阿联酋主持的反伊朗NATO的赞美也保障了，危机的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
真实的冲突正在进行，但冲突的是相互竞争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而不是所谓的文明。
多亏了迪士尼电影、电子游戏和畅销书，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奇想意象也不会消失。不幸的是，大多数中东研究领域的学者不再兜售萨义德批评的那种东方学偏见这个事实，并不会转化为政治行动。在人们议论纷纷的阿拉伯之春之后发生的叙利亚危机，使难民像浪潮一样涌向欧洲。这也在欧洲激发了与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并欺压其他所有人）的心态相似的反移民情绪。
甚至在川普时代被取代的时候，美国潜在的反特定他者（特别是墨西哥人、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偏见也不会消失。对学者来说，用关于真实的人民的多样的思考和行动方式来反对刻板印象依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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