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审查共存（七）：选择性审查的影响
这篇文章主要是对Molly Roberts新发表的题为”对网络审查不服从的韧性“的文献综述的大致翻译。意译为主，会有在尊重原意基础上的、适合Matters读者群的改写。在黄色错位线后加入必要引用，在灰色模块里穿插个人评论。每次翻译一个小章节，进度不定，原文详见期刊官网。（这篇翻译依然由我和@ZandY 合作完成）
审查的不服从会因人而异，这对威权政体来说有什么影响？
它们受益匪浅。
审查会带来不同的信息环境——那些愿意并且能够绕开审查的人接触到的信息，和其他人的所见所闻大相径庭。因为那些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人逃避审查的能力通常更高，这就使得精英们与其可能的追随者相互隔绝。这种隔绝会对社会集体行动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Steinert-Threlkeld, 2017)。
Little（2017）用模型来解释了为什么割裂的信息环境怎样阻扰社会活动的协调。“完全盲目的”公民容易受到被操纵信息的影响，还有部分“不那么盲目的”公民有时候也会被欺骗。而“不那么盲目的”公民即便发现政府表现欠佳，ta们可能也不会选择去反抗。因为ta们清楚，那些“完全盲目的”人不会加入这种行动。这跟Wedeen（1999）对叙利亚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如果民众们不确定别人是怎么想的，那ta们就会选择假装相信政治宣传。
这些理论和实证讨论指出了互联网审查的各种特点在专制环境里最可怕的组合表现。过于直接或突然的审查，例如断网或直接屏蔽某些网站，可能会使逃避审查的需求增加，还会为民众组织起来集体行动提供理由。但那种精密到只有少数非常精明老道的人才能发觉的审查，则可以在分裂民众的同时，还能使政权受益于互联网的联通。这其实是一种平衡：鉴于多数用户都很容易受到审查的影响，政府会容忍一定程度对审查的规避。
上述文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独裁者在数字时代还要继续强调政治教育。如果人们已有的观念可以帮助预测ta们是否倾向相信政治宣传，或者，相信某些反政府谣言，那么政治教育或许就可以使公民免疫于——如果真的碰巧看到了的话——那些未被审查的媒体。
Cantoni et al.（2017）发现中国2004到2010年间教科书的变化对塑造潜在的政治理念有重要影响。（教科书）改革通常能够成功地塑造人们的态度，至于对行为方面的影响，证据参差不齐。学习新课程使民众更积极地看待中国政府的治理，同时改变对民主的观点，更加怀疑自由市场。这项研究表明即使在各类信息源唾手可得的数字时代，政治教育依然能起到作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专制政权一直试图在宣传中加入娱乐元素。如果政治异议在与娱乐内容混合后能像“萌喵审查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对威权政体产生威胁，那“萌喵宣传理论”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论出政治宣传也将会为了吸引用户而不断地结合娱乐元素。而这种现象已经在中国（Brady 2008, Repnikova & Fang 2019）以及俄罗斯推特宣传 （Miller 2019）里看到了。
另外，Lu & Pan （2020）的研究证明，中国政府也注意到宣传环境的变化，即社交媒体数量激增及数字技术更迭，并为此调整宣传策略：通过“标题党”来提高关注度。中国的社交媒体宣传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量化的——通过浏览量和点赞数等指标来分析和排名等。他们会通过“标题党”和非政治内容来获取点击量，但更依赖前者，因为它不会减少政治宣传的空间。使用“标题党”能收获更多的浏览量和点赞数，也能使政府获得更多宣传渠道，扩大信息传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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